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女秘书兼情妇余淑衡，懒洋洋地伸出右手抓起话筒，不耐烦地问道：“哪里？”她精神空虚无聊，正斜躺在睡椅上，抱着一只白色狮子狗逗着消遣。“噢！是陈先生！”余淑衡一听打电话的是陈布雷，全身的神经细胞猛然振作起来，一跃而起，左手腕里的狮子狗扑通掉在楼板上。那动物的脑袋受到碰撞，痛得直叫。她担心这叫声传向对方，双手慌忙捂住话筒，一脚将它踢出门外一丈多远，轻轻把门关上，嘴巴对着话筒，用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掩饰说：“怎么一下子听不清楚了？喂，是陈先生吗？我是戴先生的秘书余淑衡。啊，好，现在听清楚了，蒋委员长要戴先生马上去黄山官邸。好，好，我马上通知他。”
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余淑衡与戴笠在曾家岩公馆鬼混一阵，又抱着他小憩约五十分钟。戴笠恢复了精神之后，对她说：“我现在去上清寺公馆，如果是蒋委员长打电话找我，马上把电话接过去。”
余淑衡知道戴笠的上清寺公馆住着他的另一个情妇叶霞弟，就撅着嘴巴吃醋地说，“你不是很爱我吗？把你的化名也改为‘余龙’，说决心作我‘余’家的‘龙’门快婿，正式和我结婚吗？爱情是自私的，我不准你去见那个鬼婆。”
“叶霞弟是我最喜欢的学生，她下午动身去美国留学，应该与她见见面。她一走，我就属于你一个人的了。好，我一个小时就过这边来，别撒娇了，我的乖乖！”戴笠调情地说。
“你应该与她绝情。”余淑衡双手勾着戴笠的脖子，把脸贴在他的胸脯上。
“好，好，会这一次面以后就与她绝情。”他在她的背部轻轻拍了两下。
不过戴笠与叶霞弟真正绝情，是她在美国留学三年回到重庆，又与他鬼混了一年，他玩厌了，将她送给好朋友、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当姨太太之后。这里顺便说段笑话。戴笠死后，胡宗南送的祭幛上写着八个大字：“安乐与共，患难与共。”好事者趁没人注意，用毛笔在上面加了四个拳头般粗的字：“妻子与共”，把它暗藏起来，等到胡宗南偕叶霞弟来灵堂吊唁那天，才把它挂在显眼的地方，弄得胡宗南和叶霞弟哭笑不得。
眼下，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点二十分，还不见戴笠的踪影，余淑衡赶忙打电话到上清寺公馆。接电话的是戴笠的亲信副官贾金南，说戴笠于二十分钟前去他的罗家山公馆了。余淑衡一听，一股更大的醋意从心底泛起。原来，当时著名的电影皇后胡蝶于昨天下午从上海来重庆，今天清早，戴笠以尊重文艺界知名人士为由，派轿车亲自把她接到罗家山十九号。猫见鱼腥没有不张口的，戴笠这个色鬼，此时此刻去罗家山的目的不言而喻。余淑衡想到这里，马上驱车前往罗家山。她乘坐的轿车一停，军统局医务所主任、戴笠的侄儿戴夏民马上走过来，问道。“找戴副局长吗？余小姐！”
“他现在哪里？”余淑衡急不可耐地问。
“请在会客室休息休息，他等会就来。”戴夏民知道叔父正闩着门，与胡蝶在行云作雨，惊动不得。
余淑衡从戴夏民的眼神里已经明白了一切。顿时，一股强烈的、无可奈何的愤怒抓住了她，使她狂怒。她要冲向那充满淫乱的地方，一脚将门踢开，捏紧拳头痛打那个情敌。但是，她仍旧站在原地方，指头还是照样伸着，陷于痛苦之中。因为她毕竟还没有正式与戴笠结婚啊！然而，她与他永远结不了婚。戴笠对胡蝶一见倾心，三年后，他不准胡蝶再拍电影，特地在重庆为她营造一座名为“城乡”的别墅，正式与她同居，而且一住五年之久。胡蝶的挂名丈夫潘有声很懂得明哲保身之道，担心戴笠暗害他，一连五年住在昆明不与胡蝶见面，依靠戴笠封给他的战时货物运输专员，在昆明大发横财，直到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戴笠乘飞机摔死之后的第十天，他才把胡蝶接到香港定居。余淑衡见戴笠与胡蝶同居，与自己结婚无望，跟戴笠大吵大闹一场。戴笠无法，送她去美国留学了事，这是后话。
现在，余淑衡面对现实一筹莫展，她只好利用陈布雷的电话发泄女性特有的嫉妒，冷冷地说：“一分一秒也不能等！蒋委员长来电话，说有紧急要事，要戴先生立即去黄山官邸。”
戴夏民一听慌了，马上跑上楼去，按动五号房间的门铃。
这时，戴笠刚好与胡蝶鬼混过去，由她抱着闭目养神，听到门铃声，悄声对她说：“必有紧急要事，我得马上起床。晚上我再来。”
“你没有很好休息，身体支持得住吗？”胡蝶躺在床上温柔地说。
“没问题，没问题。”戴笠勉强支持着，迅速穿好衣服，急匆匆地走出门来。他见戴夏民和余淑衡站在二楼楼门口，问道：“有紧要事吗？”边说边走向二楼会客室。
“报告戴先生！陈布雷先生打电话来，说蒋委员长有紧急要事找你，要你马上去黄山官邸。我打电话到上清寺，找不到你，马上驱车赶到这里来。”余淑衡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微笑着，跟着戴笠走进会客室。
