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宗即位之初，有“南人洪幼学上封事，妄言五运，笞而遣之”。《元史》卷一八《成宗纪》，元贞元年闰四月庚申。洪氏其人无可考，方回《桐江续集》卷十八有《送临安洪行之幼学次鲜于伯几韵》一首，仅知洪幼学字行之，临安人。洪氏之所以被笞，大概是被蒙古统治者当作妄言阴阳谶纬的术士了。元朝一向严禁谶纬，至元十年（1273）正月己未，禁“阴阳图谶等书”；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见《元史》卷八、卷一三《世祖纪》。汉学知识浅薄的蒙古统治者，可能不明白五运说与谶纬有什么区别，对南人拿这种阴阳五行的说法来附会本朝历史自然很反感，所以会有如此激烈的反映。又据元人刘壎说，“元贞新政，有北士吴助教陈《定本十六策》”，其中一策略谓“汉以火，唐以土，此德运之重事，先儒有相生相胜之评”云云，显然也是在建言德运问题。此吴助教者，其名不可考，“或云此人撰成此书，不曾投献而没”，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刘壎：《隐居通议》卷三一“元贞陈言”，《丛书集成初编》本。
终蒙元之世，始终未曾正式讨论过本朝的德运问题，然而明人却有元朝水德之说，何乔新《跋闽人余应诗》曰：“此诗叙元顺帝为瀛国公之子，乃闽儒余应所作也。其诗有‘壬癸枯干丙丁发’之句，盖壬癸为水，丙丁为火，元以水德王而宋以火德王也。”何乔新：《椒丘文集》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明人盛传元顺帝实为南宋末代皇帝瀛国公（即宋恭帝）之子，此诗曰“壬癸枯干丙丁发”，意谓水德尽而火德兴也。又据何乔新说：“故老相传，（元）世祖取江南之时，有水竭火生之谣，盖元以水德王，宋以火德王，是则继奇渥温氏起者，实赵氏之遗胤也。”《椒丘文集》卷八“史论”。由此可知，元朝水德说应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种说法。此说大概最初出自南宋遗民之口，它是以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为前提的，无非是因为宋为火德而径直推定元为水德罢了，这与传统的五德终始政治学说已相去甚远。
元朝之所以不再讲求德运，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经过宋儒的思想启蒙之后，人们已经失去了对于五运说的虔诚信仰。元代围绕着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而展开的正统之辨，主要有以修端为代表的南北朝说，受到宰相脱脱支持的“三国各与正统”说，王祎提出的绝统说，以及大多数汉族士人所主张的独尊宋统说，而所有这些观点都不是在五运说的理论框架内来讨论正统问题的。按南北朝说和“三国各与正统”说，天下可以同时有不止一个正统王朝，绝统说认为正统可以不是连续的，独尊宋统说也只是从华夷正闰的角度立论，完全不涉及德运的问题。以力主独尊宋统而著称的杨维桢《正统辨》，最后还特别申明说：“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运之王以分正闰之说者，此日家小技之论，君子不取也，吾无以为论。”《辍耕录》卷三。元朝为何不讲究德运，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
尽管元朝不取五运说，但传统的德运观念却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被当做一种思想武器充分地加以利用。红巾军的反元斗争，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复宋的旗号，韩山童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韩林儿和徐寿辉所建立的农民政权，国号均为“大宋”。徐寿辉的国号，传世文献均记为“天完”，过去学者们对这个不伦不类的国号曾提出过各种猜测性的解释。据1982年重庆明玉珍墓出土的《玄宫之碑》，知其国号实为“大宋”。研究者认为，因朱元璋以韩林儿宋政权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反元红巾军的正统，故在明朝建国后将徐寿辉的“大宋”国号窜改为“天完”。参见胡人朝：《重庆明玉珍墓出土〈玄宫之碑〉》（《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4期）、刘孔伏等：《谈元末徐寿辉农民政权的年号和国号》（《学术月刊》1984年第5期）。既以复宋相号召，而宋为火德，火德尚赤，于是红色就成了反元武装最鲜明的标帜。刘福通起事，即“以红巾为号”。《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至正十一年五月。据朱元璋描述说，红巾军初起之时，到处都是“巾衣皆绛，赤帜蔽野”的景象。朱元璋：《纪梦》，《全明文》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册，178页。故元末农民军被通称为红军，亦称红巾军。刘辰《国初事迹》明确地将红巾军尚赤与火德联系到一起：“太祖以火德王，色尚赤，将士战袄、战裙、壮帽、旗帜皆用红色。”