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含糊其辞，可能是一种策略吧！”汪精卫聊以自慰地默默想着，并警告自己：“绝不能对日本政府有任何怀疑。怀疑的后面是灰心，灰心的后面是失望，失望的后面是动摇，动摇的后面是失败。危险啦！”他尽量从光明一面看问题。“不管怎样，声明的基本精神是维护我的。”
于是，浮自心灵深处的喜悦，转化成一抹欢乐的云彩，飘上了汪精卫的嘴角。他精神振奋地对陈国琦和周隆庠说：“请二位去医院一趟，一边看望高先生，一边将日本发表声明的事告诉他，让他高兴高兴。”
“对高先生的病，日本的声明无疑是一剂良药。”周佛海深知高宗武肺病复发的原因。陈春圃和周隆庠走后，其余的人围成个半圆圈，面对汪精卫坐着，由曾仲鸣将声明念一段，讨论一段。
“我现在念声明的第一段。”曾仲鸣喝了口茶润润嗓子，念道：“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声明，决定始终一贯地用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他顿了一下，“具有卓识的人士”几个字从他口里念出来，又化作一股暖流涌向他的心头，浑身感到热乎而舒适。他敏捷地瞟了同伙们一眼，见大家也与他一样，脸上呈现出了自豪的神色，心情激动地继续念道：“现已感到，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当此之时，政府向国内外阐明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以求彻底了解帝国之真意。”他两眼望着汪精卫，笑眯眯地说：“第一段念完了。”
“为了更好地与日本合作，务必将声明做透彻的理解。”汪精卫神色肃然地说，“比如说，‘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东亚’的范围有多大？‘新秩序’包括哪些内容？不理解，就不可能付诸实施。”
“东亚，从地理概念说是亚洲的东部，指的是中国、日本和高丽国，现在又多了个满洲国。”陈公博说，“至于新秩序的具体内容，就是声明的第二段说的日、满、华三国‘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以及‘希望中国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也是日本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总方针。”
“分析得很对！”汪精卫微笑着频频点头，“第一段说：‘中国各地复兴的气势澎湃而起，建设的趋势日盛一日。’诸位说说，这里指的是什么？”他希望他想说的话，通过别人的嘴说出来。
“依愚见，这指的是以汪主席为代表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周佛海谄媚地一笑，“这股势力迫切要求结束战争，更好地与日本合作，把中国建设好。这股势力之所以‘气势澎湃’，‘日盛一日’，因为代表四万万同胞的意愿，又不断地将中国的反蒋反共势力融合在一起。”
汪精卫对陈公博和周佛海的分析感到满意，高兴地对曾仲鸣说：“第二段的内容已经结合一起讨论了，那就念第三段吧！”
声明的第三段的基本内容，是按照日德防共协定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协定有效期间，允许日本驻军内蒙地区。汪精卫一伙出于对共产党的仇恨，讨论得十分热烈。
“中日团结反共，是我们多年的愿望。”陶希圣愤恨地说，“共产党不消灭，中国就莫想得到安宁。”
“老蒋搞第二次国共合作，让共产党日益壮大，遗祸子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曾仲鸣判断说，“老蒋不垮在日军手里，也将垮在共军手里！”
“是呀！对共产党的存在绝不可掉以轻心。中日共同防共，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周佛海咬牙切齿地说，“五年之内不消灭共产党，就允许日军在内蒙驻扎五年，十年不消灭就驻扎十年，直到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为止！”“何须十年？”陈公博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中日战争一结束，两国一齐出兵，不上一年，就叫共产党彻底灭亡！”
