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当然是一位大家。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以饱满的哲学思想濡着诗人的笔的第一个人。但陶渊明表现了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局限性在于他脱离政治，在于他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在今天看来，陶诗的美显然为陶渊明的思想的局限性驱逐到读者的意识范围以外去了。为什么说陶渊明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陶渊明自己说了：“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就是追求抽象的“有道”。他的耕田就和佛教徒的乞食一样，不能不这样做，目的是“归有道”。他的《挽歌诗》第三首就是他对他自己“归有道”的写照：“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蕉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旧日说诗者这样认识陶渊明挽歌的价值：“其于昼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圣贤唯孔子、曾子能之，见于曳杖之歌、易箦之言。”以孔子、曾子来和陶渊明相比，是很对的，陶渊明的挽歌于庄子哲学的气氛之外就是孔子的“礼”，主要是后者，“他人亦已歌”一句就是根据“礼”来的，所谓“里有殡，不巷歌。”他想像人生应该是这样合乎“礼”的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而生者之中，“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也叫做“哀而不伤”。陶渊明的挽歌就是他的“人生归有道”的注脚。我们从陶渊明的一生没有看出他的政治斗争，他的诗里对当时的政治没有表现他的具体意见，当刘裕伐后秦破长安的时候，他有《赠羊长史》衔使秦川的诗，他只是讲些抽象的道理，说什么“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这样就是书呆子，脱离了当时的政治。在和他时代相近的鲍照的诗里还有“岁暮并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阿〔呵〕辱吏见侵”的反映，就这个现实主义的意义说，陶诗却是空白。而所有陶诗又都是写了个人的具体生活的，思想感情极真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第一流的美。然而陶渊明的思想有极大的局限性，因之他的作品的美到今天和我们就很生疏了。即如我们所引的他的挽歌诗，从抽象的儒家思想来说，这首挽歌的美的价值极大，是形象思维的范本，从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原则说，它却比不上陆游《示儿》的美，陆游的《示儿》到今天还是足以鼓动人心的，他嘱他的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陶渊明《挽歌诗》第二首也写到家祭，他是这样写的：“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这说明他死了还是一位隐士的灵魂，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呢？难怪他自己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的思想今天就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我们对于陶诗的美当然也就归于淡漠了。

    那么我们对于作品的思想性的要求是不是太严格了呢？我们对于作品的思想性的要求是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思想的标准来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的标准，客观的标准，体现在文学艺术上是一般所提出的现实主义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对具体时代具体作家具体作品又要作具体分析，所以我们对庾信的美的消极性的评价是公正的，把他和杜甫比较，是根据了一定的条件的；依照旧日的批评标准，陶诗和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叫做“双绝”，今日就要减色，陶渊明的诗比起鲍照的诗来就显得缺乏现实性，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应该如此分析。我们在前一章讲“生活和美”时，曾举了反映隐居生活的诗、别情诗、山水诗、边塞诗等四类，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这四类诗的美，对它们的思想性不作苛刻的指摘，这样也正是不违背一般所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原则，倒是符合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现在讲作品的思想性和作品的美，就要根据大家公认的现实主义的标准，对作品的思想性作具体的分析，不发生严格不严格的问题。

    同时，我们分析作品的美，倒是不能降低艺术标准。如有名的新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首诗的气魄确实好，但它缺乏形象性，它抒情而无抒情的背景，用旧话说它不是即景生情。抒情诗的美都是情和景分不开，有景而无情不可，有情而无景亦不能产生效果。今天的《我来了》和古代的《击壤歌》倒很相似，从艺术形象性方面说。我们读《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它也是有情而无景的，虽然它指出了许多的具体事物。

