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河见证了西域人类的童年时代，从它的河源帕米尔高原到它的尾间罗布泊，元不留下了史前人类在这里生活的种种密码、处处踪迹。
塔里木河流域出土的细石器和彩陶等史前文化，其形制特征与中原古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域与中原之间，有交往也有阻隔，有亲和也有仇杀。
“西域”在古人的概念中是一个很大的范围，统称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区为西域。泛指新疆、印度、波斯、中亚、西亚、北非乃至东南欧诸国，包括古代中国人知识所及的全部西方世界。
狭义的西域则是指巴尔喀什湖以南、葱岭以东的新疆地区，主要是塔里木盆地。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伟大建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不是为了创造建筑奇迹，而是为了抵御心腹之患——
活跃在北方的强大民族匈奴。
汉高祖建成西汉后，控制着西部疆域的匈奴不断进攻汉朝。汉刘邦立国伊始，雄心勃勃，高唱气势磅礴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里说的“守四方”，实际内容就是“拒匈奴”。于是他亲率32万大军，在公元前200年北伐匈奴。结果一败涂地，陷入绝境，被匈奴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七天七夜。幸而用谋士陈平的“奇计”，才得以解围。说起陈平的“奇计”，真使大汉高祖脸上无光。据说当时让画工画了几幅美女图献给冒顿单于，并向冒顿之妻阏氏行贿，才使刘邦得以脱身。段安节《乐府杂录》也记载了汉高祖在平城被匈奴冒顿单于所围之事。平城正面是冒顿妻阏氏率兵，比其他三面围军兵力都强。陈平经调查知道阏氏爱妒忌，就用暗藏机关的木造美人在城的一边跳舞。阏氏从城下观望以为是真人，担心将城攻下后，冒顿一定要纳这些舞伎，于是就退了兵。总之平城被围，给汉高祖抹上了洗刷不净的耻辱。
更有甚者，及至新寡的吕后继刘邦主政后，冒顿单于又致书“女皇”进行调戏侮辱，说什么吕后是寡妇，自己又是“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言词轻薄，全不把汉朝放在眼里。
后来（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又给汉文帝写了一封信，狂妄之情溢于言表：“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这封夸耀武功的信，大大刺激了西汉朝野，引发了汉武帝欲“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划以及张骞通西域的旷世壮举。
匈奴占据河西至天山南北大片疆土，控制了塔里木河流域的交通线；不仅征服了楼兰等二十多个国家，而且在攻下大月氏之后，杀了他们的国王，将其头骨镶金嵌玉，做了一只大酒杯。狂傲之下，还逼得月氏跋涉数千里，迁到阿姆河边的大夏去。
匈奴在西域一带为所欲为，还不断袭击侵扰中原，向汉朝挑衅。
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增强，准备通过战争来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汉武帝当时有一个对付匈奴的大胆设想，这就是派遣使团前去联系大月氏，利用他们报仇雪恨的心理，联合起来从东西两面共同夹击匈奴。
要实现这一宏伟战略计划，就要选择一个智慧超群、胆略过人的使团首领。这个使团要通过河西走廊，穿越戈壁沙漠，冒着危险溯塔里木河而上，翻越葱岭才能到达大月氏居地（今阿富汗北部一带）。
汉武帝公开招募敢负此命的使臣。
张骞脱颖而出。从此注定了他一生命运的坎坷，也奠定了他在西域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千古英名。
张骞是陕西固城人，出使前只是个小小的“郎”，仅为预备性官职，可因获功而转为正式官吏。他应募被选中担任汉朝第一任出使西域的使团首领，时年29岁。
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手持汉“节”（竹杆上挂三束牦牛毛，表示汉武帝的使节身份），率领一百人的使团从长安出发。他们渡过黄河，秘密进入河西，按计划要通过匈奴地区，到西域寻找大月氏。为了躲避匈奴势力，他们日伏夜行，不料还是在河西西部沙漠被匈奴骑兵发现，全部被俘。他们被押送至匈奴王廷（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单于得知张骞一行要去月氏，便大怒道：“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
于是将他们全数扣留下来。在遭软禁的十年放牧生活中，张骞虽然娶了匈奴妻子，生了孩子，但他始终“持汉节不失”，牢记自己的使命。一次趁匈奴不备，张骞和贴身随从甘父（堂邑父）等残部逃出匈奴王廷，向西域进发。他们风餐露宿，忍耐饥渴，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塔里木河的终点湖罗布泊。湖畔楼兰国驻有匈奴军队，他们不敢靠近。幸有甘父箭术高明，沿途靠“射禽兽给食”，又在罗布泊打猎储存食物，然后沿塔里木河溯流而上，经过焉耆、龟兹、疏勒等国，翻越葱岭而至大宛（现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张骞在大宛受到友好接待，见到了汉地没有的胡萝卜、大蒜、芝麻、苜蓿、葡萄，这里的富人贮藏葡萄酒多至万石。还有著名的大宛汗血马。接着，又经康居国（今哈萨克斯坦）逗留数日后，到达大月氏。
张骞一行历经劫难、备尝艰辛，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大月氏。但这时的大月氏居住在大夏旧地，土地肥沃，生活安乐，已无心复仇亦无意返回故地。张骞在大月氏等待了一年多，终因“不得其要领”，无功而返。
返回时，张骞选择了另一条路，翻过葱岭跨越叶尔羌河、河田河，经塔里木盆地南线从青海回长安。不料，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后来趁匈奴单于死造成内乱，张骞与甘父才得以逃出，结束了长达十三年的惊险奇特而又豪迈悲壮的出使经历。当他回到长安，将脱光了毛的竹“节”奉还汉武帝时，君臣泪眼相望，感慨万千。
张骞荣膺爵位，升任太中大夫。不久又因战功，加封为“博望侯”。甘父忠诚随从张骞，也获奉使君的官位。
历史给张骞作了“完人”的评价。
纵观西域历史，我们可以说张骞是一位英勇非凡的探险家，不屈不挠的跋涉者，坚忍顽强的汉使者。
但在执行外交使命上，他是一个失败者。他被扣留于匈奴地放牧十年，延误了与月氏联合抗击匈奴的时机，客观上给历史留下了败笔。
作为探险家的张骞，窥视了谜一般的西域，熟悉了西域的河流山川、物产风俗，了解了匈奴活动范围和作战方略。因此，他毅然提出再使西域，实行联合乌孙共同抗击匈奴的大胆战略计划。
汉武帝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张骞的建议。
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他率领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携带牛羊万头及大量金币和丝绸等财物。这时的河西走廊，已由汉朝控制，张骞一行顺利达到天山北路现伊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的乌孙国。
张骞原打算利用乌孙与匈奴之间的矛盾，说服乌孙与汉结盟，共击匈奴，以实现“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意图。由于乌孙王没有做出决定，这期间张骞便分遣他的副使到于阗、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交流。
张骞得不到乌孙的肯定答复，于元鼎二年（公元前l 15年）
返回长安。他在自己的外交生涯中又一次留下了遗憾，这次也没有实现“断匈奴右臂”的初衷。
但是张骞派出的那些副使，却和西域诸国的使者纷纷来到长安。接着，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者更多，“诸使外国，一辈多者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通使的范围也更广阔，不仅出使龟兹等塔里木盆地诸国，还派使远赴条支（今波斯湾西北）、犁轩（古罗马帝国）等国。来往的使者常常在途中相遇。
如果没有塔里木河，这样频繁的长途交往是难以想像的。
同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为他离世五十多年后汉与乌孙军事联盟的建立、匈奴被击败、日逐王归降汉朝、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前60年，汉朝在乌垒（今轮台至库车一带）建立了西域都护府，统帅分布在塔里木河流域的西域36国。
塔里木河的波涛，感受到了它身边发生的巨大变化。
塔里木河目睹了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正如古籍所载：“原来不通，凿之，现在通也。”又载：“西域统一，始于张骞。”
东西方通道被“凿空”，西方之风吹进东方，东方也让西方睁大了惊奇的目光。
塔里木河亲身经历了一次巨大转折，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班超“定远”边陲
班超出身名门，他的哥哥班固是撰写巨著《汉书》的文学家、史学家，妹妹班昭也是杰出的女作家。但怀才不遇的班超之声名鹊起，则是因为他在塔里木河流域建立的伟业。
班超一生中，与两句成语联系在一起，被后人传颂：投笔从戎。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自张骞“凿空”西域，中原与西域～直保持着频繁的友好往来。但到了王莽时代，北匈奴势力卷土重来，断绝了西域交通。东汉政权建立后，因国内纷争和政权不稳，所以无暇西顾。匈奴单于更是肆无忌惮，劫掠西域各国，阻隔河西门户，对东汉构成严重威胁。
当时的班超自故乡陕西扶风来到京城洛阳，靠为官家抄书糊口。但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常投笔自叹道：“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心想事成，班超施展才能为国立功的机会终于来临。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汉明帝派四路大军出击匈奴。班超毅然离开京城，投笔从戎，在出关作战的奉车都尉窦固部下担任假司马（即代司马）之职。在伊吾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之战中，班超不仅英勇善战，而且指挥有方，在作战中常斩敌人首级而还。不久伊吾攻克，西域东大门被打开了。窦固因班超才能出众，就派他和郭恂出使西域。
班超从此登上了实现远大抱负的政治舞台的最前沿。
他的任务是沿着塔里木河流域，沟通南北两条通往葱岭的道路。
班超率领36名吏士，首先来到罗布泊边的鄯善国。鄯善国就是迁都伊循的原楼兰国。
班超曾发誓“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现在他身临其境的鄯善国，正是当年傅介子立功的地方。
一百多年前的汉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西汉骏马监傅介子受命来到楼兰国。当时的楼兰王是匈奴扶植起来曾在匈奴为质的安归，他对汉朝采取敌对态度，杀害汉朝使臣，劫掠商旅财物，横行于罗布泊一带。傅介子带领少数士卒到达楼兰，楼兰王安归拒不会见他。傅介子在离开楼兰前对接待他的官员说：“这次汉朝派我来是给西域各国送礼的，楼兰王不见我，我就去别的国家。”并把带来的金帛珠玉、锦缎丝绸给他们看。楼兰王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在王宫设宴招待傅介子一行。傅介子乘机将安归灌醉，神秘地说：“我有一件机密的事只能对大王说。”安归将随从侍卫遣退，傅介子手下士卒从后面将安归刺死。傅介子在宫中宣布，尊汉朝皇帝之命，立在汉朝的质子、安归的弟弟尉屠耆为楼兰王，并将楼兰国改名为鄯善国。尉屠耆从中原归来前向汉昭帝请求说：“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遣一将军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汉昭帝应充了鄯善王尉屠耆的要求，派出司马率吏卒40人，在塔里木河下游的伊循屯田，后来伊循城就逐渐繁荣起来。
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惊人的重复，一百多年后班超在鄯善国的境遇与傅介子大致相似。不同的一点是起初鄯善王对他们接待还算热情，但三天后忽然变得冷淡起来。当时鄯善国在汉朝与匈奴之间采取“两面政策”，谁的势力大就倒向谁。班超敏锐地觉察到，可能是匈奴的使团来了，鄯善王才改变了态度。经侦察果然是匈奴派了一百多人的使团到鄯善国来，要挟鄯善王共同对付汉使。班超对36名吏士说：“我们现在身处绝域，都想为国立功，但如果被匈奴所获，我们的骸骨都要喂豺狼了。大家看应该怎么办？”全体部属齐声回答：“值此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一切听从司马指挥。”这时，热血沸腾的班超说出了那句名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接着他布置了趁黑夜用火攻匈奴使团的计划，有人提出是否要和同行的从事郭恂商量一下，班超果断地说：“成功在此一战。郭从事是文官，听到我们要突袭匈奴使团的计划，必然惊慌失措，以致泄密，这不是壮士的作为。”大家不禁为班超的智勇和胆略所感染，一致表示赞成。
当夜幕笼罩罗布泊，塔里木河的奔腾声也歇息下来的时候，匈奴的驿馆突然起火了。四面埋伏的吏卒一跃而出，有的击鼓狂呼，杀声震天；大部分人手执兵器立于大门两旁。匈奴使团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顿时乱作一团，惊恐中逃出的匈奴官兵，被班超和部下杀死30多个，其余约一百人葬身火海。班超大获全胜，带着匈奴使团首领的头去见鄯善王，该王大惊失色，鄯善举国震动。从此鄯善归附汉朝，远离了匈奴势力。
罗布泊一带平静了。
班超为西域的通行无阻，打开了关键的第二道大门。
窦固将班超的功绩上奏了汉明帝，明帝晋升班超为军司马。接着班超又奉命出使于阗国，同行的还是原来的三十多人。
和田河自昆仑山奔腾而下，卷起雪浪银花，仿佛在欢迎汉使班超的到来。但是，于阗国王却对远道而来的客人十分冷淡。
于阗国非鄯善国所能相比，是西域一个强大的国家。当时国王已归附匈奴，匈奴设专使常驻于阗，进行监视和控制。于阗国盛行巫术，王后有一个宠信的巫师说，如和汉朝通好，天神定然发怒。现在汉使已到，必取其坐骑祭祀，才能安抚天神。国王言听计从，班超佯装答应让巫师前来取马。巫师一到，班超就将他杀了，并把他的首级送给于阗国王。国王早已听说了班超智勇双全，在鄯善国杀掉了匈奴使者。看来名不虚传，此人果然厉害。现在班超当面向他晓之以理，讲清利害，使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
于阗国王当即表示归服汉朝，并派人杀掉了匈奴的监护使。
断绝了六十年的西域南道重又通畅，和田河畔再次响起南来北往的驼铃声、华言胡语的应和声。