“我说十年，是包括消灭苏俄在内。”周佛海解释一句。
“那也用不着十年。因为对付苏俄除了中国和日本，还有德国和意大利哩！”陈璧君自信地伸出三个手指头，“三年之内，可以把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消灭干净！”她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更没有想到二十一年后，她会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
声明的最后一段话，更富有欺骗性和诱惑力：“日本对中国既无领土要求，也无军费赔偿要求，只要中国为履行建设新秩序而分担部分责任，日本不仅尊重中国的主权，而且对中国为完成独立所必要的治外法权的撤消和租界的归还，也愿意进一步予以积极的考虑。”
“坚决履行重光堂协议，争取日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陈公博兴奋不已，“事实将告诉国人，我们在为争取中国主权而奋斗！”
“这是日本政府对中国新政权的最大支持！”周佛海眉飞色舞地说，“日本不愧是中国的友好邻邦。”
“我们不仅光复了卢沟桥事变以来失陷的大片国土，而且废除了治外法权和收回租界，事实证明，我们是真正的爱国者！”陈璧君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汪精卫听着，想着，从亲信们的发言中得到莫大的慰藉。他很兴奋，一跃而起。可是两脚一站，猛地一阵钻心的疼痛，这才记起两天前跌伤的左脚，已红肿到膝盖骨，只好无可奈何地坐下去。他咬咬牙，镇镇痛，挥着手势说道：“自从卢沟桥事变以来，一切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结束战争、收复失地的愿望，终于通过我们的努力即将实现。我与诸位一样，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他思潮起伏，百感丛生，“当然，在共产党和好战分子看来，日本的声明是诱降书。这没什么，中国四万万同胞，总不能只长一个脑袋嘛！《易经》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对同一个问题，各人观察的角度不同，见解也不相同，这不足怪。”他抬腕看表，已是十一点四十分，“我们究竟应以怎样的态度对待日本的声明，以什么方式表达我们的见解，需要认真予以研究。请诸位分头考虑好，明天上午八点再集中讨论。”
第二天上午，大家准时来到高朗街二十七号。因为都是满腹经纶、舞文弄墨的好角色，意见早已考虑成熟，只待汪精卫敲响开台锣鼓，就高谈阔论一番。但是，汪精卫连简单的开场白也没有，他淡淡地问道：“诸位看，以什么方式表达我们的见解呢？”
“这自然以汪主席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接受日本提出的要求。”陈公博不假思索地说。
“应该如此。”陶希圣说。
“也只能如此。”周佛海话一出口，从曾仲鸣和陈璧君的沉默中，意识到汪精卫的想法与自己不一样，赶忙补充一句：“汪主席的意见呢？”
“我想以我的名义，向老蒋和中央执监委会写信的方式，阐述我们的主张，也就是同意日本的要求。”汪精卫沉静地说。
“向老蒋和中执监委写信？”陈公博一怔，“那么，信的开头怎么称呼？”
“国民党中央党部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汪精卫说。
大家听了汪精卫的意见，仿佛在滚开的油锅里撒了一把盐，顿时爆炸开了。
“我们冒着种种风险，跟随汪主席来到河内，只想今后在一个理想的天地里干一番事业。唉！”陶希圣摇摇头，不胜凄然，又感到无限遗憾。“想不到你还承认老蒋是国民党中央总裁，响应日本声明的事还要与老蒋商量！”他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汪精卫，心里揣摩着：你胆小怕事，还是想继续与蒋介石合作？想着，想着，顿觉汪精卫的身躯矮小起来。“既然如此，我下午就去香港，再想办法去美国定居。”他气得胸脯急剧地一起一伏。出于礼貌，又紧接着补充一句：“请汪主席原谅我的粗暴和不冷静。”
