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夫

    新中国成立之初，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抗法战争还处在战略相持阶段。法军占领了城市、交通要道、沿海港口，蚕食分割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法根据地，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在敌强我弱、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共中央根据越共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请求，做出了援越的重大决策。先派罗贵波为党中央联络代表，赴越沟通两党关系，调查了解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中央确定对越南帮助的方针和计划。接着派以韦国清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方训练、武装部队和作战，后又派陈赓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越南，帮助越军组织实施边区战役，于1950年10月间取得边界战役重大胜利，使越方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越北中央根据地不断得到扩大。越共中央为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决定开展土地改革。中共中央又应胡志明的请求，从中南、华东、华北三区中调一名省委副书记，各调一名地委书记和三名县委书记，赴越帮助他们开展土地改革。党组织决定派我参加这支负有艰巨和光荣使命的援越队伍。

    接受任务前后

    1953年，我担任中共沂水地委书记，6月在济南参加中共山东分局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分局组织部负责人找我谈话，说分局决定将沂水地区与临沂地区合并，调我参加中国赴越政治顾问团任土改顾问。我当即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并按组织要求随后在济南做了体检。

    7月初，我交代了沂水地委的工作，10月就带警卫员江玉泉一起到了中央组织部，报到后我们的组织关系遂由中组部转到中联部，并安排我们住进中联部招待所。这时已有数名赴越帮助土改的干部在这里集结。记得中南地区的干部全是从广西调出的，有乔晓光（广西省委副书记，任土改总顾问，后任政治顾问团副团长，先我们一步赴越），王浩（地委书记）、林克武（地委副书记）和肖寒艳、马平、杨武成、张志民、张士俊等；华东地区除我外，有沈云（浙江绍兴县委书记）、邵晋潘（江苏松江县委书记）、涂竹溪（安徽六安地委科长）。

    约两日后，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召见我们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原准备请少奇同志接见你们和讲话，因他抽不出身来，就叫我向同志们讲讲。王部长讲了党中央、毛主席应胡志明要求派赴越土改顾问的决定后说，党中央派你们赴越帮助土改，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越南现在进行抗法斗争，你们是到他们的根据地帮助发动群众，开展土改运动，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巩固根据地，这是支援他们尽快夺取抗法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王部长在强调我们这次赴越的重要性时还说，中国与越南唇齿相依，两国人民在历史上就有着密切的联系。越南是我国的南大门，我们援越抗法，既是为了兄弟国家民族的解放，又是为了保卫我国的安全。我们派军事顾问团协助他们训练、武装部队和作战是重要的，派你们赴越帮助土改也是重要的。王部长在讲话中对我们赴越后的工作提出了原则要求，他说，我们党与越南共产党是兄弟党，是同志式的关系，要平等友好相处，不要以大国、大党自居。中央要求你们最重要的是与越南同志搞好关系，赴越后要做到：关系第一，工作第二。因你们是顾问，就是参谋，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领导，但不要包办代替；要谦虚谨慎，严守纪律，尊重越南人民的风俗习惯。他还强调指出，越南有越南的国情，要从该国的实际出发，不可照搬我国的土改经验。你们提建议要着重有关方针、政策和原则性的问题，对方若有不同意的，也不要强加于人，要注意同他们多商量。王部长在讲话结束时说，从华北抽调的四位同志还未来到，就不等了，你们可以先走。并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我们都表示，请中央放心，一定按中央的指示要求做，并提出可否在赴越沿途参观一下，以便向越南同志介绍我国的情况。他当即表示赞同。

    7月18日，我们启程赴越。中联部根据我们的要求，安排我们乘火车走京沪线，经南京、上海转道杭州、株洲、桂林抵南宁。出发前一小时，我忽然吐血，中联部负责接待我们的同志对我说，到南宁后去医院检查一下吧。票已买好，不好退了，这样我就带病上路了。

