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个人都有“随大流”的倾向——从众心理

    这样的事情你是否遇到过：四个人一起去吃午饭，你看着菜单，小声嘟囔着：“今天吃什么呢？来一份炸酱面吧！”这时同伴中的一个人说：“我要一份牛肉面。”接下来其他两个人也都附和说：“那就吃牛肉面吧！挺香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也会说：“那我也和你们一样吧。”

    这种“随大流”的现象，恐怕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生过吧。

    人们都知道“我行我素”这句成语，而在现实中，却很难做到这么“潇洒”。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不是自己喜欢怎样便怎样，在很多时候，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时候，人们要看多数人是怎样做的，自己才怎样做。

    在心理学上，个人的观念和行为受群体的引导或压力，从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的现象，叫做“从众”。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就是“随大流”。

    生活中顺应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所谓“入乡随俗”，以及在吃喝、穿戴、娱乐上赶时髦，追新潮等，都是从众的表现。

    当然不可否认，众人有很多时候的确是对的。

    比如我们在一个没写明男女的公共厕所前，会观察一下别人是怎样做的：如果男人们都进左边的门，女人们进右边的门，你也会这样做。还比如一位口渴的旅行家在沙漠的一个绿洲上，看到当地人从这口井里打水喝而不打另一口井里的水，他同样也会只喝这口井里的水。

    这是因为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生活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都是从别人那里得到的。离开了众人提供的信息，个人几乎难以活动。因此人们往往认为，众人提供的信息更加全面可靠。

    但实际上众人并不总是可靠的。有人在商店门口看见“长龙”，不由分说便排到了队尾，然后才问：“这里是卖什么的？”有人在马路上看见围观的人群，不管自己有事没事也要挤过去看一看。

    还有的骗子借从众心理骗人。他们玩所谓的“三张牌”，让人押宝，猜红桃Ａ在哪里，可押５０元、１００元、２００元。此时，总有三五个人抢着参与，而不明真相的人不知道他们是“托儿”，从而被从众效应激化，也参加押宝。当然，结局肯定会输——因为最初参加的三五人同庄家是一伙的。

    还有的时候，众人是错误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真理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在这种时候，往往由于从众心理，少数正确的人也会放弃自己的观点而遵从众人。心理学家阿什的一个实验就给出了证明。

    阿什事先安排了６个大学生，让他们一致把两条不等长的线段Ａ、B硬说成是等长的，去影响１个真正的被试者。结果被试者放弃了自己本来的正确答案，而认同了这６个人的观点。

    人们之所以盲目地从众，是因为有一种害怕偏离群体的心理。人们希望群体喜欢他、优待他、接受他，他害怕如果他与群体意见不一致，群体会讨厌他、虐待他或驱逐他。为了避免被称为“越轨者”或“不合群的人”，他便遵从众人。而群体中也的确有一股强大的压力要求一致性，当某人不赞同群体其他人的意见时，其他人会努力迫使他遵从。

    比如我们在家里可以穿各种奇特的服装，但当我们考虑是否穿这件衣服去上班时，就会因为考虑到同事们怪异和否定的目光而放弃这个打算。在开会的时候，要举手表决，自己明明不想举，但看到别人都举，也往往会跟着举，因为我们的“与众不同”可能引来众人的瞩目或者质疑。

    有的人懂得巧妙地利用从众心理。美国某餐厅有两位服务员小姐，一位叫梅莉，一位叫珍妮。她们为了促使客人支付小费，都事先在各自收取小费的盘子里放了一枚硬币。不过，梅莉放的是１０分的，珍妮放的是２５分的。结果，两个小时以后，梅莉收到的小费，都是１０分的硬币，而珍妮收到的却都是２５分的。这是因为客人想支付小费的时候，大多拿不准以多少为宜，就需要以别人的做法为自己的标准。

    ■    流言蜚语大多数不可信——传播扭曲

    央视某娱乐节目曾做过这么一个游戏：让几个人站成一排，甲向乙耳语一句话，乙再传给丙，丙传给丁，丁再传给戊，最后，让戊说出是什么事。结果戊说出的话与甲的原话大相径庭，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完全变了样，令观众捧腹大笑。

    这个游戏说明了生活中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经常会被层层扭曲，甚至最后面目全非（而且多是夸张、增值而非缩小、减值的）。这种现象叫做“传播扭曲”。

    所谓的流言就往往是“传播扭曲”的结果。流言是人们相互传播的提不出任何可信依据的消息。流言本身并不一定怀有恶意，其不确定性往往是无意讹传所致。有的流言的后果可能很恶劣，比如引起社会混乱或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精神痛苦等。

