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公开的、半公开的妓女院和私娼充斥。每天在黄昏前一个小时，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妖妖冶冶，四五个人雇一辆漂亮的马车，故意在大街上兜风，招蜂引蝶。加之日本法西斯的畜生们，秘密设立的由一万二千余个中国良家女子组成的两处上等“行乐所”、八处中等“行乐所”和二十五处下等“行乐所”，构成一幅幅淫秽不堪、有渎天神的春宫图。
尤其是中、下等“行乐所”的被害者，要分别遭受那么多的日军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糟蹋，每晚要由几个人轮奸，真令人发指。
当时，哥伦比亚《旁观者报》，刊登了该报记者贝里利写的一篇通讯，题为《在秘密的日军下等“行乐所”》，有这样一段令人切齿的描述：“有个名叫朱丽凤的中国女人，原籍苏州，家乡被日军占领之后，她与一批长得标致的姐妹妯娌失去了自由，被日军押解到了上海。因她年近四十，失去了一个女人最宝贵的年龄优势，被编入十分糟糕的下等‘行乐所’。一个月以来，她每夜要接受六个日军士兵的轮奸。四月十五日上午，记者见到她时，已经脸色蜡黄浮肿，两眼失神，肉体上的疼痛，使她不时地发出低沉的呻吟。当天晚上，当第五个士兵与她‘行乐’时，已经从她脸色上发现反常现象。他拉起裤子，用带有几分惋惜的语气，对等待泄欲的第六者说：‘唉！死了。’‘在我的灵魂深处，她的灵魂仍然是活着的。’第六者扒下裤子，狂热地扑在朱丽凤那已经冰凉了的尸体上……”贝里利接着写道：“在下等‘行乐所’，每天晚上都有一批不幸者，像朱丽凤这样含恨离开人世。而第二天，又有一批人数与死去者相等的、新的不幸者被补充进来。当她们知道下等‘行乐所’是个罪恶的地方之后，就痛苦地默默计算着自己走向死神的日程。”作者是有正义感的，他在通讯的末尾写道：“在采访归来的路上，仿佛有许多赤身裸体的女性冤魂，两条大腿内侧流着鲜血，紧紧地追赶着我，哭喊着：‘有良心的记者先生，你要为我们伸冤啊！’我并不感到害怕，因为这些冤魂都是善良的。于是，我忘记了疲倦，连夜赶写出这篇血泪斑斑的通讯。如果这篇通讯能够唤起哥伦比亚人的爱国心，能够从中国遭受日本侵略中的一个很小的侧面，感到亡国奴万万当不得，那么，我虽然花费重金打通各种关节，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行乐所’采访，却是一千个值得，一万个值得！”
今井乘坐的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已是晚上八点五十分，正是大大小小的官僚政客、阔老板、阔少爷们与妓女、私娼寻欢作乐，日本法西斯的畜生们在“行乐所”蹂躏中国良家女子的时候。他乘出租汽车直奔土肥原特务机关，准备向土肥原汇报赴香港的情况。可是，土肥原不在机关里。他估计土肥原去上等“行乐所”过夜去了，只好等到明天再来。于是，他返回南满铁路公司驻上海事务所住地。在事务所门口，他见到西义显和伊藤芳男，正准备往一辆轿车里钻，忙问：“你们到哪里去？”
“今晚又轮到我们了。你回来得正是时候，快上车。”西义显乐陶陶地做了个鬼脸。
今井已是识途老马，自然知道是去“行乐所”。想到上次装病去香港错过了一次机会，虽然一路旅途辛苦，但也不愿意放弃，就钻进了轿车。
他们三人属于中级官员，按机关单位划分，只能去六号中等“行乐所”。轿车行驶约二十分钟才到达目的地。所长是一个年过花甲的日本老妪，她戴上老花镜，看了他们的身份证件，说道：“今天晚上同样接待三批客，每批‘行乐’三个小时，第一批从八点到十一点。然后让‘姮娥’吃点晚餐，洗个澡，从十一点半开始接待你们。”她按照“行乐”者进所的时间先后，把贴有“姮娥”照片的“285”、“286”、“287”三个号，分别递给今井、西义显和伊藤芳男。她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现在已是十点五十分了，请到‘姮娥室’休息四十分钟。”她见今井等人在欣赏贴在号子上的照片，笑着问：“还满意吗？先生们！”“可以，可以！我与她‘行乐’过三四回了，今晚又碰上了她。”今井满面笑容。
