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林的戏，潘村的祭，凤村的炮仗打个不断气。

    泾川民谚

    五代十国时期，山西太原人刘知远曾割据称雄。他早年因家境贫寒入赘大户人家备遭白眼，替人牧马遭僧人捆绑毒打，从军后舍命救石敬瑭于激战中，石敬瑭借契丹之力灭了后唐称帝建后晋王朝他韬光养晦，契丹人打后晋二世石贵重他坐观其变；石重贵被掳后，刘知元受部将郭威鼓动而称帝，改国号为汉，世称后汉高祖。刘知远本是沙陀部人[1]，其祖上何时及为何改姓刘，于今无从稽考。他自称东汉皇族后裔，大约是图个名正言顺，好立得住脚。可惜他称帝的第二年，公元九四八年，就病亡于开封，时年五十三岁。

    后汉是五代十国中朝代最短的一个王朝，至郭威称帝（世称后周太祖），只有四年光景。投靠郭威的赵匡胤于公元九六〇年发动“陈桥兵变”，旋即称帝建大宋帝国。宋朝皇帝对刘知远的后人戒心很重，所以早在北宋初年，这支刘氏家族就南迁宣州泾县，改姓凤，隐居于边远的阳山东麓，即现在的凤村，其始迁祖为凤世杰。

    怕树大招风，凤村凤氏家谱讳言其家族是刘知远的后代，即使对凤世杰南迁的年代，也有所隐讳。一说宋朝有明文规定，一说家族有族规昭示，凤村有“凤不入朝”之说；即凤村凤姓人家再有学问，再有本事，不让做官，或不屑于做官。

    因此之故，凤村的凤调元先教书后做生意，深谋远虑，胆识过人，有其先祖刘知远之遗风，清朝乾隆年间任芜湖典当业大总管名望卓著。凤村的凤迪明，早年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在天津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同班同学，常撰文评论时政，虽然有违祖训在山东做过几年知事官，但后来还是弃仕经商，回乡办实业，造福本乡村民。凤村的敦福堂乃凤迪明故居，其门坊上端的白石嵌方，刻有“大夫第”三字。新四军叶挺军长，曾骑马来敦福堂与凤迪明促膝谈心，至今村里有老人能指认叶挺拴马处。

    还是五代十国时期，后汉高祖刘知远去世的那一年，山西祁县人王溥考中状元，时年二十六岁。后周太祖郭威称帝后的第三年，王溥任宰相，时年三十二岁。后周世宗柴荣，民间尊其为柴王爷，对运筹于帷幄的王溥极为赞赏，当面夸奖他：“为朕择帅成边功者，卿也！”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保留王溥的宰相职位，谓左右曰：“王溥十年做相，三迁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未见其比。”乾德二年被罢相，过早结束官宦生涯，这时才四十二岁。

    王溥为史学家所推重，并非他官运亨通，而是他于在任期间著述《世宗实录》四十卷，修编《唐会要》一百卷及《五代会要》三十卷。前者已经失传，只能在其它史学著作中看到其残本；后者却流传至今，主要记述李唐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国家典章制度、田徭赋税以及有关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史料。而王溥为民间所称道，却是一个孝字。其父王祚在家中宴请客人，身为宰相的王溥每每侍候于左右。为客人斟酒时，客人起身告罪，王祚对客人道，这是我家犬子，诸位安心受他敬酒，不必一一起身。

    王溥虽然还是因为当过前朝宰相被罢官，但生前仍被封为“祁国公”，死后被谥为“文献公”，所以他的后代于南宋理宗年间来泾县后岸定居，不必改姓隐讳其身世。来后岸的王氏始迁祖为王千九，他手里有一尊金鼎，那是宋太祖赵匡胤赐给王溥的，所以后岸王姓家族有“金鼎王氏”之称。而那尊金鼎，据说丢失于民国时期。后岸村王氏宗祠，亦称宁远堂，它的寝堂石磉上就刻有古鼎图案，令游人有所遐想。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就出自后岸“金鼎王氏”家族。

    孔子称西周时代的泰伯为“至德”，泰伯以禅让王位、建立吴国而著名。后来泰伯的后人，准确地说，是泰伯的弟弟仲雍的后人季子札，也三让王位古风绵延。季子墓在江苏江阴，因江阴古称延陵，所以古人称季子札为延陵季子。著名典故“季子挂剑”，就讲的是他。