刘辰：《国初事迹》，《国朝典故》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上册，第84页。考虑到刘辰在元末身为朱元璋的幕僚，他的记载理应可信。不过，对红巾军的色尚问题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吴晗先生认为，韩山童、韩林儿父子的“明王”之号以及朱元璋的大明国号，均出自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这是因为宋元时代明教（摩尼教）久已与白莲教相混同，而红巾军的尚赤亦与他们信奉明教有关。吴晗：《明教与大明帝国》，原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年4月；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这种观点如今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杨讷先生指出，元代白莲教与明教互不相涉，元末农民军的领袖都是白莲教徒，“明王”之号及大明国号均出自白莲教徒诵读的《大阿弥陀经》。杨讷：《元代的白莲教》，《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这说明以明教来解释红巾军的尚赤是不可取的。况且白莲社和明尊教（即明教）在洪武三年已被明令禁止，《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甲子，《明实录》第2册，第1037页。而此后明朝依然尚赤如故，可见红巾军的色尚确实无关于宗教信仰。
所谓“太祖以火德王”，一般认为这只不过是朱元璋在反元斗争中所采取的一个政治策略而已，其目的是以复宋为号召，故宣称继承宋之火德；而当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毋需继续坚持火德之说，于是明朝一代也就不再讲求德运，五运说最终丧失了其政治功能。参见前揭陈学霖：《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辩述义》，《宋史论集》第48页；刘复生：《宋代“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第104页。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简单。明朝究竟有无德运之说？迄今为止还无人做过深入的探讨。虽然我们承认，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正统理论，五德终始说的时代早已结束，但确有大量史料表明，明朝人仍在继续讲求德运。明代前期，人们普遍认为朱明王朝运当火德，从官方文献到私人著述，都不乏这方面的记载。洪武三年（1370），“诏考历代服色所尚。礼部奏言：‘历代异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汉尚赤，唐服饰尚黄，旗帜尚赤，宋亦尚赤。今国家承元之后，取法周、汉、唐、宋以为治，服色所尚，于赤为宜。’上从之”。《太祖实录》卷五二洪武三年五月辛亥，《明实录》第2册，第1026页。如果说这条史料毕竟还没有点出“火德”二字的话，不妨再举出一个更明确的证据。明初礼官议乐律，谓周以木德王天下，木克于金，“故《周官》旋宫之乐……未尝及商者，避其所剋而已”，而“宋祫享之乐亦去商，是不知去商者周人之制而已，以周人之制推之，则宋以火德王天下，论避其所剋，当去羽音，而太常用乐不审诗羽而审诗商，盖失古人之旨远矣。今国朝以火德王天下，与宋同避其所剋，则亦当去羽”。徐一夔等：《大明集礼》卷四八《乐·钟律篇》“火德去羽”条，明嘉靖九年内府刻本。此书系奉敕所修，成书于洪武三年九月。按阴阳五行说，五行配五音，土为宫音，金为商音，木为角音，火为徵音，水为羽音。周为木德，金克木，故当避与金德相配的商音；宋为火德，水克火，故当避与水德相配的羽音；明朝亦为火德，故亦当去羽音。又明初“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乐章”，其一为《炎精开运》之曲，谓“炎精开运，笃生圣皇”云云，《太祖实录》卷一四一洪武十五年正月辛巳，《明实录》第4册，第2219页。“炎精”显然是代指火德。洪武七年，太祖在致北元君主的信中声称“今我朝炎运方兴”，也是以火德自居。朱元璋：《与元幼主书》，《全明文》卷五，第1册，第54页。另外，在当时一般士人的意识中，也大都认同朱明火德之说。洪武间，殷奎替甘肃总兵代拟的贺圣节表，有曰：“以火德王天下，交龙开受命之符；生圣人主中原，夹马纪发祥之迹。”殷奎：《强斋集》卷五《圣节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统末，英宗北狩，“阴遣使谕镇守太监裴富”，裴富请占吉凶于卜者仝寅，仝寅说：“庚午中秋，车驾其还乎？……计七八年当必复辟。午，火德之王也。”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五“南宫复辟”，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仝寅谓午为“火德之王”，并据此推断英宗将会复辟，这也反映了明朝火德的观念。
