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第1卷:公开投敌-事情发生在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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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仿佛一个精神病患者,一受到某种刺激,就疯疯癫癫起来。

    “耻辱!耻辱!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耻大辱,终于在台儿庄发生了!”

    四月七日下午四点左右,在东京银座大街上,一个名叫矢山恒幸的矮胖子中年人,右手不断地拍打着胸脯,声嘶力竭地重复这句耸人听闻的话,发痛似的在一段二百多米的街道上,反复地来回奔跑着。

    一时间,被震惊的商店老板、店员和顾客,纷纷走出店门,街道上过往车辆和行人,纷纷停车止步。大家怀着惶惑的、惊诧的、莫名其妙的复杂心情,望着矢山恒幸的反常行动。

    人群里乱嚷嚷地叫喊着:“哦!发生了什么奇耻大辱?”

    “台儿庄在哪里?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喂!你这位先生莫跑来跑去的,快说给大家听听!”

    “你看这个人的模样,很可能是个疯子。”

    “我没有疯,我的神经很正常!”矢山终于止步,站在近千人围成的圆圈里,头上冒着大汗,嘴里喘着粗气,“帝国在中国山东台儿庄打了大败仗,皇军死伤惨重,这难道不是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奇耻大辱吗!”

    “你这消息从哪里听到的?”人群中有人半信半疑地问。

    “从收音机里听到的!”矢山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我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刚才用自装的收音机收到中国的日语广播。敌人每隔二十分钟播一次,不信,家里有收音机的先生请回去收听收听。”

    “我家里有收音机,我拿来让大家收听。”一位名叫加藤孝旦的店老板,从人群里挤出去了。

    人,越聚越多,一下子就围拢来近万人。

    不一会,加藤由一位中年店员帮忙,将一台座式直流收音机摆在一张高脚方凳上。刚把开关扭开,就听到中国女播音员用流利的日语广播说:“台儿庄的当面之敌,经我军于六日深夜开始总攻,向敌内外夹击。敌尚据险顽抗,肉搏相持,战况之烈,空前未有。迄今凌晨三时,敌弹尽粮绝,全线动摇。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死伤二万余人,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关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战车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敌坂垣和矶谷两师团主力业已被我歼灭。”女播音员最后激昂地呼喊出两句口号:“打倒日本法西斯!”“中国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

    “嘣嚓”一声,加藤孝旦悲愤地将收音机摔烂在街道上。

    “不能容忍,东亚病夫居然喊出‘打倒日本法西斯’的口号,绝对不能容忍!”加藤歇斯底里地狂叫着,“这的确是帝国的奇耻大辱,我们要求政府报仇雪恨,要求政府惩处台儿庄的皇军指挥者,”他高高地举起两只手,“一切热爱帝国的日本国民们,跟我来,到首相府去!”

    “一切爱国者,到首相府去!”矢山声泪俱下,仿佛鬼哭狼嚎。

    在帝国主义者的字典里,“正义”,和“真理”两个词都做了颠倒的解释。他们认为侵略中国是天经地义的,掠夺中国的财富是理所当然的,屠杀中国人民是无可非议的。总之,他们毁灭中国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因此,中国的反侵略竟成为大逆不道,而他们对在中国战场上的可耻失败,自然感到不可容忍,自然会羞愧得无地自容。

    随着加藤和矢山的狂叫,万余众的人群开始分化。有的因为有亲戚朋友在坂垣师团或矶谷师团服役,怀着不安的心情,迅速将失败的消息转告在东京的亲戚朋友而纷纷离去,有的因有要事在身,忙于办理自己的事情去了,绝大多数的人仍然保持着镇静的头脑和清醒的神智,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理由去闹首相府,各自按照本来的意志奔赴该去的地方。这样,由疯狂主宰理智而跟着加藤和矢山走的不过两千人。但是,丧失理智的两千之众聚集在一起,也是十分可怕的。他们一路上纷乱地狂叫着:“皇军被东亚病夫打死打伤两万余人!”“无数的皇军被东亚病夫活擒了!”“皇军的大批武器落在东亚病夫手里!”“彻底消灭东亚病夫!”“惩办台儿庄战役的皇军指挥者!”骚乱地朝着首相府方向奔跑着。

    当这群疯狂者走了约四十分钟时,与分别从新宿、涩谷、浅草、池袋等主要大街涌过来的、人数基本相等、性质完全一样的四支队伍汇合在一起了。人数增加到近万人,声势更加壮大,疯狂者更加威风了。他们一路上捣毁华侨商店、殴打华侨店主和店员。顿时,疯狂者所到之处,狂声恶气的咒骂声,各种物件被砸毁的碎裂声,被害者撕心裂肺的痛哭声,酿成一幕幕神智清醒者难以入耳目的悲剧!