    泾县茂林吴氏以吴泰伯为姓始祖、雍仲为生身始祖。十八世吴王梦寿有四子，其长子名叫诸樊，幼子就是季子扎。茂林吴姓虽是诸樊所传，但其后人因敬仰季子札，自称“延陵世家”。茂林吴姓的始迁祖吴希贤，于宋朝皇祐年间来茂林定居，其子吴安国兴土木营建住房，起名为“延陵新宅”。明朝万历进士，曾任泾县知县的李邦华，为茂林吴氏大宗祠撰写一对镏金楹联：“延陵世泽传江左，荆里名家著水西。”

    大概就是从明朝万历年间起，至清朝中叶，茂林吴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吴氏大宗祠”其祠名嵌之以“大”字，有自吹自擂之嫌，但当年却无愧于四乡八邻。祠堂内另一对楹联是：“庭前罗玉林传家唯存五车书，门口扬朱旗报国曾持三尺剑。”上联讲的是建这座祠堂的吴尚默，明朝万历文进士，曾任湖广布政使[2]，几度上书朝廷，直言进谏，要求惩办专断国政的魏忠贤；下联讲的是吴尚默的侄子吴江龙，明朝万历武进士，曾任贵州布政使，一次单枪匹马入苗寨谈判，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3]”。

    祠堂前原有四座石头牌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褒扬吴尚默、吴江龙叔侄二人的“文武进士坊”。另三座，一是吴尚默怀念其父吴云麓的“恩纶重贲坊”，一是纪念乡贤吴伯恳的“乐善好施坊”，一是“百岁坊”；而“百岁坊”旌表的是哪朝哪代哪家的老人，村民语焉不详。可惜祠堂门前的这四座牌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拆除，现在只能看到孤零零的旗杆石，以及暗喻“福禄寿”的“蝙蝠、白鹿、麒麟”白卵石图案。

    古祠堂之多，古祠堂之大，以泾县一县之力，较之于徽州一州之功，却无逊色之处。被誉为“中华第一祠”的桃花潭翟氏宗祠自不待言，即使在查济看到破败不堪的洪公祠，在万村看到更为不堪的万氏宗祠，触目惊心的只是那种华美的破败，以及破败的华美。

    泾县古祠堂及古民居，于经典的徽州，是经典的认同、仿效及变异。古祠堂的门厅、享堂及寝楼，享堂与寝楼之间的两个金水池，两个金水池之间的石阶小桥，以及池与桥的石狮柱头，均经典而富于变化。古民居的诸多细节，如堂厅和厢房于中轴线的对称，矩形“四水归堂”的长度及一字“四水归堂”的宽度，马头墙“五岳朝天”的错杂，以及门墙与屋顶的比例，均严格而富于韵味。其实，马头墙于江苏、浙江、江西乃至福建，都有看到，但经典的，看起来舒服的，无可挑剔的，还是在皖南徽州，皖南泾县。

    泾县对徽州的仿效，多在形式方面，如祠堂或民居的格局；而泾县对徽州的变异，多在精神方面，如化繁为简的宗族理念。严格而言，徽州不是程朱理学的起源地，因为程颢、程颐兄弟虽然祖籍是古徽州的歙县，但他们定居于河南洛阳，朱熹虽然祖籍是古徽州的婺源，但他本人主要侨寓福建建阳，然而，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比旧时的徽州更认同程朱理学，对“存天理、灭人欲”，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理解及践行，比任何一个地方都彻底。

    一般认为，起源于宋朝的程朱理学，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解救与提升。而中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绵延不断，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惯性，中国人的家族聚合效能，中国帝王的治国安民手段，无不与孔孟儒学关系密切。古代泾县文人虽然也“格物穷理”，追究精神世界，却不是亦步亦趋地跟着徽州人走。更多的文人，喜欢徽州人不喜欢的阳明理学。王阳明确信“心外无理”，认为“（若）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4]”，显然这有悖于朱熹的“心与理为二”。然而，对于洞悉中国社会的泾县文人来说，提倡在有限的自由空间中保持个性，“自有”而“圆成”，无疑是乐于接受的。

