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斯帝国是东西交流扩大的产物

    当希腊商人和斯基泰商队往返于游牧世界的草原路之际，在其南方的农耕世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波斯人的崛起及其沿绿洲丝路西段的大远征，最终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期建立起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参见下页所附地图Ⅴ-1：波斯帝国及安息、萨珊王朝图）。

    史家们在谈论波斯帝国时，常常注意到如下问题：第一，波斯帝国是西亚北非古代文明由“地域性王国”到“世界帝国”的产物。它囊括了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并向西接近第四个文明中心希腊的边缘。第二，波斯帝国是东西交流和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长期交往的结果。这不拘是两个世界的相互入侵和征服，更主要地表现为经济文化的交流。所谓世界帝国，应该是由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日］江上波夫撰：《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之过去·现在·未来》(第2届福冈国际专题讨论会报告书)，日文版第17页，(株)阿伊尼克学术出版社，1993年9月28日。仅以人种而论，没有一个民族在诞生伊始就是纯粹的农耕民族。据希罗多德记载，在波斯征服西亚北非古代文明地区前夕，其10个部落还分成6农4牧。在后来漫长的岁月中，他们融合了周围许多民族，逐步变牧为农；经过大规模地扩张战争后，才化剑为犁，缔造成一个国家。从贝希斯敦铭文看出，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帝国所使用的公共语言就包括波斯语、埃

    兰语、巴比伦语等3种“国语”，其他方言不计其数。也就是说，波斯帝国名为波斯，其实不只是波斯人，是世界范围的众多民族，才创造了所谓的世界帝国。各民族一边创造并发展着各自的文明，一边创造出更高层次的波斯文明。总之，学者们注意到波斯帝国的“世界性”。

    从东西交通和交往的角度观察，波斯人向东的扩张，基本上是按照其先祖雅利安人向西迁徙时的路线逆向行进并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波斯帝国的形成又是由区域性局部交通发展为三大洲际世界交通的结果，是长期以来人们在“天青石贸易之路”、“印欧语系人迁徙之路”和“斯基泰黄金毛皮贸易之路”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交往、联系，不断发展和扩大的产物。波斯帝国的建立，就使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各条陆路通道成为其国内道路；使丝路西段所经地区纳入帝国的版图；在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东从帕米尔西至地中海，得以畅通无阻；对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中国人并不了解西部世界发生的这些变化。在汉代以前的古籍中没有提到波斯帝国，甚至没有提到后来的亚历山大帝国；波斯及亚历山大帝国与中国之间也没有直接交往，彼此之间毫无所闻。这是因为古人尚不能克服塔克拉玛干“死亡之海”和帕米尔高原崇山峻岭所造成的艰难险阻。另一个原因是，秦统一中国以前，诸侯纷争，没有统一的政权来组织这样的行动。至多是辗转与草原之路相系。然而，境外的情形则大不一样，自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也就是从波斯大帝居鲁士、大流士到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从帕米尔西麓到地中海的丝路西段，交通大开。在这些道路上，不仅有大规模的作战军团来往调遣，而且有贩运货物的商旅在帝国的各行省之间，以更快的行进速度，更大的商货流量，穿梭往返了。

    二、居鲁士的扩张与丝路西段

    波斯人原隶属于米底王国。而米底人的国家又是在反抗闪语系亚述帝国的斗争中逐步强大起来的。据希罗多德《历史》(I，95—107)记载，“亚述人把上亚细亚统治了520年之后，他们的臣民才开始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中间首先是米底人”。米底历经四代国王，一直与亚述人为敌。第一代国王戴奥凯斯(约公元前700—前647年)统一各部；第二代国王普拉欧尔铁斯(公元前647—前625年)向外扩张并羁服与之有同一亲缘关系的波斯；第三代国王库阿克撒列斯(公元前625—前585年)与新巴比伦王国联手灭亡亚述，米底王国版图空前扩大；到第四代国王阿司杜阿该斯(公元前585—前550年)统治末期，波斯人便在居鲁士二世领导下开始摆脱米底的羁绊了。

    分布在伊朗高原西南法尔斯一带的波斯人，与米底人同文同种。他们是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南支的两大集团。波斯人之所以一度隶属于米底王国，主要是因为波斯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米底。据希罗多德记载：“他们是由许多部落结合而成的。居鲁士召集来并说服使之叛离米底人的那些人，是所有其他波斯人所依附的一些部落。……在他们当中玛斯比欧伊人最尊贵。阿契门尼德族就是它的一个氏族，而波斯的国王便都是从这个阿契门尼德族出身的。”［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Ⅰ，125。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在波斯部落联盟中有6个农业部落和4个游牧部落。

