一

    恋爱虽然是两个人的事，可是恋爱的喜悦从不想遮掩，也不怕别人知道。连张子静都来张爱玲的公寓求证，顺便想要姐姐张爱玲和姑姑张茂渊帮自己找工作。

    九林想必也听见了点风声，来了一趟，诧异得眼睛睁得又圆又大。但是看她们这里一切照常，也看不出什么来。

    他自从那年五爸爸去说项，结果送他进了一家大学附中，读了两年升入大学，念了两年不想念下去，想找事。没有兴趣九莉也不赞成念下去，但是也无法帮他找事，更不愿意向之雍开口。

    “一个人要靠人帮总不行。”楚娣当着他说。

    九莉对这话有点轻微的反感，因为她弟弟天生是个混饭吃的人，至少开始的时候没人拉他一把怎么行？

    他小时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九莉也是听她自己说的。但是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

    张爱玲身为姐姐，其实是疼着弟弟的。虽然知道弟弟是什么样的人，可是血脉在那里，弟弟来看她，她既讨厌又欢喜。而张爱玲也知道姑姑的想法：自己能力有限，能够维持自己生活便不错了，哪里还能再帮别人？帮了这次，难保没有下一次；帮了这个，难保不会出现另一个。

    张茂渊就这样直接拒绝了张子静，而张爱玲虽然觉得张子静需要帮助，可她能力不够，没法帮他什么。胡兰成倒是可以帮忙，可她不想开这个口。只好让张子静碰了个钉子回去。

    当然，这些由自己引来的尴尬，张子静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里是不会说的，毕竟找不到工作也是不光彩的事。对于这个打着亲情旗号屡屡拜访负有盛名的姐姐的弟弟而言，如果他在谈话中占有一点点道理，他早就沾沾自喜地写出来给自己的文章增添信服力了。

    张子静写自己的姐姐张爱玲，是带着嫌弃与骄傲的，一方面拼命突出自己姐姐的怪异和自己的委屈，另一方面又拼命突出自己的宽容。事无巨细，只要涉及张爱玲的，而且又突出自己存在感的事情，他都会写下来。

    比如，张子静写“约稿被拒始末”。

    还没走到爱丁顿公寓我姐姐的住处，我就想到这样贸然前去似乎不大稳当。一来我姐姐的个性一向不爱见陌生人；二来她当时可说是红得发紫，向她约稿的著名报纸杂志很多，她成天在家里做一个“写作机器”也应付不了那许多约稿。如果她当面拒绝，会让我的朋友当面难堪下不了台。于是，我请邵光定在外面等，我一人上楼去找她。她正在赶稿子，见了我一脸错愕。

    果不其然，听完我的来意，她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说完她大概觉得这样对我不像个姐姐，就在桌上找出一张她画的素描说：“这张你们可以做插图。”——她那时的文章大多自己画插图。

    我从小在姐姐面前吃她排揎也习惯了，知道再说无益，就匆匆告辞，下楼把结果告诉邵光定，两人都难掩失望之情，沮丧地回去找张信锦商量。张还是希望把特稿的焦点对准张爱玲，他说：“那么这样吧，请子静先生写一篇关于他姐姐特点的短文，这也很能吸引读者。”

    张爱玲拒绝了张子静的约稿，主要出于这几个方面的考虑：张子静的杂志没有名气，可能会砸掉自己刚刚建立的写作招牌；约稿张爱玲的杂志太多，张爱玲忙不过来；张爱玲一个劲赚钱，想早点还欠了母亲的债，自然顾不上不付稿费的弟弟那边的感情牌。

    张爱玲并没有完全拂了弟弟的面子——她虽然没有给张子静写稿件，但还是给了他一张素描做插图。

    二

    张子静和同学合办的杂志叫作《飙》，并不常见的一个字，意思是暴风、疾风。这本杂志于一九四四年创刊，只出了两期。

    在第一期杂志中，张子静发表了《我的姐姐张爱玲》，并用张爱玲的素描做插图。插图的名字是《无国籍的女人》。虽不是张爱玲特意为弟弟而画，却因为“姐弟合作”的噱头，使得第一期的销量不错。

    张子静在文章中说张爱玲特别，而且举了许许多多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姐姐和别人不一样。