    古代中国是一个讲究“理论指导实践”的保守型国家，相信若理论上失之毫厘，实践中就会谬以千里。幸好王阳明对孔孟儒学的核心成分予以肯定，他在《传习录》中写道：“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中国儒学的经学、理学著作汗牛充栋，各执己见的学术流派亦纷纭杂乱，泾县文人化繁为简，将庞杂体系的、越说越说不清楚的儒学思想，简化为“忠、孝、节、义”四字，书之于祠堂内墙。往往一面墙是“忠、节”二字，一面墙是“孝、义”二字，字体是十分的大，位置是十分的醒目。在徽州的古祠堂中，虽然也看到过这四个字，但它们的出现，其组合的序次及体例，远不及泾县来得经典而普及。

    “忠”是忠君。

    茂林吴氏一世祖吴文举，五代十国时期是南唐的一个县令。宋将曹彬下江南灭南唐时，吴文举以绵薄守城池，劝降不从，历时三个月之久，城破被俘后，又授官不受，其忠，其勇，于此可见一斑。吴文举忠的是那个填词填得特别好的南唐李后主李煜，守的是当年的池州池阳。

    茂林洪氏始迁祖洪璧，是洪皓第六子洪邈的后代。榔桥洪氏则是洪皓长子洪适的后代。洪皓是江西波阳人，他于历史的著名，不是填词也填得特别好[5]，不是把西瓜种植技术从金国带到中原来，而是作为南宋大金通问使，出使金国探望徽钦二帝，被金人拘留十五年。

    《宋史·列传第一百三十二》记载：“皓至太原，留几一年，金遇使人礼日薄。及至云中，粘罕迫二使仕刘豫，皓曰：‘万里衔命，不得奉两宫南归，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愿偷生鼠狗间，愿就鼎镬无悔。’粘罕怒，将杀之。旁一酋唶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剑士，为之跪请，得流递冷山[6]。”

    南归后，宋高宗当面称赞洪皓：“卿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因此之故，洪皓家族于泾县的家祠宗祠，无不将洪皓尊为一世祖，无不悬挂“忠贯日月”匾额。

    附带讲一句，在广东花县，其家谱亦尊洪皓为一世祖的洪秀全，则是这个家族的异类。洪秀全以忠君为耻辱，金田起义，号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攻克南京。

    “孝”是孝亲。

    具体而言，就是孝敬父亲母亲。

    在徒有宗教形式而无宗教精神的古代中国，忠君为了稳定国家，孝亲为了稳定家庭及家族，这有别于西方社会或印度社会以宗教稳定情绪和思想；显然前者注重群体，后者注重个体。自南北朝起，就有人把主张忠君、孝亲的儒学叫做儒教，与佛教、道教并称，因为儒学并无创世假说、终极审判、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以及信仰仪式，所以它是一种思想流派而不是宗教。然而，孔孟儒学于古代中国的影响，比宗教更为深刻而持久，细密而有力。

    孝亲于民间的演绎及呈现，其实非常单纯，不会考虑到国家、民族那么多。民间最常见的祈愿，即“福、禄、寿”中的“寿”字，一是理解为身体好，生命力强；二是理解为儿女孝顺，多子而多福。

    泾县桃花潭万村有一座门楼，取名为义门，初建于唐朝贞观五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旌表“泾县万晏自高祖万頵至仲芳五代同居”，工匠把这座八字型门楼造得十分对称，彰显圣旨圣意的尊严和隆恩。

    据万村人讲，万晏家不仅五代人和睦相处，而且家里的一百条狗也彼此相敬如宾。有一年在祠堂里办酒，不仅叫齐了家里人，也把那些狗叫来了。先来的九十九条狗对着狗食盆垂涎欲滴，但一条也不先吃。等家里人把最后一条也找来，狗儿们才开始一同细嚼慢咽。

    五世同堂是代代孝亲的极致事例。泾县茂林的尚友堂，是一处经典的皖南民居。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茂木计一郎教授，曾于一九八六年拍摄尚友堂花砖门墙，刊发于日本著名学术杂志《住宅建设》封面。而尚友堂于家庭及家族的经典，是它的主人曾经有过不可思议的“四代五世同堂”。自出生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第一代起，至出生于光绪年间的第九代止，历时一百七十余年，连续四代五世同堂，前后十三人受朝廷旌表，其旌表匾额多达二十四块。这个家族的第一代吴善政有十三个儿子，分十三房，尚友堂是他的长子吴寿昌的住宅，著名画家吴作人是他的第九子吴大鹤的后代。