    那些财产遭到重大损失,躯体负着重伤的华侨,有的因祖国贫穷落后受到日本的侵略而抬不起头来,面临疯狂者的胡作非为,只好逆来顺受,有的想豁出来与疯狂者拼一死活,担心连累亲人,只好忍气吞声。但是,总该可以申辩几句吧!

    “先生们,朋友们,你们不必这样。”一位年过花甲的华侨,见自己的店被砸得乱七八糟,很气愤,但语气是温和的,“去年十二月,皇军在南京杀死几十万中国人,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把仇恨发泄在日侨身上,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华侨呢?”

    “你反抗就打死你!”一个疯狂者挥着拳头,向老人冲过去。

    “打死他!打死这个东亚病夫的后裔!”又一个疯狂者冲向老人。

    老人见势不妙,想钻进人群逃走,被另一个疯狂者一拳击翻在地。冲上去的两个疯狂者见老人还在喘气,一齐站在老人肚子上狠狠蹦跳几下,将他活活踩死。

    老人的儿子和儿媳见此情景,哭喊着扑过去与三个疯狂者拼命,那三个家伙正挥着拳头猛击中年夫妇时,四个值勤的警察见老人已被打死,如果再把老人的儿子和儿媳打死,感到不好交差,才走过来制止。

    疯狂者沿途继续作恶,又使一批华侨遭到同样的劫难。直到五点四十分,日本首相府才接到值勤警察的报告。这时,疯狂者已蜂拥到距离首相府一里远的地方,三百多名宪兵和警察才奉命赶来,用皮鞭、水龙头和催泪弹将他们驱散。

    宪兵和警察打扫现场时,发现地上躺着一具尸体。死者的头颅被砸开,脑髓和血污流满一地,他手里仍然紧握着沾着血迹的石头。自杀者就是在银座大街疯跑狂叫的矢山恒幸。

    “这里还死了一个!”一个警察发现马路旁一棵樱花树上吊着一个中年男人。死者是用自己系裤子的皮带上吊的,过松的裤头因失去束缚力,裤子往下挪,肚脐也露出来了。死者就是砸毁自己收音机的加藤孝旦。

    他们死于丧失人性,死于可悲的武士道精神。

    第三天下午四点左右,为促进中日和谈从香港回东京的西义显,来到陆军参谋本部,约了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然后一道兴致勃勃地去见多田骏。

    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本侵略者为了及时掌握中国的动态,以便更好地征服中国,命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搜集中国出版的国民党报纸《中央日报》和共产党报纸《新中华报》,每逢单日用专机送往东京。

    这时,多田正戴着老花镜在阅读四月九日出版的中国报纸,见头版头条新闻,是关于武汉三镇热烈庆祝台儿庄大捷,四十余万人举行火炬游行的报道,心里一惊,像触了个闷电,两手拿着报纸发呆。他看不下去了,默默地闭上眼睛,失败和屈辱像两把锋利的刀,一齐刺向他痛苦的心。但是,他受到另一种思想的支配,想急于了解火炬游行的具体内容,终于睁开了眼睛,镇定地接受悲痛的考验,读完了这则使他惶恐而恼恨的消息。

    消息说:“在武昌蛇山黄鹄矶码头,被狂欢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上岸。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打杀汉奸》的歌声,‘打倒万恶的日本法西斯强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口号声,以及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彻夜不绝。”

    “我是鬼子?我是万恶的法西斯强盗?”多田恐慌地自言自语,拿着报纸的手簌簌发抖。

    他昨天从中国报纸上看到台儿庄大捷的报道,又听取了坂垣、矶谷两师团派回的代表所做的报告,虽然两者反映的情节有些出入,但惨败是事实,这已经使他痛苦难忍。刚才看到了武汉火炬游行的报道,仿佛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更叫他痛苦万分。他发疯似的撕毁了两张中国报纸,狠狠地把它丢进废纸篓里。正在这时,有人轻轻敲门。

    “请进!”多田语气生硬,仿佛跟谁在赌气。

    进来的是西义显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他们见多田神色不对,蹑手蹑脚地自己找个座位坐下来。

    “我们在台儿庄败得这么惨,我作为皇军一个高级指挥官,深深感到内疚!”多田悲叹一声,用双手捧着沉重的脑袋。

    沉默,饱含着沉痛和屈辱的沉默。

    “日华战争九个多月来,我们打了大小几百次胜仗,只在平型关和台儿庄吃了两次败仗。”影佐安慰说,“将军不必难过!”

