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首都圈及华北地区地质构造图，一大批地震专家已经在这个构造图的区域内奔波跋涉，勘测了很久：强大的阴山纬向构造带和斜贯整个华北的华夏构造带、新华夏系构造带，像三条巨蟒盘踞在这片广阔的地壳中。在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印度洋板块相互运动的碰撞下，华北地表像一件古老的陶器布满了道道裂纹——断裂带，一旦它的承受力被打破，陶器就会被地下潜伏的巨大能量所撕裂。
岂止华北？整个中国乃至地球，在漫长的地质演化和人类的破坏下，其表层已经支离破碎，规模宏大的褶皱断裂带已把我们脚下的地壳分割成无数的碎片。
那么，华北这块碎片，还会不会发生破裂？
海城地震过后仅一个月，北京市的群测点就搜集到了异常现象。1975年3月5日傍晚，通县地办上报：麦庄一带发现一条地裂缝，往地里拉粪的一辆牛车，连牛带车都陷进去了。
是夜，国家地震局人员去了通县。经现场勘查发现，这是一条新出现的地裂缝，与海城地震时间相吻合。只是当时地面有厚厚的积雪覆盖，人们未能发现，才导致牛车陷了进去。
专家分析认为，北京的地震形势是与津唐渤张地区的地震趋势紧密相连的。1975年12月15日至1976年1月9日，国家地震局在北京召开了海城科技经验交流和1976年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会上对1976年的地震趋势作出判断：
……当前中国仍处在地震活动高潮阶段，估计近一二年内将继续保持较高活动水平，大陆地区仍有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可能。对于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地震趋势，会议认为，1976年内该区仍然存在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但目前尚未出现明显的短期和临震异常。
会议还指出，从目前地震活动和前兆异常的空间分布来看，唐山与朝阳之间和京津之间这两个地区，尤应加强工作。
以上情况表明，在唐山地震前，对于京津唐渤张地区近期可能发生强震的危险，人们是有所认识的。在各种文献上，划定的首都圈或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但是，这只是一种粗略的中期趋势估计，时间尺度较长，震级区间很大，发震地点也比较模糊——虽然把唐山划到危险区内，但要把预报的地区准确到一个城市很难做到。要真正取得预防效果，关键还必须对地震三要素作出准确判断，实现短期和临震预报。
而短期和临震预报的地震前兆现象将以什么方式何时到来？中国的科学家们能否及时察觉？这便是能否最终做出预报并防范地震袭击的关键。
此时，距唐山大地震还有半年。
2.悲怆！京津唐保卫战
中国人有命中注定之说。公元1976年，似乎就是命中注定的特殊年份。
唐山坐落在冀东平原，它北依燕山，东临渤海，是著名的“煤都”和“瓷都”。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从一个荒凉的村落，变成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
2006年5月，陈非比在所著《悲壮的历程》一书中写道：
当年的唐山市与今日的唐山市，其行政区域所含概念完全不同。以下涉及的唐山市，均是指当年作为一个城市的唐山；而唐山地区，则指整个冀东地区。唐山地震前，我们对该地区的地震危险性认识到什么程度，究竟能不能判断出在唐山市会有7-8级地震发生，我们对唐山地区地震危险性的判断究竟是基本正确，还是基本错误？
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
唐山地震前，唐山市的地震基本烈度被定为6度，这在当时是抗震设计中无须设防的烈度；而与唐山地震极震区的实际烈度——11度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由此来看，即便当初对华北地震形势的估计完全正确，恐怕也很难估计到7-8级的强烈地震会发生在唐山市。
然而，以当时的地震预报水平，谁又能把地震预报的地点精确到一个城市，特别是一个位于国都附近的工业发达的城市呢？即便30年后的今天，恐怕也很难做到。尽管唐山市作为近期可能发生强烈地震的地点未被明确指出，但是，包括唐山市在内的“京津唐渤”地区有可能发生破坏地震的见解，却不止一次被强调提出，并被写入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
与此同时，京津唐地区已形成一支由各级地震部门——国家地震局及其下属研究单位，省、地、市地震局，地震台、点科技人员——组成的数量可观的地震监测与研究队伍，还有一支善打人民战争的群测群防大军。
由此可见，包括唐山市在内的京津唐地区的地震监测工作，其观测时间之长，观测方法之多，研究力量之强，以及国家重视程度之高，均属全国之冠。然而，事情还有其另一面。这种得天独厚的监测条件，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京津唐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里是共和国首都所在地，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密集，人口众多，如果发生强烈地震，那将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于是，对“京津唐”地区地震预测预报的难度随责任而增大，其人员心理承受的压力自然也随之增大。