    旧时朝廷的旌表形式，多数是匾额或牌坊。泾县黄村乡九峰村有一座建造于清朝嘉庆二十四年的四柱三楼牌坊，其外侧石柱旁立石鼓呈品字形，内侧石柱旁立石狮两两对称。这座牌坊隆重旌表的是，当年九峰村一位名叫徐财桂的百岁老妇人，被称为百岁坊。

    旌表五世同堂及百岁老人，于孝亲是间接关联，除非其匾额或牌坊题词中有“孝”字出现。而细察古代孝亲的直接表现，就会惊讶古人在形式上的种种讲究。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比如丁忧服丧三年，在外地做官的，必须回乡守制；茂林的吴芳培，即使身为吏部尚书，也要抛下手头的国事政务，回家给父母守孝。

    忠孝两全是古人的最高人生境界。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就会产生严重的道德冲突及人生悲剧。“忠贯日月”的泾县洪氏一世祖洪皓，南宋时“忠义之声闻于天下”，被时人称之为“宋之苏武”，然而，仇视洪皓的秦桧，暗中指使“侍御史李文会劾皓不省母”，罪之以不孝之名，轻而易举将洪皓逐出京城，流放岭南。

    “节”是节操。

    这是狭义的节操，即所谓的贞节，且指女子的贞节。

    专家分析，之所以程朱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种古怪观念在古代徽州根深蒂固，是因为“徽人不蹲家，经营走四方”，成年累月守空房的徽州女人，必须承受严酷的精神束缚，行不得半点女权主义，不然很容易妻离子散，无以为家。

    古人对君主的忠，对父母的孝，往往以女子的守节为础石。因为女子的守节，表面上守的是她本人的贞节，实际上守的是她为人妻为人母的家庭和血脉。若无以为家，怎么去忠，怎么去孝？不少旌表女子贞节的牌坊，就叫节孝坊；一面守节，一面孝亲。

    大概女人因丈夫外出经商而常年守空房，在古徽州或古泾县极其寻常，所以立贞节坊或节孝坊的女子，其守节情形往往极为罕见，甚或匪夷所思。泾县查济村有一座建造于清朝乾隆二十六年的门楼式贞节牌坊，其坊额上书有“奇节性成”四字。被视为女性楷模的那个女子叫徐秀姑，小时候是童养媳，未婚前就死了男人，后来不但照样侍奉公婆，而且终生不嫁，直至八十岁黯然去世。徐秀姑去世后的荣誉，被认定为天性如此的贞节，实质是旌表给众多尚未去世的、以及尚未出生的女子看的，要她们固守节操，从一而终。这样的贞节牌坊，旧时查济村有九座之多。

    一次我在查济北面一处坟园里，寻找查姓七十世祖查图源的坟茔时，看到乱草中有一块贞节墓碑，碑上写着这样一段文字：“青年守志金石同心，事生事死尽孝尽诚，坚操苦节例应荣旌。”

    查济的徐秀姑是“事生尽孝”极端事例，茂林的程艳兰是“事死尽诚”的极端事例。程艳兰不是茂林人，她被葬在茂林，茂林吴氏给她立牌坊，是因为她的未婚夫吴承香是茂林人。时年十八岁的程艳兰获悉未婚夫得暴病身亡后，一连四天不吃不喝，第六天于子夜时分吞食鸦片土而自尽。这样的贞烈殉节，轰动四乡八邻，接灵时白幡素幛，鸣号放铳，极尽奢华铺张之能事。当时吴承香家卖掉七十亩良田，吴氏大宗祠又资助了两千银元，才体体面面给程艳兰安了葬。待朝廷颁下圣旨，恩准建贞节坊时，其坊额便刻之以御书“贞烈”二字，吴氏大宗祠设酒筵三日，其场面极其隆重，洋溢喜庆气氛，这是清朝同治年间的事情。

    “义”指义举。

    三国关公关羽的义薄云天，因为有“忠”、“勇”衬托，辉煌于极致。就“忠、义、勇”而言，中国民间将“义”字看得更重，更心仪关公的义不辞难。古代有“义夫节妇”之说，显然“节”是女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义”是男子的最高道德标准。