周佛海感到汪精卫的做法不可理解，也很生气。他抑制着冲动的感情，望着汪精卫问道：“汪主席给老蒋写信，提不提建立新政权的事？”
“不提。”汪精卫的脸上虽然露出微笑，但却难以捉摸。
“请汪主席原谅我的坦率！”周佛海冲动的感情再也抑制不住了，气呼呼地说，“我马上回重庆，向老头子请罪，相信他会宽恕我的。”其实，即使走投无路，他周佛海也不会回重庆。但此时此刻，他确实感到一脚踏进了万事皆休的境地，心突然被人掏空了一样。
“不可思议，简直不可思议。”陈公博仿佛梦里黄金满屋，醒来两手空空似的空虚和泄气，“那么，我也只好告辞了。”他心中像要刮起西北风时的大海一样翻腾起来，嘴巴一张一闭，本想说几句气头上的话，又感到对不起这位多年患难与共的老上司，就把话压在舌头底下了。
房间里，静得好像所有的人都停止了呼吸，一切都停止了运动。
“昨天下午，汪主席对我说出他的主张时，我与诸位一样感到不可理解。”曾仲鸣打破了寂静，“后来经汪主席解释，这样做，既表示拥护日本的声明，又能蒙蔽老蒋。”
“我们已经到了河内，还有必要蒙蔽老蒋吗？”陈公博脸上的肌肉痉挛着，显得很反感，“我们的牌早已摊开，还能蒙蔽得住老蒋吗？”
“从策略上考虑，在新政权未建立之前，需要继续不断地蒙蔽老蒋。”陈璧君神秘地一笑，“这是一个不可忽视，不可等闲视之的现实。”
“继续不断地蒙蔽？请不要把老蒋看得那么愚蠢！”陶希圣还在生气。又是一阵沉默。
“诸位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汪精卫异常严肃，甚至有些强硬，“我为什么要直接对老蒋和中共执监委写信呢？说说我的理由，也希望诸位理解我，支持我。”他沉吟片刻，“尽管过去我有职无权，但还是名义上的副总裁，从组织观念着想，我应该向总裁和中执委、中监委写信，既是报告我的思想，也是阐述我的主张。这丝毫不意味着我承认，或者尊重老蒋是总裁。”他见他的话正促使亲信们的感情起着变化，饶有兴味地说：“我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是向国人和世人表白，我们并不想与老蒋争政权。如果老蒋能够接受日本第三次声明的主张，结束中日战争，收复失地，我们仍然拥护他在中国主政！”
“如果老蒋真的接受了呢？”陶希圣赤裸裸地说。他生怕汪精卫丧失建立新政权的机会，使他理想中的一切随之落空，心里一急，也顾不得遮遮掩掩了。
“老蒋能够接受吗？”凡是汪精卫说不出口的话，就由曾仲鸣做传声筒，“中日和谈已进行一年零一个月，如果老蒋有诚意，上海、南京、徐州、广州、武汉也不至于沦陷。当然，老蒋并不是不想和谈。他先派董道宁、高宗武、周隆庠秘密赴日，后来又派梅思平继续与日本有关人士秘密联系，证明他希望和谈。但老蒋希望的是暗中求和，而日本要求公开，自然和谈不成。”
曾仲鸣的话，使大家宽心，释念，解闷。
汪精卫精神亢奋地思索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我给老蒋他们写信，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老蒋出面主和。据刚才仲鸣先生分析，这种可能性很小，乃至没有。二是老蒋仍然做着暗中求和的美梦，再秘密派人与日本联系。这样，我与老蒋之间的敌对情绪可以得到暂时的缓和，便于我们从容不迫地按原计划筹备建立新政府，也便于我们把更多的人争取过来。三是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和撤消职务。这也对我们有利。说明我们出面主和与建立新政权，是逼上梁山，将会获得国人和世人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对汪精卫的老谋深算，大家感到五体投地的佩服，一齐连声说，“高见，高见！”
“至于信怎么写，我先说个提纲，与诸位商榷。”汪精卫越发有精神了，“信的开头，我想引用今年四月一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一段话：‘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取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求东北四省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诸位看，这段话有引用的必要吗？”