    流言传播的特点是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玄，一直传播到面目全非。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根据个人的经验减去一些内容，有的则增加一些内容，这种加墨润色使流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

    古时候有这样一个关于流言的故事。

    春秋时代的宋国，地处中原腹地，经常干旱少雨，农民种植的作物，主要靠井水浇灌。当时有一户姓丁的农家，地里没有水井，需要从很远的河里取水，浇起地来全靠马拉驴驮，所以经常要派一个人住在地头的茅草棚里，一天到晚专门干这种提水、运水和浇地的农活。后来丁氏与家人商议之后，决定打一口水井来解决灌溉难题。

    丁氏一家人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干了半个多月把水井打成了。取水的那一天，丁氏家的人像过节一样，欢天喜地，逢人就说：“我家里打了一口井，还得了一个人哩！”他的意思是，因为打了一口水井，省了一个人的劳动力。

    谁知有人把丁氏打井的事掐头去尾地传了出去，说：“丁家在打井的时候从地底下挖出了一个人！”小小的宋国被这耸人听闻的谣言搞得沸沸扬扬，连宋王也被惊动了。宋王想：“假如真是从地底下挖出来了一个活人，那不是神仙便是妖精。”宋王特地派人去问丁氏。经丁氏一解释，才明白其真正含义。

    流言往往就是这样，没有人去深究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只是凭自己的一时印象就传播了出去。如果下一个人也是这样，事情就会越传越邪。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传播的扭曲呢？

    第一，口头传播中可能存在不准确性，比如发音的近似会造成语言的走样。

    第二，传播的感情色彩造成夸张：传播者如果喜欢一个人，就容易夸张对其有益的信息，若讨厌一个人，就容易夸张对他有害的信息。比如某名演员因偷漏税而被审查，不喜欢她的人说：“好呀，非判１５年不可。”传下去，就有可能成了这个演员“被判了无期”！

    另外，有的人为了寻求刺激或打发无聊而喜欢夸张，爱传播耸人听闻的消息。在传播中，夸张的表情与语言更能刺激别人，以达到更强烈的自我宣泄与自我实现。

    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既然我们知道了传播扭曲的危害，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小道消息的干扰，要学会冷静地分析判断问题。这样对人对己都有好处。

    ■    一起做简单的事会提高个人的效率——社会促进

    １８９７年，心理学家特里普利特观察发现，自行车比赛时，多人同时比赛要比一个人单独计时比赛成绩更好。受到这种现象的启发，他做了一个实验，要求儿童绕钓鱼线，越快越好。结果发现，跟大家一起绕的儿童比单独绕的儿童速度更快。

    后来，更多的心理学家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就把他人在场（比赛伙伴或观看者）引起的个体活动中效率相应提高的现象，叫做社会促进。

    类似的现象在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比如：

    你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散步，当另一个人在你身后急匆匆地赶过你时，你会不自觉地加快自己的步伐。

    你骑车上街买东西，当你发现后面有一辆自行车在向你靠近，并正要超越你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加快车速。

    如果你是位教师的话，虽然你有时候身体不大舒服，可是一上讲台，就来了精神。

    你还常常看到，不少演员和运动员在表演和比赛时，观众越多，情绪越热烈，他们的劲头就越足，技术发挥得就越好。

    ……

    这些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人总是有惰性的，单独一个人时，无所谓输赢、好坏，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和你比较，你就觉得怎样都可以。当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人，甚至更多人时，你的感觉就大不相同，你会认为有人在看着你。你会情不自禁地想：“他们可能正在评论我干得怎么样呢，我一定要好好干，让他们瞧瞧。”在任何社会环境中，人们都会有害怕被抛弃的感觉，总想要别人喜欢和接受自己。很明显，当你与别人在一起时，这些动机更为强烈，当别人在身边时，你总认为别人可能正在观察自己。也许，你根本就不认识身边的人，但你却可能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你进行着评价，而社会中的我们又是很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的，所以就不安起来，也会更加把劲了。如果对方碰巧和你做着同样的事情，就会让你感到一种竞争的存在，人都是好胜的，谁也不想被别人比下去，你于是想把事情做得又快又好，不知不觉便提高了效率。

    总而言之，当有旁观者或是同行者在身边时，个人本能的反应容易被激发，个人会提高运动标准或努力展示自己，工作也会因此而进展得更顺利。他人的存在对工作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被称为社会性促进。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促进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或者说它的发生是有条件的。