戴笠筋疲力尽地坐在皮沙发上，浑身软弱得像团棉花，动弹不得。他虽然长期吃滋补品和服用美国出产的一种春药，但三个多小时内，与三个女人鬼混，再好的补品和药物也枉然。实际上成为戴笠保健医生的戴夏民，见此情景，马上提着药箱走过去，给叔父注射男性激素荷尔蒙和盖世维雄，然后搀扶着他上了轿车。
平日，蒋介石召见戴笠，电话发出之后，一般不超过二十分钟，被召见者就出现在他跟前。这回，从陈布雷给余淑衡打电话，到戴笠抵达黄山云岫楼，整整一个小时。蒋介石等得很不耐烦，见戴笠精神萎靡地走来，冒着火喝道：“你干什么去了，这个时候才来，唵？”
戴笠强打起精神，举手给蒋介石行了个军礼，心慌意乱地说：“报告校长！我正在追捕一个日本间谍分子，因此耽误了时间。”他谎说据军统重庆区报告，有个日本间谍，会讲一口纯熟的汉语，化装成中国的皮货商，于两天前潜入重庆，住在国府路五二四号，专门刺探军事情报。
曾经有人向蒋介石告状，说戴笠生活糜烂，被他蹂躏过的女人，有自己的侄女、特务训练班的女学生、女特务、女佣人、女演员、女医护人员，以及特务的家属和朋友的妻女。蒋介石听之任之。他认为只要戴笠不影响工作，嫖嫖女人无妨，从来没有为此而责备过他。现在，见戴笠耽误时间，又见他一副脾虚阳亏的萎靡相，知道他在说谎，板着脸骂道：“你说谎！唵，追捕一个间谍分子，难道要你亲自出马！这个这个，你是跟女人鬼混去了，是不是，唵？”
戴笠心里嘀咕着：你老蒋也不是吃素的！他很不服气，但害怕蒋介石的巴掌和脚尖触及他的皮肉，又见没有第三人在场，只好老老实实地说：“是的！我工作时间干这种事，实质上是玩忽职守，犯了渎职罪，恳求校长处分我！”
“抗战时期，唵，是非常时期，不论前方后方，唵，都是战场！这个这个，在这种非常时期，玩女人，玩忽职守，理应给予你重重的处分！”蒋介石想到戴笠通过种种暗杀，为自己排除异己所做的贡献，心也就软了下来。他见戴笠惶恐加体虚，两腿不断打颤，接着说：“坐下来说！”
戴笠是聪明的，他见蒋介石说的“给予你重重的处分”上面冠上“理应”二字，成为非肯定词，已经万事大吉，但嘴里却说：“不论校长给予我任何重大处分，我都心悦诚服。”他后退几步，端坐在蒋介石对面的皮沙发上。
“饶恕你这一回，希望你今后立功赎罪，唵！”蒋介石的语调也温和了。
“谢大恩！”戴笠立正站起又坐下。
“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把汪兆铭干掉！”蒋介石命令道，“如果他离开河内，唵，回到上海或南京，有日本宪兵保护，干掉他就困难了，这个这个你懂吗，唵？”
“懂，我懂！”戴笠连连点头说，“我保证在半个月内完成任务。”
“好，你现在回去布置。”蒋介石挥着手说。
人们对任何事都习惯成自然，戴笠挨蒋介石的臭骂同样如此，挨骂惯了，无所谓。他经常厚着脸皮对手下的特务们说：
“不论委座骂得我怎么厉害，他一骂完我就没事了，从不放在心上。往事如梦，一笑可也，何必伤神呢！所以，你们要学习我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如果我脾气来了骂你们几句，也是爱护你们，千万不要产生隔阂。”
现在，戴笠坐在轿车里，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的思维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就是物色赴河内的人选。几分钟之后，他回到曾家岩公馆，又让戴夏民给注射了男性荷尔蒙和盖世维雄，服了几片春药，嚼了一支人参，精神才慢慢恢复。紧接着，他把军统骨干分子陈恭澍叫来，吩咐说：“干掉汪兆铭的任务，决定由你负总责，你需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你认为谁去适合就派谁去。”
“老师安排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陈恭澍思索着说，“至于需要多少钱，我现在心中无数，请老师考虑。派谁跟我去好呢？也只能提个基本条件：第一，河内受法国统治，需要懂法语的，第二，需要武术和枪法最好的，机智勇敢的。”他毕业于由申听蝉当主任、戴笠当政治特派员的参谋本部南京谍报参谋训练班，为了表示亲切，他对戴笠以老师相称。
戴笠跟蒋介石一样，对旧社会有些人家的神龛中央写的“天地君亲师之神位”一行字极感兴趣，认为老师可以上神龛接受万代香火祭祀，见陈恭澍左一句老师，右一句老师，乐得心里痒痒的，高兴地说：“我把余乐醒交给你。他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三年，懂法语，人也很精干。他现在是军统临酆特训班副主任，我马上拍电报要他速来重庆。在我们军统，论武术、枪法和机智勇敢，赵君理、唐英杰、陈帮国、陈步云和林之江，都是数一数二的角色，我让他们当你的助手。”
“好，好，这样我完成任务的把握更大了。”陈恭澍感到浑身是劲。