南道既通，班超挥师北上，到达叶尔羌河畔的疏勒国（今喀什一带）。这时的疏勒国王刚刚被匈奴所立的龟兹王所杀，并以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疏勒也成了匈奴的属国。班超先派部下田虑去招降兜题，兜题不降，田虑就将他抓起来。班超赶到后，重新扶立原来疏勒王的侄子忠为疏勒王，疏勒举国上下欢喜若狂，对班超感激万分。在叶尔羌河波浪的欢歌笑语中，疏勒国归服了汉朝。
班超用兵以一当十，成功地扫除了匈奴在塔里木南道设置的障碍，沟通了自王莽当政以来断绝了六十年的葱岭通道。班超带领的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创造了千军万马的奇迹。这颗智勇双全的军事明星，耀眼地高悬于遥远西陲的天空。
东汉政府在塔里木盆地实行了有效的统治，重新设置了都护和戊己校尉，西域大部分地区同东汉政府重建了臣属关系。
但是过了一年（公元75年）局势又发生了变化。明帝去世章帝继位之际，匈奴联合焉耆、龟兹，攻打并杀死东汉的西域都护。班超在疏勒孤立无援，仍在顽强地坚持。当时西域烽烟滚滚，剑器带霜，班超处境危急。汉章帝苦无良策，就下令让班超返回中原。
班超奉命撤离疏勒前，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弁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身，诚不忍见汉使去。”说罢拔刀自刎。刹时间疏勒一片惊慌，连叶尔羌河的流水声也变得低沉呜咽起来。
班超行至于阗，王侯官吏无不痛哭失声，竭力挽留：“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人们抱住班超的马足，不肯放行。此时的班超潸然泪下，仿佛和田河的流水也牵住他的战袍不愿放手。
班超不愧为一个奇男子，他的行为往往超出常人的意料。这时的班超早已热血沸腾，决定违抗圣旨，与西域父老共存亡。
班超毅然重返疏勒，以迅雷之势击退了龟兹的包围，平定了反叛势力，使动荡的局面很快平静下来。继而，班超于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率领疏勒、康居、于阗、扦弥等国兵士万人，进攻姑墨（现阿克苏），战线自和田河、叶尔羌河至阿克苏河，军事行动遍及塔里木河的三大河源地区。兵马到处，姑墨土崩瓦解。班超先斩后奏，在攻克姑墨后，已洞察到进攻龟兹、全面恢复西域邦交的时机已到，这才上书给汉章帝，说现在除了龟兹、焉耆外，西域大多数国家都已与汉通好，提出了“平通汉道”、统一西域的计划。章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还派出援兵增强了汉军力量。班超频频出击，先征服了莎车，然后铁流西下，直指渭干河畔龟兹国和孔雀河流域的焉耆国。汉朝增援军队大破北匈奴，俘虏了被称为国母的阏氏及四千余众。龟兹国此时失去了靠山匈奴，只得向汉朝投降。东汉政府正式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都护府就设在濒临渭干河的龟兹。任命徐干为西域长史，驻守疏勒。接着班超又先后攻占焉耆、尉犁诸国，西域全境再一次统一于汉朝。
塔里木河流域，自于阗到疏勒，从龟兹至罗布泊，处处飘扬起东汉王朝的帜幡。
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阿克苏河、渭干河、孔雀河、车尔臣河、克里雅河……众河归流，汇成浩淼激荡、长流不息的塔里木河，汹涌澎湃地向东方奔流而去。
功勋卓著的班超，被汉朝政府封为“定远侯”，历史上又称他为“班定远”。
他还派出甘英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途经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安息（波斯），在西海（波斯湾）受阻而归。甘英了解了这些地方的山川风貌、习俗民情，把中国使者的足迹，印在了更远更新的地方。
班超在新疆度过了30个春秋，70岁时向朝廷上书要求返乡。他在《求代还疏》中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他以71岁的高龄，终于在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荣归故里。同年在洛阳与世长辞。
班超统一西域、定远边陲的事迹，享誉朝野，流芳百世。他依托塔里木河还成就了另一番事业，那就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互传播，中原民族和西域民族的融汇亲和。
丝绸的魅力
两千年前，当东方汉王朝的丝织品已经有了千年发展历史时，西方的罗马帝国对丝绸还一无所知。
那些有缘见到中国丝绸的罗马学者，纷纷撰文介绍，深信丝绸是树叶上长出的毛或地上经灌溉长出的线织成的，还有的说丝绸是有八只足的虫子吐丝结网而成的。他们为这新奇的衣料，编织了许多有趣的神话。
罗马人第一次被这神话般的丝绸所震惊，是在公元前53年。
罗马将军克拉苏率领七个精锐兵团，以破竹之势越过幼发拉底河，追击向东溃逃的帕提亚（波斯人的一部分）军队。面临灭顶之灾的帕提亚人逃到一个叫卡尔莱的地方，突然调转马头，向紧逼其后的罗马军队射出一阵暴雨般的乱箭。罗马人猝不及防，顿时阵脚大乱。接着，比乱箭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帕提亚人在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中突然展开一面丝绸旗帜，巨大的红色丝绸在阳光下一片鲜红，灿烂耀目，闪射出具有威慑力的神秘魔光。
陷入混乱的罗马士兵面对这从未见过的东西，把整个天空映得通红，以为是什么神怪白天而降，吓得仓皇逃跑。事后罗马人才知道，帕提亚人在空中施展的那面慑人神魄的大旗，原来是一种名叫丝绸的织品。这种丝绸来自遥远东方的赛里斯（即丝绸之国中国），那个神秘国度里的人用一种虫子吐出的丝，织成色彩绚丽、轻柔如云、薄似蝉翼、光滑透明的绸布。
这正是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派副使带着大量丝绸西进波斯，那里的帕提亚人才得到了这前所未见的东西。
帕提亚人在战场上利用丝绸的奇效击败了罗马人之后，又抓住罗马人急于得到丝绸的心理，充当丝绸买卖的中间人，大赚罗马人的钱，使罗马的财力甚至因大量购买丝绸而陷于枯竭状态。
当时一位罗马诗人赞叹道：“丝国人制造的宝贵花绸，它的颜色像野花一样美丽，它的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庄严的《古兰经》甚至称颂“丝绸是天国的衣料”。
丝绸不仅以它无与伦比的绚丽、柔软、精细、滑润闻名于世，而且把代表东方发达程度的文明结晶传到西方。它价比黄金，骇世惊俗。
随着西域商道的畅通，刺激了中国丝绸生产，丝织品源源不断从长安经河西走廊，沿着塔里木河南北两道翻越葱岭，运往中亚、西亚。罗马市场上的丝绸，则是由波斯和印度商人转手供应的。由于埃及亚历山大城一度成为中国丝绸贸易的集散地，所以埃及女王很喜欢用丝绸制衣，作为礼服。
在文化发达的古罗马帝国，达官贵人以穿中国丝绸为荣，恺撒大帝甚至穿着丝绸做成的袍子去看戏，引起巨大的轰动。上行下效，整个罗马形成了穿丝织衣服为时髦的风气。这种风气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后来宫廷感到这样下去会造成经济危机和国人道德的沦丧，不得不下令禁止人们穿用丝绸。有些文人也发表文章，指责妇女穿这种透明的丝绸衣服有伤风化。
既然一面丝绸大旗能导致罗马七个精锐兵团惨遭失败，那么几道禁令和几篇文章就能阻止丝绸的流行吗？一些精明的商人为了能直接得到中国的丝绸，千方百计探索通往“大汉帝国”
的道路。他们在财富的鼓舞下结成商队，不畏艰险地像接力运动员那样，来往奔波于君士坦丁堡至长安的那条漫长的“丝绸之路”上。
那时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丝绸之路”这个本不存在的名称，在后世竞像黄钟大吕般震响于全世界。
人们把张骞“凿空”西域，看作是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起始。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古人，并不知道这条牵动着东西方文化精神的通道，叫做“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在两千年后才被人们使用的。
“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不是中国文献中的记载，而是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1887年出版的三卷本名著《中国》中首次提出来的，接着又首先被西方学者相继认同。至20世纪初以来，才逐渐为中外学术界、读书界所接受，并被广泛使用。
“丝绸之路”称谓的起缘，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条欧亚通道的国际性意义。
东起中国长安、西至地中海各地的“丝绸之路”，它作为东西方文化纽带的联结点和中心地段，正是塔里木河流域。
“丝绸之路”的形成及格局走向，取决于历史上的社会和自然两大因素。在自然环境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沿途水的供给条件，这是沙漠中求生存的第一需要。
两汉时期，“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主要分南北两道，敦煌或阳关是两道的起点。南道沿塔里木河以南，经罗布泊的楼兰（鄯善），西去且末、精绝（尼雅）、抒弥（今于田县东）、于阗、皮山、莎车等地，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抵达印度、安息等国。南道经过的河流有塔里木河、且末河、尼雅河、车尔臣河、克里雅河、和田河、叶尔羌河、喀什噶尔河等。北道从玉门西行，经车师前部（今吐鲁番）进入天山南路，沿塔里木河以北，经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越过帕米尔高原，从中亚等国到达波斯、地中海沿岸各国。南道经过的河流有孑L雀河、开都河、渭干河、阿克苏河、喀什噶尔及叶尔羌河的河源等。
无论南道北道，都离不开塔里木河及其支流，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水。
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记载，丝路北道“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即沿天山南麓顺塔里木河北岸西行，到达喀什噶尔河之畔的疏勒。南道则“傍南山北，波河西行到莎车”，就是傍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沿塔里木河南岸西行，到达叶尔羌河岸边的莎车。两道都要翻越帕米尔高原，通过印度或中亚到达西方。
那时塔里木河流域水量丰沛，供应充足。《水经注》说流入罗布泊的水系分南北两支，北河沿途汇纳了阿克苏河、渭干河、开都河和孔雀河水系，由东注入罗布泊。南河沿途汇纳了和田河、克里雅河、尼雅河、且末河，并与注滨河合流，亦自东入湖——注入与罗布泊邻近的台特马湖。
塔里木河流域水系，为南北丝路的畅通提供了生命之水。
那星罗棋布的片片绿州，密如蛛网的座座城镇，成为来往于丝绸之路各国旅人温馨的歇息地，货物云集的贸易市场、讲经论法的讲坛，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
但是，丝绸之路历来不仅仅是握手成交、歌舞相迎的太平之地。丝绸之路的发展，常常伴随着血腥的争夺、奸诈的阴谋和生与死的搏斗。
沿着这条古道，无数的关隘、城堡、烽火台、墓葬群、白骨堆和淹埋于风沙的交错连接的佛寺、王宫、城镇、驿站的废墟，就是无言的凭证。
塔里木河则用无尽的涛声，向人们诉说丝绸古道的沧桑。
张骞“凿空”西域，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但同时开拓了一条商业通道。班超定远边陲以后，商业行为就更加突现出来。
汉朝政府每年派出的贸易使团多者十余次，少者五六次，他们的足迹远及印度、伊朗等国。中亚、西亚、印度、罗马的商旅使节也来到中国，一年之中多达数千人，接踵而至，络绎不绝。“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一片繁荣景象。为了保障交通安全，汉朝政府“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正因为如此，东汉统一西域也得到了商人的支持。班超于公元94年平定焉耆时，就有一千多名商人参战。由于交通安全有中原政府及西域属国的卫护，丝绸之路上曾有四十余国的客商聚集于此，出现了“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盛况。
丝绸之路上曾经引发过无休止的战争，除了与匈奴的争夺，还要防止匪盗的抢掠。即使在中原王朝对丝绸之路特别是塔里木河流域实行严格控制的时候，过往的使节团体和运输商队也少不了武装的护送。这样就使丝绸贸易成为一种代价很高的买卖，丝绸价格在罗马是以其等量的黄金来支付的。
不过，丝绸之路不是贯穿东西的一条路线，而是众多线路的总称。路线的舍取要回避沙漠、高山，依水而行。同时还要考虑兵匪的强弱，政府对沿途控制是否有效。商人从商队安全和费用考虑，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丝绸一直西运，走完丝绸之路的全程。
他们只是走到能够到达的地方，往往在中亚一带把丝绸卖给当地和外国的客商，然后采购域外的各种奇珍特产，运回中原。波斯、罗马商人也是一样，只要达到他们获取利润的目的，就在中途停下来，进行交易。无论东西方的商人，都很少有直接到达对方终点的。正是许许多多的短途贩运，形成东西方的长途交流；无数段落的接力转运的总和，就构成了一条贯通东西方的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
丝绸的魅力是无穷的，它给人们带来五彩灿烂的美好幻想，也给世界罗织了相互联结的蛛网。但是，“丝绸之路”真正是一条含辛茹苦之路，不仅笼罩腥风血雨，而且隐伏危机凶险。
塔里木河像一位行吟诗人，如实地倾诉着往昔的岁月、历史的兴衰。
佛光普照
佛光在塔里木河上闪烁、流泻。
首先是少数僧侣和使者、商旅中的信徒，把佛教带到葱岭以东的塔里木河流域。
来自异国印度的一种陌生宗教，能打开中国大门进而能打开中国国民心扉，靠的是如下秘密武器：神奇难懂的经典，庄严辉煌的塑像，感人肺腑的佛教故事绘画，熨贴人心灵的佛曲佛乐，这是一些佛教教义人国人心的强大有力而又柔软美妙的文化载体。
它们直接来自西方佛国，来自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
帕米尔高原为佛教的流传而雪化路开，分别通过莎车传到于阗国，通过疏勒传到龟兹国，逐渐传遍塔里木河流域。各国国王纷纷率先奉佛，并从国外聘请高僧为国师，佛教成为国教。塔里木河流域一时间法座高升，讲经说法声不绝于耳；钟鼓齐鸣，佛曲佛乐声响彻大漠；开凿窟寺，佛陀菩萨居高林立；壁画生辉，佛国仙界莅临人间。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形成涛涌浪卷之势，随着塔里木河水不断流向东方。
佛教传人新疆的时间，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略早于在中原的传播。也有学者认为应在二世纪流布新疆，也不一定早于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历史沉默不语，倾听着历史学家的争论和判定。