……
当年曾参加工程地震考察组的成员罗兰格回忆说：到1976年上半年，河北省已撒下一张抓大震的大网，尤其是唐山地区群测网点大发展，骨干点由60个增加到85个，一般点由468个增加到508个，此外，还有观测哨5552个，全区群测群防队伍多达16000余人。
他说，当时每天都有来报地震的、报大震的，有时一天能收到上百条，负责处理这项业务的侯立臣，看得都累晕倒了……
一团疑云一直萦绕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京津唐保卫战部署得如此周密，地震工作者穷追不舍捕捉大震的踪迹，并且已把大震的目标锁定在这一区域，判断发生大震的时间也很接近，为什么最终没能成功预报？
大自然仿佛故意要与人作对。
地震之魔似乎也在学着用人类的用兵之计，来了个“声东击西”：在年初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时指出“京津唐张”地区可能发生5-6级地震之后不到三个月，1976年4月6日，与“京津唐张”毗邻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地区，发生了6.2级地震；4月22日，在京津以南的河北大城，又发生了4.4级地震。
这两次地震，使地震工作者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与迷惘。
河北省地震局于4月17日至19日召开了河北省地震趋势会商会，会议的地点恰恰就在唐山。会议提出了三条震情意见：
第一，国家地震局的中期预报意见，基本上对应了和林格尔6.2级地震；
第二，和林格尔地震更加剧了我省北部发震的危险性，仍存在发生5-6级地震的可能；
第三，根据唐山水氡和沧州、廊坊土地电、地应力的异常变化，认为近一两个月内，津、唐、渤有发生4-5级地震的可能。
会议尚未结束，大城4.4级地震就发生了。
为慎重对待和林格尔和大城这两次地震后的震情趋势，国家地震局于1976年5月11日至15日，在北京西颐宾馆召开“京津唐渤张”震情碰头会，后称“五月会议”。
和林格尔与大城两次地震意味着什么？“京津唐张”地区还有没有大震？专家们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大多数人认为：西边的异常对应了和林格尔地震；东边的异常对应了大城地震，这两次地震使那些不安的因素消失了。海城地震后，华北发生大震的可能已基本排除——从一年内发生7.3级、6.2级、4.4级地震的衰减趋势看，蕴藏在地壳内的能量也已释放得差不多了，“京津唐张”地区短期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国务院［1974］69号文件到期可以宣布撤销了。
另一部分同志的意见是：用和林格尔6.2级地震对应“京津唐张”地区的异常相距太远了，方位偏西；用大城4.4级地震对应“京津唐张”前兆趋势异常震级又太小了，更何况“京津唐”地区长期存在的“宝坻地电”、“昌黎地磁”、“滦县水氡”、“香河水准”等四项异常，即用这两次地震解释不了这些本地长期存在的异常，今后两个月内还应警惕发生中等强度的地震。这样分开对应有问题，太危险了。
问题的关键是：这四项异常，究竟是海城地震的震后效应，还是一次新的地震前兆？
两种意见也都一致认为：目前尚未出现较强地震的临震迹象。倘若近期有震，震级不会太大，约4-5级，地点应注意渤海西部及其沿岸地区。
《当代中国的地震事业》一书，有如下记载：
……和林格尔与大城地震的发生，严重干扰了人们抓大震的视线，使人们对下一步震情的发展难以判定。故5月会议上多数人认为，京津唐张地区5、6月份尚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关于更长时间是否有震的问题，要求各单位加紧研究，拟于8月份再作深入讨论。
河北省地震局在《内蒙古6.2级地震后地震趋势意见》的“最后结论”中写道：
从近期来看，现初步认为，大部分前兆手段的异常已基本对应了内蒙古6.2级地震；从过去10个震例的总结来看，目前还看不出多种前兆手段或方法按照大体一定的顺序出现趋势性异常的迹象。考虑到5级左右地震的前兆异常一般超前地震两个月以上出现，估计二季度我省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这份报告的后半部分，包括“最后结论”的抄写，出自陈非比之手。她把这份报告的复写稿保存至今，她说：就是为了让自己铭记这段历史，永远不忘血的教训。“多少年了，每当见到这份材料，我都痛悔难当！尽管它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但毕竟是由我亲自一笔笔将错误的判断定格在纸上，在唐山地震孕育进入短期阶段的关键时刻，在捕捉大震的重要决策中，平添了一个错误的砝码！这个砝码的代价太沉重了，因为唐山在我们河北啊！……”
参加“五月会议”的天津市地震局张肇诚说：“五月会议”期间，我和同事们对震情深为焦虑。一方面，本区的异常是明显的，震级可能较大；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经历过大地震，震级和时间难以判定。唐山地震之后有人说自己或某人报准了这次地震，这不是历史事实。尽管有人在某时某地说出过某种程度的正确意见或看法，包括本人，但这仅仅是科学探索，何况在另一时间地点你也许说过不正确的意见或看法，因为情况是多变、多解的，你自己也会做不同的思考。我的亲身感受是，唐山大地震确有前兆，这是不可否认的；震前，专业的和业余的地震工作者做了大量的艰辛的工作，这也是不可否认的。煮酒一壶论成败：成功了，荣誉就铺天而来；失败了，骂名也铺天而来。
