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周佛海和梅思平却有这个本领。
梅思平，就是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与汪精卫、陈公博、陶希圣和胡适等人，在周佛海家里吃中饭，把一只象牙筷掉落在地，俯身捡筷子时，头上露出个鸭蛋般粗的红疙瘩的中年人。他当时是中央政治会议法制专门委员，现在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宣传专员。高宗武肺病复发后，经周佛海分别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推荐，由他接替高宗武往返于上海与香港之间，继续与驻在这两个地方的日本有关人士秘密联系。
在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守和二十五日武汉失守之间的四天内，国民党设在武汉地区的机关，都惊慌失措地搬迁到了重庆。
十一月一日上午，蒋介石把周佛海叫到他的曾家岩官邸，问道：“佛海！怎么梅思平还没有回重庆，唵？”
“估计梅思平快回来了，他一定会带回让委座高兴的好消息！”周佛海语意诚恳，“他临走时，我一再嘱咐他：这一去绝不能辜负委座对你的期望。”
蒋介石满意地点着头，高兴地说：“好，好，唵，我相信你，也相信梅思平！”
同一天下午，汪精卫把周佛海叫到他的上清寺官邸，问道：“周先生，怎么梅先生一去两月无消息？”
“没有消息，就意味着有好消息！”周佛海同样语气诚恳地说，“我曾经反复对他说过，一定要以出色的工作成效，获得汪先生的信任。”
汪精卫欣然一笑，说道：“周先生和梅先生都是信得过的同志！”
第二天下午，梅思平从香港飞回重庆，果然带回使蒋介石和汪精卫都高兴的消息。
傍晚时，周佛海领着梅思平兴冲冲地来到汪精卫官邸。梅思平把一只制作精致的黑色小皮箱递给汪精卫，笑着说：“这是多田骏将军赠送给汪主席的一台发报机。”
汪精卫喜笑颜开地打开小皮箱，见里面装着一台小巧而功率很大的发报机，乐陶陶地说：“多田将军想得真周到，我们正需要一台发报机与各方面秘密联络，这真是雪里送炭，太感谢了！”
接着，梅思平将日本政府计划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正式公布的声明手抄件，也就是近卫内阁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前一天转送给汪精卫。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日本政府终于按照汪主席的愿望发表了这个声明。”梅思平脸上露出居功自满的神色，“昨晚九点，日本外务省将声明密告给香港领事馆，我十点获悉，为了早点让汪主席知道，今天就赶回重庆了。”
声明首先对蒋介石进行武力恫吓：“如国民政府继续坚持抗日容共政策，帝国绝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彻底崩溃为止。”声明接着说，为了“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蒋介石“抛弃以往的一贯错误政策”，“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和谈停战“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改变了一月十六日近卫内阁第一次对华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
“日本的声明，对老蒋是麻醉剂，对我们是极大的支持。”汪精卫脸上的线条不断变化着，由微笑变成欢笑，又由欢笑变成激动不已，起身紧握着梅思平的手说：“我为梅先生获得这么好的成绩而高兴！”
“成绩归功于汪主席的盛威，我只不过做了点联络工作而已。”梅思平受到汪精卫的称赞，想到由此带来的飞黄腾达，喜形于色地说，“我要向汪主席报告的第二个好消息是，日本政府为了早日建立以汪主席为首的新政权，已指定影佐祯昭和今井武夫为日方和谈代表，就有关事项与中国达成协议。影佐和今井计划在近日内由东京到达上海，等待我方派代表与他们正式会谈。”
“好！”汪精卫兴奋地叫了一声，喜滋滋地站起身来，昂首挺胸在房间里踱了几步，“我的意见，以梅先生和高先生为我方和谈代表，如果高先生的病情有明显好转的话。考虑到梅先生不懂日语，派周隆庠先生做梅先生的翻译。”他止步望着周佛海，“周先生的意见怎样？”