“从照片上看，似乎还不错。”西义显高兴地说。
“马马虎虎。”伊藤芳男似乎不太满意。
“我们这个所有三百八十个‘姮娥’号子，第一批客满。第二批，只差四十分钟了，还有九十三个号子挂在墙上，如果有剩余的，对轮到的号子不满意，还可以挑选。”所长老太说。
所长老太说到这里，从两间“姮娥室”里蜂拥出近百个日军中、下级军官，乱嚷嚷地叫着：“让我再物色一个！”“让我再挑选选一个！”
“作为皇军军官，乱糟糟的成什么体统！”所长老太生气地挥挥手，“现在还不是挑选的时候，去去去！”
因为日本侵华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授权她管理来这里“行乐”的军官。她一开口，那些军官就规规矩矩地缩回“姮娥室”。
这里的房间，是用五尺来高的篾簟子，间成七尺长、四尺宽的一块地方，放上一张三尺宽的木板床，一张放着煤油灯的小方凳，没有什么余地了。门上没有门板，只挂着一块白布门帘。这是一个淫秽的地方，粗野的地方，原始的地方，与其说是人间，不如说是自然动物园。
三个小时很快就要过去。今井提前五分钟起床穿衣服。这时，他发现床底下有张折叠成约一寸宽、三寸长的字条，见“姮娥”还躺在床上，死人般地闭着眼睛，迅速捡起字条，展开一看，心里一怔：是谁把他和铃木散发的传单，带到这里来了？
原来，十一点离开这里的正是晴气。他走下飞机，回到土肥原特务机关，已是七点三十五分。他同样没有见到土肥原。这时，几个同事告诉他，今晚他们轮到第一班。真凑巧，他来到六号“行乐所”，正好碰上285号“姮娥”。他“行乐”时，衣服几次掉到床下，那张传单也就从口袋里倒出来了。“我的天啦！”今井暗暗叫了一声。他庆幸这传单没有落在别人手里。
第二天上午八时，今井和晴气同时到达土肥原的办公室。
“都回来啦！请坐。”土肥原坐在黑漆木质转椅上，淡淡地说了一句。
“昨天晚上八点五十分到达上海，九点二十分来到这里，因将军不在机关，只好推移到今天向您汇报。”今井的心情是喜悦的。
“我是昨晚七点三十五分回来的，为了不影响将军的休息，没有惊动您。”晴气的话是经过选择的。
“晴气先生也出差啦？”今井应酬式的问了一句。
“你们在香港没有见过面？”土肥原感到有点蹊跷，紧接着今井的话头说。“没有。”晴气窘笑一声。
今井心里暗暗一怔。“哦！晴气也从香港回来。”他想问晴气为什么事去香港，担心涉及特务机关的秘密，终于没有开口。
土肥原也不再问他们在香港没有见面的原因，对今井和晴气扫了一眼，说道。“你们谁先汇报？”
“今井先生先说吧。”晴气不怀好意。
“好吧！我先汇报。”今井以为晴气赴香港的目的不一样。
接着，今井胡编捏造，说他到香港之后，从各方面进行调查，其中既调查了拥护蒋介石的香港《大公报》，也调查了拥护汪精卫的香港《华南日报》，还调查了与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有密切往来的日本同盟通讯社香港分局，在掌握到充分的旁证材料的基础上，才与铃木卓尔见面。多方面的情况说明，蒋介石的确派宋子良找过铃木，想通过领事馆与日本外务省联系，希望在香港举行秘密会谈，妄图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领袖地位，由蒋介石取而代之。但是，铃木态度鲜明，十分严肃地对宋子良说：“帝国政府根本不承认重庆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帝国政府支持汪先生组织新的中央政府，是经过御前会议批准的，是铁定了的，无法改变的。”
今井说到这里，笑着说：“就这样，宋子良碰了一鼻子灰，扫兴地走了。”
“好，好！”土肥原两撇眉毛愉快地跳动着，“我对今井先生的香港之行，感到十分满意。”
晴气边听今井的汇报，边在心里暗暗地骂：“你这个伪君子在说谎！等会我叫你狼狈不堪。”现在，见土肥原一个劲地叫好，一股嫉妒心油然升起。他决定把那张传单拿出来，叫今井当场出丑。当然，他不可能从口袋里找到它。他正在琢磨那张传单怎么被丢失，土肥原开口了：“晴气先生还有什么补充吗？”