    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就拿衣裳来说吧，她顶喜欢穿古怪样子的。记得三年前她从香港回来，我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矮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领子真矮，可以说没有，在领子下面打着一个结子，袖子短到肩膀，长度只到膝盖。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旗袍，少不得要问问她这是不是最新式的样子，她淡漠地笑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吓得我也不敢再往下问了。我还听别人说，有一次她的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了一套前清老样子绣花的袄裤去道喜，满座的宾客为之惊奇不止。上海人真不行，全跟我一样少见多怪。

    还有一回我们许多人到杭州去玩，刚到的第二天，她看报上登着上海电影院的广告——谈瑛做的《风》，就非要当天回上海看不可，大伙怎样挽留也没用。结果只好由我陪她回来，一下火车就到电影院，连赶了两场。回来我的头痛得要命，而她却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

    她不大认识路，在从前她每次出门总是坐汽车时多，她告诉车夫到哪里去，车夫把车子开到目的地，她下车进去，根本不去注意路牌子。有一次她让我到工部局图书馆去借书，我问她怎么走法，在什么路上，她说路名我不知道，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也是不认识路的。大概有天才的人，总跟别人两样点吧。

    她能画很好的铅笔画，也能弹弹钢琴，可她对这两样并不十分感兴趣。她比较还是喜欢看小说。《红楼梦》跟Samerset Maugham（英国小说家、《人性枷锁》作者毛姆）写的东西她顶爱看。李涵秋的《广陵潮》，天虚我生的《泪珠缘》，她也很喜欢看。还有老舍的《二马》《离婚》《牛天赐传》，穆时英的《南北极》，曹禺的《日出》《雷雨》也都是她喜欢看的。她现在写的小说，一般人说受《红楼梦》跟Samerset Maugham的影响很多，但我认为上述各家给她的影响也多少有点。

    她的英文比中文好，我姑姑有一回跟我说：“你姐姐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至于内容，她不去注意，这也是她英文进步的一个大原因。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即使我再学十年，也未必能赶得上她一半。

    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杂志出版之后，张子静拿给张爱玲看，张子静的原话是张爱玲“并没有表示不悦”。这句话很是到位，没有“表示不悦”，不代表没有“不悦”，最多是“无感”，总不可能是“欢欣”。张爱玲总归给自己的弟弟留了一点面子，张子静便这样自欺欺人地顺着台阶下来了。

    正因为清楚张子静的德行，对于这个弟弟，张爱玲还是防着的，连和胡兰成订了终身都没有告诉他。张子静在写《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的时候，怕人觉得他这个弟弟做得太失败，特意写张爱玲在恋爱期破天荒地给他切了一块蛋糕。

    三

    张爱玲和胡兰成故事的始末，是张子静从胡兰成的书里读来的。胡兰成文笔之间的细腻与扬扬自得，张子静自然是不能再复述一遍；而他自己从不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爱情的见证人，就算张爱玲给他切了一块蛋糕吃，也没告诉过他自己和胡兰成的事情。所以张子静对于他们两个人的事情记叙的简单。

    姐姐与胡兰成相识，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十一月号《天地月刊》上读到姐姐的《封锁》，“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地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他从苏青那里取得姐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的地址，就去登门求见。当天未蒙姐姐接见，但留下名片。第二天姐姐即打电话给他，此后二人就开始了往来。到了一九四四年八月，胡兰成与前妻离婚后，他们就秘密结婚了。

    在张子静这样的局外人看来，两个人的相识不过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所有的暧昧碰撞，所有的思量难忘，都不值一提。反正姐姐是个奇怪的人，做什么奇怪的事情都不稀奇。两个人一见钟情，二见倾心，半年后一个嫁一个娶。

    如干柴遇上烈火，尽情地燃烧着。正是因为相识时日不多，所以对方在自己眼中才会全是一个“好”字，哪怕是缺点也有可爱之处。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不过半年，可是这个男人和她之前遇到过的都不一样，她觉得自己爱他，深深地爱着，和他相处得越多，越是拔不出来。

    胡兰成是汪伪政权的人，大家彼此心知肚明，汪伪政权早晚有一天是要倒台的。张爱玲在中学时代曾因好友张如谨结婚，在圣玛利亚女中毕业年刊的调查中对“最恨”做出回答：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了婚。