“完全同意汪主席的安排。”周佛海频频点头。他把脸扭向梅思平：“你近来见到高先生吗？他的病情怎样？”
“高先生的病经过三个多月的疗养已基本好了，近半个月内他一直与我一道开展工作。”梅思平说，“因为高先生已经辞去亚洲司司长职务，不便回重庆见蒋先生，就由我回来报告。”
“关于和谈的具体内容，缓日再详细讨论确定。”汪精卫看看手表，正是晚上七点，“时间还早，建议二位立即去见老蒋。”
在曾家岩官邸，蒋介石独自接见周佛海和梅思平。他看了日本的声明，尽管对开头几句军事恫吓的话不满意，但想到日本政府终于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谈判的政策，放弃了在中国建立新政权的设想，他的心胸有如波涛万顷，不禁涌上了一股豪迈而又微带辛酸的感情。可不是么？从近卫内阁第一次对华声明发布以来，他由惶恐、焦急、苦闷和嫉恨伴随着度过了难忘的九个多月，如今日本终于改变了政策，这意味着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蒋某的威严、实力、才智和策略不可战胜！你日本一个声明就能把我蒋某摧垮么？哼！事实证明没那么容易！此间苦乐，只有蒋介石体会得最深刻。他仿佛是第一次见面似的，又把梅思平打量了一番，兴奋地说：“祖芬啦，唵，你干得很不错，这个这个，为党国立了功，唵！”
梅思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法系，当过大学教授，因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反共拥蒋文章，受到蒋介石的青睐，亲自选定他为全国五个实验县之一的江宁县县长。八年前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接见梅思平面授机宜时，梅思平仿佛喝了一盅醇厚的葡萄酒，润泽着他渴求仕途阶梯的心胸，给了他舒适和满足，连连点头哈腰地说：“衷心感谢，衷心感谢委座的栽培。”可是今天，梅思平受到同一个人的青睐，而且可以明显地看到青睐后面的升迁，却像喝了杯寡味的白开水，怎么也激不起感情的涟漪。但是，他依然如八年前那样，显得无比激动地说：“委座过奖了，祖芬受之有愧。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关键在于委座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蒋介石对梅思平的话感到满意，说道：“你继续与日本有关方面的人士联系，唵，我们的态度，绝不是绝对反对和平。但是啦，唵，绝不能在反共之后再和平。这个这个，只要能够停战，我们必然进行反共！还有啦，关于日本在内蒙和华北驻兵以及满洲独立问题，这个这个，等待停战以后再磋商，唵！”
但是，蒋介石表面上却是另一套。几天之后，在邀请苏联驻华大使奥莱尔斯基、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参加的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他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声称继续抗战到底，绝不接受日本的和谈。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十一月十八日和二十日，又分别获得苏联的武器援助和美国的经济援助。
“祖芬，一个月六千元活动经费，够不够花，唵？”蒋介石怀着好感望着梅思平。
梅思平略微一想，说道：“报告委座！如果把活动范围适当扩大一点，就感到不够花。”
“好，每个月再给你补助两千元。”蒋介石对周佛海说，“你以侍从室的名义，唵，每月向经济部支两千元交给祖芬。”
他想到日本将会通过别的渠道，将十一月三日的声明直接送到汪精卫手里，为了表白他与汪精卫之间不存在有隔阂，也为了早点给汪精卫泼冷水，说道：“佛海！你立即把日本的声明送给汪先生过目。他是副总裁，等他看了再给庸之和岳军看。”
人的思想是奇特的，在日本政府没有明确表示与汪精卫之间举行会谈之前，汪精卫殷切地期待着这一天，而当这一天成为现实，他却犹豫了，惶惑了。
