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正是这样。几天来，他和同伙们夜以继日地精心谋划，研究出与日本政府的秘密联络方法和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以及成立了由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褚民谊、曾仲鸣、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和梅思平等九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最高委员会”。
“在目前，最高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策动和接收从老蒋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有识之士，不断壮大我们的力量。”尽管夜已经很深了，但汪精卫毫无倦意，精力充沛，嗓音洪亮。接着，他宣布“最高委员会”由陈公博负总责，周佛海负责财政，高宗武和梅思平负责外交，陶希圣和林柏生负责宣传。“诸位看，暂时这样分工行不行？”他微笑着把在场的人都扫了一眼。
“最高委员会还是由汪主席负总责，我一定全力协助汪主席工作。”陈公博明知汪精卫有意要抬举他，将来好让他在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权中居第二位，不禁血往上涌，心里热呼呼的，但嘴里却故意推辞着。
“我近来身体欠佳，公博不必推辞。”汪精卫之所以不参加最高委员会，是有意做幕后指挥，让亲信们显显身手，将来好因人制宜派上正式用场。
“汪主席虽然没有参加最高委员会和负总责，但他始终是我们的领袖。”曾仲鸣应声虫似的附和着汪精卫的意见，“公博兄不必推辞，我们都拥护你。工作上遇到疑难问题，随时向汪主席请示报告！”
“是呀！我们都拥护你。”周佛海和陈璧君齐声说。
“诸位还有什么意见？”汪精卫又望了大家一眼，最后把眼光落在周佛海脸上，正好四只眼睛碰在一起。
“没有意见，服从汪主席的安排。”周佛海看到汪精卫把他的名字排在陈公博之后，将来在傀儡政权中必居第三位，又感到管财政是个高级肥缺，满心欢喜地说。他沉思一会，在心底里叹息一声，又说：“美中不足的是，我们这个最高委员会，九个委员都是文官，缺少懂军事的。”
“建议由沈先生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曾仲鸣说，“沈先生在军队干了十余年，又熟悉广东籍军人的情况。”
沈崧是汪精卫的外甥，曾经在张发奎手下任旅长，汪精卫逃离重庆之后，他离开部队投靠汪精卫，暂时住在香港等候安排。陈公博见汪精卫不便开口，就说：“我看可以，汪主席！”
“好吧！由沈崧暂时管一下，要他在广东籍军人中活动活动，随时向公博报告。”汪精卫看看手表，“噢！不知不觉是凌晨五点了，快天亮了。公博、佛海、璧君三位去香港后，把成立最高委员会和分工等情况，向希圣、柏生、圣五、宗武、思平和沈崧、春圃诸位传达一下。并请三位转告我对高宗武先生的问候，要他安心住院养伤治病。他写给我的报告收到了，我对他被高世雄抓去后表现的勇敢精神表示褒扬。现在，距离去飞机场的时间还有三个钟头，大家都上床睡一觉吧！”
“装在脑子里的问题千头万绪，不想睡啊！”陈公博缓缓起身，愉快地舒展着两条胳膊。
“其实我也不想睡，不过，还是上床躺一会，闭目养养神吧！”汪精卫说罢，带着妻子回卧室去了。
陈公博和周佛海、陈璧君乘飞机到达香港，已是一月十六日上午十一点。
陈公博住在九龙约道五号。他乘出租小轿车回家，一进屋，妻子李励庄就怀着喜悦的心情，温婉地悄悄告诉他说：“半个钟头前，林柏生先生来找过你，说一个名叫叶蓬的人投靠你们来了。”
“叶蓬？”陈公博惊喜地问道，“叶蓬现住在哪里？”
“在林先生家。”李励庄给丈夫端来一杯茶，又擦燃火柴，为丈夫点燃烟斗，柔声细气地问道：“你认识他？”