    确立了作品的思想性的标准，又不降低我们对艺术的标准，然后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将见美的天地非常之广，古今可以同日而语，而我们又总是跨过前人的。比如我们读毛泽东同志咏北戴河的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这是如何博大的胸怀，它令我们记起孔丘的抒情的话：“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这两番的语言都表示人最同人亲近，所以毛泽东同志临沧海而怅望，孔子对原野而兴嗟。毛泽东同志的词在下面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又令我们发深省，这是表现我们今天的社会是革了命的，人民大众翻了身，和孔夫子“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思想有质的差异。同样的对比更见于毛泽东同志写游泳的词，古代孔子川上之叹，何碍于我们今天的美呢？“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们今天的天地非常之广。

    在这一章里最后我们谈一个问题，作品所反映的作者的立场对作品的美有极大的关系，作品的思想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作者的立场。比如《水浒》人物，李逵的形象无论如何是美的，他的立场光明，虽然他的有些行动我们可以不同意。他劈死“小衙内”，一个小孩，为什么要遭你的大斧呢？我们不同意。当朱仝问他：“小衙内在何处？”“李逵道：‘被我把些麻叶抹在口里，直拕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且请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迳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当时朱仝心下大怒，奔出林子来，早不见了三个人。四下里望时，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来，来，来，和你斗二三十合！’”这确实是真实的李逵的形象，出在他口里的话，和平日“江州杀人”的李逵也很有不同，“被我把些麻叶抹在口里，直拕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且请去看。”这很像古希腊的神话，没有恐怖气氛。“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谁不承认这个形象美？作者和李逵是站在一个立场上，是人民的立场，所以写起来光明正大，虽然李逵这一行动我们可以不同意。在“黑旋风沂岭杀四虎”那一回，老虎吃了他的母亲，“四下里看时，寻不见娘。”“寻到一处大洞口，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一条人腿。李逵心里忖道：‘我从梁山泊归来，特为老娘来取他。千辛万苦，背到这里，却把来与你吃了！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谁的？’”真是英雄的话语，美丽的性格。关于“小衙内”而回答朱仝的话，同样是英雄的话语，美丽的性格。《水浒传》凡写李逵的地方，都表现作者的立场的正确，极力要把这个英雄人物写得真实，因之能感动我们。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就容易以“人道主义”来排斥《水浒》了。我们再研究“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这一回，这一回充满了人情气氛，没有丝毫的恐怖气氛，应该和希腊神话比美，因为希腊神话以写恐怖而并不恐怖著称。而《水浒》特有《水浒》的光明正大的人民立场。好比“人肉作坊”这个名词，“人肉作坊”里究竟死了谁呢？其实没有谁。就我们所知道的，鲁智深在那里经过一回，“正要动手开剥，小人恰好归来，见他那条禅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药救起来，结拜为兄。”这当然是浪漫主义。“只可惜了一个头陀，长七八尺，一条大汉，也把来麻坏了。小人归得迟了些个，已把他卸下四足。”这是为后来替武松打扮出家作张本，读之有趣，没有另外的头陀在那里“卸下四足”，只是文章写得妙罢了。“张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里，看时，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见那两个公人，一颠一倒挺在剥人凳上。”这几句文章，金圣叹批了三个“妙”字，更加一批道：“特详之，以为昔之鲁达，今之武松，已开剥之头陀，未开剥之公人，一齐出色也。”总之剥人凳上并没有恐怖的故事，这是《水浒》的伟大的美。后来武松向张青说道：“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这两个公人，于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来。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爱我时，便与我救起他两个来，不可害他。”“当下张青叫火家，便从剥人橙〔凳〕上，搀起两个公人来。孙二娘便调一碗解药来，张青扯住耳朵，灌将下去。没去半个时辰，两个公人，如梦中睡觉的一般，爬将起来，看了武松说道：‘我们却如何睡在这里？这家凭〔恁〕么好酒，我们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记着他家，回来再向他买吃。’”读之哪里有一点“剥人凳上”的味道？我们必须把《水浒》的美表彰出来。《水浒》之所以美，在于它的伟大的人民的立场，它写人民决不能写出不美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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