本来嘛，正确地预知未来是困难的。若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丰富的哲理知识，高超的思想水平，准确的判断能力，去审时度势，往往会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有莫大悲剧。在面临命运的交叉路口，汪精卫得慎之又慎啊！他又一次潜心判断着：“是爱国还是卖国？是忠良还是汉奸？是新生的政府还是傀儡政权？”这些是则千秋景仰，非则万代唾骂的大是大非问题，走马灯似的在他脑际里闪来闪去。在这关键时刻，汪精卫丰富的历史知识起了抉择作用，一个清晰的声音在脑际一隅向他报告着：古今中外，和谈停战者何其多也！世界上著名的希斯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布匿战争，胡斯战争，三十年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美西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中法战争……不都是双方媾和而结束的吗？为了救亡图存，虽然主权一时受到某种损失，但不久就失而获得了吗？这难道不是堂堂正正的爱国吗？还有，南宋与金议和，清康熙与沙俄议和，沙俄与土耳其议和，土耳其与希腊议和……不都是避免了另一方更大的侵略，促使国泰民安，政权获得一段时期的稳定吗？难道这些主动要求议和的一方首脑是卖国贼吗？
“我们可以与日本和谈吗？璧君！”汪精卫经过一番思索之后，征求妻子的意见。
“完全可以！望四哥当机立断。”陈璧君早就盼望着那扬眉吐气的一天。
汪精卫微皱着眉头，又陷于深思熟虑之中。猛然，他双手抓住妻子的右手。妻子明显地感到，丈夫有劲的手掌在微微颤动。是的，他是把吉与凶决定在这一动作上：“好！我们坚决和谈！”在做出决定的一瞬间，他精神上的压力是相当沉重的，也是极度兴奋的！
人在极度兴奋时，思维的细胞特别活跃。这时，汪精卫的思维仿佛一匹脱缰的野马，时而驰骋在国泰民安的缥缈中，时而驰骋在显赫权贵的梦幻中。慢慢地，他的整个思维，又从美妙的遥远飞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
“新政府设在哪里好呢？”汪精卫目不转睛地望着妻子，“是昆明还是成都？”“最好设在南京。”陈璧君提出异议。
“只怕日本不会在短期内撤离南京。”汪精卫轻轻嘘了口气，“当然，中日和谈时，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议题提出来。但必须做第二步打算，考虑成都与昆明。”
“日军迟早会撤走，还是把新政府设在南京好。”陈璧君集中思考的是南京曾是几个朝代的京都。
“欠妥，欠妥。”汪精卫说，“把新政府设在敌占区意味着什么？”
陈璧君不愿意说出“傀儡政权”四个字，只恍然地“噢”了一声。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汪精卫见妻子脸上呈现羞愧神色，婉言安慰道。
“所以，人，总希望自找个聪明的配偶。”陈璧君望着丈夫柔情地一笑，“你真聪明。”
“你也很聪明。”汪精卫笑得很甜，“每当我考虑欠妥时，你及时提醒了我。”
“那么，明天我带春圃赴成都和昆明，分别与公博和龙云先生落实一下。”陈璧君说。
“成都不必去了，我马上通知公博回重庆商量。”汪精卫望着妻子蜡黄的脸色，“你患重感冒，高烧才退下来，就让仲鸣兄和春圃去昆明走一趟吧！”
“我不是不相信曾先生，但这种事，经我亲自过问才感到踏实。”陈璧君坚持说。
“好吧！你亲自过问。记得有这么一句名言：‘一切成功的人物后面必定站着一个勇于牺牲的女性，不是他的妻子，就是他的母亲。’如果我的事业能成功，因为我后面站着你呀，璧君！”汪精卫深情地一笑。
陈璧君两手攀搭着丈夫的肩膀，把脸紧贴在他的心胸上，仿佛在倾听一支丈夫唱给妻子的心灵之歌。
世界上夫妻之间的两颗心，有的只在初恋时紧贴在一起，或者只紧贴在青春时期，到了后来，或因年龄的增长，或因感情的波折，就贴得不那么紧了，甚至相互躲闪，即使贴在一起，也溅不出浪花，引不起共鸣。而汪精卫夫妇的两颗心，不受任何影响，总是赤诚地、恩爱地、深情地紧贴在一起，在心灵的和弦上不断地奏出鸾凤和鸣曲。
陈璧君轻轻松开手，柔情地瞥了丈夫一眼，甜蜜地一笑，把千言万语集中在一句话里：“四哥！因为我深深地理解你。”
五日下午，汪精卫夫妇和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曾仲鸣、陈春圃、梅思平以及刚从香港回重庆的陶希圣，在汪精卫官邸就和谈具体内容进行磋商。大家首先听取陈璧君与龙云密谈的情况。
“龙云先生表示全力支持我们。”陈璧君眉飞色舞地说。
“他一再表示，汪先生由重庆到达昆明之后，安全问题他绝对负责，飞往香港或河内的飞机，他负责解决。同时他表示，汪先生一宣布建立新政权，他马上起义响应。”