    沿途，我们参观了上述各市的市容和工厂、商店及山水名胜古迹，到南宁后我经医院检查和拍片诊断，是浸润性肺结核，建议休息治疗。当时这种病还属很难治疗的疾病，大家都很关心，建议我马上回北京治疗。我说战争时期咱们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工作战斗是常事，也曾带病工作，战胜病魔。现在为了执行援越任务，已经到了边境，就再上越南抗法战场上经受一次考验吧。

    我们继续前行，于7月底抵达靠近友谊关的凭祥县，这里设有转送援越军用物资的兵站。我们到后，兵站的负责同志说，这里去越共中央驻地有两条公路，一条是经友谊关走越南的谅山省，一条是经水口关走越南的高平省。还说最近法军飞机轰炸过这两条公路，投放了定时炸弹，企图封锁我运送援越物资。你们最好在这里停留两天，看看情况再决定入越时间。

    过了两天，我和王浩、林克武见无什么情况，即商定于当晚乘汽车出友谊关入越。不巧，我们出友谊关后，天就下起了大雨，又是山路，泥泞难行，一夜仅走了三四十公里。为防敌机空袭，黎明前我们便在公路旁一个有树林的村庄隐蔽了下来，于第二天晚上终于到达邻近越共中央驻地的我政治顾问团所在地。

    为实行“双减”和土改作准备

    我们到达目的地休息了两天后，驻越总顾问、政治顾问团团长罗贵波和副团长乔晓光召集我们谈了越南抗法根据地的区情况和他们与越共中央研究的“群运计划”。对越南根据地情，罗贵波介绍说，目前有越北、西北和南方三个联区，联区下省，越北联区主要有太原、谅山、高平等省，西北联区主要有宣光、山西、富寿、安沛等省，四联区（南方）主要有清化、河静、义安等省。这三个联区只有越北和西北两个联区连成一片，与我国广西、云南两省的边境接壤，均是山区；四联区位于这两个联区之间，因有河内、南定等敌占区相隔，联系的通道要经老挝、柬埔寨边界，越南同志称其为胡志明小道。在谈到与越共中央研究的“群运计划”时，罗贵波说，我们双方认为目前在根据地内进行土地改革条件还不成熟，主要是越南全国还处于战争环境，根据地的农村未划定阶级成分，干部没有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基层党组织不纯，群众缺乏阶级觉悟等。但我们双方都认为必须抓紧进行土改，决定采取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以下简称“双减”）；第二步是在第一步的基础上，逐步将土改运动展开。但第一步非常重要，我们已帮助越南搞了几十个行政村的“双减”，我们务必协助越南同志把工作做扎实。要通过“双减”和增加雇工待遇，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发展和整顿改造好党、政、群基层组织，摸清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使各级干部在斗争中得到锻炼提高，树立起基本群众优势，削弱地主封建势力，以有力支持抗法战争，为第二步搞土改打好基础。这两步不能截然分开，要穿插进行。在“双减”搞几期后，就可以一方面继续开展“双减”，一方面在已“双减”过的地区分期分批进行土改，使运动由浅入深，积极稳妥地发展，以适应越南整个形势与任务的要求。

    中国政治顾问团帮助越共中央制定了两个开展“双减”的文件，一个是“双减”条例，其要点规定在平分基础上实行“二五”减租，对放高利贷者实行“分半”减息，增加雇工待遇，使其工资达到能养活一口至一口半人的标准。另一个是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基本上是参照中国土改中划定阶级的办法制定的：一、占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等不劳而获的为地主。二、占有多量土地、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也剥削农民劳动，超过其家全年总收入的25%或自己参加主要劳动的同时，经常雇用两以上长工者是富农（每年雇用零工或月工达120个劳动日即相当于一长工）。三、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不超过其全家全年总收入的25%的是中农或富裕中农。四、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部分劳动力的是贫农。五、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是雇农。六、孤、寡、独、残等丧失劳动力而出租土地的为小土地出租者；医生、小学教员等家有少量地，不能兼顾耕种而出租或雇人耕种者为自由职业者。七、地主、富农子弟参加越南解放军、立场坚定的都定为革命军人，牺的为烈士，其家庭为烈军属，本人可分得一份与农民同等的土。对文件的贯彻实施，实行以行政村为单位，在村政权的领导，分别召开村民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自报公议，民主评定，许其申辩，三榜定案，报乡一级政府批准。

