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自己没有偏见，恰恰是我们最大的偏见。

    换位思考，怎么就成了以己度人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自恃非常具有“同理心”，认为自己特别会换位思考，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直到有一天，一件事发生在了我的身上。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真的失控了。

    事情的导火线是某女大学生疑被记者成某诱奸的新闻。最初看到女生同学的爆料帖后，我很快写了一篇文章，大致内容是质疑爆料的真实性，并列出了几点我对文章中关于事件描述的质疑。

    后来，骂声铺天盖地而来。坦白说，刚开始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委屈。我只不过是写下了自己对事件的一些直观感受，为什么要被攻击。

    再后来，我认真地反思了自己，我觉得自己的言辞确实过激。于是，我修改了文章中一些措辞，但依然没有认为自己怀疑的内容有问题，只是觉得自己在敏感时期说了不正确的话，在风口上火上浇油，结果引火烧身。我甚至在想，那些攻击我的网友，为什么只愿意去盲目同情看上去的弱者，而不愿意理性分析。

    这种情绪持续了很久，直到后来看到一个人的一句话：就算这件事情出现了你所谓的反转，但你的那篇分析依然很“邪恶”。

    的确，没有任何证据的推测写下来只有两种结果：第一种，我对了，证明我很机灵；第二种，我错了，给这个本来就受害了的姑娘，造成二次伤害。而我选择写下这些评论，无疑是在将证明自己很机灵的重要性等同于女孩被恶意中伤的重要性，而这两者显然不该被等同。所以，无论我的言论是否正确，我的这篇“猜测评论”的确很邪恶。

    不过，对于当时写下这篇文章时的我来说，之所以会写这篇文章，其实是认为我的猜测离事实真相八九不离十。换句话说，如果我当时认为自己推论正确的概率仅有70％～80％，我都不会去写这样的文章的。

    为什么我自恃自己的想法正确呢？因为身边确实见过很多这样的女孩，她们很爱“走钢丝”。然而，我却忘记了，我以为的经验并非真的是事实。我更忘记了，这个世界很大，我看到的、我接触到的并不等同于这个世界的全貌。我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换位思考”瞬间变得不好使了。

    为什么好好的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就变成了以己度人的诛心论呢？

    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个机制，叫作“总以为别人和我们想的是一样的”，这种现象叫作“虚假同感偏差”。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李·罗斯做过一个实验：制作一块牌子，写上颜色鲜艳的标语，然后询问大学生是否愿意在校园里举着牌子走一圈儿，并估计其他同学愿意接受这项工作的数量。结果那些愿意去做这件事的学生都认为，其他同学也都会同意。而那些婉言谢绝的学生们则认为，其他同学也一定不愿做——两种人都觉得自己对他人的判断是对的，而且非常自信。

    我们总是倾向于高估别人跟自己的一致性。这种“过于自信”的毛病，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既然是一种不合理的思维习惯，为何没有在进化中被淘汰呢？因为这套思维习惯在过去还是挺好用的——以前，我们的社交圈子很小，所以我们的经验与他人的经验相似度很高，通过这种“换位思考”，是可以对别人做到了解的。然而，现在我们社会结构的复杂度与社会协作的复杂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在这种全球化的大势中，我们这套“了解他人”的办法自然就不好使了。

    评论被攻击一事，也让我愈发明白，在这个多元的世界，切勿抱着“以自己的经历就可以推测他人”的想法，因为我们狭隘的经历并不好用。

    多说些事实，少说些评论，是避免我们做出令自己后悔行为的第一步。

    人们只相信自己相信的东西

    有的时候，我会因为一则新闻和男朋友争论不休，我们互不退让。我们都觉得对方是错的，而自己是对的。我们都认为对方存在偏见，而自己没有偏见——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最大的偏见。

    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圣女贞德》。它是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讲的是英法百年战争期间，法国少女贞德自称看见神迹，并率领法军大败英军的故事。不过战争结束后，贞德被英军俘虏，被执行火刑，而其被执行酷刑的理由是，英军认为贞德看到的并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恶魔的化身。

