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民居楹联
暮色中看凤子河的哗哗流水，它的泉涌、聚潴和汇流，于居高视下的我，是一目了然的明晰。徽州人“逐水而居”，“聚水如聚财”，“水厚则徽盛，水浅则徽耗”的乡俗观念，于泾县黄田是根深蒂固的。黄田的朱氏人家，就是从徽州过来的。其一世祖茶院公朱瓌，是徽州婺源人。
接着从山坡上走下去，从石桥上走下去，就挨着石涧看，又蹲下去看，结果，越看越不明白。流水从岩石上泻落，清亮而明快。泻落处鼓起一个又一个水泡，有铜钱大小，鼓起来就破灭，破灭了再鼓起来，看似极为寻常，其实千变万化。到后来就拿出相机，一张又一张拍摄，于静态中看水泡的大小和形状，水面的涟漪和色彩，越发眼花缭乱。
依傍于凤子河的黄田古民居群，它们予我的眼花缭乱，远甚于那些变幻不定的水泡。古民居中的“堂第阁厅”，其完好的及破损的，有骑马楼的及没有的，知道其建造者的以及不知道的或者众说纷纭的，其主人是盐商的以及是做官的抑或是教书的，全因家谱过于简略，口传过于随意，越看疑问越多，越看越是茫然。
大概像大山里的涧水一样，单看枯水期的清浅，是想象不出雨季中的洪水汹涌。一次在闽北山区，一位老人指着一条寻常小溪跟我讲：“发大水的时候，水都上了（屋顶上的）瓦片”。脸上是谈虎色变的后怕。一辈子只见过那么一次。
由此看来，我于黄田的走马看花，曾两度专程去了那儿，在那座没有一家旅店的古老山村住了一宿，而且后一次比前一次拍摄的照片更多，也看得更仔细，却无从想象黄田于繁盛时期究竟富足、奢华到何等程度，应不足为奇。
真的不知道哪来那么多钱造那么华美的房子。
真的不知道缘何有那样的品味造得那么考究。
据朱氏家谱记载，黄田“密不透风，疏可跑马”的精巧布局，是茶院公第二十八世的朱法，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兴废举堕，规模画如，总其事者四十余年”形成的。由当地传说得知，黄田房屋的宏大规模及其经典制式，是冒了杀头的风险，窃来清朝工部的官家图纸，借鉴了宫廷建筑的式样及其细部构件形成的。
时至今日，虽然为数不少的古建筑依然美轮美奂，但更多的已经破败、倒塌，或被荒草所掩蔽，或被马赛克房子所替代。我们走在枯水期的河床中，只能从河床的宽度或深度，揣度雨季中洪水的流量、气势和水力；我们走在古老的麻石巷道里，只能从上面高大的马头墙，下面精致的排水沟，揣度其建造者的品味、气度和财力。
黄田的思永堂是花砖门墙，一进五间。堂厅五列圆柱，其石磉有高浮雕的小鹿、大象、喜鹊和金鸡。屋前平坦上，有方形旗杆斗、旗杆石各四座。其建造者朱安邦，也是茶院公二十八世。清朝陕西布政使唐仲冕为朱安邦写墓志铭道：“紫阳近系，方轨儒门……力疾肯构，成室美轮。颜曰永思，以启后昆。”黄田朱氏与程朱理学的朱熹，同尊茶院公朱瓌为一世祖，所以与别号为“紫阳”的朱熹是“近系”宗亲，乃正宗“儒门”世家。
茶院公二十二世，生于明朝嘉靖十九年，即公元一五四〇年的黄田朱氏始迁祖朱枱，是循规蹈矩的一介儒生。十六岁应郡试，得六县童生第一名。在路上捡到钱，就守在路边等失主。给做官的当幕僚，做官的给他找了一个空缺叫他也做官，他却力辞不受。跟程朱理学相左的阳明理学在泾县风靡一时，朱枱迁居于偏远的黄田马冲，以黄田为号，书“静观自得”于门额，当起隐士来，生前撰有《杏园诗草》等著作。
茶院公二十四世，朱枱的孙子朱快，字乐吾，“恢宏而起之[1]”，一反书香门第于名利的淡泊，经商而致富，“族中称翘楚”。富有之后，仍承传其淳厚家风，居仁由义，设义仓、造渡船、建城垣、创馆舍不一而足。
茶院公二十六世，朱枱的第四代孙朱武勲，是黄田朱氏常年外出经商的第一人。现存前进七间后进三间，且有前后走马楼的聚星堂，就是朱武勲与“中年服贾”的兄长朱武烈共同出资建造的，其督造人是朱武勲的第四子朱庆霦。当年朱庆霦入深山选石料、木料，终日劳苦奔走，有小传被载入家谱中。传说朱武烈、朱武勲兄弟有十八个女儿，所以被后人称之为走马楼的小姐闺房，是一座又一座且木雕精细。朱武勲也居仁由义，曾捐资“七千金修郡学”，曾经建培风阁藏书楼，购书三万二千余卷，供族中子弟阅读。其子朱庆霞，其孙朱安邦，亦常年外出经商，远至汉阳等地，前者造思慎堂，后者造思永堂。
茶院公二十九世，朱快长子朱文缙后裔朱宗潘“弃儒经商”，其足迹远至湘、鄂、闽、粤等省，生前于黄田建荣禄大夫第；现存的大夫第，只是当年三进五间大宅的门厅及后进。朱宗潘的第四子朱子典，建“一路九间”宅第，黄田朱氏喜欢将梁、柱、门、窗漆成朱红色，这于朱子典故居格外明显。