    当米底王国与亚述帝国连年构兵，斯基泰人又南下入侵之际，波斯人在南方乘机而起，公元前558年，居鲁士二世称王，奠都于帕赛波里斯。公元前553年居鲁士利用米底权贵密谋反叛、其国内局势不稳之机，挥旆北上，反抗米底的统治。两军在帕萨迦迪相遇，“当米底人和波斯人两军相会和交锋之时，只有一部分不曾参与机密的米底人作战了；其他的那些人则公开地投到波斯人一方面去；而大部分的人则故作害怕的样子临阵脱逃了”。［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Ⅰ，127。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 结果米底军队被全歼，国王阿司杜阿该斯也成为波斯人的阶下囚。波斯大军继续沿古道北上，攻陷了米底都城埃克巴坦那(今哈马丹)，波斯帝国是时建立。米底亡国后，埃克巴坦那遂成为波斯第二都城。该城是东西交通的重镇，西可进小亚细亚，南可下两河平原，东连“伊朗北道”。居鲁士以此为基地，开始了东西双向大进军，再度疏通了历史上的东西交通。

    波斯人首先打通的是帕赛波利斯——帕萨迦迪——埃克巴坦那沿扎格罗斯山东侧的南北纵向大道。这条大道不仅是波斯大军和军需辎重通行的军路，而且也是战后各种商货物资输运的通衢。据《巴比伦编年史》记载：居鲁士就是通过这条大道，把由埃克巴坦那掠夺到的黄金、白银及其他财宝作为战利品运回到原安善国的都城帕赛波利斯的。《古代东方史料选辑》(二)第18页；李铁匠选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5页。公元前549年，波斯军队又沿波斯湾北上征服了埃兰。埃兰故都苏撒则成为帝国的第三都城。希罗多德说，在距苏撒210斯塔迪昂一块名叫“阿尔代利卡”的直辖地出产沥青、盐和石油。［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Ⅳ，119。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苏撒是一块风水宝地。它不仅可以西下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广阔的平原，而且使三个都城在高原上呈犄角之势，犹如高屋建瓴，直接威胁巴比伦。

    然而，颇具谋略的居鲁士并未急于求成，或许他顾忌新巴比伦王国会困兽犹斗而未敢轻举妄动。公元前549—前548年间，他指挥波斯大军由北都埃克巴坦那出发，沿西北古道开赴尼尼微，迫使亚述、亚美尼亚、希尔卡尼亚等地降服。此举的意义在于对巴比伦形成战略包围，切断其对外通商的道路。接着，波斯人又进入小亚细亚，占领卡帕多细亚，剩下的只有西部强国吕底亚了。吕底亚与希腊城邦相接，在文化与商业上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国内不乏优异的商人和熟练的工匠，在与希腊人、亚述人、米底人的商业交往中发财致富。在克洛伊索斯统治时期(公元前6世纪上半期)，吕底亚国势登峰造极，富甲天下。其版图西包除米利都以外的小亚细亚西海岸的十几个希腊城邦，东达哈里斯河流域。面对波斯人的步步进逼，克洛伊索斯图谋联合斯巴达、巴比伦、埃及共同对敌。公元前547年他想先发制人，率军开进卡帕多细亚，失败后又迅即退回萨尔狄斯，困守都城以等待杳无音信的三国援军。波斯大军紧追不舍，直抵萨尔狄斯城下。希罗多德说：吕底亚人勇武好战，“他们通常是在马上作战的，他们手持长枪而且操纵战马的技术也很高明”。当吕底亚骑兵队在城外布好阵势时，居鲁士便把驮运辎重的骆驼集中起来，以驼兵对抗骑兵，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因为吕底亚战马从未见过如此怪物，也受不了骆驼怪异的气味，战马惊骇而退，致使吕底亚全军溃败。萨尔狄斯被围14天，终被攻破，全城惨遭洗劫，克洛伊索斯也成了波斯的俘虏(公元前546年)。［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I，80—85。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此后不久，小亚西海岸的希腊城邦在波斯人的武力征服、贿赂分化、软硬兼施下，亦先后臣服于波斯帝国。

    对波斯人来说征服小亚细亚意义重大。这不仅使新巴比伦王国更加孤立，而且从“上海(地中海)到下海(波斯湾)”的交通路线以及从伊朗高原到爱琴海及黑海的商路均已畅通。波斯帝国则利用过境商税、被征服地区上缴的贡金和直接掠夺的财富，壮大势力，强化军队，作为进一步向东扩张的基础。

    在埃克巴坦那以东，有帕提亚人、塞迦人、巴克特里亚人以及科拉斯米亚人。他们大都在米底灭亡之时就已归降了波斯，居鲁士任命其堂兄希司塔佩斯(即大流士一世之父)为东部行省总督。公元前545年，居鲁士亲率大军自帝国北都埃克巴坦那出发，沿“伊朗北道”向东方进军，他不以已经征服的伊朗高原东部及帕提亚、赫拉特、阿富汗北部及巴克特里亚为满足，又渡过阿姆河进入索格底亚那，在锡尔河南岸修筑7座城市联成一道防线，以防御北方游牧的马萨革泰部落南下。居鲁士建立的最著名的城市是马拉干达(今撒马尔罕)，还在他所知的世界极东部建立了一座称为“居鲁士波里斯”的城市。该城在锡尔河转弯的地方，除防御游牧民族的进犯外，也有控制东西商路的目的。