“很有必要，很有必要！”陈公博点头称道，“日本第三次声明提出的要求，基本上符合宣言的精神。”“这说明和谈停战是全党的愿望。”
周佛海赞叹不已，“把这段话引用在信的开头，下面的论点就无可辩驳了。”
“接着论述三点。”汪精卫说，“一是为了善邻友好。这一条着重说明日本对中国并无领土要求，也无赔偿军费要求，日本不仅尊重中国主权，而且将仿效明治维新前例，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不仅北方诸省得以保全，而且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他愣了一下，似有难言之隐，但事到如今又不能不说，“至于东北四省之合理解决，目前无能力收复，暂时承认它独立，也是一种解决的方式。”
大家用称赞的语言表示同意。
汪精卫接着说：“二是为了共同防共。日本已经表明，中日共同防共不影响中苏邦交。中国共产党人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国父事业的继承人，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那就应该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共产主义宣传，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完全遵照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他见大家频频点头，没有异议，继续说：“三是为了经济提携。日本郑重声明尊重中国主权，不想在中国实行经济上的独占，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求经济提携。对此主张，应原则上予以赞同。建议国民政府以上述三点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以期恢复和平。”他满面笑容地望着大家，“请诸位修改补充。”
“分析精辟，说理透彻，很好。”陈公博说，“建议再加上日本在内蒙驻兵和全面撤兵问题的内容。”
周佛海想了想，说道：“建议加这么一段话：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能以合乎正义之和平手段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抗战之目的已经达到了。”
“我补充几句。”陶希圣说，“回忆去年十一月初，南京尚未沦陷之际，德大使前往南京谒见蒋先生，所述日本五项条件，较现在苛刻得多，而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接受日方条件为和谈基础。南京沦陷后，条件更为苛刻，蒋先生仍然表示，除要求保持华北主权外，其他条件都不能看为亡国条件。今天，日本既然大大让步，我国更应拿出诚意来和谈。”
“我也补充几句。”曾仲鸣说，“国际上，德、意、美、英、法、比等大国都希望中日和谈停战，在国内，除了共产党及唯恐中国不亡、唯恐国民政府不倒、唯恐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外，都希望和谈停战。”
“诸位的意见很好，我把这些内容加进去。”汪精卫为有这样一批文思敏捷的同路人而高兴。
当天下午，汪精卫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凝神聚思，斟词酌句，花了两个钟头把信写好。信的结尾，原来写的是：“谨此提议，伏盼采纳。”想了想，觉得不够谦虚和诚意，把这八个字划掉，改为“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晚上，汪精卫把亲信们叫来，将信念了两遍，又将个别字句做了修改，交陈国琦复写两份。陈国琦复写好之后，问汪精卫：“六姑爷，信的落款日期写哪一天？”
“暂时空着，哪天见报就写哪天。”汪精卫想了想，吩咐说：“请公博、佛海、汇曾三位明天去香港，将信交给孟余、柏生、圣五、思平四位过目，然后在柏生主编的《华南日报》发表。哪天见报，我就在哪天用电报发给重庆。”
二十四日下午两点，陈公博一行三人乘飞机到达香港。一个钟头之后，他们在《华南日报》编辑部，与顾孟余、林柏生、李圣五和梅思平一道，研究汪精卫的信哪天见报，用什么标题，登在哪一版等问题。