    “你不难过我难过!”多田气急败坏地一跃而起,“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最强大的民族,而与我们交战的是一个东亚病夫之国,就是吃一次败仗也不能原谅,何况有两次!”他悲伤地哭起来,“近卫阁下听到台儿庄失败的消息后,悲郁得把嘴唇咬破了!天皇陛下听到这个消息时正端起碗准备吃午饭,悲郁得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影佐难堪地低着头。又是一阵沉默,好像房子里的人都停止了呼吸。

    多田擦着眼泪,尽力抑止自己的感情,慢慢坐下去,喃喃自语:“今天上午,参谋本部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决定在中国徐州打个大胜仗,立誓雪洗皇军在台儿庄的耻辱!这才使天皇陛下和近卫阁下得到几分安慰。”

    “我们殷切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今井郑重其事地说。

    祖国的尊严高于一切!对于三天来在东京所发生的这一切,如果立即被奴役的中国人知道,将会从反面激起多少人奔赴抗日前线,与侵略者拼一死活而解心头恨!然而,中国的大政方针掌握在一批妥协投降者手里。不是有许许多多的热血儿女因爱国而蹲监狱,而死于非命吗!历史,注定要走一段迂回曲折的道路!

    多田仿佛身旁的三个人才进来似的,向他们各瞟了一眼,淡淡地问道:“你们有什么事吗?”

    “有事向次长阁下报告。”影佐想起刚才多田给他的难堪,心头不是滋味,但却笑容可掬,“中国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香港,与西义显、伊藤芳男和松本重治秘密会见,他想就日华和谈来东京会见次长阁下。”

    “高宗武是受谁派遣的?他倾向蒋先生还是倾向汪先生?”多田问。

    “他虽然是蒋先生派遣的,但思想倾向汪先生。”西义显赶忙回答。

    多田沉思一会,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问影佐等人:“在帝国蒙受奇耻大辱的今天,高宗武作为敌国政府的代表,前来会见我适合吗?”他连连摇头,“不适合,很不适合。”他恼怒地站起身来,胸脯一挺,“我必须等到皇军占领徐州,控制了这块战略要地之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高宗武面前!”

    影佐等人感到没有说话的余地了,只好怅然而返。

    光阴如流水,一眨眼,三个月过去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中国人民又经受了血与火以及各种痛苦的考验。五月二十日,位于津浦线与陇海线交叉点的军事战略要地徐州失陷,日寇控制了华北和华中广大地区。六月六日,开封又沦于日寇之手,并把战火烧到郑州附近,严重威胁着武汉。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寇西进,指定第二十集团军司令长官商震督工,于六月九日在花园口炸毁黄河大堤,郑县、中牟、蔚氏、扶沟、太康、睢县、商丘、开封等十七个县一片汪洋,水势冲越陇海线并泛滥到安徽境内,沿贾鲁河夺淮河而下,使我同胞九十万人死亡,上千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而且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当然,日寇也受到一定的损失,约四个师团陷于黄泛区,被淹死的人数达两个师团以上。从此,敌我沿贾鲁河黄泛区对峙达六年之久。

    七月五日,高宗武和外交部情报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由伊藤芳男陪同,从上海乘日本“皇后号”客轮到达东京,受到影佐和今井的迎接。高宗武一住进花蝶旅馆,就把张群和何应钦的信转给影佐,亲亲热热地说:“影佐先生写给张先生和何先生的信,蒋先生也看了,他感到很高兴。他一再表示,只要贵国政府放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他马上派出相应的代表或代表团与贵国会谈。”

    “蒋先生的话无法使人相信。”影佐摇着头说。接着,他用疑惑的眼光望着高宗武,纳闷地问道:“请问高先生!你到底是代表蒋先生来的,还是代表汪先生来的?”