时任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成员粟生平女士，1976年元月从北大毕业后就分配到京津组。她说：“五月会议”的焦点是，天津局认为近期可能有大震发生，而北京、河北局等单位认为即使有震也不会发生破坏性的地震。
事实上，尽管“五月会议”没有做出大震将临的明确判断，但面对尚未解除的“京津唐渤张”的大震危险以及海城、和林格尔等地震东西夹击“京津唐张”的严峻形势，怎样判断未来的地震趋势一直是萦绕在人们头脑里的问题。
就在这苦苦思索和歧见纷争的当口，震魔早已在燕山脚下蠢蠢欲动，兵临城下了。直到唐山大地震爆发，科学家们才痛心疾首地大悟：唐山大震的短期异常，竟是以这样怪异的方式袭来——没有“小震闹，大震到”，即使是宏观前兆，也姗姗来迟。
一切都无法挽回。
3.大毁灭倒计时
时间倒流——
7月12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6天）：
似乎是大自然的戏弄，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京津唐渤张”五省市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恰恰就在唐山召开。
河北省地震局《关于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情况纪要》中记载：
7月13日至19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了河北、山东、辽宁、北京、天津五省市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主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是交流群测群防工作经验；第二为全国群测群防工作会议做准备；第三研究讨论预报制度、预报系统问题。会议期间，组织参观了唐山市二中、八中等群众测报点……
7月13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5天）：
北京市地震队根据华祥文提出的“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耿庆国提出的旱震关系和气象异常、李宣瑚提出的水化学氡含量异常、陈克忠和刘惠琳提出的大灰厂形变异常以及其他人提出的该地区地磁场总强度异常、地下水位异常和地电异常等“七大异常”，认为震情形势严重而紧迫，呈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应尽快向上级主管领导作震情汇报，以便及时把广大地震工作者迅速动员起来，全力捕捉临震信息。
张国民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当时“京津唐渤张”地区发生地震的危险已毋庸置疑，问题是临震的突变异常尚未出现，按地震预报“三要素”来确定时间、地点和震级，倍感困难。
当天下午，北京市地震队在军代表邢景孟负责联系安排下，由业务组组长鲁连勤和副组长张国民出面，向北京市科技局党委常委会汇报。主持会议的党委书记白介夫当即指示：地震队要以临震姿态投入工作，立即把震情危险性向国家地震局汇报，听取国家地震局的看法。地震队要把震情分析意见和国家地震局的震情分析意见一并报告市委，以便由市委报告中央。
7月14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4天）：
地震预报登记簿
（国家地震局制第2册）
序号：7608
发布时间：1976年7月14日
发预报单位：地震地质大队
预报地点及范围：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最可能在中南部海域）。
预报震级：MS5.0左右。
可能发生时间：1976年7月20日左右；1976年8月5日左右。
预报理由：西拨子、下苇店、昌平等站地应力跳动异常，分别于7月初、7月10日结束，一般结束后半个月内发震。
经笔者考证，这份颇有价值的“短临预报”意见，是由黄相宁、潘宝棋、黄诗斌起草的，他们得到了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负责人王剑一的大力支持。在唐山群测群防会上这个预报意见引起了河北青龙县地办王春青的重视，青龙县组织了极为出色的防震工作，全县无一人死于地震，青龙县由此受到了联合国的表彰。
7月17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1天）：
唐山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已进行到第三天。据召集会议的王树华回忆说，在这次会商会上，唐山二中的地震科研小组田金武、李伯齐、王书蔚等教师汇报说，该校埋设的地应力、土地电、地倾斜等测量仪器均出现较大异常，提出了1976年7月底至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强烈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的预报意见。还有一些群测点也报出了可能有大震的意见。