佛祖释迦牟尼，在北印度放弃王位、顿悟成佛的故事，很浪漫也很残酷。
释迦牟尼出家前叫悉达多，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的太子。父亲净饭王千方百计阻止他出家，留他继承帝业，为他营造一个纵欲享乐的环境，让宫女们去诱惑他，使他充分享受人生的欢乐，忘掉一切痛苦和烦恼。但悉达多太子不为所动，他看到“人体的丑恶”，看到生老病死的痛苦，因而悲观厌世，决心出家。
离家之后他在郊外漫游，先学习禅定，后来尝试通过严格的苦行发现真理，寻求解脱。他逐渐减少饮食，直到每天只吃一粒米，后来七天才进一餐。他穿兽皮，卧荆棘，六年后身体消瘦得皮包骨头，形同枯木。这时他开始净身进食，坐在菩提树下沉思默想，经过七天七夜，终于悟出“四谛”真理，真正成道为佛陀，即“觉悟者”。
从此，他开始了坐禅静思、外出乞食、宣讲“四谛”学说的佛陀生活。佛陀传教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他讲经说法的精舍、集众举行斋会，都由商人和王室给予支持和布施。据说佛陀悟道从菩提树下站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物的也是两个商人。
塔里木河流域的丝绸之路，是沟通欧亚大陆的大商道，佛教进入葱岭以东首先在疏勒、于阗、龟兹、鄯善等西域诸国传播，就是势在必然的了。
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稍前，佛教由克什米尔向东越过葱岭，进入于阗，从此于阗就成为佛教东传中原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据说过去于阗王不信佛法，有一胡商带着一个比丘名毗卢旃的来到城南杏树下，然后向于阗国王报告，国王到城南去看毗卢旃，旃说如来佛派我来，让你选一尊佛陀像，来保佑大王吉祥、国运隆盛。国王说，如果能让我见到佛，我就当即从命。旃鸣钟祷告，佛果然在空中显现真容。于阗王见状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建立佛寺，画佛陀一躯供奉。此寺据说就是《北史》记载的赞摩寺。由于这幅形象逼真的佛陀宝像，使赞摩寺在西域诸国中最为著名。后来内地沙门僧侣常来于阗取经求法，中国佛教徒中第一位西行求法的朱士行，于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其目的地就是于阗。公元五世纪初凉州僧人曾向于阗王说，赞摩寺中宝像最似佛陀真相，请求得到一尊以便供养，于阗王便命匠人仿造一躯送给他们。
文献记载，于阗“俗重佛法，寺塔僧民甚众，王尤信尚，每设斋日，必亲自洒扫馈食焉”。公元五世纪初中原和尚法显一行来到于阗求经，他们眼中的于阗国是“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门前皆起小塔”。俨然已成为西域大国，佛教中心。法显记载于阗城西王新寺，是经过三代国王历时80年才陆续建成，规模宏大，建筑华丽，“雕文刻缕，金银覆上，众宝合成。塔后作佛堂，庄严妙好，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箔。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法显一行下榻的瞿摩帝寺，“是大乘寺，三千僧，共犍槌食，入食堂时，威仪齐肃，次弟而坐，一切寂然，器钵无声”。由此可见，早于公元四世纪初，于阗佛教已盛极一时。不仅国王尤其信尚佛教，而且老百姓家家门前建塔礼佛。特别是瞿摩帝一寺之中三千僧人，共同进食时竟肃穆无声，说明此地僧人训练有素，信仰虔诚。
佛教自印度越葱岭经疏勒传人龟兹的时间，据阿育王遂太子的有关经卷记载，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事。但史学家多认为这是佛教徒编造的故事，不可取信，而以公元一世纪稍前传人龟兹比较符合实际。东汉末，龟兹就作为一个独立的邦国进入佛教文化时期；三世纪时龟兹佛教已很繁荣，到四世纪以后佛教在龟兹达到辉煌的顶峰。
龟兹是西域36国中地域辽阔、经济繁荣、农业发达的大国，又雄踞于丝绸之路北道的十字路口，所以商业贸易十分兴旺，这就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足够的物质条件。
文献记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像，与寺无异”。当时龟兹佛寺林立，连王宫都如同庙宇，僧尼多达万人。这里还聚集了塔里木河流域诸国王族子女，受戒学法。才俊云至，高僧辈出，龟兹成为当时西域著名的佛教中心。因传人渠道不同，龟兹奉行的是小乘佛教。
不仅如此，龟兹僧侣还效法印度大造石窟寺，在峰峦岩壁、幽谷沟壑，开凿了数百处洞窟，楼宇高居，重阁层台，佛陀菩萨金身彩绘，壁画图饰满墙生辉。龟兹石窟群的规模布局，俨然一派印度阿旃陀石窟的风范。僧众修行离不开石窟寺，开凿寺窟又离不开山林河谷，龟兹石窟群依山水而建，是因为佛陀本人非常重视山水草木，因为它具有镇静心灵和使心灵明亮的价值。据说他每次讲完法，都让弟子们去山水林木间冥想静修。
龟兹建造的石窟寺，是塔里木河流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佛教艺术最集中、文化水准最高超的佛教建筑群。
还有鄯善国，包括楼兰、尼雅等罗布泊周围地区是中原和西域交通的咽喉，佛教在这里的传播与其它地方不同，带着一些传奇和神秘色彩，因而格外引人注目。
公元二世纪末叶，印度贵霜王朝发生内乱，大批流亡者来到罗布泊一带，这些移民使用一种流行于印度的怯卢文，一度成为与汉文并用的鄯善王国的官方语言。这些贵霜王朝的移民来到罗布泊地区时，也同时把原本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带了进来。
他们带来的佛教艺术是犍陀罗艺术的直传，因而呈现出鲜明的希腊、罗马风格。
鄯善一带的佛教，一开始就带有佛教源头所特有的西方色彩，“带翼天使”也飞到了鄯善。
三世纪时鄯善的佛教已相当盛行，印度式佛寺佛塔佛像佛画遍布罗布泊一带地区，成为该地佛教的主流。当时使用的佛经抄本，记载佛僧事务的文字，大都是怯卢文。
曹魏以来怯卢文在鄯善就很流行，当时用怯卢文记载了大量佛事活动，例如其中有一篇这样的记载：
“任何人参加迦诺达摩浴佛仪式，都会变得耳聪目明，身体强健，心地善良。任何人参加浴佛仪式，都不会生疮和长疥癣，体质洁白芬芳。任何人参加浴佛仪式，都会变得目大眼明，手足呈金色，容光焕发。”
“我献身于伽蓝，献身于如来之佛法及最好之善行，由于污秽的消除，使它们心地安静，而受到佛礼的保护。”
“一切从地狱之底超生于天堂的人，由于进入如来佛国之界土而解脱生死轮回。”
“愿世间时时刻刻祈祷丰衣足食，愿奉献之主帝释天增多丽水；愿五谷丰登，王道昌盛，愿你在诸佛法下得到永生。”
这篇怯卢文的宝贵记载，生动地揭示了当时鄯善盛行佛教的风貌。法显于公元399年到达鄯善时，还见到“其国王奉法，可有四千余僧，悉小乘学。诸国俗人及沙门尽行天竺法……唯国国胡语不同，然出家人皆习天竺书、天竺语”。当时鄯善流行小乘佛教，经典和使用语言文字，均为古印度文，这时罗布泊一带的佛教，还处于非常活跃的时期。
自阳关进入西域的第一站鄯善，就是一片香火缭绕、佛光沐浴的天地。从鄯善由南道到达塔里木河源头的于阗国，更是一派祥云笼罩的佛国仙界。如从鄯善经北道至塔里木河中游的龟兹国，则更是法轮常转、钟鼓齐鸣的佛界胜境。以塔里木河流域鄯善、龟兹、于阗这三个西域佛教中心，连接起大大小小三十多个信奉佛教的城邦之国，就使整个西域大地奏起诵经声和法号声交响的梦幻般的、响彻塔里木河两岸的佛曲乐章。
那高耸人云的佛塔、金碧辉煌的庙宇、彩塑的佛像、绚：烂的绘画，则是盛开在塔里木河两岸的佛教文明的簇簇鲜花。
佛国于阗的祥云
“于阗”得名和建国的历史时空，弥漫着东来的紫气，西降的祥云。
相传远古时和田河畔荒无人烟，印度无忧王的太子遭后母陷害，被挖去双眼。无忧王得知后大怒，把负责保护太子的辅臣僚佐及他们的家族全部放逐到雪山以北的荒凉谷地。这群人为了生存，就顺着水草来到于阗的河流边定居下来。恰在这时，东方一个国家的太子因获罪也被流放到和田河沿岸。后来双方相遇，发生了战争，东方来的太子打败了西方的武装，统一了两部民众。后来他们就在和田河旁边修筑了都城，建立了国家。东西方文化相撞击，在这里实行了最早的融合。
东方的太子当了国王，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这里和平相处，安居乐业，和田河两岸一派兴旺景象。但是国王到暮年时，仍没有儿子。为了不致断绝宗嗣，便到本国保护神毗沙门天神祠去祈祷，请求赐给后代。国王的虔诚祈祷感动了尊神，这时毗沙门天的额头突然裂开一条缝，从里面出来一个男孩。国王捧着这个天赐的孩子回到宫中，国人都来庆贺。但这个婴儿不食人奶，国王怕儿子养不活，就又到神庙祈求育养之法。这时，毗沙门天神像前的地面突然隆起来，形状就如女人的乳房，孩子见到就上前吸吮。就这样，这个神童成长起来，生得聪慧勇敢，才智过人。因为他是吃地乳长大，所以就给他取名瞿萨旦那，即“地乳”之意，并成为于阗国最早的国号。
昆仑山也是母亲巨大的乳房，流出的也是地乳，汇成了万古不息的和田河，养育着世世代代的于阗子孙。
据文献记载，“于阗乃梵汉人相会之处，其俗土语非梵非汉，其字母与天竺一一相符，而民俗多同汉国，然宗教习俗与用语则几同天竺。”这里的梵和天竺均指印度，其土语应为于阗语，用的是印度波罗密字母，属于“非梵非汉”的伊朗语族。这种语言与古代印度西北及中亚塞人所用语言相同。因此，有学者考证古代土著的于阗人应是塞种人，他们使用的是一种独特的于阗塞语。
这样的人种和语言背景，必然会导致印度佛教在于阗的传播和盛行。
《后汉书》称于阗“领户三万二千，口八万三千，胜兵三万”，在这个八万多人口的西域大国中，仅佛寺中就达“众僧乃数万人”。可见其国势强盛，国泰民安，晨钟暮鼓，香火不断，一片兴旺气象。
“于阗”的名字最早见于《史记》，《史记》还根据张骞通西域后提供的材料，记载了“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这里说于阗之西的河水都向西流，注入西海（流向境外，一说是里海）；东边的河水都向东流，注入盐泽（罗布泊）。但张骞误将罗布泊当作黄河河源，被司马迁写入《史记》，讹传了两千年。
汉代西域36国中，于阗国（今和田、墨玉、洛浦一带）领有精绝国（今民丰县）、抒弥国（今于田县）、戎卢国（今于田县以南）、渠勒国（今策勒县）、皮山国（今皮山县）等六国，可算得上是塔里木河流域的一个泱泱大国。
这些城郭之国，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前沿形成一道绿色屏障。但是沙漠过于强大，沙暴常常骤然而起，村庄农田被吞噬，沙进人退，人们被迫离开家园，过去的居住地变成一个个废墟遗址。居民不得不另外寻找和重建自己的家园，在与风沙抗争中，他们留下了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足迹。
然而，于阗及其属国，毕竟是大自然的宠儿。它们背靠昆仑山、阿尔金山，冰雪融化汇成一条条河流，和田河及其上游的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往西有克里雅河、车尔臣河和许多小河流，及时地滋育着干渴的土地。在茫茫沙漠的“生命禁区”里，这一条条河流流出一行行热烈的生命赞歌和优美的田园抒情涛。
绮丽而辽阔的绿洲、雄劲挺拔的雪山、浑沌浩大的瀚海、时隐时现的王都宫城，被涓涓溪流和巨川大河串联起来，构成一幅粗犷壮美的边塞历史图卷，留下了西域古代文明的一条永不消逝的风景线。
这些城郭之国，凭借着河流建城立国，组成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他们引水灌溉，开挖的渠道纵横如网，但为了节省用水，各级官员对水利灌溉进行严格管理，“皆种五谷，土地草木，畜产作兵，略与汉同”。
中原汉文和印度怯卢文相继传人于阗，都作为官方文字和民间交流的文字使用。当地人并不是天生就能同时使用两种文字，汉代时于阗设译长，由译语人作语言交际的桥梁，久而久之，东西方两种语言文化便在这里交融、变异，形成于阗地域文化。
汉文和怯卢文的入主于阗，标志着东西方商业贸易的繁荣，文化习俗的深层次吸纳、扬弃和再生。
由于佛教的传人较早，于阗的佛教艺术首先脱颖而出，一种犍陀罗艺术植根于和田河沿岸地区，庙宇建筑、雕刻佛像、绘制壁画，起先都由希腊或印度的工匠画师担任，所以呈现出希腊、罗马风格的艺术景象。这种造形艺术线条简练，衣纹质感强，注重明暗对比，因而形象生动可感，富有立体效果。后来于阗艺术家也熟练地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进行创新和发展，直接影响了中原地区的造型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成为塔里木河流域与鄯善齐名的强大国家，交通发达，经济繁荣，社会从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这里“买妇女一名”，“作价四十匹绢”。“其刑法，杀人者死，余罪各随轻重罚之”。于阗国王头戴“金冠如鸡帻”，头后垂生绢为饰，威仪有鼓角金钲，各种兵器，左右卫士近百人。王宫朱梁画栋，一派隆盛景象。
在西王母生活过的昆仑之地，很长时期曾经是母系氏族社会。所以于阗国虽然买卖妇女，但妇女仍有一定地位。在宫廷，国王可以“与妻并坐接客”。在民间，“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上起浮图。居丧者剪发罄面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唯王死不烧，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这里的妇女与中原不同，可以乘马驰走，与男子无异，保持了西域游牧民族的特点。而于阗的葬俗，则与波斯、印度比较接近。
当时于阗已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国中妇人皆辫发，衣裘樗。其人恭，相见跪，其跪则一滕至地。书则以术为笔札，以玉为印。国人得书，载于首而后开札”。南北朝时于阗妇女行西方单腿礼，但书写工具是中原木笔，钤印则为本地美玉，可见当时于阗人广采博取的开放精神。
这里的城镇发展很快，凭借条条河流，人们在沙漠前沿大兴土木，城乡繁荣，“人民星居”。特别是于阗王城“有屋室市井，果瓜菜蔬，与中国等”。而且“城傍花果似洛阳，唯土屋平头为异也”。房屋是平顶，无窗，但有斗拱。使用木器家具也很讲究，卯榫结构坚固，雕刻相当精美，有人物、动物及花卉图案。这些器具用品，透露出希腊、罗马艺术气息。
于阗佛教寺院的建筑宏伟壮观，规模空前。佛教信仰从王室遍及民间，成了于阗国教，是于阗佛教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因而也成了中原僧人巡礼的圣地之一。
第一位来到于阗国取经的中原僧人，是魏国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朱士行。
当时的中原，正是群雄逐鹿、乱世争霸的三国时代。这是纠纠武夫们图王称霸的黄金时代，却是百姓庶民水深火热、生灵涂炭的灾难岁月。悲天怜人、佑助众生的佛教僧侣如朱士行者，就走上了解脱痛苦、寻找幸福的西行取经之路。公元260年朱士行穿大漠，涉戈壁，越乱河，跨高山，辗转来到于阗。他在这里研习探索二十多年，才找到正品梵文经卷，又费尽周折，派人将真经送回洛阳，从此开启了中原僧人取经、译经的新纪元。朱士行本人则留在于阗，潜心于佛教的研习探索，孜孜不倦地追求佛法真谛，最终以80岁高龄圆寂于塞外异乡。于阗的人们为这位高僧筑塔一座，将他的骨灰埋葬于和田河畔。