今井心想，晴气既然为了同一个目的去香港，那为什么不与他见面呢？那张传单是不是他丢失的？出于礼节，他勉强笑着说道：“请晴气先生补充，不妥之处，敬请纠正。”
传单不见了，叫晴气说什么好呢？他在心底里喟然长叹一声，泄气地说：“我知道的与今井先生说的一个样，没有什么补充。”土肥原按着桌子上的电话机，唿唿摇了几下，抓起话筒说：“要十五号单机。”电话很快接通，他兴致勃勃地说：“是汪先生吗？我是土肥原贤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井和晴气先生都回上海了，蒋介石伸过来的手已经被斩断了，你放心吧。嗯，啊，不必感谢，不必感谢，这是我们份内的事。好，好，再见。”
土肥原刚放下电话筒，日本驻上海宪兵队第四支队长本野雅惠神色不安地走进来，劈头就说：“土肥原将军，出事了！”
“出什么事？本野将军！”土肥原惊问道。他腾地站起身来，指着皮沙发说：“请坐。”
今井和晴气也吃惊地站起身来，齐声说：“本野将军，请坐。”
“守卫‘居之安’的宪兵连长对马常太郎被刺身亡，他乘坐的小轿车不见了，驾驶员田代士男失踪！”本野依然站着。他像丢了魂似的，阴郁的目光里透露出心中的痛苦和迷惘。
原来，今天早晨七点左右，公共租界棋盘街的清道夫打扫街道时，在一只垃圾箱里发现一具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死尸，他们从衣着判断，死者是日本军人。于是，赶忙向公共租界巡捕房报告。大约过了二十分钟，八个巡捕驱车赶来了。他们把死者从垃圾箱里拉出来，发现脖子下面的两颗纽扣之间的对襟缝里塞着一张字条，上书十个毛笔字：“保卫汪精卫，没有好下场。”再看死者胸前的符号，才知道他是日本宪兵连长对马常太郎。八点二十分，日本宪兵队接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电话，立即派人派车前往出事地点，进行一番侦察，然后把对马的尸体运回队部。
“可以肯定，这是蒋介石的间谍分子干的。”本野愤恨地说。
土肥原像一只被激怒了的疯狗，手在桌上猛击一拳，恼怒地说：“他们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就拿点厉害给他们看！侦破任务交给我们的特务机关和汪先生的特工组织，一个星期之内看结果！他们杀我们一个，我就杀他们两个，甚至三个、四个！”
一个小时以后，一支由土肥原特务机关六人、汪精卫特工组织十二人组成的侦破队，在汪精卫的住地一号楼会议室开会了。汪精卫和土肥原坐在首席位置上，他们两旁分别坐着周佛海、褚民谊、丁默邨、李士群、晴气、吴四宝、陆连奎和刚才任命为特工组织高级顾问的汪曼云。
“经与汪先生研究决定，侦破队由吴四宝先生和陆连奎先生分别任正副队长，汪曼云先生任参谋。”土肥原挺起腰板，瞪着眼睛，表现出一副严肃的样子，“由我们机关和宪兵队，共同拿出六千块银元做活动经费，不够，再适当增加。要求一个星期内，至少拿两颗人头来这里开庆功会。”他用财和色刺激特务们为他们卖命，“完成任务以后，侦破队的三个指挥者，每人奖赏二百块银元，并享受皇军高级军官待遇，去上等‘行乐所’行乐一通夜，十八个弟兄每人奖赏一百块银元，享受皇军中级军官待遇，去中等‘行乐所’行乐一通夜。好，下面请汪先生训话。”
“希望诸位不要辜负土肥原将军的鼓励和期望。”汪精卫想起过去军统特务对他的监视和暗杀，不禁怒火中烧，“为了保卫皇军的安全，为了保卫即将成立的新的中央政府的安全，希望大家长出三头六臂来，拿出勇气和狠心来，杀他个鸡犬不留。就是说，对直接参与谋杀对马先生的人，如果他们的眷属在上海，必须全家诛灭，给予加倍的报复，绝不能让他们占便宜！”他霍地站起身来，左手叉腰，右手打着手势，高声叫道：“胜利，永远属于勇敢者！四宝先生，曼云先生，连奎先生，十八个弟兄们，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说罢，他肃然坐下。