顾孟余看了信之后，一言不发，直到周佛海向他征求意见时，才开口：“汪主席的信用电报发给老蒋就行了，不必再在报上公开发表。”
“这种信在报上发表不得。”李圣五表示赞同。
“道理何在？”陈公博疑惑不解。
“用电报发给老蒋，他只会在少数几个亲信中传阅，绝不会公开。如果一见报，世人皆知，人家非骂汪先生为卖国贼不可。”顾孟余很生气，“唉！不知汪先生是怎么想的。公博、佛海、汇曾三位仁兄也不劝阻，居然拿着信来香港登报，也不知你们是怎么想的。”
“孟余兄说的卖国，无非是指承认满洲独立吧！”陈公博用奚落的语气说，“那么，你老兄出席今年四月的临时中央全会，通过大会宣言时，为什么举手？”
“我举了手又怎么的？”顾孟余倨傲地说。
“汪先生的信开头引用大会宣言一段话，孟余兄是赞成的嘛。”周佛海反驳道，“如果要说是卖国，那么通过大会宣言的人都是，你也不例外。”
“大会宣言中有‘谋求东北四省之合理解决’的话，难道承认满洲独立是合理解决？”顾孟余不让步。
“汪主席的信说得很策略，目前无能力收复，暂时承认它独立，也是一种解决方式。”陈公博固执己见，“请问，无力收复，又不承认它独立，还有第三种解决方式吗？”
“第三种方式，就是拖，拖，长期拖下去。”顾孟余面红脖子粗。
“那么，日本就是打，打，长期打下去。”陈公博冷笑一声，“我们受得了吗？”
“请三位冷静一点，有话好好说。”林柏生苦涩地一笑，“拖，解决不了问题。我想，在座诸位都看过重光堂会谈协议，对满洲独立问题谁也没有提出异议，现在再争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
“那是秘密协议，只能算作默认，所以我同意。现在要公诸报端，公开承认，我坚决反对。”顾孟余据理力争。
“不管怎样，《华南日报》是我的天下，汪主席嘱咐我刊登他的信，我有权马上发稿。”林柏生说。
“我是从维护汪主席的声誉着想啊！”顾孟余软下来，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
“请柏生兄慢点发稿。”陈公博说：“既然有两种意见，建议马上发电报请示汪先生，由他裁夺吧！”
汪精卫于二十四日晚上收到陈公博的电报，到二十八日下午才给陈公博回电，大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吧！电报说：
“一切荣辱毁誉概由个人承受，请二十九日见报。”
二十九日的《华南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以《汪副总裁致蒋总裁暨中央执监委诸同志公开信》为题，发表了汪精卫的信。同一天上午八时，汪精卫将信电告重庆。因为二十九日的电报代日是“艳”字，故称“艳电”。
臭名昭著的艳电就这么出笼了。从此，汪精卫一伙走上了公开投敌的可耻道路。
蒋介石对汪精卫逃往河内，感到十分惶恐和忧虑。他很清楚，汪精卫出逃的目的，是按照日本的意志建立新的政权，这对他的政权是严重的威胁。近三天来，他的思想好像陷于深深的泥沼中不可自拔。他时而想着：汪精卫政权的实力将有多大？嗨，有日本政府的支持，其实力肯定是相当大的，这还用思考么？每想到这里，蒋介石仿佛面临灭顶之灾，感到天昏地暗，浑身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他时而疑神疑鬼，掐着指头默默地想着数着：身边那些同床异梦的杂牌军，将有哪些人可能投靠汪精卫？身边那些貌合神离曾经反对过他的实力派，又将有哪些人倒向新政权？蒋介石数来数去，他的嫡系部队不足杂牌军的一半，在各级政府掌权者，他的亲信也不足二分之一。天啦！他手中没有足以压倒一切的力量，去控制别人不背叛他啊！翻开古今中外历史，一旦得势就众星捧月，一旦失势就众叛亲离的事例还少吗？每想到这里，蒋介石就六神无主，浑身淌着虚汗，往往无缘无故地对宋美龄和陈布雷发脾气。
二十二日下午三点，蒋介石从外面回来，一进他的官邸，值日侍从就将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送给他。他读了日本的声明，更加诚惶诚恐。
“慕尹，你来一下，唵！”蒋介石心情烦躁，瓮声瓮气地喊道。
“来啦！委座。”钱大钧见蒋介石这几天老发无名火，怯生生地走过来。
“你知道夫人和陈先生在家吗，唵？”蒋介石的脸孔像面浮雕，毫无表情。
“报告委座！夫人和陈先生都在家，正在玩扑克。”钱大钧低头垂手回答道。
“这是什么时候，唵，还有闲情逸趣玩扑克！”蒋介石心里嘀咕着，嘴里叫道：“去把他们请来！”