    居鲁士除亲率大军经“伊朗北道”直达锡尔河畔外，还另遣一支军队循“伊朗南道”齐头并进。所经地区大致是：由帕赛波里斯出发，向东进入卡尔曼尼亚(克尔曼)地区，然后一路进入锡斯坦，溯赫尔曼德河东进，经阿拉霍西亚，北上至印度河上游以呾叉始罗为中心的旁遮普地区；另一路沿莫克兰海岸东行，经伽德罗西亚(俾路支地区)，抵达印度河中下游信德地区。在征服中，波斯帝国有效地控制了南北两道经过的所有地区，并逐一设省统治。

    居鲁士沿丝路西段从西亚到中亚征战一圈后，便回戈向西，最后解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巴比伦了。此时，新巴比伦王国的末王纳波尼德在国内已大失人心，他好古成癖，到处发掘古庙，先后将马拉达、扎巴巴、基什、宁利尔、胡尔萨格卡拉马、阿卡德、埃萨基拉、乌尔及其他巴比伦尼亚城市的神像运集首都巴比伦城，此举激起各城贵族显要、僧侣集团及普通民众的反对。纳波尼德虽率军北上前往西帕尔阻击波斯军，但西帕尔守军不战而降，纳波尼德狼狈逃回巴比伦，城内祭司集团将其捉拿并打开城门献于居鲁士马前。公元前539年，居鲁士兵不血刃地占领巴比伦城，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巴比伦遂成为帝国的第四大都城。据《巴比伦编年史》记载，“巴比伦、苏美尔、阿卡德所有的人民、国王和统治者都匍匐到他(居鲁士)的跟前，吻他的脚。他们面有喜色，欢迎他的统治”。李铁匠选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居鲁士二世圆柱铭文”，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8—30页 。由此可见，在居鲁士占领巴比伦城后，从北部阿卡德到南部苏美尔的整个巴比伦尼亚地区，皆归属于波斯帝国。居鲁士还将纳波尼德劫往巴比伦城的各邦神像返还各城，恢复了那里原有的宗教信仰；他还将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前562年)抓到巴比伦城郊整整半个世纪的所有犹太人(史称“巴比伦之囚”)一律遣返耶路撒冷，下诏让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给他们白银、黄金、一群牲畜以及献给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品”，“还有尼布甲尼撒王从耶路撒冷圣殿掠往巴比伦的金银器皿(即公元前597年掠走的圣殿法器)，要悉数归还耶路撒冷原来的地方”《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一章、第六章，见李铁匠选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第33页。。 居鲁士在被征服区域实行的开明宗教政策提高了他的威望，地中海东岸叙利亚各邦纷纷表示效忠于帝国。他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并为巴比路士省。利凡特各口岸成为波斯人西进地中海域的门户，由地中海到锡尔河畔遂联成一气，丝路西段空前畅通。

    在征服巴比伦10年以后，公元前529年居鲁士又沿着丝路西段第二次奔赴中亚，企图消灭那些驻牧于锡尔河北岸经常骚扰帝国边境的马萨革泰人。我们从希罗多德《历史》(I，201—214)得知，居鲁士到达河中地区后，迅速在锡尔河上架起大桥，率军深入河北草原腹地，初战双方各有胜负。“这时，马萨革泰人的统治者是一个在丈夫去世之后即位的女王托米丽司。”［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I，205。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在最后决战的关头，她把“国内的全部军队纠合起来和居鲁士交锋”，“结果马萨革泰人取得了胜利。波斯的军队大部分都死在那里，而居鲁士本人也在统治了二十九年之后在这一场战争中战死了”。在打扫战场的时候，托米丽司找到居鲁士的尸体，把他的首级割下泡在盛血的革囊里，以雪杀子之恨。希罗多德说，关于居鲁士之死的传说的确有很多，“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最可信的”［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I，214。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 。后来，居鲁士的尸体被运到波斯人的圣地帕萨迦迪安葬，该墓至今犹存。总之，波斯人的第一代帝王居鲁士已将波斯大军引向亚洲腹地，奠定了帝国的基础。