“听了汪主席和土肥原将军的训话，心情无比激动！”吴四宝点燃一支香烟，使劲吸了两口，让尼古丁刺激每一根神经，使其都高度活跃起来，“我谨代表连奎、曼云二先生和十八位弟兄向汪主席和在座诸位长官，以及土肥原将军宣誓：三天之内拿人头祭祀对马先生！”
“英雄，英雄！”土肥原激动地叫喊着。
“好，好！如果三天完成任务，我杀猪宰羊宴请侦破队的全体同志！”汪精卫兴奋不已。
特务们在酒、色、财的驱使下，加之他们又与上海的三教九流人物有着广泛的交往，当天下午就掌握到重要线索。
在外滩华轶饭馆一一五号房间，原公共租界包探长、现特工组织行动大队长陆连奎，与原公共租界包探、现包探长丁子信，正关着门对饮。到了酒酣耳热时，陆连奎转弯抹角地与他谈及对马被暗杀的事。
“杀得好！这些日本宪兵耀武扬威，我恨透了他们！就是杀他们十个、二十个也应该。”丁子信不知道陆连奎负有侦破对马事件的使命，怀着愤恨的心情，诉说他一个月以前遭受日本宪兵一顿毒打，公共租界工部局向宪兵队部提出抗议，他们连赔礼道歉的表示也没有的经过之后，接着说：“如果杀的不是日本宪兵连长，而是另一个机关的什么人，我保证他们一两天之内破案。”
“子信兄知道内情？”陆连奎惊喜地问。
“对马死在我们公共租界境内，难道我这个包探长真的是饭桶，连一点蛛丝马迹也不知道！”丁子信得意地晃动着脑袋，然后手举酒杯，“来，喝！我奉劝老上峰少管这份闲事。”陆连奎任包探长时，他是普通包探，故以“老上峰”相称。
“是呀！日本宪兵严重侮辱了子信兄的人格，连赔礼道歉的表示也没有，太霸道了！”陆连奎沉思一会，“他们不赔礼道歉，我叫他们赔你一千块银元怎么样？”
“老上峰是喝醉酒了吗？”丁子信瞪着两只疑惑的眼睛。
“我神志清醒得很。”陆连奎正经地说，“如果子信兄能够提供刺杀对马的线索，经过证实是可靠的，保险你获得一千块银元的报酬。受损失的是你痛恨的日本宪兵队，获利益的是你子信兄，把这笔钱视为他们的赔偿，又何尝不可！”
“噢！”丁子信嘴一张，刚送进嘴的海参片掉了出来，“真的？我的老上峰！”
“真的！”陆连奎说，“我负责把一千块银元送到你手里。言出君子之口，驷马难追。”
“好！我说。”丁子信手往胸脯上一拍，“我们包探房侦察到，近五天内，军统第二行动组在‘居之安’四合院对门的一家南货店三楼设立秘密观察哨，由组长林之江带领姜国保和李世钧，化装成南货店的伙计，日夜用望远镜窥探那里的宪兵岗哨情况。我们有个包探，就是张炳炎，老上峰任包探长时，他是包探房第四组包探，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三十多岁年纪，左边耳垂上有块指头大的黑疤。”陆连奎点点头说。
“正是了。”丁子信接着说，“张炳炎是李世钧的姐夫。前天，李世钧的母亲满六十，张炳炎去给岳母祝寿，郎舅俩闲谈时，李世钧夸说他们军统这回要摸摸老虎屁股，无意中说出他们的侦察的目标，是守卫‘居之安’的日本宪兵连长对马。张炳炎知道我受过日本宪兵的气，他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暗地将这件事告诉我。我听说要杀个日本宪兵连长，很高兴，一再嘱咐他再不要说给第二者听。”
“林之江、姜国保和李世钧住在什么地方？”陆连奎高兴地问。
“不知道。”丁子信迟疑一会，“本来可以从张炳炎那里打听到李世钧的住址，但担心引起他的怀疑，结果弄巧成拙。不过，可以从法租界劳利育路一百二十五号喻春兰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因为她是姜国保的情妇。”
下午五点，侦破队的特务们都回到了“居之安”一号楼会议室，向吴四宝、汪曼云汇报情况。吴四宝和汪曼云也分别从青帮、红帮流氓中，了解到一些线索，但没有陆连奎掌握的具体。
“现在，请诸位围绕如何从喻春兰身上打开缺口，发表意见。”吴四宝说。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对喻春兰不宜逮捕。”茅子明的语气坚定而自信，“她是我的堂表妹，由我出面做工作。为了以防万一，请派两个弟兄与我同往。”他接着说：“我还有个有利条件，就是我认识姜国保。”