    那么，贞德看到的到底是不是神迹呢？这个问题到今天都是一个未解之谜。相信贞德的人们认为，如果贞德没有得到神的旨意，一个法国的乡村少女怎么会懂得作战，又怎么能大败英军？不信贞德的人们则认为，上帝怎么会指派她大肆杀戮呢？上帝不应该是热爱和平的吗？也有无神论者说，贞德其实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她自称看到的情况只是她的幻觉，至于她为何能够打败英军，有可能正是因为她没有作战的经历，所以非常规化出牌，打得英军措手不及。

    当然，我并非要讨论贞德到底有没有看见神迹，而是想说：当双方观点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确定，为什么大家都对自己的持方坚信不疑呢？

    “人们只相信自己相信的”，影片中神父的一句话，大概就是最好的答案。就如同我和男朋友起的争执一样。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的经验不一样，我们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所相信的东西也不一样。而人就是这样奇怪的动物。我们可以因为很多事情进入不同阵营，而且一旦选了边，就会为自己的阵营而战。

    心理学上把这个现象叫作“确认偏误”，即人们会倾向于寻找能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对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更加关注，或者把已有的信息往能支持自己观点的方向解释。

    要命的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只要你想找出证据，对于善于“归因”的人类来说，实在不是一件难事。尤其是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借助计算机我们能够更快捷地发现这样的证据。

    只是这个证据是客观上的证据，还是我们主观上期待的证据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素数和奇数，如果你想证明素数就是奇数，你当然可以举例，3、5、7、9、11……都是奇数，所以素数是奇数——可是你怎么不说2也是素数，但是2却是偶数呢？当我们可以回避一些事实，而只看到支持自己论点的证据时，就是我们偏见产生的时候。

    错，可能就会错到底

    还是贞德的故事。有人也许会问：那么，如果有人纠正贞德错了，给她摆事实讲道理，能不能说服她呢？

    答案是，可能不会。这里涉及一个概念，叫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是由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在1956年首次于其著作《当预言失灵》中提出的。《当预言失灵》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地一个邪教组织向其信徒们宣布了上帝的旨意，在1955年12月25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结果，到了他们预言的末日，世界依然存在着。按理说，人们就应该识破这个邪教组织吧。然而，这个邪教组织开了个新闻发布会说：不是我们的预言不准确，而是我们通过集体的祷告帮助我们这个世界躲避了灾难。你还别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非但退教的人不多，还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这个所谓的末日教派。

    为什么失灵的预言不但没有让入会的人数减少，反而让更多的人加入了呢？这就是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指的是，当个体面对新情境必须表示自身的态度时，个体在心理上将出现新认知（新的理解）与旧认知（旧的信念）相互冲突的状况，为了消除此种因为不一致而带来紧张的不适感，个体在心理上倾向于采用两种方式进行自我调适：其一为对于新认知予以否认；另一为寻求更多新认知的讯息，提升新认知的可信度，借以彻底取代旧认知，从而获得心理平衡。费斯汀格认为当领导者的预言失败后，预期落空使信徒们产生了认知失调——“我为某种信念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这种信念是不真实的”发生了矛盾。因为先前的行动已经无法收回，为了缓解这种失调感，信徒们只好为自己的信念辩解，接受新的预言——上帝被感动而改变了计划。

    这也就是我们的偏见产生后难以改变的原因。

    别以为认知失调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它在我们生活中常常出现，很多人利用我们的认知失调，引导我们的态度：比如你花高价买了一件衣服，也许这件衣服并没有多好，但正因为你为它花了高价，你就越觉得这件衣服好；比如一些企业为了增加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他们会将面试难度提得特别高，因为员工为考核付出的努力越多，他们就会越觉得这项工作来之不易，这是一份好工作……