    在帮助制定这两个文件中，我们政治顾问团还帮助制定了农民协会（以下称农会）章程（试行草案），使农会通过运动，壮组织和强化其作用。同时我们还向越共中央提出了整顿发展基党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建议。

    越共中央对将开始的“双减”工作非常重视，总书记长征、治局委员黄国越于运动展开前特来顾问团看望我们，并和我们起座谈商定了第一期“双减”工作的部署，决定三个联区各抽调400名左右干部组成三个工作团，在各区的40个行政村展开工作。我们政治顾问团负责协助土改的同志，除少数同志留在顾问团团部工作，大部分到了三个联区工作团。我被分到了越北联区，工作团团长由联区民运部长黄友仁担任，我任顾问，邵晋藩任助理顾问，在太原省的40个行政村进行；王浩和沈云、涂竹溪等人被派往西北联区工作团，分任顾问和助理顾问，在山西省和富寿省的40多个行政村进行；林克武和另两名干部派到南方四联区，在清化省的40个行政村进行。约在10月间，中共中央从华北抽调来的地委书记王乐天与三名县级干部到来，顾问团除从中派王达到我处任助理顾问外，其余三人赴四联区工作团工作，先期去的林克武即调回顾问团团部工作。

    “双减”工作的展开

    越北联区工作团与其他工作团一样，全团干部经一周学习培训，制定了工作规则，要求做到与群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站稳立场，不吃请，不收礼。

    工作团干部住进村后，始终贯彻深入发动群众的方针，既防止包办代替，又防止放任自流，使运动扎实健康地开展。工作大致是分四步展开的。

    第一步，展开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干部进村后，在发动群众中首先到苦大仇深的贫雇（佃）农中，进行扎根串联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从中培养积极分子，形成骨干力量，并依其深入了解全村各方面的情况，建立健全农民协会委员会。然后通过农会组织召开全村群众大会，说明我们工作团干部的来意，宣传党和政府的双减方针政策，提高广大群众对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的认识和觉悟。已摸清是地主的，我们住村的干部也召集他们当面讲清党和政府的政策、规定，要他们老实遵守，不许收买群众和抗拒、破坏。第二步，划阶级，定成分。这一步基本上是按照文件规定的要求进行的。由于住村的干部工作做得较深较细，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第三步，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住村干部的领导帮助下，由农会组织主持召开村民大会，对地主进行了说理斗争。许多贫雇农被逼卖田卖房、卖儿卖女和被逼致死的血泪控诉，使众人也不禁泪下，全场一片哭声。地主在铁证面前也不得不低头认罪，一再保证按规定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贫雇农也表示积极搞好生产，如数缴纳租息，双方并签订合同，由农会监督执行。在这些村有力地壮大了贫雇农的力量，削弱了封建地主的势力。第四步，发展、整顿、建立、健全基层党政群组织。在这一步工作中，首先对农会进行了整顿加强。由工作团的干部向住村群众讲解农会章程的总则，使他们懂得农民协会的性质、任务和当农会会员的权利、义务等。还向他们说明了加入农会须经行政村农委会批准方为会员的申请程序。在住村干部的宣传引导下，不仅雇农、贫农积极参加，一些农村的手工业者、工人及贫苦的知识分子和中农也纷纷申请参加，村农会很快得到了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遂对行政村农会委员会进行了充实调整，不仅选举苦大仇深、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在群众中有威信的贫雇农参加村农会的领导班子，还在我们顾问团的建议下，吸收了一定比例表现好的中农或其他方面人员担任了村农会的委员。其后又相继整顿发展了妇救会、青救会、民兵、自卫团等群众组织。整顿改造了村政权，清除了地主、富农分子，充实了坚强可靠的贫雇农出身的成员，也吸收了中农代表参加。对于越共基层党组织整顿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形势任务教育、阶段教育和怎样做一个越共党员的讨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其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纪律上提高认识，清除了混入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坏分子，发展了一批“双减”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调整充实了支部委员会，有力地加强了党的基层建设，提高了战斗力。从而使树立起来的群众优势得到了巩固、加强和保证。