    张爱玲在理智和情感的挣扎中反反复复，最后终于决定要活在今天，不想以后。他也想给她一个承诺。

    那天之雍大概晚上有宴会，来得很早，下午两点钟就说：“睡一会儿好不好？”一睡一两个钟头，她屡次诧笑道：“怎么还不完？”又道，“嗳，嗳，又要疼起来了。”

    起床像看了早场电影出来，满街大太阳，剩下的大半天不知道怎样打发，使人忽忽若失。

    之雍也许也有这感觉，问她有没有笔砚，道：“去买张婚书来好不好？”

    她不喜欢这些秘密举行结婚仪式的事，觉得是自骗自。但是比比带她到四马路绣货店去买绒花，看见橱窗里有大红龙凤婚书，非常喜欢那条街的气氛，便独自出去了，乘电车到四马路，拣装裱与金色图案最古色古香的买了一张，这张最大。

    之雍见了道：“怎么只有一张？”

    九莉怔了怔道：“我不知道婚书有两张。”

    她根本没想到婚书需要“各执一份”。那店员也没说。她不敢想他该做何感想——当然认为是非正式结合，写给女方作凭据的。旧式生意人厚道，也不去点穿她。剩下来那张不知道怎么办。

    路远，也不能再去买，她已经累极了。

    之雍一笑，只得磨墨提笔写道：“邵之雍盛九莉签订终身，结为夫妇。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因道：“我因为你不喜欢琴，所以不能用‘琴瑟静好。’”又笑道：“这里只好我的名字在你前面。”

    两人签了字。只有一张，只好由她收了起来，太大，没处可搁，卷起来又没有丝带可系，只能压箱底，也从来没给人看过。

    《今生今世》中，胡兰成这样写：

    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私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

    《小团圆》里，张爱玲说邵之雍语气慨然：“就宣布也好，请朋友吃酒，那种情调也很好。”

    他们都没有提及那个简陋却用心的仪式：馒头上插了红色蜡烛，夫妻对拜，喜庆而甜蜜。姑姑张茂渊在隔壁关着门不出来，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媒，胡兰成的侄女青芸也目睹了整个过程。之后张爱玲、胡兰成要出去吃饭庆祝，姑姑张茂渊和侄女胡青芸都不去，只有张爱玲、胡兰成和炎樱去了一家小酒店的包间——之所以去包间，是因为怕被人认出来。

    青芸回忆说：“英娣不算夫妻。（婚约）纸头（内容）不看见，伊拉（张胡）结婚我看见的。我好奇八兴白相走走，走到张爱玲格搭去。走的去，伊拉准备结婚了。我讲：‘啊，准备结婚啦？’倷么伊（叔叔）讲：‘侬不许多讲闲话啊！’‘噢。’我坐着。伊拉结婚了。两张纸头我看见咯，一对蜡烛插勒馒头里厢，也点蜡烛咯。没有蜡烛台咯，两个人拜拜。我笑煞脱了，嘎拉嘎拉笑起来了。”

    胡兰成阅女无数，自诩多情。有的情话，说了可能不止一遍；有的承诺，许了可能不止一人。结婚是为了满足张爱玲，对于他自己而言，怎样的仪式真的是不放在心上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他其实真的没有想过和张爱玲的“以后”。胡兰成活在当下，在情场上放纵自己，有花堪折直须折，生怕明天来不及。

    四

    一九四四年十月，胡兰成在南京创办文学刊物《苦竹》，封面是炎樱设计的，大红为底，满是绿色的竹枝竹叶。刊物只出了四期，其中刊载了张爱玲的三篇文章：《谈音乐》《桂花蒸阿小悲秋》和《自己的文章》。

    十一月十日，汪精卫病逝于日本，汪伪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很厉害。胡兰成受日本人派遣，去往武汉办报。

    张爱玲在那个冬天将作品《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剧本，搬上舞台。话剧共四幕八场，于新光大戏院首演，导演、主演均是当时有名的人物。《倾城之恋》连演八十场，场场爆满。大中剧艺公司印的话剧特刊上，有着多人写的对《倾城之恋》的评价，其中包括张爱玲的《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罗兰观感》，苏青的《读〈倾城之恋〉》，连张茂渊都以“张爱姑”为笔名写了一篇《流苏与柳原的话》。

