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一股闷人的油烟气味从伙房里弥漫出来，强烈地刺激着周佛海的嗅觉，他边阅读朋友的来信，边连连打着喷嚏。他见妻子杨淑慧系着围裙走进来，放下手中的信件，轻声问道：“饭菜准备得怎样了？”
“十二道菜已经做好八道，余下的四道菜，刘妈和大师傅正在做。”杨淑慧一眼见到信封上的字迹，心中一喜：“是日本朋友写给你的信，我可以看吗？”
“你当然可以看。水谷长三郎先生还在信中向你致意哩！”周佛海眼睁睁地呆在椅子上，陷于沉思中。是的，水谷在信中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他得慎重思考一番。
水谷是周佛海在日本京都大学的同学，因为两人都生于一八九七年，又结为同庚兄弟。水谷现任京都地方劳农大众党委员长、日本众议院议员。他在信中写道：“帝国政府一月十六日的声明和十八日的补充声明发表以后，在日本朝野许多有声望的人士中，支持贵国汪精卫先生出面主政的呼声越来越高，几乎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对此，不知同庚阁下有何见解和打算？”
“你有何见解和打算？海哥！”杨淑慧看了信，微偏着脑袋关切地问。她三十四岁，比丈夫小六岁，与陈璧君一样以哥称夫。
人在一生中总会面临几次命运的交叉路口，往往一步之差，就会遗恨终身。周佛海还来不及做慎重的思考，他不可能立即做出明确的答复。他想到中午宴请的国民党考试院长戴季陶，是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汪精卫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西山会议派骨干分子，悄声嘱咐妻子说：“水谷先生在信中说及的问题要绝对保密，对戴院长也如此。”
杨淑慧温情地点点头。她身上的墨绿色软缎旗袍本来很干净，但却解下围裙一个劲地扑打着灰尘。她想到戴季陶妻子钮有恒比她大十二岁，每次来她家做客都打扮得十分妖艳，自己更应该打扮一番，就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镜子，擦水粉，描眉毛，涂口红，然后戴上金耳环和珍珠项链，起身来到丈夫跟前，嫣然一笑，娇柔地问：“怎么样？”
“好看，好看。”周佛海漫不经心地说。他的思想仍然陷在水谷的信中。
“戴院长夫妇怎么还没有来？该不会失约吧！”杨淑慧看看手表，已是上午十一点五十分。
“不会。”周佛海从沉思中解脱出来，侧着耳朵谛听了一会，“你听，轿车声音，来了！”说罢，偕妻子来到庭园的地坪里迎接客人。
轿车一停，周佛海大步跨过去，拉开车门，把戴季陶和钮有恒迎出来。
宾主两对夫妇一入席，女佣刘妈就端上来一盘盘佳肴美味。“佛海！你有点神经病吧。”戴季陶用一口地道的四川广汉口音微笑着说，“这么大盘大盘的山珍海味，我们四个人怎么吃得了呀！”
“是呀！就是十个人也吃不了啊！”钮有恒那经过描绘的眉毛微微向上一挑，耳垂上的两挂金耳环，随着她的脑袋的微微摆动而闪闪发光。“这么丰盛的款待，实在太感谢了！”
戴季陶马上接腔：“如此优厚款待，我只好用《诗经》中‘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的诗句来感谢了！”
“款之不恭，待之不敬，还得请戴院长夫妇原谅。”周佛海态度诚恳，语气亲切，“我多次说过，戴院长对我指破迷津的深情大恩，没齿不忘！”
“我也多次说过，那是你本人迷途知返！”戴季陶爽然一笑，笑得情真意切。
这里说的“指破迷津”和“迷途知返”，是指十四年前周佛海脱离共产党的一段叛徒史。
周佛海，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在日本求学，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料，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和京都大学经济系。当时的日本，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澎湃，在京都大学又直接受到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教授的影响，因此周佛海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还翻译了《社会主义概论》一书，经河上肇校阅后，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张东荪主编的《解放与改造》上发表了十余篇文章，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一九二0年暑假，周佛海回国省亲，经张东荪介绍，认识了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并参加了陈独秀发起组织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周佛海以日本留学生代表名义出席会议，并担任大会秘书。