    高宗武一怔,尴尬地笑着,忙说:“我虽然是蒋先生派来的,但我拥护汪先生。”

    “那么,这位周先生呢?”影佐又用疑惑的眼光望着周隆庠。

    周隆庠是周佛海的亲信。周佛海倒向汪精卫之后,认为周隆庠精通日语,又很会做情报工作,将来组织汉奸政权少不了他,分别征得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同意,派他与高宗武一道赴日,先熟悉一段情况。

    高宗武见影佐对周隆庠有怀疑,介绍说:“周先生和我是同庚,今年都是三十三岁,又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的同学,他的思想倾向与我完全一样。”

    “是的,是的,我衷心拥护汪先生。”周隆庠语意诚恳,生怕影佐不信任。

    “好!这样我们之间就有了共同语言。”今井很高兴。

    接着,高宗武将汪精卫为了麻痹蒋介石,希望日本政府表示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的意见,转告影佐和今井。

    “作为策略,这样做很有必要,我们负责向近卫阁下反映。”影佐想了想,“但目前不是时候。”

    “任何策略只有建立在恰当的时间上,才能发挥神奇的力量。”今井引申一句。

    不知是影佐和今井有意考验高宗武和周隆庠,看他们是否确与他们志同道合,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用心,邀请他们晚上去参谋本部观看纪录影片《皇军的徐州大捷》。

    高宗武犹豫了一会,说道:“一路乘船乘车没有很好休息,只想早点睡觉,不去看电影了。”

    “作为中国政府的官员,看这种电影,似乎……”周隆庠欲言又止。

    “哈哈!”影佐引颈大笑,心里很不高兴。外表却是嬉皮笑脸。“刚才今井先生说二位与我们之间有共同语言,这可能吗?”

    “二位都是中国的文官,没有上过战场,看看《皇军的徐州大捷》,可以帮助你们增添一点军事知识,值得一看。”伊藤劝说道。

    “主要是帮助二位清醒一下头脑,增强日华和谈的紧迫感。”今井说得很露骨。

    因为高宗武和周隆庠心里没有一架燃烧起民族尊严的内燃机,身上没有铁铮铮的傲骨,支撑他们躯体的是奴颜媚骨,终于面对银幕,把一个个长日本法西斯志气、灭中国人民威风的镜头收进眼底。当徐州的建筑物一片熊熊烈火,大街小巷到处躺着中国人的尸体,一队鬼子将几十个被捆手绑脚的中国人,一个个投入烈火中的镜头出现在银幕上,影片上的日寇狞笑着,看电影的日本人举手高呼“天皇万岁!”时,高宗武和周隆庠生怕坐在身旁的影佐、今井说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也举手高呼起来。

    当一个人的民族气节丧失,他的人格和灵魂也必然随之丧失的时候,也就等于死了。

    八日上午九点左右,伊藤陪同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来到高宗武的住址。伊藤介绍说:“这位是前首相犬养毅阁下的公子犬养健先生。他现任日本参议院议员、近卫阁下的机要秘书。”

    “我是继承先父遗志,为促进日华和谈,特地前来拜望中国客人。”犬养健慷慨激昂地说,“为了实现日华停战,我愿意像先父一样献出自己的生命!”

    “感谢,感谢,十分感谢!”高宗武血往上涌,激动不已。

    “我们将如同尊重令尊阁下那样尊重犬养健先生!”周隆庠感激地说。

    犬养健的父亲犬养毅是日本资产阶级领袖和著名的政治家,高宗武和周隆庠早在日本求学时,就对他的事迹有所了解。中国的戊戌变法后,康有为亡命日本,为了教育华侨子弟,在横滨开办大同学校时,曾经请犬养毅担任校长。孙中山亡命日本时,也曾经得到他的大力帮助,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经过他从中斡旋,推动孙中山与黄兴合作。一九一三年七月,孙中山再度亡命日本时,窃取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照会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犬养毅积极串联一批有声望的政治家,出面与日本政府交涉,使袁世凯的阴谋没有得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不久,七十七岁的犬养毅出任日本内阁首相。他竭力主张中日和谈,认为只要中国允许日本在东北三省驻兵和承认在这一地区的特权,就不要再扩大战争。其实,他也是为了维护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他的这一主张,还是引起日本军部法西斯的强烈不满。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五日下午六点,犬养毅正准备吃晚饭时,六名海军军官冲进首相官邸,对他连发数枪,当场倒在血泊中死去。