据家谱记载，朱子典自小习武，随身携两柄各四十斤重的铜锏行走江湖。身为著名粮商，有船队常年航行于长江中下游。一次给太平军运粮为清军截获，朱子典随机应变，声称这是清军军粮，没给没收不说，还得了一个道台[2]官衔。据说朱子典的“一路九间”宅第，原本左右对称于其父朱宗潘建造的荣禄大夫第，可惜现今只留存左面的九间。
刻有“礼耕义种”门额的敬修堂，是朱武勲第四子朱庆霦的家宅，当地人称“四房”。朱庆霦的“成”字辈后裔朱鸿度，是清朝同治年间的著名盐商，他的道台官衔，是拿钱捐来的。朱鸿度曾任浙江厘局[3]总办，后奉李鸿章之命，至上海创办机器纺织局。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日的上海《捷报》，记载了朱鸿度当年的经营规模及经营手段：
“朱道台（鸿度）在本埠麦根路正在兴建的纺织厂，将安装纱锭二万五千枚，一切所需的机器均购自英国波尔顿的道卜输送机器厂。其中发动机是一架七百匹马力的康里斯机，购自波尔顿城的席克·哈格里夫斯厂。机器的购买，均假本埠的瑞生洋行之手。”
朱鸿度以五十万两白银在上海创办裕源纱厂，又以五十万两白银创办裕通面粉厂。朱鸿度去世后，幼子朱幼鸿又创办了裕通纱厂、裕亨纱厂、裕丰面粉厂，包括盐场、当铺在内的朱氏家族企业有三十余家，总资产高达五六千万两白银，当年以“叉袋角朱家”[4]闻名沪上。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就是朱鸿度第四子朱蓉初的次子。
细察黄田朱氏家族的衍变，发觉“方轨儒门”中冒出一代又一代名贾巨商，自然是十分惊讶。在这个家族中，若朱宗潘的“弃儒经商”，若朱武烈的“中年服贾”，若朱子典的习武，若朱鸿度的捐官，不是一例两例。这种明显背弃“儒门”儒教的行为，究竟是迫于生存上的压力，还是对儒学中“经世致用”的积极践行，还是以经济实力弘扬儒学，后人说不清楚。假如这个家族不曾有过乐吾公朱快那样的“恢宏而起之”，经商而致富，可能他祖父，那个循规蹈矩的朱枱，连名字也留不下来；黄田那样鳞次栉比的古民居，不会如此恢宏而经典；朱珔那样的鸿儒，不会是黄田人。
朱珔，字玉存，号兰坡，茶院公二十九世。本是朱安邦第四子，后出继于叔父朱安桂。清朝嘉庆七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官至侍讲[5]。道光元年值上书房，升国史馆总纂。次年以母病告归，其后于江南各地，主讲钟山、正谊、紫阳等书院三十余年，为清朝著名学者。儒林中人称泾县的朱珔为“江左经师之冠”，当年与桐城的姚鼐、阳湖的李兆洛鼎足而立。朱珔一生著述甚丰，撰有《小万卷斋文集》二十四卷，《小万卷斋诗集》三十二卷，《说文假借义正》二十八卷。并辑有《清代古文汇钞初集》一百七十二卷，《清朝经文钞》三十卷等。他的《文选集释》，至今为国学研究者所看重。
朱珔于儒学界的“恢宏而起之”，其原因有二，一是黄田有朱瑶那样学识渊博的塾师，二是黄田有培风阁那样藏书丰富的“授读之处”。明清鼎盛时期，黄田不惟出名贾巨商，那儿的塾师，默然于乡间执教数十年的饱学之士，如清朝中叶的朱瑶、朱成、朱棠，如民国时期的朱侠骨、朱尊一，亦相继出现。朱瑶是朱珔的堂兄，诗无俗韵，文有大家风范。学生中不惟朱珔一人考中进士，其胞弟朱理，溪头都的胡世琦，都出自他的门下，都是进士出身。
而那个热心于“规模画如”的朱法，也热心于本村的学馆事业。朱法的父亲朱必达建“新园文社”，设立专项资金供族中子弟免费入学。每日去“文社”督课往返十余里，不避风雨坚持三十余年。朱法较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延名师，课经义，定甲乙，孜孜然乐此不倦”。“于族内得后起之家贫而才俊者，罗致培风阁以养以教，率资以成名”。
黄田培风阁，最初是朱武勲之父朱世美捐一亩九分田建学馆，后来是朱武勲将它扩大至十余亩地，建“金粟山房”，“问学堂”，“悠然亭”等园林式建筑，接着是朱武勲第五子朱庆霌续建，最终是朱武勲之孙朱法将它完全建成，四代人历时数十年之久。最初朱武勲给培风阁购书三万二千余卷，其后有朱庆霌购书若干万卷，朱宁苞购书若干万卷，又有朱珔、朱理各捐书若干万卷，至清朝嘉庆年间，计藏书十万余卷。
我国最著名的民间藏书楼是宁波天一阁，它由范钦初建，范钦的重孙范文光最终建成，也是四代人历时数十年之久。天一阁最初的藏书量是一万三千余卷，至嘉庆年间是五万三千余卷；高峰时期，曾经有七万余卷。其藏书量及藏书种类，较之于黄田培风阁始终稍逊一筹。
