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和明

    1959年，中印之间发生了边界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时任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出于其外交政策需要，偏袒印度，指责中国不应该同印度发生冲突，并且不顾事实，武断地认为是中国挑起了战争。毛泽东则说，中印冲突事件，10月北京会谈，我们抵制了朋友的谬论。毛泽东还说，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为说明苏联及赫鲁晓夫的态度，有必要对中印边界冲突历史作一回顾。

    一、中印边界的历史

    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当年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中印双方对边界线的划分存在较大的分歧。1959年3月，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后，印方开始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从而酿成了中印边界冲突。

    是年9月8日，周恩来总理在致印度尼赫鲁总理的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中印边界的分歧问题和中国政府的立场。

    中国方面认为，中印边界全长约2000公里，分东、中、西3段，整个边界从来都没有经过正式划定，但有一条双方历来行政管辖所涉及的传统习惯边界线。

    中印边界西段，是指中国新疆和西藏同拉达克接壤的一段边界，它西起喀喇昆仑山口，沿喀喇昆仑山往南至西藏阿里地区与印度所辖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喜马偕尔邦3处交界的地方。双方争议的问题是有关阿克赛钦的归属，该地区面积为272万平方公里，历来属于中国新疆和田管辖，居民为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人。19世纪中叶，英帝国主义占领克什米尔后，曾多次派人到阿克赛钦地区私自测绘地图。1899年，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中国清政府建议，将属于中国的阿克赛钦地区全部划入印度，中国清朝政府没有答应。后来，英帝国主义就私自在英印地图上将这一地区标为“未定界”，结果将包括阿克赛钦在内的3.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境内。

    尽管如此，这块领土实际上仍然处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不过，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中国和拉达克之间存在着一条传统的习惯线，中国出版的地图历来都按照这条线标明中国和拉达克之间的边界。英国人约翰·瓦克根据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命令绘制的“旁遮普、喜马拉雅山西部以及同西藏接壤部分”图，对这段边界的划线同中国出版的地图相近。1959年3月，平息西藏叛乱后，解放军到达该地区，发现这里有印度的巡逻兵，说明印度当时已经越过习惯线占领了中国不少领土。过去，在整个中印边界线上，没有解放军驻扎。根据西藏和平解放17条协议，解放军只在拉萨和日喀则有驻军，边界地区属于藏军驻扎的地方。其实藏军也没有去过，所以直到西藏叛乱平息后，中国才知道印军已占领了这些地方。1959年10月的空喀山口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地段。

    中印边界中段是指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接壤的一段边界，该段北起西段边界线的南段，经东南至西藏阿里与印度北方邦和尼泊尔交界处的里普列克山口附近，双方争议的面积为2000平方公里。1919年，英军占领了属于中国的桑、葱莎两地。中国西藏当局曾多次同英国交涉，均没有结果，成为历史悬案。1954年至1958年，印度又占领了余下的部分。

    中印边界东段是指不丹以东的中印边界，它西起中国、印度和不丹交界处，东至中国、印度和缅甸交界处。关于这一段，中印双方争议最大，争议面积为9万平方公里，近于浙江省的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

    在这一段，人们经常提到的是麦克马洪线。该线是英帝国主义于1913年至1914年在西姆拉会议上制造出来的，而西姆拉会议又是英帝国主义阴谋把西藏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的一个重要步骤。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未在西姆拉会议讨论过，它是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和西藏地方当局代表夏札伦青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于1914年3月24日，在德里用秘密换文的方式决定的，当时称为“印藏边界线”，后来人们称之为“麦克马洪线”。这位英国代表将此线画在传统边界线以北100多公里，划走了中国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条线就作为西藏同中国其他部分之间的界线的一部分，标在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上，它是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中国任何一届中央政府都没有承认过。至于西姆拉条约，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没有在上面签字，因此，它是不合法的。中国历来出版的地图，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麦克马洪线划定以前边界的实际情况。1917年印度测绘局出版的西藏和邻国”以及1929年大英百科全书的附图，对这段边界的画法，同中国出版的地图相一致。1951年，印度军队才大规模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推进。1959年8月的朗久事件，就发生在这个地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在地面上标界过，大部分走向是沿着一条不易攀登的顶峰线。其中有一处靠近马及墩的村庄，它位于西藏香客朝圣的必经之地。麦克马洪线在此向南拐了一个约20英里的弯，该地仍在西藏境内。但是，1959年，印度在这个地带勘测时，对麦克马洪线做了改动，把该线以北的朗久划到麦克马洪线以南，并在该地建立了哨所。由于印度不断蚕食中国领土，结果导致了中印边界冲突。