    三、冈比西斯将丝路西段延伸到非洲

    居鲁士的继承人是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公元前529—前522年)。如果说居鲁士时代帝国各族人民的贡献是疏通了地中海至葱岭西麓的丝路西段，那么，冈比西斯二世时代则将这条路延伸到了非洲。居鲁士死后，冈比西斯不再穷追马萨革泰人，而以征服埃及为己任。据希罗多德记载，公元前525年，“他率领着其他在他统治下的人们，并在他所君临的希腊人(小亚西岸希腊城邦)的伴随之下，远征埃及去了”［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I，1。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 。当时是“后期埃及”时代，第26王朝的法老普撒美尼托斯三世刚刚即位，根本无力抵抗波斯大军。波斯大军在到达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之前，必须穿过阿拉伯半岛北部干旱的沙漠。冈比西斯先派使者与阿拉伯酋长互结信谊，酋长们则把驮着水囊的大批骆驼赶到沙漠地带，等待冈比西斯的军队。这样，波斯大军得以顺利通过沙漠到达大马士革。然后，大军南下巴勒斯坦，经耶路撒冷，到达西奈半岛。半岛位于地中海东南，沿海地峡自古至今是由亚洲进入非洲的国际大通道。公元前13世纪早期埃及新王国19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曾通过这里北上与赫梯强国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的阿萨尔哈东也由此进入尼罗河流域。当冈比西斯穿过西奈地峡到达尼罗河的佩鲁西昂河口时，法老普撒美尼托斯在此扎营列阵以作垂死挣扎。波斯大军在激战中打败埃及军队，乘胜溯尼罗河南下，孟斐斯不战而降，普撒美尼托斯被活捉，饮牛血噎喉而死。波斯军遂占领其都城舍易斯以及底比斯、赛伊尼等城，上下埃及皆被征服，冈比西斯给自己加上法老头衔。自此以后埃及即丧失独立，三千年的法老时代宣告终结。冈比西斯还向西远征利比亚沙漠中的锡瓦绿洲；向南企图征服“长寿的埃西欧匹亚人” (埃塞俄比亚人)［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1，17。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 以及努比亚人。但对努比亚的远征因准备不足而失败，派往锡瓦绿洲的军队遭沙暴袭击全军覆没。正当冈比西斯企图扩大波斯帝国在非洲统治范围的征服战争连连受挫之时，又传来国内高墨达暴动的消息，他本人在回国途中暴卒。

    冈比西斯在位短短6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埃及度过的。其间，在波斯人、希腊人和非洲人的共同努力下，丝路西段由西亚地中海沿岸的利凡特地区（即从叙利亚到巴勒斯坦）进一步延伸到北非。在此之前，虽然埃及新王国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也曾由非洲到过西亚地中海东岸，亚述帝国的版图亦曾由两河流域扩张到尼罗河流域，但是，埃及新王国和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仅仅把新土地当成是以武力夺取的暂时领地，根本没有融为帝国的有机部分，因此新王国和亚述帝国只能算作地域性王国。而波斯帝国就不同了，在冈比西斯开通亚非之路并做了埃及法老之后，不仅使埃及丧失独立成为帝国的重要行省，而且也开创了日后希腊·马其顿人的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拉丁人的罗马帝国等，与埃及建立这种不可分割关系之先河。

    四、大流士将丝路西段延伸到欧洲

    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前486年)系阿契门尼德王族旁支后裔，冈比西斯堂兄，其父希司塔佩斯被居鲁士任命为帕提亚行省的总督。当他随军出征埃及时，在冈比西斯猝亡后便迅速赶回伊朗，联合6家贵族，在米底的西卡亚乌瓦提什要塞杀死已篡权登位的高墨达，重新夺回王位。据《贝希斯敦铭文》记载，他率波斯劲旅，经“19战”，以“擒9王”的战绩，稳定了帝国局势。大流士在位时对东西交通的贡献：一是沿着丝路西段再度征服了中亚、印度河流域和近东各地，扩大了其父辈开创的“业绩”；二是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在帝国西部修筑“御道”，在帝国东部也为后世阿拉伯呼罗珊大道打下了基础；三是将丝路西段进一步延伸到欧洲的多瑙河下游，进一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

    大流士登上王位后，首先镇压了埃兰、巴比伦的叛乱。当他坐镇巴比伦城时，波斯、埃兰、米底、亚述、埃及、帕提亚、马尔吉安那(木鹿)、撒塔巨提亚、西徐亚各地，先后爆发了反抗帝国的暴动，他只得一一重新征服。

    在西线，大流士的进军方向先由南向北、后由北而南。他曾御驾亲征，由巴比伦北上米底，将割据的叛军首领一一处以严刑。随后又派大军南下，镇压了波斯、巴比伦等地死灰复燃的叛乱。帝国西部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中心的各条交通线，由于波斯大军频频往返征战，各地割据势力一再被削平，再度被疏通。

    在东线，大流士的进军方向是由伊朗高原南北两道向东并进。当时，帝国帕提亚行省的总督仍然是他的父亲希司塔佩斯。大流士为增援其父，从米底拉加地区的驻军中抽调作战能力较强的军队，沿“伊朗北道”赶赴帕提亚，先后收复了帕提亚、马尔古什(木鹿)等行省，经里海南岸直达中亚的“伊朗北道”被再度被打通。同时，他平定了锡斯坦地区的阿拉霍西亚等行省的叛军，也保证了“伊朗南道”的畅通。