三月三日上午，陈恭澍、余乐醒等一行七人，持着赴河内的护照，化装成茶叶推销商，携带几十斤高级红绿茶样品和一笔巨款，从重庆乘飞机到了香港，第二天下午抵达河内，傍晚时，他们在朱培德别墅对面不远的君安旅馆二楼住下来。第二天清早，陈恭澍站在窗户口一看，几棵安南北方特有的铁木，枝叶扶疏，遮住视线，什么也看不清楚。他与余乐醒走下楼去，寻找新的窥探点。他们走了两百余步，终于发现一座有围墙的小洋房，与朱培德别墅隔街相望，院内虽然栽种有铁木和红木，但树梢只伸到二楼窗户的三分之一，如果住在它的二楼，是十分理想的窥探点。可是，经过打听，两个人又凉了半截。原来，这座名为“逸园”的小洋房，是一个法国现役旅长的别墅，主人名叫斯特里，带着姨太太随军住在西贡，这里只住着他四十岁左右的妻子、二十岁左右的女儿和三十来岁安南籍女佣人。它的主人能让他们住进去吗？
“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住进逸园。”陈恭澍返回君安旅馆时，低声对余乐醒说。
“我也是这样想。”余乐醒陷于沉思中。可是，特务们搜索枯肠，绞尽脑汁，谁也想不出如何住进园的办法来。早饭后，余乐醒与旅馆老板黎春楠的妻子阮氏黛闲谈，她用法语问余乐醒说：“请问余先生，你认识贵国的曾琦先生吗？”
余乐醒知道曾琦的大致情况：他是四川隆昌人，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法系，很会写文章，毕业回国后创办华音通讯社和《救国日报》，自任社长和主编。后来去巴黎，又办了一家通讯社，专为国内几家大报提供稿件。三年后回国创建中国青年党，自任总裁，同时出版《独立青年》、《自强》、《爱国青年》和《国光》四种刊物，现任国民党的国防委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余乐醒心想阮氏黛与曾琦必有瓜葛，希望从这里打通住进逸园的渠道，笑着说：“我不仅认识曾琦先生，而且与他有很深的交情，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把曾琦的经历说了一遍，接着问道：“黎夫人认识曾琦先生？”
“二十年前，曾琦先生在巴黎创办通讯社时，我父亲在那里任采访主任，他们相处三年，成为莫逆之交哩！”阮氏黛说罢，为了证实他父亲与曾琦确实是好朋友，起身回到卧室，拿出一张三人合照，向余乐醒介绍说：“中间这位是我父亲，他左边的是中国的曾先生，右边的是法国的斯特里先生。”
余乐醒接过照片看了看，惊喜地问道：“这位斯特里先生，是不是逸园的主人斯特里旅长？”
“是的，是的！余先生认识他？”阮氏黛扬着经过眉笔描绘的眉毛，欣喜地望着余乐醒。余乐醒见照片背后用法文写着三个合影中人的姓名，阮氏黛的父亲名叫阮竟雄，来个顺水推舟，笑着说：“我多次听曾琦先生讲过他与令尊大人阮竟雄先生、斯特里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可是没有缘分与他们见面。”他接着问：“令尊大人贵体好吗？现在哪里供职？”
阮氏黛轻轻地摇着头，叹息一声，伤感地说：“父亲生前在河内一所中学任校长，三年前病故了。”
“据曾琦先生介绍，令尊大人学识渊博，年纪才四十出头，去世得这么早，是安南人的重大损失。”余乐醒装出一副十分伤心的样子。
“余先生是曾先生的朋友，也等于是先父的朋友，住在这里有不舒适的地方，请随时向我提出来。”阮氏黛怀着伤感走了。
特务们围绕如何利用曾琦与斯特里的关系，立即展开一场讨论。赵君理思维敏捷，眼睛急转几下，就来了个主意，说道：“依愚见，马上派人回国，请戴先生设法要曾琦给斯特里写信，说中国有个有名气的人，或者是军界将领，或是在政界有影响的人物，因特殊情况来河内，住旅馆不方便，必须住在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家里，请斯特里允许这个人在他家里住个把星期。不知诸位的意见怎样？”
“我看赵先生的意见很好。”余乐醒补充说，“至于特殊情况，就说是政治避难吧。”
“好，为了引起斯特里的重视，这个人必须装扮得很有地位，来时带上太太、翻译、卫士和医务人员。”陈恭澍高兴得手在大腿上连拍几下，“请赵君理、唐英杰二兄马上回国向戴先生报告。”
七日上午十点，戴笠听了赵君理和唐英杰的汇报之后，立即驱车来到曾琦家里。曾琦和他的第二个妻子周若兰热情地接待了戴笠。他听戴笠说明来意之后，虽然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暗杀汪精卫，但他胆子小，心里不免一惊。可是，又不能说半个“不”字，否则，他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手枪穿几个窟窿，就装出严肃认真的样子，挺直身子说道：“戴先生托我办事，我无二话可说。只是我已经多年没有与斯特里先生联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当旅长，随军到了安南，我给他写信是否有作用？”
