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界掀起了一股重建中国哲学的热潮。就重建的形式而言，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和西学的广泛传播，人们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走一条东西方智慧互补、融合的道路。陈寅恪所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说法，恰当地表达了当时思想界许多人士的这种共识。但是，西学内部既学派林立，中国传统哲学亦有各家各派之别，互补融合到底应当选择哪家哪派或哪种主义，这倒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吸收输入外来学说方面，有的人选择了实用主义，有的人服膺唯意志论，有的人则热衷于唯物辩证法；在立足于本来民族之地位方面，有的人接续程朱，有的人重提陆王，有的人则试图使佛家的唯识学重光。一时间，思想界倒也显得异彩纷呈，热闹非凡。
在这场重建中国哲学的热潮中，张申府、冯友兰和金岳霖是思想倾向比较接近且颇富建设性成果的几位。他们共同追随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盛赞逻辑分析法的好处，并试图把它和中国古典哲学相嫁接，以创制新型的方法和系统。从继承传统的角度看，他们三人并不一致：张申府对原始儒家倾注了较大的热情，冯友兰声称他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金岳霖则更喜欢道家的庄子。但在吸收外来学说方面，三人却一致推崇逻辑分析法。张申府最先把分析哲学和逻辑解析法介绍过来，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大客观法”和“具体相对论”，冯友兰试图用逻辑分析法重新阐释中国哲学的范畴，金岳霖则把逻辑分析转化为自己的具体实践，逻辑分析成了张、冯、金三人的纲领或实践。冯友兰和金岳霖并且依之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成为抗战时期最富创造性的哲学家。
不过，由于思想背景的差异和侧重点的不同，他们三人对逻辑分析法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这种不同对他们各自的思想和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这些不同不但有助于把握他们各自的思想和体系的特点，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逻辑分析法的作用和局限。
一、崇尚方法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历来偏重于笼统的直觉和整体的把握，形式上缺乏严密的推理和周详的论证；同时二千年一贯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研究方法，使得创造性的思想内容常常淹没在卷帙浩瀚的注疏、语录和书信中，其中的内在关联隐而不彰，显得非常模糊、芜杂和隐晦。这种方式也许具有某种诗意的优点，但从总体上说，它毕竟不再适合现代哲学的专业化研究了，特别是在中西文化交通以后，思想领域的深层接触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理智系统，使传统哲学的缺陷和不足更加彰明。这种对比的结果是一方面对传统的粗疏和零乱产生极端的厌恶，一方面对外来思想方法唤起极大的热情。一时间，方法成了思想界关注的焦点。戊戌变法的思想家似乎已经意识到中国哲学缺乏形式化训练的缺憾，康有为和谭嗣同都企图把他们的著作用数学形式条理化；严复着手向国人介绍西方古典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意图从根本处用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方法的崇尚达到极点：蔡元培勉励他的学生要学到西方点石成金的“手指头”（即方法），胡适之宣称实用主义主要是一种研究方法，并用来整理史料，梁漱溟崇尚直觉，在柏格森那里找到了儒家传统早已“拥有”的智慧，而许多思想家甚至把科学本身也当作一种万能的方法，用来解决包括宇宙人生在内的一切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英美哲学界盛行的逻辑分析方法也被介绍过来。于此，张申府大有功焉。张最先发现罗素，他为后者明晰的语言、精细的方法及伟大的人格所深深地折服，称之为他平生最佩服的哲学家，此后他一直致力于向国人介绍罗素的思想和学说，特别是罗素所盛倡的逻辑分析法。张认为，作为新实在论潮流中的一个最有力量的大师的罗素当然是讲逻辑分析的翘楚，而逻辑解析是当时世界哲学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之一，“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张申府并且坦率地承认构成他自己思想之中心的所谓“大客观法”、“具体相对论”的最直接来源就是罗素的类型论和逻辑解析法。冯友兰更是自觉地意识到，“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法”。他还以能应用这种方法进行哲学创作而感到自豪：“我已经在《新理学》中能够演绎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观念，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清楚而有系统的整体。”而金岳霖虽然没有详细地论述何谓逻辑分析方法，但由于他对数理逻辑的介绍和对知识论的研究，使他本人也被看作近代思想家中在方法论上有所建树的第一人：“中国近代思想方法虽有大的贡献，但不是古代方法之整理，就是西洋方法之介绍，能融会各种方法系统，别立一新的方法系统，在中国近代恐怕只有金岳霖一人。”