    知道这一点，对于警惕别人给我们下套，非常重要。

    我们的自信错觉

    让我们坚信自己的持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自信错觉。

    大量的认知心理学的文献认为，人是过度自信的，尤其对其自身知识的准确性过度自信。人们系统性地低估某类信息并高估其他信息。

    有一个这样的心理学实验，试验者邀请参赛棋手填写一张调查问卷，上面只有“你的评级分数是多少”与“你是否认为你的评级得分代表了你真实的棋艺水平”。第一个问题，几乎所有棋手都没有异议，不过对于第二个问题，结果却出人意料：75％的人认为自己的水平被低估了。无独有偶，心理学家还发现，如果让男性给自己的运动能力排名，100％的男性会认为自己排在前50％——这显然是不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人们会表现得过于自信？这其实是一种归因错误，即好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多半是外部原因，如运气；而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则是内部原因，如自己能力强。

    基于这种错觉，人们普遍认为自己会比别人拥有更美好的未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明明知道彩票中奖概率低，却也要坚持买彩票。当然有些人会说，这些买彩票的人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总会抱着天上掉馅饼的赌徒心态去碰运气。不可否认，规避过度自信和受教育程度有关，但这种相关度远不足以让这些高知分子不受其扰。

    事实上，过度自信不仅是心理学领域的发现，同样是金融学的四大研究成果，公司高管的过度自信导致公司出现战略失误的例子比比皆是，不信请自行百度“高溢价收购”“业绩承诺不达标”等关键词。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上市公司的高管在看到收购成功记录不多的时候，仍然对于他们的收购行为表现得很乐观，有阴谋论者甚至表示其中一定有“不明利益输送”。

    有没有猫腻，我不知道，但我明白过度自信却是常常会发生的。当然值得说明的是，虽然过度自信会导致人们决策失误，但也正是对获胜机会的乐观态度，让人们勇于尝试，而不是在那儿幻想。

    天生爱消极的我们

    虽然我们对自己的决策容易过度自信，但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我们却往往选择消极关注。不信，你试着回忆一下，过去一周你都关注过哪些新闻。我相信，你能回忆起来的绝大多数都是负面性质的。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消极关注是有生存价值的。因为只有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提高警惕，我们才能及时做出逃跑或者反击的反应——这有利于我们生存下来。因此，为了生存我们习惯于消极关注。反正坏事如果是假的，对我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但如果它是真的，我们又没有关注到，那才是巨大的损失！换句话说，消极关注是一种自我防卫的求生本能。

    虽然消极关注为我们的求生带来价值，但在今天这样一个并不是处处需要提防生命威胁的社会，消极关注带来的正面效果远不如它带来的负面效果。毕竟放大威胁，会让我们保守而不敢冒险，而任何创新都源于冒险。

    消极关注不仅影响自己的选择，同样也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他人的发展。新闻业就是这样。由于受众更关注负面新闻，作为信息的供给方，很多媒体便将自己的重心放在挖掘、报道负面消息上，有时甚至没有坏消息，也要弄出一些坏消息，比如“××或存问题”“××情况待考”——新闻老手们在这类尚未证实的消息上，加上一些模糊性词语，完美地规避了风险。

    一些商业财经新闻尤爱如此操作。拿转型这件事举例，一家企业无论转型或者不转型，媒体都可以说出问题——说转型的企业是盲目乐观，说不转型的企业是墨守成规。的确，无论转型与否，都能从分析预测的角度看到利弊两面。但为了迎合受众爱看坏消息的心态，有些以“批评报道”“监督报道”为导向的媒体就只说弊端，或者放大弊端。

    可是，你这样轻轻松松地分析一通没关系，却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人们会想：“呀，这家企业肯定有问题，不然记者为什么会报道？”哪怕日后问题被澄清，基于人们对负面消息记忆更深刻的原因，人们对这家企业的印象依然会是“问题企业”。而企业的名字多和负面消息关联几次，一家好好的企业可能就因此被击垮。再往深处想，多几家因此倒霉的企业，中国的经济又如何发展？