    泾县黄田村古民居的古朴、典雅，其人文风物的淳厚、凝重，于我是回味了又回味的。黄田朱氏尊朱瓌为一世祖。唐朝天祐年间，朱瓌曾“领兵三千人戌婺源……制置茶院”，称茶院公。泾县朱氏始迁祖朱纬，是茶院公第六世。创立程朱理学的朱熹，是茶院公第九世。黄田朱氏始迁祖朱枱，是茶院公第二十二世。

    黄田朱氏对同宗同祖的朱熹的程朱理学，自然是通盘接受。阳明理学于泾县大行其道时，朱枱书“静观自得”四字于门额，每日只是著书写字，其书法“庄雅圆幼，直追欧褚”。然而黄田朱氏于历史上的著名，却是一代又一代的弃儒经商，一代又一代的居仁由义。村中崇德堂有“义声道轨”匾额，敬修堂有“礼耕义种”门额。

    黄田的荣禄大夫第，一说是朱宗潘所建，一说是朱宗潘第四子朱子典所建。朱家父子均以经商而著名，朱氏家谱记载，父亲朱宗潘受朝廷赠封荣禄大夫，其官位为从一品。受封的原委，不是做生意做得大，湘、鄂、闽、粤同时做，为当年之巨富，而是不但在家乡修桥铺路，建义仓，兴义学，置义田，而且在长沙修官道数百里，在粤、闽、赣造船以济交通，置漏泽园办育婴堂，“所至之地均有善举”。尤其是太平天国时期，朱宗潘从湘、鄂等省购粮分赈江西各地，救活无数荒年灾民，同时立义冢，收葬六千余具尸骸，名闻朝野。朱宗潘的去世，也在清朝同治年间。

    若说泾县人对“忠、孝、节、义”的理解及践行，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彻底，肯定会受到学者的强烈质疑。若说中国古民居的丰富留存，古民居所透露的人文信息，这种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经典文化，泾县是一个很好的考察点，受批驳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位名叫罗杰·威瑟斯的英国游客，曾于二〇〇一年在泾县桃花潭镇的留言簿上写道：“A LIVE PLACE IN CHINA’S HERITAGE（一个生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

    老实说，早年我对我们中国的深厚文化，对卷帙浩繁的经史子集，怀有巨大的恐惧。就像害怕天文学一样，怕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世界中去，怕钻进去了永远出不来。后来，直到四十余岁，也就是二〇〇〇年，我第一次来泾县，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漫不经心地走入这儿的古民居，翻看这儿的家谱，听听这儿的民间传说，才有所恍悟，有所心得。也就是说，以前不得其门而入的我，这时才找到解读古中国的钥匙；读有关的经史子集，有兴趣读下去。

    类比于西方的教堂或印度的寺庙，极其强烈地影响着乃至控制着个人、群体甚至国家的标志性建筑，在古代中国是祠堂。在泾县，旧时写着“忠、孝、节、义”四个大字的祠堂，是家族体系最为直观且留存最多的维系物。祠堂有家祠、支祠、宗祠等不同等级，而祠堂的威严，不可冒犯，凛然于家族中每一个成年成员的内心深处，较教堂或寺庙更为肃穆。家族中的长辈，宗族中的族长，一旦惩罚触犯家规、族规的，就有生死予夺的莫大权力。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更多、更基层的法庭，不是在县衙里，而是在祠堂里；所依执的法律，不是朝廷的王法，而是家族的家法或宗法。

    茂林有一处古建筑群名为“五十里”，围墙上墨书“五十里”三个字十分醒目。清朝道光年间，有个名叫吴德裕的年轻人很不听话，成日游手好闲，放荡成性，且不思悔改。其父母在同房长辈的默许下，施家法于吴德裕，将他逐出家门五十里。流浪到芜湖湾址，吴德裕被一家杂货店收留，在店里做杂役。这时的他，才明白应该把自己的聪明劲儿，用在勤苦做事上，而不是好吃懒做。后来他自己开了当铺，成了湾址的头号富商。据说他晚年带了五万两银元回茂林，建造了这处规模宏大的、其主体为六座堂厅的建筑群。另一说认为，这个传说的主人公叫吴廷秀，他有十三房子孙，所以当地人有“五十里十三房”之说。至于吴德裕（或吴廷秀）在墙上墨书“五十里”三个字，究竟是耿耿于家法的严酷，还是以此警示其子孙，后人不得而知。