大会结束后，周佛海重返日本学习，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很快被日本政府觉察而受到监视。周佛海感到害怕和懊悔，就中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一九二四年六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戴季陶，以月薪二百元大洋聘周佛海为宣传部秘书。与此同时，戴季陶以前任中山大学校长的身份向新任校长谢持推荐，又以月薪二百四十元大洋聘其为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聘金优厚，又给予仕途阶梯，因此周佛海对戴季陶感恩戴德，把他当作良师益友，任何事情都向他请教。一九二四年九月初的一天，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来到周佛海家里，转告中共中央对周佛海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的批评和任命周佛海为中共两广区委宣传部长的通知。当天晚上，周佛海就将情况密告给戴季陶。
“请戴部长指示，我该怎么办？”周佛海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戴季陶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你读过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吗？”
“读过。”周佛海点头回答，全神贯注地等待戴季陶继续说下去。
“司马迁在这篇文章里说了句令人深思的话：‘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戴季陶坦然一笑，“你知道，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我在《建国杂志》上发表过《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和《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两篇文章。前者评介《资本论》，后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和当代形势。你曾经两次从日本写信给我，分别赞赏这两篇文章。我也从你的信中发现你的才华。”“戴部长过誉了，说不上才华。”周佛海笑盈盈地说。
“你大概听人说过，我曾经迷信过共产主义，积极支持陈独秀先生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民国九年（一九二0年）八月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我也参加了。”戴季陶满脸懊悔神色，“可是后来，我逐渐明白，以上种种都是历史的错误。”他停了停又说：“因为我发现共产主义要在中国实现，简直是‘戴盆望天’，根本不可能的事！”
“是呀！我也感到渺茫得很。”周佛海心情沉重地说。
“三民主义有哪一点不如共产主义？它是土生土长的，完全适合中国国情。”戴季陶提高嗓子说，“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创立了三民主义这个大业，需要我们奋力守成，如果有现成的大业不守，偏要再去抛头颅，洒热血，去创建‘戴盆望天’的共产主义，又何苦而为？”
周佛海从戴季陶家里回到中山大学宿舍，行坐不安，想把睡熟了的妻子叫醒，征求她的意见，但怕她又闹着要离婚，因为他曾经有过教训。
三年前，周佛海在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认识了正在上海启明女子学校读书的杨淑慧。当时，杨淑慧只十八岁，但两人一见钟情，决心结成夫妻。杨淑慧的父亲杨卓茂曾在美国攻读经济学，是上海的大富商，见女儿爱上了已结婚并生有一男一女的周佛海，便极力劝阻。但是，杨淑慧不顾父亲的反对，偷偷地取走了父亲一笔存款，与周佛海私奔日本过清贫的生活，直到周佛海完成学业才一道回国来广州。杨淑慧到日本不久，因周佛海受到日本政府的监视，才知道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感到不可容忍，马上收拾行李欲与周佛海一刀两断只身回国。直到周佛海表示与共产党断绝联系，才得到她的谅解。如果周佛海说现在还与共产党有联系，岂不会闹翻天！