    不仅是在新闻业，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他人也常常会出现消极关注的情况：一个人迟到了，就说这个人人品不行；一个人比较胖，就说这个人好吃懒做；一个人数学不及格，就说这个人不适合学理科……

    然而，这些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消极标签对人的伤害总是巨大的。不仅会使当事人感到挫败，甚至自卑，还会给当事人的发展设限，比如一个原本可以在数学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孩子可能正因为老师的一句“你理科不行”，而放弃了这方面的学习研究。

    多一些鼓励，少一些批评，总是好的。

    我们的记忆不靠谱

    小的时候，经常因为找不到东西而和妈妈发生矛盾。因为她特别爱收拾我的桌子，又特别爱扔东西，所以我有东西找不着了就本能地以为又是被她扔掉了。

    然而，面对我的责问，妈妈却总是一句：“我没拿啊！”

    我说：“我明明就放在这里，你没拿，那会到哪儿去了？”

    接着，她就开始诅咒发誓，说自己一定没动。

    那个时候，我特别生气，因为我觉得她就是在说谎。

    现在想来，她可能还真不一定是在说谎，只是她的记忆错乱了，或者我的记忆错乱了。

    人们记忆信息的过程可以分为编码、巩固、提取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可能造成我们记忆的错乱。

    首先说编码阶段。编码阶段指的是收集信息的过程。在这一阶段，我们会将通过不同渠道（听觉、嗅觉等）感知到的信息进行收集与处理，形成短期记忆。我们无法将自己没有感知到的信息变成记忆。

    有一个著名的大猩猩实验。不到一分钟的影片中，有两个队的运动员，其中一队穿着白色运动服，另一队穿着黑色运动服，所有运动员都在不断地移动并且相互传球。实验志愿者需要计算身着白色球衣的队员的传球次数。在影片中，除了穿白色与黑色球衣的运动员外，还安排了一个把自己伪装成大猩猩的人，这个人在屏幕上出现的时间不超过9秒钟。事后，让志愿者回忆是否见到过这个大猩猩，结果大约有一半被试者表示没有看见。

    人们通常认为，应该可以看见在自己面前的一切。但这个实验告诉人们，事物映入眼帘不能保证就能看见它们。预料之外的事物，无论它的特点多么鲜明，还是容易被人们忽略而视而不见。

    事实上，我们的认知资源极度有限，大脑只能处理来自视觉世界的一小部分信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短时注意只能集中在5～9个项目上。正因如此，我们倾向于将注意力分配在那些预料之中的事情上，而那些预料之外的事情，常常就会被我们忽略。因此，我们常常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接着是巩固阶段。巩固阶段指的是将记忆稳定储存的过程。在这一阶段，部分短期记忆会被保留下来，成为更长期、稳固的记忆；而部分短期记忆则会被遗忘。在这个过程当中，信息变得更加简单，不重要的细节完全被忽略，突出和强调那些重要的细节，因此真正能被我们记录下来的真实信息是非常少的。

    最后到了提取阶段。提取阶段指的是“人们将储存的记忆取出，来回应外界刺激”的过程。由于在巩固阶段部分短时记忆被我们遗忘了，当我们回忆时，我们会利用概括、归类等方式来重构信息，用自认为合理的方式，重新组合细节信息，使故事变得更加合理，符合背景和常识，形成一段记忆叙事。

    我们重构信息时，通常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比较常见的有言语信息的诱导、人们的主观情绪等。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质疑目击者的实验，说的就是信息出现次数对人们记忆产生的影响。心理学家劳夫塔斯给150个志愿者看了一段车祸的录像。接着，让他们回答10个问题。其中，一半的学生要回答那辆白色跑车在乡间公路上开的时速有多快；另一半学生要回答，那辆白色的跑车在乡间道路上开过谷仓的时速有多快。一个星期后，劳夫塔斯重新对这些志愿者提问。其中，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谷仓。在第一轮实验中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学生说看见这个谷仓的概率为2.7％；而在第一轮实验中回答第二个问题的学生，说看见这个谷仓的概率却高达17.3％。但事实上，那个谷仓根本不存在。

