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很深了。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终于忘却了战争的威胁，已经沉沉地睡去。高低不一的建筑物，黑黢黢地耸立在长江的北面和嘉陵江的南面之间。街上没有灯光，没有行人和车辆，空荡荡的异常寂静，毫无国家首脑机关所在地的繁华气氛。只有长江和嘉陵江，按照自己的活动规律，不知疲倦地流淌，不时地发出汩汩的响声，仿佛喃喃地倾诉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痛苦，又像苦口婆心地规劝那些妄图叛国投敌的不肖子孙！

    祖国母亲的一切规劝终成枉然，他们决心甘当民族败类！

    就在这万籁俱寂、夜深人静的时刻，汪精卫官邸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通明的电灯光亮，正映照着一张张寡白的脸，焦急的脸，神秘的脸。

    汪精卫夫妇和周佛海、曾仲鸣、褚民谊、陈春圃等人，一左一右地分别坐在两张长条靠背木椅上，一齐望着摆在小圆桌上的发报机。那期待的眼光，胜似干旱盼望云头雨的农民，胜似等待皇帝加封的宫廷臣相。

    根据事先秘密约定的时间，汪精卫每夜零点至两点间，与在香港的高宗武和梅思平电报联系。按照这个约定，汪精卫在二十四日凌晨一点，电告高宗武和梅思平，他完全接受重光堂协议。

    现在已是二十八日零点五十分，电报发出已经四天了，应该是收听日本政府明确答复的时候了。怎不令他们焦急呢？如果将整个叛国投敌计划比作一张大网，日本对重光堂协议的批准意见就等于纲绳，只有抓住纲绳奋力挥甩，汪精卫一伙逃离重庆的具体行动方案才能应运产生。赢得时间就是胜利。一切计划只有在蒋介石返回重庆之前实现，才能万无一失。出于这种紧迫感，昨天晚上汪精卫要陈春圃守着发报机，空度了沉寂的两个小时。今天，汪精卫实在急不可耐了，手表上的时针刚指向零点，就带着妻子和亲信们来到了地下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大家无声地坐着，一种说不出的焦虑和忧悒，向全身扩散，令人难受难熬。

    凌晨一点整，发报机里的电磁波终于发来电报传来的信号。陈春圃敏捷地打开接收机，准备接收电报内容。

    大家怀着不安的心情暗暗揣摩着：“日本的态度将是怎样呢？”日本的电报给汪精卫一伙以极大的满足。电报是用暗语拍来的：“兰姐：教师和校长都欢迎钧鸿赴美留学，请速告行期，以便安置。静华。”

    “兰姐”是指收电报的汪精卫。“教师”是指日本近卫首相，“校长”是指裕仁天皇。“都欢迎钧鸿赴美留学”，是说近卫和裕仁都已批准重光堂协议。下面两句是速告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日期，以便近卫及时发表支持汪精卫的声明。“静华”，是高宗武和梅思平的代号。

    大家仿佛同时服下了镇静剂和兴奋剂，焦虑的心情刚平静下去，一股喜悦的激流又涌上心头。

    “诸位的意见，我什么时候离开重庆好？”汪精卫趣味盎然地连读了两遍电报，用征询的语气问道。

    亲信们身上像有台离心泵，泵内的叶轮正急速旋转着，一致都希望快点离开重庆，时间最好在一个星期之内。

    “太仓促了！”汪精卫早已深思熟虑，“我们离开重庆前，应该先将诸位的家眷送到香港安置好，还得把各自在银行的存款取出来，以备急用。如果家眷的搬迁和存款的提取，都集中在一个星期之内，很容易引起人家怀疑。我的意见，老蒋计划在下月中旬回重庆，我离开重庆的时间就定在下月十日。”

    汪精卫的意见很有说服力，大家提不出任何异议。他接着说：“离开重庆后去香港好，还是去河内好，我想请孟余、柏生、圣五三位回重庆一趟，听听他们的意见。他们长期住在香港，最有发言权。”他见亲信们都表示同意，就用顾孟余、林柏生、李圣五三人的代号写成如下电文：“静华：请谷玲丽速回渝接钧鸿，定下月十日离渝，十一日赴美。”然后亲自按动发报机的电键，将电报发给高宗武和梅思平。