大家一致赞同茅子明的意见，决定派张国震、郭忠和协助他完成任务。
喻春兰是茅子明的堂舅父的独生女，在上海银月歌舞团当报幕员，丈夫原是个中学教师，淞沪抗战中死于乱枪。从此，她一直与姜国保姘居。
下午六点二十五分，茅子明和张国震、郭忠和乘坐日本军用吉普来到喻春兰家门口时，只见大门紧闭。茅子明吩咐日军驾驶员在门口等候，又向张国震和郭忠和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就轻轻敲门，喊道：“舅妈，请您开门，我是子明。”
“噢！是子明来了。舅妈就来。”喻春兰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年过花甲，四十岁时害了场重病，引起双目失明。她拄着拐杖边走边问：“是你一个人，还是和外甥媳妇一道来了？”
“她回娘家了，我一个人来看望你老人家。”茅子明站在门口回答。
老人把门打开，茅子明走进去，示意张国震和郭忠和蹑手蹑脚地也走进去。
“子明，你把门闩上。”老人吩咐说。
喻家楼上楼下共四间房子。楼下，对着门口是条四尺宽的过道，把楼下的房子分成东西两间，西边那间又用木板间出三分之一为伙房，另三分之二为餐厅兼会客室。东边一间为老人的卧室。过道尽头是楼梯。楼上也由一条过道分成东西两间，东边一间为喻春兰的卧室，西边一间没有住人，只放着一些零星杂物。
老人把茅子明引到会客室，说道：“坐，你自己泡茶。”
张震国和郭忠和轻轻地也进了会客室，找个地方坐下来。
茅子明把三斤干墨鱼、三斤冰搪和三斤干荔枝递给老人，显得很亲热地说道：“给舅妈补补身子。”
“你孝敬舅妈，一样买斤把就够了，怎么买这么多？你真有点傻气。”老人乐呵呵地说。
“因为忙，已经两个多月没有来了。买这么一点东西，真不成敬意哩！”茅子明说，“春兰表妹在楼上休息，还是外出了？”
“今晚歌舞团要演出，她吃了晚饭就走了，要晚上十一点左右才能回来。”老人对女儿的再婚很关心，说喻春兰的好几个女朋友给她做媒，其中有作家，有新闻记者，有汽车驾驶员，有工厂技术员，而喻春兰说这个不理想，那个不如意，都拒绝了。老人的话闸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
“我也正是为表妹的终身大事来的，舅妈！”茅子明顺水推舟，“我想给她做个媒。”他说有个什么男的如何如何好。
“那敢情好。”老人十分高兴，“你要是有空，等到春兰晚上十一点左右回来，跟她好好说说。要不，你明天上午来，我要春兰在家等你。”
茅子明与张国震、郭忠和研究了两个行动方案：如果喻春兰在家，就软硬兼施，迫使她配合捉拿姜国保，如果她去歌舞团参加演出，他们就暗藏在喻家，再见机行事。现在，茅子明与两个同伙交换了一下眼色，决定实施第二个方案。于是，他说：“舅妈！因您外甥媳妇不在家，我得赶回去招呼两个孩子，那我明天上午来。”说罢，他掏出笔记本，轻轻撕下一页，给门口的驾驶员写几句话，意思是情况有变化，要他现在开车回去，晚上十一点半再开车来接他们。
老人眼睛不明耳朵聪，发现茅子明在写什么，就说：“你是在给春兰写几句话吗？”
“是的，是的。”茅子明又来了个顺水推舟。
“我跟她说说就行了，何必费笔墨呢！”老人感到这是多此一举。
“那我就不写了。”茅子明正好写完了，他故意将字条搓揉得唏唏嗦嗦作响，“舅妈，我就告辞了。”
“你今天来什么也没有吃，那就明天来吃中饭。”老人起身送茅子明出门。
茅子明把门打开，把手里的纸团丢向驾驶员，一脚跨出门去，说了声：“明天见，舅妈！”又轻轻地跨进门来，等到老人把门闩好，回到她的卧室，他和张国震、郭忠和已经上了楼，躲进那间空房子里，开始研究对策了。
老人寂寞地坐在她的卧室里，等待着女儿回来。晚上十点五十分，有人敲门，老人提高嗓子向道。“是春兰吗？”
“是我，妈！”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传进来。
老人把门打开。喻春兰进屋来了。她三十来岁，穿一件紧身的水红色绸料旗袍，乌黑的鬈发，娟秀的脸庞，体格婀娜健美，胸隆臀凸，曲线玲珑。