    心理学家阿尔波特（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１９２４）在哈佛大学曾领导过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选择了几种难易不同的工作，依次由简单到困难：划掉报纸上所有的元音字母，编排词的联想表，演算简单的乘除法算术题，反驳他人的哲学观点。这些作业都要求被试大学生在两种情况下去完成：单独一人完成和五个人在一起完成。结果发现，除反驳他人哲学观点的复杂作业外，其余几项作业，五个人在一起做都比单独一人做效果更好。当然应该注意，所谓社会促进作用，仅仅是由于他人的在场或参与提高了个人的行为效率，而不是由于人们之间有意识竞争或接受他人的帮助的结果。

    这个实验说明，在做比较简单的事情时，身边有人在场，容易发生社会促进。相反，做比较复杂的事情，比如上面实验中的“反驳他人的哲学观点”，当有其他人在场时，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社会促退”。

    ■    一起做复杂的事会降低个人的效率——社会促退

    有旁人在场，是不是都会引起社会促进呢？并非如此。社会促进并不是总会发生，有时，身边有别人在场，反而会引起我们效率的下降。这种现象叫做“社会促退”。

    凡是到过日本京碧寺的人，都会见到寺门匾额上的“第一议谛”四个大字。这几个字写得龙飞凤舞，灵韵非凡，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欣赏。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幅字还有一个有趣的来历。

    大约两百多年前，洪川大师来到京碧寺，庙里的和尚请他写这四个字。洪川大师每写一字，都要精心构思，反复揣摩，真可谓呕心沥血。可是替他磨墨的那个和尚，是个颇具眼力而又直言不讳的人。洪川的一勾一捺，只要有一点点瑕疵，都会被他“挑剔”出来。

    洪川写了第一幅以后，这位和尚批评道：“这幅写得不好。”

    “那这一幅呢？”和尚又摇头说，“更糟，还不如刚才那一幅。”

    在一边的香客悄悄地对方丈说：“大师不在状态，会不会是嫌润笔费给的少了呢？”于是方丈向洪川委婉地提出了增加润笔费的事情。

    洪川本来是位一丝不苟的人，见此情景，也不说话，耐着性子先后写了８４幅“第一议谛”。遗憾的是，没有一幅得到这位和尚的赞许。

    最后，在这位“苛刻”的和尚离开去如厕的空隙，洪川松了一口气，在无所顾忌的情况下，一挥而就写成了这四个大字。那位和尚从厕所回来一看，跷起大拇指，由衷地赞叹道：“神品！”

    洪川开始时写不好字，就是社会促退的作用。

    关于社会促退，心理学家皮森在１９３３年的实验中进行了证明。他发现，有一个旁观者在场，会降低被试有关记忆工作的效率。心理学家达施尔也提出，有观众在场时，被试者即使是做简单的乘法，通常也会出现差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看来社会促进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对于那些做简单工作的人来说，有他人在场，会激发个体竞争的动机，而增强的动机有利于个体加快做事的速度。但如果这项工作对个体来说是新接触的，还很不熟悉，或个体还很难做好，还需要动很多脑筋，这时候，旁人在场会引发动机的增强，从而导致个体的紧张和焦虑，个体便更容易表现得手忙脚乱，反而做不好。

    比如老师让几个同学到黑板前，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在黑板上演算几何题。如果题目是刚讲过的，比较简单，学生往往能很快做出，比下面的同学完成得快；但题目如果很难，站在台上的学生由于紧张发懵，其演算速度与结果往往不如下面的同学。

    还比如当一个员工面临难题正苦于无计可施时，如果上司死盯着他不放，他就会感到很大的压力而无法专心工作。在教室里学习时，教室里如果有很多人，乱哄哄的，我们便很难保持高效率的学习。我们在背课文或记忆英语单词时，也喜欢一个人找个安静的地方背。

    了解了社会促进和社会促退的原理，管理者在工作中可以更合理地安排员工的工作。像打印上司交代的文稿、装订材料、核对账目这样的工作，员工已经做得相当熟练了，管理者可以将他们的办公桌和工作台放置在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或让许多人在一起工作，这样就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而如果需要完成的是一件技术难度很高的工作或是需要解决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事人必须集中精力思考时，此时他人的存在会妨碍当事人的工作，正确的做法是不让他感觉到有人在注视他，这样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对于一项简单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存在社会性促进。而对于一项稍微复杂些的课题，在大家尚未习惯时，可以让员工在封闭的环境中单独练习；而当他们能够胜任后，就可以让他们在一个公开的环境中共同工作，以发挥社会性促进作用。

    ■    很多飞机坠毁都是机长犯的错——权威定律

    著名空军将领乌扎尔·恩特的副驾驶员在飞机起飞前生病了，于是另一位驾驶员被临时派来做替补。和这位传奇式的将军同飞，这位替补驾驶员觉得非常荣幸。在起飞过程中，恩特哼起歌来，并让头一点一点地随着歌曲的节奏打拍子。这个副驾驶员以为恩特是示意他把飞机升起来，虽然当时飞机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起飞的速度，他还是把操纵杆推了上去。结果飞机的腹部撞到了地面，螺旋桨的一个叶片割入了恩特的背部，导致他终生截瘫。