    在第四步工作进行中间，我与在西北联区工作团任顾问的王浩，于10月下旬回顾问团团部，向罗贵波、乔晓光等汇报了我们两处的工作，汇报后研究确定起草三个向越共中央建议的文件。一个是关于第一期“双减”工作的情况经验及第二期“双减”工作的部署意见，由王浩起草；另一个是关于第一期“双减”工作的总结评比，由我起草，乔晓光改定；再一个是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双减”工作开展，由我完成。在这个文件中，根据我们的经验和在越北联区工作中了解的情况，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双减”工作的开展，应采取各民族群众一起发动的方针。各民族的群众都是受其民族的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压迫和剥削，是一家人，要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与地主恶霸进行说理斗争，干部要依靠各民族的贫农扎根串联，发动群众。农会委员会与其他组织领导成员中，要吸收各民族的贫雇农、中农及其他方面人员参加，不可偏废。

    完成文件后，我即回到了工作团。当第一期“双减”工作结束后，全团按照越共中央的指示要求，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总结评比。在这次评比中，采取了上下结合的方法，在总结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也正视存在的缺点与不足，表彰了先进组织和个人。通过这次总结评比，普遍提高了全团干部的工作水平，为第二期“双减”工作的展开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团干部在下边工作生活比较艰苦，在全团干部集中总结评比期间，越方杀猪宰牛，改善大家的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团干部的工作热情和做好工作的信心。这期“双减”结束后，邵晋藩被调到西北联区任工作团助理顾问。

    从1953年11月至1954年5月，先后在太原和谅山、高平省进行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双减”工作，为土改工作的展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三期“双减”工作中，为了实事求是更好地帮助越方工作，我和助理顾问不仅定期听取工作团的综合情况汇报和工作团巡视员到基层了解的情况汇报，还经常深入到住村干部工作组和群众中了解情况或召开座谈会，也经常在翻译的帮助下看工作组的报告，故能比较及时、全面地了解全团的工作情况，及时向越北工作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但也有的工作团顾问不注意工作方法，被越南同志称为像“刀子”和“锤子”。

    土改的展开与结束

    在我们政治顾问团协助越南在抗法根据地开展三期“双减”工作中，越南部队又在我国大规模援助和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组织实施了奠边府战役，于1954年5月7日攻克奠边府，取得了越南西北地区解放的重大胜利。是役也促使日内瓦会议对印度支那停战问题达成协议，越南问题也因此得以和平解决。确定以其义安省内北纬17度划为南北分界线，分界线以南为法军临时驻地，以北为越军驻地。

    越南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后，越共中央在我政治顾问团的建议下，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并相继公布了土地法大纲，阐明了土改的目的、意义和路线、政策。指出，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指出土改是民主共和国推进农村建设的基本工作，是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在路线上，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推动农业生产。在政策上，对富农土地的剥削部分，实行征购；对小地主的土地实行征收，但给他们留出一份与农民相等的土地；对大、中型地主的土地实行没收，同时也分给他们一份与农民相等的土地；对地主家庭的抗战军人和民主人士予以照顾；对工商业实行保护，不得侵犯。