她第一步跨进屋，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偷偷地接踵跨进来。他中等身材，穿一身紫色便装衣裤，脸庞的各部位的线条平淡而模糊，仿佛一张没有对准焦距的照片。他就是姜国保。从他的外表看，怎么也与他的特务加流氓的本性联系不起来。
喻春兰把一个苹果递给老人，说：“妈，你吃了苹果就睡吧。”
“你也早点睡。”老人接过苹果，“你子明表哥来了，他说有事找你，要你明天上午在家等他。”
“什么事，他没跟你说吗？”喻春兰问。
“还不是关心你的终身大事。”老人说着进卧室去了。
喻春兰大概是见姜国保站在她面前，为了表示她对他永不变心，她说：“我的事用不着他管。他来，我躲开他。”
“你呀！快三十岁的人了，东不成，西不就，叫妈着急哩！”老人照例叹了口气了事。
楼门口的电灯亮了。茅子明等人听到高跟皮鞋敲着楼梯蹬板的响声，知道喻春兰上楼来了，一齐把脸贴着门缝向楼门口望去，见她身后紧跟着姜国保，依靠高跟皮鞋的响声掩饰着同时上了楼。他们心里一喜：猎物来了！
喻春兰掏出钥匙开门，姜国保伸长脖子，眼巴巴地等待着门开。就在这一刹那间，张国震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过去，猛地将一根粗粗的布条往姜国保脖子上一套又一勒，他嘴里“呜哇”一声，眼睛就翻白了。就在同一个时候，郭忠和缴了他身上的手枪。
喻春兰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得一声尖叫。
“春兰！怎么啦？你怎么啦？”老人一只苹果还没有吃完，听到姜国保的“呜哇”声和女儿的尖叫声，胆战心惊地走出她的卧室。
这时，茅子明已经出现在喻春兰面前，对她又是使眼色又是摇手。
喻春兰见到堂表哥的动作，似乎一切都明白过来，她一只手捂住急跳着的心口，说道：“妈！没有什么，是只猫，吓我一跳！”
“寡妇门前是非多。”老人最担心的是女儿被人强奸，见楼上再没有什么动静，又听到女儿响着高跟皮鞋进了自己的卧室，满以为刚才那一声“呜哇”真是猫叫，这才放下心来。
姜国保已被张国震和郭忠和带到那间空房，戴上了手铐，又在他嘴里塞了团破布。
“等会像你刚才上楼一样，不声不响地跟我们下楼。只要你一切听从我们安排，可以留你一命。”张国震挥着手枪，悄声威胁说。
姜国保像只斗败的公鸡，缩着脖子，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喻春兰脸色惨白地坐在皮沙发上，心中的余悸未尽，两手仍微微颤抖着。茅子明把随身带来的一包银元递给她，低声说：“一百块，你收下。刚才的事，你必须绝对保密。否则，莫怪表哥无情。”
喻春兰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她想到她与姜国保的姘居关系暴露在堂表哥面前，现在姜国保又遭此厄运，又是害羞，又是难过，又是害怕，哭起来了。“你现在下楼开门，动作要轻，不要惊动你母亲。”茅子明低声吩咐说。
喻春兰擦干眼泪，凄苦地长叹一声，脱下皮鞋，只穿着袜子，轻轻地下楼去了。她刚把门打开，茅子明等人押着姜国保，不声不响地来到了门口。她见情夫戴着手铐，嘴里塞着一团破布，一双皮鞋挂在脖子上，也只穿着袜子的狼狈相，想到他此去凶多吉少，心中像打破一只五味瓶，怪不是滋味，脸上又挂下两行泪水。
姜国保被押解到“居之安”四合院，已是第二天凌晨一点。这时，吴四宝、汪曼云和陆连奎还没有睡，他们与茅子明等三人一起，马上对姜国保进行审讯。
“你们侦探对马先生的行迹，整整花了五天时间，而我们侦察你们的行刺对马先生这一案件，只花了十二个小时，究竟哪个厉害？”吴四宝望着垂头丧气的姜国保，鄙夷地一笑。“你们神通广大，我五体投地地佩服。”姜国保丧魂落魄，两膝一弯，的确五体投地地跪在地上了。由于过于惊慌，他那张平淡而模糊的脸，各部分的线条才稍微清晰一点。
“你想死还是想活？”吴四宝厉声喝道。他那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瞪得如同两只牛眼。