    事后有人问副驾驶员：“既然你知道飞机还不能飞，为什么要把操纵杆推起来呢？”他的回答是：“我以为将军要我这么做。”

    航空工业界有一个现象叫“机长综合症”，就是在很多事故中，机长所犯的错误都十分明显，但飞行员们却没有针对这个错误采取任何行动，最终导致飞机坠毁。上面这个故事就是“机长综合症”的一个例子。

    这个故事同时揭示了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律，就是人们对权威的信任要远远超出对常人的信任。

    每个人都对身边的人或者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影响力的大小各有不同。一般来说，权威人物容易对其他人产生更大的影响。

    假如你眼部不适，到医院就诊，如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一位眼科专家和一位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大夫中，你会选择哪个呢？相信你一定会选择专家。

    一篇医学论文是被推荐到联合国的某个组织去作报告，还是只刊登在普通杂志上，这种反映医学成就的信息，其影响肯定是不同的。

    这些都说明，权威对我们的影响力要超出常人。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实验证明了权威的力量。

    美国某大学心理系的一堂课上，—位教授向学生们介绍了一位来宾——“施米特博士”，说他是世界闻名的化学家。施米特博士从皮包中拿出一个装着液体的玻璃瓶，说：“这是我正在研究的一种物质，它的挥发性很强，当我拨出瓶塞，它马上会挥发出来。但它完全无害，气味很小。当你们闻到气味，就请立刻举手。”

    说完话，博士拿出一个秒表，并拔开瓶塞。一会儿工夫，只见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的学生们都依次举起了手。但是后来，心理学教授告诉学生们：施米特博士只是本校的一位老师化装的，而那种物质只不过是蒸馏水。

    这个实验中，人们宁可相信权威，而不相信自己的鼻子，这是多么荒唐啊！

    权威也许有更多的经验和资历，但是我们应该时刻记住的是，权威也是人，虽然他对我们来说可信度也许比一般人高，但是在倾听权威的意见时，永远也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其实，如果总是相信权威，人类社会根本就不会取得进步。

    洛德·卢瑟福是英国著名核物理学家，因对元素裂变的研究获得１９０８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曾断言：“由分裂原子而产生能量，是一种无意义的事情。任何企图从原子蜕变中获取能源的人，都是在空谈妄想。”但数年后，用于发电的原子能就问世了。目前原子能已经成为主要的发电新能源。在法国，原子能的利用率甚至已占各种能源的４０％。

    在科学大发现的１９世纪，当牛顿发现宇宙定律，伦琴发现Ｘ射线后，有科学家曾断言：“科学的路已走到头了。以后科学家的任务就是尽量使实验做得更精确一些。”但不久之后，爱因斯坦就发现了“相对论”，给科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权威是相对的，我们自己如果有足够的努力，也可以从非权威变成权威。所以对权威永远不要盲目地信从。

    ■    名人对社会的影响力要超乎常人——名人定律

    《韩非子》中记载：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王袍，因而全国的老百姓都穿紫衣，弄得紫布紫绢大涨价。齐桓公问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你若要阻止这种风气，只能自己不穿，再跟别人说你讨厌紫色。”齐桓公这样做了，果然没多久老百姓都不穿紫衣服了。

    为什么齐桓公的喜好会领导全国的风潮呢？并不是因为齐桓公更精通服装的设计，而是因为齐桓公是名人，而且是当时齐国最大的名人。

    人们不仅对权威，对名人也容易有超乎寻常的崇拜和信任。名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宠儿，拥有比一般人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利。这就是名人定律。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美国有两位大学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寄出了一封不写收信地址，只写“居里夫人收”的信，看它能否寄到居里夫人手里。结果，这封信真的寄到了居里夫人手里。试想，如果换了一个普通人，信还可能寄到吗？

    人们对名人的追随有时比对权威的盲信更加缺乏理性。因为权威毕竟是在某个领域里达到较高造诣的人，而人们对名人的遵从往往和他的专业能力并无关系，而仅仅是因为把名人神化了。

    中国自南唐李煜起开始欣赏女人的小脚，以至于兴起了缠足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究其原因，只是因为李后主宠爱的名妃为了可爱的小脚，用绫子缠足，结果这种风气蔓延到全国，乃至对后世的无数中国女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摧残。