二十年前，曾琦在巴黎办通讯社时，斯特里在他手下当总务主任，他回国后的前十二年，两人保持书信联系，他知道斯特里从军，当了团长。五年前，斯特里提升为旅长到了安南以后的情况，他的确不知道。“戴先生托你写信你就写吧！你就说从阮氏黛的来信中，获悉他现在的情况。”周若兰生怕引起戴笠的不愉快，赶忙提醒丈夫说。
“贱内的意见好，我在信里就这么说。”曾琦小心翼翼地说，“戴先生还有什么意见？”
“我们准备以曾先生的名义，送给斯特里一份重礼，曾先生的意见送什么好？”戴笠和颜悦色地说。
曾琦冷静地思索一会，说道：“如果戴先生认为可以，就送点黄金和鸦片烟。至于多少，由戴先生酌定。”
“因为斯特里太太有烟瘾。”周若兰补充一句。
“送二百两黄金、四十斤上等鸦片烟，可以吗？”戴笠为了暗杀汪精卫，仿佛百万富翁似的挥金如土。
“送这么多的贵重礼物，足以打动斯特里夫妇的心了。”曾琦没有想到戴笠会这么大方，高兴地说。他沉思一会，又说：“建议多少给阮氏黛送点黄金。从八年前斯特里的来信中可以看出，她与他的太太关系很密切。必要时，有用得着阮氏黛的地方。”
“好！送她一百两黄金。”戴笠不假思索地说。
“去河内的是哪一位？戴先生！”曾琦感到说了半天，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龙云先生。”戴笠诡秘地低声说，“你就说龙先生与你是至亲，他与蒋委员长闹翻了，蒋委员长要逮捕他，暂时去河内躲避一下。”他决定派人假冒龙云，是经过一番思考的。因为云南距离河内很近，龙云去河内“政治避难”，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曾琦这才明白戴笠在弄虚作假，继而想到这中间必有大阴谋，但又不敢细问，更不敢违拗，就装出一副信以为真的样子，说道：“嗬，龙先生也太不自量了，跟蒋委员长闹意见，简直是鸡蛋碰石头。”说罢，用法文分别给斯特里夫妇和阮氏黛写信。
戴笠为了解除斯特里的一切怀疑，还要走曾琦在二十年前与阮竟雄、斯特里的合照和他最近与周若兰的合照，让扮装龙云的人带在身上。他回到曾家岩公馆，对赵君理、唐英杰说：“你们七个人已与阮氏黛见过面，扮龙云都不适合了。我让周伟龙扮这个角色，再到重庆妓女院找个会点琴棋书画的中年妓女，让她扮装龙云夫人顾映秋。你们七位，余乐醒扮随身翻译，其余的人分别扮装私人秘书、卫士和医护人员。”他扫了他俩一眼，“你们看怎么样？”
赵君理觉得让周伟龙随身带个妓女玩乐，不禁产生一种嫉妒，转着弯子说：“对局座的安排，我坚决拥护。为了减少经费开支，不必请一个妓女同往，建议由周伟龙的妻子扮顾映秋。”
“让一个妓女日夜在周伟龙身边，他哪里还有心思考虑局座布置的任务！”唐英杰深有同感。
“请二位明确地转告诸位，我要个妓女同往，是对大家的赏赐，并非让周伟龙一人独占。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完成这次行刺任务。”戴笠微笑着，毫不掩饰地说：“另外，任务完成了，每人再赏赐大洋一百块。”
“感谢局座的赏赐！”赵君理和唐英杰高兴地齐声说。财和色的正与乱，是一面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最敏感的镜子。戴笠用财色刺激特务们去完成行刺任务，可见国民党统治下的道德意识，混乱到了何等程度！赵君理与周伟龙，都是军统上海区的特务，他对周伟龙很熟悉，说道：“周伟龙脑筋灵活，也很能干。只是龙云年过半百，周伟龙才四十出头，适合吗？”
“那没有什么！斯特里从来没有与龙云见过面。”戴笠接着问：“你们还有什么意见？”
“作为‘龙云夫妇’，他们第一次与斯特里见面，应该有一分见面礼才是。”唐英杰说。戴笠感到这话有道理，笑着说：“行！为了这次行刺早日成功，你们再带二百两黄金，以龙云夫妇的名义送给斯特里。”
当天下午三时，周伟龙、赵君理、唐英杰和妓女王咏兰，分别乘坐两辆轿车，从重庆出发了。他们日夜兼程，第二天傍晚时分，到了河内君安旅馆。
阮氏黛读了曾琦写给她的信，收到一百两黄金，见来的是“中国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夫妇”，十分亲热，安排一间陈设最好的房子给周伟龙和王咏兰住宿。接着，她兴致勃勃地拿着曾琦写给斯特里的信，去见斯特里太太去了。
八个特务见王咏兰虽然年近四十，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在，仍有几分姿色和丰满的身段，都想当天晚上与她同床共眠。于是，闹了一场争风吃醋的丑剧，有的主张按年龄大小，有的主张按职位高低，有的主张按参加军统时间的迟早，有的主张由王咏兰挑选。陈恭澍见大家嘀嘀咕咕，争论不休，对大家说：“不要争吵了，谁先谁后，摸阉为准。”
摸阉结果，算余乐醒走桃花运。至于丧失命运自主权的王咏兰，已经沦落到这种可悲地步，只好听从特务们的玩弄。