“想活，想活！”姜国保的额头在楼板上连磕了两下。他在对方那冷酷的目光下瑟瑟发抖。
“只要你如实把谋杀对马先生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可以让你继续活下去。”吴四宝粗声粗气地说。
“只要先生们能够刀下留情，我一定如实交代。”姜国保的眼睛一亮，看到了一线生机。
“跪着说话不舒服，起来坐着说。”吴四宝向站在门口一个特务招招手，“给他解除手铐。”
姜国保揉了揉被手铐箍得发肿的手腕，坐下来，两眼望着六个审讯者，低三下四地说：“可以赐我一杯茶吗？开水也要得。”
“可以。”汪曼云向门口的特务努努嘴，“这里有黄山云雾茶，给他泡一杯。”
姜国保喝了两口茶，润润喉咙，开始交代。
原来，蒋介石听说汪精卫并没有赴马来亚旅游，而是回国到了上海，势必在日本扶植下成立新的政权，与他的重庆政权分庭抗礼，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他一边派曾广冒充宋子良赴香港与铃木会谈，一边派戴笠潜入上海暗杀汪精卫。戴笠来上海以后，两天内就侦察到汪精卫的住地，但他成天躲在“居之安”不出大门一步，又由日本宪兵连长对马带两个宪兵排保护，无法动手，就决定先拿对马开刀，给汪精卫造成严重威胁，迫使他迁移到别的地方，趁他搬迁之机，在半途狙击他。于是，派林之江、姜国保和李世钧在“居之安”对门的沪埠南货店三楼进行侦察。对马虽然是宪兵连长，但宪兵见官大三级，享受日本陆军师长级待遇，有资格去上等“行乐所”行乐。林之江等人很快掌握到对马的行迹，但并不知道他去的地方是“行乐所”，只发现他每隔一两个晚上，就乘坐小轿车，去大西路附近一处警备森严的地方过夜，每晚都是十点左右去，第二天凌晨五点左右离开。这时，戴笠发现日本驻上海宪兵队第二支队长山口寿男的姨太太是他的学生。此人名叫赵淑梅，二十四五岁年纪，一表人才。戴笠在息烽间谍训练班当主任时，赵淑梅在那里学习两年毕业。原在军统上海区当特务，被山口看中，娶为第三房姨太太。戴笠花重金买通赵淑梅，由她穿针引线，再派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与给对马开轿车的驾驶员田代士男秘密接头，然后又花重金买通了田代。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对马去的地方是上等“行乐所”。
姜国保交代到这里，说他肚子胀，要屙屎。
“你他妈的！真是鬼名堂多。”吴四宝怒目对方说。
“如果我玩鬼名堂，你们可以马上枪毙我！”姜国保发誓说。
“押送他去厕所。”吴四宝吩咐守卫在门口的两个特务。
姜国保的确是屎胀腹痛，大约过了十分钟，由两个特务押送回来。他接着交代说：“昨天晚上，知道对马要去‘行乐所’行乐，与田代研究好，他凌晨五点开车送对马回‘居之安’，走到公共租界的静江中学门口时，假装车子出了故障，停车修理，要对马下车帮忙。这时，林之江和李世钧躲在静江中学门口的偏僻地方等待下手。我躲在静江中学对门，注视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逻队的动静，如见他们巡逻过来，我咳嗽三声，暂时停止下手。我们进行中没有发现巡逻队，很顺利。五点二十分，车子开到约定的地方停下来了。田代先下车，他打开车头盖，说什么零件出了毛病，要对马帮忙从驾驶室里拿工具盒来。对马一下车，林之江和李世钧手举无声手枪对他一齐开枪，他立即倒在地上死了。”
“田代到哪里去了？还有轿车呢？”吴四宝问。
“田代不敢回日本宪兵队，他开车与我们一道到了军统上海区，戴笠又奖赏了他二百两黄金。今天下午一点，戴笠派林之江护送他去香港，明天再去重庆。”姜国保交代说。
“你们军统上海区设在什么地方？”汪曼云问。
“设在法租界劳利育路一号。”姜国保说。
“戴笠住在什么地方？”汪曼云又问。
“戴笠的行迹很难捉摸，他害怕皇军暗杀他，一个晚上起码要换三个地方睡觉。”姜国保赌咒说，“如果我说半句假话，遭红炮子穿心。”
“林之江什么时候回上海？”陆连奎问。