朱士行首开先河，公元400年法显一行又自长安来到于阗，目睹了佛国盛况。法显为了观看于阗国的行像仪式，特别多停留了一段时间。这里流行每年一度的行像仪式非常隆重，从四月一日起王城里便开始清扫道路，装点街巷。城门上搭起高大的帐幕，加以美丽的装饰。行像那天，国王及夫人、彩女都住在里边。
有个著名的瞿摩帝寺，是国王很敬重的一所佛寺，该寺雕塑的佛像首先行进，高三丈多的四轮载像车如同活动的殿宇，装饰着金、银、玛瑙、珍珠、玫瑰、琥珀等七宝，悬挂着绢幡华盖，佛像立于中间，两旁由菩萨侍从，也都以金银雕饰，高居人们头顶。当行像宝车离城门还有百步之遥时，国王就脱去天冠，换上新衣裳，赤脚持香花出城门迎接，散花烧香，施以“头面礼足”之大礼。佛像入城时，城楼上鼓乐齐鸣，恭候在那里的国王夫人及众彩女向下抛撒香花，如雨点般纷纷落下。行像的车多采多姿，各不相同，每个佛寺僧侣，举行一天行像仪式，要进行半月，国王及夫人才返回宫中。行像仪式场面壮观，倾国而出，人们对佛像的崇奉，达到狂热的程度。
从以上法显对行像仪式的记述，还可以看到于阗国的风俗民情。至于举国奉佛、国力强盛、社会安乐的状貌，更是跃然纸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于阗佛教艺术的典型代表是雕塑。印度式佛寺建筑和犍陀罗式泥塑佛、菩萨，遍布于阗国及所属城郭之国。
在于阗国以北、和田河以东的沙漠，有一座雄伟而神奇的庙宇，现在人们称它为热瓦克佛寺，这是一座以高大佛塔为中心的佛寺建筑群。圆柱形佛塔坐落在五六米高的两层台基上，台基四周有四个台阶供僧众礼拜之用。佛塔内有阶梯可以从底部攀登到佛塔顶部。佛塔周围是一个方形院落，面积达2500平方米左右，南墙中部开寺门，西角有边门。大门旁有两个真人大小的守卫者塑像，使进入佛寺的僧众感受到威严之势。雕塑的形象显然是半希腊式的，但却改穿了于阗国的长衣和卷边长筒皮靴，显现出佛教进入于阗国后向东方继续传播时的一种过渡形式和初步的变异特色。
最令人震撼、堪称沙漠一大奇观的是，寺院四面墙的内外，紧贴墙壁背靠背地赫然排列着140多尊泥塑佛像和菩萨像。这些高大的塑像交脚而坐，均以红色胶泥塑成。这些塑像高达二至三米，全部彩绘，制作精巧，神态各异，光华毕现，佛光四射。它们目正神安，欣然接受着僧众信徒的顶礼膜拜。
北墙除有数十尊坐佛，佛像空间还绘有壁画、图案。其中有一幅完整的供奉女图，供奉女头饰华丽，面目俊秀，衣裙飘逸，体态丰满。手臂、手腕、脖颈和腰问各有三串佛珠，整个造形线条流畅，气韵生动。左旁有一女神，手执一条金蛇，形貌古老怪异。还有一供奉女，手托净杯，神态活泼，宛若于阗农家少女。佛像顶光周围绘有许多图案，如螺旋纹、莲花、小坐佛、花卉等。
佛像、菩萨像之间，除彩绘壁画外，还穿插着供养人像、比丘像和各种图案，恰似于阗佛国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
佛和菩萨穿犍陀罗式通肩长衣，装饰衣纹密集，衣褶流畅富有韵律，给人以薄纱透体之感，造形非常俊美优雅。面部圆润端庄，眉目修长，鼻梁高隆，表情安祥，雍容大度，可谓泥塑艺术的经典之作。
热瓦克佛寺的整个建筑布局、美学观念和表现形式，迥异于中原地区佛寺的风格。雕塑形象鲜明的犍陀罗艺术特色、塑像在四面墙壁内外集中排列的独特创意和设计，在中国佛寺建筑中是独一无二的。一座佛寺中巨佛数量如此之多，依墙设置的宏大阵容以及所处沙漠腹地特殊地理位置等特点，在中国众多佛寺建筑中独领风骚，堪称泥塑佛像群的集大成者和雕塑艺术的洋洋大观。这是塔里木河流域文化的特有风貌，这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铸就的西域文明奇观。
调动一切手段和形式突出佛像和菩萨像，不仅使人感觉到只有佛和菩萨高于一切大于一切，而且也使人们领悟到佛和菩萨可以集多成众，人人都能修成正果。位居雪山大漠深处的苦行修练者，必然由此深受鼓舞，产生巨大的向佛力量。
宗教建筑是宗教哲学和思想伦理的物化，没有哲理的建筑是民族精神苍白的表现。在众多佛和菩萨的簇拥中，立于热瓦克佛寺正中的大佛塔不同凡响。它所显示的既是对神圣佛性的高昂颂歌，也是对世俗人情的尽情抒写。宗教建筑的第一需要不是实用，它实际上是一些内容丰富、云诡波谲的符号建筑。佛塔高耸云霄所体现的宗教观念令每个朝拜者沉思冥想，而那凌空的姿态、优美的建筑线条、上圆下方中空的特殊造型，更能引起走出宗教迷宫的人们对自然美的丰富联想，那直插云天的巨大圆锥形态，既是对苍天的呼唤，又是对河流和漠风的回应，体现出它雄踞沙海浪漫奔放的万种风情。让佛徒众生深深陶醉，沉迷于佛国祥云的笼罩之中。
楼兰文明的神秘断流
楼兰是一个谜，一场梦。
楼兰是沉睡的历史，断流的文明。
楼兰的辉煌埋在沙漠里，楼兰的秘密藏在塔里木河的旋涡中。
二千多年前的人们，西出阳关，远涉流沙，在到达罗布泊之前要经过一片连着一片的沙漠戈壁，这些地方寸草不生，是连飞鸟影子都见不着的不毛之地。东晋高僧法显途经这里时说：“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在这难辨路径的地方，沿着前人的枯骨留下的标识，行走半月以上才能达到罗布泊畔的楼兰国。
那时的罗布泊，是“众河汇聚之地”，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以及许多大小河流，从四面八方都直奔罗布泊而来。这里河洲交织，水汊如网，红柳芦苇丛生，胡杨古木参天。罗布泊无边无际，水波浩淼，飞鸟于湖上欢叫，鱼儿在水面跳跃。在沙漠热风中长途跋涉、九死一生的人们，来到这绿茵笼罩、碧波荡漾的罗布泊，那感觉无异于进入泽国水乡、天堂胜境。
神秘的楼兰，正立国于罗布泊岸边的绿洲之上。城内街巷纵横，楼阁飞檐，商家店铺鳞次栉比，作坊客栈排列成行，来往行人川流不息，车马驼队接踵而至。楼兰城孤悬大漠，河流绕城而过，渠水横贯城中，花香鸟语，绿树成荫，俨然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
楼兰城占地约十一万平方米，是一座方形城池，城墙用黏土和红柳混合筑成。一条水道从西北方向穿城而过，把城区分成东北、西南两部分，水道两旁浓荫密布，花木繁盛。沿着从水道流出的条条小溪，就是楼兰城道道繁华的街市。
城内最高大宏伟的建筑，是一座大佛寺。凌空而立的佛塔高达十几米，在城外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那印度覆钵式塔顶。佛塔南面的一大片建筑，那是用数十根长达五、六米的粗木料建成的佛殿。佛殿的木柱、木板上雕刻着精致的图案和佛像。佛殿里供奉着佛和菩萨，刻着莲花的长颈铜香炉里青烟缭绕。在这里，晨钟暮鼓、诵经之声不绝于耳，灯油香火、供品奉物源源不断，高僧大德升座弘法，沙门信众伏身拜佛。天国的向往慰藉着沙漠子孙孤寂的心灵，虚幻的神灵鼓舞着远道而来的求法僧侣无限的勇气。
城中间是官署区，排列着几处富丽堂皇、气势不凡的建筑群，高大的门柱，粗壮的檩木，彩雕朱漆的梁栋，花纹图饰美丽的门窗。这些轩昂而立的建筑，是楼兰国的王宫，还是汉朝西域长史的官邸？
城南有一些深宅大院，门楼高筑，亭阁华丽，这些庭院一般都由前厅、中堂、厢房和后院组成，有的还有花圃或果园。这类庭院，显然都是楼兰国的富豪之家。庭院的建筑格局，仿照中原汉地模式，说明汉文化在这里的浸染已是很深入了。
一般居民的住房，大都是一排排相连的单间，采用就地取材的办法，用红柳、芦苇编织捆扎成篱笆状木骨，然后在外面涂抹草泥，再用树干、树枝和草泥搭成屋顶，这样建成的房屋既简便又坚固。
那一片杂乱错落排得密密匝匝的小院落，进进出出的人穿着各式衣裳，操着不同语言，可能这里就是当地土著和汉人的杂居区了。
城下有驻军安营扎寨，城上有守兵堡垒森严。
楼兰是一个小城镇，却担负着国际大都会的使命。这里不仅云集着来自中原的汉人，而且有贵霜、安息（伊朗）、大宛、康居等国的远方来客，他们当中有使者、士兵、商贾、僧侣和移民。经过漫长的沙漠苦旅，人们在这里歇息休整，办理公务，交易商品，诵经弘法，补充了足够的水和粮食，然后原路返回或踏上更遥远的行程。
这里流通的货币有汉朝的五铢钱，贵霜和波斯的金币，还有中亚诸国的各种钱币。这是一个开放的城镇，一个繁荣的国际金融市场。人们在这里购买色彩缤纷的中国丝绸、绚丽斑斓的大宛琉璃、芬芳袭人的波斯香料，还有于阗和中亚各地出产的各色玉石串珠、项链和玉石器具。这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珍奇物品和熙熙攘攘的各地来客，使楼兰呈现出一片热闹繁华的景象。
然而，楼兰并非世外桃源。因为它是通向西域各国的门户，是连结丝绸之路的重要城镇，所以就成了匈奴和汉朝的必争之地，常常烽烟骤起，兵祸急来。楼兰国不得不采取两面政策，楼兰王还将两个儿子分别送到匈奴王廷和汉朝当质子，并无奈地叹日：“小国在大国间，不两属无以自安。”
公元前77年，尉屠耆接任楼兰王位后，要求汉朝派士卒到国内伊循城屯垦戍边，这样也可以倚重汉朝威势，维护自己的统治。汉朝同意了他的要求，派出司马率吏卒40人到伊循屯田。同时，楼兰更改国名为鄯善。鄯善国迁都境南的抒泥城后，楼兰仍是军事要塞和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中心。
这时，鄯善国有了开拓疆土的条件，不仅楼兰、伊循、抒泥在它的管辖之中，而且尼雅（精绝国）一带也成了鄯善国属地。
凭借塔里木河尾闯河汊支流众多的优势，鄯善国在伊循等地开展大规模屯田。为了“通渠积谷”，汉朝又在罗布泊地区设立粮仓——居卢仓。在这里屯田的士卒，可以随带家属，还把中原的各类农具、先进耕作方法传往罗布泊一带。屯田积谷解决了自己的食用，还能接待来往的使节、官吏，同时也担负了守疆戍边的重任。
不久，鄯善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印度贵霜王朝于公元二世纪末叶发生内乱，在残酷的政治和宗教斗争中，一部分失败者、被排挤者逃亡于葱岭以东，流落到于阗和鄯善。由于这些地区的原始居民有欧洲人种类型塞种人的成分，而贵霜人在族源上与塞种人有深厚的渊源，所以他们很自然选择鄯善为聚居地。到东汉末期，数量惊人的贵霜移民对鄯善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击。在北印度使用的怯卢文居然与汉文平起平坐，成了鄯善国的官方语文。佛教艺术也处处展现出贵霜人的深刻影响。佛寺建筑大量出现以印度式佛塔为中心的设计，佛教绘画、雕塑、图案、用具无不显示出犍陀罗艺术风格，甚至这些作品就出自于来自犍陀罗的画师工匠之手。佛寺中有一幅壁画“白象图”，白象身上有一段怯卢文题记，其中有画家署名，“此画系Tita（提塔）
之作品”，这很可能是罗马人Titas（提塔斯）的对应译名。这位画家虽然不是罗马人或希腊人，但却应该是希腊化了的印度犍陀罗（贵霜）人。
在后来被称为磨朗或米兰的鄯善佛教寺院中，充斥着希腊化的佛教艺术品。星罗棋布的大小寺院簇拥着一座规模最大、建筑最辉煌的寺院，这座大佛寺由土坯垒筑，是一座两层建筑物，上层呈方形，土坯间有木柱支撑，方形塔座的墙上是一个个壁龛，壁龛上有希腊式泥塑柱头，壁龛内供奉着彩色泥塑浮雕佛像和天王像。佛殿内是大型座佛塑像，仅佛头就高达一米。另一座寺院中有一个近百平方米的庞大基座，绕其座有走廊，其座上是一个圆形建筑，这个奇异的圆形建筑简直就是一座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展览馆。
这个圆形佛塔环行过道的护壁上，一幅幅半身带翅膀的人物画像赫然在目，这是希腊式的带翼天使，这是两千年前从西方飞来的安琪尔。她们的眼睛大睁着，双眸明亮，眉毛细长，嘴唇微合，双翅在身后扬起，那神情透露出博爱精神和追求天国的自信。她们的造型运用了光影明暗对比和晕染手法，使富有立体感的人物形象跃然壁上。画法是明显的犍陀罗风格，而她们表现的美学特征也更贴近古罗马的艺术情致。
有一幅壁画是一组饮宴青年男女的群像，或欢愉持重的男子，或头戴花冠美貌盛妆的女郎，有的手持花束，有的捧着酒杯，也有的怀抱乐器，他们装束不同，神情各异。从他们的面容头饰、服装打扮看，仿佛是一群欢乐的罗马青年，带着些希腊式的古典美。但这些异国青年齐聚于鄯善的佛寺，则无形中折射出罗布泊绿洲现实生活的画面。
这些画面近旁，还出现了列队行进的大象、四辆马车和骑在马背上的太子。这幅壁画基本上是写实画法，造型上酷似犍陀罗艺术。犍陀罗艺术是吸收了希腊、罗马艺术风格建立的，所以犍陀罗艺术就是希腊式艺术，或者说是带有希腊文化色彩的佛教艺术。
这种外来艺术在许多佛教艺术作品中都显露痕迹。有一幅佛陀和六弟子图，佛陀有背光，右手托起，掌心向外，似作施无畏印。六个弟子分两列随其身后，个个都与佛陀一样大睁着眼睛。
这是一幅重要的佛教题材壁画，但人物神态表情、衣褶和人体的光影对比画法，特别是面部用轮廓线清晰地勾勒，以及色调、韵致，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犍陀罗模式，西方绘画技巧于两千年前就在罗布泊绿洲初露锋芒。
这些佛寺和佛教艺术，是公元二世纪至四世纪的产物。
在佛寺艺术表现出西方色彩的同时，汉文化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汉文与怯卢文都普遍使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绘画和雕塑作品的艺术形式，是随着欣赏者的不同而变化的。贵霜移民在佛寺中崇尚西方艺术形式，北魏时宋云在且末城看到：“城中图佛与菩萨，乃无胡貌，访古老，云是吕光伐胡所作。”前秦大将吕光伐龟兹时，正是公元四世纪末，与西画流行是同一时期。
自从楼兰改国名为鄯善，迁王都于抒泥后，鄯善所依重的伊循城逐渐兴盛起来，而楼兰就慢慢萎缩下来。但是到了公元四世纪，楼兰却神秘的消失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一个居民稠密、经济发达位于交通要冲的繁华城市突然湮没于沙漠之中？楼兰的居民和屯田士卒都到哪里去了？那时的楼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诸民远离国境”？为什么从此再也没有有关楼兰的文献记载？自四世纪后的1500年间，楼兰遗址到底藏在什么地方去了？
据当时留下的木简中的只语片言，透露出当时楼兰可能遇到了麻烦，那就是楼兰周围有军事扰乱和战争威胁，敌人的进攻“愈结愈紧”，“枭声渐近”。但可以看出，楼兰不是在这次军事行动中陷落的。
这座荟萃了东西方文明的历史名城，怎么会在一瞬间消失得元影无踪呢？
那一度“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断于时月；商胡客贩，日款于塞下”的盛况，为什么突然被描绘为“国久空旷，城皆荒芜”，“城廓巍然，人烟断绝”，一片凄凉景象？而且在此后的上千年历史中，居然史不记载、传不列名，把一个历史上的军事重镇、交通枢纽、商业中心，排除在一切文献之外呢？
愈是如此疏漏，楼兰的神秘性则愈甚。
正当楼兰消失在四世纪末叶，伊循由于驻有屯田吏士，所以这里就显得富庶而且安全。于是近在咫尺的楼兰和伊循之间，就可能成为逃离点和接纳点。
鄯善国的西境属国精绝国（今民丰县尼雅遗址），其佛教艺术与楼兰属于同一时期、同一风格，两城从历史上销声匿迹的时间，大约都是公元四世纪末。
精绝、楼兰、伊循都是鄯善属地，也都处于塔里木河和车尔臣河的尾闾，是罗布泊绿洲的文化名城，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和交通要冲，有一定的共同性。
纵观精绝国的兴衰史，就能发现它们之间具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或许可以为探明楼兰文明断流之谜，洞开一个窗口。
东方的“庞贝城”尼雅
古罗马的庞贝城，湮没在火山爆发的岩浆中。
中亚腹地精绝国古城，埋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
有人向历史学家汤因比发问：你喜欢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生在哪个地方？
汤因比老人回答说：希望出生于公元纪年刚开始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阿拉伯文明和古老的中华文明融合在一起。那就是尼雅古国。
汉代精绝国立国的地方，后来叫尼雅。