二、什么是分析
但是，除了共同服膺逻辑分析法这一点外，以上三位对究竟什么是分析的理解和侧重点并不一致。张申府除推崇罗素外，他对维特根斯坦、逻辑经验主义和唯物辩证法都有兴趣，这使他对分析的理解既能着重形式化的一面又有全面性的好处。而冯友兰虽然是从史的研究转入哲学创作的，他对形式化的一面似乎有更浓厚的兴趣，他的《新理学》中充满了类似罗素用形式逻辑的句法分析日常语言结构的做法，譬如，他用逻辑上蕴涵关系从实际的事物推导出有一个真际的世界，又如，他利用数理逻辑中的量化概念，把哲学中许多命题转换成形式化的命题，以避免来自实际科学的批评等。金岳霖虽然是职业逻辑学家，并且深受罗素的影响，在他后期的《知识论》中却把这种纯逻辑的推导保持在适当的限度，对日常语言中的概念和句子反而倾注了更大的精力和耐心，力求全面地揭示它们的内涵和意义。他们三人这种倾向上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他们思想来源上的不同。正如前面提到的，张申府的思想背景是多方面的；冯友兰主要深受美国新实在论的影响，而且他对维也纳学派的工作比较熟悉，这两者都对建构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抱有浓厚的兴趣；而金岳霖在剑桥大学的游学经历可能使他受到了摩尔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的方法的影响。在详细叙述他们的观点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有关的西方哲学家对分析的看法，因为即使在西方，在什么是分析，分析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等问题上，哲学家们也并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
美国新实在论者认为，分析并不是指某一门知识所特有的方法，而是指一般精确知识的共同方法。分析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它本身的性质只有通过精细的分析才能揭示出来，求助于大致的了解，可以说分析就是发现一个实体在某种意义下是由部分组成的。分析包括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它有两大类型，形式的和实质的。实质的分析如对化学化合物的分析，能够实质上将物分割开；形式的分析是对典型整体的分析，如时间的连续，部分是区别了、分析了，但整体仍是完整的。因此，尽管美国新实在论者强调用词谨严，定义清楚等等，他们所谓分析仍是传统意义上的：分析的对象是实体和观念，分析主要处理的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逻辑经验主义者就不同了。他们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分析都是把复杂的东西化归为简单的要素，有一些分析是对某个句子的语言形式的改造，这本质上是一种释义的工作。现代逻辑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所处理的是句子或命题而非单个的词或概念，是关系而非个别的项，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句子的语言形式的改造，把它所表达的命题之逻辑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把一些不明白、容易产生误解的形式翻译成清楚明白、不会产生误解的形式。卡尔纳普认为，如果评论什么陈述，只要它有所断言，就具有经验性质，就属于事实科学，那么留给哲学的就既不是陈述，也不是理论的体系，而只是一种方法，即逻辑分析法。这种方法的消极应用是“用以消除无意义的词，无意义的假陈述；在积极的应用方面，它用以澄清有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奠定逻辑基础”。一句话，哲学就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
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一套精确的人工语言，从而为科学奠定基础。而对乔治·摩尔来说，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更应当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许多无意义的问题都是由于我们对日常语言的误用而引起的，当把问题弄清楚后，很可能出奇地简单，他认为：“在伦理学上，正像在一切哲学学科上一样，充满其历史的困难和争论主要是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即由于不首先去精确发现你所希望回答的是什么问题，就试图作答。”情况常常是这样，哲学家们头脑里想的不是一个而是几个问题；他们总是不断力求证明“是”或者“不”可以解答问题，但对这类问题来说，这两种答案都不是正确的，因为其中有的答案是“是”而另一些可能为“不”。因此摩尔满足于对日常语言如善、实在等作外科手术式的治疗，耐心地然而也常常艰苦地澄清它们的意义。由后期维特根斯坦开创的日常语言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继承了摩尔的工作。