顿时，房间里洋溢着浓厚的欢乐气氛。“我已分别与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三位多次秘密磋商过，他们对汪主席出面主政表示全力支持。”陈公博很兴奋，“可以说，整个四川，除了重庆以外，基本上控制在我们手里。明天回成都之后，进一步与他们联系，制订出具体行动方案，然后向汪主席报告。”
“何键先生也一再表示，一听到汪主席建立新政府，他马上离开重庆投奔汪主席。”周佛海报告说。
“我这次去瑞士、法国、比利时和德国，都是外交部长接见我，他们都对汪主席怀有好感。”褚民谊详细报告了与四国外文部长接触的情况后，说道：“回国时，顺便经过广州和桂林，向华、幄奇、健生三位都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对汪主席的态度永远不会变。”
后盾就是力量，这种力量，充分体现于在座者坚毅的眼神里，喜悦的脸色上。
“这样，我们可以控制除贵州以外的西南与东南一大片。”
汪精卫精神格外爽快，仿佛一下子年轻了许多，“有日本的支持，有欧洲一些大国的支持，有国内一批有声望和有权势的同志支持，我们不是孤立的。”说到这里，他语调更显得激昂有力，“当然，我们的事业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依我看，大凡不被非议的人都是平庸之辈。世界上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是在非议中逐渐被人认识。真理，也是在非议中得到确立。哥白尼的日心说，不是在非议中得到认识和确立的吗？国父的三民主义学说，不是在非议中得到认识和确立的吗？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神曲》里有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非议去吧！”
“是的，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陈公博因过于兴奋，仿佛在舞台上做诗朗诵似的，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读起清代郑板桥的《竹画题诗》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汪精卫的话和陈公博的诗朗诵，在同路人中起到的作用，就像一泓新鲜的泉水，缓缓地流过心田，清新，舒畅，振奋。
接着，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就缔结中日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交还在华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允许日本在内蒙驻兵、除驻内蒙以外的日军撤退、中日联合开发华北经济、临时、维新两个汉奸政权的处理、汪精卫逃离重庆、以汪精卫为首的新政权的设置以及它的军队和财政等问题，拟定了一个原则性的方案。
“在会谈中，很可能遇到没有想到的问题，那就由梅先生和高先生做主吧。万一需要商量，要周隆庠先生回重庆一趟。”汪精卫嘱咐说。停了停，他把脸转向陶希圣，“汇曾兄！你重返香港以后，把我们刚才所研究的，向顾孟余、林柏生、李圣五三位先生说说，若他们有不同意见，迅速回重庆商量解决，然后通知在上海的和谈代表。”
第二天，梅思平怀揣着投降方案，心中涌起一股只有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他国时才有的豪情，从重庆飞往香港。几天之后，他与高宗武和周隆庠分别乘日本、法国、英国的轮船从香港到了上海。
会谈地址设在上海虹口公园附近一所无人居住的房屋里。它原是一个新加坡华侨的别墅，曾经租给国民党军一个师长使用。上海失守后，租主一家离开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住过一个多月，从今年一月起它一直空着。别墅四周的水泥墙壁上，布满了斑斑点点的弹痕，仿佛患过天花病者的麻脸。这是日寇在淞沪战争中留下的罪迹。只有大门口上方，那镌刻在青石板上的“重光堂”三个颜体大字依然完好无损。几天前，影佐和今井雇人把房屋打扫干净，又向日本经营的东亚旅馆借来桌椅、床铺、炊具和两个日籍女仆，为会谈做好了一切准备。