    歌德失恋后写出了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轰动一时。小说是一部悲剧，其主人公维特最终因失恋自杀，写得非常逼真感人。没想到，小说发表后不久，社会上青年人自杀的比率骤然升高。这都是受到小说中主人公的感染，于是在心情悲伤的时候模仿主人公的做法而导致的。当然只有像“维特”这样的“名人”才会引起这样强烈的模仿效应，如果是一个普通人自杀了，肯定无法引起这种大面积的模仿，所以当局不得不一度将此书列为禁书。

    上面这两个例子中对名人的追随和模仿都是非常盲目和不理性的，而且可以看出对名人的追捧是古已有之。

    很多时候，人们还会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服务。

    明朝年间，江西吉州有个名叫欧阳伯乐的秀才到省城赴考，他在行李担上插了一面旗，上写写着“庐陵魁选欧阳伯乐”，以标榜自己是宋朝大文学家欧阳修的后代。众考生见此便赋诗一首加以嘲讽：“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虽知你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羞）。”

    沾名人光的现象在今天也绝不少见。企事业单位、商场、酒店、学校、娱乐场所，大都愿意请党和国家领导人或名人雅士题写名称；很多书籍也喜欢请名人作序；有的药品、保健品的宣传资料上，常常见到政界高级知名官员的题词和董事长、总裁被接见的照片。他们这样做就是因为名人更容易被人们买账。还有许多人初次见面，总爱向对方夸耀自己认识某某大人物，一提到那些官居要职的人，即便攀不上亲戚之类，也一定要说成是自己的熟人，或曰“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这些人都是想“狐假虎威”，借名人之名为自己捞取好处。

    其实作为名人，如果只因为自己有点名声，就以为自己是拥有特权者，是高于公众的人物，那么只能说他们简直“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狂妄自大的人只能为人所不齿。如我国某著名影星，走路都要别人让道，只因为她是明星；还有的名人以为自己拥有特权，人家如果不知道他是谁，他还感觉特别不可思议。相比之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则表现出谦逊的、平民化的风范。希拉里和朋友在一家酒吧喝酒，到打烊的时候，兴致正浓，但是酒吧服务人员不管你是谁，到点了都得走人。作为第一夫人，希拉里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也没有要求任何特殊待遇。

    实际上，世间每一个人从本质上看，都是普通人。每一个人的成就，都不可能纯粹是自己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许多其他人的劳动，只不过名声碰巧属于你而已。而且名声也不一定是永久的。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的人，不仅被人瞧不起，而且迟早要栽跟头。

    ■    旁观者越多越不会有人见义勇为——冷漠旁观定律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８日，家住四川省武侯区的熊伟和妻子一起骑自行车出门上班，谁知途中竟被人追杀。当熊伟身中数刀，趴在地上呼救时，围观的数百人竟然都无动于衷。无人出面制止，也无人拨打电话报警。其他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２００５年４月２５日下午，一个１９岁女孩被一男子尾追进公厕，惨遭２０余分钟的蹂躏。尽管女厕内不断传出痛苦的嘶喊声，但围观的４０多名市民竟无一人前去制止。

    孔子说过：“见义不为，无勇也。”见义勇为一直被我们当做美德，可是在今天的社会中，见义不为，冷漠旁观却成了经常发生的现象。对这种现象，社会上当然是一片道德谴责之声，但却不能减少它发生的次数。

    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国外也时有发生，只不过国外的心理学家从心理学的层面，挖掘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１９６４年３月，在纽约昆士镇的克尤公园发生了一起谋杀案，使全美感到震惊。吉娣·格罗维斯是一位年轻的酒吧经理，她于早上３点回家途中被温斯顿·莫斯雷刺死。使这场谋杀成为大新闻的原因是，这次谋杀共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莫斯雷刺中了她，离开，几分钟后又折回来再次刺她，又离开，最后又回过头来再刺她），这期间，她反复尖叫，大声呼救，有３８个人从公寓窗口听见和看到她被刺的情形。但没有人下来保护她，她躺在地上流血也没有人帮她，甚至都没有给警察打电话。

    当时，新闻评论人和其他学者都认为，这３８个证人无动于衷的表现是现代城市人，特别是纽约人异化和不人道的证据。可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两位年轻社会心理学家约翰·巴利和比博·拉塔内却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人们无动于衷，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他们认为：这种现象不能仅仅归结为众人的冷酷无情，或是道德日益沦丧。因为在不同的场合，人们的援助行为是不同的。当某人遇到紧急情境时，如果只有一个人能提供帮助，那么这个人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对受难者给予帮助。如果这个人见死不救，他自己就会产生罪恶感、内疚感，这需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而如果有许多人在场的话，帮助求助者的责任就由大家分担，造成责任的分散，每个人分担的责任很少，旁观者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那一份责任都意识不到，这就容易造成“集体冷漠”的局面。