    二、朗久事件引发边界冲突

    1959年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后，印度方面借机向中国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3月2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国接受印度自以为是已经划定了的中印边界线，尤其是要中国接受中印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尼赫鲁在信中说，麦克马洪线是在1913年至1914年中国政府、西藏和印度的全权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划出来的。而且尼赫鲁在信中还说，1842年，克什米尔当局为一方，中国清朝政府和西藏地方当局为一方签订了一项条约，提到印中在拉达克地区的边界。1847年，中国政府承认了这段边界。实际上，这个条约是由西藏地方当局和克什米尔当局确立的，清政府并没有派人参加条约的签订，事后也没有批准这个条约。

    在行动上，西藏叛乱发生后，印度军队向中印边界东段节节进逼，不仅单方面地改变了两国边界早已存在的状况，而且还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甚至在许多地方比所谓麦克马洪线还要深入到中国境内。印军侵占了朗久和雅斜儿，并且还占领着沙则、兼则马尼和塔马顿等中国领土，包庇西藏叛匪。

    为了截断西藏所谓“难民”外流，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驻守西藏南部雅鲁藏布江和“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段。印度方面闻讯后连忙调派精锐部队增防，并且命令其军队向前推进。中国方面为了顾全大局，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1959年8月25日清晨6时，印军小股武装部队从马及墩南端向中国边防军开火。中国军队进行了还击，印军撤走。次日早晨，驻扎在朗久哨所的印军再次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国军队给予还击，印军一死一伤。27日，印军退出朗久地区，这就是朗久事件。

    朗久的枪声打破了中印边界的沉寂，中印边界冲突也由此拉开帷幕。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考虑到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积极寻求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并且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不片面改变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但是，印度方面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在边界地区制造紧张局势。

    在边界西段，中国严格恪守传统的习惯线，针对印军三番五次侵入中国领土事件，中国方面始终以友好的态度，采取不同的式，分别加以处理。但是，印度方面不顾中国历来对阿克赛钦管辖事实，对它提出了领土要求。继东段朗久事件后，印军又西段制造了空喀山口事件。

    10月20日清晨，印度特警部队司令官卡拉姆·辛格派出一小组外出侦察。这个小组径直往北走，闯人了中国境内。中国防军只得将他们押到中国哨所。辛格见小组成员没有按时回，于当晚7点又派了一支巡逻队出去寻找，未果。21日凌晨，格亲自带领70多名特警向东北方向进发，当他们行至空喀山口以南属于中国领土的一座山脊下，发现山上有中国哨所，便穿到山脊背面。中国边防军一位副班长发现后，便冲出哨所，向军挥手，示意他们退回去。印军不但不听，反而举枪射击，打了副班长。听到枪声后，哨所里的其他中国士兵连忙冲出来，向印军还击。双方交火两小时，中国边防军俘虏了部分印军。

    空喀山口事件发生后，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边界冲突事，11月7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建议中印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守和巡逻，但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任务和维秩序。但是，印度没有接受中国的合理建议，反而向边界地区派兵力，最终酿成了1962年的边界战争。

    1962年9月，印度国防部制定了所谓“莱克亨”的行动计，企图赶走扯冬地区塔格拉山脊的中国边防军。9月20日，印一个排的兵力进逼中国哨所，两名中国士兵向他们喊话，不幸印军打死。中国外交部就此事向印度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印军止进攻，否则中国边防军将给予还击。但是，印度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加紧实施“莱克亨”计划。10月8日，印军企图占领塔格拉山脊，将这里的中国部队清除掉。结果双方发生冲突，印军伤亡18人，失踪7人，中国军队伤亡33人。印军进攻受挫后，继续向该地区增援部队，使东段印军人数达到1.6万人。

    印军向塔格拉山脊的进攻震动了中国最高领导层，毛泽东听了有关方面的介绍后说：“看来武装共处不行喽。”“我们一直忍着，尼赫鲁把刀架在我们头上，我们也忍了。现在他又把刀往下砍，我们就不能忍了！”毛泽东还说，如果我们一让步，相当于福建省那么大的地方就要被他们侵占去。最后，毛泽东强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62年10月20日7时30分，中国军队发动了自卫反击战。在东段，中国边防军分三路出击，一路沿达旺公路进逼达旺，一路由兼则马尼出发沿朗姆江河向下攻击，另一路从棒山口出击。经过5天的激战，到10月24日，中国边防军全歼印军第七旅，俘获旅长达尔维，并进驻达旺，东段战斗暂告结束。