    “为了避免嫌疑，希望诸位的家眷离开重庆时，只带贵重的东西。不要这也想带走，那也舍不得丢。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总之要慎重，一切要从我们的事业着想，从远大前程着想。”他见时间已到凌晨两点，大家都疲倦地打着哈欠，再嘱咐几句散场：“白天请诸位照常上班。有关我们的事业，晚上十二点以后来这里研究。老蒋把顶代总裁的乌纱帽给我戴，晚上十二点以前，总有人来请示这个，报告那个。反正我这里有好几间客房，晚了，大家就睡在这里。此外，这次秘密行动，让不让学沛、乃光、正纲他们知道，请诸位准备意见，明晚再磋商。”

    地球自转一周，又到了夜阑深沉的时候。夜是静谧的，但静谧中有着一种飘忽不定的惶惑、伤感和不安。

    在同一间地下室里，人物多了个陈公博。他是接到汪精卫的秘密电报后，傍晚时从成都赶回重庆的。

    “潘文华、邓锡侯和刘文辉三位，都对老蒋恨之入骨。他们真诚地拥护汪主席主政，扬眉吐气地跟随汪主席干一场。”陈公博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他们的具体行动方案分两步走：第一步，把部队撤至云南或贵州，第二步，发表讨蒋拥汪声明。”

    大家听到这里，齐声叫好。但是，刚浮上脸部的笑容，随着陈公博下边的话而转变成片片阴云：“可是，有种迹象值得警惕，近五天内，老蒋把三个嫡系师开入成都周围，分别驻在距离成都东面二百里左右的南充，南面二百里左右的内江，西南面百余里的蒲江。他娘的，不知老蒋玩的什么鬼把戏？”

    “是不是陈先生说的三个人中有谁泄密？”周佛海的心怦怦跳动着。

    “不会。”陈公博自信地说，“这三个人对老蒋的积恨极深，对汪主席推崇备至，与我也算深交。从我四月去成都任四川省党部主任七个多月来，我们之间无话不说。”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褚民谊惴惴不安地说。

    “问题不难理解。”汪精卫泰然自若，开导大家说，“老蒋把三个嫡系师布置在成都周围，这是他一贯狡诈多疑的必然行动。”

    汪精卫的话使大家弃疑解惑，一齐向他投去钦佩和景仰的眼光。

    接着，汪精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写满着人名的纸条，将彭学沛、甘乃光、谷正纲、谷正伦、王懋功、王法勤、朱霁青、潘云超、郭春涛、白云梯等二十多个人的姓名念了一遍，怀着沉重的心情说：“这些同志，现在都在中央机关任职。他们自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冬成立国民党改组同志会以来，一直与我们患难与共，肝胆相照。请诸位慎重考虑，这次秘密离开重庆，是否通知他们一道走？”

    顿时，大家的思想感情，陷于合而欢与离而悲交织的矛盾之中，房间里显得异常寂静。

    “真感到为难。”陈璧君心情十分复杂，“通知他们一道走吗？他们对重光堂会谈前后的种种情况，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一时难于做出抉择；让他们留在老蒋的网罗中吗？必定受到老蒋的严重迫害。眼看着他们做无谓的牺牲，我们活着的人，将会遗憾一辈子。”

    “这些同志拥护汪主席，也拥护中日和谈，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诚如璧君姐所说，他们没有思想准备，一旦要离开重庆去香港或河内，都敢冒这个风险吗？”陈公博不禁心里涌起一阵伤感，“据我平时观察，他们自从那次成立改组同志会，被老蒋开除过一次党籍之后，都谨小慎微了。”

    “的确谨小慎微。比如甘乃光，是行政院秘书长，也是中央部长级，连下边的办事员向他请一天假，他也要征得孔祥熙的同意才批准。真是！”周佛海很担忧，“这些同志处于这种思想状态，一旦通知他们，势必大吃一惊。吃惊之余，难免不与妻室儿女和至亲好友磋商，必然失密。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就糟糕透了！”

    “在这种关键时刻，最怕‘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败事。”褚民谊轻轻摇摇头，“保密范围再也不能扩大了。要注意，人多嘴必杂，难免走漏消息。”