精绝是个只有3000人口的小国，城区规模比楼兰、伊循都小。建筑布局也是佛塔、寺院、官署区、居民区各归其位。城内屋宇毗连，店铺林立，街道整齐，市场繁华。有干渠和若干支流从城中流过，花圃果园很多，葡萄、石榴、梨、杏、桃比比皆是，桑树、沙枣、红柳、胡杨遍布城乡。城郊沃野平展，田畴如画，灌溉渠道纵横有致，像大地的血脉一样延伸至穷乡僻壤。
还有许多蓄水的涝坝、池塘，有的蓄水池很大，曾经淹死过骆驼。骆驼是精绝国最常见的畜种，牛羊也很多，但马较少。再就是这里老鼠多得出奇，大得惊人，家家户户都备有鼠夹。
精绝的居民成分与楼兰、伊循有相同之处。中原汉人以屯田士卒及家属居多，他们与当地土著人毗邻而居。相当数量的贵霜移民也是精绝居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黄发、隆鼻、深目的贵霜人，操着印度北部方言，使用从右向左横写的怯卢文。怯卢文属于印欧语系中古印度雅利安语的一种俗语，它是古代波斯人在犍陀罗推行希腊化时的产物。
这些来自印度的移民及其后裔，在精绝国统治集团和贵族富豪中占有重要位置。他们的住宅都很宽敞豪华，有的有十多间房子，由过道通连，大厅里雕梁画柱，还有居窒、厨房、储藏室、凉台、畜厩、场院以及花园、果林、水池等。使用的家具很讲究，以美丽的图案花纹雕刻进行装饰，如在木椅的四腿上雕刻狮头、马头和人像，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来自犍陀罗造型艺术风格。
他们很乐意用当地玉石、玛瑙及陶制、骨制工艺品来装饰打扮，还不忘佩戴从西方带来的用琉璃、象牙、珊瑚、海贝等制作的头饰、项链和串珠。
当然，中原的铜镜、漆器，也受到人们的青睐。穿衣的样式形形色色，但都喜欢用中国丝绸来制作。精绝国流行的汉地织锦不仅色彩鲜艳，而且这些织锦上还有诸如“万世如意”、“延年益寿宜子孙”、“日出东方利中国”等字样，铜镜上也刻着“君宜高官”，体现了中原汉人的思想观念和对西域民族的美好祝愿。
刺绣也很流行，妇女们用从中原带来的各色丝线，在棉布上用锁绣法绣出各种花鸟纹图案。暗花图案多种多样，巧夺天工，绣出的都是西域的景物，如葡萄、花树、人物、鸽子、骆驼、鹿和雄狮等等，这里很早就“中西合璧”了。
家庭手工作坊分门别类，行当齐全，铁、木、石、陶、纺织、皮革，应有尽有。最受欢迎的行业，是用小坩埚冶铸银铜器具首饰的匠人。这里的陶器也很别致，无论是陶罐陶缸，一般都是平底、大腹、小口，很少见到广口的，这样有利于防止水的蒸发和泼洒，与沙漠地区缺水相适应。
精绝的社会面貌，是一派东西方文明大荟萃的气象，也是西域特有的一道人类生活风景线。
我们无法复原精绝国两千年前的情状，我们只能依据尼雅废墟的遗存，特别是那些散落的木牍和少量羊皮文书，将古代精绝勾画出一个轮廓。
这些珍贵的沙海坠简、稀世古卷，是用已经死亡的古文字——怯卢文书写的。我们借助专家破解的一些文字片断，来窥视一番遥远的历史隧道尽头的精绝国。
国王的权威至高无上，小国寡民的精绝国王直接领导着每一个村庄，接受每个臣民的直达申诉。他要为国家的方方面面操心，还要为摆在他面前的每件事表态。
如国王在接到报告后，发出过这样的敕谕：“有人前去狩猎，将牧场内之马及牝马打伤，当汝接此泥封契形文书，应即禁止众人前往该地狩猎。”国王还接到一个名叫舍伽的居民投诉，说他种的树被当地官员强行砍伐出售，国王为此下达敕令：“彼等将土地上之树砍去出卖，一个人砍去别人之财产，系属非法，必须制止这种行为。从前法定之协定规定，如树仍活着，应阻止任何人将树连根砍断，若砍断罚款系马一匹。如砍断树枝，则应罚牛一头。决定应依法作出。、”责罚可能过于严苛，但它确实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和最有先见之明的“森林法”，也是人类历史上有关环境保护的警世名言。
精绝国民最大的忧虑是水的短缺。虽然有尼雅河流过，但由于沙漠渗漏和干旱气候造成的蒸发，流到精绝国的水量很有限，所以精绝国的水和水利纠纷以及水利灌溉设施等，均由身居王廷的国王亲自管理。有一件文书说一个叫舍凯的地方官员将一块土地分给另一人使用，但没有同时移交国王有关水和籽种的分配文书，所以对方官员致书舍凯说：“该地系属你所有，按照该地从国王陛下处接受之情况看，你处或许有关于水和籽种的任何亲笔信，或若有内具详情之命令书，应找出送此。若无此类文件，水费及籽种费应即由你送来。”还有一官员的报告说：“早上余等将放柯罗没特之水。此地现在正需要更多之水。”另有官员报告说：“该地已被晒死，无论如何请汝照顾，必须供水。”至于河渠灌溉系统缺水，使耕地干旱，这更会引起国王重视，有文书说国王亲自出面，干涉水的分配。为了祈求生命之水，精绝国每年还要在尼雅河大桥旁进行祭祀，将一头牛奉献给守桥之神。某年有僧人“曾得一梦，见桥旁之祭牛未为神所接受”，于是就另选一牛重新奉献。
由此可见，精绝国和所有沙漠绿洲王国一样，求生存的意识非常强烈，因此对水特别敏感、特别重视。
佛教活动也和水有关，精绝国每年四月初八举行的浴佛节，场面非常盛大，人们把清水洒向雕檀佛像，高僧虔诚地向佛祈求：
愿世间时刻丰衣足食。
愿经管圣雨的释天，增多雨水，树木长绿，五谷丰登，王道昌盛。
愿彼在诸神佛法庇佑下长生。
精绝国王和塔里木河流域诸国国王一样，都对佛教充满激情，衷心企望佛能保佑“王道昌盛”，因此不仅虔诚奉佛，而且尽一切可能给佛教以关心和帮助。当精绝国王得知寺院“沙弥对长老不殷勤，对老僧人不服从”的报告后，就重申有关规定，确认两名寺院主事，敕命“彼等务必管理僧界一切活动”，并宣布“任何僧人如不参加僧界之各种活动，将交付罚款丝绢一匹。任何僧人不参加仪式，罚款丝绢一匹。任何被邀请参加仪式之僧人，若身着俗服前来，应付罚款丝绢一匹。任何僧人殴打另一僧人，轻者罚丝绢五匹，不轻不重者罚丝绢十匹，重者罚丝绢十五匹”。
有关买卖妇女的事情，国王也很关心，他曾下谕：“倾据苏祗多报告，彼已买妇女一名，名苏祗莎，买价为四十一匹绢。当汝接此泥封契形文书，务必立即详加询问，该妇女是否确属被卖。判决务必依法作出。官吏不得非法占该妇女。”但买卖妇女是公开的，也是官方允许的。如一件卖身文书称：“有一男人名僧凯，愿将名莱钵之妇人卖给罗没素蹉，僧凯已收到罗没素蹉所出之该妇人莱钵之身价。彼收到骆驼两峰，十二手长之地毯和十一手长之地毯各一条，实卖价为九十八穆立。双方在此之公平条件下达成协议。自今后罗没素蹉对该妇人有所有权，可以打她，弄瞎她的眼睛，出卖，作为礼物赠送他人，交换，抵押，为所欲为。此事证人为……（十一人名略）今后无论何人对此事进行告发或有异议，彼之反案在皇廷皆属无效。此字据系由司书奉诸执政官之命所写。其权限如生命一样，长达一百年。”类似的卖身文书还很多，说明当时的精绝国，买卖妇女的情况很普遍。
买卖妇女实在是有悖天理，违反人道。但对待因爱情而私奔的案件，精绝国王倒显得很通情达理。事因是有个叫舍迦奠毗的青年，与贵族开多为邻。后来舍迦莫毗与开多的妻子苏钵利耶成了情人，二人偷偷离开家园，一同逃往龟兹国。他们长期客居异国他乡，后来受到国王的感化，才又重返精绝。回到家乡后，舍迦莫毗宣布，他与苏钵利耶已经生活在一起，他愿放弃原属自己的妻子、奴隶等，坚决与患难爱妻在一起。但是苏钵利耶之父和原夫开多却为此要赎金、找麻烦。国王得知此事后，就下令“应制止彼等，彼等不得向舍迦莫毗提出关于苏钵利耶之各种要求”，还嘱咐当地官员对该夫妇给予安置，使长年漂泊国外的有情之人在故国家乡安居乐业。精绝国王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倒有些西方化的观念和处理方法，在精绝历史上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花絮。
精绝人有很精要的哲理观念，透彻地概括了事物发展的规律：
人初系精力旺盛，后即形容憔悴；
人初系受人赞美，后即为人责骂；
人初系十分喜悦，后即心中悲伤；
人初系布施于人，后即乞求于人。
当人因性吝既不舍弃其财物又不正当享用其财物，而失去（因财物带来）种种愉快，其心就被刺痛，犹如贪婪者不断地将谷物堆存于谷仓中而在饥饿时却全被焚为灰烬一样。
噫！穷人之生活呀！噫！那些不知享用和分配财物之富人的生活呀！
精绝人还制定了选择吉日的黄历：
于子（鼠）。该日诸事皆宜。
于丑（牛）。应洗头。酒饭之后应独自奏乐取乐。
于寅（虎）。应交战。
于卯（兔）。有人逃跑，甚难找见。
于辰（龙）。诸事必须忍耐。
于巳（蛇）。诸事不宜。
于午（马）。出门宜往东西。
于未（羊）。应洗头。
于申（猴）。诸事顺利。
于酉（鸡）。应裁缝衣服被褥。
于戌（犬）。来去宜速。
于亥（猪）。宜耕种。播种和翻耕葡萄园，定能结果增产。
国王最担心的是税收，税收完不成指标，国家就面临衰微。
当时的葡萄酒，是征收赋税的重要内容，国王对欠酒的税吏，甚至采取撤职的手段，以示严惩。如有这样一道敕令：“彼现任税吏已四年……欠酒一百五十米里马。若彼在屋内将酒浪费，即应免去彼税吏之职，由别人作税吏。彼等欠酒局皇家之酒，该税吏务必付清，旧欠之酒仍由彼等征收。至于新征之酒，应由新税吏征收。”酒的价格很高，所以国王对酒抓得很紧。有关征税的文书很多，如另一道国王敕令说：“汝之税收每年有短少。若汝送来之税收再有短少，则汝务必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还有一道国王敕谕，对州长索阁迦进行了严厉指责：“二十年来汝一直在该地侵吞这笔税收。当汝接到此楔形泥封木牍时，应即将该税登记造册。该税收及账本由列帕陀交司税和税吏，并速将全部送来。既不可隐瞒，也不可缺少。”
从木简透露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出精绝国对缺水和赋税难征已有很大的忧虑。但更大的忧虑接踵而来，那就是外敌的入侵，边关的危急。
记载军情的木简，一件紧接一件：
“有种种理由担心来自苏比士人的危险，汝不得疏忽。舍凯应继续保持警戒！”
“汝务必日夜关心国事，小心警戒，甚至不惜汝之生命。若支摩和于阗有任何消息，汝务必备文呈报朕驾。”
“现有人带来苏比士人进攻之重要消息。”
“且末传来之消息，有苏比士人进攻之危险。命令信现已到达，兵士必须开赴……无论如何应将弓送至此处，同时箭10支亦应送来。”
关于苏比士人的所指，尚不能确定。但外敌人侵带来的惊扰是确实存在的。
这情景与楼兰遇到的危险很相似，也有敌人的进攻“愈结愈紧”，“枭声渐近”的记载。虽然是阴云密布，但驻守楼兰的官兵却始终忠于职守，各尽其责。就是在城墙上的守军敲起备战的鼓声，堡垒上燃起了烽火，楼兰的官员仍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行使职权、书写报告，就像是太平无事似的。他们照常给朋友写贺年信或吊唁信，一派处危不惊的英勇气概。
这时的伊循情况要好得多，在楼兰和精绝“诸民远离国境”
的时候，伊循因有强大的屯田戍边的军队，所以仍很强盛。又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到五世纪中叶鄯善国为丁零（高车）所破，才出现“民众尽散，城池废弃”的情况，伊循城也先后被吐谷浑和吐蕃人所占领。直至唐代，这里仍是一座重要城市。
楼兰和精绝虽然不是在外敌人侵的当时废弃的，但这些军事围攻一定是加速了“诸民远离国境”的进度。
但奇怪的是，尼雅现存的许多简牍文书还未来得及开封，堆放得很整齐，主人看上去离开得很匆忙，是打算回来后再处理这些文书档案。至于一般百姓的家里，有些房门是半敞开的，好像主人并没有出远门。纺轮上还挂着一缕丝线，纺织女似乎刚刚离开。有一家人在离开家时，匆忙中忘了解开看门狗脖子上的绳子，本想一会儿就能回来，不料却一去不返，这只爱犬也就活活饿死了。当然，城中也发现一些箭簇，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战乱正急、箭雨纷飞的情景……
楼兰城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那些在烽烟滚滚中仍在从容不迫处理公务和私事的官员，也留下了一些难以破解的历史悬案。
这真像是流进沙漠中的河流，有头元尾。
楼兰和尼雅，最终也成为有开篇、有细节、有悬念而没有结局的故事。
那么，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南北朝时塔里木河改道，尼雅河也渐渐断流，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连丝绸之路上的使者、商旅和僧人，也不得不改道行走，楼兰、尼雅从此很少有人问津。
水源不足，粮食减少，树林于枯，田园荒芜，沙漠便乘虚而入，吞噬了一个又一个绿色王国。
这些因素，肯定也是导致楼兰、尼雅消亡的原因。但这一切应该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发的，他们还来得及迁移、撤离。如果是这样，楼兰、尼雅的万余之众，后来又去了哪里？
龟兹古国的佛韵
塔里木河中游佛教文化中心、丝路北道大国龟兹，与塔里木河上游的于阗国、下游的鄯善国，分别雄踞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西南部和东部，形成三足鼎立局面，被誉为西域三大佛教文化中心。
龟兹国立国很早，据班固《汉书》记载，龟兹在汉以前就是一个有户七千、人口八万多、胜兵二万的西域大国，在历史上声名显赫。
龟兹国北依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汉书·西域志》说它“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抒弥（今于田县）、北与鸟孙（今伊犁一带）、西与姑墨（今阿克苏一带）接”，地域非常辽阔，实际上它只与阿克苏接壤，包括现在的库车、拜城、新和、沙雅、轮台各县，而与精绝、且末、抒弥只是隔着巨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遥遥相望而已，乌孙也隔着天山，属于天山北麓地区。如此被雪山沙漠包围的封闭环境和恶劣自然条件，却创造出了历史上领先西域、远播东土、享誉世界的龟兹文化艺术，这真是一个旷世奇迹，域外美谈。
公元前的龟兹和西域其他诸国一样，为强大的匈奴所控制。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取得对大宛战争的胜利后，在西域设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塔里木河中游轮台、渠犁一带屯田，汉朝势力也同时进入龟兹。神爵二年（前60年），汉朝任命郑吉为西域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称西域都护，设都护府于乌垒国（今轮台一带）。从此，龟兹国正式归属于汉朝的统一管辖之内。
在这期间，渭干河畔发生了一件影响龟兹历史的爱情故事。
那还是汉武帝时，为联合乌孙抗击匈奴，汉朝于公元前105年将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封为公主，远嫁乌孙王猎骄靡，并赐乘马、车辆、服装及各种御物，配备官员、侍卫及乐工舞伎数百人。
后来，汉朝又把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翁归靡，生下一女名弟史。至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年），解忧公主派女儿弟史到长安学习鼓琴。从伊犁一带去长安，当时的交通条件必须翻越天山，经龟兹、焉耆、楼兰，进阳关由河西入朝。弟史长途跋涉经过龟兹时，受到龟兹年轻国王绛宾的接待。绛宾早就听说过乌孙公主弟史姿容秀丽，举止文雅，既通诗书礼仪，又善弹琵琶。见面后果然名不虚传，这使绛宾欢喜若狂。为了欢迎弟史的到来，绛宾在龟兹王宫举行盛大招待会。席间，善于音律的绛宾首先演奏了一首自己创作的乐曲，然后邀请弟史弹奏琵琶。弟史欣然抚琴，她的纤纤玉指在琵琶柱问弦上弹拨自如，奏出行云流水般的乐曲。一曲奏罢，绛宾又邀请弟史跳舞，弟史腰肢纤细，体态轻盈，扬眉转目，踏地而舞，那旋转的裙子、多变的舞姿，透出胡旋舞美妙的韵致，令观者眼花缭乱。绛宾对弟史更加喜爱，绛宾的仪表、卓识和艺术才华也给弟史留下了深刻印象，两人一见倾心，几日后恋恋不舍地分手了。两年后弟史学成归来，将中原礼乐带到西域。龟兹王绛宾多次遣人赴乌孙求婚，终于与弟史结为夫妻。不久，绛宾偕妻弟史远涉流沙，到长安朝见汉宣帝。宣帝对龟兹王及夫人“皆赐印授，夫人号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奇珍凡数千万，且留住一年，厚赠送之。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回国后，他们就仿照中原皇室形式建筑宫室，出巡时有仪仗护卫，出入传呼，鸣钟撞鼓，“如汉家仪”。《汉书·西域传》及《太平御览》等文献都记载了这段佳话。后来的龟兹国，“王宫壮丽，焕若神居……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歼金玉”。