叶蓬又名孛孛，现年四十五岁，曾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旅长、师长和军长。南京失守后，国民党政府把武汉作为行都时，蒋介石任命他为武汉警备司令。去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汉失守后，叶蓬奉命撤退到了重庆，原以为蒋介石会让他当重庆警备司令，但世间的事情常常有悖人意，却任命他为新编第十军军长，让他带兵赴郑州前线打仗。上前线生活艰苦，又难免有牺牲，而叶蓬吃喝玩乐惯了，又贪生怕死，就借故有病，一直住在重庆中央医院无病呻吟。几天前，他想到自己与陈公博有深交，就以“为了集中精力打仗，把家眷送回湖北黄陂老家”为由，带着老婆孩子和金银软细直奔香港来了。他不知道陈公博住在香港还是住在河内，想到《华南日报》是公开的，找到林柏生就一定能够找到陈公博，因此一到达香港，就直奔林柏生家。
“认识，认识，我与叶先生是老朋友哩！”陈公博愉快地吐着烟圈，“好家伙！我们正需要懂军事的人才。我得马上去林先生家与叶先生见面。”
“看你这么急，把从外面回来的头一件事都忘记了！”妻子故意装出嗔怪的样子，“妈妈刚才还在叨念着你，问你怎么还没有回来。”
陈公博对父母十分孝顺。一九一二年九月，曾担任过广西提督、广东省议员兼都督府军事顾问的父亲陈致美死后，他把孝顺双亲的感情完全倾注在母亲身上，不管工作怎么忙，每天早晚要在母亲身边坐一会，从外面回来的头一件事是向母亲请安。可是，在汪精卫集团身临四面楚歌的时候，在他陈公博担任最高委员会总负责人的今天，居然有个军长投奔他们来了，仿佛身临绝境时眼前出现康庄大道，面临灭顶之灾时眼前出现攀援之物，真是喜出望外，竟把从外面回来的“头一件事”也给忘记了。
“等我与叶先生见面之后，再去向妈妈请安。”陈公博微笑着悄声说，“我向老人家说明原因，她会原谅我的。”
“妈妈理解你，你快去吧，公博！”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太太，手拄龙头拐杖，颤巍巍地从隔壁房间里走过来。
陈公博赶紧起身走过去，拉着母亲一只手，愧疚地说：“妈妈！我刚才和励庄说的话，您老人家都听到了？”
“都听到了。”老母亲用手抚摩着儿子的脸颊，“你的脸好像瘦了许多，是工作太忙了，还是哪里不舒服？”
李励庄也感到丈夫的脸颊消瘦多了，但她安慰婆婆说。“他身体很好，是妈妈的眼睛有点发花呢！”
“汪先生身体还好吗？”老人关切地问。
“好，还好！他托我向您老人家问好。”
陈公博扶母亲坐在藤椅上。
“托福，托福，只要汪先生身体好，国家就可以得救了。”老人有文化，曾经读过汪精卫的狱中五言律诗，再加上儿子多年的宣传，她把汪精卫当成民族英雄和救世主。
现在，陈公博喜气洋洋地坐在出租小轿车里。他忽而从叶蓬的投奔想到众星捧月的兴旺景象，忽而从最高委员会的成立，想到将来成立傀儡政权时的盛大庆典，忽而从眼前那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柜窗，想到将来的万贯家财。他越想越甜美，一路上，那行人拥挤的情景，那嘈杂的叫卖声，反应到他的神经系统，都转化成美丽的画图，动听的乐曲。
“请下车，先生！”驾驶员望着正在想当然的陈公博，很有礼貌地说道。
“噢！到了。”陈公博从放荡的思维中回到现实中来，透过玻璃车窗往外一看，轿车已经停在荷李活道四十九号《华南日报》馆门口。
叶蓬来到香港已经三天了，他虽然相信汪精卫集团会乐意接收他入伙，而且必将受到重用，但没有见到陈公博之前，心里总感到不踏实。这时，他心不在焉地躺在林柏生家里的一张竹睡椅上，胡乱地浏览着当天出版的《华南日报》消磨时间，忽然，一个亲切的声音传进他的耳鼓：
“我的孛孛兄！你可来了。”
“让我等得你好苦啊，今天总算见到你了，我的公博兄！”叶蓬“蹦”地从睡椅上爬地来，两手紧紧地握着陈公博的右手。
“宝眷都来了吗？”陈公博欣喜地小声问道。
“都来了，暂时住在大世界酒家一个亲戚家里。”叶蓬终于见到了所向往的人，宽心地笑着，“我不把家眷带来，老蒋就会对他们下毒手哩！”
“看来，孛孛兄铁心与老蒋分手了！”陈公博满面笑容。
“这还用说！只有和谈停战，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方法。”叶蓬自然不愿说出他吃喝玩乐和贪生怕死的真实思想，“作为军人。我深知中日战争越打越糟糕，越打中国亡得越快。”