斯特里太太读了曾琦的信，知道赠送她那么多的贵重礼物，高兴极了。但是，突然有九个陌生的中国人住进她家里，还得打电话与丈夫联系。电话很快接通。斯特里吩咐妻子，他明天上午回河内，是否让“龙云”等人住进逸园，等他与他们见面之后再定。
第二天下午两点，斯特里带着妻子，来君安旅社与“龙云夫妇”等人见面。由余乐醒担任翻译，双方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假冒龙云的周伟龙，将以曾琦的名义赠送的黄金和鸦片烟，递给斯特里太太，假冒顾映秋的王咏兰，将以“龙云夫妇”的名义赠送的黄金，递给斯特里，撒娇献媚地一笑，说道：“这是龙先生和我送给斯特里夫妇的一点薄礼，请笑纳。”接着，周伟龙拿出两张合照，对斯特里说：“我虽然与曾琦先生是嫡亲表兄弟，但毕竟是初次与斯特里先生见面，所以，我表哥特地嘱咐我带来这两张合照，作为证据。”
斯特里回到河内后，将曾琦过去写给他的信，与这次的信进行一番鉴别，笔迹和语气完全一样，但毕竟与曾琦已经八年没有书信往来了。“世界上以假乱真的事情还少吗？”他暗暗提醒自己。他与周伟龙等人一见面，就注意观察他们的动态，见他们一个个穿戴得十分阔气和讲究，谈吐不凡，表情也很自然，加之又受了以“龙云夫妇”的名义赠送的二百两黄金，看了两张合照，也就信以为真，显得十分亲热地说：“曾先生也太多心了，他的亲笔信就是最好的证据哩！我和我的太太都十分欢迎龙先生夫妇一行住在敝舍，只是条件不好，实在有屈尊意，万望原谅。”
“哪里，哪里！我‘龙云’身处患难之中，能够受到斯特里先生夫妇如此热忱的关照，真是没齿难忘啊！”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们一行只打算在贵府住个把星期，等国内的风声稍微平静一点，就准备赴美国定居。”
“欢迎久住，欢迎久住！”斯特里说，“要不是龙先生与贵国蒋委员长闹矛盾，请都请不来你们啊！”
特务们住进逸园二楼之后，从十日开始，利用望远镜对汪精卫的活动进行细致的窥探。他们发现朱培德别墅东楼有两小一大三间房子，汪精卫夫妇每天从南边那间较大的房子出进，曾仲鸣每天从北边那间较小的房子出进，中间那间较小的房子住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女青年，特务们以为是汪精卫的女儿，其实她是朱执信的二女儿，汪精卫的堂外孙女朱媺。五天后，特务们担心行刺发生意外，连累斯特里，进而给国民党政府带来麻烦，见窥探已经准确无误了，周伟龙就以提前赴美国定居为由，于十六日上午与其他特务和王咏兰离开逸园，仍旧扮装成茶叶推销商，在靠近朱培德别墅南边不远的一家旅馆住下来，研究如何进入汪精卫住地下手。
朱培德别墅四周有三米高的围墙，原有四名武装保镖，汪精卫住在这里之后，河内保安局长亚士力克派来四名军警，配合朱家的保镖进行保卫。汪精卫坚决拒绝回重庆之后，担心蒋介石派特务行刺，又要求亚士力克派军警，在朱家四周进行日夜八次流动巡逻。这对特务们的动手增加了困难。
十九日凌晨三点，月色朦胧，星光稀疏，白天的炎热，已被晨风吹散，空气清新而凉爽。一支由十名保安部队组成的巡逻队刚过去，周围显得十分幽静。这时，陈步云和林之江携带着系有铁钩的麻绳，抓住巡逻队刚刚过去的空隙，来到朱家北墙脚下，正准备将系着铁钩的一端麻绳抛向墙头，钩住墙顶攀登上去，忽然从左面不远处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两人敏捷地躲进一丛小竹子中。不一会，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距离他们七八步远的墙脚下，攀援着什么东西几蹬几爬就进入了朱家院内。等那黑影进入院内约十分钟，陈步云和林之江走过去一看，发现墙上爬着两根大拇指般粗的藤蔓植物，那黑影正是攀着这藤蔓进入院内的。于是，他们也利用藤蔓登上墙顶，见院内静悄悄的，只有大门口的岗哨处挂着一盏电灯，其他地方是一片黑咕隆咚。陈步云把嘴巴伸向林之江的耳边，低声说：“你坐在墙顶上观察动静，我下去摸摸院内的情况。”说罢，用铁钩钩住墙顶，攀着麻绳进入院内。他的脚一着地，就踩着一张竹制楼梯。他分析，这竹楼梯原来一定是架在内墙上，那黑影进去院内之后，才将它放倒在杂草丛中，留着下一次再用。陈步云判断这翻墙而入者是住在朱家的人。那么，他是谁呢？又为什么要深更半夜翻墙出入呢？陈步云来不及过多的思考，就悄悄地将朱家院内的情况观察一遍，发现大门口的电灯下，临时放着一张竹床，两个放哨的军警抱着枪，斜躺在竹床上呼呼大睡。等到巡逻队又一次出现在朱家周围时，陈步云和林之江已经回到旅馆，向陈恭澍报告侦察情况了。
“有了这张竹楼梯，为我们行刺后的退却提供了方便。”陈恭澍眉飞色舞地说，“明天晚上你们继续观察，看看这个翻墙出进朱家的究竟是什么人，但不论他是谁，不能惊动他，以免打草惊蛇，引起汪精卫的警惕。”