自公元一世纪，开始了白氏王朝统治龟兹的时代。这时贵霜王朝在中亚和印度次大陆兴起，首都设在白沙瓦（今巴基斯坦）。公元二世纪初国王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提倡佛教，据说召开了一次佛典集结，派遣大批僧人出国传教，加快了佛教东传龟兹等地的速度。
佛教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传人龟兹后大大推动了龟兹经济文化的发展。佛教文化很快成为龟兹国的主流文化。在国王支持下，建立寺院，开凿洞窟，高僧云集，佛法广布。魏晋南北朝是中原群雄割据、部族混战、经济遭到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的时期。而在龟兹则是国家强盛、人民安居乐业、佛教文化灿烂辉煌的阶段。龟兹石窟群的主体就是这时建成的，那绚丽缤纷的龟兹千佛洞壁画、雕塑，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中国古代杰出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正是东晋时期龟兹著名高僧。
两晋时期，在鸠摩罗什前后有大量龟兹僧徒前往中原传道译经。这时的佛教，在龟兹已达到鼎盛时期，所以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的王族子女都来此受戒学法。当时龟兹有“佛塔庙千所”，僧尼达一万人，足见龟兹已成为当时西域的佛教中心。
公元三世纪大约在西晋时，龟兹国在都城以北四十里的山上建立了一座最大的佛寺，名叫雀离大清净寺，有的文献记载为雀黎大寺，后来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相关记载：龟兹“荒城北四十里，接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怙厘寺，而东西随称。佛像庄重，殆越人工，僧徒清肃，诚为勤勉”。这里的昭怙厘寺与《水经注》引道安《西域记》所记雀离大清净寺和梁慧皎《高僧传》中的雀黎大寺，应为一个寺院，只是同名异译罢了。
在雀尔塔格山下，一条河水从中间的戈壁滩上流过，把佛寺分成东区和西区两部分，巨大的佛寺群在两岸台地上隔河相望。
西岸佛寺高塔巍峨，寺院建筑随着山势的起伏一层层铺开，参差错落，逶迤延伸。在大约宽200米、长700米的范围内，分布着僧房、禅室、佛殿、窟群。紧靠河岸的一座方型大寺，四周有坚实厚重的墙垣，寺内殿堂富丽、宝塔庄严，十几米高的佛塔之南连接着梯形平台，台上经堂内有色彩鲜艳的壁画。佛塔北面数不清的僧房禅室鳞次栉比，毗连数里。
河岸东边的佛寺佛塔更多，层层叠叠，顺着河岸逶迤延伸至深山峡谷。在一座大佛殿中，有一块硕大的印着佛的足迹的玉石。玄奘法师其后来这里拜访时，还看见了这块神秘的佛迹玉石。他说：“东昭怙厘寺佛堂中有玉石，面广二尺余，色带黄，状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长尺有八寸，广六寸矣。或有斋日，照烛光明。”
那时的雀离大清净寺，每逢礼佛盛会，全城的僧徒信众蜂拥而来，顶礼膜拜，长跪不起。佛塔耸立山坡之上，佛陀居高临下俯视众生，那森严威武之势，令众生无限敬畏，甘愿匍匐在巨佛足下，听任命运的摆布。
在修建雀离大清净寺之前，龟兹国就在北山一带开始了开凿石窟寺群的巨大工程。
石窟一词来源于古印度，石窟是佛坐禅、修行的地方，后来成为佛徒僧众修行礼拜的场所。印度最早的石窟是开凿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阿旃陀石窟，继这座佛教石窟的开山之作以后，印度陆续建造了上百座石窟。
玄奘法师曾亲临印度阿旃陀石窟，他对这座举世闻名的佛教圣地作过这样的描写：国东有大山，叠岭连嶂，重峦绝峭，佛寺就建在幽谷之中，殿高院深，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面壑……
庙宇的大精舍高达百余尺，里面的大佛像高七十余尺，上有石盖七重，虚悬着却掉不下来，据先圣们介绍说，这是因罗汉之力撑持的结果。精舍的四壁上，雕镂绘画着佛和菩萨修行的故事。佛寺门外南北左右各立一座石象，当地的人们介绍说：这些象有时大声吼叫，大地都为之震动……
据玄奘的上述记载，石窟寺对僧徒信众来说有神秘感，故尔更有吸引力。
佛教传人龟兹，随之也传来佛教教义的载体石窟寺。于是，龟兹人就以阿旃陀石窟为楷模和范本，开凿了自己的石窟寺群。从而，留下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在龟兹如鱼得水，迅速盛行起来，这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直接关系。
龟兹虽然北靠雪山南临沙漠，属于干旱多风沙地区，环境相对封闭。也正因为如此，它就成了丝绸之路上令长途跋涉者向往和依恋的一片温馨的绿洲。
龟兹的小环境，其实是得天独厚的。境内有四条河流，一是白马河（今木札提河），流经龟兹，拐了几个弯后注入塔里木河；二是《魏书》中之计戍河，《水经注》中之北河，即今塔里木河，流经龟兹南部；三是《水经注》中之龟兹川水，即今库车河，出天山河口后经雀尔塔格山进入龟兹；四是《水经注》中之姑墨川、《四夷路程》中之拨换河，即今之阿克苏河，是龟兹西部的一条大河。除这四条大河外，龟兹还有一些小河。沟渠纵横，水系密集，使龟兹成为一个农牧业发达，社会富庶的地方。
从龟兹向西，沿喀什噶尔河或通过帕米尔高原，可到达中亚锡尔河中游和阿姆河中游地区。从龟兹向东，沿塔里木河经楼兰（鄯善）进玉门，或经焉耆转道高昌（今吐鲁番）进玉门，与中原地区相通。龟兹以北虽然是高耸入云的天山山脉，但山脉中有几处隘口山道与中亚和乌孙（伊犁地区）来往，乌孙公主弟史就是从天山隘口近道经龟兹去长安的。自龟兹往南，沿和田河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可到达于阗。虽然道路艰险，但却四通八达。地处十字路口的龟兹，不仅是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的通道，也是佛教西来东传的文化通道。所以，佛教的兴衰和余韵，在龟兹古国就显得源流相继，格外悠长。
龟兹石窟群奇观
走进一个个洞窟，犹如进入一个个历史时代。
每一个洞窟，都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符号，一个文化实体的摹本，一个历史文明的缩影。人们可以从中解读出迥然不同的美学代码：雄浑的两汉，狂放的魏晋，拙朴的北朝，富丽的隋唐，理性的宋，神秘的元……
塔里木河这位历史巨人，曾为每一个时代的演进推波助澜，为每一个文明的结晶鼓号呐喊。
塔里木河造就了龟兹石窟群，滋育着一个世界奇观。
塔里木河是龟兹古代文明的摇篮。
充沛的水源、发达的农业、优越的物质基础，为龟兹文明的高度发展提供了条件。公元383年，前秦苻坚派大将吕光攻入龟兹，“见宫室壮丽……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龟兹居三十六国之中，天骥龙骑，腰裹丹髦，万计盈厩”。《汉书》和《魏书》等文献，记载了龟兹出产铜、铁、铅、黄金，能铸铁。《水经注·河水篇》引释氏道安《西域记》云：“屈茨（龟兹异译）北二百里有山，夜则光明，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社会的富庶，支撑起佛教的隆盛，先进的手工业，提供了开凿石窟的锐利工具。正因为如此，才能在山清水秀的悬崖峭壁上开凿气势宏大的石窟寺群；也才能使佛教造型艺术精益求精，发扬光大。
龟兹石窟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大同云冈石窟齐名，而又独树一帜。它建筑在塞外荒漠之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龟兹石窟群已编号的洞窟总数为570多个，由克孜尔于佛洞、库木比拉千佛洞、森木塞姆千佛洞、克孜尔尕哈千佛洞以及玛札伯特、台台尔等千佛洞组成。千佛洞是石窟寺的俗称，这些石窟构筑了规模巨大、建筑宏伟、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艺术精美、技巧高超的龟兹艺术宝库。
上列这些石窟寺的名称，并非原有，显然是近代维吾尔人根据地形情状而加的。如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红色的意思，大概是石窟坐落的雀尔塔格山呈赫红色，在朝晖夕照中将山脚下的木札提河映成胭脂红，故而得名“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意为“沙漠中的烽火台”，这里断崖千尺，临流据险，气象嵯峨，在绝壁和叠嶂后面沙漠中耸立着高大的烽火台，所以叫“库木吐拉”千佛洞。森木塞姆是维吾尔语细水流出的意思，石窟开凿在犬牙交错的崖壁上，山沟里芦苇丛生，有小溪流过，因此得名“森木塞姆”
千佛洞。克孜尔尕哈是维语“姑娘留在这里”的意思，这里流传着一位姑娘遇害的故事，是后来维吾尔民间附会的传说，故取名“克孜尔尕哈”千佛洞。
龟兹石窟群主要由以上四处石窟组成，其中克孜尔于佛洞规模最大、洞窟最多、保存壁画一万平方米，是龟兹石窟群的主体。
石窟是由佛寺建筑、雕塑、壁画组成的相互关联、有机结合的整体。洞窟形制多种多样，有供礼拜的大像窟和中心柱窟，有供高僧讲经说法的精舍，有供禅僧坐禅的禅窟以及贮存粮食物品的仓库等等，整个石窟俨然是一个可供僧尼礼佛、讲经、坐禅和起居生活的小社会。许多这样的石窟就构成了庞大的龟兹石窟群。
石窟寺中雕塑、壁画的题材，包括佛、菩萨、佛徒四众、天龙八部、四相图、天象图、飞天、天宫伎乐、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经变图画等，还有大量动物花鸟、山水树木、供养人像、装饰图案以及农耕畜牧、狩猎乘骑、舟船车辆、窟寺建筑等等，是古代龟兹社会生活和佛教幻景的大千世界。每一个走进洞窟的人，都会感觉到被包围在浓厚的佛界气氛中。
走进克孜尔千佛洞的大像窟，一下子就走进了近两千年之前的东汉。这是龟兹石窟普遍建造的大像窟，露天的大龛依山而开，龛正面有大立佛一尊。左右侧壁，分别塑造的绘制佛像三至五列。宏伟的外殿高达20米，抬头仰望，穹形窟顶画满了伎乐飞天，色彩斑斓，气韵生动，仿佛那美妙的仙界乐音还在穹顶震响、天际缭绕。
这些装饰在宗教项链上的虚幻的花朵，给人们以极大的心理安抚和精神慰藉，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天国。远离动乱的魏晋南北朝的龟兹，僧徒和艺术家以一种与中原不同的愉快美好的心理和超脱的形式来表现佛教教义，在石窟寺中造成一个和谐优美而令人心醉神迷的艺术境界，洋溢出自由潇洒的艺术情趣和风情万种的生活气息。
那高大的内殿是中心柱窟，是僧众佛徒的礼佛窟。前室绘有佛像、菩萨和护法诸神，后室及左右甬道绘着供养菩萨、伎乐天人，壁龛和侧壁则是色彩鲜艳的佛传、本生、因缘故事画和菱格图案。后室的涅槃台上，是十几米长的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像，后壁有与雕塑涅槃像连为一体的绘画涅粲像和举哀弟子、天人、飞天、花幔等，用的是红黑绿蓝等热烈鲜明的色调。几个举哀弟子像排列在佛像身后，一个个以45度向外倾斜，这不平衡的姿势大大增加了弟子对佛陀亲切而悲痛的感情强度和宗教庄严肃穆的浓重气氛。
克孜尔石窟在表现佛涅槃时，重点绘画出许多“伎乐天”和“飞天”，这是表现对佛涅槊的礼赞和供养。佛教解释涅槃是解脱和快乐。佛涅槃时的形象十分宁静安详，这是为了说明死亡并不可怕，而是一种成功。这种违背常理的说教难于使人信服，所以佛经佛画对涅粲的描绘就不吝笔墨，极力宣扬涅槃的美妙。在克孜尔石窟壁画“焚棺图”中，三位乐伎和天人脸上无沮丧的表情，奏乐时气氛热烈，与其说是悼念涅粲的佛，不如说是高奏赞歌，称颂佛涅槃后的新生。整个画面香花飞散，宝珠飘逸，乐声欢快，歌舞翩跹，完全压倒了悲哀的气氛。
克孜尔石窟随处可见的乐舞图和飞天，都呈现出热烈欢快的情绪。正如《通典》所记述的，那些乐舞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跻足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盛行于龟兹的“胡旋舞”、“胡腾舞”，仿佛随时都能飞旋、腾跃而起，从墙壁中飞出来。那造型优美、千姿百态的飞天，给森严肃穆的佛国世界带来一派生机，她从远方仙界飞来，飘飘洒洒，气象万千；她祥和自如，亲切动人，凝视着大地，飞翔于太空。身上长长的飘带柔和而有力，犹如七色彩虹；躯体如一弯新月，轻盈婀娜，赤裸的双足舒展着，抚摸着天际的云朵。她永远活泼轻松，自由自在，胸前的披巾璎珞已包不住她丰满的身体，她要飞出佛国禁地，到那金色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蔚蓝的塔里木河上翱翔……
这些石窟殿堂，精妙的雕塑绘画，既是对神灵佛性的一曲响遏行云的颂歌，又是对人情世俗的大气磅礴的抒写。这些形象的历史符号，揭开了祖先的心灵奥秘，激活了时代文明四溅的火花。
石窟寺壁画中，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占很大比例，佛传故事又叫佛本行故事，主要表现释迦牟尼降生、宫中生活、出家、降魔成道、转法轮、涅槃等一生的事迹。佛本生故事则表现佛转世前的善行。克孜尔石窟寺的主室是礼佛窟，一般都把佛传故事即佛祖一生的事迹画在正面和两旁的墙壁上，以便于僧尼信徒以平视的角度观看，一目了然。把佛本生故事即佛转世前的事迹绘在洞窟顶部，使僧众仰视才能看到，制造一种崇高神秘、具有威慑力的效果。石窟中精心设计、不厌其烦地用壁画这种艺术形式，形象地歌颂佛的德行，渲染佛的伟大，其目的就是要求信徒们也像佛那样，在今世和累世修行积德，种下善业，以成正果。这种诱惑就压倒了人问烟火，世俗男女的诱惑。否则佛教就不可能成为西域诸国的国教。
佛本生故事画非常生动且极富哲理，这类题材虽然在佛教艺术中是常见的，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主要是小乘佛教内容，反映佛的成功并非易事，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要累世修行，反复转生，一点一滴地积集功德，才能修成正果。这些壁画正是通过佛祖修诸难行苦行的种种情景，给信徒提供一个仿效的典范。