除了火德说之外，明朝中后期又出现了土德一说。万历间，张养蒙撰《五德之运考》，谓“我朝受命，有谓其尚火德，有谓其尚土德，纷纷无定”。张养蒙：《五德之运考》，《明文海》卷一二〇。据我估计，土德说大概出现于弘治以后。罗玘《送益国长史胡君之国序》云：“今天子建亲藩，首兴，次岐，又次亦以益鸣其国。封子建昌，于天文其次鹑尾。鹑尾，火位也；火，土母也。国家以土德王，兹封也而冠以兹名也，得无意乎？”罗玘：《圭峰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罗玘为弘治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正德七年（1512）致仕。参见《明史》卷二八六《罗玘传》。这是我看到的有关明朝土德说的最早记载。
那么，明朝人所标榜的德运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与元朝以前的五运说又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实际上，明朝建国以后从未正式讨论过德运问题，所谓的火德，不过是沿袭朱元璋在元末红巾军时代的成说，而这种说法与五德转移的基本理念是完全不相容的：五运说讲究五德相生，五行代替，岂有后代袭用前朝德运的道理？黄瑜：《双槐岁钞》卷一“圣瑞火德”条（《丛书集成初编》本）专门论证朱明火德的各种符瑞，却只字不提运当火德的道理何在，不解释德运如何转移的问题，可见明朝人的火德说是经不起考究的一笔糊涂账。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朝中期以后才有人提出土德一说，大概是主张以朱明之土德上承赵宋之火德，而将元朝列入闰位。但火德、土德两说相持不下，终无一定之论。这说明德运的确定在明朝已不再是关乎王朝正统的头等大事，不再是一种郑重庄严的国家行为，火德也好，土德也罢，都只是朝野间流行的某些非正式的说法而已。难怪就连清人似乎都不知道明朝还有德运之说，《古今图书集成》考述历代德运，至金而止；《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卷一七〇“帝运部汇考”，中华书局、巴蜀书社影印本，1985年。清代的两种蒙学读物《群书纪数略》和《幼学歌》将历代王朝德运作为文化史知识来介绍，其下限均讫于宋。宫梦仁：《群书纪数略》卷一天部理气类“五运五胜”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王用臣：《幼学歌》续编天文门“五运五胜”条，光绪十一年自刊本。总之，明朝人所讲求的德运，充其量不过是传统五运说的一种残余影响。
五运说最后一次被利用来为政治服务，大概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自称以水德王，据赵士锦《甲申纪事》说：“贼云以水德王，衣服尚蓝，故军中俱穿蓝，官帽亦用蓝。”赵士锦：《甲申纪事》，见《甲申纪事（外三种）》，中华书局，1959年，第16页。这条史料承张帆先生提示。赵士锦是大顺军攻占北京后留用的旧明官员，此记载当得自其耳闻目睹。刘尚友《定思小纪》也说：“贼虽未即僭位，然明代官制大半更革，……服色尚深蓝、文官拜武将之类，俱刊定成册，以候颁行。”刘尚友：《定思小纪》，见《甲申核真略（外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3页。李自成为何号称水德？显然是因为一般人多以明朝为火德，故取以水克火之意，其直接的理论依据是民间通行的五德相胜说。不过按传统的说法，水德理应尚黑，李自成改为尚蓝，则又有所变通。
自明清鼎革之后，五运说的影响愈益衰微。清朝一代，再未见到讲求德运的记载。旧说有谓大清国号取以水克火之意者，按大清国号之本意，清代档案、史籍均无解释， 故后人有各种臆测，但都不足为据。参见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支那史研究》，东京：春秋社，1943年；松村润：《大清国号考》，《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关于清朝统治者对五德终始说的态度，从高宗作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题大金德运图说》诗序中看得最是清楚： 五德之运，说本无稽。……自汉儒始言五德迭王，遂推三皇五帝各有所尚，后更流为谶纬，抑又惑之甚矣。夫一代之兴，皆由积德累仁，岂遂五行之生剋？而服御所尚，自当以黄为正，余非所宜。元、明制度尚黄，不侈陈五德之王，其义甚正。本朝因之，足破汉魏以后之陋说。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大金德运图说》是仅存的一部有关五运说的著作，高宗以为此书题诗为由，与这种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最后的决裂。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鲜明，足以使我们相信清朝不会再有讲求德运的可能。如果说宋儒是五德终始说的掘墓人，那么不妨说是清高宗宣告了它的最终消亡。
（刘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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