第二天晚上十点左右，陈步云和林之江就躲在那丛小竹子中，注视着朱家北边围墙的动静。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就隐隐约约听到墙那边有架竹楼梯的响声。不一会，一个黑影登上墙顶，然后攀援着藤蔓爬下来。从爬墙的熟练程度可以看出，他已经多次从这里出进了。黑影的高矮大小和动作告诉他们，是昨晚从这里进入朱家的同一个人。林之江悄悄跟在黑影后面，进入大街后，路灯帮助他辨认出那人是曾仲鸣。他跟在曾仲鸣后面又走了几分钟，见曾仲鸣进入一家妓院。
曾仲鸣生活腐化，本来就喜欢嫖女人，他从重庆逃到河内后，妻子方君璧一直住在香港，他更是淫荡不羁，几乎每天晚上等汪精卫和朱家的人都睡了，就偷偷地从北墙爬出来，干那寻花问柳的勾当。
在林之江跟踪曾仲鸣的同时，陈步云再一次攀着藤蔓上墙，再踩着竹楼梯进入朱家院内，悄悄走上东楼，对汪精卫住宿的房间进行一番观察。
二十一日晚上十一点三十分，陈恭澍等八个特务都携带左轮手枪和手电筒，赵君理还随身携带着一把锋利的斧头，然后从三个方向来到朱家北墙附近，分别躲在事先物色好的地方，等待曾仲鸣爬墙出来，以便利用他架在内墙的竹楼梯进入朱家院内。可是，他们等到二十二日凌晨三点，还不见曾仲鸣出来，也许是他病了，也许是需要养精蓄锐休息一晚。其实，特务们的分析都不对，直到行刺后几天，他们才知道曾仲鸣这一夜没有去妓院的真正原因。
特务们估计曾仲鸣不会翻墙出来了，又见巡逻的军警刚刚过去，就抓住时机，由陈步云利用铁钩麻绳进入院内，架好竹楼梯，让其余的特务翻墙进入朱家。
陈步云见两个值班的安南军警与往常一样，抱着枪倒在竹床上大睡，就断了电源和电话线。接着，陈恭澍和余乐醒躲在岗哨附近的黑暗处，对付值班的两个军警。为了避免法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纠纷，不是万不得已不对他们开枪。陈帮国和林之江来到保镖和军警的住房，在门上加上一把锁。周伟龙、赵君理、唐英杰和陈步云登上东楼，来到汪精卫夫妇的住房门口。赵君理手举利斧，“砰砰”四下，将门劈开一个脸盆大的洞。周伟龙和唐英杰同时扭亮手电筒往里面一照，见一男一女身穿睡衣，战战兢兢地钻进床底下，只露出半个屁股和跪着的四条腿，两支左轮手枪对准他们连发十枪。紧接着，赵君理和陈步云又对准他们连发十枪。周伟龙和唐英杰担心被刺者没有死，又将新装进枪膛的十颗子弹射向他们。
这时，住在楼下的陈国琦，听见枪声，慌忙起床，刚走出门，就被陈恭澍连射五枪，两腿受重伤，倒在地上。陈恭澍走过去，在陈国琦屁股上踢了两脚，陈国琦忍痛不吭声，陈恭澍以为他死了。正在睡觉的两个值班军警被赵君理的劈门声惊醒，见电源和电话线都被剪断了，慌忙逃向他们的住房。这时，朱家的四个保镖和另外两个军警已被枪声惊醒，见门已经被锁，只好用枪托砸断窗棂，从窗户口爬出来，然后慌忙奔向出事的东二楼。但是，这时枪声已经停止了。
特务们认为已经达到目的，见两个值班的军警已经离开大门口的岗哨位置，就打开大门逃跑。可是，大门一开，还来不及出门，十个正在巡逻的军警端着枪冲了进来。八个特务见势不妙，慌忙退了回来，只好从原路爬竹楼梯逃走。余乐醒、陈帮国、陈步云和唐英杰四人，一时心慌意乱，又不敢拧亮手电筒，都跑错了方向，分别躲在阴沟里、垃圾堆里和后院杂草丛中，结果都被捕了。他们受不了严刑拷打，如实招供了谋杀汪精卫的内幕。以后，他们被关押在河内保安局监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日寇投降，军统局向法国驻安南总督府送了一笔巨款，他们才被释放回国。
陈恭澍、周伟龙、赵君理和林之江从朱家逃跑出来时，已经是凌晨四点二十分，他们马上带着王咏兰，分别乘坐二辆轿车离开河内，二十三日傍晚时回到重庆。
戴笠听说汪精卫夫妇已经被暗杀，十分高兴，马上驱车前往黄山，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说多年的冤家对头汪精卫已死，特务们为他除了心腹之患，立即批准奖励陈恭澍等八个特务四千元法币。
可是，二十四日从日本电台和报纸传来的消息，说汪精卫夫妇安全无恙。为了避免军统特务再派人暗杀他们，日本政府于二十三日晚上，召开了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以外务省的名义，电请法国驻安南总督府对汪精卫夫妇采取保护措施，并计划在适当的时候派人赴河内，把汪精卫夫妇接到安全地带。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不相信，认为这是日本政府故弄玄虚，妄图以“汪精卫夫妇安全无恙”稳住中国投降派的阵脚。
其实，汪精卫夫妇的确平安无事，只不过受了一场虚惊。