“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姜国保说，“他老婆和小孩，住在法租界保健路二十八号，可以问他老婆。”
“李世钧住在哪里？”吴四宝问。
“他住在法租界打浦桥政法学院东边的新南里附十八号二楼。”姜国保说，“如果不在家，保险在法租界西爱威斯路附五十六号吴艳菊家里。这吴艳菊是个私娼，与李世钧勾勾搭搭好几年了。”
这时，已是凌晨两点五十分。
黑黝黝的天，黑黝黝的地。夜雾，仿佛一块巨大的遮羞布，悄无声息地掩饰着淫乱的上海。
不一会，四辆日本军用吉普，载着吴四宝、汪曼云、陆连奎、茅子明和十二名武装特务，避开法租界巡捕房的巡逻队，分别奔赴劳利育路一号、保健路二十八号、新南里附十八号和西爱威斯路附五十六号。
李世钧在吴艳菊家里被捕，他的妻子在他家里被捕。这天是五月二十日，星期六，傍晚时，他的两个儿子去外婆家才得以幸免。林之江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落入特务手中。另外，他们还在劳利育路一号，逮捕了守机关的女特务于丽贞。
二十日凌晨对马被杀，二十一日凌晨行刺者和家属，以及于丽贞被捕，仅仅一天一晚时间，破案如此神速，大大出乎汪精卫一伙、土肥原和日本宪兵队的意料之外，无不高兴之至。
二十一日上午八时，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吴四宝、汪曼云、陆连奎和本野、土肥原、晴气等人，一齐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居之安”一号楼会议室，研究如何处理这六个被捕者。
“据余乐醒、陈帮国等人向河内保安局交代，林之江是谋杀曾仲鸣先生的凶手之一；这一次，他又是谋杀对马先生的主谋者之一。遗憾的是，他漏网了。”汪精卫为了表示对日本法西斯的忠诚，接着说：“必须让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替罪！”
“完全同意汪主席的意见。”周佛海愤慨地说，“李世钧是谋杀沈崧先生的主要凶手，这次又参与谋杀对马先生，必须由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偿命！”
“这沈崧先生是什么人？他是怎么被杀害的？汪先生！”土肥原问。
“沈先生是汪主席的外甥。”周佛海见汪精卫不便开口，代替他回答说：“他原是蒋介石手下的一名旅长，从事和平运动以后，分工负责在广东籍军人中进行策反工作，今年二月中旬被李世钧等三个军统分子，用斧头砍死在九龙。”
“为了给蒋介石一点厉害看，必须将六个人统统杀掉！”褚民谊喷射着仇恨的目光。
“对姜国保怎么处理？”土肥原问。
“他一再要求投奔汪主席，并一再表示愿意为和平运动效劳。”吴四宝说，“看来，态度也很诚恳。”
“汪先生的意见呢？”土肥原微笑着望着汪精卫。
“如果姜国保的确出于真心实意，我同意接受他加入我们的特工组织。因为他知道军统上海区的内幕，这对我们有利。”汪精卫怪笑一声，“但必须在敌人面前造成一种假象，使他们确信姜国保已被我们枪毙了。”
“高见，高见！”土肥原出于对中国人的仇恨，咬牙切齿地说，“把六个人的头颅割下来，公祭对马先生！”
杀掉了李世钧等六个人，对军统特务进行了加倍的报复，汪精卫感到痛快，感到解恨，感到满足，也为自己掌握了这么一批特务而感到自豪。二十二日早饭后，他正坐在卧室里的一张藤椅上，悠闲自得闭目养神，陈春圃送来一封信。信是龙云写给汪精卫的，由林柏生加上香港《华南日报》的信封转寄来的。汪精卫见是龙云写来的信，猜想一定是支持他去昆明建立汉奸政权。他这么高兴地想着，捧着信笺认真地阅读起来。
可是，他越读心跳得越厉害，脸上各部位的线条也急剧变化着，先是喜悦，再是吃惊，最后是痛苦。等到把信读完，脸上虚汗直淌，已经面无人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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