    汪精卫对改组派的亲信们，曾经冒着风险从蒋介石营垒中分化出来，拥护他为领袖而感激涕零，无奈他的地位每况愈下，没能够给这些人以恩赐而深深感到内疚。他很想把他们带在身边，一旦建立新政权，再好好器重他们。但是，他不能把他们带走。除了大家分析的原因外，汪精卫感到最可怕的，是担心他们当中有人向蒋介石告密。当年的改组派的重要骨干，有些人正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他们还会像过去那样忠于自己吗？古往今来，用告密背叛这一方和投靠那一方，使这一方身遭横祸，一败涂地，使那一方诛锄异己，扭转乾坤，因而获得宠信和高官厚禄的事例还少吗？汪精卫越想越感到可怕。不过，他不愿意把这种多疑的思想暴露在亲信们面前，而从另一角度发表意见。他显得无限悲伤地说：“我现在没有能力保护这些同志，如果通知他们与我一道离开重庆，若途中遇到意外，那才是真正牺牲他们。因此，决定忍心不让他们知道。那么，他们留在重庆，会不会牺牲在老蒋手下？据我分析，未必。因为老蒋是盗世奸雄，他尤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我离开重庆后，他为了孤立我，打击我，必然会柔和他们，利用和重用他们。所以，我与璧君商量好了，对她的胞妹陈淑君和妹丈谭仲揆，也绝对保密。”

    又是一个深夜。

    当悬挂在卫队室门口上的三五牌圆钟“当！当！”响到第十二声时，卫队长桂连轩起床检查岗哨。他悄悄地带上无声手枪和手电筒，轻轻地掩上门，蹑手蹑脚来到官邸小花园，站定脚跟，神经质地谛听了一会，没有发现任何动静，就习惯地欣赏一会夜景，然后去前门和后门检查岗哨。这时，几点星星在狡黠地挤眉弄眼。风，带着峭寒从嘉陵江刮过来，出现了入冬以来的第一次霜冻，给大地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银粉，使山城的夜更显得清冷、幽阒而又沉寂。只有从远处山林中传来的声声狼嗥，给神秘的夜增加了无限的恐怖。

    桂连轩用手语住嘴，打了个无声的哈欠，正准备抬步去检查岗哨，忽然，一条黑影踽踽地顺着会客室移向汪精卫夫妇的卧室外，呆在窗户下面不动了。

    “是卫士偷听秘密？”桂连轩暗暗想着。他知道，汪精卫夫妇习惯夜深人静处理事情，虽然窗户被黑色窗帘遮掩着，不透一丝光亮，但他断定他们这个时候尚未睡觉。然而，他相信他手下的卫士不会干这种偷听勾当，这个念头很快被否定了。“是间谍？肯定是间谍！”他这么想着，一股由主人小恩小惠积聚的精神力在胸中升起，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向那黑影，集中吃奶的力气，使出浑身解数，对准那黑影的顶端猛击一拳。随着“哗啦！”的玻璃破声，那条黑影扑通倒在地上。

    桂连轩拧亮手电筒一照，不觉一怔：倒在地上的竟是前卫队长刘文焕！他左鬓角被窗户上的玻璃划破流着鲜血，手枪仍紧紧地捏在手里。桂连轩趁刘文焕处于昏迷状态中，将他的手枪缴过来。他推开枪膛下子弹时，发现是一支德制无声手枪。接着，又从刘文焕身上搜出一把匕首和一部微型照相机。

    汪精卫夫妇被那突然的“哗啦”一声吓得大吃一惊，慌忙走出门来，见此情景，不禁毛骨悚然，惊恐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正前门和后门站岗的四个卫士闻声赶来了。不一会，睡着的三十多个卫士被喊醒起来。桂连轩一边吩咐二十多个卫士将官邸内外仔细检查一遍，一边吩咐几个卫士把躺在地上的刘文焕抬到卫队室。接着，他来到汪精卫卧室，将情况向汪精卫夫妇报告一遍，然后说：“刘文焕不是来搞暗杀，就是来刺探情报，可鄙可恨！”

    “两种可能都有。”汪精卫惶惑不安，心表也十分沉重，“刘文焕该不会死吧？”

    “死了，活该！”陈璧君愤恨地说，“死有余辜！”

    “现在还不是让刘文焕死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口供。”汪精卫启发地望了妻子一眼，回头对桂连轩说，“你去看看，刘文焕一苏醒过来，就来向我报告。”

    桂连轩走后，陈璧君想起刘文焕过去在她家的特务行为，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咬牙切齿地说：“实在不能容忍！这回，把刘文焕的口供审问出来，就把他毙了！”她见丈夫沉默不语，问道：“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四哥！”