张申府由于在哲学上的广泛兴趣，使他对上述三种说法都有同情的理解：他既能同意美国新实在论者的观点，认为哲学分析的目的是事中求理；又能同意摩尔的说法，因为只有把思想、言辞弄清楚后才可借以见出客观的实在；当然最主要的是他更赞成罗素的观点，认为“现代专门哲学解析就是逻辑解析。它的对象本有三种，一是字或名词，二是句子或命题，三还有学问的系统。以字为对象的，目的在得出字的解析的界说。以句子为对象的，目的在找出句子的切实意谓。以学问系统为对象的，目的在组成逻辑的系统，显明其所据”。不仅如此，张申府还希望把所有这些观点融会起来，建立起一种全面的方法论原则。他前期提出了“大客观法”，主张跳出主客体的限制，扩大客观的范围，坚持伦理的中立，因此按事实的本来面貌认识实在，接近于罗素和美国新实在论者的立场；后期则发展为“具体相对论”，强调“一个道理的是非总和要先看它的种种色色的关联，也要看它是在什么范围或就哪方面说，就是要把界限划个明明白白，同时要把意思弄个清清楚楚”，从而把摩尔的主张和唯物辩证法全部包容进来。惜乎张申府并没有把这种主张发挥成系统的理论。
冯友兰由于深受美国新实在论者的影响，他也就基本上同意后者的观点，认为“分析是把一物化为构成它之原素”。他同样把分析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理智的。物质的分析如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对物的分析，将物实际拆开，由此而得到的原素和观念是属于科学的；理智的分析如哲学中对某物的区分，它不需要将被分析者实际拆开，只在思维中进行，由此而得的原素和观念是属于哲学的，如将“这”分析而知其有方性并不需要把“方性”从“这”中拆开，也不可能拆开，这种在思想中进行分解的方法即所谓理智的分析，就是逻辑分析法。但冯友兰也有一点和美国新实在论者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命题是不能用逻辑分析法得到的，形式的分析也不能用经验加以证实，而在美国新实在论者那里，分析是一切严密科学共同的方法，哲学和科学的方法并没有实质的区别。冯友兰也并不完全反对逻辑经验主义对逻辑分析的界定，他只是认为，如卡尔纳普把逻辑分析完全等同于对语言形式的逻辑转换或释义太片面，“照我们的看法，逻辑分析法就是辨名析理的方法。……我们以为析理必表示辨名，而辨名必归于析理；维也纳学派则以为只有名可辨，而无理可析”。关于分析的对象，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卡尔纳普认为，分析处理的是问题、句子，分析从事的是语言的澄清工作；冯友兰则认为，分析不但是对语言的澄清即辨名，而且更重要的是处理句子所表达的思想和观念即析理，辨名实则是为了析理，承认有理可析是冯友兰同维也纳学派的根本不同。
金岳霖没有系统地论述什么是分析方法，对他来说这也许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的著作完整地体现了这种方法的实质和精髓。因此和冯友兰不一样，分析对他不是一种纲领，而是一种实践，一种活动。大致地说，金岳霖可以同意冯友兰的说法，即分析不仅是辨名而且要析理，因为在承认有一个条理井然的共相世界上他们是相同的，而知识无非就是对这一世界的认识和了解。他晚期批评罗素时曾经提到：“分析就是把整体分解成它的组成因素。”这可以看作他对分析的一贯看法。但金岳霖和冯友兰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对日常语言非常重视，冯友兰在数理逻辑中发现精确的形式化方法给思想带来的极大便利，因此他一直致力于建构演绎的系统，从简单的命题演绎出中国哲学中全部形上学观念而自豪；金岳霖则从罗素的《数学原理》中懂得：“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在金岳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见到大量的对日常语言的细密分析，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概念，他总是沉潜其中，反复把玩，力求消除迷惑和混乱。他会为了一个普通的概念“心”而列专节讨论，罗列它的常识用法四：你的我的心、意识或意志之心、生理上具体的心（或心脏或大脑）、良心的心，哲学用法三：万有皆心的心、上帝的心、超心的心，然后说这些说法与他的知识论不相干，最接近要求是思想之官的心，但由于“心”字的用法太容易导致混乱，他宁可用“思想”一词来代替它。郭湛波在评论金岳霖思想时说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最足以概括他思想方法的特色：“他首先研究各种论理学及各派的认识论，他在这研究的过程中，锻炼出一副严谨的心灵，琢磨出一套分析的方法，这便是金先生研究哲学的两种无坚不摧的工具。他对任何哲学问题都要使用这两种工具，都要由小处入手。他把哲学问题分析了又分，以至于不可再分，然后由不可分之处，把握哲学问题之真相，用以权衡各派之解说之是非和得失。这种方法，颇富传染性，凡受过金氏之教者，多以头脑清晰见称，而金氏之学派，遂以成立。”金岳霖的这种风格使人很容易联想到摩尔的工作。
三、分析的局限性