最有代表性的是《萨捶那太子舍身饲虎图》，表现的是太子投身饲虎的画面。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国王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叫萨堙那。一天三位王子出外游玩，在山谷中发现几只出生不久的小虎，围着一只母虎嗷嗷待哺。画面上的母虎由于饥饿瘦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死亡正向虎母子逼近，为了活下去，老虎可能要吃掉小虎，或者一齐死掉。三位太子非常焦急，不忍目睹，但又想不出拯救老虎生命的办法。萨捶那想：“我应该救活他们，用我的身体去解救世上苦难的生灵。”他决心下定，顿时感到精神振奋，就让两位哥哥先走，自己留了下来。萨捶那脱下衣服，躺在老虎身旁。但母虎濒于死亡，连吃肉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萨缍那找到一根锐利的尖木头，刺破血管，让老虎舐他的血。这时突然大地震动，太阳无光，狂风怒吼，河浪滔天。天神为之祈祷赞颂，无数奇妙香花缤纷落地，布满山谷。老虎慢慢恢复了体力，吃完了萨垤那的血肉，喂饱了几只小虎。两个哥哥走出很远不见弟弟赶来，就返回山谷去寻找。这时映人他们眼帘的是弟弟血迹斑斑的衣服和一堆尸骨，他们放声痛哭悔不该让弟弟一人留下，葬身虎口。国王和王后得知噩耗后，更是痛不欲生。一位天神从空中来到国王和王后面前，劝他们不要过分悲痛。国王和王后问道：“你是何神？”天神回答说：“我就是你们的小儿子萨堙那，我舍身救虎，升到天界。世间法道，生必有终，生前作恶，死入地狱，生前为善，死后升天。”国王和王后受到启示，就把儿子的尸骨放入舍利盒中，建高塔安葬，永久纪念。
佛本生故事画，每个画面都倾诉着一个令人震撼的故事。
《九色鹿舍身救溺人》壁画警人醒世，感人至深。一天九色鹿正在河边行走，忽然听到有人急呼救命。水大浪急，只见那人就要被波涛吞没。九色鹿毫不犹豫地跳人河中，迎着湍急的漩流，冒着生命的危险，终于把溺水人救了出来。被救出的人叫调达，他连连叩头说：“我感激你救了我的命，我愿作你的奴仆使你不乏水草，不受伤害。”九色鹿说：“不必了，你快回去吧。我喜欢独自生活。”调达说：“可我不是知恩不报的人啊！”九色鹿说：“你要报恩，只要不向别人说出我在这里的行踪就行了。”调达对天起誓说：“恩人啊，请你放心，我如果背信弃义，就让我全身烂掉，嘴里发臭。”后来国王夫人在睡梦中梦到这只九色鹿，就对国王说：“亲爱的陛下，你能为我提到那只梦中的九色鹿吗？我要用它的皮作垫褥，用它的鹿角作拂尘的柄。”国王说：“我是一国之主，还能抓不住一只鹿吗？”随即颁布诏令：“有谁能抓到九色鹿，敬奉于我，我当与他分国而治，并赐予金钵，内盛银粟，再赐银钵，内装金粟。”很快，诏令传到调达耳中，调达心想：“我若说出此鹿，可得富贵重赏。再好的鹿也不过是畜牲，畜牲天生不就是让人猎取享受的吗？”于是，调达向国王报告说：“我知道九色鹿的处所。”国王听后，就带领大批兵众射手，跟着调达出发，来到河边。这时树上的一只乌鸦看见国王率众而来，就对熟睡的九色鹿大声呼叫：“老朋友，快起来，国王来捉拿你了。”九色鹿被叫醒后，只见自己已处于重重包围、万箭待发的危急中。九色鹿无路可逃，就对国王说：“你们不要杀我，我对您的王国有恩。”国王不解，九色鹿说：“不久前，我曾在河水中救活过你国中之人。”国王听后，立即命令兵众射手不得动手。九色鹿又说：“请问大王，不知是谁向您报告了我的处所？”国王指着调达说：“是他。”九色鹿见到调达，禁不住双眼垂泪，悲愤地说：“正是这个人，我从河水激流中救出他的性命，他曾对天发誓，绝不暴露我的处所，原来竟是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调达无地自容，这时他身上长满烂疮，嘴里发出恶息。国王斥责了这个恩将仇报的恶人，并诏令全国：“今后若有捕杀鹿者，重罚极刑。”九色鹿得救了，它又回到了大自然中。
人在佛经故事中，多次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克孜尔千佛洞有一幅《熊本生图》，说的是“熊救樵人被虎食”的故事。有一个打柴人，带着斧头绳索去山林里砍柴，当他走到一棵大树跟前，突然发现了一只老虎，这樵夫吓得赶快往树上爬，不料爬至树上又发现有只熊在上面，再也不敢往上爬了。熊见樵夫恐慌的样子，就说：“不要怕，你快来投靠我。”说着把樵夫拉上来，抱在怀中。树下的老虎对熊说：“这是个忘恩负义的人，过后必加害于你。快把他扔下来让我吃掉。否则，我就不会离开这里。”熊说：“这人来投靠了我，我不能违背信义。”过了一会熊对樵夫说：“我抱着你太累了，想睡一会儿。你自己好好注意，还要保护好我。”熊说罢就睡着了。这时老虎对樵夫说：“你在树上能呆多久？快把熊扔下来让我吃掉，我走了你也可以回家了。”樵夫听罢，心起恶念，当即把熟睡的熊从树上推下来，老虎把熊吃掉了。从此，樵人心神迷乱，整天疯疯癫癫，再也治不好了。
克孜尔千佛洞本生故事画的表现形式独具特色，感染力极强。敦煌莫高窟中本生故事采用连环画形式，把故事情节用一幅幅画面连续不断地表现出来。而克孜尔的画面只表现故事中的一个关键性情节。如《萨缍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只表现虎食卧地的太子场面。《九色鹿舍身救溺人》，画面上只有跨马举剑的国王和双膝跪地的九色鹿。《熊救樵人被虎食》，只画树上熊抱樵人和树下的老虎。龟兹画家用了高度简练、概括的构图方法，选取一个特写镜头，留住了故事的精髓，观后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
龟兹画家的绘画技巧和艺术观念，在当时都是非常杰出和先进的。特别是克孜尔千佛洞受犍陀罗影响很深，佛塔的建筑、佛和菩萨的形象、石窟的总体设计等，无不透露出犍陀罗艺术的信息和气韵。犍陀罗艺术在自我完善中汲取了希腊、罗马古典艺术形式和风格，并以此浸润着龟兹文化。例如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众多佛陀袒露右臂、像水中捞起的贴肉衣纹、讲究线条和衣纹的来龙去脉等特点，就都呈现出古罗马艺术风范。在克孜尔壁画中有大量裸体形象，特别是女性裸体占很大比例，这与希腊和印度崇尚人体美的观念如出一辙。
佛寺壁画中的菩萨名目繁多，但龟兹画家却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造型依据，一般都是头戴各种花冠，上穿披巾璎珞，下身着裙，脚踏莲花，有的半身裸露，有的全裸，形式优雅，唇润颐丰，合十的双手也遮不住丰乳细腰；交脚而坐，不媚不妖，陶醉在佛法之中。特别是s形曲线（即三道弯）扭腰出胯的形体，臀部夸张地向一边耸出，表现强烈的扭转姿式，这种优美的造型是龟兹艺术家的独创，是他们对现实中的人走路姿式、舞蹈动作进行综合美化而创造出来的。即使描绘佛陀、菩萨，画家们也大胆设置半裸和全裸形式，采用夸张手法，把美的线条、美的形体、美的手姿和高雅的气质都给了佛陀、菩萨，使之在打动和征服众多香客弟子时能产生更强大的艺术魅力。
龟兹石窟的裸体画的数量之多、普遍性及突出程度，居全国各地石窟壁画之首，甚至与印度阿旃陀石窟和阿富汗巴米扬石窟相比，龟兹裸体艺术的丰富性和独创性也是名列前茅的。但令人费解的是龟兹信奉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有区别，小乘佛教主张个人修行，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痛苦的，因为有欲望；要摆脱人生的痛苦，实现未来的理想，就要禁欲。小乘佛教更把出家、禁欲放在首位。既然如此，为什么龟兹石窟内有那么多裸体画，尤其以女性裸体最广泛呢？显然，宗教提倡禁欲主义是违反人性和违反龟兹社会习俗的。塔里木河流域土著民族生性狂放不羁，特殊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具有繁衍生命的强烈欲望。所以在禁欲的背后，常常有泄欲的疯狂。龟兹画家借宣传教义之机大肆铺张裸体艺术，正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
佛教要求人们脱离凡尘，抛弃现世一切欲念，自然要给人们展现彼岸天国的幸福幻想，所以在西方净土中总是伎乐飞天，歌舞不绝。另一方面，作为社会的人本身，总是按捺不住对现实美好生活的依恋。于是就借助宗教艺术的殿堂，曲折地宣泄这种强烈的世俗愿望。只不过受制于宗教戒律，不得不挖空心思，在演绎教义的外衣下，把壁画中女性的优美姣好表现出来。他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常把肢体比例和局部状貌作了非常夸张的描绘，如乳房总是圆润丰满、高高耸起的，臀部总是饱满肥硕、极具性感的。艺术家为宗教注入了生命意识，增加了人间趣味，把宗教与世俗两种生活巧妙地结合起来。如在众多的佛说法图中，常常有半裸或全裸的女子，在释迦牟尼两侧交脚而坐，双手合十听法，姿态十分优美。还有在佛脚下方常横卧一全裸女子，闭目锁眉，沉浸在佛光的沐浴之中。
克孜尔千佛洞的佛传故事画，是龟兹佛教艺术的精华。有不少绘画作品堪称时代的艺术杰作，历史的文化结晶。
克孜尔佛传图中有一幅奇特的画面：释迦牟尼结跏跌坐，骨瘦如柴，肋骨条条可见，双臂如脱皮白骨，表现了忍饥苦行的情景。他右侧有三位艳丽的少女，立在前面的一位赤身裸体，左手呈“剑指”形指向佛身，右手叉腰，双脚蹉步，是一个优美的舞姿。形容枯槁、合目端坐的佛祖，与丰乳肥臀、形态妖冶、充满朝气的“魔女”形成鲜明对比。这幅作品在西域佛教艺术中达到极高水平。此图是著名的《降三魔女图》，描绘释迦牟尼出家后游迹野林，六年苦行无所收获，便来到菩提树下人禅冥思，求解脱之道。在将成正果时，魔王波旬前来破道，调集魔星杀向释迦，释迦用神通之力粉碎了魔王的千军万马后，魔王又派善于幻惑之法的三个魔女，向释迦进行诱惑，企图以其美色“乱其净行”。但释迦牟尼对魔女媚态无动于衷，结果三个魔女变成三个老妇，“不能自复”。据《佛本行集经》说，诸魔女奉父命到释迦面前，显示女人种种媚惑谄曲之事，“或复数解脱衣裳，或舞或歌，或动腰身”，但释迦决心修成正果，对此目不斜视，不为所动，表现了坚强的意志。同一题材的《降三魔女图》，到了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三魔女都被画家穿上了衣裳。中原画家重视固有的道德观念，而龟兹画家则特别强调美感需要，以裸体表现艺术审美的开放性。
克孜尔壁画中，还有一幅艺术上更成功的佛传故事画《娱乐太子图》。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出家前为悉达多太子）不愿继承王位，决心出家，父亲净饭王千方百计阻止，为留他继承帝业，有意营造一个纵欲享乐的环境，让宫女们去诱惑他，使他充分享受人生的欢乐，忘记一切痛苦和烦恼。画面上悉达多太子居中央，头戴宝冠，身披璎珞，手持慰安印。在他两旁，二十多个妖艳的宫女簇拥着他，一个个头戴花冠，悬以宝铃，上身半裸，内衣紧身，绕以璎珞、项圈，或吹箫笛，或弹箜篌，或歌或舞，形容姣好，仪态万方。特别是紧贴太子的一位宫女，通身全裸，手托双乳，向太子作媚谄之态，极尽挑逗勾引之能事。另有一宫女，手挤乳头，笑脸奉迎。还有那些翩翩起舞、搔首弄姿的舞伎，性感十足地在太子眼前晃动。但悉达多太子把头扭向一边，不予理睬，这幅画的主题由此突现出来。全图构图严谨，技法纯熟，华丽的色彩，富有节奏感的人物动态，洋溢着欢乐气氛的歌舞娱乐场面，令人陶醉。这幅具有典型龟兹风格的绘画，是西域佛教艺术中的精品、杰作。
表现悉达多太子出家情景的《耶输陀罗入梦》壁画，与《娱乐太子图》的情调不同。因为天魔法行施用神通力使正在饮宴的太子之妻耶输陀罗及诸宫女昏迷入睡，所以她们一个个狼藉而卧、“鼻口流涎”，太子端坐床侧，看到这般“丑态”，发出“妇人形容如是耳，不净恶露，有何可贪”的感叹，决心离宫出家。这幅图的画面简单，只有太子和妻子及床下乱卧的宫女，乐器散落在地上，实际上表现了宫中饮宴娱乐后的狼藉情景，反映了龟兹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当太子看到妻子、宫女沉睡失态的裸体后，更加坚定了脱离肉欲生活追求“净行”的决心。即使在太子当夜偷出宫门的紧急时刻，龟兹画家也没有忘记乘机宣扬美妇宫女的裸体。本来，悉达多太子宫中的侍女都是父王净饭王为他选出的美女，其妻耶输陀罗更不用说是一位绝代佳人。但在超然女色的“觉悟者”悉达多太子看来，却成了“丑恶”和“不净”。当然这只是太子的观感，实际上画家把耶输陀罗描绘得很美，薄纱透体，睡态娇柔，根本没有佛经记载中“口鼻流涎”的形貌。那些入睡的宫女，也个个都是体态丰美、曲线动人的睡美人。龟兹画家的高妙和独到之处，就在于利用宣传教义的机会宣传人体美，绝不放过对艺术美的追求和捕捉。
在克孜尔壁画《太子降生图》中，画家更是着意表现了裸体。无忧树下，摩耶夫人扶在侍女肩上，双腿交叉站立，右臂扬起，太子从她臂下肋间诞生，因之上身微微向右倾，姿态高雅从容，完全是优美的舞蹈动作。裸体的年轻太子，站立在她母亲美丽的裸体之旁，构图和谐优美。佛经上是这样描绘的：“摩耶夫人正当如花的妙龄，艳丽无双，黝黑的长发，纤细的手足，柔软的形体，青莲嫩瓣似的明眸，曲如彩虹的玉臂，相思果似的朱唇，茉莉似的皓齿，弓形的腹，深藏的脐，坚实丰满的肥臀，象鼻似的美好光洁的大腿，羚羊似的小腿，玫瑰胶脂似的手掌和脚掌。”佛经上这样赞美她，龟兹画师们也这样描绘她。因为摩耶夫人能生育“佛”这样一位伟大的圣哲，除了她高贵的品质教养，还有集中了人间女性最美好的体形相貌。画家在这里借题发挥，在宣扬裸体抗衡禁欲方面推波助澜，充分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同一幅画，在高昌壁画中出现时，太子、摩耶夫人及侍女都长服加身，穿着严整。因为高昌（今吐鲁番）是中原汉人聚居区，传统道德观念扭曲了人的本性，掩盖了人体艺术之美。而在塔里木河中游的龟兹，则对佛教艺术采取兼容态度，所以造成龟兹壁画艺术的多元性、丰富性和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一方面是因为裸体艺术本身有着不可匹敌的美感力量和人性力量；另一方面，塔里木河流域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崇尚人体美的习俗，就有着冲破性压抑坚持繁衍生命的顽强精神。因此，裸体艺术这种对人性对生命的讴歌礼赞是无法扼制的，它响彻龟兹大地，响彻塔里木河两岸。
龟兹乐舞名扬天下，在龟兹本土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它以高超精美的表演形式享誉东土，自十六国前就传人中原，盛行朝野，历南北朝至隋唐而不衰。佛教传入龟兹后，龟兹乐舞很快就打破了佛教森严的门槛，登堂入室，成为传播佛教教义和渲染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的有力工具，也成为龟兹石窟壁画重要的表现内容。
描写天宫伎乐的壁画在克孜尔石窟很普遍，有一幅《天宫伎乐图》是龟兹乐舞艺术集大成的壁画。洞内左右壁上方各画一排天宫伎乐，共28身伎乐天人。左右壁上方还绘有《说法图》，每尊佛像周围都绘有听法众生和伎乐天人多身。壁画完美地呈现出龟兹乐队正在演奏的形象：弹琵琶、打手鼓、拨箜篌、奏排箫、吹唢呐、舞花绳彩带……无不合拍应节，丝丝人扣。那神态体姿，情状各异，或神采飞扬，或专注闲适，气息犹在，生动可感。有的乐舞组合形式为二人一组，每个龛内有一乐伎一舞伎，奏乐伴舞，一静一动，栩栩如生。这种组合形式，未见于龟兹石窟以外的石窟寺壁画。这可能与龟兹流行双人歌舞有关，双人歌舞有歌有舞，生动活泼，有感情交流，有内容情节，如同一种说唱艺术。有一龛中那个拨箜篌的乐天，圆脸丰润，棕色皮肤，浑厚健壮。另一龛中吹横笛的乐天樱唇对孑L，吸胸运气，似在欲吐未吐的一瞬间，那种肩臂为之跃动、浑身为之震荡的欢快激情，酣畅淋漓，宛若出壁。与演奏乐器者相映成趣的是舞伎，舞蹈者或屈肘耸肩、含胸扭腰，或手捏花瓣、臂舞璎珞，或撼首弄目、击掌合拍，时缓时急，起伏跌宕，仿佛是龟兹社会乐舞生活在佛寺洞窟中的再现。
同一洞窟门楣上方绘有《弥勒说法图》，图中弥勒安详恬静，虔诚文雅，容光照人，极尽妩媚。一窟之中，娴静温婉的菩萨同纵情欢乐的伎乐天人形成情趣殊异的对照。不仅如此，把《天宫伎乐图》绘在《说法图》的上面，其奥妙还在于暗示了天宫的位置。
天宫伎乐的欢娱场面，是对下面佛和菩萨说法度化众生的歌颂和礼赞。《说法图》中的伎乐形象也很多，这些伎乐与天宫伎乐共同创造了浓烈的天国气氛，仙音缭绕，轻歌曼舞，使僧尼信徒在寺窟中绕行礼拜时，产生雅乐飘逸，舞影绰约的幻觉，沉浸在艺术的陶醉之中，仿佛进入天国，从而引导人们修行奉佛，以达到未来理想的彼岸。