    宗法比家法更为严酷。查济查氏族谱中有“十戒”族规：

    一、戒忤逆，有不孝父母肆行忤逆者，法所当诛；若触犯祖辈、叔伯及兄长者，初犯责杖二十，再犯责四十。

    二、戒凶横，初犯责杖二十，再犯责四十；与外姓斗殴，户长、房长重处。

    三、戒赌博，初犯二十，再三十；且无论长幼，罚酒三席。

    四、戒酗酒，初犯严加劝勉，令其对先祖立戒，再犯重责。

    五、戒盗窃，初犯三十，再犯凭户长、房长公议送死。

    六、戒强葬，强葬者祭坟，在公祖坟前重责四十，断不宽宥。

    七、戒伐荫，祖坟山荫砍伐树木者，与不孝同罪；砍枝桠者责二十，伐整株者责四十，祭坟封山，柴树存公。

    八、戒淫邪，宿娼者罚酒一席；与他人妻妾和奸责二十；败坏闺门，败坏妇人名节及强奸者，事分轻重责惩。

    九、戒争讼，健讼之徒，若与本族构讼，户长、房长分别责惩。

    十、戒轻佻，有不自重者，户长、房长始加劝诫；若不痛改前非，重责不贷。

    查济村查姓人家，尊查姓六十六世查郁为中兴祖。查郁，字忠拾，号若棠，生于公元一二三〇年，卒于一三一八年，享年八十八岁。查忠拾与其妻汪氏的合葬墓，坐落在村后一道断梁南端。这道断梁绵延而北，其长度至少有一千米，可六百八十余年中，只葬了这一棺古墓。若有人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强行下葬，就犯了“十戒”族规中的第六戒。

    宗法对风水的保护，始终严格而仔细。葬有祖坟的山林，不得私自砍伐。如今查济的明清古民居越发有名气，可那儿的古坟茔则默默无闻。沿羊肠小道往后山走，拨开一丛丛荆条和棘刺，你会看到二十余块彼此相连的麻石墓碑，它们像一道石墙一样隐藏在密林深处，而更深处，则有更多的墓碑排在一起，其景象森然而壮观。

    传说查济有个人是八甲祠堂的，一天上山偷了一棵树，碗口粗细。被发觉后，给拉到祠堂里，按族规受了一顿杖责。虽然皮肉之苦并不严重，但心理上的压力却越来越大，在村子里始终抬不起头来，三年后怏怏去世。

    家规家族的惩罚，往往起杀一儆百的作用，据说有时候就真的杀个把人。一个姓查的查济人，跟我讲过底下这个故事。有一次，有个新上任的族长，他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看护好钟秀门西边的鲶鱼山，严禁村民上山砍伐林木。新族长令行禁止，声明若有违反，一律格杀勿论。后来他的一个丫鬟上鲶鱼山砍了一根柳条。后来就给他残忍杀掉。再后来，有人说那个丫鬟是按照主人的吩咐去砍那根柳条的，比窦娥还冤。

    民间故事的真实程度，往往无从考察，神龙不见首尾，但其中的原委、过程和结局，其中的背景色彩、紧张气氛和民间意识，却值得民俗学者深究一番。印度人认为意识比真实更重要，甚至更真实，所以，印度本土只有故事而无历史，这在史籍浩繁的中国，在读过大量史书的中国知识界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印度人有印度人的道理，民间故事有民间故事的价值，不然不会如此口口相传，累世绵延不绝。

    每个家族每年一度的祭祖，是在祠堂里进行的。茂林吴氏的祭祖日是每年腊月廿八，全族人簇拥于吴氏大祠堂，祖宗画像高悬于享堂屏风，各类祭品陈列于供桌及香案上，焚香烧纸，读祝文，唱赞词，族长率众男丁“三跪九叩首”，不忘“祖德宗功”，然后是大摆筵席，全族人一同在祠堂里吃“年饭”；其宗族感情于一年中的这一天，这一天中的这一刻，达到炽热程度。

