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达先生曾指出：“研究唐代历史的一些学者早就注意到，唐代之所以朝气蓬勃、富有生机，一是唐代的社会和文化能条贯、折衷前此数百年的遗产，二是能兼容并包地摄取外来的各种文化营养。有人把前一特征称作‘折衷主义’(eclecticism)，把后一特征称作‘世界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A。 F．Wright and D。 Twitchett，ed。，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1.这种看法不无一定的道理。然而，如果对唐代的这个特征稍加分析，就会发觉唐代中原地区的典章制度既是前此数百年的建置的条贯和折衷(例如中央设置的三省六部机构)，也是东晋南北朝以来多种民族互相冲突、互相融合而留下的某些制度的延续和发展(例如均田制、府兵制)；但是，人们唯独从中探索不到外来的礼仪、政刑和典章制度的移植，而且唐代的官制、兵制、刑法、田制、赋役制等等都渊源于先前王朝，并没有因为在唐代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相应发生任何重大的改变。至于在宗教、艺术(例如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实用器物(例如金银器、服饰)等方面，人们可以看到，通过西域传来的印度、中亚、西亚文明和通过南海传来的南亚文明，对唐代的影响是既深且远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盛世，一切典章制度已然自成体系，在自身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所有文化方面的引进都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可以说，唐代做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如果这一说法在逻辑上可以成立的话。”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第38页。我们认为，用张先生的这段论述来归纳总结唐前期政治文化的特点也是合适的。

    现在看来，唯一可以对张先生以上论述作点儿补充说明的是，唐朝对周边族群文化甚至外来文化其实也做了条贯、折衷工作，即“形胡实汉”一类的文化整合，使之适应中原社会，并吸收融进中原主流文化之中。正如张先生所说：“由于种种原因，文化汇聚的过程并没有使中国的儒、道思想对印度发生什么影响；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吸收能力因此而更形突出，中国文化的消化能力也因此而受到了人们反复的称道和赞扬。可是，人们在进行这种称道和赞扬的时候却很少注意到，唐代封建社会高度平衡的层序结构和代表它行使政权职能的唐王朝政权，在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将外来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文化，使其‘俯就我范’的倾向。经数百年的动乱之后而形成的大一统局面决定了唐代在各个方面都力图显示出并蓄兼收的时代精神，然而，并蓄兼收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大一统的极致。”张广达：《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第41页。

    （宁永娟、王小甫）

    §§中晚唐的士大夫及其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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