    犬养健悲痛地说:“先父是日华和谈的先行者,如果他还在世任首相,肯定日华两国不会出现今天这种令人遗憾的全面战争!”他说到这里,泪水在眼眶转动,终于控制不住,簌簌地掉下来。接着,提高嗓音激动地喊道:“让我们为实现日华和谈停战,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愿令尊阁下在天之灵,保佑中日和谈成功!”高宗武与犬养健心心相印,也不禁潸然泪下。

    “令尊阁下将为中日两国人民永远所怀念!”周隆庠低声抽泣起来,仿佛死去的犬养毅就是他的父亲。

    这时,有八个宪兵冲进门来,其中有两人手里还提着脚镣手铐。紧接着,七支手枪对准房间里的四个人。为首的是个大麻子,他吆喝道:“哪两个是敌国派来的间谍?主动站出来跟我们走。”

    高宗武和周隆庠大吃一惊,大概是有犬养和伊藤在场吧,所以表情仍然很镇静。但是,毕竟是身居敌国,感到吉凶未卜,两人的心都跳得厉害。

    原来,高宗武和周隆庠是以影佐的表弟二宫文尚、二宫文善的名义住进花蝶旅馆的,今天早晨在食堂吃饭时,两人一时忘记了影佐和今井等人的嘱咐,相互说了几句中国话,引起一个堂倌的怀疑。因为日本宪兵司令部有明文规定,谁能捉拿到一个中国间谍赏三千日元,情况确凿告密者,待宪兵捉到中国间谍之后,捉到一个赏一千元。这个堂馆想到手中没有武器,逮捕两个中国人有困难,如果由宪兵出面捉人,他可以得到二千日元的告密费。于是,到宪兵第一师团告密后,把八个宪兵领到高宗武和周隆庠的住房门口,就回餐厅做他的美梦去了。

    “我以近卫首相的机要秘书身份向你们担保,这里没有中国人,更没有中国间谍!”犬养健很神气,一手叉腰,一手出示身份证,“把手枪放下,别耀武扬威的!”

    但是,宪兵们不买犬养健的账,七支手枪仍然举着。

    大麻子接过身份证看了看,退还给犬养,面对其他三个人说:“请你们也把身份证拿出来。”接着,他又检查了伊藤的身份证。

    高宗武指着周隆庠对大麻子说:“我们两个的身份证忘记带在身上。我和他是亲兄弟,九州人,我是哥哥,名叫二宫文尚,他叫二宫文善,都是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的表弟。”

    “二宫兄弟也是我的表弟。”犬养紧接着说。

    “对!犬养表兄是我姑父的儿子。”周隆庠马上接腔。

    “我可以作证,二宫兄弟的确是影佐和犬养先生的表弟。”佐藤微笑着望着大麻子。

    大麻子见高宗武和周隆庠的身材和长相与那堂倌介绍的完全一样,凶狠狠地说道:“什么这个表弟那个表弟,这两个没有身份证的人就是中国间谍!”他手向七个宪兵一挥,“给这两个人戴上脚镣手铐!”

    犬养在桌子上一巴掌,喝道:“不准你们胡来!”

    “窝藏和包庇中国间谍将受到怎样的处置,犬养先生很清楚。”大麻子威胁说。

    宪兵们自然听大麻子的。于是,七个宪兵扑向两个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周隆庠一边申辩,一边奋力挣扎,结果挨了两拳头,还是戴上脚镣手铐。高宗武体弱多病,只好乖乖就擒。

    犬养想到高宗武和周隆庠是秘密赴日,如果声张出去,社会上将会舆论哗然,让主战派抓住辫子,给政府带来许多麻烦。又想到高宗武和周隆庠的到来,事先没有征得首相府和参谋本部的同意,一旦出了问题,追究起责任来,伊藤、影佐、今井他们怎么担当得起?

    正当大家焦急万分的时候,伊藤忽然想起一条计策来,对大麻子说:“二宫兄弟的确是犬养先生的亲表弟,你们进来的时候,他们表兄表弟三个不是正在哭作一团吗?”

    犬养随机应变,冲着大麻子说:“不是至亲能够用眼泪交流感情吗?不信,请你现在哭哭给我看看!”