    他们的这个结论是通过一个心理实验得出的。在他们组织的一项实验中，纽约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的７２名学生参与其中。讨论以两人组、三人组或者六人组的形式进行。这些学生将分别被分配在隔开的工作间里，并通过对讲机通话，轮流按安排好的顺序讲话。这些不知情的参与者，被告知他是与其他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五个人谈话。而事实上他听到的话都是由录音机播放的。第一个说话的是一位男学生，他说出了适应纽约生活和学习的难处，并承认说，在压力的打击下，他经常出现半癫痫的发作状态。到第二轮该他讲话时，他开始变声，而且说话前后不连贯，他结结巴巴，呼吸急促：“老毛病又快要犯了。”接着，他开始憋气，并呼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快死了……呃呦……救救我……啊呀……发作……”然后，在大喘一阵后，就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在以为只有自己在和有癫痫病的那个人在谈话的参与者中，有８５％人冲出工作间去报告有人发病，甚至远在病人不出声之前就这样做；而在那些认为还有另外４个人也听到了这个发作的人的参与者中，只有３１％的人这样做了。后来，当问到学生们别人的在场是否影响到他们的反应时，他们都说没有。看来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有什么影响。

    巴利和拉塔内现在对克尤公园现象有了令人信服的社会心理学解释，他们把这叫做“旁观者介入紧急事态的社会抑制”。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一个紧急情形有其他的目击者在场，才使得旁观者无动于衷。这种冷漠旁观的行为，“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旁观者对其他观察者的反应，而不太可能事先存在于一个人‘病态’的性格缺陷中。”

    ■    在感人场景中人的行为会失控——社会感染

    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很善于在大型集会中，举行煽动性的演说，以此来煽起民众的“大日耳曼主义”情绪。群众对希特勒报以近乎疯狂的欢呼，在场的每个人都做出了平时羞于做出的夸张动作，并喊出平时无力喊出的歇斯底里的叫声。

    这种个体在感人场景感染下，表现出情感和行为上不同程度的失控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社会感染”。

    这种情况在生活中也可以见到。比如观众们在一个剧场里安静地观看表演，突然间浓烟滚滚，大家发现着火了！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有的人猛地冲向安全出口，然后所有的人马上都跟着向出口挤去。结果人多门小，反而都被堵在了门口。这就是社会感染的一个好例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群众中的社会感染与心理暗示。

    还有，在公共场所，我们看到别人起立，自己也会起立；看人家鼓掌，我们也会鼓掌，甚至看到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打起哈欠来。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认为这起源于人与人的模仿。他的一句名言是：“社会就是模仿，而模仿乃是一种梦游症。”

    美国学者爱德华·Ａ·罗斯进一步指出，这其实是刺激与反应一系列递进强化的过程：群众在受到暗示后，就会发生相互影响。在相互影响下，一些荒唐的暗示又更加能鼓动群众，引发某种骚动，而骚动本身再次坚定了群众对暗示的信任。在这样的循环之下，群众趋向于越来越狂热。

    这种现象在股市中也会看到。研究股市投机心理的专家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群羊理论”，解释了股民们随大势而非理性地买卖证券，从而造成股市暴涨或暴跌的现象。

    当刺激发生时，一个人的反应是因为受了他人的刺激，而这个人的反应又构成对他人的刺激，并且这些刺激会变得一次比一次强。股市大涨时，引起了人们的极度兴奋，股民甲和乙看到丙与丁在大量买进股票，情绪更加亢奋，继续不断买进，而甲和乙的这一反应又成为对丙与丁的强有力的刺激，使丙与丁买得更多，丙与丁的反应反过来又刺激了甲与乙——就这样，彼此循环刺激，便致使股价涨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最后引发崩盘。

    不光是股市，历史上出现过好几次因为投机过盛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比如，几百年前荷兰疯狂炒卖郁金香的事件，也遵循这一原理。还比如海南上世纪末持续１０年的经济泡沫，就是由于社会感染的作用，导致房地产过热而引起的。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烂尾楼比比皆是，房价突降，内需紧缩，经济萧条……

    引起群众争相仿效的社会感染一般有两种，一是情绪传染，个体自控能力下降，表现为各类过激行为。二是行为传染，动作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

    当参与者具有共同的态度、兴趣和价值观时，社会传染最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球场的大环境中，作为松散的无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同仇敌忾的球迷不约而同地跟随他人而行动。当人们对比赛的进程、比赛的结果或者比赛中的球员、裁判有意见时，不满的情绪被煽起，并迅速扩散，只要有一个人向赛场扔东西，其他球迷也会扔东西，一下子掷抛物会像暴雨般地向下飞去。同样，那些冲动的暴力行为也会迅速引起共鸣，从而引发球场骚乱。