“俊杰，俊杰！”陈公博感到叶蓬的思想感情与自己很合拍，高兴地夸奖说，“识时务者为俊杰！”
“老兄别夸了！我还不知道汪主席和众弟兄是否愿意接纳鄙人入伙呢。”叶蓬装出一副焦虑不安的样子，又故意叹息一声。
“孛孛兄说哪里话？请都请你不来哩！”陈公博热情地说。
“就是用重金聘请，恐怕也聘请你不来哩！”林柏生马上附和。
“承蒙二位不弃，十分感谢！”叶蓬双手抱拳称谢。
“下午，请柏生兄陪同孛孛兄，与在香港的佛海、璧君、希圣、宗武、思平、圣五和春圃诸位见见面。”陈公博说，“如果你愿意，明天赴河内谒见汪主席。”
“谒见汪主席还有不愿意的，求之不得哩！”叶蓬眉飞色舞地说。
“那好，我等会给汪主席拍电报，再给他写个信，将你的情况介绍给他。”陈公博望着叶蓬微笑着，“等会我通知春圃兄，要他为你预购一张明天上午赴河内的飞机票。”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叶蓬与汪精卫在河内见面了。
叶蓬的投靠，使汪精卫孤立无援的心灵得到极大的安慰。他仿佛喝了一盅醇香的葡萄酒，焦燥的心田得到了润泽；又像吹来一股柔暖的风，轻轻荡过他那因屡受挫折而渴求抚慰的心胸，给了他舒适和惬意。
汪精卫会见叶蓬时，曾仲鸣在座。陈国琦给他们每人倒了杯茶，就蹑手蹑脚地走开了。“我过去多次见过汪主席，但一直没有机会向您倾吐我的肺腑之言。”叶蓬两手搭在大腿上，端端正正地坐着，毕恭毕敬地说。
“好，好，今天我们好好地交谈交谈。”汪精卫显得十分亲热。
“在我的心目中，汪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汪主席所选择的道路，是无比光明的道路。所以，我冒着生命危险，弃暗投明。”叶蓬欢笑着，用激动而恳切的语气说道，“从今以后，我愿做汪主席一名马前卒，效忠汪主席一辈子。除非地球毁了我也毁了，否则我永不变心！”
“十分感谢，十分感谢叶先生对我的尊重。”汪精卫听了叶蓬的吹捧，想起艳电出笼后所遭受的打击和痛骂，感慨万端，越发觉得叶蓬可亲可爱。
“汪主席所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必将引来百鸟朝凰，百川归海，兴旺发达。”叶蓬继续吹捧着。
“是的，汪主席的事业绝不是独立的。”曾仲鸣异常兴奋地说，“叶将军的正义行动，将为朝凰的百鸟、归海的百川树立了榜样。”
“叶先生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从文，从政，还是继续从军？”汪精卫把坐着的藤椅往叶蓬身边拉过尺把，似乎这样与他更亲近了。
“我是一介武夫，还是继续玩玩枪杆子吧！”叶蓬恬不知耻，大言不惭地说，“今后，汪主席做孙中山，我做蒋介石。”
曾仲鸣感到叶蓬的话十分刺耳，顿时觉得叶蓬的形象变得灰暗而矮小起来。他很想说几句不是，但感到初次相交不便开口，就把话压在舌根下了。
汪精卫却是一喜一怔。叶蓬把他吹捧为孙中山，自然感到兴奋，但也有一股反感情绪油然从心底升起：这姓叶的想做蒋介石，野心可不小啊！他想了想，为了笼络叶蓬，笑着说：“我是孙先生的学生，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我将永远继承孙先生的伟大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我汪兆铭不敢与孙先生的英名齐名，不敢与孙先生相提并论。至于叶先生做蒋介石，我十分理解，先生绝非要学老蒋的奸雄本性，而是立志在我国的军事建设上干一番大事业。因此，我对叶先生的远大理想，不仅十分赞成，而且坚决支持！”
叶蓬的话一出口，就感到失言，正在想着如何辩解，以应付汪精卫的指责。可是，汪精卫的话说得如此动听，仿佛是在朦胧的月夜里聆听溪水的歌唱，心里感到甜蜜而舒适，欣然一笑，说道：“汪主席如此理解我，真是相知恨晚！”
“相知恨晚犹未晚。”曾仲鸣微笑着说，“汪主席五十出头，将军四十出头，今后还可以相知很长一段时间啊！”
“我老了，身体也不行，但我相信，今后我们之间相知十来年总该可以吧！”汪精卫想到自己的衰老和身上的枪伤，在心里暗暗叹息一声。
“汪主席万岁！汪主席万岁！”叶蓬肉麻地喊着。