河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1976年8月20日发出的《地震群测群防简报》第二期，以《青龙县委重视群众预报，在唐山大地震前做了预防，收到良好效果》为题，记录下那段史实的有关细节。简报称——
7月19日，青龙县地震办公室王春青同志，去唐山参加国家地震局召开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在散会前夕，听到三河县地震队预报（简报编者按：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震情介绍）：7月28日至8月5日，在京、津、唐一带可能发生4到5级地震的消息，回县立即向县委做了汇报。县委非常重视，当即在全县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上进行了传达，让各公社回去一个同志，布置防震工作。要求在7月27日以前传达到全县群众中去，发动群众做好防震准备，保护好牲畜。由于全县人民有了准备，大都开门睡觉，因此唐山、丰南发生地震后，虽然该县在全区受灾最重，房屋倒塌最多，但人、畜伤亡很少。
据河北省地震局《关于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情况纪要》（1976年10月2日）记载：
……会议后期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汪成民同志去了，利用晚上时间召开了部分同志参加的震情趋势座谈会。开始有二十几个同志座谈，后有些同志得到消息也自动地去参加会，这个座谈会陆续增到八十多人……
汪成民同志谈了三点：第一，国务院69号文件提出的预报已到期了，虽然发生了海城和和林格尔地震，但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危险依然没有解除；第二，最近收到一些预报意见，有些异常情况，主要反映在唐（山）、滦（县）、渤（海）一带；第三，临震异常现象搜集得不多，对近期的一些临震异常发个表下去，大家填一下，7月底报上来。
会议结束时，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家地震局负责人查志远同志做了总结发言，他除了谈群测群防工作的一些意见外，还谈到要加强震情监视，当前唐山市二中、八中土仪器有些异常……
据粟生平回忆，她本来是要跟汪成民一起去唐山参加群测群防会的，汪成民因要在家处理一些事情，就让她先去了。汪成民到唐山的当晚召开震情座谈会，粟生平就把震情调查表发给大家，并要求大家填好后于7月底之前寄至国家地震局。表格是粟生平打印的——
突变异常调查表
省（市）县（台）填表日期
然而发下去的300多份表格，在唐山大地震前夕只有很少的报回到北京，而大部分没有收回，也许填表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有的是震后才陆续寄来。
粟生平说：第二天（即7月18日），我跟汪成民还专门去了唐山二中，见到了田金武、李伯齐及一些师生。在去的路上，我问汪成民：有大震吗？汪成民说，不会马上有大震，但确实有异常……我们跑了好几个群测点，搞了一大堆材料。
粟生平说：当时大家都很敬业，很认真，作为京津组的成员，我们时时刻刻都感到有一种压力，感到责任很大，担子很重。汪成民领着我们下台站，没白没黑地跑，他孩子有病住院也顾不上照看……
7月21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7天）：
早上一上班，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和耿庆国等人已来到值班室，按一个星期前约定好的时间，准备去国家地震局汇报并会商震情。张国民先给国家地震局预报室打电话找汪成民，值班员回电话：汪成民去唐山还没有回来。
耿庆国急了，对张国民说：误了事怎么办？当前气象要素指标还在继续发展，只等低压突破就是临震。如果有震，震级一定很大，说不定又是一个7级大地震！现在可是关键时刻，一定要头脑清醒，搞不好要出大事情。我们必须把案备好，千万不要贻误战机，铸成大错！
接着，耿庆国又说：别等汪成民了，他和我一样，只是你们下面的一个小组长。你应当给梅世蓉打电话，看她从四川回来没有，告诉她今天是7月21日，是约定好了的，不能再拖了。
张国民立即打电话给梅世蓉。恰好，梅世蓉刚从四川回来，领导在催她赶写松潘、平武震情汇报材料。梅世蓉认为自己近些天对“京津唐”的震情了解还不多，要等汪成民从唐山回来再进行会商。时间改为7月26日，地点在北京市地震队。
其实，此时的梅世蓉更是心急如焚：主任丁国瑜仍在云南“收拾残局”，四川地震又闹得人心惶惶，首都圈风云乍起，变幻莫测……她打电话给河北省地震局，询问唐山一带是否有临震前兆出现，但得到的回答是：派往唐山的考察组苏英俊、贾云年等人，就在唐山捕捉地震前兆信息……
7月22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6天）：
京津组组长汪成民说：当时，我的思想负担很重，地震预报本身就没过关，谁都很难有把握地说，某时某地要发生多大级别的地震，更何况又是预报京津唐这个最为敏感的地区。而对京津地区的地震预报已有明文规定，报5级以上地震必须上报国务院批准。在没有得到上级领导同意之前，我们无权，也不敢轻易下结论……
汪成民将唐山收集到的情况向局领导汇报，建议研究震情。他甚至将震情抄录出来，贴在了局长刘英勇办公室门上。
趋势预报