    “看看刘文焕的态度再说吧！”汪精卫沉吟一会，“不可任性，如何处置他，要从有利于我们这次秘密行动着想。”

    “他如此仇恨我们，会有好态度吗？”陈璧君目不转睛地望着丈夫。

    “记得北宋哲学家程颐有句名言：‘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再试试看吧！”汪精卫思考着感悟刘文焕的办法，争取他为自己的秘密出逃效劳。

    刘文焕的神经中枢被击伤，现在还昏昏迷迷地躺在地上。桂连轩叫人端来两盆冷水，往他头上一泼，这才苏醒过来。眼下，他坐在湿漉漉的水泥地面上，睁着两只充血的眼睛，恐怖地望了桂连轩和卫士们一眼，然后垂下脑袋，痛苦地双眼紧闭，脑子里万念俱灭，只等待着无声手枪子弹穿脑的那一刹那。忽然，他听到那熟悉的脚步声，知道是汪精卫夫妇来了，心里一惊。但很快镇静过来，他暗暗鼓励自己：“要争取死中求生。”汪精卫夫妇一进卫队室，他就落水狗似的爬到汪精卫跟前，额头在水泥地面上砰砰磕着，痛哭流涕地说：“汪主席！汪夫人！我，对不起你们！”

    汪精卫本想臭骂刘文焕几句，见他一副狼狈相，心也就软下来，俯身将他扶起来，说道：“别的不说，单凭你刘文焕监视代总裁的行动这一点，完全可以交军法执行部公开处决你。但是，考虑你是受人支配的亡命之徒，只要你把问题说清楚，今后真正悔改，我可以原谅你。”

    “我一定把问题说清楚，一定悔改！”刘文焕放声痛哭起来。

    汪精卫吩咐桂连轩拿来一套崭新的灰色棉衣棉裤，给刘文焕换去被泼湿的衣服，又叫人给他擦洗脸上的血污，搽上红药水，还让他服了止痛消炎药片，然后示意桂连轩和卫士离开卫队室。

    “刘文焕！你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来到汪先生身边，到今年四月十六日离开汪先生，将近五个月中，我们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陈璧君抑制着愤怒的感情，语气平和地说，“今年三月初，你四川老家遭到雹灾，我们拿出二十块大洋让你寄回老家，三月底，你小孩病了，又送你二十块大洋；四月初，你害病住医院，汪先生在百忙中去医院看望过你三次，你离开我们时，又送了一丈五尺毛哔叽给你。请问，究竟哪一点对不起你？”

    “汪主席夫妇处处待我好，是我对不起你们！”刘文焕懊悔地用拳头捶着脑袋，“我，我是狼心狗肺，我是畜生！”

    “你在我身边的所作所为，我十分清楚。但我一直没有说破你，因为我感到责任不在你身上，你只是被人利用而已。”汪精卫冷冷地说，“你在我身边近五个月，以卫队长之名，行间谍之实！”

    刘文焕脸色吓得惨白，浑身簌簌发抖，额头沁出汗水。这时，一个声音从神经系统发出来：“这还了得！赶快否定！”他惶恐地望着汪精卫叫道：“汪主席！我，我不是间谍，我没有行间谍之实！”

    “没有行间谍之实？”汪精卫道貌岸然地望着刘文焕，“那你为什么要偷偷地拍摄夫人的笔迹？又为什么将唐小姐来我家做客的情况密告别人？看来，你是不愿意把问题说清楚，也不想得到我的谅解！”

    刘文焕感到无法辩解了，失魂丧魄地又一次跪在汪精卫跟前，哭哭啼啼地说：“我现在说实话，我的确是康泽派来监视汪先生的。康泽，唉！他疑神疑鬼，说汪主席会投靠日本鬼子。”他又一次用拳头捶着脑袋，“我有罪，我死有余辜！就是千刀万剐我也应该！”