汪精卫心头一热。他想到这“万岁”的口号，民国以来，只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与会者呼喊过，至今已经生疏而遥远了；今天，叶蓬居然将这两个千金难买的字眼，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时间，仿佛自己正端坐在金銮殿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飘飘然陶醉极了，也越发感到叶蓬可亲可爱了。此时此刻，如果可能，他非将叶蓬封为元帅不可。他亲热地将叶蓬打量一会儿，甜美地说：“感谢叶先生的祝愿，感谢叶先生的祝愿！”他多么需要像叶蓬这样的军人啊！沉思一会，接着说：“我们非常缺乏像叶先生这样的军事人才。你在军界的朋友多，希望你策动一批军界朋友到我们这边来。”
“策动一批人过来不敢担保，但拉两个军长过来，还是有把握的。”叶蓬受到新主子的赏识，心里热呼呼的。
“是谁？”汪精卫和曾仲鸣同时惊喜地问。
“一个是我的湖北同乡杨揆一先生，一位是河北的冯治安先生。”叶蓬很有把握地说，“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分别给他们去个信，相信他们会归附汪主席的。”
“我可以明确地向叶先生表示，凡是愿意从事和平运动，愿意与我们共事的朋友，不管过去我们之间的关系怎样，将来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一律委以重托，绝不会亏待他们。”汪精卫以封官许愿来笼络人心。
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总是很吸引人的。半个月以后的一天，叶蓬果真陪同杨揆一和冯治安，投靠汪精卫来了。
杨揆一又名默安，现年五十四岁，原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第二集团军司令何成浚部下的参谋长。武汉失守后，何成浚任军法执行总监，他为中将秘书主任。他本来与何成浚是拜把兄弟，一个月以前，他与何成浚都想娶重庆一个名叫高玉珍的妓女为姨太太，而闹翻了脸。那高玉珍早在两个月以前就成为杨揆一的情妇，虽然杨揆一比她大三十岁，但他却又比何成浚小十岁，她愿意嫁给杨揆一为妾。可是，无情的权势，迫使她就范于何成浚的怀抱。从此，杨揆一每天见到何成浚，就联想起高玉珍，仿佛喝了一杯陈年老醋那样，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只想另投靠山，早日离开何成浚，早日离开重庆，眼不见，心不烦。正在这个时候，杨揆一收到叶蓬的劝降信，想到汪精卫的许诺，决心投靠汪精卫。接着，他以重金买通何成浚的秘书刘鹤翔，趁何成浚外出开会，刘鹤翔将与何成浚成婚一个月的高玉珍秘密送到杨揆一身边。两个钟头之后，杨揆一带着高玉珍离开重庆赴成都，当天傍晚时抵达香港。
这冯治安比杨揆一小十岁，原是二十三军军长与河北省政府主席。他从一九三六年初秋开始，派一个营的部队，为他在冀西小五台山，阒无人烟的荒野地区，开垦大片荒地种植鸦片烟，因而发了横财。三个月前，他手下的一个名叫张振德的团长，偷了五斤鸦片烟吸了被撤职。张振德对此不满，他逃离二十三军之后，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向蒋介石写信，告发冯治安私种鸦片的劣迹。因为冯治安原是冯玉祥的部下，非黄埔出身的嫡系，蒋介石立即派国民参政员江庸带调查小组，前往河北省调查。而江庸偏又在十年前与冯治安有私仇，他一点也不包涵，带领调查组径直到达小五台山。他见种植鸦片烟的士兵都佩戴着冯治安部队的符号，夏季收割烟后的鸦片烟杆子堆积如山，新种的鸦片烟已长出三寸多高的新苗，就将这些情况一一拍成照片，再下山与冯治安见面。在铁证面前，冯治安无法抵赖，也十分狼狈，每天诚惶诚恐，等待着蒋介石给他的处分。正当冯治安惶惶不可终日、走投无路时，忽然收到叶蓬写给他的信，真是喜从天降。他立即派人与驻扎在山西太原的日寇集成飞行队队长山口槌夫大佐联系，以八百斤上等鸦片烟为代价，由山口派军用飞机，将冯治安一家老小送到沦陷的广州，两天后到达香港。