1.北京队：
今年下半年，发生大于5级地震的趋势在增加，今后地震活动可能将转移到北京地区，要紧急动员，用临震姿态注意本区地震动向。
2.天津队（天津市地震局）：
大于5级的背景仍然存在，七月份在天津以东及渤海可能有4-4.5级地震。
3.地球所：
京津附近，似在孕育较大地震，特别是十至十一月，要注意监视。
短期预报
1.河北队（河北省地震局）：
七月十五日前后，红山、沧州、德州﹥4.4级。
2.地震地质大队：七月六日、七月二十日或八月五日前后。
集宁—繁峙—张家口或宝坻—乐亭—渤海，5级左右。
3.海洋局情报所：七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张家口—秦皇岛—沧州，3.5级到4.5级。
4.地震测量队：七月二十三至七月三十一日。京西北（大同至河北、内蒙古、山西交界）或京东南，4.5级左右。
对于“大字报”上的内容，国家地震局的领导都有了解，但还看不清地震“短临告急”的强信号——像邢台和海城地震那样的情景，认为华北乃至京津地区近期问题不是太大。这种判断的失误，对捕捉大震的思路及做法都是严重的背离，特别是用邢台、海城“以震报震”的经验，对待唐山地震的监测预报，就难以奏效。
7月23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5天）：
天津市地震局分析预报会商，预期的5级地震或小地震都没有发生，十分平静。会商得出两点结论：
（1）天津及邻近地区观测到的原有存在的一些异常目前有不同程度的恢复。如青光、徐庄子、青县的地电阻率。国棉四厂、宝坻、塘沽等井孔的水氡自大城地震后一直存在负异常。地下水平面分布图上出现北东东向条带异常。因而认为在天津东北、西南方向及东南渤海一带有4-4.5级地震，发震时间7月末8月初。
（2）基本按6月下旬宝坻会商会的意见对7月份地震形势的估计。
时任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的罗兰格说，我们收到了一些台站和地办的预报意见。像开滦矿，唐山二中、八中，还有秦皇岛一中等都有上报材料。尤其是唐山二中的田金武老师，敢报大震7-8级。我的看法是，不管报多少级，只要能抓住地震就中啊！当时群众不管你采纳不采纳，发现有什么动静他就报，每天都能收到上百条报大震的意见，真真假假你信还是不信？侯立臣副局长看得都晕倒了……1976年的春节，侯立臣和苗良田副局长就是在唐山过的，为什么在唐山？因为唐山有异常嘛，唐山有预报意见嘛。几乎所有的重要地震会议都在唐山召开。
7月24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4天）：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和京津组人员召开会商，对收集到的各种异常反应（如地磁、地电、水氡、地震活动、气象等）进行分析，判断这些异常有多大程度是地震前兆反应。丁鉴海作为全国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提出地磁低点位移异常：发震时间7月31日前后三天或8月14日前后三天，华北北部4.8级以上，我国西部有7级以上地震。虽然此会议没提出结论性的意见，但大家都感到震情紧张，需要严密监视，待后天与北京市地震队会商后再进一步判定。
同日，北京市地震队业务组震情分析预报人员也在召开震情会商。
耿庆国根据自己研究的“旱震关系”以及从震例中归纳出的“短临地震气象要素五项指标”，即日在北京地区已全部显现：北京地区日平均气压991.9毫巴，突破了历史同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这既是自1951年有气压观测资料以来的最低值，也是自1976年以来205天中逐日平均气压的最低值。低压突破，预示着一场地震就要来临……
华祥文根据“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异常提出：1976年7月底8月初，“京津张”地区将发生5级以上地震……
李宣瑚根据管庄水氡和“京津唐渤张”地区水氡异常提出：1976年7月底8月初，将在“京津唐渤张”地区发生5级以上地震……
张闵厚依据地磁指数异常提出：可能发震的危险点是1976年7月26日附近，将在京、津、怀来、唐、渤、张地区发生4级以上地震，其外围地区震级会更大……
耿庆国说：你如果能把预报的震级提到5级以上，我就敢报：包括北京、保定、张家口在内的“京津唐渤张”地区，马上会发生6级以上地震，时间是1976年7月29日之前！
为此，耿庆国建议，写出正式书面意见，上报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根据当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地震活动性，水氡、地磁指数、气象要素等异常情况，认为未来一周，即1976年7月25日至7月31日，“京津唐渤张”地区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
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最后说：由于我队掌握的各种异常情况都已及时报告了国家地震局，正式的预报意见可在两家会商会时充分研究讨论后再定。
与会大多数人表示同意。
当晚，北京市地震队收到通县西集地震台廖官成报来的意见：根据地电异常、低气压异常等，7月27日前，北京附近200公里范围内，要发生5级以上地震……王振群等一行从事地电工作的人员于翌日一早赶赴西集台落实“异常”，发现此异常存在漏电隐患。