    但是，大流士并不以恢复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波斯帝国全部版图为满足。两年后，他又沿“伊朗北道”亲赴中亚，远征戴尖顶盔的塞人。他说：“当我到达海边之后，我率领全军(以舟桥)渡过大海到达对岸。……他们抓住其首领斯昆哈并送到我处，随后，我按照自己的意思，任命了另一个(人)作首领，这个地区立即又成了我的。”李铁匠选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9页。大流士所说的大海，当指咸海。在纳克希·鲁斯坦陵墓刻在大流士塑像背部的铭文中，曾提到塞人的三个集团：第一集团称“饮豪麻汁的塞迦人”；第二集团称“戴尖顶盔的塞迦人”；第三集团称“大海那边的塞迦人”。李铁匠选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0—51页。

    由第一段史料可见，大流士至少征服了塞人的第二、第三集团，即戴尖盔的塞人和海边的塞人，略取了河中地区及锡尔河以北的大片塞地，超过了居鲁士在中亚所占领土的范围。为宣扬此次战功，他又命工匠在贝希斯敦悬崖的铭文上补刻了第五栏内容，其中第20—36行即记述此次远征塞人的经过，并在铭文上部的浮雕上加刻了一个被俘的“戴尖顶头盔”的塞人首领斯昆哈的浮雕像。公元前517年，他又遣大军越过阿富汗，直达印度河流域地区，吞并了旁遮普和信德的一些地方，将苏莱曼山山麓至印度河的这个平原置为一郡，印度河成了帝国的东界。他很想知道印度河究竟“在什么地方入海”，于是便派遣他的海军司令西拉克斯从喀布尔河与印度河交汇的卡司帕杜罗出发，顺印度河而下直至大海；并沿海岸西航，对莫克兰海岸和阿拉伯海岸进行了考察；经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抵达红海，最后在苏伊士附近登陆。早在公元前7、6世纪之交，尼科为埃及法老，他曾调集大批工匠和苦力开凿了尼罗河通向红海的运河，“曾经从这个地点（今苏伊士附近）派遣腓尼基人周航非洲的”［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Ⅳ，44。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 。大流士在非洲不仅扩充了埃及四周的地盘和延续了尼科的“政绩”，而且把利比亚全部纳入帝国的版图，完成了其前任冈比西斯未竟的事业。

    大流士对丝路西段的贡献，莫过于在欧洲的扩张，把亚洲的交通线延伸到欧洲。他在出兵之前就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命令一部分人准备陆军，一部分人供应战船，还有另一部分人在色雷斯海峡上架桥。”［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Ⅳ，83。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公元前514年大流士便御驾亲征。其进军的路线是，由首都苏撒出发，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经巴比伦城北上，至尼尼微。这条纵贯两河平原的大道，是自古以来的通商大道。随后，大流士率军从尼尼微以北折向西，横渡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穿越卡帕多细亚、吕底亚，来到小亚西部的萨尔狄斯城。这座城市自居鲁士之后便是波斯帝国统治小亚及西海岸希腊各城邦的中心，也是波斯国王西巡时的驻跸地。由此北上，大流士便抵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架桥的地点，“他坐在那里的一个岬角上视察了黑海，那实在是一幅壮丽的景气。因为在一切海洋当中，黑海乃是最值得惊叹的”［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Ⅳ，83。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 他将要征服的斯基泰人就在海的北面。大流士集结了庞大的军队，除了号称70万人的陆军和骑兵外，还命令600艘战舰沿黑海西岸游弋配合。大军迅即渡过海峡，水陆并进，直逼多瑙河口。陆军行进的路线是，过海峡后首先经过巴尔干东南的色雷斯。色雷斯地区的绝大部分部落不战而降，唯盖塔伊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他们立刻被波斯人挫败并被奴役。当大军到达多瑙河畔时，爱奥尼亚希腊人早已按大流士的命令架好舟桥。渡过多瑙河后，大流士除留下少量爱奥尼亚人守桥外，继续率大军向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的腹地推进。波斯军队在黑海以北的行军路线，基本上是如前章所述的希腊人亲践之草原路，即由斯基泰人本土到梭罗马泰人驻牧地，经布迪尼人驻牧地，到达伏尔加河东岸的荒漠地区。斯基泰人采取的是去无踪、来无影的运动战，他们毁坏牧马草场，堵塞水井，坚壁清野，骑马远遁，诱敌深入，将大流士军队引入无粮断炊的荒漠草原，然后寻找有利时机，袭击波斯军队。波斯人最终因战线拉得过长而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大流士不得不抛弃病弱伤兵，调头西撤，回到多瑙河南岸。然而，大流士此次对斯基泰人用兵也取得了较大收获，他把帝国的版图推进到欧洲巴尔干东南的色雷斯地区，并牢牢控制了黑海通往地中海的海峡。他在色雷斯地区留下8万军队驻守，任命波斯籍大将美伽巴佐斯留任欧罗巴，驻于拜占庭城，作为这支军队的统帅。