眼下，杨揆一和冯治安对汪精卫深深一鞠躬，齐声说道：“卑职向汪主席报到来了！”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汪精卫满心欢喜，“感谢二位对我的支持和信任！”
冯治安想到一月五日，他与何成俊、汤恩伯等人联名发出讨汪拥蒋通电的事，感到十分内疚，红着脸，羞愧地说。“一想到五日那个联名通电，就感到无面见汪主席！”
“我知道，那是冯先生等人在老蒋的压力下，出于不得已的勉强应付。”汪精卫表示谅解。
“事实的确如此，但不管怎样，我不能原谅自己。”冯治安说。
“冯先生现在的行动，已经将那次通电做了彻底的否定，希望不要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汪精卫用真挚的语调安慰道。
“十分感谢汪主席的宽宏大量！”冯治安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唉！在老蒋手下十余年，受他的窝囊气受够了。现在来到汪主席身边，总算见到青天了！”他想起私种鸦片烟的劣迹被揭发后，所受的种种惊吓，不觉鼻子发酸，伤心地哭将起来。
汪精卫以为冯治安见到他感情过于激动而流泪，心中泛起一股神圣而豪迈的感情，无比兴奋地说：“我们是同胞，是同志，是兄弟，今后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精诚团结，努力建设即将成立的新政权！”
“好，好！”冯治安听了汪精卫这段感人肺腑的话，兜起在蒋介石手下受排斥受歧视的种种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眼泪流得更急了。
杨撰揆一也很想流几滴泪水，向汪精卫表示过于激动之情，但泪腺分泌液挤也挤不出来，就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说道：“二十多年来，我杨默安好像一只失群的蜜蜂朝王一样，乱朝一气。开始朝向贺耀祖，他让我当旅长，却又派个亲信副旅长监视我，吃怄气饭不是滋味；后来朝向何成浚，他娘的！老是爬在我头上撒屎撒尿，日子更不好过。现在，也只有现在，我杨默安才算朝向了真正的王，找到了真正的、最敬爱的领袖！此时此刻，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描绘。”
杨揆一的巧言令色，使汪精卫感到爽心悦耳又悦目，他脸上泛起层层笑纹，说道：“我能算王吗？能算诸位的领袖吗？”
“是王，是领袖！汪主席早在国父逝世后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怎么不是中国人的领袖呢？”冯治安终于从伤感中解脱出来，满嘴奉承话，“在当今中国，论资望，论才干，有谁能与汪主席相比？”
“不是有人作对联，钦佩老蒋为盛世之才吗？”汪精卫冷笑一声。
武汉失陷，国民党政府全部搬迁到重庆之后，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为了吹捧蒋介石，以四川、成都、重庆和新中华四个地名为出边，以蒋介石、居正、何应钦和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四个人名为对边，作了副对联：
四川成都，重庆新中华，介石居正，应钦盛世才。
蒋介石在《中央日报》上见到这副对联之后，喜得不得了，连声称赞：“绝对，绝对！”他马上召见萧同兹，当面奖励他五千元钱。
“那是御用文人的阿谀奉承之作，实在不值得一提。”叶蓬嗤之以鼻。
“中国在老蒋统治下，失去了半壁河山，死去了两百多万同胞，工业凋敝，农业不振气，他是败世之辈，根本称不上盛世之才。”冯治安愤愤地说。
“哼！什么盛世之才？他老蒋只有欺世盗名之才！”杨揆一冷冷地骂道。
接着，你一言，我一语，把蒋介石贬得一无是处，骂了个狗血淋头。汪精卫越听越解心头恨，笑着说道：“希望诸位努力实践国父‘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遗言，在复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中，成为真正的盛世之才！”
“全靠汪主席栽培！”杨揆一甜滋滋地说。
“全靠汪主席及时指破迷津！”叶蓬马上接腔。