佛教善于借用音乐舞蹈这种美的形式宣传教义，吸引僧众信徒。《大智度论》说：“菩萨欲净佛土，故求好音声，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其心柔软，心柔软故受化易，是故以音声因缘供养佛。”乐舞在佛教活动中是多功能的，既要使众生“心柔软”、“受化易”，又要用乐舞作为向佛的供物。可见，佛教一方面禁欲，一方面又把歌舞娱乐当作天国最高的享受。观看壁画，就如同身临彼岸天国，到处是金楼玉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日月笙歌。
超然世外的佛高居正中，跏趺莲花座上，众生环绕如群星伴月，座前乐队钟鼓齐鸣，空中飞天飘舞散花。莲花童子天真烂漫，菩萨伎乐国色天香……这是何等神迷心醉的极乐世界！极乐的幻境满足着空荡的心灵，而这一切又以弘扬教义为外衣，以禁欲修行作掩护，这又是何等意味深长的历史活剧啊！
克孜尔石窟壁画，主要是第一期（东汉后期）、第二期（西晋时期）、第三期（南北朝至隋）的作品。到了第四期的唐代，克孜尔石窟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唐朝恢宏壮丽的汉风艺术。库木吐拉千佛洞的兴起，是其重要标志。
石窟寺壁画是宣扬佛教思想的，内容都来自佛经教义，但也有一定表现现实生活内容的作品，如披甲戴盔的马上骑士，身着双领对襟大衣、足蹬长筒皮靴的龟兹土著人，佩戴各种服饰的诸国王子，用二牛抬杠犁地的农民，当地民族形象的制陶工匠等等，画家们把森严佛国与龟兹社会生活的脉搏沟通了。
壁画造型和内容，也受到中原千佛、列佛绘画的影响。在一派罗马、印度气象的龟兹佛寺中，龟兹本地风格和中原笔墨同样在这里熠熠生辉。
龟兹石窟是龟兹文明的集中体现，是龟兹各族人民的伟大创造。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一边联系着古老的中华文明，一边联系着古典世界的希腊、波斯、印度文明。
载负文明航船的河流
古老西域文明的航船，随着塔里木河的波涛，不断进行着从西向东、从东向西往而复返的航程。
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汉朝统一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大规模开展屯垦灌田，这就象征着西域游牧狩猎文化的式微，而农耕文化则如日中天，蓬勃于塔里木河流域的广大地区。
汉朝经营西域，曾付出过惨重的代价。
张骞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结果无功而返；后又联合乌孙，不惜先后派出细君、解忧两位汉公主以和亲求盟友。汉使携带千金赴大宛购买宝马“汗血马”，反被大宛杀害。
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是西域拥有户六万、口三十万的大国，以盛产“汗血马”著名，该马集中于大宛的贰师城。汉武帝为了得到优良马种以抗击匈奴，又因汉使被杀，就决定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兵万人征伐大宛。由于路途遥远，缺乏粮食补给，很多士兵死于途中，所剩几千人难以攻下大宛，结果不得不率兵返回。但汉武帝严令贰师将军不得进入玉门关，李广利只得暂住敦煌。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线长而粮草供应不足，“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所以，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命李广利二次出征大宛，就派出军队六万人，携带马匹三万，牛、羊十万及大批粮食。这次攻破大宛，大获全胜，李广利从贰师城挑选几十匹好马和三千匹中等马，分两路班师回朝。这次胜利，显示了汉武帝扩张主义雄威，提高了汉朝在西域的声望。
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远征西域，靠从内地转运粮草毕竟不是长远之计，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也仅能维持运输人员的消耗。，如从西域诸国征购，由于当地生产水平很低，也根本无力满足汉军所需数量惊人的粮食供应。
公元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班师后，汉朝在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渠犁一带设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屯田积谷。但留下的士卒仅数百人，屯田规模不大，收获粮食只能供应来往使者和商旅，还无法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问题。不过，轮台、渠犁的屯田，为以后扩大农耕和大规模开发水利灌溉揭开了序幕。
搜粟都尉桑弘羊，是一位了不起的农业开发专家，他根据汉朝在河西地区大规模屯田的经验，直接上书汉武帝，提出一个在轮台、渠犁屯田五千顷、建立西域粮食生产基地的宏伟计划。地处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渠犁一带，素有“广饶水草”、“良畴美土”之称，气候温和，地域辽阔，开发五千顷以上良田是可行的。
至于汉朝所派屯田人员的粮食供应及籽种，先由内地所产铁器、黄金以及丝绸织品向西域诸国换取。屯田士卒在划定地区开沟通渠，种植五谷，待一年后粮食有了收获，再招募内地农民携带家属前来垦荒开渠，扩大耕种。这样以轮台、渠犁为中心，不仅向东在通往河西的酒泉、张掖间设立驿站，互为联络，而且能“益垦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沟通与乌孙的关系。桑弘羊的这一计划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但汉武帝没有采纳。因当时汉朝“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对在西域大规模屯田已无能为力，从而在无奈中失去了一次良机。
汉昭帝继位后，立即恢复了在轮台、渠犁的屯田，还参照桑弘羊的建议，派抒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将军，驻轮台专管屯田事务。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新立鄯善王尉屠耆请求汉朝在伊循划区屯田，借以改变“寄田仰谷旁国”的局面。汉昭帝即“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不久，赖丹将屯田从轮台向龟兹发展，当时龟兹是亲匈奴的，害怕汉朝势力扩展，就杀害了赖丹。这就使汉朝的屯田，受到了一次挫折。
轮台的屯田虽然受阻，但罗布泊地区的屯田却很顺利。汉昭帝虽然只派了司马一人率吏士四十人，却起到了稳定伊循的作用。据《水经注》记载，原驻敦煌的索励就率千余名士卒到鄯善国的伊循城屯田，因为这里具有扩大屯田的物质基础，所以他又从鄯善、焉耆、龟兹等地调集三千多名士兵，在塔里木河尾闾挖沟通渠，并进行了规模巨大的横断注滨河的工程，“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故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注滨是古代若羌河和米兰河的交汇处，数千人的大军共修水利，引水灌溉，其声势之浩大，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使用内地先进水利技术和工具，在伊循建设了完整的灌溉渠系主渠和七条大型支渠，总长三十七公里，还有斗渠、农渠、毛渠，交织纵横，密布于灌区之间。这是罗布泊地区大规模、高水平的一项划时代水利灌溉工程。仅伊循一地，受益此水就造田近两万亩。
到汉宣帝时，轮台、渠犁屯田又有恢复，田卒达1500人之多，城堡之旁，田畴阡陌，畦垅毗连，直达河岸。灌区渠系整齐完善，分布均匀，渠道长达一百多公里。
公元前60年汉统一西域，将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就是为了依仗塔里木河中游屯田中心轮台和渠犁。这以后，又在塔里木河下游罗布泊地区建立居卢仓，通渠转谷，屯田积粮，这无论在军事上和丝绸之路的交通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东汉时西域出现“三通”、“三绝”局面，使蓬勃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又一次受阻。但由于班超力挽狂澜，取得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军事上的胜利，开渠屯田又通。当时班超已能统领康居、莎车、疏勒、于阗、抒弥等国，并已攻克姑墨，他见到莎车、疏勒一带“田地肥广，草牧饶衍”，比敦煌、鄯善还富庶，就上疏汉朝力主经营西域。他预见到在这一带屯田积谷，是西域图强进取的基地，因此大力推进农田水利的发展。甚至将管理屯田积谷的“司禾府”建在了位于鄯善国西境的精绝。汉朝政府赏识班超的雄才大略，于是任命他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又任命徐干为西域长史，驻守疏勒。塔里木河流域的经营开发，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随着屯田种植、水利工程的兴起，中原农耕文化全方位地进入西域诸国，中华文明之风熏染着塔里木河流域的每一个城郭、每一片绿洲。
这时的塔里木河流域，“皆种五谷”，以种植麦（大麦、小麦）、黍（黄米）、稻、稷（谷子）、菽（豆类）为主，还种植棉花，农业经济类型与中原基本相同。果类蔬菜如桃、杏、梨、瓜、葡萄、核桃、石榴以及青蔓、葫芦、蕃茄、韭菜、葱蒜等，种植非常普遍。除了农业和园艺业，由于沿河水草丰盛，所以畜牧业也很发达。这～方面是屯田活动的收获，同时又为大规模屯田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西域的冶铁业、手工艺加工、纺织印染业随之发展起来，中原先进技术在西域诸国普遍应用，内地汉族人的礼仪风尚、生活习俗，也在塔里木河流域浸润和盛行。
东汉灭亡后，数百年烽烟不断，魏、蜀、吴三足鼎立，群雄逐鹿中原。公元220年，统一了北方的曹魏政权在海头（今罗布泊附近）设西域长史，在高昌（今吐鲁番）设戊己校尉。同时设西域校尉、宜禾都尉协同工作，承袭了汉在西域的统治。魏晋时期罗布泊地区的屯田仍有继续，业管理和水利灌溉更加有序。为了防止塔里木河泛滥，屯田区筑了‘堤坝，一次筑堤人数就达五百人，而且还在“增兵”，可见工程已有相当的规模。
晋代时还在塔里木河流域的龟兹，罗布泊附近的鄯善、楼兰、精绝等地推行一种新式牛耕技术，可能是二牛架双轭犁，驭手扶犁驱牛耕作，即所谓“二牛抬杠”耕作法。使用的犁是头上宽大呈三角形的铁铧，这种铁犁形状和牛耕方式，与中原非常类似。当地民族还使用宽刃锄即新疆流行的“坎土镘”，可耕田也可兴修水利，是一种适应当地需要的先进生产工具，在农田水利建设中发挥很大作用。
然而西晋时期（公元四世纪初叶），罗布泊地区发生了一起灾难性变化。塔里木河突然改道，转向南流，河水注入台特马湖，中断了罗布泊的水流。楼兰很快出现水草枯萎、社会衰落的景象。进而丝绸之路在楼兰的通道绝迹，随之楼兰在西晋政权覆灭之际，也神秘地从历史舞台的前沿消失了。
到了北朝时期，塔里木河流域的农田水利建设又有发展。据《宋云行记》载，且末城居民因“土地无雨，决水种麦”，决水种麦就是开渠灌溉，可能引用的是车尔臣河的水。还记载叶城一带“人民山居，五谷甚丰，食则面麦”，这是因为叶尔羌河水系，为人们提供了良好的水利灌溉条件。《水经注·河水传》记载了塔里木河流域的河流水系，还记载了水利灌溉情况，如说敦甍之水（今开都河）“其水又西出沙山铁关谷，又西南流经连城别注，裂以为田”。库尔勒一带分水开渠，引河灌溉，与轮台、渠犁屯田连成一片，进一步发展了塔里木河流域的农田水利事业。
《魏书·西域传》还记载于阗“土地宜种桑麻”。疏勒（今喀什）“土多稻、粟、麻、麦”。这都是引水灌溉的成果。特别是水稻的种植，需要大量的水，水利工程不配套或水量不充沛，在沙漠干旱地区种水稻是很难想像的。当时水稻种植遍及于阗、疏勒、姑墨（今阿克苏地区）及罗布泊的～些地方，这说明一方面是汉军屯田带来了水稻和水稻种植技术，另一方面也说明塔里木河流域农业水利建设已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稻的原产地在我国南方，在殷墟卜辞中已使用“稻”字。但稻子的实物却发现于公元前6000年河姆渡遗址。或许稻子正是由西域传人中原，而西域由于长期处于游牧状态，不事耕作，所以于汉晋时期又由中原回传了稻子和稻子的耕作技术。塔里木河就是这样往而又返，乐此不疲地传播着文明的种子。
菽是豆类的总称，其中大豆、黄豆、绿豆等来自中原；中亚地区也产豆类，张骞出使西域就带回了中亚的豌豆。塔里木河流域则于中原、中亚的豆类兼而有之，充实了自己的物产，也丰富了自身的农业文化。
粟又称黄米、小米，还有高粱，都应是中原传来的品种。西域种植桑树，是中原丝绸西传，引进蚕种后开始的。西域许多国家种桑养蚕，织出的“西域锦”、“龟兹锦”不仅在塔里木河流域很出名，而且还远销到中原一些地方。
棉花、葡萄、苜蓿，是由西域传往中原的品种。棉花原产于南亚次大陆，塔里木河流域诸国至迟在东汉年间已掌握了棉花种植技术，并用棉花织成棉布。此后的东汉末年，中原也引进了棉花品种，但普遍纺织棉布，就晚于魏晋时期了。葡萄的种植和葡萄酒的生产，在西域可谓历史悠久了。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大宛就盛产葡萄和葡萄酒，“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龟兹接受了中亚的葡萄栽培技术，大量种植葡萄，当时龟兹富人之家存葡萄酒者亦达数万斛。鄯善、楼兰、精绝等塔里木河下游诸国也种植葡萄，大量酿造葡萄酒。为此这些国家还专设酒局，负责征收酒税，葡萄酒还可以代替税款，交纳其他税收。葡萄种植传到了中原就晚了，大约在隋唐时期才引进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技术。
苜蓿是古代西域游牧民族的重要发明。据《史记》记载，公元前二世纪中亚诸国已掌握了种植苜蓿的技术。塔里木河流域各地引种苜蓿后，为高度发达的畜牧业提供了充足的饲料。后来汉武帝知道苜蓿对养殖优良军马能发挥重大作用，就将苜蓿引进中原，还带头将苜蓿种植于离宫之旁。
这里要特别提到西域的造纸业。造纸术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创造。早在西汉时中原就开始制作纸张了，到东汉时蔡伦首倡用树皮、鱼网废料造纸，大大降低了纸张成本，从而把纸张的使用普及到民间。随着东西方贸易的扩大，丝绸之路的繁荣，中原造纸术传到了塔里木河流域各国，龟兹、楼兰、精绝、于阗等国，早于晋代就使用麻、树皮制作的纸张，抄写典籍经卷。后来，这种技术渐渐传人西方各国，使整个人类都共享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
最有活力的文明是交汇对流的文明。
最伟大的文化必然是博采众长、兼收并蓄、融合创造的文化。
塔里木河水系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汇对流的载体。它承载着商业贸易穿梭往返的轻舟，也承载着历史文明El益沉重的负荷。
塔里木河流域的片片绿洲，就是吸吮南来北往、西去东返的文明营养而变得特别肥沃富庶的土地；而那散布于沙漠戈壁的一个个小小的城郭之国，却担当起国际都会的历史重任，因而得到一份格外珍重的殊荣。这些历史角色，都因塔里木河而分配停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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