    1954年7月，越共中央抽调了400余名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由政治局委员、全国工会主席黄国越，农业部长黄曰胜，分任工作团正、副团长，进驻西北联区的山西省，在已搞过“双减”的行政村进行土改试点；并计划先在40多个行政村，用两个月时间搞完这期土改试点，然后总结经验，在三个联区根据地“双减”的基础上展开；我们政治顾问团先派帮助党建工作的顾问张德群、后又派我任工作团顾问。这次土改试点，干部进村后大体也是分四步展开的。

    首先，是进行土改教育，培养土改积极分子。干部住进村后在“双减”的基础上，依靠村的党、政、群组织，先在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中扎根串联进行形势教育和谁养活谁的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形成积极分子队伍。尔后召开村民大会，由住村干部向群众宣讲土改的目的、意义、方针和政策。其后，还以村政权的名义召集地主讲话，向他们宣布政府的政策、法令，警告他们服从政府的法令，不准反抗、破坏。同时在已摸清阶级情况的基础上，对现有土地的所有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为实行土改做好准备。

    其次，发动群众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在农会的主持下，召集群众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大会。深受地主压迫剥削的群众在土改积极分子的带动下，纷纷拥到台下，在农会负责人的主持下，一个个登台向地主进行了血泪控诉。有的揭发地主以高利贷为诱饵，把他家几代人赖以糊口的命根子田盘剥了去，逼得全家人背井离乡，使亲人死于逃难之中；有的控诉因灾年交不上地租，被逼上吊、跳井，或卖身抵租；有的以在地主家当雇工的亲历和目睹，揭发地主对其人格的凌辱和对其他雇工与女佣入的毒打与侮辱……使地主在一桩桩、一件件血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按政府的政策交出土地。

    再次，是严格按政策分配土地。对征购、征收和没收的土地与耕畜、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和财产，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分配。为有利发展生产，避免不必要的土地变动，在原耕地基础上，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合理分配土地的原则，适当照顾其中部分原耕农户的利益。对提出的分配方案，通过召开农会和村民大会，进行民主讨论和通过后执行。并规定干部与群众一样，一律不得多分。

    最后一步就是在“双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巩固基层党、政、群组织，发展了一批土改中涌现出的政治可靠，并受群众拥护的积极分子加入越共党组织，大力发展了农会会员、青年、妇女和民兵等群众组织与地方武装。进一步加强了村党支部、村行政委员会、村农会委员会的领导，并在进一步充实健全基层各领导班子中，特别注意吸收了一定比例的中农代表参加，比较好地体现了团结中农的政策。这期土改工作结束后，工作团进行了短期集中学习，总结评比和表彰先进。制定了发展生产的计划，决定在已进行土改的行政村开展生产运动。

    越共中央在取得第一期土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又抽调干部组成两个土改工作团。在第二期土改中，除继续在山西省进行外，又在太原、宣光、富寿等省展开，计划每地每期仍为40多个行政村。这时各联区的“双减”工作第四期已结束，第五期刚开始。在第二期土改开始前夕，我被调任太原省土改工作团任顾问，越方黎新任团长。第二期土改结束后，由于王乐天回国，我于1954年12月被派往四联区清化省帮助进行第三期土改。工作团团长由四联区党委书记朱文边担任，我任顾问，赵希忠、陈大良、刘良荣任助理顾问。在第三期土改结束后，第四期土改工作展开前，我与刘良荣又到河静省土改工作团，帮助土改。越方为加大土改工作力度，四联区又在义安省成立了土改工作团，派陈大良前去任顾问。在琼流县沿海几个渔民乡，进行土改试点，派赵希忠去任工作团顾问，以便取得经验，指导沿海渔民乡、村的土改工作。