“你与共产党还有联系，是吗？”杨淑慧一觉醒来，一骨碌坐在床上，瞪着眼睛问。
周佛海心里一惊，心想她是怎么知道的？容不得过多的思考，他赶忙回答：“早在日本就与共产党断绝了往来，怎么还有联系？”
“我问你，那个共产党的两广区委书记找你干什么来了？我不是傻瓜，你瞒不了我！”杨淑慧十分生气，“你有福不享，硬要提着脑袋跟共产党去吃冒险饭，受叫花子苦，那好，我明天回上海，从此，你别想再见到我！”
“哎呀！现在是国共合作，你看国父和戴部长他们，不是经常跟共产党员来往？”周佛海急得头上冒汗了。
“不管怎么样，你马上在报纸上登个脱离共产党的声明。否则，你莫想再得到我的爱情！”杨淑慧威迫一句。
爱情，可真是感情王国里的权威！她能够赋予你高尚的情操和圣洁的心灵，让你荣幸一辈子，也能够赋予你卑下的品格和污秽的灵魂，让你抱恨终天。两天以后，周佛海终于做出抉择，在广州一家报纸上正式发表叛离共产党的声明，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动营垒中的重要分子。
从此，周佛海夫妇与戴季陶夫妇常来常往，亲如一家。
“戴院长，戴夫人，趁热，吃，吃！”周佛海和杨淑慧各撕下一条鸡腿，分别送到戴季陶和钮有恒的菜碟里，然后激动地说：“没有戴院长的拯救，也许我还在蹲监狱哩！”
“过去的误会不要惦记在心上了，如今蒋先生对你很不错嘛！”戴季陶咬了一口鸡腿，边嚼边劝慰道。
一九二六年二月，周佛海经戴季陶推荐投靠蒋介石，被任命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行营秘书、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秘书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机关及其所管辖的江浙和两广地区清洗共产党时，周佛海被逮捕入狱，后经戴季陶等人拿着周佛海登在报上的叛变声明，向蒋介石说项，关押了三个月才释放。周佛海被释放以后，蒋介石对他连说：“误会，误会”，表示歉意。从此，他为了死心塌地投靠蒋介石，奋笔写了《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一书，为蒋介石夺取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制造理论根据，以后又为蒋介石排除异己和反对共产党，写了大量的文章、宣言和宣传大纲，因而深得蒋介石的宠信，当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传部次长和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参与机要，成为国民党中的一位显要人物。
“是的，蒋先生的确很器重我，但我对戴院长的拯救之恩不能忘。”周佛海深情地说。
“这也不必惦记在心上。”戴季陶笑着说，“我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只把你从牢房里救出来，还谈不上造浮屠哩！”
下午两点，周佛海送走了戴季陶夫妇，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书房里，又将水谷长三郎的信看了一遍，联想起董道宁从日本回国后介绍的情况，又一次陷于沉思中。忽然，一阵抽泣声从隔壁卧室里传来，打断了周佛海的沉思，他把信放进口袋，慌忙来到卧室，见妻子坐在床沿边，已哭成泪人。
“怎么啦？你怎么啦？”周佛海双手搭在杨淑慧的两只肩膀上轻轻摇着。杨淑慧的两片嘴唇张开又闭住，嘴里的话被眼泪堵塞着，想说又说不出，一头倒在床上，哭得更伤心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周佛海把妻子从床上扶起来，“你说话呀！”
杨淑慧把在手中捏绉了的信递给丈夫，又倒在床上一个劲地哭着。
信是杨淑慧的父亲杨卓茂通过香港朋友转寄来的。信中说上海沦陷四个多月来，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已经三次向杨卓茂勒索，共要走黄金二百五十两，现钞二百二十万元。最近，日寇华中派遣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又限定杨卓茂在二十天内交出黄金二百两，否则他的生命难保。杨卓茂在信中伤心地写道：“想不到东床身为党国要员，连岳家也照顾不了，这种大官当着有何意义？我不愿再变卖家产出这笔买命钱了，到时准备服毒而一死了之！”