    十二月，张爱玲出版散文集《流言》，像它的名字那样，书很快在读者间流传。而张爱玲的爱情，在那段时间出了问题。

    时局再乱，也乱不了胡兰成的风流本性——他邂逅了汉阳医院护士周训德。

    他去华中后第一封信上就提起小康小姐。住在医院里作为报社宿舍，因为医院比较干净。有个看护才十六岁，人非常好，大家都称赞她，他喜欢跟她开玩笑。她回信问候小康小姐，轻飘地说了声“我是最妒忌的女人，但是当然高兴你在那里生活不太枯寂”。

    试问这世上，谁理想中的爱情，不是一生一世一双人呢？张爱玲说不妒忌，不过因为她对这个男人有自信，她觉得他像是她手中的风筝，线总是在她手里。起码在那个时候，她自信自己能够掌控这个男人。最好的例子是，你看，他为了自己，都离了婚。

    张爱玲不让自己关心胡兰成的过去，只自信着，她会是这个男人情感的终结。张爱玲看透了胡兰成的性格：对女人太博爱，又较富幻想，一来就把人理想化了，所以到处留情。当然客邸凄凉，更需要这种生活上的情趣。

    关于张爱玲在胡兰成心里的与众不同，胡兰成是这样形容的：

    记得十一二岁时我在娘舅家，傍晚父亲从三界镇弯过来看我，带有金橘，都分给娘舅家的小孩，唯我无份。我心里稍觉不然，但也晓得要大方。及后跟父亲上楼，他却取出一只红艳艳的大福橘，原来是专为留给我的，这可拿来比方我待爱玲。

    张爱玲知道这一点，也曾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办到。她不让自己在乎胡兰成的露水姻缘。只要自己是不同的，就足够了。

    也许他不信。她从来没妒忌过绯雯，也不妒忌文姬，认为那是他刚出狱的时候一种反常的心理，一条性命是捡来的。文姬大概像有些欧美日本女作家，不修边幅，石像一样清俊的长长的脸，身材趋向矮胖，旗袍上罩件臃肿的咖啡色绒线衫，织出累累的葡萄串花样。她那么浪漫，那次当然不能当桩事。

    《小团圆》中提到的绯雯是胡兰成的前妻英娣，文姬是张爱玲曾经的好友苏青。

    张爱玲和苏青最后的交集是在一九四五年，除了同时接受记者采访外；四月的时候，张爱玲写成《我看苏青》，发表在杂志《天地》上。

    那篇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

    文人在字里行间最不会隐瞒心思，张爱玲将苏青和自己并提，还说人家是白馒头上的胭脂点，究竟是褒是贬，只有她自己知道。在那之后，再未见苏青和张爱玲互动。

    一九四七年，苏青的《续结婚十年》出版，其中未提及张爱玲半字，但有一段写了自己同胡兰成上床的事情，连二人的对话都十分详细。张爱玲当时未置一词，晚年写《小团圆》的时候，才在文中欲盖弥彰地解释说，自己没有妒忌过苏青，说苏青不修边幅，矮胖臃肿，不把一夜情当回事。

    严格来说，苏青的确算不上胡兰成的女人。张爱玲忌惮的，是武汉的那个叫作周训德的小护士。

    五

    一九四五年三月，胡兰成回上海见张爱玲，告诉了张爱玲他和小周的事情。

    他讲起小康小姐，一些日常琐事，对答永远像是反唇相讥，打打闹闹，抢了东西一个跑一个追：“你这人最坏了！”

    原来如此，她想。中国风的调情因为上层阶级不许可，只能在民间存在，所以总是打情骂俏。并不是高级调情她就会，但是不禁感到鄙夷。

    她笑道：“小康小姐什么样子？”

    他回答的声音很低，几乎悄然，很小心戒备，不这样不那样，没举出什么特点，但是“一件蓝布长衫穿在她身上也非常干净相”。

    “头发烫了没有？”

    “没烫，不过有点……朝里弯。”他很费劲地比画了一下。

    正是她母亲说的少女应当像这样。

    张爱玲其实真的没有胡兰成以为的那样大度。

    以为“总不至于”的事，一步步成了真的了。九莉对自己说：“‘知己知彼’。你如果还想保留他，就必须听他讲，无论听了多痛苦。”但是一面微笑听着，心里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

    胡兰成向张爱玲炫耀地讲述周训德，张爱玲听后心里存了气，自然是要回击过去，告诉胡兰成有个外国人向她提亲，还可以每月贴钱于她。胡兰成听后果然存了脾气，离开张爱玲的住处，回了大西路的美丽园。