    在“社会感染”中，个体感到丧失了个人身份，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表现出与内在标准（主要是道德守则）的不一致，还会做出正常情况下绝不会发生的行为。这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匿名效应——就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人们才敢这样大胆。

    ■    人多瞎捣乱，鸡多不下蛋——社会懈怠

    有句俗话叫“人少好吃饭，人多好干活”。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但心理学家却发现，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在这样的集体中，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倒有许多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导致了对集体不利、甚至非常有害的结果。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门瑟·奥尔森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一个集团的成员越多，以相同的比例正确地分摊关于集体物品的收益与成本的可能性就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越大，因而离预期中的最优化水平就越远；而集团规模越大，参与关于开展集体行动进行讨价还价的人数越多，从而讨价还价的成本会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因此，大集团要比小集团更难于为集体利益采取行动。

    这个规律解释了所谓的“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瞎捣乱，鸡多不下蛋”的现象。那么，为什么人多反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出现所谓“三个和尚没水吃”的现象呢？

    早在１９２０年，德国心理学黎格曼就进行过一项实验，专门探讨团体行为对个人活动效率的影响。他要求工人尽力拉绳子，并测量拉力。参加者有时独自拉，有时以３人或８人为一组拉。结果是：个体平均拉力为６３公斤；３人团体总拉力为１６０公斤，人均为５３公斤；８人团体总拉力为２４８公斤，人均只有３１公斤，只有单人拉时的力量的一半。黎格曼把这种个体在团体中较不卖力的现象称为“社会懈怠”。

    之所以产生“社会懈怠”这种现象，专家们的解释是：人们可能觉得团体中的别人没有尽力工作，为求公平，于是自己也就减少努力；人们也可能认为个人的努力对团体微不足道，或是团体成绩很少一部分能归于个人，个人的努力难以衡量，与团体绩效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所以就降低个人努力，或不能全力以赴。

    为了降低“社会懈怠”现象发生的严重程度，国外研究者提出许多增加个体的参与感与责任感的方法。同时，也有专家认为，当工作较困难或具有挑战性，并且个体相信自己对团体有特殊贡献时，“社会懈怠”现象会有所降低。

    所以，针对“内耗定律”，在集体工作中，应合理地科学地安排工作，尽量发挥个体的潜能，戒除相互依赖性，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避免“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的社会浪费，尤其要防止给“南郭先生”之类的人物提供“滥竽充数”的机会。方法有：

    １. 若在三人之间出现了“收益不对称”，即假设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更大，他为集体行动做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

    ２. 如果三人之间存在着“选择性激励”，即依据业绩、成就所实施的现代绩效考核，那么三个和尚很可能有水喝。

    ■    世界真小——熟人链效应

    有一天，一个未过门的女婿准备去拜见丈母娘。他路过一家食品店，看见一条长蛇般的队伍延伸而出，原来是人们在排队购买脱销已久的一种名牌火腿。他忽然想起，“心上人”不是说她妈妈最喜欢用火腿煮汤喝吗？何不买几个，去讨她老人家的欢心呢？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插到了队伍的前边。一位大娘看不惯，批评了他几句。他恼羞成怒，脱口便骂，把那个大娘气得怏怏离去。他心里想，反正茫茫人海，谁也不认识谁。

    当他提着火腿，敲开“心上人”的家门时，一下子惊呆了，原来开门的正是那位大娘。他这才明白，他刚刚得罪的那位大娘就是他未来的丈母娘！

    你是否有过类似经历，就是在某一时间、地点，碰上一个绝对想不到会碰上的人？

    有时现实生活中就是会发生这样巧的事情。有时候，你在一个陌生的角落遇到一个陌生的人，闲聊几句后竟然发现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熟人，使你不由感叹：世界真小！

    其实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我们通常以为碰见认识的或者有关联的人，不是那么容易。事实上，这种事情的发生比我们想象的容易得多。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上的“小世界定律”。

    美国有人分析，如果随意挑出两个美国人来，例如：罗伯斯和约翰，那么，他们相识的可能性只有二十万分之一。但是罗伯斯认识某人，某人又认识另一个人，另一人又认识约翰，这种可能性却要高达50%以上。

    长时间以来一直流行着一种通俗心理学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个人只要通过五、六站中间关系，就可以属于一个共同的熟人圈。你肯定想到你会成为朱丽娅·罗勃茨或爱斯基摩人的熟人吧？只要你尝试，通过熟人的熟人的熟人的介绍，最多不会超过五、六站这样的熟人链，你就会成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任何一个人的熟人圈子里的一员。