周佛海看了信，焦急不安地在卧室里急踱着步子，两只脚着地沉重得像打硪。作为国民党要员的女婿，没能够给岳家增添财富和光彩，连保护岳家本身的财富也不可能，实在问心有愧！但是，上海在日本人手里，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想到淞沪会战，想到陶德曼关于中日和谈的斡旋。可不是，陶德曼正式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是去年十一月四日，而上海失陷是十一月十二日，这中间有八天时间啊！如果蒋介石对和谈有诚意，八天之内双方完全可以达到停火协议，上海也就保住了，他老丈人也不至于损失这笔巨金和准备自尽！周佛海这么想着，第一次抱怨起蒋介石来。
“不要哭了，我看这么办吧！”周佛海停止踱步，走到床前，又把妻子扶起来，凄然地说，“把我们家的二百两黄金拿出来，托人带到香港，再请他从香港给你父亲拍个电报，告诉他二百两黄金很快送到。我再写封信从香港转寄上海，劝老人切不可轻生。中日和谈停战是有希望的，一旦和谈成功，中国就太平了。”
“和谈，和谈，和谈快五个月了，还停留在两片嘴巴皮上，嗯！”杨淑慧抹着眼泪，不满地“嗯”了一声，“黄金和信交给谁带去香港呢？有可靠的人吗？”“有。”周佛海压低声音说，“高宗武先生明天去香港，但这是绝对保密的，你千万不能传出去。”
周佛海写好信，包上二百两黄金，驱车直奔高宗武家。
丈夫走后，杨淑慧又痛哭起来。不过，这回不是哭父亲的处境，而是哭黄金了。她捧着那只装黄金的木匣子，越哭越伤心。在这个金钱拜物教者的心目中，有了黄金就有了一切：面临厄运时，有了它，可以运转鸿钧，遭到劫难时，有了它，可以化险为夷，处于绝境时，有了它，可以出现阳光大道。尤其是在遍地烽火的抗战时期，黄金更是万能。每当卧室里只有她一个人时，她就悄悄地闩上门，喜滋滋地打开木匣子，当那里面的宝贝向她发射出金灿灿的光芒时，她顿时眼花缭乱，心花怒放，陶醉极了。可现在，只剩下空空的木匣子，许多美好的东西都成为泡影，怎么不叫她伤心呢？
“周太太，宪兵团的周团长来了。”刘妈轻轻敲着门说。
“好！我就来。”杨淑慧擦干眼泪，走到梳妆台前，整理散乱的头发，见自己的两只眼睛哭得像两只红桃子，就找来一副褐色眼镜戴上，然后来到会客室。
宪兵团长周振武原籍湖南沅陵，出生在湘西乾城，是周佛海的远房堂侄，一个月以前被戴笠指控与土肥原贤二有联系，被逮捕关押在武昌军法执行部，后经周佛海在蒋介石面前说情，两天前被释后官复原职。
“婶娘眼睛痛？”周振武透过褐色眼镜片，发现杨淑慧的眼睛有点红肿。
“眼眶有点发炎。”杨淑慧有点不好意思地一笑。周振武打开皮料提包，拿出一把金条递给杨淑慧，感激地说：“这是一百两黄金，敬奉给叔叔和婶娘，聊表寸心。”
杨淑慧心头大喜，嘴里却说：“不必送这么多！好，我拿两条做个纪念。”
“婶娘在侄儿面前不必客气了，请一起收下吧！”周振武想起在监狱中所受的折磨和周佛海的拯救，心情就无比激动。
“那好吧，我收下，等会你叔叔回来，就以你叔叔的名义将它送给蒋夫人。”杨淑慧淡淡一笑，“以后若有什么事，也好再请她帮忙。”
周振武信以为真，恳切地说：“那我一个月以后再送一百两给叔叔和婶娘。”
杨淑慧明知周振武生财有道，却笑着故意说：“你又不开金铺，哪有那么多的黄金！去偷去抢？”
“不瞒婶娘说，有了宪兵团长这张老虎皮，自有黄金来！”周振武在杨淑慧面前毫无隐讳。
杨淑慧把一百两黄金装进木匣里，想到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填补到二百两，高兴了。过了一会，又自言自语地说。“嗬！宣传部次长还不如宪兵团长哩！”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周佛海回来了。随车同来的，还有从香港回武汉的陶希圣。
陶希圣与周佛海是至交。一九二七年，周佛海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秘书时，聘请陶希圣为政治教官。第二年，周佛海任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任命他为高级政治教官和政治训导处长。一九三0年至一九三七年，陶希圣先后在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当教授，但仍与周佛海保持密切联系。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召集知识界人士在牯岭开会讨论国难，经周佛海推荐，陶希圣也参加了。以后他被任命为国防最高会议副秘书主任兼汪精卫的政治顾问。去年冬，以宣扬对日妥协投降和反共为宗旨的文艺研究社成立时，周佛海为社长，陶希圣为秘书长，并以研究国际问题为名，带着妻子万冰如长住香港。