    张爱玲听到在阳台上站着的胡兰成问炎樱：“一个人能同时爱两个人吗？”

    炎樱是怎么回答的，张爱玲没有听清，抑或是逃避般地遗忘了。炎樱始终没有告诉张爱玲这件事，也许是觉得不值一提，也许是怕张爱玲多想。

    后来，张爱玲在小说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一个人要爱不止一个人，不是同时爱着两个人。而是爱上了另一个，之前爱的那个也被保留了下来。这样的两两相安，是需要物质和纪律做基础的。

    胡兰成没有那个本事，所以最后弄得一团糟，亲手把深爱自己的张爱玲放弃。张爱玲自己不是同时爱两个人的人：她爱胡兰成的时候，就只爱胡兰成这一个；她爱桑弧的时候，胡兰成就成了过去式。

    《小团圆》里有这样的一笔：

    比比去后，九莉微笑道：“你刚才说一个人能不能同时爱两个人，我好像忽然天黑了下来。”

    之雍护痛似的笑着呻吟了一声“唔……”把脸伏在她肩上。

    “那么好的人，一定要给她受教育，”他终于说，“要好好地培植她……”

    她马上想起楚娣说她与蕊秋在外国：“都当我们是什么军阀的姨太太。”照例总是送下堂妾出洋。刚花了这些钱离掉一个，倒又要负担起另一个五年计划？

    “但是她那么美！”他又痛苦地叫出声来。又道：“连她洗的衣服都特别干净。”

    她从心底里泛出鄙夷不屑来。她也自己洗衣服，而且也非常疙瘩，必要的话也会替他洗的。

    送前任留洋这样的事，在“民国”时期的确不算稀奇，连蒋介石都做过——为了与宋美龄结婚，将身边的女人陈洁如送去国外。而被抛弃的陈洁如，面对蒋介石政治对手的合作邀请，平淡拒绝。有人说陈洁如是蒋介石一生唯一用心待过的女人，可是还是牺牲在了权力交易中。

    蒋介石遇上宋美龄，是棋逢对手，是旗鼓相当，是合纵连横，是步步高升。他们拥有婚姻中最完美的夫妻关系，有所维持，利益牵扯，牢不可破。陈洁如是宜家宜室的女子，但不能帮助蒋介石登上权力顶峰，所以成了他生命中的过客，陪他走过一段，没有到达终点。

    周训德这个完全依附于胡兰成、极大满足胡兰成男人自尊心的小护士也没有陪胡兰成走太远。

    一九四五年五月，胡兰成从上海乘飞机重返武汉，给了周训德一个婚姻承诺。至于张爱玲怎么想的、张爱玲反不反对，胡兰成也没那么在乎。他喜欢哪个女子，就觉得自己有责任给对方一个名分。没有仪式，连婚书和请朋友吃饭都没有，两个人手牵手四处走一走玩一玩，便同居了。

    三个月后，八月十五日，全体中国人迎来了日本天皇颁布的投降诏书。

    这个意料之中的诏书像是日伪政权的丧命钟声，报社立马被胡兰成解散，大家收拾好金银细软赶紧逃命。胡兰成手中一向存不住钱，但他仍有担当地把自己所有的存款连同金戒指和大米留给了周训德。

    武汉很快被国民党接手，日本伤员可以回到故土。胡兰成化装后躲在伤兵之中，在朋友的掩护下逃回上海。

    九月，胡兰成和张爱玲在日本朋友家见面。

    有天晚上已经睡了，被爆竹声吵醒了，听见楚娣说日本投降了，一翻身又睡着了。

    他的报纸寄来的最后两天还有篇东西提起“我思念的人，像个无根无叶的莲花，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两星期后，一大早在睡梦中听见电话铃声，作U字形，两头轻，正中奇响，在蒙眬中更放大了，钢啷啷刺耳。碧绿的枝叶扎的幸运的马蹄铁形花圈，一只只，成串，在新凉的空气中流过。

    她终于醒了，跑去接电话。

    “喂，我荒木啊。……嗳，他来了。我陪你去看他。现在就去吧？”