十四日上午八点，日汪会谈开始。会场的布置显得寒碜和单调。会议桌是用两张油漆剥落的书桌拼凑而成，它的四周摆放着孤零零的五张骨牌方桌。桌子中央，交叉竖着临时用纸糊制而成的中日两国国旗，不知是糨糊用得过多，还是制作者心粗手拙，旗面很不平整，宛如两张老寡妇的脸，缺少生机和活力。五只盛着泡茶的粗瓷茶杯，傻气十足地张着大嘴，正连连打着冒热气的哈欠。四周的墙壁，因空无一物而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影佐仿佛意识到有什么不祥之兆，手在会场空间有劲地划了个弧形，聊以自慰地说：“先生们！会场虽然很简陋，但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协议将在这里产生，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中国新政府将由此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会场，是一个神圣的会场，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会场。”他之所以如此大言不惭，因为胸中无侵略者必败这个真理。
“敝国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会场虽然简陋，但今后的重光堂将由此而闻名于四海哩！”梅思平满以为他们即将建立的傀儡政权会长命，“到时我向汪先生建议，将重光堂辟为革命纪念地。”
“好！我建议我们五个人散会后，去照相馆拍张合照，以便今后在这里陈列。”今井甜滋滋地说这话时，自然不会想到这是梦幻泡影，更不会想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二十一日，他会代表日本侵略者赴湖南芷江洽谈受降仪式。这正是人的悲剧所在。
“亲爱的先生们！日华和谈停战会谈现在开始。我们双方是平等的，不设会议主持人，我作为会谈工作的筹备者先讲几句话。”影佐越说越神气，“双方代表受各自政府的委托，胸怀恢复日华和平的诚意，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欢聚重光堂，其意义非常深远，这将在帝国史上，中国史上，世界史上大书特书一笔，也将为作家们提供一个传世之作的文学创作题材。下面，请华方代表梅先生发言。”
梅思平听了周隆庠的翻译之后，鹦鹉学舌似的也说了一通重光堂会谈的重大意义，接着说：“现在，一个个问题进行会谈。第一个问题，贵国提出的关于满洲国问题，敝国首脑们经过反复考虑，从恢复中日和平的长远计议，承认它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受过大学教育的梅思平，自然知道东北四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但一旦丧失民族气节，心目中就没有维护祖国领土完整这个概念了。此时此刻的梅思平，仿佛是一言定乾坤的权威者，更像在赌场上输掉大批祖业的大赌棍。
影佐和今井听了周隆庠的翻译，高兴地齐声说：“痛快！痛快！”
“记得贵国的外交部次长徐谟先生，曾经对川樾茂先生说过一段笑话：‘满洲好比是中国的妻子，现在日本同她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引诱她从家中逃跑。作为丈夫确实是很不愉快的，但是，爱情不能勉强，中国有句俗话：捆绑不成夫妻。因此，丈夫也就不想追回变了心的妻子。’现在，中国丈夫正式宣布与满洲妻子离婚啦！哈哈！”今井哈哈大笑，鼻梁上的眼镜，也随着脸上肌肉的跳动而弹跳起来。
在座的三个中国人，不但没有因此感到莫大的侮辱，而且也跟着大笑起来。
“第二，关于日军撤退问题。敝国政府要求越快越好，希望在一年之内全部撤完。”梅思平说。
“希望在协约签字生效后一个月内撤离上海和南京，其余的在一年内撤完。”高宗武用日语补充说。
“敝国皇军必须撤离贵国，但撤离时间不宜过急。”今井打着迷人的幌子，“蒋介石手中还掌握有雄厚的兵力，皇军撤退过早，对中国新政权的巩固不利。”
“对！我们看问题要从巩固中国的新政权着眼。”影佐马上搭腔，“敝国的意见，在两年之内，逐步撤离内蒙地区以外的各地皇军。如果新政府计划设在南京，驻在南京地区的皇军可在第一批撤走。”他犹豫了一会，“万一新政府建立在前，南京驻军撤离在后怎么办？汪先生考虑过没有？”
“最好设在南京。万一不行，暂时设在昆明或成都，等日军从南京撤走后，新政府再搬迁南京。”梅思平说。“好！”影佐说，“关于日华缔结防共协定和皇军驻兵内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就一并讨论吧！”