宋美龄和陈布雷来了，见蒋介石面有愠色，坐下来等待他发作。还好，这回没有发脾气。他从桌上拿起日本声明，痛苦地说：“娘希匹的，唵，日本，这个这个，又来了一个声明，你们看看！”
陈布雷赶忙起身，毕恭毕敬地接过声明，先送给宋美龄看了，他自己才看。
“汪兆铭跑往河内，唵，三天了。今天，又收到日本支持他的声明，这个这个，我们总不能老做哑巴啦，唵！”蒋介石闷闷地说。他的眼光像剑锋一般寒冷，仿佛跟谁都过不去。
宋美龄经过一番思考以后，说道：“汪兆铭是副总裁，又是政治会议和国民参政会议主席，对这件事的处理要慎重。我的意见，在二十六日总理纪念周会上，你发表一篇演说，就说汪是请假去河内治病，是个人行动，与政府无关，同时对日本的声明稍加驳斥。”
“夫人的意见很好。”陈布雷讨好地给宋美龄的话下注脚，“这样做，不仅可以稳住人心，也可以留有余地，争取汪兆铭回重庆来。”
“好，那就请彦及兄给我写个讲话稿。”蒋介石想了想说，“演说从抗战形势讲起，措辞，唵，要有力，要注意分寸。”
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的纪念周会上，蒋介石按照陈布雷写的讲稿，发表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他首先讲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特点、敌我力量的对比和下一步的作战部署，接着驳斥日本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他念道：“这是敌人整个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以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括，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对日本政府声明，我们绝不能接受。”他接着对汪精卫逃往河内进行解释，念道：“汪先生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义，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与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亦皆毫无关系。因此，各新闻单位不必为此发消息。”“汪先生对国家卓著功勋，是国人所钦佩的领袖之一。如果汪先生对国家政策持有个人意见，完全可以毫无顾虑地回来，和政府领导者讨论，以谋合理之解决，达到抗战建国之目的。”
蒋介石念完讲稿以后，坐在主席台上的军委副委员长冯玉祥气愤地说道：“我拥护蒋先生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对日本政府第三次声明的驳斥。但不同意对汪先生的歌颂。”
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气氛陡然变得严肃起来。
他继续说：“他有哪些卓著功勋？他是什么领袖？与敌人一唱一和，是卖国贼！”他紧捏着的拳头往空间一伸，“我提议给孙凤鸣先生立块英雄纪念碑！”
冯玉祥说的孙凤鸣，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上午，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采访时，对汪精卫连射三枪后，被汪精卫的随身副卫队长桂连轩两枪击毙的原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
蒋介石见冯玉祥满腔愤怒，当众抨击他对汪精卫的评论，心里十分不满。
但他深知这位结盟大哥的坦率直爽和炮筒子脾气，若当着几百个与会者和他争辩几句，非闹翻天不可。他尽量抑制着自己的不满情绪，面带勉强的笑容对冯玉祥说：“冯先生的心情，唵，我很理解。这个这个，散会后，唵，我们交谈交谈。”他说话离开讲稿，又“唵”起来了。
当天下午三点，遵照蒋介石的意见，由外交部次长徐谟举行记者招待会。徐谟先将蒋介石讲稿中关于汪精卫出逃部分念了一遍，然后说：“连日来，关于汪先生的去河内，社会上往往传为与对日的和谈停战有关，此点蒋委员长上午的演说已讲得非常透彻，大可平息浮言。语云：‘流言止于智者。’经过蒋先生一番解说，国人当可不再轻信自扰，致堕入术中。”他见记者们一个劲地挥笔记录着，接着说：“政府的政策并不一味反对和谈。但是，和谈大计，必须由政府做出决策，选派代表出面主持，决非政府中一两人所能办理的。因此，谓汪先生代表党政中枢与军委会与日和谈，实非事实。”