    除了在祠堂里祭祖，每家每户还要在自己家里来一次“请祖宗”。也是悬挂祖宗画像，陈列各类祭品；祭品中有一只被腌制的猪头，穿一条猪尾巴，号称“猪头三牲”。焚香烧纸时，报祖宗名讳，请他们一个个来享祭，家长率子孙虔诚磕头。而最后一道祭礼是，往地上洒三杯米酒，放炮仗送祖宗走。

    除了祭祖，泾县查济村每十年举办一次全宗族的“大斋”佛事，其目的虽然跟祭祖完全不同，但斋戒的严格，场面的隆重，宗族感情的热烈，比祭祖有过之而无不及。祠堂照壁前扎一个一丈八尺高的焦面神，其神像龇牙裂目，一手执钢叉，一手握铜铃，吓唬妖魔鬼怪。神像旁燃一盘一丈多高的七层盘香，燃七日七夜。

    超度亡灵与祈求福祉，是查济“大斋”的两项主要任务。超度亡灵由一位声望卓著的大和尚主持，大和尚由四人红呢轿子抬到村子里，另有二十八名念诵经文的“忏和尚”，以及八名扬幡招魂的“金和尚”一路同来。迎接和尚的是本村士绅及“粗细乐队”；粗指鼓和锣，细指笙与笛。

    村边山坡上那口发丰井，旱季不涸，雨季不溢，在查济人心目中是福祉的象征。大和尚首先被锣鼓家什引到发丰井来，在他的祈祷中，村民淘井清淤。井底有七个泉眼，淘干后很快就自动注满一池清水。叫人奇怪的是，泉水每次都盈而不溢，恰好注到井池上沿。

    “大斋”佛事的主要内容是，十八名“忏和尚”跪在左右两边，一字不漏地念十卷本的《梁皇大忏经》。每一名“忏和尚”身后，都站着本村的一个识字的，看和尚有没有偷懒，是不是少念了一句两句，名曰“监忏”。“忏和尚”念半个时辰之后，就会来一阵钟鼓、罄铃、木鱼。接着是“金和尚”诵经拜忏，半个时辰后再来一阵钟鼓、罄铃、木鱼。这种劳逸结合的车轮式法事，要做七日七夜之久。查济人有俗语“忏和尚一套，金和尚一套”，就说的是这件事；比喻各说各的理，各行各的事。

    到第三天，主持“大斋”的“斋醮公”将查姓全族男丁名单，贴在祠堂外墙上，从祠堂门口贴到百米之外的天申桥，其人数通常多达八千人。名单上写一个特大的“榜”字，名曰“亮榜”。于是每家每户的男女老幼，都来查找自己家里的男丁名字，找到了额手称庆，找不到就赶紧去找“斋醮公”问个明白。晚上有数十个小红灯笼挂在榜前，到次日卯时，允许村民抢了这些红灯笼送人，送给那些结了婚还没生男孩的人家。据说得了这种灯笼的夫妻，很快就会生儿子，比拜观音还灵验。每个写在榜上的男丁，都要给“斋醮公”交一份钱，以此资助“大斋”佛事，名曰“丁钱”。跟查济有来往的外村人、外县人，乃至外省的查氏家族，也会有数目不等的赞助。

    查济村举办最后一次“大斋”是一九四四年。查克定老人讲起那次“大斋”的盛况，总是津津乐道，这可能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的一件事。老人给我讲村里人如何去打“斋天粥”，“大和尚”如何在平台上“坐北方”，“金和尚”如何摆“北斗七星阵”，又如何耍杂技一样“剑悬米斗”，每个驱鬼祈福的细节，全记得一清二楚。

    时过境迁，这种共同驱鬼祈福的盛大佛事，这种有效维系家族感情的宗教性仪式，这种显示家族力量的群体行为，于今不复存在。家族对家族成员的聚合力及约束力，也几乎消亡殆尽。时至今日，关于中国古代家族体系的主要维系物，只留下祠堂和家谱两样能够给我们看得到。虽然祠堂里还能看到“忠、孝、节、义”的石刻或墨书，家谱中还能看到家规族训，甚至各种姓氏的家族依然存在，但传统意义上的家族概念，已经成了没有内容的空壳，祠堂里没了祖宗牌位，即使有牌位的，只是摆给走马看花的游客观看，鲜有全族的祭祖，全族的“大斋”，全族的修谱；也就是说，严密而辉煌的家族体系，已经成为历史。