“敝国同意中日缔结防共协定，关于协定条款，以后两国再具体讨论。”梅思平说，“为了中日共同对付苏俄和陕北的中共，敝国同意贵国在适当的限期内，在内蒙驻扎适当的军队。”
“关于防共协定的具体条款，可参照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签订的《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制订。”影佐打开卷宗，拿出日德防共协定念了一遍，“协定的制订和内蒙驻兵问题，留待以后两国再派代表讨论。”
在讨论日本归还在中国的租界地和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问题时，双方争执得面红耳赤。日本在上海、南京、广州和天津等地都有租界地，这是它侵略中国的据点地区，并由此而产生的日本人在租界地享有的特权，包括人身和住宅不可侵犯，不受中国司法、行政的管辖，免除捐税和服役等内容的治外法权。现在，中国提出收回租界地和废除治外法权，影佐和今井感到非常恼火。
“在贵国拥有租界地和享有治外法权的不只是敝国，还有德国、美国、法国、英国和苏俄，如果他们同意归还和废除，敝国也不例外。”影佐很生气。
“不论哪个国家的租界和治外法权，敝国迟早都要收回和废除。”梅思平坚持说，“我们希望贵国带个头。”
“敝国不能带这个头。”今井连连摇头。
“敝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做了很大的让步，尤其在承认满洲国、内蒙驻兵和日本撤离等问题上让步最大。”高宗武乞求说，“我们希望贵国在租界和治外法权问题上，给敝国一点面子。”
“这个面子我们不能给。”影佐语气生硬，神态高傲。
“那就停止会谈。”梅思平也火了。
“和谈的成功需要诚意，但诚意必须来自和谈的双方。”高宗武微笑着望望影佐，又望望今井。
一阵沉默。影佐和今井没有想到汪精卫会提这两个问题，因为事先没有向近卫文麿报告过，他们也做不了主。影佐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说道：“好吧！关于归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可以作为两个问题提出来，我和今井先生回国后，一定努力向敝国政府争取。”他想，至于何时归还和废除主动权在日本。他向今井瞟了一眼，“今井先生的意见怎样？”
“同意你的意见。”今井与影佐的思维走向是一致的。
梅思平的情绪方平静下来，便讨好地转向另一个议题，说：
“汪先生同意在经济上与日本合作，特别是利用和开发华北资源方面，承认日本有优先权。”
“痛快！”影佐欣然一笑，又叫了一声：“痛快！”
“我们给你们的是痛快，而你们给我们的是烦恼。”高宗武苦笑一声。
“高先生不用急，保证你们痛快。”影佐微笑着说，“比如，敝国已明确表示，不再扶植临时、维新两个政府，让这两个政府的主要成员归附于以汪先生为首的新政府之下，这难道不是痛快事吗？敝国打算帮助新政府建立五到十个师的军队，并负责派军事教官把这支部队训练好，这难道不是痛快事？敝国打算从政治上、军事上把蒋介石政权彻底摧垮，这更是使你们大大痛快的事！”
影佐的话，使三个中国人获得某种满足，他们一齐愉快地笑了。
这时，负责会议接待的伊藤芳男前来通知大家吃中饭。席面很丰盛，有中国人爱吃的清炖全鸡，红烧猪肉和爆炒肚丝，有日本人爱吃的生鱼片、蟹黄和红烧带鱼。此外，还有大家都爱吃的海参、墨鱼、木耳、香菇和金华火腿。除了高宗武有醉酒的教训只喝了少量的啤酒以外，其余的人一个劲地喝着中国的白酒。大家正吃喝得痛快，忽然伊藤煞风景地说：“刚才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恶消息，昨天晚上，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放火把长沙城烧了！”
大家不免大吃一惊。不过，吃惊的含意不一样。影佐和今井想到长沙成了一片焦土，为日军进攻长沙将一无所获而吃惊，高宗武、梅思平和周隆庠都有亲戚朋友住在长沙，为他们的安全担心而吃惊。因此，大家纷纷骂道：“张治中可恶！”“张治中该杀！”
张治中被人们咒骂实在冤枉。放火烧长沙，实行“焦土政策”，使日本人进犯长沙后无东西可吃，无房屋可住，是蒋介石的主张。