而另一样稍逊一筹的是，清朝末叶其藏书的散失，藏书量的锐减速度。至一九四〇年，天一阁尚存书一万三千余卷，而培风阁则一卷都找不见了。曾受聘于上海《申报》任副刊编辑的朱侠骨，于一九二一年回乡办培风学校，这时培风阁的藏书楼已经荡然无存，学校“兰波图书馆”的明清善本，是朱侠骨拿了各校董捐助的钱去外面买来的；当年捐款最多的校董，是上海“叉袋角朱家”朱鸿度的长子朱砚涛、次子朱幼鸿二人。
培风阁藏书的散失，十万余卷书不明去向，于我是一个很大的谜。我在茂林的时候，时年七十九岁的吴海林老人，人称茂林通，给我讲过底下这件事。民国时期，茂林有一户人家有若干明清善本，是祖宗留下来的。南京金陵大学得知后，来教授跟那家人家洽谈，要用二百五十担稻谷购那些书，可惜没有谈成。后来，那些珍贵藏书全部失散，至于怎么失散的，失散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可惜连这位本地老人也不得而知。
明清两代间，泾县文风鼎盛，进士人数列全省第三位，明朝四十二人，清朝六十四人，稍逊于徽州府治的歙县、出桐城派的桐城。这一百零六名明清进士中，黄田八人，茂林十五人，查济十八人。固然黄田有朱理得二甲第一列泾县第一，朱珔得二甲第二列泾县第二；茂林有吴尚默、吴江龙叔侄文武进士，六名钦点翰林进士；查济有一门六进士，查铎、查绛叔侄进士；但泾县进士于各乡的分布，却比较均匀。也就是说，当地孕育进士的人文环境，即当年的塾师、学馆、书院以及私人藏书的分布及辐射，始终是普及而全面的。
明清两代间，查济有举人一百九十六名，茂林有举人一百零七名，桃花潭于清朝乾隆三十二年建文昌阁，据说建这种标志性建筑的必要条件是，村子里至少数得出二十名在世的举人。曾任茂林小学校长的吴海林老人，似乎更在意乡村教育的普及程度，而不是刻意栽培精英人物。
老人说：“旧时考举人也不容易。有了秀才资格，才好去考举人。乡试到南京去考，安徽、江苏、浙江三省，都要到南京贡院去考。乡试考三天，考中了家里、祠堂里就会挂匾。以前茂林吴氏大宗祠有一百八十三块匾额，多数是举人、进士匾。若中了举人就有了身份，见到县太爷只作个揖，拱拱手，不用下跪。茂林‘五凤齐飞’匾额，就讲的是茂林吴氏分别于清朝乾隆己亥科、嘉庆辛酉科，五人同科中举。”
进而老人又认为，考秀才也不容易。有了秀才资格的，若考不上举人，也会以贡生身份给送到京师国子监去深造，也照样可以做官，做知府那样的大官。即使连秀才也考不上的，也是从小读了书的，读了十二年的书，有了文化素质，出去做生意就走得远，从茂林去宣城、南京、无锡、上海、汉口、广州，甚至都去了台湾；做生意也做得大，所以有钱造好房子，有钱办学堂。
查济查氏有“经商积银，诗书传世”之族训，族中男童至七八岁，一律入祠堂学馆读书。查铎于明朝万历五年建“济阳家塾”，又称“缉熙堂”，其学规是：“学孝悌以重人伦，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训童子以禁非为，明礼让以厚风俗。”显然做人第一，功课第二。不过虽然功课排位于次等，但学风十分严谨，具体至“一要循序渐进，二要熟读精思”、“读书以百遍为精”、“写字务要庄重端楷”，一一予以明确，一丝不苟。“济阳家塾”之后，查济又有过“凤池书屋”、“紫花书馆”、“西峰学堂”等宗祠蒙学。
孩子在村里读到十四五岁，就送往外面的书院里去读，就关在那里闭门读书，不得随便回家，其开销一律祠堂供给。读三年考秀才。考中了再读三年考举人。落选者可复读三年再考一次。若是又没考中，就不要读书了，出去做生意去。但生意做得再大，家里再有钱，死后在祠堂里的牌位，总是排在读了书做了官的族人后面。查济人最自豪的是，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有过花钱捐官之举。
查济“爱日堂”据说建造于明朝天启年间，其屋内有梭形木柱和覆钵式雕花石磉，木柱与石磉间有木櫍垫板，堂厅梁枋间有竹编石灰板壁，均为明朝建筑的典型特点。据说清朝乾隆四十一年，爱日堂一门六人同登皇榜，其堂厅板壁上至今有斑驳中榜“捷报”隐约可辨。据说门厅内侧门额“蓝田钟秀”四字，是当年京师主考官的墨宝；语出“蓝田生玉”成语，喻名门出贤子。
泾县章渡萧村“世进士第”曾一门三进士，分别是明朝正德三年的萧瑞、隆庆五年的萧良干、崇祯初年的萧思似。萧瑞是萧良干的祖父，曾任南京监御史、福建右参议，曾不畏权势弹劾兵部尚书王琼；萧良干是萧思似的父亲，曾任浙江绍兴知府、贵州副使、陕西左布政使，曾抑制当地官宦于征收矿税中的舞弊现象；萧思似曾任江西广信知府，曾公开声援遭迫害的“东林党人”顾宪成。