7月26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两天）：
上午8时许，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崔德海、钱复业一行15人，前往北京市地震队会商。此次会商非同寻常，而关键人物梅世蓉却因局领导指定她当天汇报四川震情，未能出席。
张国民回忆说，会商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半，分别就水氡、气象、地震活动、地形变、地电、地磁、地下水位、地应力等异常做了分析。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同志对北京市地震队提出的“七大异常”进行了详尽探讨，北京队就水氡、气象、地震活动性和地磁指数等手段回答了提问和质疑。
面前的情况是，对于“京津唐渤张”地区的发震可能，中期预报早已做出——以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贯彻为标志；中短期异常也已出现——以北京市地震队提出的“七大异常”为标志；此外还有国家地震局系统和社会上一些业余观测台站提出的预测预报意见，但是在这个会上难以被确认。因为“临震预报”，即有明确的地点、时间、震级的预报尚难作出。虽然大家都认为“京津唐渤张”地区近期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甚至有人提出北京、保定、张家口在近十几天乃至几天之内就要发生6级或7级以上地震，但给出的范围还是太大了……
会议者一致认为：震情空前严重，时间空前紧迫。但对于预报京津地区的地震决不能轻率。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与会者被绷得最紧的就是“头脑里的这根弦”。
会商决定，立即向国家地震局汇报，发动群众，仔细捕捉临震前兆，之后再确定临震预报的发布。
就在这天下午，分析预报室值班员收到“廊坊水氡突跳异常”的报告……
7月27日（距唐山大地震还有15个小时）：
一大早，张国民就一个接一个地给各区县地震办公室和一些台站打电话，询问有没有新的异常发现。回答说没有多少情况。张国民说，他当时心里很着急，也很紧张，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海城地震有那么多前兆？难道“京津唐”闹地震就没有临震前兆吗？
上午10点，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张魁三听取预报室汇报。梅世蓉、汪成民、张郢珍、刘德富等人参加。
介绍震情的汪成民认真准备好了汇报稿：自6、7月份以来，“京津唐渤张”地区有些台站在中长期前兆异常的背景下又出现一些新的发展趋势。有关单位的预报较多，调子也转高。据统计，今年以来，我们共收到对“京津唐渤”的预报是48次，仅7月份就有10次，其中7次是7月中旬以来收到的。
接着他说：如何处理京津地区震情，是一项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认为，可能发生较大的地震背景是存在的，北京队已提出自建队以来最突出的“七大异常”形势，但大家都同意何时发震要看“临震异常”。对此，我们已下发了“突变异常调查表”，但收到的还不多。昨天收到廊坊水氡自记突跳异常的报告，这种手段过去几次大震反映临震较好，情况值得重视。我们要求紧急动员起来，密切注视情况的发展，采取什么措施，请局领导决策。
军人出身的张魁三副局长说：你们的意见呢？你们分析预报室有什么倾向性的看法？你们有没有掌握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一阵沉默。会上没有人轻言“京津唐”地区在何时何地会有何种级别的地震发生。
看来，唯一的有效途径还是抓“临震异常”。
会议由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查志远拍板：一、分析预报室拿出京津地区的详细资料，下星期准备一周，圈出几个危险区，然后派出队伍去抓地震；二、明天派辆车去廊坊，落实水氡异常。
大家都表示同意。
会议于中午结束。
但是，一切为时晚矣！
15个小时之后，巨大的灾难骤然降临，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爆发了……
4.劫难日——7.28
人类会永远铭记这时刻——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
人类会永远铭记这坐标——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
犹如400颗广岛原子弹在距地面10公里处的地壳中轰然爆炸。里氏7.8级强烈地震，将唐山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瞬间夷为平地！
一道道电光划破夜空，风烟滚滚，震雷激荡，整个华北大地被摇撼得瑟瑟战栗。
天津市发出成片房倒屋塌的巨响。塘沽新港码头一座还未启用的吊车机塔訇然倒塌海边；跨越海河的铁桥一端错位移动达32厘米；正在该市访问的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被惊醒，他所居住的宾馆出现了令人可怖的裂缝……