    偏偏前两天刚烫了头发，最难看的时期，又短又倔强，无法可想。

    就是这样的喜欢。我不在乎日本投降，但是我在乎你之后去向何方。我想要用最美好的样子去见你，连刚烫的头发都在意。

    胡兰成却没了这样的浪漫情怀，亡命途中，有着汉奸身份的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该怎样活下去的问题，哪里还有心思关注张爱玲的头发？

    随着日本兵一起剃了光头、戴着一顶卡其布船形便帽的胡兰成，因为生了病瘦了一圈。他给张爱玲讲他从武汉回来的不易、在船上的难熬，以及过几天回自己老家、对未来走一步算一步的打算。

    张爱玲问胡兰成这样需要多久，胡兰成说四年，又说张爱玲不要紧的。

    毕竟在他看来，张爱玲一直都是很独立、一个人能生活得很好的女人。

    真的不要紧吗？张爱玲想发笑，他不知道她有多想和他生死不离。

    张爱玲知道胡兰成缺钱，想要给他一些，又怕母亲回来时没有钱还给母亲。她考虑过继续回港大读完大学再被保送到牛津大学上研究生的事情，但她怕胡兰成觉得自己要抛下他，所以干脆没提。

    六

    第二天张爱玲再去看胡兰成，买了一大盒奶油蛋糕带去。在乘坐电车的时候，张爱玲遇到了柯灵。在她的认知中，她被柯灵性骚扰了。

    次日下午她买了一大盒奶油蛋糕带去送给主人家。乘电车去，半路上忽然看见荀桦，也在车上，很热络地招呼着，在人丛中挤了过来，吊在藤圈上站在她跟前。

    寒暄后，荀桦笑道：“你现在知道了吧，是我信上那句话：‘只有白纸上写着黑字是真的。’”

    “是吗？”九莉心里想。“不知道。”她只微笑。

    怪不得他刚才一看见她，脸上的神气那么高兴，因为有机会告诉她：“是我说的吧？”

    真挤。这家西点店出名的，蛋糕上奶油特别多，照这样要挤成糨糊了。

    荀桦乘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

    她向来反对女人打人嘴巴子，因为引人注目，迹近招摇，尤其像这样是熟人，总要稍微隔一会儿才侧身坐着挪开，就像是不觉得。但是就在这一剎那间，她震了一震，从他膝盖上尝到坐老虎凳的滋味。

    她担忧到了站他会一同下车，摆脱不了他。她自己也不大认识路，不要被他发现了那住址。幸而他只笑着点点头，没跟着下车。刚才没什么，甚至于不过是再点醒她一下：汉奸妻，人人可戏。

    这一次在电车上遇到柯灵，让张爱玲有了一种吃苍蝇的恶心感，她从柯灵夹腿的动作联想到柯灵之前给她讲过的坐老虎凳的事。

    见到胡兰成后，张爱玲提了遇见柯灵的事，只把担心他同站下车知道胡兰成地址的心思说了，对于柯灵骚扰自己的事只字不提。她觉得柯灵是忘恩负义，胡兰成是对柯灵有恩的。

    柯灵原名高季琳，一九〇九年生于广州，他小胡兰成三岁，在籍贯上和胡兰成有着同乡之谊。他曾创办杂志《万象》，张爱玲为杂志写稿。

    在张爱玲的笔下，柯灵的私生活是很精彩的。一家人住在亭子间，大小老婆共事一夫，给他生了五六个孩子；乡下还有一个明媒正娶的太太。因此当胡兰成听说柯灵被捕，在信里说柯灵“为人尚属纯正”的时候，张爱玲只是想笑。

    在饭桌上，九莉讲起前几天送稿子到一个编辑家里，杂志社远，编辑荀桦就住在附近一个弄堂里，所以总是送到他家里去。他们住二楼亭子间，她刚上楼梯，后门又进来了几个日本宪兵，也上楼来了。她进退两难，只好继续往上走，到亭子间门口张望了一下，门开着，没人在家。再下楼去，就有个宪兵跟着下来，掏出铅笔记下她的姓名住址。出来到了弄堂里，忽然有个女人赶上来，是荀桦另一个同居的女人朱小姐，上次也是在这里碰见的。

    “荀桦被捕了，宪兵队带走的，”她说，“荀太太出去打听消息，所以我在这里替她看家。刚才宪兵来调查，我避到隔壁房间里，溜了出来。”

    之雍正有点心神不定，听了便道：“宪兵队这样胡闹不行的。荀桦这人还不错。这样好了：我来写封信交给他家里送去。”