冯治安想了解汪精卫封他什么官，就转弯抹角地说：“今后，一切听从汪主席的指挥，您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汪精卫会意，沉思一会，说道：“至于诸位的工作安排，待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一一与诸位磋商。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下来，就是论诸位的资望和才干，都可以担任党中央的执行委员。”
在座三人，只有冯治安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现在听到汪精卫的许愿，都心里乐得痒痒的，齐声说：“感谢汪主席的恩德！”
几乎在杨揆一和冯治安与汪精卫见面的同一个时候，罗君强带着情妇孔艳梅，在香港长城旅馆三三五号房间，与周佛海见面。
“哎呀我的老朋友！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时候能在香港与你见面。”周佛海亲热地手在罗君强的肩膀上一拍。
“自从知道老上峰跟随汪主席出走之后，我日日夜夜向往着您哩！”罗君强激动地说。
“老朋友”和“老上峰”，说明罗君强与周佛海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他俩都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罗君强是湖南湘乡人，三十七八岁年纪。一九二二年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出席同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年春天，他父亲去世，在丧事上大肆铺张，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他心怀不满，于五月中旬在长沙登报脱离共产党。一九二四年春天，罗君强赴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时，经当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的同乡蔡和森的教育帮助，为他恢复了共产党党籍。于是他改变了报考北京大学的计划，回湖南担任共青团省委书记。但在一年以后，他对革命丧失了信心，意志消沉，一九二五年七月初，第二次在长沙登报脱离共产党。几天之后，他赴上海入大夏大学读书，入校不到一个月加入了国民党。第二年冬辍学到武汉，在张治中领导的学兵团任政治教官。半年后，他被调到中央军官学校武汉分校任政治部上尉科员，主编校刊《革命生活》，结识了任分校秘书主任的周佛海。当周佛海知道罗君强也与他一样，同是共产党的叛徒时，也许是臭味相投的缘故吧，两人从此成为至交。以后经周佛海向蒋介石推荐，罗君强先后担任过浙江省海宁县县长、南昌行营办公厅上校秘书、国民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兼军委办公厅少将秘书等职。
“光治兄向往着我？”周佛海惊疑地说，“难道你也愿意跟随汪主席走？”
“我来香港拜会老上峰的目的就在这里。”罗君强语意恳切地说。他手指情妇，干脆说：“这是我新近结婚的第二个妻子孔艳梅。”
“恭喜，恭喜，”周佛海握着孔艳梅的手，仔细打量着她。
孔艳梅二十二三岁年纪，眉清目秀，姿态窈窕，又很风流，曾经被广州中山大学的同学称为校花和交际花。一九三八年六月，她辍学入羊城歌舞团当舞女。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后，她随歌舞团到了重庆。半个月之后，她结识了罗君强。他看中了她的年轻美貌，又因为她会英语，把她安排在军委办公厅当笔译员。为了便于两人鬼混，罗君强把国民党中央办公厅的油印室腾出来，作为他的临时卧室。
“我能够见到君强敬爱的老上峰，大名鼎鼎的周部长，感到十分荣幸！”孔艳梅向周佛海一鞠躬。