北京城摇晃不止。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颤动，天安门城楼上粗大的梁柱发出嘎嘎欲断的响声。军博的塔顶上的五角星巨标震落下来，王府井百货大楼东南角震裂一条大缝，北京动物园南墙几处倒塌……
地震范围北至哈尔滨、齐齐哈尔，南至安徽蚌埠、江苏清江（现淮阴）一线，西至内蒙古磴口、宁夏吴忠一线，东至渤海湾岛屿和东北国境线，这些地区的人们都感到了异乎寻常的摇撼！
位于北京三里河中国科学院内的国家地震局办公楼，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也发生了猛烈的摇晃。地震之魔在袭击唐山的同时，也没忘记捉弄一下它的老对手。
啊！地震了！……局长刘英勇像触电似的一下被惊醒。他以当年在战场上打冲锋的速度直奔办公室，一只鞋跑掉了竟不知道。
震中……震中在哪儿？
他像惊恐的狮子，冲着正在值班室的高旭、丁鉴海直喊。
唉！——刘英勇挥拳砸在自己脑袋上，他像被一颗重磅炸弹击中了。
这时，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办公室来电话询问：什么地方发生地震？震级多大？人员伤亡情况怎样？
值班的丁鉴海回答说：震级可能7到8级，震中离北京大概200公里左右……当时他也只能做出这样含糊而不确定的回答。
没过多会儿，电话里又传出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声音：叫你们局长接电话！
刘英勇焦急万状。这位老红军，这位战场上的“刘猛子”，这位因眼睛高度近视而被战友戏称“刘瞎子”的人，此刻完全被突如其来的地震震蒙了。他一边跑去接电话，一边对周围的人说：你们都别慌，都别慌……你们只管工作，杀头坐牢我去，我去……
经过一番紧张的联络、收集资料、分析计算，于当日早上8点30分确定出震级为7.8级。测定震级的主要原始数据是：
西安地震台测定为7.8级；
兰州地震台测定为7.7级；
成都地震台测定为8.0级；
渡口地震台测定为7.8级；
上述四台的平均震值为7.8级。
四台所用都是513型强地震仪。
地震发生不到一个小时，国家地震局就作出决定：地震地质大队、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机关，兵分两路向东。一路为南线：北京、香河、宝坻……一路为北线：北京、通县、三河、蓟县……在200公里范围内寻找震中——这一决定对于他们，对于每一个有良知、有自尊心的地震工作者来说，无疑是刺穿心灵的剧痛。
早在公元132年，东汉时期的张衡，就研制出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能够测定地震方向的地震仪器——候风地动仪，而在一千八百多年后的今天，面对仪器记录出格等意外窘境，人们却不得不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去寻找震中。
这似乎不可思议，然而这是事实。震区所有的测震仪器全部震毁，震中区的所有通讯联络全部中断，当地的地震工作机构全部陷入瘫痪……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向国家地震局报告震中发生的一切？
没办法。如此落后的通讯反馈系统，还有在政治漩涡里惶惶不可终日，忙乱却不知所措的办事机构……地震已发生一个多小时了，担当大任的国家地震局竟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儿。
副局长张魁三和计划处处长高文学率张德成、蒋克训、张九海等人乘坐212吉普车向东南通县、香河一带疾驰而去。
北京大学地质系1975年毕业的张德成回忆说，那一天的惨景是让人撕心裂肺的痛。汽车经过长安街时，正下着大雨，看见满街到处是人，身披床单、毯子的，只穿背心裤头的，更多的是头顶着脸盆、木板、锅盖的，五花八门，惊慌失措；天安门广场已挤满了避震的人群，搭起了各式各样的帐篷；北京饭店的外国人和从小胡同里奔出来的中国居民挤在一起，他们被刚刚发生的地震震住了，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才安全……
吉普车上坐着寻找震中的地震工作者，他们垂着头，不敢正视路边那些四处张望的人们。计划处处长高文学当年在地质学院和后来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时候，曾多次分析研究过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地震的史料。然而，那些震例和数据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他触目惊心，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击。自然的灾难和人类的灾难累积复加，不能不使他和他的同事睁大眼睛注视着这个不安的世界和那一颗颗战栗的心。一个自然科学家对人类担负的责任是多么重大，他和同事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有一种痛彻骨髓的感受。
震中究竟在哪里？……军人出身的张魁三一路上骂骂咧咧。这个当年的军队老政工干部，此时正在干着一个侦察排长要干的事。娘的，哪里是排长？充其量是个班长。他急，他火，可他也不知道该骂谁。
通县？不像。房子是倒塌了一些，看上去并不严重。
香河？也不像。虽然已看到不少头破血流的伤员，但听老乡说：东边，东边更厉害！
吉普车继续向东疾驰。
道路上出现了裂缝。不远处一座桥梁已垮塌。一些村庄的房屋损坏严重……这是三河县！