    在第四期土改结束时，越南老区基本上都开展了“双减”，在此基础上大部村庄也进行了土改。这不仅使老区基本上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特别是获得土地的老区人民，政治和经济上得到翻身，在欢庆抗法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也真正当家做了主人。至此，我援越政治顾问团于1955年9月，奉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回国。越南劳动党（后改为共产党）授予土改纪念章一枚，越南劳动党二级劳动勋章一枚，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自由徽章一枚，表盘刻有胡志明头像的瑞士表一只，当我们回到北京后，正逢国庆六周年，中联部安排我们在天安门前的观礼台观看了国庆游行。嗣后走上新的工作岗位。

    四次见到胡志明主席

    在越南工作的两年中，我前后四次见到深受越南人民爱戴的领袖胡志明主席，并从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越南同志介绍中，对他的革命生涯有了些了解。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一位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在他革命的一生中，足迹遍及欧、亚、非、美等地，而在他的海外革命生涯中，到中国的次数最多，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早在1922年，他就在巴黎结识了旅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其后，在我们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他多次来到中国，在广州、香港、上海、延安、华南、西南和中越边境，一面积极参加我党的革命活动，一面为越南革命做宣传、组织和培养干部工作。越南独立以后，特别是1954年印度支那和平恢复，他于1955年元旦率领中央政府还都河内，以后又多次来到我国访问、度假、治病等，给我国人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同时他对我国赴越工作人员的热情支持和关怀，也令我终生难忘。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胡志明主席，是在1953年8月中旬，时值我们政治顾问团担任土改顾问的同志，将分赴各抗法根据地工作团帮助开展“双减”，他抽空到顾问团驻地看望我们。那时，他已60多岁，蓄有长须，身材细高，容貌清瘦，拄着一根竹手杖，使人感到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在讲话中首先向我们中国到越南帮助工作的同志表示欢迎，然后讲了在越南抗法根据地实行土改的重要性。指出，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扩大我们抗法根据地的根本保证，也是解放全国、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重要工作。你们都是从中国来的这方面的工作专家，中国的土改经验是适合越南的，希望你们有什么意见随时提出，不要客气。他还说，我们还处在战争时期，条件很艰苦，但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告诉我们，尽量解决。当他看到我们顾问团的工作人员中有几个青年同志时，还用中国话幽默地说，你们青年干部如果有没找对象的，希望找个越南姑娘带回国。一下逗得大家笑了起来。他的讲话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使我们深受鼓舞。

    第二次见到胡志明主席，是这年我国国庆节那天。事前，我回顾问团团部汇报工作，迎来了我建国四周年国庆。这天天气晴朗，瓦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苍翠的修竹密林，在太阳照射下一闪一闪，使团部周围的群山，在战争的环境中透出了几分祥和。约上午10点，胡志明主席为了祝贺我国国庆，来到我顾问团机关驻地，我军政两顾问团团部机关工作的干部人员集合到就餐的饭棚，热烈欢迎胡主席到来。一场由邻国元首参加的庆祝我国建国四周年国庆会，就在这邻国的丛山密林中举行。会议在我驻越总顾问罗贵波主持下开始，胡主席在我们的热烈掌声中即席讲话。他说，今天是中国的国庆节，我代表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对贵国人民的这一光辉节日表示热烈的祝贺！当他讲到新中国成立的伟大意义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强大了社会主义营，也使我国的抗法斗争有了坚强可靠的依托和强大的后盾，一步增强了我们夺取这一战争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讲到两党国的关系时他说，我们和中国是邻邦，山水相依，我们的关系同志加兄弟。最后他深情地说，我们感谢中国对越南的大力援，感谢同志们不畏艰难牺牲来帮助我们工作。他的讲话在不断起的掌声中结束后，罗贵波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对越南人民在胡主席和越共领导下，不断夺得抗法斗争的重大利表示热烈的祝贺！对胡主席为我国国庆的祝贺表示感谢！对主席关心、重视、支持我顾问团的工作表示敬意。这次庆祝会时间虽很短，且无任何准备，会议开得却十分亲切、热烈，胡主与我们告别时，大家都用崇敬的目光目送着他。