以前萧村“世进士第”有“师俭堂”及“锁钥声华”堂匾，萧氏“士容公祠”有“大方伯”堂匾，据说目前均收藏于族人手中。“师俭堂”三字是萧瑞本人手书，以此表达他对“望门投止”成语中主持正义的张俭的崇敬之情。“大方伯”三字是时任泾县知事的何大化所书，称萧良干为偏远地区锄强扶弱的英明长官。“锁钥声华”四字是时任泾县知事陈大受所书，称赞萧思似于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大无畏精神。
据说萧村“世进士第”是萧良干为其母做寿所建，故宏大青石门坊上刻有十三个异体寿字及寿字纹，堂厅青石踢脚坊上刻有“龙凤呈祥”等精美浮雕。
明朝成化年间，泾县中村有蓝山书院，其执教人是著名经师徐旭。据说徐旭当年收了董纲、董杰、徐榜、章狄、萧彦、童官生六名得意门生，除章狄外，其他五人后来都考中了进士。董纲是明朝成化年间进士，曾任云南按察签事；董纲之弟董杰也是明朝成化年间进士，曾任江西巡抚；萧彦是隆庆年间进士，与萧良干同科，曾任兵部右侍郎；徐榜是万历年间进士，曾任浙江布政使；童官生不详[6]。当地传说认为，章狄之所以名落孙山，是因为一次玩耍时，其他五人都跳到水里打水仗，惟独章狄一人待在岸上。当时老经师徐旭看花了眼，看到水中五条蛟龙戏水，岸上一条小蛇发呆。
当地传说又认为，于明朝万历十年考中进士的徐榜，他的殿试成绩应该是第一名，也就是中了状元。因为万历皇帝对徐榜的应试文章爱不释手，插入靴子里带回后宫去看。次日点状元时，因为夜里喝了点酒醉意未消，一时糊涂了，忘了徐榜的文章，结果点了另一个人。后来明白自己搞错了，就手书“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式”十字赐徐榜。
唤徐榜入朝时，万历皇帝问他为何心不在焉，徐榜讲他正在看午朝门的式样。原来他母亲听人说京师午朝门如何壮观，所以吩咐他看仔细了回家讲给母亲听。于是皇帝又赐徐榜六根云南大理石雕花石柱，叫他回去建一座午朝门，省得记不清楚。
中村西瓜墩从前有一座徐氏宗祠，兼有北方宏大之气势、南方典雅之韵味，当地人就称它午朝门。门前有一对石狮。门楼有六根石柱。门楣两边镶嵌鎏金木雕镂空双龙盘珠。中间挂万字纹回绕的“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式”金字直匾。可惜祠和匾均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被毁坏，于今荡然无存。
附带讲一下，董纲的侄儿董银，是弘治年间进士。中村至今有“科甲第”，其门额刻有“壬辰科董纲戊午科董银”文字，门内门外有“双狮滚球”、“凤穿牡丹”、“孔雀开屏”、“龙腾虎跃[7]”砖雕门罩，其喻意鲜明而形象。
泾县最早的诗人进士，应该是唐朝咸通十二年（公元八七一年）进士及第，史称“咸通十哲”或“芳林十哲”之一的许棠。及第后不久，时年五十岁的许棠任泾县尉，有“白头新作尉，县在故山中”诗句载《全唐诗》内。
泾县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进士，应该是明朝嘉靖四十四年（公元一五六五年）进士及第，万历皇帝钦赐“理学名臣”御匾、“青琐侍臣”御坊的查铎。与许棠相仿的是，查铎及第那年，也是五十岁的白头人了。查铎字毅斋，一生尊崇王阳明，未及第前，长期开馆授学，弘扬阳明理学，其门生多达一百余人；在京师任刑科给事中期间，与张元忭、邓以讃、赵志皋等人结社主讲阳明理学；辞官回乡后，与另一位泾县嘉靖进士，水东人翟台，一同重建并主讲水西书院，有力推动阳明理学深入民间社会。
明朝弘治十二年（公元一四九九年）进士及第的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曾结庐于会稽山阳明洞，故学者尊其为阳明先生。王阳明喜任侠，善骑射，屡次替朝廷领兵平叛成功。可是，这位自幼习武，苦读兵书的大思想家，却始终仕途坎坷，历经磨难，故其同乡门生钱绪山言：“先生之学，得之患难幽独中。”
王阳明的理学，以“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要义构建独立思想体系，以此对抗正统、权威的程朱理学。王阳明化繁为简的著名语录，如“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如“良知之在人心”，使程朱理学于“心”和“理”的繁琐求证，显得十分迂腐。近代著名教育家，徽州歙县人陶行知，年轻时尊崇阳明理学的“知行合一”思想，将其本名文濬，先改为知行，后改为行知。