毫无疑问，无论使用逻辑分析还是日常语言分析，对澄清思想，消除一些无意义的词和问题，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作为一种“治疗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早已显示出了它们的巨大威力。但如果哲学不仅仅停留在一种语言分析的层面，哲学还需要参与到认识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去，那么单纯的分析就远远不够了。张申府发现，分析是有限度的，而哲学的目的是追求通观，因此分析不过是达到“通”的门路，而“通”又恰好构成分析的补救，只有把分析和通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一种完整的认识。逻辑解析不免要有所分，而辩证唯物则侧重于全、变和事象的关联，因此，张申府认为，“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也就是说，只有把唯物辩证法和逻辑分析法融合起来，才能补偏救弊，发挥它们各自的认识功能。冯友兰也发现，如果要重建形而上学，仅有单纯的逻辑分析法（也叫“正的方法”）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分析的结果常常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譬如，我们从通常的经验出发，对某物进行逐层的分析剥落，最终会发现它有两种成分，一为形式即理，一为质料即气，其中气就是不可言说的，如果用语言表达，它已经是有某性的“东西”，因而不足以作为一切事物构成的共同质料。形而上学中的另外两个主要观念道体和大全也有类似情形，道体是一切的流行，大全是一切的有，言说思议中的道体和大全就不再是道体和大全，一用语言表达，就失去了其原来的完整性。因此，正的方法必需要由负的方法来补充，在最终结果上，逻辑分析要由直觉的领悟来代替，二者相互为用，才能建立起完整的形而上学。所谓负的方法，即直觉的方法，它是从负面讲形而上学不能讲，但讲形而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的方法，这犹之于画家的“烘云托月”，在画面上只烘云而不直接画月，剩下的一圆空白即月，形而上学对它的对象也并不直说什么，只是有所表显，这种表显就是用负的方法讲形而上学。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中先秦的道家、魏晋的玄学、唐代的禅宗恰好构成了这一用负的方法讲形而上学的传统，在西方哲学史中，却没有这种传统，而他的新理学既然利用现代逻辑分析方法成功地推到这一终点，那么通过一次转折，下一句“转语”，就有可能把中西哲学的独特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崭新的形而上学。很明显，冯友兰这里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应用，他尝试着如何结合的大问题，以便兼取众长，开一条新路。
金岳霖同样意识到分析的局限性，他通过划界的办法，把知识论和玄学（即形而上学）限定在各自的范围之内。在知识领域，也就是在理智所行领域，研究者可以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以冷静的态度去对待它；而在玄学领域，难免会有情感的投入，这里有一个不但在研究对象上求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求情感的满足的问题：“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知识论可以是无观的，可以不从任何一种官觉者立场出发，但在玄学上，我们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一体关系。金岳霖认为，正是在这里，东西文化的分野明显地表现出来，西方文化是十足的理智文化，“这种文化的理智特色表现在发展各种观念，把这些观念冷漠无情地搬到种种崇高伟大的事业上，或者搬到荒诞不经的事情上去”它的好处是思想惊人地明确，有着严密的思想系统和模式，但也常常被引入死胡同，或被一些思维手段推向系统思辨的云霄。中国哲学“没有打扮出理智的款式，也没有这种款式的累赘和闷气”譬如庄子哲学，“用诗意盎然的散文写出，充满赏心悦目的寓言，颂扬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与任何西方哲学不相上下”。这并不是说理智的款式要不得，如果真是这样，金岳霖也就不必大谈中国哲学那种叫做逻辑学和知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并致力于现代逻辑的介绍了。他只是要求，在学习西方理智方法的同时，不要忘了我们传统哲学的长处。理智的方法最终会使哲学和哲学家相分离，成为一种远离生活的职业，这对哲学家本人来说并不总是有益的，“哲学家与哲学的分离已经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使世界失去绚丽的色彩”，而在中国哲学家那里，哲学和生活本来是统一的，“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的一个信条体系”。这似乎应当给现代哲学的研究提供某种启示：单纯的理智分析已经使哲学的意义失落了，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哲学家必须关心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总的来说，张、冯、金三人都从逻辑分析入手，在思想进行过程中，发现单纯分析的局限性，并尝试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来补足，以便创造出一种新的哲学和新的方法，这表明中国哲学已经摆脱了早期的那种因传统失落和外来冲击所造成的迷离、彷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身建设。尤可称道的是，他们三人在借鉴吸纳逻辑分析方法的同时，不但没有囿于新实在论的狭隘圈子，而且能够敏锐地发现这种方法的缺点和不足，这充分显示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和开放心态，这种精神和心态是重建中国哲学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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