    综上所述，大流士在位初年，通过屡次东征西讨，不但重新打通并延伸了东起中亚、印度河，西到波斯湾、红海、黑海、爱琴海、东地中海乃至非洲的丝路西段，而且将亚洲的道路，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向西延伸到了欧洲。通过各条道路，西亚各族人民不仅可与欧洲的希腊文明、非洲的埃及文明有更广泛的接触，而且可与北方草原之路上驰骋的游牧民族加强商贸联系。当时，由波斯帝国的北疆沟通草原之路大致有三条渠道：一是通过锡尔河北岸的塞人驻牧地；二是穿过高加索到达萨尔马特人驻牧地；三是通过色雷斯北渡多瑙河进入斯基泰人居地。于是，这个“世界帝国”就有了三大洲际间的世界性交往了。

    为了确保丝路西段的畅通，大流士还以帝国的四个都城(帕赛波利斯、苏撒、埃克巴坦那和巴比伦)为辐射中心，建设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网。这些道路利用古代赫梯、亚述的故道，经拓宽整治，使之可以用来通行商队车辆、传递邮件、行军及运输粮秣辎重。在原来赫梯、亚述和新巴比伦统治的范围内，如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各地，波斯人以拓宽整治为主；而在新征服的地区，则开辟新的道路。在一系列连接重要的商业和行政中心的大道中，最主要者有三条：一条最长而且特别重要的干线称为“御道”(“国王道路”)。它从小亚细亚爱琴海沿岸的以弗所城起，经萨尔狄斯城，向东横穿小亚细亚，过幼发拉底河上游、亚美尼亚、亚述故都尼尼微，沿底格里斯河东岸南下，至美索不达米亚中心地区，然后顺扎格罗斯山西麓，进入帝国都城苏撒。这条大道全长2400公里，沿线还有通往各行省的支道。第二条同样重要的道路奠定了千年以后阿拉伯呼罗珊大道的基础，它从帝国都城巴比伦起，经贝希斯敦悬崖旁，穿越扎格罗斯山，到帝国另一都城埃克巴坦那，然后横贯伊朗高原北缘(即“伊朗北道”)，经中亚各城到达巴克特里亚，最终抵达帝国东部边陲。第三条特别的道路从伊苏湾到黑海南岸的西诺普城，横切小亚半岛，把爱琴海地区同南高加索、西亚北部衔接起来。希腊史家赞叹波斯道路的完美和驿递组织的严密，说驿道被分成“帕拉珊格”(约5公里)，每20公里设置一个驿站并有旅馆，每站都有备用的马匹和信差，可将国王诏书一站接一站地急速传递下去，甚至在夜间都传递不止，“跑得比仙鹤还要快”。［苏联］阿甫基耶夫著：《古代东方史》，三联书店，1957年，第612页。为维护驿道安全，在各地区和沙漠的边界，在大河渡口和险要关隘，均修筑工事，派驻卫戍部队，一遇紧急情况，点篝火为信号，可相互支援。四通八达的驿道网和驿递制度，对于发展商业贸易和协调国内经济生活皆具有重大意义。

    五、波斯人在丝路西段的贸易

    波斯帝国早期的贸易是伴随着军事征服进行的，除军事掠夺之外，也有“以物易物”贸易的情形。居鲁士在进攻吕底亚都城萨尔狄斯时，就有随军运载粮食和物资的驼队；居鲁士在进攻巴比伦城时，希罗多德有这样一段记载：“大王在出兵作战的时候，总是带着在国内(即法尔斯)充分准备好的粮食和畜类。……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一批骡马拉着四轮车跟随着”［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I，188。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 车上除“用银坛装着专供波斯国王饮用的水”外，也运载着大批需要交换的物资，当军需粮秣用完的时候，波斯人就用这些物资与当地土著居民以“以物易物”方式进行交换。在冈比西斯进攻埃及的时候，军队中也跟随着许多希腊城邦的商人，他们并不参加战斗，而是随军队到埃及做买卖的，包括到埃及后把俘虏当作奴隶贩卖到欧洲和亚洲各地的买卖，有些人则是来观光的。［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I，139。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波斯人随出征军队进行贸易的习惯，一直保留到大流士三世时代，据一位罗马历史学家记载，波斯军队根据古老的习惯，在各式各样的队列之后，“有600头骡子，300头骆驼，它们运载着王室库藏。……以及大群的商人和辎重人员”。显然，大群商人就是途中的交换者。