    为什么第二组学生记忆出错的概率会比第一组学生高这么多？因为人们倾向于将自己熟悉的信息当作是发生的事实——在第一轮实验中，第二组学生接触到了“谷仓”这个概念，谷仓对于他们来说更为熟悉。

    知名作家尼尔·唐纳德·沃尔什就曾因此深陷舆论旋涡。他曾听到一则有趣的故事就记录了下来，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不断向人讲起这个故事，最后他真的以为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直到他将这个故事写进书中，才被指责抄袭了钱德的博客，这时他才意识到这个不是他的记忆。事实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抄袭现象，但抄袭者本人却都以为这是自己的经历。

    人们的情绪也会对我们的记忆产生影响。在一个实验中，被试者需要看两种图片，一种是很中性的，例如田园风光这样的图片，另一种是能够唤起被试者情绪反应的，例如一支正对着被试者的枪。在被试者看到图片后，会被问及哪些图片是他们似曾相识的，结果那些容易唤起人类情绪反应的图片，能够唤起被试者更多的记忆，这就说明，带有强烈情绪色彩参与的记忆信息会被人们更生动、更容易地记住。但这并不意味着信息的准确度也会越高。美国的心理学家丹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丹在写下9·11事件的回忆后，希望学生也能写下关于那天的回忆，以便对比。对于美国人民而言，9·11事件是非常重大的事件，丹和学生们对那天发生的事情都记忆深刻，而且他们都对自己的记忆内容表现得十分自信，但他们的记忆却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这个实验就表明，记忆清晰并不等于准确。

    同时，心理学家发现想象能力也会影响我们的记忆。这在心理学中叫作想象膨胀，也就是说，想多了的事情容易被人们当作发生过的事情。这是因为人们依靠记忆中细节的多少，来判断一件事是否发生过：关于一件事，如果我们记住的细节越多，那么我们越倾向于认为这件事发生过。这是因为区分实际经历和想象的线索，由于某些原因丢失或混淆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将记忆中流畅的事件当作经历过的事件，因此难免就会把一些想象过的事当作经历过的事情。比如，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带了钥匙出门，然而等到要开门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没有带钥匙呢？这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反复提醒自己要记得带钥匙，由于“带钥匙”在脑袋中反复被提及，而想多了的事，有的时候就会被当成已经发生的事。而这也正是我坚信妈妈一定动了我的书桌的原因——也许是我在放这样东西之前，想过很多次要放在这里，所以把我将东西放在书桌上这个情景当成事实记忆。

    这样看起来，我们记忆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其实都不太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效果吗？

    根据记忆的编码和提取机制，我们首先可以在编码环节进行精细化加工，如在记忆数字和无规律的字母时，可以尝试给它们写故事；其次，在提取时，也可以回到编码场景进行回忆，心理学家发现，当信息提取的背景和编码的背景完全相同时，记忆回忆起来会容易得多；另外，由于记忆具有顺序性，在记忆材料时，我们往往更容易记住开头和末尾的内容而忽略中间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刻意规避这个效应，在记忆时不仅从开头识记，也试着从中间开始记忆……

    当然，除了利用更有效的记忆策略来提高自己的记忆效果，更值得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记忆并不靠谱，对自己的记忆内容保持更开放的态度，在和别人发生争执的时候，不要总说那句“我明明记得……”

    避无可避的偏见

    无论是前面所说的以己度人、过度自信，还是消极关注，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存在的偏见。

    偏见，顾名思义，就是一种并不客观的看法。偏见，并非是无中生有，只是选择将事物中的某一特征，进行放大。

    我们的祖先利用偏见思考的高效性，更快地做出了应对潜在威胁的反应，更好地存活了下来。现在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协作程度都越来越复杂，我们要应对的危险也不再是原始社会中的生存危机。这种简单经济的思考模式，这种对于威胁警惕的思考模式，显然已经不适应我们当下这个社会了。