蒋介石与宋美龄、何应钦、钱大钧于十一月六日从重庆到达南岳，十日到达长沙，随即召集湖南党政军首脑人物开会。会上，他问张治中：“文白兄！敌人已经到了岳阳，这个这个，很快会进犯长沙，你们怎么办，唵？”没等张治中回答，他接着说：“还有什么可以思索的，这个，唵，放火把长沙烧光，敌人不让我们住，我们也叫敌人来了没有房子住。不论粮食和各种器材，凡是不能带走的东西，这个这个，唵，统统烧了。怎么放火，唵，你们思考思考！”散会后，张治中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公安局局长文重孚叫来，布置火烧长沙。大火从十二日晚上十二点烧起，一直烧了三天三夜，百分之八十五的房屋被烧毁，约计五万六千余栋，烧死居民和伤兵二万余人，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对此，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为了缓和民愤，枪毙了酆悌、徐昆和文重孚，撤销了张治中的省主席职务。事后还有人做了一副对联讽刺张治中，把枪毙三个人也归罪于他，更是冤上加冤。横批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头颅十万元”。把“张治中”三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是十个月前张治中接替何键任省主席时，提出的开发湘西经济、垦殖洞庭湖区、繁荣长沙米市、兴办乡村教育、武装保卫湖南等五项建设措施。“十万元”是国民党政府给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实在少得太可怜了。
“六月黄河决堤，现在又火烧长沙。真枪实弹打不赢，靠水火帮忙。”影佐冷笑一声。
“唉！不论是黄河决堤，还是火烧长沙，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梅思平叹息着说，“所以，我们衷心希望重光堂会谈成功，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对！对！”影佐起身举杯，“让我们为预祝重光堂会谈成功干杯。”
“干杯！”高宗武也象征性的将空杯与大家一碰，其他人又一杯白酒灌下肚去。
下午两点，会谈继续进行。
“上午梅先生说，万一新政府暂时不能设在南京，就设在昆明或成都，这两个地方可靠吗？”今井感到不踏实。
“可靠。”梅思平满有把握地说，“云南的龙云先生和四川的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先生与汪先生早有密约和默契。”
“汪先生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重庆？”今井又问。
“暂定十二月初吧。”梅思平说，“具体日期，待重光堂会谈条约经两国首脑批准后再定。”
“汪先生初步计划，由重庆赴昆明，再去香港或河内。”高宗武补充说。
“近卫阁下已经明确表示，汪先生一到达香港或河内，日本政府马上发表支持他的声明。”影佐说。
十五日上午，用中日两种文字书写的《中日和谈停战协议》正式出笼。协议规定：一、参照日德防共协定条款缔结中日防共协定；二、中国承认日军在内蒙的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域；三、中国承认满洲国；四、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经营的自由权，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五、中日经济合作，在开发华北经济上，承认日本有优先权；六、关于赔偿日侨损失，日方有要求，中方表示愿意考虑；七、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限两年内撤完；八、临时、维新两政府自行引退；九、中日共同承认上述解决时局的基本条件后，汪精卫正式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南京或昆明、成都建立新政府；十、在日方的具体帮助下，为新政府建立五至十个师的军队。