钱绪山传播阳明理学不遗余力，不但编纂王阳明重要著作《传习录》，而且奔赴江南各地讲学。他的著名语录，如“愚夫俗子，不识一字而可以为圣人”，如“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至今为学者频繁引用。
查铎主讲水西书院期间，多次延请钱绪山来泾县讲学，听众多达三百余人。讲学之余，钱绪山曾游览青弋江上游的桃花潭，且赋诗一首：“仙人闲岁月，垒玉砌成墩。我亦千年客，溪声月下闻。”壁立于桃花潭的垒玉墩，曾留下诗人李白的足迹。唐朝天宝年间，李白在这里写下了千古传唱的七绝诗《送汪伦》。
溯流而上至麻川一段水道，古称“九里麻川”，有罗浮潭、九里潭与桃花潭齐名。李白的《罗浮潭》诗中有“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淹留兴未尽，日落群峰西”之句，表达诗人于泾县山水的极度痴迷。钱绪山的《九里潭》诗中有“潭上飞霞入锦屏，潭中流水寂无声。若把人心拟潭水，宁知静处即流行”之句，表达思想家于山水的瞬间顿悟。可惜九里潭在陈村水电站建成后，被淹入太平湖中。
查铎于阳明理学的顿悟是：“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识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恶者也。认知识为良知，则善恶混矣。如石中有火，击石火出，神触神应，一毫人力不得与焉。”这段话亦时常为当代学者所引用。
曾任查济村支书，泾县农业局局长，时年八十一岁的查述望老人，一日捧来家中珍藏的四册石印善本《查毅斋先生阐道集》，其编纂者是萧彦，初印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即查铎去世后的第二十八年。明朝万历年间，萧彦和萧雍同是朝廷重臣，同是查铎的门生，万历皇帝褒扬已经去世的查铎，是应了这两位重臣的请求，给足了他们面子。
草草浏览一遍，翻阅了书中的疏册奏本、讲道教义以及答词贺文，并在笔记本上记下序言中的一段话：“（铎）迁山西参议，有妖似猕猴，能人言，众惑之。铎下教驱遣，妖谢去。曰查公正人，不敢犯也。”这则传说的主旨是，查铎一身正气，连妖魔鬼怪也对他肃然起敬。
查述望老人一头白发，腰板硬朗，端坐如松。看到他脚上穿一双新款运动鞋，猜想他不仅能饭，而且能走。老人的儿子是一位医学专家，执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老人曾在美国待了两三年，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草窝，最终还是回来了。看老人举止儒雅，不由得肃然起敬。
就泾县而言，明朝以晚年之查铎主讲水西书院而著名，清朝以晚年之赵青藜[8]主讲震山书院而著名。不过虽然阳明理学经查铎、翟台等人不遗余力宣扬，在本县成为显学而蔚然成风，但学术环境始终是宽容而公道的。徐榜晚年亦于水西书院讲学，主讲程朱理学中的“濂洛之学[9]”，其学术观点与王阳明针锋相对，中流砥柱于阳明理学盛行时期。
万村人万麒是另一个独尊程朱理学的泾县人。明亡时，年仅二十五岁的万麒绝食而亡。在给兄长万应隆的遗书中他写道：“弟任道无力，故以一死塞责。”其妻欲与他一同殉身，他劝阻道：“我是殉国不殉君，你应殉家不殉夫。”这句话耐人寻味，因为它超越了程朱理学的忠君思想。对万麒而言，亡国的悲愤，断无消解的可能，因为它完全不同于因学术龃龉而产生的不快和孤独。
万村万应隆，字道吉，号三峰，于崇祯十二年中举，当年以诗文而著名。宦官魏忠贤专权时期，江南士大夫以“兴复古学，务使为用”为其结社宗旨，力主改良政治，将全国十六个文人社团合并为“复社”，万应隆以泾县“南社”盟主身份，率二十余位泾县文人，一同前往苏州虎丘参加集会。不幸的是，复社先遭明朝权臣马士英、阮大铖打击，后遭清朝顺治皇帝取缔，风起云涌也快，烟消云散也快。
明亡后，万应隆于罗浮潭西岸筑玉屏园，于此地隐居不仕三十年之久。生前著《三峰集》八卷，《三峰诗集》四卷，与另一个弟弟，曾追随他参加复社的万麟，合著《古谣集》。生于晚明的万应隆，其故居现存一进三间，可惜全是晚清建筑了。其门坊菱形磨砖上有“桃源村”三字，不知是不是初建时万应隆的手迹。
于泾县看古代商人，其泉涌、聚潴及汇流的是金钱。虽然日销月蚀，盛极而衰，但仍有不少构筑讲究的祠堂、民居、花堤、古道、石桥、寺庙、宝塔散见于各个角落，能够看得到金钱于当年的流动痕迹，甚至能够想象到这种流动是何等的壮观和奢华。