“我能够见到孔女士，感到很高兴。”周佛海的胸间有一种说不出喜悦，向全身扩散着。他想打听一下罗君强的原配妻子罗吉羽和两个孩子的情况，但当着孔艳梅不便开口，换过话题说：
“光治兄夫妇是怎样离开重庆的？”
“我的老上峰，一言难尽哩。”罗君强有难言之隐，苦笑一声。
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国民党中央统计局将通过共产党的叛徒掌握到的、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文件，其中包括张闻天的《开幕词》和《组织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的《政治报告》、王稼祥的《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周恩来的《统一战线工作报告》、朱德的《军事问题的报告》等十余份绝密文件，交由罗君强转呈蒋介石。罗君强刚收到这批文件，孔艳梅来到他身边。等到他与她在临时卧室鬼混一阵，轻轻开门出来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正坐在罗君强使用的办公桌旁，翻阅着共产党的文件，不觉心里一惊。原来，他刚才见了孔艳梅就忘乎所以，没有把这批绝密文件锁进屉子里，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罗君强慌忙向他身后的孔艳梅使了个眼色，示意她退回临时卧室，可是已被叶楚伧发现了。
“罗先生身为秘书处少将处长，在办公时间，如此淫荡，竟然把这种重要的情报资料摆在外边，你该负什么责任，自然十分清楚！”叶楚伧严颜正色地说。
“我严重失职！向叶秘书长谢罪！”罗君强失神地立正站着，掏出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不过，卑职并没有什么淫荡之处。”
“没有淫荡之处？”叶楚伧进来时，见秘书处无人，就去推罗君强临时卧室的门，见门闩得紧紧的，又听到一个女人的柔声细语，明白了一切。他见罗君强狡辩，十分窝火，高声质问道：
“那么，你们一男一女，闩着门干什么？”他见罗君强哑口无言，又质问道：“请问罗先生！这女人是你的妻子吗？”
“不是。”罗君强面色苍白，手在微微打颤，“我错了。”
“青天白日，与情妇鬼混，不叫淫荡叫什么？”叶楚伧很气债。
“我错了。”罗君强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
叶楚伧气急败坏地走向孔艳梅，准备对她呵斥一顿，但马上被她秀美的脸庞和苗条的身段所诱惑，恼怒终于由爱抚所代替，进而想到她被他的下级所占有，又有一种嫉妒和醋意升上心头。感情的急剧变化，促使他用爱怜的语气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孔艳梅。军委办公厅的笔译员。”孔艳梅虽然胆怯，却掩盖不住她的绰约风姿，忐忑慌乱更显出她的青春妩媚。她为了获得叶楚伧的谅解，逗情地瞟了他一眼，两片抹着口红的嘴唇，撒娇地动了两下。
“你现在回去，好好写个悔过书，明天上午先交给我看看，我再转交给军委秘书长钱大钧先生。”叶楚伧又一次打量着她，“悔过书写得好，我可以向钱秘书长说说情，减轻处分或不处分。”
“谢谢叶秘书长！”孔艳梅向叶楚伧鞠一躬，嘴唇又撒娇地动了那么两下，响着高跟皮鞋，扭着屁股走了。
“你生活淫荡不羁，玩忽职守，现在宣布免去你的秘书处长职务。”叶楚伧狠狠地瞪了罗君强一眼，“至于军委怎么处分你，那是钱秘书长的事。”
罗君强知道叶楚伧是蒋介石的亲信，他对自己的处分是作数的，加之已从叶楚伧对孔艳梅的言行中，看出他是自己不共戴天的情敌，一股仇恨的怒火，呼地从心头升起。为了避免惹起更多的麻烦和更大的风波，他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将该交出的文件清出来，恭恭敬敬地交给叶楚伧，然后带着自己的东西离开秘书处。
他走下楼来，正准备去军委办公厅找孔艳梅，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左边不远处传来：“我在这里。”孔艳梅见四面无人，快步走过来，“叶秘书长给你什么处分？”