    “这,这……”大麻子语塞了,“啊!你们刚才为什么哭呀?”

    高宗武顺水推舟:“我们想到姑父,也就是想到前首相犬养毅阁下,转眼就离开我们六年了,心里很难过哩!”说罢,装着又要哭的样子。

    “姑父生前对我们十分关怀,一想起他老人家……唉!”周隆庠表现得很伤心。

    “唉!你们怎么不早说呀!”大麻子感到懊悔不已,一边吩咐宪兵给高宗武和周隆庠解除身上的刑具,一边向他俩赔礼道歉。

    “你怪我们不早说,为什么不怪你自己的眼睛不观事?”犬养健又神气起来,“你跟我一道去见你们的司令长官,这回非狠狠地治治你不可!”

    后经伊藤从中打圆场,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大麻子抱着一肚子委屈,找那个堂倌发脾气去了。房子里的四个人又围绕着“哭”开了一场玩笑,然后恢复了原来的话题。

    “听伊藤先生说,高先生同时受到蒋先生和汪先生两个前辈的赏识和信任,你真是幸福人。”犬养亲热地说。

    “是幸福,也是痛苦。”高宗武微微叹了口气。

    “这痛苦从何说起?”犬养的眉头微锁着。

    “正由于受到两个前辈的赏识和信任,当丢下这一个而拥护那一个时,感情上自然是痛苦的。”高宗武脸上呈现伤感神色。

    “蒋先生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已成为日华发展史上的障碍,丢掉他何足惋惜!”犬养略微想了想,“痛苦的尽头将是欢乐。将来由汪先生主和,日华战争结束,日华两国人民友好,呈现在我们面前将是欢乐和幸福!”

    “事物的发展规律是这样,所以我和周先生愉快地来到贵国求和。”高宗武说。

    犬养两眼仰望着天花板,凝神沉思。过了好一阵,他很有兴致地说。“先父生前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有四万万人,日本只有五千万人,如果一个拼一个,日本人死完了,中国还有三万万五千万人,一个拼两个,中国还有三万万人。武器再好,也难于一个日本人拼死八个中国人。’所以,先父极力反对日华战争扩大化。”

    “令尊阁下非常明智,”高宗武似乎还记得自己是中国人,“中国人多,要使中国人绝亡是不可能的!”

    “卢沟桥事变一年来,据军部最近统计,包括黄河决堤死去的人数在内,中国共死去二百一十万人,日本死去七十万人,恰好是一个日本人拼死三个中国人。”犬养说,“昨天我给近卫阁下算了个‘一拼三’的账,这样拼下去,拼七年日本人拼完了,而中国还有二万万五千万人。这个仗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

    “首相阁下怎么说呀?”高宗武很感兴趣地问。

    “首相阁下听了,哈哈一笑,对我说。‘你呀,不愧是老首相的儿子。好,我把你这个一拼三的账,也算给我的内阁成员们听听’。”犬养很得意地笑着。

    第二天上午,高宗武和周隆庠由犬养、影佐、今井陪同,会见了多田骏和陆军相坂垣征四郎。高宗武毕恭毕敬地向多田转告汪精卫的问候,诉说由汪精卫出面主政,面临没有军队、没有经费、以蒋介石为首的一股势力不好对付等困难。坂垣征四郎越听眉头皱得越紧,很不高兴地说:“二十七年前,你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不是也面临着没有军队、投有经费和清王朝不好对付等困难吗?可是孙先生迎难而进,终于在中国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

    高宗武吓得不敢作声了。取下他那无框的眼镜,放在嘴边呵了口气,用手帕擦着,以此掩盖内心的窘态。

    “这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多田见坂垣满脸不高兴,又见高宗武满脸难堪,微笑着说:“二月间,董道宁先生来东京,我向他提出:汪先生出面主政有哪些困难和阻力。并希望通过适当渠道,或请董先生再来东京,将情况告诉我。”

    坂垣很有礼貌地向多田点点头,然后用教训的语气对两个中国人说:“二位都很年轻,应该知难而进!中国有四万万人,还愁没有军队?中国地大物博,还愁没有经费?至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一股势力,帝国不支持他们,也就成了政治僵尸,又何足畏惧?”