    “你这回深更半夜闯到我官邸里来，也是受康泽的派遣吗？”汪精卫问。“是的，是康泽派我来的。”刘文焕啜泣着说。

    “请站起来，坐着说。”汪精卫又俯身将刘文焕扶起来。

    原来，昨天下午四点，康泽收到蒋介石从衡山寄给他的信，信中暗示他秘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康泽想到刘文焕熟悉汪精卫的生活习惯，又从小练就一身翻越高墙的本领，就将任务文给他。晚上十一点五十分，刘文焕来到汪精卫官邸东西墙根，见里面静悄悄的，就纵身一跳，不声不响地跃上两米高的墙头。他见前门和后门的哨亭里各有一名哨兵走出来，就默默地伏在墙头上，等到那两个哨兵将院内巡逻一遍，走进各自的哨亭，再来个飞燕展翅，又毫无声响地落入院内，然后偷偷地来到汪精卫卧室外的窗户前，把左耳朵贴在玻璃窗户上偷听着。这时，汪精卫夫妇正在商量怎样秘密逃离重庆的事。但声音很低，听来听去，只从陈璧君的嘴里听到“飞机票”三个字。他心里一喜，正想听清楚汪精卫乘飞机到哪里去，脑袋上就挨了那么一拳头。

    “你说的都是实话吗？”汪精卫半信半疑地问。

    “如果我说半句假话，遭红炮子穿心！”刘文焕赌咒说。

    “你今后打算怎样进一步监视我？”汪精卫虽然轻言细语，但眼睛里却射出一道可怕的寒光。

    “我绝不敢再胡作非为，继续干对不起汪主席的事了！”刘文焕语意诚恳，“为了感谢汪主席的宽宏大量，我将尽力维护你，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他想了想，怯生生地问道：“我可以给汪主席写信，或打电话吗？”

    汪精卫见刘文焕确有悔改之意，为了今后利用他，用十分热情的语气说：“不必写信打电话，欢迎你随时来面谈。”

    刘文焕心想，汪精卫不用“报告”而用“面谈”，竟把他看成大人物而平等相待，十分感动，高兴地说：“感谢汪主席对我的信任，今后遇到有重要情况，我就及时来向您报告。”“你回去怎么向康泽交差？”陈璧君心中仍有几分狐疑。“我自有办法对付，请夫人放心。”刘文焕显得很自信。

    汪精卫把无声手枪、匕首和微型照相机退还给刘文焕，又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三十块大洋递给刘文焕，装出十分关切的样子，微笑着说：“你上有老，下有小，经济不宽裕，拿去用吧！”这更加使刘文焕感到内疚和羞愧，怎么也不肯接受，再三表白：“我实在受之有愧！”“这是汪先生和我的一片心意，你不必推辞，快接受吧！”陈璧君从丈夫手中接过大洋，用片牛皮纸包好，往刘文焕口袋里一塞。

    刘文焕又一次流下眼泪，面对汪精卫夫妇深深鞠一躬，嘴巴动了动，想说什么，但眼泪堵塞着喉咙，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只好又深深鞠一躬。

    汪精卫夫妇虽然与刘文焕相处近五个月，但不知道他有翻越高墙的本领，想看个究竟，就送他来到围墙边，只见他纵身一跃，就稳稳当当站在围墙上了，轻声说了句：“耽误了汪主席夫妇的休息，很抱歉！”就飞到墙外去了。

    第二天晚上十二点以后，汪精卫夫妇领着刚从香港回来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顾孟余、香港《华南日报》主编林柏生、中央政治会议外交专门委员李圣五来到地下室，先让他们看了重光堂协议，然后研究汪精卫离开重庆后的去向问题。

    “依愚见，汪主席去香港好。”李圣五沉浸在判断的思维中，用浓重的山东泰安口音说，“香港是个自由世界，只要有护照，很容易入境。这是一；其次，我与孟余、柏生二兄在香港多年，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万一有什么意外，也容易应付；第三，香港英国政府的秘书长麦思利先生，与我是英国牛津大学很要好的同窗，至少在安全方面，他会助我一臂之力。因此，我认为香港比河内好。”

    李圣五原是复旦大学教授，曾经由汪精卫一手提升为外交部总务司长、行政院参事和《中央日报》主编。因此，凡是关系到汪精卫的问题，李圣五都会慎重考虑。同样的原因，凡是李圣五的主张，都会引起汪精卫的重视。

    “圣五兄的意见值得考虑。”汪精卫沉思一会，“孟余、柏生二兄的意见呢？”

    “我说点个人浅见。”林柏生欠了欠身子说，“我与孟余、圣五二兄对香港的情况很熟悉，又有麦思利先生的帮助，这两条当然不可忽视。但是，正由于香港是个自由世界，情况相当复杂，可以说，三教九流什么人物都有，尤其是老蒋派有一大批间谋长期潜伏在那里，这一条更不可忽视。”