    尽管中国军队取得了胜利，但中国方面仍然建议双方举行和谈，并提出3项建议。遗憾的是，印度方面充耳不闻，仍一意孤行，决心把战火烧得更旺。

    11月14日，这一天恰好是尼赫鲁的73岁生日，印军开始全线反攻。中国边防军奋起还击，战至19日，东线印军丧失了战斗力，中国军队进抵传统习惯线。在西段，中国边防军扫除了印军深入到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43个据点。至此，中国边防军在东西两段基本完成了自卫反击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印军死亡1383人，1696人失踪，3968人被俘。

    就在中国边防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1月3日，中国方面发布停火声明，决定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军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在东段，撤回到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公里。

    三、赫鲁晓夫对中印冲突“表示遗憾”

    中印边界冲突，是印军越过边境挑衅造成的，应当由印度方面负全部责任。但是，印度方面反而倒打一耙，说中国“侵犯印度领土”。朗久事件发生后，印度政府还向中国发出照会，指责中国“蓄意侵略”印度。1959年8月25日、28日、31日，尼赫鲁连续发表讲话，把中印边界冲突说成是中国“侵略”印度。国际上也掀起一股反华浪潮，污蔑中国侵略印度，甚至恶语中伤，说中国要占领印度东部某某城市。一时间，造谣诬蔑之词犹如倾盆大雨一般落到中国人头上。为了澄清中印边界冲突的真相，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9月8日，周恩来致信尼赫鲁，全面阐述了中印边界问题以及中国政府对于边界问题一贯遵循的方针。

    鉴于国际上对中国的诬蔑，中国方面考虑，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是中国的盟国，所以有必要让苏联了解中印冲突的真相，希望能得到苏联的支持。朗久事件发生后，9月日，中国外交部召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他介绍了中印边界冲突情况，告诉他说，这次冲突是由印度方面挑起的，是印度越过中印边界设立哨所，进行巡逻，进而向中国边防军开枪引起的。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将发布有关文件和材料，说明中印边界冲突的真相和中印边界状况。中国方面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在于使苏联方面理解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但是，中国并不要求苏联对此事公开表态。

    9月9日上午，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突然给中国外交部送来一份塔斯社关于中印冲突的声明副本，并说这个声明将于次日发表。塔斯社的声明回避事实真相，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对此，中国方面当然不能接受，并明确表示，希望苏联方面对中印边界冲突不要公开发表评论，塔斯社的声明也不要发表。中国希望苏联在看了中国将于当天发表的有关中印边界的文件和材料后，再和中方交换意见。

    当天下午，新华社播发了周恩来总理致尼赫鲁总理的信，中国外交部再次约见了苏联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告诉他，中国已经发表了周恩来总理的信，并将这封信的副本交给了安东诺夫。同时，还要求苏联方面认真考虑中国政府的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声明。

    吴冷西回忆说，9月9日下午北京时间6时20分，新华社播发了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这个时间是印度新德里下午3时50分，莫斯科下午1时20分。因此，无论是新德里，还是莫斯科都能够在9月9日白天看到这封信。

    可是，苏联方面不听中方的再三劝告，把准备于9月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提前到9月9日晚发表了。这就是说，苏联方面不仅知道中方将要发表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而且还知道这封信在9日下午已经发表，但仍然不顾中方的劝阻，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塔斯社声明。

    声明对中印冲突事件作了这样的表态：“对在中印边境上发生的事件不能不表示遗憾。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同印度共和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中苏两国人民有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的纽带联系着，这种兄弟友谊是以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伟大原则为基础的。苏联和印度之间依据和平共处的思想正在顺利地发展着友好合作。”声明称：“苏联领导人表示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不会允许那些不希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而希望它尖锐化的势力在这个事件中坐得渔利，这些势力竭力阻挠已经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苏联领导人也表示深信，两国政府会本着中印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精神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来解决所产生的误会。这也将有助于加强争取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力量。”

    从表面上看，苏联塔斯社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采取了“中立”的立场，既没有明确支持或反对中国，也没有明确支持印度或反对印度。赫鲁晓夫说，塔斯社声明表达了苏联这样的立场：一场误会导致了我们的印度朋友同我们的中国兄弟之间的意外的战争。我们表示遗憾，并呼吁双方进行谈判和恢复友好关系。”

    中印边界冲突，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明明是印度蓄意挑起来的领土之争。可是，无论是塔斯社声明，还是赫鲁晓夫的表白，把中印边界冲突说成是一场“误会”，是“意外的战争”。