    在大流士时代波斯帝国已成为地地道道的“世界帝国”，帝国境内的商业贸易实际上也是国际贸易。波斯人除与周边的民族如希腊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斯基泰人互通有无之外，大量的则表现为各行省的贡纳，这种贡纳税金又以包税商人转手的形式变成了贸易。据各种波斯铭文记载，帝国“从居住在索格底亚那那边的西徐亚人直到埃塞俄比亚、从印度直到萨尔狄斯”包括下述地区：波斯、依兰(胡齐斯坦)、巴比伦尼亚、亚述、阿拉比亚、埃及、沿海诸地(地中海东岸)、萨尔狄斯(吕底亚)、爱奥尼亚(小亚西海岸希腊城邦)、米底、亚美尼亚、卡帕多细亚、帕提亚、德兰癸亚那(锡斯坦)、阿里亚(赫拉特)、花剌子模、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犍陀罗、塞卡、撒塔巨提亚、阿拉霍西亚、马卡(莫克兰)、印度、饮豪麻汁的塞迦人、戴尖顶盔的塞迦人、大海那边的塞迦人、斯库德拉(马其顿境内的一个地方)、利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卡里亚人(小亚西南部的一个民族)、大益人(居住在里海以东的居民)、阿卡乌瓦卡人(大约居住在今喀布尔以北的山区)，共计33个地区或民族。其中，印度以后的10个是《贝希斯敦铭文》以后陆续增加的；色雷斯地区在铭文中均未出现，当归萨尔狄斯管辖；而爱奥尼亚则逐步扩大为“持盾牌的爱奥尼亚人”(纳克希·鲁斯坦铭文中二者并提)、“住在海边和海那边的爱奥尼亚人”(苏撒铭文以后出现)，说明帝国统治范围在不断扩大。据希罗多德记载，大流士时代把全国分成20个“萨特拉佩阿”即行省，任命“萨特拉普”即太守去治理，“并规定每个个别民族应当向他交纳的贡税；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每一个民族和他们最接近的民族合并起来”，共建立了20个纳税区。例如，小亚细亚划为4个纳税区，共交纳贡银1760塔兰特；埃及、利比亚为一个纳税区，交纳贡银700塔兰特；巴比伦、亚述为一个纳税区，交纳贡银1000塔兰特；印度是最后一个即第20纳税区(五河流域)，“他们比其他任何地区所缴纳的贡税也要多，即360塔兰特砂金”(折合4860塔兰特白银)。“因此可以看到，如果全部加到一起的话，大流士每年便收到14560埃乌波亚塔兰特的贡税了。”［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Ⅲ，90—95。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除固定的贡银之外，上述纳税区还有额外“献礼”，如第4区奇里启亚人(西里西亚)每年还要缴360匹白马，即每日一匹；第6区埃及人还要缴莫伊利斯湖产鱼所得白银和供孟斐斯侨居的波斯人及其佣兵12万美狄姆诺斯谷物；第9区巴比伦和亚述人还要奉送500名充任宦官的少年。不纳税而只奉献礼物的地区有：埃塞俄比亚人每隔一年献“两科伊尼库斯的非精炼的金、二百块乌木、五个埃塞俄比亚男孩和二十根大象牙”；科尔启斯人和高加索山脉的邻人“每到第四年便奉献少男少女各五百名”；阿拉伯人“每年奉献一千塔兰特的乳香”。［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Ⅲ，97。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在居鲁士和冈比西斯统治的年代里，没有固定的贡税，任意掠夺和搜刮的成分较强；而在大流士时代，正是由于贡税的确定以及诸多执行措施的推行，波斯人才把大流士称为“商人”。［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Ⅲ，89。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尤其是在帝国西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等地，商品货币经济自古以来就较发达，更增加了大流士时代的商业气息。重要的是，大流士在各省推行“包税制”，即按上述20个区规定应缴税银额，承包给当地富商和高利贷集团，包税者一次向政府缴足税银后，便可在地方上自行搜刮，大发横财。但他们搜刮的并不全是货币，往往向普通民众索要超出数额的土特产品及其他实物，然后贩运到周边地区(如到斯基泰人居地便可换回大量黄金和贵重毛皮)或在各行省间转卖，以获得远远超过承包税银以外的利润，这样，贡税就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贸易。另外，大流士苏撒宫廷铭文指出，他在苏撒建筑的宫殿，材料来自远方：“针叶松(雪松)是由黎巴嫩山区运来的。亚述人把它运到巴比伦后，卡里亚人和爱奥尼亚人又把它由巴比伦运到苏撒。”可见黎巴嫩出产的珍贵木材，经亚述商人和小亚西海岸希腊商人的两次转手才运到苏撒工地，其他材料大概也是如此。“柚木是由犍陀罗和克尔曼运来的。这儿使用的黄金是由萨尔狄斯和巴克特里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贵重的青金石(天青石)和光玉髓是由索格底亚那运来的。这儿使用的绿松石是由花剌子模运来的。白银和乌木是由埃及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装饰宫墙的材料是由爱奥尼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象牙是由努比亚、信德、阿拉霍西亚运来的。这儿使用的石柱是由依兰阿比拉杜斯地方运来的。”这些来自印度、中亚、尼罗河上游等远方的材料，基本上是唯当地才有的特产，它们是经过丝路西段由商人们长途贩运到苏撒来的。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也告诉我们，波斯人在国际贸易中贩运的商品还有“印度人的大量黄金”，“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下来的……都是非常丰富的”［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Ⅲ，102—106。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 。波斯人的黄金输入，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的黄金通过色雷斯、小亚细亚由希腊商人输入；一是通过帝国东方的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输入。当时，贵金属的主要流向是，波斯商人从帝国极东部进口黄金(从黑海北岸也可以输入，但大部分被希腊商人收购走了)，然后再将这些黄金向西出口。而白银则作为贡物来自爱琴海和巴尔干地区［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Ⅲ，96节说：大流士“也从各方的岛屿和欧罗巴直到帖撒利亚地方的居民收税了。这部分的税收是这样地给国王存放起来的：他熔化了这些银子并把它们灌到土瓮里面去，等土瓮注满时，他便把外壳打破。什么时候需要钱，他从这上面把所需要的部分铸成钱币”。，再流向东方。这种流向和趋势亦为考古材料所证实。1877年发现于今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交界处的“乌浒水窖藏”中，除了177件金银器皿外，仅钱币就达1300余枚，其中一批即是阿契门尼德王朝的钱币。而大部分为西方流传去的。 1933年发现于喀布尔附近窖藏的希腊银币，也可证明这种流向。波斯从印度输入的产品还有棉织品，希罗多德说“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的树上的毛(指棉花)，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更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Ⅲ，106，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公元前5世纪时，孔雀这种珍稀鸟类也从印度经波斯输入希腊。［英］赫德逊著：《中国与欧洲》，中华书局，1995年，第43页。从阿拉伯输入的产品有乳胶、没药、桂皮和树胶；从埃塞俄比亚得到大量的黄金、巨象、野生树木和黑檀；从欧洲输入锡和琥珀等等。