    汪精卫吃惊地“噢”了一声，一提起军统特务，他就惶恐不安。

    “我与圣五兄的意见恰恰相反。”顾孟余两手放在膝盖上，用平静的声音述说着，“我认为汪主席去河内好，理由也有三条：第一，那里的情况没有香港复杂；第二，那里有朱培德先生的别墅，可供汪主席居住，他家有保镖，比较安全；第三，汪主席曾多次出访法国，与法国上层人物有较多的接触，特别是与法国前任驻安南总督迪高士先生有深交，而现任河内保安局长亚士力克是迪高士的表弟，他必然会为汪主席的安全出力。”

    “我同意柏生、孟余二兄的分析。”李圣五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河内与我国云南相距很近，行走比较方便。”

    “感谢三位对我真心实意的关心。”汪精卫心里感到踏实，“那我决定去河内。”他扭过脸望着陈璧君，“你看呢？”

    “去河内好。”陈璧君说，“三月间我去河内时，朱夫人一再表示欢迎我们去。”

    陈璧君说到这里，桂连轩出现在地下室门口，轻声喊道：

    “汪夫人！请你出来一下。”

    陈璧君心里一怔，担心发生什么意外，赶忙来到地下室门口，低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桂连轩压低声音说道：“刘文焕来了，他说有重要情况向汪主席报告。”

    “他现在哪里？”陈璧君仍对刘文焕存有戒心，“他知道我们在地下室吗？”“他在卫队室。是从前门进来的，不可能知道其他情况。”桂连轩悄声回答。

    汪精卫听说刘文焕来了，想了想，说：“璧君，你将昨晚刘文焕来这里的情况向他们三位介绍一下，我去接见他。”他走出地下室，把嘴巴附在桂连轩耳边说：“你把刘文焕领到我办公室来。”

    刘文焕穿着汪精卫送给他的新棉衣棉裤，仿佛昨晚发生的一切已在他记忆中消失，兴致勃勃地走进汪精卫的办公室，对他深深一鞠躬，用激动的语气说：“已经深夜两点了，汪主席还在忙！”

    “是呀！蒋先生一外出，党政军大事和经济文化都压在我一个身上，的确忙得不可开交！”汪精卫显得很亲热，忙给刘文焕泡茶递烟。

    “今天上午八点，康泽就找我报告昨晚的情况。”刘文焕望着汪精卫神秘地一笑，“我说汪主席正患感冒，昨晚不到十点就睡觉了。我躲在汪主席卧室外的窗户下冻了三个多钟头，只在深夜一点多，汪夫人起床催汪主席服药时，听到汪主席说过一句话：‘蒋先生外出了，我又害病，今天就压了几件事没有办啊！’汪夫人说：‘你总是工作工作，就不顾身体。’汪主席说：‘蒋先生信任我，让我代理总裁，我应该多干点事，为他减轻点负担！’汪主席！我这么一说，康泽信以为真，他还吩咐我以后多注意你的行动。”

    汪精卫发现刘文焕脸上流露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也发现了他那从未敞开过的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于是，深情地说：“十分感谢你，十分感激你！”

    “今天傍晚时，康泽又把我叫去，说顾孟余、林柏生、李圣五三个人从香港来重庆了，肯定他们晚上会与汪主席见面，要我一断黑就翻墙进来，偷听你们见面后说了些什么。”

    汪精卫一惊，问道：“康泽怎么知道顾先生他们来重庆了？”“可能是戴笠告诉他的。”刘文焕沉思一会，“我去见康泽时，他正送戴笠上轿车。”汪精卫又一惊，心想：戴笠可能在他的官邸周围潜伏有暗探。那么，戴笠为什么不直接派人侦察，而要求援于康泽呢？也许是他与康泽商量对策时，康泽认为有刘文焕的翻墙本领可以利用，才把侦察任务接受下来的吧！他想到这里，和颜悦色地对刘文焕说：“你打算怎么向康泽交差？”

    “我一切听从汪主席安排。”刘文焕诚恳地说。

    “唉！康泽和戴笠二位先生也太多疑了。”汪精卫显得很委屈，“顾先生他们三位从香港回来，主要是向中央请示，如何进一步在香港开展抗战宣传问题。蒋先生不在重庆，我是代总裁，他们当然要向我请示呀！”

    “是的，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光明正大的事！”刘文焕也感到康泽和戴笠做得太过分，心里愤愤不平了。