    九莉心里想之雍就是多事，不知底细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当然她也听见文姬说过荀桦人好。

    饭后之雍马上写了封八行书给宪兵队大队长，九莉看了有一句“荀桦为人尚属纯正”，不禁笑了，想起那次送稿子到荀家去，也是这样没人在家，也是这朱小姐跟了出来，告诉她荀太太出去了，她在这里替她看孩子。九莉以为是荀太太的朋友，但是她随即嗫嚅地说了出来：她在一个书局做女职员，与荀桦有三个孩子了。荀太太也不是正式的，乡下还有一个，不过这一个厉害，非常凶，是个小学教师。

    ……

    她立刻把之雍的信送了去。这次荀太太在家。

    “我上次来，听见荀先生被捕的消息，今天我讲起这桩事，刚巧这位邵先生在那里，很抱不平，就说他写封信去试试。”她告诉荀太太。

    荀太太比朱小姐矮小，一双吊梢眼，方脸高颧骨，颊上两块杏黄胭脂，也的确凶相，但是当然千恩万谢。次日又与朱小姐一同来登门道谢。幸而之雍已经离开了上海。

    二人去后楚娣笑道：“荀桦大小老婆联袂来道谢。”

    对于柯灵这样的人，张爱玲自然是看不上的。在张爱玲心里，柯灵为人过分圆滑，总愿意和别人说一些他参与过的文坛掌故，最后将话题扯到自己的左右为难上，说一句“窘真窘”。殊不知坐在对面听他说话的、对于此类话题一无所知的张爱玲更是窘迫。

    开始，张爱玲只当柯灵为一般朋友，但是经张茂渊这个局外人点拨之后恍然大悟，觉得可能是送信这件事让柯灵误认为自己对他也有意思。张爱玲既然知道了柯灵的这个心思，便一定会在默不作声间表明态度的。柯灵来她公寓聊天之间，便碰了几个软钉子。聪明人之间无须多言，柯灵不傻，去过两三次之后，知道张爱玲神女无心，也便不再去打扰她。

    柯灵共被宪兵队逮捕了两次，被营救后去别处躲了一段时间才又回到上海。之后和张爱玲再没有什么交集，直到在电车上二人相遇。柯灵知道张爱玲和胡兰成的事情，觉得胡兰成已经不能够让张爱玲指望，便想在张爱玲面前刷刷存在感。他是有几分喜欢张爱玲的，无奈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张爱玲对于他的示好并不接招（甚至还误会了他的意思），这才悻悻然作罢。

    其实张爱玲真是有些误会柯灵了，张爱玲在柯灵心中是女神般的存在。一九七九年，历经“文革”挫折、已是满头白发的柯灵有作品再版，他亲自签名包扎，跑去邮政局，很想将它寄给心中的白月光。但因为张爱玲闭门谢客多年，他只得把那本写着“爱玲老友指正”的书带回家珍藏。

    柯灵视张爱玲为亲友，在《遥寄张爱玲》一书中这样写道：

    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看到柯灵如此写张爱玲，心下只有这样的感慨——还好柯灵没有看过《小团圆》。

    七

    胡兰成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去找张爱玲，在张爱玲的公寓里过夜，聊的话题如逃亡、小周，都是张爱玲不爱听不爱讨论的。第二天，胡兰成由侄女婿沈凤林陪同，先乘火车到杭州，然后船渡钱塘江，再坐汽车前往绍兴。

    家乡近在咫尺，却不敢上前。他在家乡名声太响，怕被人告秘，被控告为汉奸抓起来，于是决定前往诸暨投奔斯家，住在客房，对外宣称是大儿子颂德的生前好友张先生。

    风声日紧，汪伪政府的要员相继落网，胡兰成再次开始逃亡。在斯家少爷斯君和斯家已逝老爷的姨太太范秀美的陪同下，他相继投奔金华傅家、温州斯君的岳母朱家。

    斯君在胡兰成决定去温州之后返归诸暨，范秀美继续陪胡兰成去温州。逃亡路上，胡兰成不改四处留情的本性，同范秀美暧昧丛生，成了患难夫妻。胡兰成化名张嘉仪，假称斯君表兄，在朱家住了一个月后，随范秀美回了娘家。

    比胡兰成大一岁的斯家姨太太范秀美，便这样成了胡兰成的又一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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