    奴隶买卖也是波斯帝国商业贸易的大宗。当时王室经济规模庞大，贵族也有大批产业，农庄、手工业作坊和大规模的建筑工地均需要奴隶劳动，因此大批俘虏就被转卖为奴隶。大流士在征服利比亚时，有一个叫巴尔卡的城邦，原来是希腊人非洲殖民地昔兰尼加的子城邦。波斯大军围攻9个月仍不投降，后来波斯人用计谋得以入城。巴尔卡遂遭严厉报复：“巴尔卡人中间的那些首犯沿着城墙上面一一处以磔刑。他们的妇女的乳房都被割去，同样给放置在城墙上。”“至于其他的巴尔卡人……波斯人则把他们作为战利品带走。”波斯大军回师埃及时，把“他们俘虏为奴隶的巴尔卡人”交给国王大流士，“而大流士便把巴克特里亚这个城市给他们来居住。他们便把这座城市称为巴尔卡”［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Ⅳ，200—204。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这条史料说明，波斯帝国在征服阶段的奴隶买卖数量大得惊人，有时是把整族或整个城市的人变卖为奴，巴尔卡人即是如此；也说明丝路西段由北非到中亚是畅通的，巴尔卡人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被从帝国极西部非洲的利比亚贩卖到帝国极东部阿姆河流域的巴克特里亚的。

    在对内对外贸易中，涌现出一批大商人，新巴比伦时代巴比伦尼亚地区的著名商业高利贷世家埃吉贝、穆拉树，在波斯帝国前期和中期达到鼎盛，不仅经营本地区的贸易，还经营国际贸易。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的富商巨贾亦应如此。据希罗多德说，在薛西斯出征希腊时，一个吕底亚商人为波斯军队提供了作战的全部资金。当薛西斯问到这个人是何许人之时，部下说：“这就是曾经把黄金的筱悬木和黄金葡萄树赠送给你的父亲大流士的人。在我们所知道的人们当中，他的财富是仅次于你的一个人。”薛西斯当面问这个商人有多少财富时，他说：“当我一知道你下行到希腊海这边来的时候，由于我愿意向你提供作战的资金，于是我便进行了仔细的调查，计算的结果是我有两千塔兰特的白银和差七千不到四百万达列科斯·斯塔铁尔的黄金。这一切我都愿毫不吝惜地奉献给你。至于我本人，则我的奴隶和我的田庄已足够维持我的生计了。”薛西斯深为此举所感动，他说：“为了回答你的好意，我用这样的一些办法来酬谢你：我使你成为我的朋友并从我自己的财富中给你七千斯塔铁尔……你便可以有整整四百万的数目了。继续保持你现有的财富并要注意到永远设法保持自己像现在的样子；因为不拘是现在，还是今后，你都不会为你目前的所作所为而后悔的。”［古希腊］希罗多德著：《历史》Ⅳ，27—29。商务印书馆，1997年重印版。上述史料足以看出波斯国王对大商人的庇护和支持。

    为促进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帝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早在公元前6世纪，在对外贸易十分发达的吕底亚，便出现了铸币；在伊朗，货币制度出现于居鲁士当政的年代，他首次在苏撒、萨尔狄斯、巴比伦铸造金币；大流士时代进行了币制改革，流通于全国的是中央统一铸造的成色极高的金币“大流克”，重量约8.4克。地方行省和自治市只有权铸造银币和铜币。统一币制的建立又促进了内外贸易的发展，考古学家亦在撒马尔罕、铁尔梅兹附近的废墟中发现过“大流克”，而这些地点又是丝路西段通往东方的必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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