    我第三次和第四次见胡主席，中间隔了不长时间，记得1954年8月下旬，我正在顾问团团部研究工作，8月24日这天上午，突然通知说胡主席来看我们。当我们集合起来，胡主席在顾问团副团长乔晓光陪同下前来与同志们一一握手，亲切地说：“同志们苦了。”我们都鼓掌欢迎和感谢。然后胡主席与我们合影留念。

    由于越南问题得到和平解决，随着越南局势的发展和需要，我军事顾问团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相继分批撤离回国，我国政治顾问团遂改为中国援越专家团，我们任土改顾问的同志改为群众工作专家，一律改着便装，警卫工作改由越方负责，带去的警卫人员均撤回国内。在这期间，罗贵波奉命回国后，改派为我国驻越南第一任大使，派方毅任援越专家团团长，乔晓光任副团长。

    罗贵波领受新的任职赴越后，于9月1日向胡志明递交了国书。为了庆祝中越两国关系步入新的阶段，我大使馆即以罗贵波大使和夫人李涵珍的名义举行招待酒会，邀请越南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政府总理范文同、国会主席孙得胜、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与各部部长及有关人士出席，我们援越专家团的部分同志也被邀出席了酒会，我第四次见到了胡主席。

    这次酒会，不仅是一次充满着中越两国兄弟般友谊的盛会，也是一次庆贺越南人民抗法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聚会。罗大使和胡主席相互致词，其亲切、友好、热烈之情，至今使我记忆犹新。罗大使在祝酒词中说，越南人民在胡主席和他的战友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特别是近几年的抗法战争，终于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扩大了社会主义阵营，具有世界意义。我们中国人民视贵国革命的胜利如同我们自己的胜利。在这里我向越南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今后贵国的革命和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祝你们取得新的胜利和更大成就！同时，诚恳希望对我们大使馆工作给予支持和帮助，以利把工作做得更好。在此，我提议为中越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为胡主席和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干杯！

    胡志明在致词中说，我们今天的胜利是与兄弟的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真诚大力援助分不开的。新中国一成立，就宣布与我们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又派罗贵波同志来任首任大使，我代表越南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对罗大使的到任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尽力协助贵国大使及使馆人员做好工作，现在让我们共同举杯，为越中两国友谊之树长青，为与会的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干杯！

    相互致词后，胡主席与罗大使热烈握手拥抱，全场人员在一阵热烈掌声之后，频频举杯相庆。自始至终，胡主席神采奕奕，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次新的考验

    我带病赴越后，可能是陪我们同行的中联部那位同志回北，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我的病情，不久中联部就给顾问团发来了电报，指示如我不能坚持工作，可回北京。顾问团副团长乔晓光求我的意见，我坚定地说，既然来了，就要完成任务。他即根我的意愿电告了中联部。

    尽管肺结核在当时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由于在长期的革命争中对生死都置之度外，也就没有怎么在意。再加一投入工，紧张起来也就不在乎了。

    在越工作的两年中，有一年多是在越北密林中度过的。这里亚热带气候，夏天阴雨连绵，潮湿得很，对我们北方人来说很适应。再加蛇、蝇、蟥、蚊特别多，住的又是在树林里搭起的木框架房，墙是竹批做的，顶盖是葵叶。在这种条件下，中午晚上睡觉都不能离开蚊帐，还每天按时服防疟疾药。蛇也常见到，有时人睡在床上，蛇就盘在床下，人起来它也闻声而走。使不能提防的是树上的蛇，一次，邵晋藩午睡起来到房外洗脸，突然一条蛇掉在他跟前，把他吓得不轻。最使人讨厌的是蚂蟥，树下走路，常有蚂蟥从树上掉到身上吸血。当时法国飞机经常河内、海防等地出动，飞至太原、谅山及友谊关或高平、水口等地区的城市、村镇和交通要道进行轰炸、扫射，妄图封锁我国对越南军用物资的支援和摧毁越南党政军领导机关。每遇此况，我们就隐蔽到住地附近的防空坑里，蚂蟥也乘机爬到身上，等敌机飞走，它也吸血跑了，只留下痒痛叫你难受。