“不用问了。你快去军委办公厅收拾一下，下午我们俩去成都，明天去香港。”罗君强已经知道孔艳梅与他难分难舍，果断地说。“我现在去买飞机票，下午一点，我在上清寺一五八号南货店，我表哥家等你。”
就这样，罗君强丢下了在重庆的罗吉羽和两个孩子，带着孔艳梅投靠周佛海来了。
“我们俩离开重庆时，经历过许多风险，的确一言难尽。”
罗君强说，“以后有暇，我再向老上峰汇报。”
“好，好。”周佛海笑着说。他一贯生活糜烂，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有名的好色之徒，不论在南京，还是在武汉和重庆，他把大部分工余时间，花费在妓女院里，因此曾经三次住医院治疗过花柳病。现在，他见孔艳梅如此年轻娇艳，身上的骨头都软了，魂都没有了。“光治兄年纪不过四十，才气横溢，今后必将受到汪主席的器重。”周佛海开始施用诡计。
“这就全靠老上峰在汪主席面前美言推荐。”罗君强深知周佛海在汪精卫集团中的地位，用诚挚的语气恳求说。
“一定，一定！”周佛海怀着对孔艳梅的强烈的情欲，想方设法把罗君强支走，“我马上给汪主席写封推荐信，请光治兄在今天下午赴河内，与汪主席见见面，怎么样？”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罗君强想到从此将飞黄腾达，一腔热血往上涌。
下午两点五十分，当罗君强兴高采烈地登上开往河内的飞机舷梯时，孔艳梅已经赤身裸体依偎在周佛海的怀抱里了。
“我今后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周佛海在她娇嫩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你让我干什么？”孔艳梅娇滴滴地说。
“你想干什么，就让你干什么。”周佛海向她施展权势。
“我给你当生活秘书。”孔艳梅被他的显赫地位所诱感。
“你我想到一起来了！”这正是周佛海求之不得的美事。
以后，孔艳梅果真当了周佛海的生活秘书。罗君强虽然知道孔艳梅与周佛海的暧昧关系，但这与周佛海向他抛过来的一顶顶乌纱帽，诸如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边疆委员会委员长、司法行政部长、安徽省政府主席等等头衔比较起来，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听之任之了，更何况他罗君强又有比孔艳梅还要年轻美貌的新欢。但是，周佛海的老婆不让步，曾经几次将孔艳梅身上的衣服撕得一丝不挂，并将她打得皮青肉肿。不过，这是四年后的事了。
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投靠汪精卫集团的除了上面说的四人，还有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特派员、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兼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的江苏嘉定人潘公弼，抗战前担任过青岛市市长的广东人陈中孚，曾任《中国日报》主编的贵州黎平人赵毓松；曾任暨南大学校长的江苏宝山人赵厚生，早年加入同盟会，曾担任过大元帅府秘书、机要处主任、国民党中央书记官的江西清江人徐苏中等五人。这九人的投靠，除了上述四种情况，还有的因怀才不遇而郁郁不得志、有的因违法乱纪而被国民党政府开除公职、有的是被司法机关通缉的贩毒犯、有的早在抗战前就是里通日寇的汉奸。九个人的情况虽然各异，但有个共同点：都是被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吓破了胆的投降者。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易经》上这句名言，经千古而不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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