    英国伦敦《卫报》记者Ａｄａｍ Ｌｕｃｋ想写一篇题为《中国时尚——性爱都市》的文章，想要采访最近在互联网上风头很盛的广州女郎木子美。Ａｄａｍ Ｌｕｃｋ先联系到了他的一个北京朋友Ｌ，Ｌ恰巧认识木子美在美国的高中同学Ｗ，通过Ｗ找到了木子美的好朋友Ｍ，Ｍ答应帮朋友一个忙。据说，通过这个渠道，Ａｄａｍ Ｌｕｃｋ顺利地联系到了远在广州的木子美。

    我们发现，将世界两端毫不相干的人联系起来竟然只需要短短几步。只要抓住几个关键人物，信息就能迅速地大范围传播开来。

    毋庸置疑的是，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灵活、开放。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使如今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在瞬间传播到任何别的地方，就如从一个村庄的东头传到西头那么迅速。这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取得联系变得空前容易。

    熟人链效应告诉我们，既然人和人这样容易“联系”上，那么我们搭建自己广泛的人脉网，就不是很难的事。当我们拥有一个广泛的人脉网，在生活和工作中，当然会很容易得到朋友们的帮助。

    人们说，在今天的社会里，人脉资源是一种潜在的无形资产，是巨大的财富。“３０岁前靠专业，３０岁后靠人脉”，“永远不要靠自己一人的１００％的力量，而要靠１００人的每个人１％的力量”。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也说明，你的人脉网越大，你的能量就越大。有一项调查采访了几百名职业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发现有５６％的被调查者是通过个人关系介绍找到工作的，其他２０％是通过自己申请求职找到工作的，约１８．８％的被调查者是通过猎头公司等渠道找到工作的。由此可见人脉的力量。

    ■    小破坏要及时制止和修补——破窗定律

    在北京，甚至在全国各地道路交通违章都是普遍现象，交通事故因此频发。明明知道违章，为什么还有人一干再干呢？对此，心理学上有一个“破窗定律”对此专门作了解释。什么是破窗定律呢？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詹巴斗曾进行了一项试验：他把两辆一模一样的汽车分别停放在两个社区，一个是帕罗阿尔托的中产阶级社区，一个是相对杂乱的布朗克斯街区。对停在布朗克斯街区的那一辆，他摘掉了车牌，并且把顶棚打开，结果不到一天就被人偷走了；而停放在帕罗阿尔托的那一辆，停了一个星期也无人问津。后来，詹巴斗用锤子把这辆车的玻璃敲了个大洞，结果仅仅过了几个小时车就不见了。

    以这项试验为基础，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提出了一个“破窗定律”。他们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而这扇窗户又没有得到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破窗理论”揭示出环境所具有的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任何一种不良现象的存在，都会传递一种信息，导致这种不良现象无限地扩展。这种情况在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

    比如，在窗明几净、环境优雅的场所，没有人会大声喧哗或吐痰；相反，如果环境脏乱不堪，就时常可以看见吐痰、打闹、互骂甚至随地便溺等不文明行为。又比如，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那么谁也不会不顾别人的眼光而贸然插队；相反，车辆尚未停稳，如果有几个人猴急地你推我拥，争先恐后，后来的人即使想排队上车，恐怕也没有耐心了。

    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对管理秩序的任何偶然的、个别的、轻微的损害，如果不闻不问、反应迟钝或纠正不力，其后果可能就是纵容更多的人去破坏它。于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各类有损公共秩序的行为，就会如雨后春笋般地滋生出来。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

    比如，在公共场合，如果每个人都举止优雅、谈吐文明、遵守公德，就能营造出文明而富有教养的氛围。“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是很重要的，因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于看起来很小的过错，决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可能影响深远，稍不留意便会蔓延。

    这个定律还启示我们，越是无秩序的东西越易受到侵犯。因为第一扇窗户碎了，秩序被破坏，后面的侵害就会接踵而至。一个团体，如果处于混乱之中，就很容易被外来的力量侵扰甚至被吞并。

    比如某杂志社产权之争延续数年，人心不齐，矛盾错综复杂，于是不仅有人想侵吞这个“天上掉下的馅饼”，广告商、发行商也乘机拒付广告费和发行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家杂志社，那里管理严格，制度规范，不仅外人无法插手，就是广告商、发行商的费用不到位，也绝对上不了广告，拿不到发行权。

    中国有句俗语：“家不和，外人欺”，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个企业，如果内部矛盾重重，纪律松散，规章制度不健全，就容易被人坑骗、欺负。而针对这种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团体的内部凝聚力，内部井然有序，才能无懈可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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