而古代文人，其泉涌、聚潴及汇流的是思想，如今只有在为数不多的家谱、史书、笔记、传说，以及他们本人的著述中，方可看到思想于当年的流动痕迹，永远不会广为人知。然而，思想比金钱影响力更大。之所以先儒后商、亦儒亦商、或儒或商的现象于明清时期的泾县随处可见，是因为“经世致用”是该县的主流思想之一。
儒学中的“经世致用”，应该是惟一具备现代精神的重要思想。可惜从先秦时代起，这种思想就定格于兴礼乐，建仁政，替安民治国的君主出谋划策，而不是兴科学，造机器，“师夷制夷”，发展工商业以强国富民。中国古代科举，其乡试、殿试只考诠释《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的八股文，不考数学、物理、化学、英语、生物等实用性学科，故其经世致用的范围极其狭窄。
泾县明清科举的特点，一是进士人数虽然不少，但没有一个状元，甚至没有一个一甲进士；二是武进士、武举人比例很大。跟苏州明清三十五名状元比，泾县是有愧于科举制度的。但这也恰恰说明，旧时主要以经商而经世致用的泾县，完全不同于主要以消费而尚礼重文的苏州。明清的武科考，要考骑射、举重等武艺，因为习武的实用价值显而易见，所以泾县儒生中能文能武者不在少数。茂林的吴江龙，考文进士怎么也考不上，改考武进士就一举成功。
比吴江龙糟得多的是胡朴安。也习过武的溪头都胡朴安，在清朝光绪年间就懂西方数学中的代数、微积分，可就是考童子试都考不上。胡朴安勉强上了榜的第七次应考，是在他二十六岁那年。这时他早就设学馆教书，自谋生计了。如今我们提及胡朴安，一贯称他为著名国学大师，知道他于国学界及国学研究有巨大贡献。
出生于乾隆十四年，公元一七七五年的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是包合乡包村人。尽管包世臣五岁时，其父就“授句读于膝上”，十九岁就设学馆教书，可直到三十四岁才中了举。包世臣一生淡漠仕途，除六十四岁当过一年县令外，常年以卖文鬻字为生，去世前一贫如洗。当年著名文字学家，嘉定老人钱献之，对年轻包世臣印象深刻：“包生困至是，率口必及民间疾苦，可谓纯净无疵者矣。”如今我们提及包世臣，一贯称他为清朝著名学者。
二十七岁那年，包世臣读完顾炎武的重要著作《日知录》。因为该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完全契合他内心的想法，所以声称，以学者而论，千百年来当首推顾炎武。这时候，包世臣就农业方面已撰写《郡县农政》，就漕运方面已撰写《海运南漕议》。后来他于水利方面撰写了《记直隶水道》，于鸦片战争撰写了《歼夷疏》，并对盐务、货币、兵事等，均有切中时弊的著述。一八四一年，林则除奉命赴浙江筹划海防，特取道江西豫章[10]，拜访曾经撰写“厉禁烟土”文章的包世臣。林则徐在笔记中写道：“顾先生寓，询一切机宜。两耳稍聋，先生作笔答之。”
泾县古称吴安，有学者称包世臣为吴安先生，或包吴安。中国书法界学者，至今仍推重包吴安的书法专著《艺舟双楫》。作者将传世书法作品分为五类，即所谓，“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曰能品；楚调自歌，不谬风雅曰逸品；墨守迹象，雅有门庭曰佳品。”这种观点非但于书法精当而精到，于绘画、音乐、诗歌等，亦不无启发。
包世臣的书法启蒙老师是晚年主讲震山书院的赵青藜。他称赵青藜的书法为逸品。包世臣自称“廿六而后学，四十而后知”；初学唐宋，后法北碑，世人称其楷书笔力饱满，有金石之气。然而，他的同乡吴玉如持有异议，称年轻时上过包世臣、康有为的当，称《艺舟双楫》“实在是痴人说梦，误尽苍生。”
吴玉如是茂林人，曾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津沽大学中文系主任。十岁前对苏轼、赵孟頫书法下过功夫。读南开学校时，常彻夜临池；其时与周恩来是同班同学，曾睡过上下铺。四十岁闭门谢客，潜心篆隶。据说郭沫若看到他的一副对联时称：“清朝没有这种作品。”这究竟是说吴玉如比包世臣这样的清朝人写得好呢，还是写得差呢，或是说吴玉如特立独行，没跟在包世臣这样的清朝人后面亦步亦趋？模棱两可，叫人不得要领。
于书法界的争议，外行人要么存而不论，要么人云亦云。其实就包世臣而言，似乎更应该看重他的洞悉世务、忧国忧民、言利务实、经世致用，更看重他在清贫中悠游于书法的沉静、自信和睿智，而他的书法及书法理论，让行家去说。
包世臣家境贫寒，早年曾租过地种菜卖，因此之故，包合乡包村无包世臣故居可寻。包村著名明清建筑，是那座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包大智坊”。它的横梁、斗拱、翼角、石雕，均有建筑上的研究价值。其横梁题刻“敕封文林郎奉政大夫广西平乐府抚夷同知[11]包大智”及“诰赠文林郎福建建平府顺昌县知县包殊祥孺人徐氏”，均无涉于清朝著名学者包世臣。