    我于泾县的历次走访中，看到不少破败的祠堂，也看到不少零散的家谱。在泾县，不同姓氏的家谱有不同的派行排辈、家族名号、祠堂楹联、灯笼题字，甚至对祖先的称谓也各不相同，其内容蔚然而大观。

    茂林下马坎是吕姓人家，其祠堂门额是“渭水流长”，始姓祖是周文王下马访贤的吕望，灯笼题字是“齐国世家”，祠堂楹联是“丰溪奕世家声重，渭水分流德派清”，称祖先为“府君”或“朝奉”；

    茂林九狮墩是洪姓人家，其家族名号是“洪氏三脉”，灯笼题字是“敦煌世家”，派行排辈是“奎炳贤祖宗，一福敬荣之；万世同尚友，良善永可继；德光启荣昌，文良报国祥”；

    茂林齐云山是文姓人家，其派行排辈是“宣义时太，春国万收；祖居世富，永定尚周”，家族名号是“雁门世家”；

    茂林溪口村是梅姓人家，其派行排辈是“昌聪亨大，春应国士，天廷尚熙”，家族名号是“汝南世家”。

    公元前六百七十六年，周惠王封查邑（今山东济阳）予王室成员姬，当时姬改姬姓为查姓，号东安。泾县查济查氏家谱，以查东安为始姓祖，以三十九世查文熙为始迁祖，以六十六世查郁为中兴祖。身为池州刺史，于陵阳[7]抵御黄巢军队而战死，为唐文宗敕封王爵，谥号“忠烈”的查诚是四十八世。官封光禄寺正卿的查远[8]是五十九世。传说中遇到“金钩子李胡子”的查图源是七十世。清朝顺治皇帝御封为“代驾王”的查曰炜是七十五世。

    查济查氏的家族名号是“济阳世家”，先世派行排辈是“宗偕孙申，源仲永伯，万友应志”，五宗合一后派行排辈是“继世思崇德，光宗富贵全，日从君子懋，弘达大魁元”，后续派行排辈是“仁孝传周法，声华迈汉贤”，女子派行排辈是“姿容婉雅，德音淑庄，贤能柔顺，任似姬姜”。

    有关七十世祖查图源的另一则传说是，图源公行善造嘉兴桥，因年老多病精神不济，委托其女婿监造这座桥梁。该桥竣工后，老人家勃然大怒，因为他发觉桥头所刻的名字，不是自己而是女婿。为这事他告到知县那里（一说是皇帝那里），要知县给他改过来。

    知县很是好奇，叫来图源公的女儿当面询问：“一个是你父亲，一个是你丈夫，你应该待哪一个更好？”

    该女当即答道：“穿了衣服尽父，脱了衣服尽夫。”

    知县二话没说，判图源公败诉。

    图源公至死不肯原谅女婿，至死不走嘉兴桥。死后家人给他送葬，按他生前的嘱咐，搭竹筏过河，情愿额外破费钱财。位于后岸西面的嘉兴桥高悬于山谷中，当地人称它为蜻蜓桥。据说图源公的坟茔在查济村钟秀门左近，可他的送葬队伍，为何要绕到七八里而外的蜻蜓桥去，我不得而知。

    至于那个知县，我想，可能早就打定主意判图源公败诉。就图源公女儿而言，对父亲是尽孝，对丈夫是尽忠，古人忠孝不可两全时，往往取忠而舍孝。所以，知县的判决，并非毫无道理。至于他为什么非判行善的图源公败诉不可，是不是以前有过节，我亦不得而知。

    注释：

    [1]沙陀部人：唐朝西突厥部落，早期分布于新疆博格达山、巴里坤湖一带。

    [2]布政使：明清省级官员，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

    [3]孙子语：“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4]摘自《王文成公全书·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5]据说洪皓的《江梅引》四首词，为毛泽东晚年所钟爱。

    [6]冷山：地处东北，金朝历史地名。

    [7]陵阳：今安徽贵池青阳县。

    [8]查远：其后裔有定居于浙江海宁的，被称为查氏龙山派。明朝中期，龙山派携“水木根源”匾来泾县查济认宗，该匾一直挂在查济仁孝祠堂大梁上，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毁。著名武侠小说作者的金庸（查良镛），就是查氏龙山派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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