    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时代，塔斯社的声明不分青红皂白，无疑中苏分歧公诸于世。因此，这个声明在国际上引起的震荡不亚于朗久事件本身。声明一发表，西方世界一片喝彩，认为这个声明没有支持周恩来在给尼赫鲁信中所提到的有关印度侵占中国领土的指责，表明“莫斯科并没有充分公开地支持它的中国盟国”，因而称赞“赫鲁晓夫这么做是勇敢的，也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赫鲁晓夫向中国船头放了第一枪”；美国人甚至认为“苏联的立场接近于美国的立场”。

    赫鲁晓夫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实际上给印度人壮了胆。就在西方社会的喝彩声中，印军又制造了“空喀山口事件”。

    事件发生后，10月31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了一个演说，其基调与塔斯社声明一模一样。赫鲁晓夫说：“我们对我们两个友好国家——同我们有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纽带联系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同我们顺利地发展着友好关系的印度共和国——边境上最近发生的事件表示非常遗憾”，“如果目前的边界争端能够通过友好谈判得到双方都感到满意的解决，我们将会高兴。”赫鲁晓夫的演说，仍然对中印边界冲突采取了貌似“中立”而实际偏袒印度的立场。

    塔斯社声明和赫鲁晓夫的讲话实际上是偏袒印度，中国和苏联是同盟国，在当时世界上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苏联采取“中立”的立场，实际上就等于不支持中国。关于这一点，就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都看出来了，他在评论塔斯社声明时说：“它不是站在中国方面的。”9月13日，即塔斯社声明发表不到一周，苏联同印度就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给印度3.75亿美元的援助，其数额比原计划多了一倍。这就不难看出，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究竟站在哪一方。

    塔斯社发表声明，果真只是为了表示“遗憾”吗？事实并非如此，它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消除中印边界冲突给即将举行的美苏首脑会晤、给赫鲁晓夫的东西方缓和政策带来的某些所谓消极影响。赫鲁晓夫认为，中印发生冲突，对他的美国之行十分不利，给他正在寻求的美苏缓和政策设置了障碍。所以，塔斯社声明不仅驳斥了西方一些政治集团、舆论界，尤其是美国的一些人士利用中印冲突大做文章，企图阻止国际局势的缓和进程的言论，而且赫鲁晓夫还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极其武断地认为是“毛本人挑起同印度的纠纷。他发动了同印度的战争，此刻他想把苏联拖进这一冲突”。赫鲁晓夫这样做，无非是向艾森豪威尔表明，他赫鲁晓夫本人同中国人不一样。

    赫鲁晓夫在访美之前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把中苏分歧公开化，说明了赫鲁晓夫对中国的不满和不信任，一心一意追求美苏合作主宰世界。

    四、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

    赫鲁晓夫不顾中国的再三劝告，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将中苏两国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分歧公诸于世。使中国领导人更不能容忍的是，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局势下，赫鲁晓夫竟然公开支持资本主义国家，袒护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9月底，当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就中印冲突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9月28日，赫鲁晓夫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到莫斯科。30日，赫鲁晓夫便匆匆忙忙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庆典。这是赫鲁晓夫第三次访华，也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

    赫鲁晓夫在中印冲突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中国领导人心中投了一层阴影，大大地伤害了两国之间的感情。关于这一点，赫鲁晓夫自然很清楚。他回忆说：“1959年中印之间爆发了战争以后，对于飞往北京我是丝毫不抱热情的。我知道中国人会按照礼节来安排对我的正式欢迎，但我并不希望他们会像1954年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那样以兄弟般的好意来迎接我。由于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这种热情已不复存在，它已被冷遇所代替，而这种冷遇，我一到北京就感觉到了。”

    到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陈毅，赫鲁晓夫对迎接场面作了这样的描述：“表面上每个人都极有礼貌，但我能感到他们对苏联和我个人充满着愤怒。”

    10月2日，中苏双方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中印冲突问题是这次会谈的一项主要内容。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国人开始质问我，苏联为何发表这样一个关于中印冲突的声明。毛讲了一两件反对我们的政策的事，但除了陈毅外，别人多半是沉默。显然，他们事先安排好了自己的角色。”

    陈毅心直口快，毫不客气地批评了赫鲁晓夫：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你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儿，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而且又是资本主义国家挑起的，你不但不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批评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国家。你们的塔斯社声明就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