    “感谢坂垣将军的指教!”低三下四和仰人鼻息的表情,都在高宗武身上体现出来。

    “建立一个新政权,困难是有的。你们自己努力,帝国给予必要的支持,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多田沉思一会,“二位这次来东京的目的是什么?”

    “关于由汪先生主政的问题,希望得到贵国政府的明确支持,如果能够就此写成决议,更是求之不得。”高宗武恳求说。

    “我们会这么办的。”坂垣神态高傲地冷笑一声。

    在东京千代田区的一个山丘上,有一座用褐红色高墙围成的三层楼房,它就是日本首相府。不论远望近看,它没有什么别致的地方,既不高大雄伟,也不富丽堂皇,给人一种古朴感。但是,一想到一项项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政策在这里制订,一道道屠杀中国人民的严酷命令从这里发出,就感到它如同魔鬼那样面貌可憎了。

    近卫文麿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使侵略政策制订得更及时,进攻命令发布得更快,于六月十日设立仅限于首相、外务相、陆军相、海军相、藏务相参加的核心内阁,也称内阁五相会议。

    七月十二日上午,内阁五相会议在首相府举行,又一项侵华政策在这里制订。

    会议决定八点三十分举行。近卫带着犬养健提前十五分钟进入会议室,再一次审阅即将通过的决议草稿。

    犬养担任首相的机要秘书不到一个星期。几天来,他总是仔细观察近卫的一言一行,想从他身上寻找出与父亲出任首相时的不同之处。现在,他又目不转睛地望着近卫。望着想着,想着望着,犬养终于发现近卫与父亲的本质区别。

    近卫文麿出身于东京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因祖父近卫忠熙历任宫廷要职,又是孝明天皇的心腹,他从九岁起就获得每年两次朝拜天皇、聆听天皇面谕的特权。他二十二岁进京都大学政法系,也是天皇为他选定的。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他四十六岁接受天皇的组阁命令,是日本历届首相中最有权势,最年轻,也是野心最大的一位首相。他在组阁宣言中说:“我们的任务是实行国际主义,公开地分配世界领土,获得资源的自由,开拓销路的自由,为开发资源所需劳动力转移的自由。”并宣布“举国一致,征服世界。”因此,他出任首相一个月零三天,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望着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近卫,犬养又一次感到他与法西斯的凶残本性,怎么也联系不起来,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

    不一会,外务相宇垣一成、陆军相坂垣征四郎、海军相米内光政、藏务相兼商务相池田成彬准时到会,都对比自己小十余岁的近卫行礼问候。

    铺着洁白桌布的会议桌旁,只在靠近悬挂日本国旗和天皇画像的一端坐着五个人,空着长长的一大截。形式上虽然显得冷落,但气氛却是严肃而热烈的。

    近卫把决议草稿递给坐在列席座位上的犬养,神气地向四个大臣瞟了一眼,说道:“在七月八日的五相会议上,曾经通过两项决议,一是《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一是《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前者明确表示迫使蒋介石下台和改组旧国民政府,后者明确表示促使中国现中央政府毁灭。但是,没有说明怎样促使它的毁灭和明确表示在中国建立新政权。”他抖擞精神,尽力表现出唯我独尊,提高嗓子说,“因此,本人受权草拟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提请四位大臣审议。下面,请犬养先生宣读这个决议草稿,并负责做有关细则说明。”犬养起身将决议草稿念了一遍,然后说:“关于方针部分,‘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的现中央政府,促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是什么呢?一是准备占领武汉,促使蒋政权变成一个地方政府,二是通过适当方式,加强与负责建立新政权的领袖人物的秘密联系。”“诸位对‘方针’部分还有什么意见?”近卫的眼光好像闪电,神态显得很傲慢。“作为条文这样写可以,建议实施细则加上一句。如果占领武汉后,蒋介石仍未垮台,我们必须进攻广州。”坂垣见近卫微微点头,心里感到舒服。“建议加上轰炸重庆。”米内凶狠狠地说,“必须用武力把中国的旧政权彻底摧毁。”接着,犬养解释了决议的“重点”部分:“第一条,‘起用中国的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政权。’这一条的中心内容是……”宇垣打断犬养的话说:“条文里说‘起用中国的第一流人物’,因为中国还没有成为帝国的殖民地,似乎用‘起用’二字不够妥当。”“我们根本不承认中国是一个有主权的国家!”