泾县另一位清朝著名学者是溪头都的胡承珙，他与黄田的朱珔，同为皖系汉学于泾县的代表人物，以训诂学阐释经义，考订大量古籍。《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有其小传一则。
“胡承珙，字墨庄，泾县人。嘉庆十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调署台湾兵备道，缉获洋盗张充等置於法。旋（因积劳成疾）乞假回籍……究心经学，尤专意於毛诗传……著毛诗后笺三十卷。其书主於申述毛义……剖析精微，折衷至当。”
胡朴安在他的《泾县乡土记》中写道：“胡氏聚族而居，纵横不出十里，烟火万家，而财力甚微，世以文学显……承珙字墨庄，邃于经学，所著《毛诗后笺》、《礼仪古今文义疏》、《尔雅古义》诸书，考核精详，古训赖以不坠。自清朝乾嘉以来，海内士大夫，争言汉学，而吴皖二派为至盛。吴学一派，笃言好古，实事求是。皖学一派，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今读墨庄遗书，实皖学之中坚。”
胡承珙的传世之作不但有《毛诗后笺》三十卷，还有《小尔雅义证》十三卷，《求是堂诗文集》三十四卷，以及《古羊公义》和《礼记别义》等。据说西阳乡溪头都的“官房”古民居群是他的故居，但如今能够证实的，只有一块被砌入村民厨房间的石碑与他有关，因为石碑上所写的“惜阴”二字，是他的手迹。据碑主人讲，这块落款为“墨庄承珙”的石碑，是从前面的“善思堂”搬来的。由此推断，善思堂可能是胡承珙的故居。可惜这座房子早已坍塌，不复存在。
胡朴安是胡承珙的后人，其祖父、父亲都是乡村塾师。像包世臣一样，胡朴安在故乡溪头都的时候，也曾设学馆教书，也曾种菜卖。就经世致用而言，胡朴安比包世臣更为具体。一九〇五年他主持芜湖万春圩万亩荒地的开垦工作，亲自去上海购买耕田机，自学拆卸、安装及使用，投身农业建设；一九一〇年与其弟胡怀琛一同入柳亚子的南社，又一同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投身革命事业；一九一九年任沪宁铁路编查课课长，一九三一年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投身社会生活。
而就文字的撰写而言，胡朴安比包世臣数量更多，内容更广。胡朴安一生著述百余种，著作等身不足以比划他的著作量。除《周易古史观》、《庄子章义》、《中庸新解》等国学专著外，另撰有《中国文字学史》、《古文字学》、《中国训诂学史》、《中华全国风俗志》、《俗语典》，等等等等。并为他的同乡学者包世臣，编纂过《包慎伯先生年谱》。
国学大师胡朴安的胞弟胡怀琛，字寄尘，是另一位国学大师。胡怀琛三岁识字。六岁从其兄胡朴安读“四书”。七岁作五言诗。十岁应童子试。试卷上不答经书要义，而是赋诗一首：“……才如李白也遭谪，拂袖归来抱膝眠。”二十岁第二次应试又不避帝讳，所以跟胡朴安一样，也是连童子试都几次考不上。而他从胡朴安习武时善腾跃术，一丈多高的墙头不在话下。在上海读南洋中学时，就以写文章而自给。
胡怀琛一九一六年任京奉铁路编译局科员，一九二四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其后在上海的中国公学、沪江、国民、持志等大学任教授，授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他的著述及编纂，与其兄胡朴安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一百五十二种，一千五百万字。除《国学概论》，《墨子学辨》，《简易字说》等国学专著外，另撰有《中国文学史略》、《胡怀琛诗歌丛稿》、《秋山文存》、《最短之短篇小说》，等等等等。
国学大师胡怀琛的儿子胡道静，也是一位国学大师。胡道静的外祖父是泾县黄田村的朱姓商人，在江西吉安做糖果生意。溪头都胡氏与黄田朱氏联姻，在当年是普遍现象。黄田人自豪的是，旧时黄田女子没有一个不识字。因此之故，母亲朱细珠从小教他识字，读《三字经》、《千字文》和《唐诗三百首》，当不足为奇。