    面对陈毅的指责，赫鲁晓夫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对尼赫鲁先生的评价有点不同。他即使是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但除共产党外，他是印度最进步的领导人。他的政策一直是坚决主张中立和反帝的，他与巴基斯坦不一样，没有同美国人签订任何条约。如果尼赫鲁被推翻了，你可以相信：更反动的势力将要掌权。因此，为什么要同尼赫鲁疏远或削弱他在自己国内的地位呢？”

    赫鲁晓夫认为，尼赫鲁“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主义者。即使他不采纳马克思主义，他确已开始向社会主义方面作出暗示和姿态”。

    赫鲁晓夫为何如此看待尼赫鲁？这涉及苏联同印度的关系。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曾访问过印度，从这以后，苏印关系有了迅速发展，苏联给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赫鲁晓夫说，他们这样做，只是希望为苏联同印度的关系建立友谊和互相信任的基础。为此，苏联不仅贷款给印度建立工厂，而且还无偿地提供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和灌溉设备给印度。赫鲁晓夫对印度实行的政策，无非是想让印度跟着苏联走。正如赫鲁晓夫自己所说：“如果我们不那样采取行动或公开发表声明，我们只能把印度奉送给美帝国主义者。”

    而且，在赫鲁晓夫看来，尼赫鲁在“奉行一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这同赫鲁晓夫宣扬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总政策相一致。所以，赫鲁晓夫把尼赫鲁看做是“一位宝贵的朋友”。

    正是由于苏联在“印度的特殊利益”，使得赫鲁晓夫在中印冲突中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他认为“毛本人挑起了同印度的纠纷”，是“中国突然对印度发动侵略性军事行动”，所以，赫鲁晓夫觉得“毛应该受到责备”。相反，他称“尼赫鲁是一个明白事理和热爱和平的人”，即使尼赫鲁是“一个军国主义者，他也会相当现实地知道，印度要进攻中国，那是太弱了”。

    为了说明中国不应该同印度发生冲突，赫鲁晓夫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因领土的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为此，他还特意举了苏联是怎样解决同土耳其和伊朗的边界争端的例子，说“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超过5公里或少于5公里，这不重要。我可以举列宁的例子，他把卡尔斯、阿尔达甘、阿拉拉特给了土耳其。直到现在，我们的外高加索还有一部分人对列宁采取的这一措施不很满意。但是我认为他的行动是正确的”。

    关于苏联同伊朗边界争执问题，赫鲁晓夫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在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对伊朗作了重大让步。对他们的要求，有一些我们作了妥协，另外一些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我们签订了一项议定书，在地图上确定了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分界线。”

    举了这两个例子后，赫鲁晓夫开始指责中国领导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外交，不是战争。”赫鲁晓夫还发表了一番奇谈怪论：“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的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样一些小块的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

    针对赫鲁晓夫的谬论，陈毅理直气壮地驳斥说：“你说得完全不对。”“我们需要那块土地，于法于理它都是我们的。英国人把它从我们的手里夺走时，印度还是他们的殖民地。”周恩来也明确地指出，我们不占人家的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干丧权辱国的事情。

    赫鲁晓夫仍然强调他的观点，认为要团结尼赫鲁，“我们不同意中印之间发生冲突”。

    陈毅勃然大怒，义愤填膺地说：“中印边境冲突，他们是侵略！”

    赫鲁晓夫被陈毅的气势吓住了，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儿来，脸红脖子粗地对陈毅嚷道：“干什么？比军衔，您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是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陈毅不示弱，继续说，“你不对的，我们当然不听。”

    会谈气氛相当紧张。赫鲁晓夫根本不理陈毅说的话，继续为印度辩解，“谁先开枪，我们不知道，要看是谁被打死了”，“反正印度人被打死了”，“你们采取的方法，只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印度站在中立立场”。赫鲁晓夫还认为：“在中印冲突中，正义和真理在印度一边，而不在中国一边。”

    赫鲁晓夫不仅在道义上偏袒印度，而且还在物质上援助印度，卖给印度8架四引擎军用运输机、几架米格-21战斗机及直升机等。苏联同印度在军事上的合作给印度人壮了胆，使其肆无忌惮地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并酿成1962年10月的冲突。

    当冲突发生后，苏联不仅继续提供各种武器给印度，而且还为印度辩护，攻击中国。当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我们完全没有这种想法，即印度想同中国打仗。”“中国单方面停火，后撤，当然很好，但是，中国部队当时不从原有阵地前进，岂不更好？”

    赫鲁晓夫对中印边界冲突所采取的立场，影响了中苏关系。1959年12月，毛泽东在谈到国际形势时说：“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9月两党交换文件，10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他还说：“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此后，中苏之间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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