“请问次长先生！”一个美国记者说，“退一万步讲，如果汪先生不再回重庆，是不是意味着他会建立一个亲日的新政府？”
“汪先生会回重庆的，他绝不会有什么别的计谋。”徐谟明知是在自欺欺人，还是按照蒋介石定的调子说话，“我们尊重汪先生的历史和资望，希望他不要退出这个大时代的神圣工作，更不愿一切和谈谣言与汪先生联系在一起。请诸位绝对相信，汪先生很快就会回来的。”
蒋介石关于汪精卫出逃的解释，加上徐谟这些话，由香港《大公报》记者记录回去，二十八日以社评形式发表。可是，第二天的《华南日报》就发表了汪精卫的公开信。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真感谢历史老人的造化，给人们留下这么一幕惟妙惟肖而淋漓尽致的讽刺丑剧。
蒋介石收到艳电后，想起他二十六日的讲话，啼笑皆非，实在尴尬。他觉得再也不能隐瞒其真相了，赶忙把宋美龄、孔祥熙、于右任、张群、宋子文、陈诚、陈立夫、何应钦、邵力子和陈布雷等人叫来共商对策。他将艳电递给陈布雷，心情烦闷地说道；“你给诸位念念，唵，念两遍。”
陈布雷连念两遍艳电之后，出现了一种难堪的沉默，一种嫉恨的沉默。
“听起来，似乎头头是道，态度也很谦虚和诚恳。”于右任喃喃地说。
“伯循老！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唵？”蒋介石望着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举人，心想：“你是老糊涂了吧！”
于右任没有回答，掏出老花镜戴上，把手伸向陈布雷：“让我再看一遍。”
“汪兆铭的信，公开响应近卫声明，对政府进行要挟，是投敌行为，建议政府逮捕法办！”陈诚想起快到头的那顶副总裁乌纱帽，突然被汪精卫戴去，既对蒋介石有牢骚，又对汪精卫怀有仇恨，“哼，好一个副总裁！”
“同意辞修兄的意见，”邵力子早就对汪精卫的妥协求和不满，“汪兆铭去河内，其目的，是依靠日本支持成立新政权，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建议政府与法国、英国政府交涉，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引渡回国，以通敌论罪把他们处决！”
“辞修、仲辉二兄的意见很好。”陈立夫很愤慨。他本是主和派，但想到汪精卫一旦组织新政权，蒋政权的前景不妙，这就将直接威胁着他的显赫地位，咬牙切齿地说：“对汪兆铭等人的叛国行为，绝不能姑息，不处决他们，不足以振奋抗战士气！”
于右任将艳电连看两篇，若有所悟地说：“汪兆铭精通文墨，初听觉得他说得很中听，可是仔细一看，文过饰非，讲的都是卖国有理。”他沉思一会，“不过，我不同意杀掉他们。还是讲究策略，争取他们回来为好。”
蒋介石也不想马上引渡和处决汪精卫一伙，于右任的意见正合他的心意，说道：“伯循老！这个，这个策略怎么讲究啦，唵？”
“人生在世，难免一时失误。我的意见，蒋先生派人去河内，说明政府诚意，规劝他们回来。”于右任说，“他们都很有才华，若能回心转意，对国家有利。”
“我不同意逮捕法办他们，但是，感到伯循老的意见，又似乎太迁就了一点。”宋子文提出第三种意见，“至少要开除他们的党籍和撤销其一切职务。”
宋美龄、孔祥熙、张群、何应钦和陈布雷相继发言，一致支持宋子文的主张。
“如此姑息养奸，国人和世人将如何抨击我们？唉！可怕，太可怕了！”陈诚惶惑地摇头叹息。
“对卖国者不能心慈手软！”陈立夫坚持说。
“绝不能杀！”何应钦说，“如果把汪兆铭他们杀了，非惹起日本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不可。弄得不好，我们这些人连重庆都待不长久。”
“汪兆铭在国内有那么一股势力，如果处置不慎，把他们杀了，势必引起一场内乱！”张群还是有政治头脑的。
“怕什么？谁造反，镇压！”陈诚继续发泄内心的愤恨。
“绝不能求一时痛快。”宋子文神色肃然，“国难当头，多团结一个人多一分抗战力量。因此，我的意见，不仅对出走河内、香港的人不能引渡和法办，而且对留在重庆的汪系人物，也不能另眼相看，只要他们与汪兆铭断绝关系，归顺委座，应一视同仁，予以重用。”