读中学时，胡道静师从一代名家、东南大学国学教授顾实先生，读大学时聆听持志大学国学系主任、伯父胡朴安主讲的文字学、训诂学等课程。十六岁用“以史治子”的方法撰写《公孙龙子考》，顾实作序，商务印书馆出版，稿酬二百块银元。十七岁撰写《校雠学》，胡朴安作序，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五六年出版重要国学著作《梦溪笔谈校证》，在国际科技史界赢得崇高声誉。一九八一年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推选为通讯院士。可惜其四十万字的《梦溪笔谈补证》、一百万字的《中国古农书总目》及三卷本的《南方草木状》文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诸一炬，闻之令人痛心。
于泾县越发仔细的观察及梳理，居然是越发的迷惑。旧时的商人、官员、塾师、学者之间的交错互动，金钱、思想、趣味、学术之间的有力交织，纷至沓来的一座座明清民居、一卷卷家藏家谱、一本本学术著作，斑斓而深厚，壮观而庞杂，或无从归纳，或无从推究，起先茫然于那些古老的迷宫般的村巷，接着茫然于那些鲜明的理念、深邃的思谋、独特的意趣，以及百折不挠的行动。所以，于儒于商的述说，自然是十分的零乱，而且挂一漏万。挂于我有深刻印象的“一”，漏于我尚不知就里的“万”。
在茂林信步走入吴波故居。现房主将一进七间的最西头一间指给我看，告诉我吴波小时候就住在这里。院墙内有小花园。墙上有双重梅花漏窗。吴波在茂林的读书处是西仁里古屋，授课塾师是陶庵先生。民国时期，茂林的吴组缃给国民党将领冯玉祥当过国文教员兼秘书，吴波则给冯玉祥手下的一个高级将领当过秘书。吴波还当过公路局长，护送过班禅喇嘛回西藏，跟国民党军统官员沈醉有过一番交情，并去过香港，见过世面。年青时风流倜傥，抽烟、喝酒、打牌、唱戏，样样都会。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奇怪事情：来自泾县茂林的一个浪荡公子，居然后来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12]。据吴波家人讲，吴波同周恩来在西安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后来就去了延安。其间的因果关系，偶然中有多少必然，必然中有多少偶然，扑朔迷离，看不明白。
注释：
[1]摘自朱珔《乐吾公传》。
[2]道台：道员的俗称，明清时期省和府、州之间的高级行政长官，掌钱谷、督粮、盐业、巡警、劝业等，清朝道员领正四品衔。
[3]厘局：旧时在内地交通要道对过往货物征收税金的行政部门。
[4]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米市胡同的泾县会馆，相传黄田朱家所建，亦称朱家会馆。创刊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停刊于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分别由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主编的政治周刊《每周评论》，其编辑部就在这里。
[5]翰林院：明清外朝官署，主管掌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稿。庶吉士：择优任用的新进士。编修：任庶吉士三年后，通过考试择优任用。侍讲：翰林院掌撰著、记载等事。
[6]泾县民间有萧彦错杀童官生之传说。
[7]龙腾虎跃：这是皖南古民居中罕见的出现虎形象的砖雕。
[8]赵青藜：字然乙，泾县人。清朝乾隆元年进士，桐城方苞得意门生，曾任山东监察御史。
[9]濂洛之学：北宋理学的两个学派。周敦颐居濂溪，其弟子程颢、程颐居洛阳，故有濂学、洛学之称。
[10]豫章：今江西南昌。
[11]同治：明清定为知府、知州的佐官，分掌督粮，捕盗，海防，江防，水利等，清代亦称州同。
[12]此前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晋察冀边区粮食局代理局长，华北解放区财政厅副厅长。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九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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