    “他们三位回来，一是请示宣传工作问题，二是请示要笔宣传经费。”汪精卫随机应变，沉着应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要他们今后多宣传蒋先生坚持抗战的民族英雄气概。我对他们讲：多宣传蒋先生，是形势的需要，是维护党国利益的需要，无论如何不能动摇。关于第二个问题，需要一笔宣传经费，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要他们明天向孔院长请示，相信孔院长会支持的。”他缓缓起身，踱了几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康泽和戴笠二位如此不信任我这位代总裁，着实不可容忍，我也完全有权处置他们！不过，我是以党国利益为重，以精诚团结抗战为重，不计较他们！”

    “他们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刘文焕越发感动了，“汪主席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啊！”

    第二天上午，顾孟余、林柏生和李圣五按照汪精卫说的，找到孔祥熙，说明他们回重庆，是为了向汪精卫和孔祥熙请示抗战宣传和宣传经费问题。孔祥熙听说汪精卫要他们多宣传蒋介石，心里高兴极了，大笔一挥，批给他们六千元。

    康泽听了刘文焕的报告，为了辨别真假，马上驱车来到行政院见孔祥熙。这时，孔祥熙正把六千元的批条递给顾孟余。从此，康泽不再监视汪精卫了。但是，戴笠毕竟是老牌特务头子，对汪精卫仍然半信半疑。

    十二月四日零点，夜色单调，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一片黑糊糊，好像有人将坛墨汁泼向天幕，黑得令人担心那墨汁会滴下来，弄脏身上的衣服似的。阵阵西北风刮过来，小花园中那两株白兰树上的叶片相互摩擦，发出焦躁的沙沙声。风，无孔不入，拼命从窗缝里挤，挤得玻璃窗页吱吱作响。这一切，令人心情沉重而紧张。

    汪精卫一伙又一次躲在地下室里，磋商出逃之计。“距离十日只有六天了，诸位的家眷都离开重庆没有？”汪精卫的话里充满了紧迫感。除了曾仲鸣以外，都说自己的家眷已经到了香港。

    “曾夫人怎么还不走？”陈公博很担心，“夜长梦多，还是早点离开好！”

    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国画家。他无可奈何地说：“这几天，好几位外国朋友向君璧求画，她三天之内还离不开重庆哩！”

    “要她抓紧画，争取早点离开这里。”汪精卫心情不安。

    “诸位在银行的存款都取出来没有？”他见大家回答得很肯定，满意地点点头，“现在已经进入关键时刻，大家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磋商？”

    “为慎重起见，我们最好分头离开重庆。”周佛海凝神思索一会，“比如我，准备以视察宣传工作为由，计划五日去昆明，也是为汪主席夫妇赴昆明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那就请周先生与龙云先生商量好，千万不要搞什么欢迎仪式。”汪精卫做贼心虚。他感到让周佛海一个人赴昆明不放心，就说：“我大女儿文惺长到二十二岁了，还没有去过昆明，她很想去看看那里的风光，请周先生带她一道去那里玩两天。”

    “龙夫人曾经几次邀请文惺去玩，一直未能成行，这回让她了却这桩心事吧！”陈璧君生怕引起周佛海的误解，赶忙补充一句。

    “好，好，一定带文惺去。”周佛海说，“我准备把内弟杨惺华也带去。他是宣传部工作人员，人家不会怀疑。万一有什么变化，就让他回重庆报告。”

    “好！”汪精卫想了想，问陈公博：“你打算怎么走呢？”

    “我就从成都走。”陈公博说，“汪先生到了昆明之后，什么时候去河内，动身前给我一个电报。反正成都是我的天下，迟走一天无妨。”

    “这样好。”汪精卫把脸转向褚民谊，“我的意见，请重行兄于近日去香港，然后由香港去广东，要幄奇兄支援我们一笔经费。”

    “我后天就可以启程。”褚民谊犹豫了一下，“据我所知，余汉谋这个人，有点像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板，只怕一毛不拔。”

    “他会资助我的。”汪精卫想起他夫妇包庇过余汉谋秘密通敌的罪行，余汉谋会感恩的。但他不便直言，只是说“幄奇与我有深交，相信他在我面前不会吝啬。”

    风停了，凝云聚雾的夜空变得清淡了。天弯深处，星星闪烁着，静悄悄地俯瞰着大地，愉快地预报着明天的好天气。

    经过周密策划，汪精卫一伙的心情也显得平静而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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