    那么，该如何避免偏见呢？

    图式的概念是由泰勒及克洛克提出来的，它是指一套有组织、有结构的认知现象，它包括对所认知物体的知识，有关该物体各种认知之间的关系及一些特殊的事例。比如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嬉皮士的图式就是：他们是白人大学生、穿牛仔裤、留着各式各样的发式等。

    图式由我们过往的经验形成。当我们接触到新的社会情境时，一般会按照以往的经验，将情境中的人和事进行归类，这个过程也就是这个社会认知过程的“寻找图式”。

    偏见之所以形成，就是在“寻找图式”和“推理过程”当中产生的问题。具体来说，如果我们的图式特别少，我们就很难对别人形成理解。如果我们的推理过程有所局限，比如说我们站的角度不同、我们有自我价值保护的倾向，我们也将产生偏见。

    根据认知过程给我们的提示，想要避免偏见，必然要在图式和推理过程中下功夫。

    第一，增加自己的经验。人都是经验主义者，经验决定你对世界的看法。丰富的经验会让你视野更宽，人就可以做到宽容、接纳和理解，也就是真正的换位思考，有同理心。相反，经验若是少了，视野就会很狭隘，就容易以己度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古人说“六十而耳顺”的道理，因为到了六十岁，人的见识多了，经验多了，能理解的人和事也就多了。

    时间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不过，我们却可以通过多读书、多见识世界，增加我们的间接经验。至少，我们会比现在更有包容心。

    第二，在推理过程中，在进行归因时，时刻提醒自己，是不是出现了逻辑错误，有没有以偏概全。刻意的提醒可以减少我们犯错的概率。

    最后，理解到我们自己认知的局限性，对事对人都宽容一些，因为我们并非圣人。

    为直觉正名

    由于我们的认知有直觉的偏好，因此我们会有很多非理性的偏见。为了避免这种偏见带给我们错误的引导，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反直觉思考以及批判性思维。

    然而，并不是所有时刻，我们都需要保持理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自己短时间内做出的文章反而比长时间写出的文章更受人欢迎。我是有过这样的经验的。在做记者的时候，往往我花了很长时间做调查的新闻还不及一个晚上采访出来的稿件影响力大。事实上不仅是我，有很多做深度报道的记者都有过这样的困扰——总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仔细雕琢写出的文章没人看，反倒是一些自媒体拼拼凑凑的东西有人读。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结合我自己的事例来看就是，时间越充裕，就越想采访到更多信息，在写文章的时候，也总想尽可能展示更多内容。在这种过分求全的心态下，就容易出现信息过度、修改过度的情况，即过分强调细节，而主旨不突出。这样的文章，读者看起来就会觉得稀里糊涂，不知所云。换句话说，当信息足够多的时候，反而不利于记者把握并表达问题的实质。

    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会因为信息过度而导致决策失误。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在信息过度的环境下，如果继续采用逻辑思考，我们常常就容易顾此失彼。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听直觉的！

    心理学家发现，我们知道的远远多于我们意识到的。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大量汲取对外界的感知，但是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能被我们意识到，更多的部分被纳入了我们的潜意识中。因此，有些东西我们明明知道，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知道——这就是直觉。

    有关盲视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个现象。当人们由于手术或中风失去一部分视皮层时，他们的某一部分视神经可能会功能性地失明。当在他们失明的区域内呈现一系列的细棒时，他们会报告说什么也没有看到。而当要他们猜测刚才的细棒是水平呈现还是竖直呈现的时候，他们猜测得完全正确，当得知这一结果后他们本人也大吃一惊。

    事实上，我们的思维加工只有一部分是受控制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无意识自动化加工。因此，我们在一瞥之间做出的决定（由于有大量无意识的自动加工）有时胜于长达数月的理性研究。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直觉的形成其实也离不开我们过往的经历，因此在生活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总是没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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