下午四点，影佐、今井和高宗武、梅思平分别代表各自一方在协议上签字。梅思平手拿毛笔写到“平”字时，忽然心里不平静了。一九一九年他二十二岁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亲自参加的五月四日为抗议巴黎和会承认日本享有以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惩办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时的外交次长、当时的交通总长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当时的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和当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游行示威，愤怒的学生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等情景，历历在目，“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激昂口号声又在耳边响起，不由得心里一怔，手一颤，“平”字最后一直笔写得弯弯曲曲。
“梅先生身体不适？”梅思平颤抖的动作没有逃过影佐的眼睛。
“没有什么。”梅思平尴尬地一笑，“也许是衣服穿少了点，似乎有点寒意。”他旋即又想：“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我也不是什么总长、公使，又‘小人穷斯滥矣，’也没有好房子给人家烧，管他娘！”于是，在同一内容的另一份卖国协议上签字时，那“平”字最后一直笔写得直挺挺的了。
签字结束，大家又举杯庆祝了一番。用条约确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影佐、今井和伊藤的心胸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三个中国人想到自己由此而平步青云，兴奋劲远远超过了三个日本人。
什么叫“卖国求荣”？这就是。
十六日下午四点，梅思平兴致勃勃地从上海乘飞机到达香港，第二天下午五点，又由香港飞回重庆。
晚上，在汪精卫官邸，汪精卫夫妇和陈公博、周佛海、曾仲鸣、褚民谊等人一齐怀着喜悦的心情，像迎接凯旋归来的征战统帅似的，设宴款待梅思平。大家边吃喝边议论，煞是热闹。
“纵览协议条文，与日本一年前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做比较，日本有许多让步。”汪精卫望着梅思平满意地笑着，“比如，日本原来要求中国承认内蒙自治和华北临时政府，并允许日本在这两个地区驻兵。现在改为‘承认日军在内蒙防共驻扎，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地区’和‘临时政府自行引退’。这就维护了中国主权。日本原要求扩大上海停战区，现在正准备全面撤兵，这个问题也就不存在了。还有，日本同意废除治外法权和考虑归还在中国的租界地，这是更大的让步。因此，我对协议是满意的。”
“我完全同意汪主席的看法。”陈公博说，“一年来，老蒋曾多次表示过，对日本提出的七项和谈条件，只要日本把华北地区的主权交还中国，其他条件都可以接受。这次重光堂会谈结果，大大超过了老蒋的愿望。”“如果老蒋骂我们卖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与他辩驳，到底卖国的是谁？”周佛海俨然是个爱国者。
汪精卫见大家一致拥护投降协议，他的选择更坚定了，说道：“请诸位考虑，把我们对协议的批准意见通知日本政府，什么时候为宜？”
“通知过早，显得求之不得，通知过迟，显得犹豫不决。都可能使日本产生某种误解。”陈璧君说，“最适宜的时间是在一个星期以后。”
“璧君姐一语道出了问题的真谛！”陈公博向陈璧君投去钦佩的眼光。其余的人也一致赞成陈璧君的意见。
散席不久，卫队长桂连轩送来蒋介石从衡阳写给汪精卫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蒋介石计划十一月下旬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然后赴韶关、柳州、桂林和贵阳等地视察军事，大约十二月中旬才能回重庆。这期间由汪精卫代理总裁，主持国民党的日常工作。
蒋介石的行动，等于给准备逃离重庆的人开了绿灯。在座者，一个个喜在眉头笑在心。
可是，汪精卫却陷于沉思中。忽然，他两眼睁得圆圆的，提醒大家说：“诸位千万不可大意，因为重庆还有个戴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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