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美的创造。
我们说过，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其起着中心作用的是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在讲民族形式的时候又说，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正有关乎传统的民族形式的发展。阶级分析方法，这是最重要的，再加以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便是我们今天创造美的准则。本着我们的准则，就能够“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美学里，是有“创造”这一个词汇的，而且我们重视“创造”的意义。于是有下面的问题必须说明白：
一、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里，他主张用“再现”的词汇，对“创造”一词他每每加了引号，恩格斯所下的现实主义的定义，“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用的是“再现”，我们现在用了“创造”，是不是将会产生艺术高于生活的倾向呢？
二、还有，毛泽东同志说，“文艺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是不是认为艺术比生活更美呢？
如果发生了上面的两个倾向，那是不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肯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生活和美的关系就是如此。“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决不是说艺术高于生活，决不是说艺术比生活更美，这是说明人民对美的要求，这是说明美之所以为美，人民对美的要求就是人民对生活的要求，美之所以为美就是有它反映生活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概括为六个“更”字。艺术美确是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它不是普通实际生活的一张照片。“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和“普通的实际生活”的比较，不是“艺术”和“生活”的比较，在这比较当中就是没有“更美”的字样，这不很明白吗？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不能有比生活更“美”的东西，只是要求表现生活的本质方面。对人类社会作阶级的分析，就能发现生活的本质方面，就能发现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在我们今天是不怕有“理想”的，是不讳说“创造”的，因为我们是自觉地受社会发展规律的指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创造，都是为得革命的实践，为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美学上也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反对空中楼阁，反对闭门造车，总而言之反对主观的东西。更不像历史上剥削阶级的“美”是以粉饰为能事（因为是剥削生活，当然要粉饰的），我们的美，可以用新民歌的四句话来形容：“如今唱歌用箩装，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撒到田里变米粮。”列宁说得好：“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是行动的指南，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也应该指导美的创造，反对庸俗唯物主义。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根据我们的体会，有两层意义，一层意义是总结了从古以来艺术的表现手法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手法，这一层我们在“民族形式和美”那一章里已经讲了；再一层意义就不是艺术手法的事情，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大事，等于列宁所说的“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我们要敢于有革命的浪漫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要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早期的一篇理论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最有说服力。当然，艺术手法也和世界观有关，和时代有关，我们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历史上的现实主义的范畴所能范围得了，美学上我们应该说“创造”，“再现”就有些不合乎要求了。
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把“创造”一词用了引号呢？比如他说：“现实生活的美是超过‘创造’的想像之产物的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对的，我们只读他的话：“历史并不自以为可以和真实的历史生活抗衡，它承认它的描绘是苍白的、不完全的，多少总是不准确或至少是片面的。美学也应当承认：艺术由于相同的理由，同样不应自以为可以和现实相比，特别是在美的方面超过它。”这在历史唯物论出现以前是最正确的见解。我们也可以推知他所指“创造”到底是什么？比如他说：“在诗歌作品中，坏事（通常）总是坏人所作，好事总是好人所为。在生活中，人常常不知道谁该责备，谁应赞美；在诗中，荣誉和耻辱总是分得很清楚的。可是，这到底是长处呢还是缺点？——有时是长处，有时是缺点；但多半是缺点。这样一种习惯做法的结果是不是把好坏两方面都理想化了，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不是把它们夸张了”？这种“理想化”，这种“夸张”，可以说是历史上西方的美的倾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莎士比亚就有过微辞，他说“莎士比亚失之于华丽和夸大”。他又说他对俄国的东西“有些偏爱”，“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的中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叙述简洁明快。”我们认为这不是“偏爱”，俄国作家所反映的，是要接近生活些。可是他又说过，“很多人要求讽刺作品中包含‘可以使读者倾心相爱的’人物，这原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要求；但是现实却常常不能满足这个要求，有多少事件并没有一个可爱的人物参与在内；艺术几乎总是顺从这个要求，例如在俄国文学里面，不这样做的作家，除了果戈里，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人。就是在果戈里的作品中，‘可爱的’人物的缺乏也由‘高尚的抒情的’穿插所弥补了。”我们认为这也完全是正确的，可是真实地“再现”生活，在历史上确实是难能可贵。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美是生活的再现，而对“创造”一词每每加以引号，正因为历史上的美每每是“美”于生活的，历史上的美学也提不出美应该从属于生活，所谓“创造”，就是“美”于生活、不从属于生活的意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美学论文的最后说：“再现生活是艺术的一般性格的特点，是它的本质；艺术作品常常还有另一个作用——说明生活；它们常常还有一个作用，对生活现象下判断。”这个论点可谓接近真理，对美的创造立下了很大的功勋。
恩格斯为什么用“再现”呢？这个词汇在恩格斯是有战斗作用的，作家如果能够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工人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环境的革命的反抗，他们想恢复自己的人的地位的紧张的企图——不论是半自觉或自觉的——都是属于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可以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要求一个地位。”而恩格斯所批评的哈克纳斯女士，在她的作品里，“工人阶级显得是消极的群众，不能够帮助自己，甚至丝毫不想尽力帮助自己”，这就说明对于历史上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再现”生活是如何地不容易，有其显著的倾向是作家主观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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