“冰如姐身体还好吗？”杨淑慧给陶希圣端来一杯热茶。
“托福，她身体还好。”陶希圣苦涩地一笑，“只是在香港的日子也不好过，成天惶惑不安，担心日军飞机轰炸。”
“住在武汉也一样惶惑不安。”杨淑慧叹息一声，“中日和谈还有希望吗？陶先生！”
“你与宣传部次长朝夕相处，这应该比我更清楚。”陶希圣笑着说。
“我在武汉耳目闭塞得很。”周佛海说，“汇曾兄在香港，经常与日本朋友接触，中日和谈是否有希望，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陶希圣沉思一会，说道：“我在香港的两个月内，接触到十多位日本朋友，其中有领事、外务省秘书、课长和外务次官，也有新闻记者和作家。他们一致认为，中日和谈停战能否实现，关键在于汪主席能否出来组织新政府。”
“是呀！这将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周佛海显得很激动，“汇曾兄！你应该如实向汪主席报告！”
“汪主席约定今天晚上七点接见我，到时我一定如实向他报告。”陶希圣肃然地说：“这是历史的责任啊。”
世界上往往有寓必然于偶然的事情，会改变一个人的政治道路。有的因此坦途顺风而荣华富贵，也有的因此历经坎坷而穷途潦倒，有的因此功勋显赫而流芳百世，也有的因此劣迹昭彰而遗臭万年！
想当年，日本政府的监视，两次书信，成为戴季陶的亲信，一见钟情而成为终身伴侣的杨淑慧，这三种因素凑在一起，终于使周佛海成为共产党的叛徒。
如今，董道宁和陶希圣分别从日本和香港带回的情况，水谷长三郎和杨卓茂的信，成为四股强大的促进力，又促使周佛海去做新的抉择的思考了！
吃罢晚饭，周佛海送走陶希圣，回到卧室，杨淑慧兴冲冲地拿出那一百两黄金给他看，他只不屑一顾地看了一眼。妻子告诉他，一个月后周振武还会再送一百两来，他也只淡然地点了下头。
“你怎么啦？”杨淑慧感到丈夫的情绪有点反常。
“我现在对黄金不感兴趣。”周佛海悄声地说，“把门闩上，我们来认真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
杨淑慧会意地点点头，把门闩上，回过头来，与丈夫面对面坐着。夫妻俩你一句，我一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日本必将主宰亚洲，中日战争越打中国的失地越多，只有和谈停战才是唯一出路，一直说到汪精卫出面组织新政权有哪些有利条件和困难，决心背叛蒋介石而投靠汪精卫。两人越说越心心相印，真可谓夫唱妇随。
“你曾经几次在报刊上写文章，谩骂过汪先生，你倒向他，他能信得过你吗？”杨淑慧感到忧虑。
是的，周佛海于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间，曾经站在蒋介石的立场，在报刊上发表《评汪兆铭先生最近之言论》、《破坏党国精诚团结之言行可以休矣》、《如果国父还在世》等文章，把汪精卫骂得狗血淋头。周佛海痛骂汪精卫是“一不做经济，二不懂军事，只会摇唇鼓舌的空头政治家”。是“追名逐利，寡廉鲜耻，无所不为的蝇营狗苟之辈”。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是一伙破坏党国精诚团结之乱臣贼子”。如果国父还在世，非对汪先生一伙绳之以法不可。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已向汪先生多次表示过歉意。汪先生的胸怀比蒋先生宽广得多，相信他不会计较的。”周佛海尽量往好处想，“即使汪先生思想上还存在某些疙瘩，我会以自己的行动来消除这种疙瘩。蒋先生让我坐了三个月牢房，我还能够争取他给予我今天的高官厚禄哩！”周佛海越说越自信。他锁着眉毛想了想，轻轻叹了口气，说道：“只是我跟随蒋先生十二年了，现在他越来越器重我，也越来越相信我。比如这次周振武被关押，戴笠说他私通日本间谍，我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最后蒋先生还是相信我的。因此，一旦离开他，感情上真感到过意不去啊。”
“这没有什么，有奶就是娘！历史上臣相叛离君主的事例多得很。”杨淑慧断然地说，“既然看准了，就不要犹豫！”