    近卫武断地说:“我看用‘起用’二字恰到好处。”米内、坂垣和池田见此情景,都附和着近卫的意见。宇垣虽然不服,但也只好作罢。犬养继续说:“这一条的中心内容是起用汪精卫先生。”他接着简要地介绍了汪精卫的经历,把他吹嘘成“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第二条是‘促使对中国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军队属于蒋介石嫡系的不足二分之一,把杂牌军拉过来归顺汪先生,是摧毁旧政权和巩固新政权的重要一环。”“汪先生担心他出面主政没有军队。我看一旦把这批杂牌军拉过来,比蒋介石的兵力不会弱!”坂垣高兴得笑出声来,但马上收敛了笑容,“不过,要把这批杂牌军拉过来很不容易。请问首相阁下:有具体实施方案吗?”近卫微笑着回答说:“至于怎样拉拢杂牌军,我已通知在中国的土肥原贤二先生马上回国,先由他制订出实施方案,再提请在座四大臣讨论。”犬养掏出手帕,擦擦额上的汗水,继续说:“第三条是‘利用、操纵反蒋介石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新政权。’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广东的张发奎和余汉谋、湖南的程潜和薛岳、湖北的何成浚、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和刘文辉、贵州的杨森、云南的龙云和卢汉,等等。”“怎么拉拢呢?”池田偏着脑袋望着近卫。“我已经密电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计划从两个方面进行。”近卫显得很自信,“一是武力包围,迫使他们转向;二是皇军派代表分别与他们秘密会谈,用高官厚禄收买。”“第四条‘把中国西北地区建成以回教徒为主的反共基地。’首相阁下的意见,这个任务同样交给土肥原贤二先生去执行。”犬养见大家没有异议,继续说下去:“第五条‘设法造成中国的法币崩溃,取得中国在外国的资金,在财经上促使中国现政府自行消灭。’这一条的具体实施方案,首相阁下建议藏务相兼商务相池田先生负责制订。”“遵命照办。”池田显得很热情,“散会后我就组织金融界的领袖人物进行讨论,下午六点以前把方案制订出来。”“好!战争时期就是需要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近卫满意地笑着,“大家对这五条要点还有什么补充意见吗?”“建议‘要点’部分再加一条:为了完成以上工作,应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宣传。”米内沉思一会,“所谓策略性,就是将这个决议分别送到蒋介石和汪先生手里。”“从策略上考虑,把决议直接送给蒋介石似乎不够策略。”坂垣提出异议。“我看这样可以从政治上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是很策略的。”近卫支持米内的意见。

    与会者通过了这项决议,并一一在上面签字生效。

    十九日晚上,犬养、影佐、今井、伊藤四人将用中日两种文字铅印的二十份《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交给高宗武和周隆庠,并在花蝶旅馆大摆筵席为他们饯行。

    高宗武收到这个决议,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他肺病严重,医生劝他不要喝酒,但他乐而忘忧,醉倒在桌子底下。第二天,高宗武为了感谢犬养等人的盛情,以更丰盛的筵席宴请他们,他又一次醉得一塌糊涂。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高宗武和周隆庠在伊藤陪同下,兴高采烈地回到上海。周隆庠和伊藤住在伪满洲国驻上海办事公署。高宗武早在四个月前就在上海国富路建立了小家庭。他一进屋,就紧紧地将妻子施桑奴拥抱在怀里,在她脸颊上,嘴唇上,一个劲地狂吻,甜滋滋地说:“我太高兴了!我太爱你了!巴不得一口吞掉你,吞掉你。”年轻美貌的妻子温情地接受丈夫的摆布,柔声细语地说:“你看你,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很快就要青云直上了!”高宗武爱抚地摸着妻子身上最突出、最敏感的部位。

    “快上床睡觉!”乐极生悲。酒和色使高宗武肺病复发,第二天清早就大口大口地咳血,上午八点就住进了上海杨树浦医院。

    在昨天的归国途中,高宗武就憧憬着如何将日本的诱降决议交给汪精卫,如何向汪精卫表功,汪精卫将怎样高兴,怎样褒扬他。现在,这一切只有周隆庠能享受到了。他躺在床上十分难过,不由得嫉妒起周隆庠来。“哇哇!”又咳了两口鲜血。

    正在这个时候,施桑奴领着伊藤和周隆庠来到他的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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