原来，二十二日上午十点，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从香港来河内，看望分别三个多月的丈夫，并带来一批她近几个月作的国画，准备在河内举办私人画展。汪精卫见方君璧每天要作画，而曾仲鸣住的那间房子较小，用两张四方桌拼拢的临时画桌放进去，房子里连人走动的地方也没有了，就于当天下午三点与曾仲鸣换了住房。事情是这样凑巧，特务们正好在这天晚上行刺，于是，曾仲鸣夫妇首当其冲。当时，沉重的劈门声，已把汪精卫夫妇惊醒。政治的敏感，两个令人失魂丧魄的可怕字眼，闪电般地传入他们的神经系统：行刺！第一声枪响，陈璧君拉着丈夫一同躲进床底。汪精卫毕竟经过三枪的锻炼，没有妻子那样吓得浑身像筛糠，在生与死的交界线上，还想到被子能够降低子弹冲击力的辩证关系，迅速地从床底钻出，拉下被子和毛毯，将自己和妻子裹住，然后匍匐在床底下，等待那可怕的声音从南边房间响到北边房间来。后来枪声停止，汪精卫意识到曾仲鸣为他挡了凶，以为行刺者正破门而入，在辨认被刺者是谁，他们一旦发现倒在地上的是曾仲鸣，他汪精卫仍然在劫难逃。直到行刺者中的四人被抓住，河内保安局来了几十个军警，被切断的电源和电话线已接通，朱媺连连喊门，汪精卫夫妇才从床底下爬出来开门。
这时，曾仲鸣住房的门已被军警撬开。汪精卫夫妇走进去一看，见曾仲鸣的屁股和下半个背部中了二十一弹，密密麻麻的弹孔如同蛛窝一样，一身血迹，躺在床边的楼板上，两眼微闭，奄奄一息。方君璧的大腿和屁股中了四弹，躺在丈夫身旁，低声呻吟着，哭泣着。
陈璧君和赵慧君，一左一右地蹲在方君璧身旁，问她感觉怎样，她喉咙哽塞说不出话，只是流泪。
汪精卫热泪双流，左脚跪在楼板上，右手轻轻地抚摩着曾仲鸣苍白的额头，低声说：“仲鸣，医生很快就来了，要坚强些，我们一定想方设法抢救你！”
曾仲鸣无力地半张开眼睛，用细若游丝的声音说：“汪主席！不必抢救了，我，我不行了！”
“不！我的好兄弟，你才四十出头，今后的日子还长得很。”汪精卫伤心地啜泣着。
“我不行了。我代替汪主席死，死而瞑目。”曾仲鸣流出最后几滴眼泪，“国事有汪主席，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稍停，低声问躺在身旁的妻子：“君璧！我刚才说的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仲鸣，你不能离开我们母子。”方君璧顾不得身上的重伤，双手在楼板上爬了几下，把脸贴住丈夫的胸脯，哭得死去活来。
汪精卫还在说着安慰的话，但曾仲鸣已含恨投入了死神的怀抱，走向了永恒。
曾仲鸣的胞姐曾醒是老同盟会员，方君璧的胞兄方声洞也是老同盟会员，又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们与汪精卫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汪精卫一直把曾仲鸣和方君璧当作自己的弟妹看待，他资助曾仲鸣和方君璧赴法国留学，又在他的关怀下，使他们成为夫妻。近二十年来，曾仲鸣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铁道部次长、国民党政府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主任、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他一直是汪精卫的高级秘书，从未离开过汪精卫的左右。跟随汪精卫的亲信中，临摹汪精卫的笔迹达到惟妙惟肖程度的有林柏生、陈春圃、陈国琦，唯有曾仲鸣所写，连汪精卫自己也辨别不出真伪。多年来，曾仲鸣是汪精卫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心心相印的知己，许多重大事情，汪精卫多委托曾仲鸣去办，而每件事都办理得使汪精卫满意。现在，即将成立的新政权，更是用得着曾仲鸣的时候，也将是曾仲鸣大显身手的时候，可是他却死了。汪精卫思前想后，一屁股坐在楼板上，紧紧地抱住曾仲鸣那已经僵硬的上半身，禁不住放声痛哭起来。
曾仲鸣的死，在汪精卫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创伤。他对蒋介石的行刺感到无比恼怒。二十五日上午，汪精卫躲在亚士力克为他安排的一个绝对秘密的地方，将去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时，根据蒋介石的意见，由汪精卫主持，在汉口中央银行楼上召开的，有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应钦、张群等人出席，有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徐堪、翁文灏、邵力子、董显光等人列席，由徐谟报告陶德曼从中斡旋的中日和谈经过，除个别人以外，一致同意接受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结束中日战争的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委会议的详细记录找出来，仔细看了一遍。他为自己预见的准确而暗暗高兴。当时，他吩咐曾仲鸣说：“老蒋这个人，往往上午说过的话，下午就不认账。明天这个会，你要详细的做记录。散会后，会议记录交由我保管。”曾仲鸣会意地笑着说：“汪主席深谋远虑。好，我一定认真的做好会议记录。”果然不出汪精卫所料，现在正是用得着这篇会议记录的时候了。