这一夜，周佛海仿佛进入了佛教徒理想中的极乐世界，摆脱了人间的一切烦恼那样兴奋。他躺在床上，尽情地思前想后，想得很多很多，而且越想越甜美。他想到一九一六年四月在湖南沅陵老家读初中时，老师以《论抱负》命题让学生作文，恰好在前一天，他从《申报》上看到内阁总理段祺瑞前呼后拥出巡北京市区的照片，羡慕极了，于是在作文中写道：“若吾能当上内阁总理，也不失枉度一生，而光宗耀祖矣！”他想到一九一九年上学期间，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时，正是巴黎和会召开时期，与会二十七国的外交家大出风头，因此，他在日记中写道：“做一名驰骋于国际舞台的外交家，真够威风。”他想到后来研究俄国革命史，又很想做领导广大民众的列宁、托洛斯基式的领袖，以至“夙兴夜寐，都想成为这样的人物”。他又想到跟随蒋介石十多年来，好容易才爬至次长的位置，如果投靠汪精卫，好家伙！姓汪的周围就只有那么几个角色，他周佛海不居第二，也得居第三……“哈哈，哈哈……”
“笑什么？海哥！”睡在身旁的杨淑慧轻轻推了推周佛海，打断了他的美梦。
周佛海睁开眼睛，已是三月二十六日黎明。
“你刚才那么哈哈大笑，想起什么高兴？”妻子摇着他的一只胳膊问。
“刚才做了个梦，梦见……”周佛海把话咽住了。
“梦见什么？你说给我听。”妻子轻轻在他大腿上了捏一把。
“梦见你越长越漂亮了，高兴哩。”周佛海又开心地哈哈大笑一声。
“死鬼！”妻子又在他大腿上捏了一把。“夫贵妻荣，自古皆然。”周佛海也在妻子大腿上捏了一把，“等到我将来当了更大的官，让你吃得更好，穿得更美，自然越长越漂亮嘛！”
这时，床头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周佛海从被窝里伸出一只手拿过话筒，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对着话筒亲热地说：“彦及兄！你怎么起得这么早？我还躺在床上哩！”
“我是披着衣，靠在床头上给你打电话哩！喂，委座于昨天傍晚从徐州回来，他要我通知你，上午八点，他在他的临时官邸接见你。”陈布雷在电话中说。
周佛海与陈布雷之间的私人感情很好，杨淑慧与陈布雷的继室王允默也以姐妹相称亲密往来，他们之间说话不受拘束。周佛海对着话筒说：“彦及兄，请你直言告我，委座为什么事接见我？”
陈布雷在电话中向周佛海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北局书记兼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张国焘，于两个月前与军统取得联系，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从延安出逃，投靠国民党。蒋介石考虑到周佛海和张国焘同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要周佛海现身说法，写信给张国焘，促使他早日叛变共产党。
“陈公博先生的情况与你一样，为什么蒋先生不要他给姓张的写劝降信，而要你写？”杨淑慧想起十一年前丈夫那三个月的监狱生活，不禁打了个哆嗦，“是不是蒋先生还怀疑你与共产党有联系，有意考验你？”
“不会，绝对不会。”周佛海想到蒋介石给予他的高官厚禄，赶忙安慰妻子说。但又想到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反复无常，又有几分惶恐不安。
上午八点，周佛海与蒋介石见面时，发现他脸上流露出平日很难见到的笑容，紧张的心情平静了许多。
“你与张国焘的交情怎样，唵？”蒋介石一边挥手示意周佛海坐下，一边微笑着问。
“报告委座！谈不上交情。”周佛海苦笑一声，“的确谈不上什么交情，我与他仅仅在中共第一次代表会上接触过，以后彼此再没有任何往来。”
“我这么问你啦，唵，不是为别的。”蒋介石似乎看出周佛海情绪不安，马上表明本意，“原来打算让你给张国焘写个信，这个这个，希望他安心到我们这边来，我不会亏待他。现在不用了，今天早晨，唵，收到军统西北局发来的密电，说张国焘已与他们秘密联系好了，决定利用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机会，离开延安来武汉。”蒋介石顺手翻了翻挂在墙上的日历，“阴历三月初三，阳历四月五日是清明，今天，唵，是三月二十六日，还有十天，快了，唵！”
后来，张国焘的确以清明节去陕西黄陵县祭扫黄帝陵为借口，离开延安，于四月十五日到了武汉，当了国民党的中将特务。
周佛海听蒋介石这么一说，眉头逐渐舒展开来，说道：“如果需要我给张国焘写信，我一定认真地把信写好。”
“你一贯办事认真，这我知道。”蒋介石褒奖说，“所以啦，唵，我要交重担子你挑。”
要是在过去，这时候的周佛海一定会热血沸腾，犹如君主等待加冕那样等待蒋介石的加封，可是现在感情不一样了，仿佛蒋介石的任何提拔，如同临近崩溃的王朝立太子继位那样无价值。但是，他脸上仍然是感激涕零的表情。
蒋介石说道：“你看啦，宣布顾孟余先生为中央宣传部长已经三个多月了，他一直不到职。昨天收到他的信，说他重病在身，还需要在香港休养一年。这个这个，我现在宣布，从今天起，由你代理部长职务，宣传部的担子你就一肩挑起来，唵！”