“子文的意见殊属高见。”孔祥熙说，“建议委座分头找这些人谈谈，对他们没有跟汪兆铭出走予以褒扬，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样做，可以分化汪兆铭势力，也很得人心，还能体现委座的宽宏大量。”张群补充说。
蒋介石听了宋子文、孔祥熙和张群的话，脸上一阵发烧。因为他已派戴笠将彭学沛、甘乃光、谷正鼎、谷正纲、王懋功等二十多个汪派司、部长人物和陈璧君的胞妹陈淑君及其丈夫谭仲揆软禁起来，正强迫着他们写反省。
大家要说的都说了，三种意见摆在蒋介石面前，等待他做出决断。从内心讲，他巴不得立即将汪精卫一伙活剐才解心头恨。但他害怕引起日本的报复和内乱。“我看这么办吧，唵，暂时先开除汪兆铭的党籍和撤销其职务。然后啦，唵，按照伯循老的意见，派人去河内规劝他们回来。对彭学沛、甘乃光他们，唵，我准备分头找他们谈谈，安慰安慰，唵，鼓励鼓励。这个这个，唵，立足于争取，立足于团结。”他扫了大家一眼，“诸位看，这样行不行！唵？”
蒋介石的话是圣旨，没有什么不行的。于是，由陈布雷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名义起草处分决议，经过讨论修改，由监察院长于右任签署，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见报，同时电告在河内的汪精卫。决议说：“汪兆铭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其欺骗，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投降，就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视听。”
苦难的一九三八年，带着战争的斑斑伤痕，终于在动荡不安中过去。新的一年，在风云变幻中降临大地。
河内，暂时忘却了法国殖民主义给它带来的痛苦，欢乐地放着鞭炮，迎接新年的黎明。汪精卫在一片鞭炮声中穿衣起床，打开窗户，望着洋溢着节日气氛的河内市区，呼吸几口新鲜空气，然后关闭窗户，静静地坐着，集中全部思维细胞的活力，在迅速变化的复杂局势中，预测着艳电发表后的反映。
反映，终于来了。
上午八点二十分，汪精卫收到上海以傅式说为首的国际问题商榷会和上海复兴研究会等文化团体发来的致敬电：“拜读阁下公开信，不胜雀跃之至。先生为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做出了伟大贡献，对此深表钦佩！为了表示对先生的敬意，吾等组织由三百青年参加的突击队，正在日夜操练，将作为先生在莅临上海后之忠诚护卫。”
几分钟之后，又收到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到旧岁三十一日止，艳电已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香港等地和日本、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十余个国家的报纸上刊登。北平《申报》刊登艳电时，并报道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于三十日上午，在学生中进行测验的情况。参加测验的一百五十九人，其中拥护艳电者六十三人，反对者二十五人，态度不明者七十一人，由此可见一般趋势。”
“我们不是孤立的！”陈璧君看了两份电报，满心欢喜，笑着对丈夫和大女儿汪文惺说。
“爸爸，我放鞭炮啦。”汪文惺高兴地拿来两封鞭炮。这鞭炮本来准备在除旧迎新的交接时间放的，汪精卫突然制止说：“等到有喜讯时再放吧！”
现在，汪精卫见女儿又提出要放鞭炮，沉思一会，轻轻地摇了摇头，淡淡地说：“还不是放鞭炮的时候。”
“两封电报不都是喜讯吗？”汪文惺疑惑地望着父亲。
“要等到有更大的喜讯时才放。”汪精卫说。
上午九点五十分，汪精卫收到了重庆处分他的电报。他连看了两遍，然后交给妻子和女儿看。等母女俩看完电报，他欣喜地叫道：“文惺，放鞭炮！”
陈璧君和汪文惺望着重庆的电报，弄糊涂了。
“放，快放，孩子！”汪精卫异常兴奋，“爸爸解放了，爸爸新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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