汪精卫决定以《举一个例》为题，发表这次会议记录。他为了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更大的震动，在会议记录之前，加了两段按语性质的话。第一段控诉蒋介石的暗杀，公布曾仲鸣临死前说的“国事有汪主席”的一段话，表明他为了安慰已死的曾仲鸣，决心向日寇投降到底的决心。第二段说：“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我对国事的主张。这难道是我一人的主张么？不是。这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且举一个例吧。”
下面，公布了那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出席和列席会议的人名，以及会议讨论的详细情况。接着，汪精卫在会议记录后面提出三点质问：第一，一年多以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很苛刻，蒋先生居然同意作为谈判之基础，何以近卫的第三次对华声明，所提的和谈条件大大让步了，不可以为谈判之基础？第二，当德国大使陶德曼奔走调停时，南京尚未陷落，蒋先生认为和谈可以进行，何以近卫第三次声明发表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相继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烧个精光，处于今天这种情况，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第三，一年多以前，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都主张和谈停战，何以当近卫第三次声明时却对主张和谈的人加以污蔑，污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呢？
汪精卫的《举一个例》于三月二十七日在香港《华南日报》发表。两天之后，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北平等敌占区的报纸纷纷转载。这些报纸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到了重庆，到了蒋介石手里。一时间，举国上下，舆论纷纷，蒋介石集团慌作一团。
直到这时，蒋介石才相信汪精卫的确没有死。顿时，他气急败坏地瘫倒在皮沙发上，久久喘不过气来。
汪精卫的这发冷炮，打得蒋介石十分狼狈。三月三十日上午，他一边要王宠惠举行记者招待会，否定他派人到河内行刺，说汪精卫的《举一个例》，纯系造谣惑众；一边把戴笠叫来，劈头给他一记很有分量的耳光，骂道：“娘希匹的你们军统，唵，都是一伙混蛋，唵，一伙饭桶！这个这个，连杀的是曾仲鸣，还是汪兆铭，都搞不清楚，唵！”
戴笠捂着被打得火烧火燎的脸皮，感到嘴里有股咸腥昧的东西冒出来，不知是腮帮的内壁被打破，还是牙龈受伤，他不敢吐出来，咕噜一下咽下肚去。
“这样的重大事情，唵，你不亲自动手，交给几个饭桶去办。你干什么去了，唵？”蒋介石抬起着皮鞋的右脚，在戴笠的大腿上连踢几下。他两眼瞪得圆圆的，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窝里跳出来。
“我深深感到，有愧于校长的栽培。”戴笠恐怖地耷拉着脑袋，难为情地自责道。
“我问你这一向干什么去了，唵？”蒋介石怒目对方，但没有再动手脚了。
这一向，戴笠几乎成天陶醉在胡蝶的怀抱里，这叫他怎么回答好呢？
“胡蝶一来重庆，就把你的魂勾去了，唵，什么也不管了，唵！”蒋介石又冒起火来，脚尖又触及了戴笠大腿的皮肉。
戴笠心里一震。他万万没有想到，也永远不会知道，是余淑衡向蒋介石告了他一状。但他从这件事吸取了教训，三年后正式与胡蝶同居五年，由于绝对保密，一直没有让蒋介石发现。
“如果校长同意，我马上带几个人去河内，不把汪兆铭干掉，不回来见校长。”戴笠哭丧着脸，扑通一声，跪在蒋介石跟前。
戴笠的言行，终于转变蒋介石的话题，他骂道：“你没有长脑袋，唵，你无知！现在去河内，这个这个，难道日本人那么蠢，难道汪兆铭那么蠢，唵！”
戴笠心想，只要蒋介石再不追问他与胡蝶鬼混的事，怎么骂都可以。
“那就等一个时期。总之，我一定亲自动手把汪兆铭干掉！”他神色严肃地表示。
以后，戴笠的确亲自搞了两次暗杀汪精卫的活动，眼看汪精卫死到临头，但都意外地脱险了。不过，那是半年以后和一年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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