周佛海很清楚，这顾孟余是汪精卫的亲信，他在国民党改组派中所起的影响，仅次于陈公博，也被蒋介石开除过国民党党籍。他原是中央执行委员，恢复党籍后，因为只当了中央委员而满腹牢骚。现在，虽然当了宣传部长，但没有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仍旧不满。他的“重病在身”，纯系托词。周佛海心想：一年以后顾孟余也不会到职，到那时，只怕你老蒋的政权也不存在了。
“衷心感谢委座对我的栽培！”周佛海装出一副激动的样子，“我一定以实际行动报效委座，报效党国！”
周佛海告别了蒋介石，眼看时间不过九点，就驱车直奔汉口一德路九号，与汪精卫搞政治交易去了。
汪精卫虽然知道周佛海对中日和谈与自己的观点一致，但想到他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对他的到来，存有几分戒心。
“我想推心置腹地与汪主席谈谈。”周佛海显得很诚恳。
“好，欢迎！”汪精卫也显得很亲热。
“刘文焕是蒋先生通过康泽派到你身边的间谍，汪主席可不能麻痹大意啊！”周佛海把二月五日傍晚时，刘文焕拍摄陈璧君抄写日本声明的照片复制件，递给汪精卫，编着谎言说：“这张照片，是昨天上午我为蒋先生清理文稿时，在蒋先生的一个笔记本里发现的，一看就知道是汪夫人的笔迹，就引起我的注意。我把照片翻过来，见背面有蒋先生的批示：‘刘文焕有功，应予奖赏。’我心里很不平静，就偷偷地复制一份送给汪主席。”
汪精卫看了照片，很气愤，骂道：“卑鄙！可耻！”他对周佛海的感情也起了变化，“十分感谢周先生对我的信任！”
接着，周佛海把蒋介石派董道宁和高宗武秘密赴日，以及董道宁带回的情况详细地说了一遍。
汪精卫假装不知道，不时发出“噢！”“噢！”浑重短促的惊叹声，心里一直警惕着：可能是蒋介石派周佛海探听他准备组织新政权的底细来了！等周佛海说完，他淡淡一笑，说道：“尽管蒋先生在有些地方对我做得过分了一点，但我不计较，仍然很尊敬他。不管怎样，我与他是相处二十多年的老同事，我们之间是有感情的。如果由我出面建立新政权，深深感到对不起他！”
周佛海见汪精卫还对他存有戒心，想了想，笑着说：“这是汪主席的宽宏大量。不过，我们可以从董道宁带回的情况中，看出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汪主席面临的是人心所向，而蒋先生面临的是人心所背。在日本，期望汪主席出面主政的呼声越来越高，诚如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在信中所说：‘几乎成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他从口袋里掏出水谷长三郎的信递给汪精卫，又把水谷的身份和与他的关系说了一遍。
汪精卫看了水谷的信，没有表明自己的意见，只笑着说：“周先生有何见解和打算？能够跟我谈谈吗？”
周佛海认为汪精卫还是不信任他，也不直言相告，说道：“我来汪主席这里之前，蒋先生当面通知我，要我代理中央宣传部长。我正在考虑干不干。说实在话，我真想立即离开蒋先生，甘愿做冯妇，再当我的大学教授去。”
汪精卫感到周佛海话不由衷，也感到再不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会使他失望。同时想到，如果把周佛海从蒋介石营垒中分化出来，在目前，可以利用他控制蒋介石，将来成立新政权，周佛海也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说，“这难道真是你的见解和打算？如果周先生真的把我当作知心朋友，不妨直说。”
“好！我直说。如果汪主席决定出面主政，我愿意跟你走一辈子！即使海枯石烂、天崩地裂也不变心！”周佛海语气激昂而恳切。
“周先生！我理解你。”汪精卫激动地站起身来，走向周佛海，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周佛海心里一震。人，多么需要理解啊！理解，可以填补猜疑的沟壑，弥合隔阂的缝隙，消除误会的痕迹，建起感情的桥梁。理解，可以沟通一切！
自古以来，真诚是最动人的。房间里的气氛十分融洽，仿佛看得见，摸得着。“汪主席！我也理解你。正因为如此，我才果敢地做出这种抉择！”周佛海笑着，但笑得很艰难。他的眼眶已噙满着泪水，但又要强控制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还要保持笑的表情，因而把脸憋得通红。
汪精卫似乎还想说什么，但他语噎了。他松开握得发烫的手，缓缓转过背去，掏出手帕，悄悄拭着泪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