    艰难、困苦、险恶的环境，对我们这些经受长期战争考验的革命者来说，早已习以为常，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因此得以光大发扬。一天晚上我与越方黄友仁骑自行车去太原城南边的村庄刚住下，第二天召集邻近几个工作组组长开座谈会，却又碰上敌机空袭。等到敌机狂轰滥炸走后，我们顿觉腿上发痒，一看尚有血迹，与越南同志开玩笑说：敌机来偷袭，蚂蟥这小子也来钻空子了……

    还记得1954年春节时，我们正在农村帮助搞“双减”。看到在“双减”中获益的群众，正欢天喜地忙着过年，一种说不出的快慰一下驱散了长期以来的艰辛与劳累。在随工作组走访中，深感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家家屋内墙上贴着用中国字写的“人口平安”、“四季发财”等春贴，也烧香供祖等。有些古寺庙的大门、亭榭上，刻的是中国字楹联或匾额。据越北联区党委阮副书记说，原先每个乡都有一座孔子庙，他30年前少年时代读的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孟子》、《论语》等当时中国流行的教科书。说话间，他还将《孟子》中的一些片段背诵给我听。也由此激起了我们的谈兴，他并要我做诗。我即乘兴吟道：群山森林密/常年一片青/抗法中国助/迎客住林中/木架简易房/竹墙葵盖顶/蛇、蟥、蚊虫多/挂帐方睡宁/云雾笼村舍/周边香蕉丰/稻田到处是/杂粮亦稍种/实行“双减”后/大众收益丰/抗法夺胜利/为民获新生。

    虽受蚂蟥、蚊虫袭扰和敌机轰炸，由于是顾问工作，比国内工作相对单纯轻松，我便抽空系统地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部分马列著作与《斯大林全集》，还重新阅读了《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等，使我获益匪浅。

    在越期间，至今想起来还使我难过的是母亲的去世。1954年5月初，顾问团接到我父亲发来的电报，说我母亲病危，要我速回。顾问团当即批准我回国探母，并准我休假两个月。我于5月上旬赶到家时，母亲刚停止呼吸。我握着母亲的手，看着母亲的遗容，想到再也看不到她了，禁不住失声痛哭……

    母亲一生忠厚朴实，勤劳善良，襟怀大义，不畏邪恶。是她和父亲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供我求学直至济南乡师。使我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家乡新泰发动组织抗日武装，父母给了我莫大的支持，特别是母亲，对凡是我联系到家中的同志都热情接待。我带着部分同志参加省委领导的祖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为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在长期从事地方工作中，我家成了联络站，不断送往迎来我地方工作的干部，知道大家艰苦，便做点好饭给同志们吃，亲如家人。后来环境恶化，家乡成为敌占区了，敌特、汉奸常到我家逼我父母做瓦解我的工作。敌人在遭到他们二老的一次次拒绝后，就把我父亲抓去做人质。母亲没有被敌人的险恶用心所动摇，捎信让我千万不要牵挂，但她为了救父亲，卖地赎人在所不惜。我赴越前回家看望已数年不见的父母时，因出国是保密的，我只说要到南方工作团（顾问团代称）工作，以后离家就很远了。父母则说，自古以来忠孝就难能两全，再说现在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更不必记挂我们……

    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后，我便辞别年迈的父亲等长辈和叔兄弟们，如期返越了。失去母亲的悲痛虽常常袭上心头，但每想到母亲生前为革命所作出的奉献和对我的叮嘱，工作、学习也更加努力了。

    在越工作的两年，对我个人来说，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也使我经受了一次新的考验和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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