也许这里就是震中！快，快向北京报告！
可是，电话又要不通。
张魁三急得直跺脚：哎，堂堂国家地震局连个电台都没有！
终于，电话打通了。值班室值班员告诉他们：震中不在三河，在唐山。
上午10点多钟，这辆裹满尘土的吉普车急急驶进唐山市区。当看到悬挂在危楼上的尸体和满目的废墟时，张魁三和同事们禁不住号啕痛哭……
5.一道微弱电波发出之后……
确定唐山是震中的消息，是电信局系统首先报告的。
几乎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电信系统就发觉在与各地联络中，唯独唐山地区要不通电话——北京长话台、天津长话台打往唐山及其以东的长途电话全部中断。
接着就是北京铁路局、天津分局发现，京山铁路全线行车指挥调度通讯中断。该到站的列车不能到达，该发出的列车不能发出。
这一异常情况很快反映到邮电部和铁道部。两部值班系统迅速向上反映到国务院值班室。
而最早用无线电报向上级报告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唐山某部无线电连电台报务员吴东亮。地震时他正在电报房值班，强大的震波把他和椅子、桌子一起掀翻，房顶和一堵墙在剧烈的摇晃中正往下塌落，手脚麻利的吴东亮，迅速抱起电台，打着滚跑出屋外，他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自己空手跑出去，电台就是武器，军人丢了武器就等于丢了生命！
但是，他抱出来的只是一部交流电台，地震后电源已断，无法使用。
吴东亮再次冲进电报房，抢出备用的直流“八一”小型电台蓄电池和零件，于地震后21分钟——凌晨4时零3分，在没有密码电报稿和译电员的情况下，他果断地用电台勤务用语，与部队上级机关的电台取得了联系，简要报告——
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强烈地震，房倒屋塌，人们被埋在废墟之中，火速派部队来唐山救援。
凌晨4时45分，部队上级机关回电：通知部队进一步了解地震灾情。与此同时，师党委通过电台向上级汇报了唐山的地震灾情。一道没有停息的电波，传向中央军委，传向中南海。
吴东亮在操场上忙碌着，抢出来的直流小型电台派上了大用场。作为当时唯一能使用的电台，地震当天，吴东亮为党政军及新华社、外交部等单位收发21份极为重要的高密电报。为此，北京军区为吴东亮荣记一等功。
几天后（即8月4日），带领中央慰问团到唐山慰问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接见了吴东亮。
与此同时，寻找震中的另一支人马——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的同志，在蓟县遇到了开着矿山救护车赴京报警的唐山矿职工李玉林一行，李玉林向他们哭诉：唐山全平啦！
地震地质大队得到这一消息，就立即四处寻找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报告。但蓟县运河大桥已被震垮，去蓟县县城的路断了。他们只好绕行，在田野里奔跑着，大约早上6点多钟，他们报出了“震中在唐山”的消息。
当震中基本确定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根据不完全的地震台站报告数据汇总，初步确定震级为7.5级。新华社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的消息即是这一震级：
新华社（北京）1976年7月28日讯：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里氏7.5级……
事实上，如前所述，当日上午8点30分，一直在紧张工作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梅世蓉、陈章立、胡华国等专业人员，就根据各台站报告的测震结果，经过分析计算，核准出7.8级的地震数据便已产生。几天后，中国再次向全世界公布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为：MS7.8级。但是此时人们已顾不上什么更正不更正了，北京正一片混乱，全国的恐震情绪如潮水般四处泛滥。
风雨飘摇的1976年，天灾人祸，搅成一团难解的悲剧，一幕幕在中国上演……
当日早上7时许，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被召进中南海汇报。
随同前去的专业人员是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
没想到啊！没想到地震就发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看来，我要上军事法庭，罪责难逃啊！……老红军出身的刘英勇，把科学的失误和战场的失败等同看待，把自己和军事法庭联系起来。
中南海紫光阁，政治局委员们的目光逼视着刘英勇：发生这么大的地震，你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难道一点情况都不了解？！事先为什么不报告一声？！……
刘英勇：我们对“京津唐”一直在严密监视，十多天前还在唐山开过群测群防会，当时虽然发现有一些异常，但经过分析认为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可能性很小，国务院规定5级以上地震才能报……
刘英勇感到很憋屈，也很无奈。他请求处分，请求辞职。他说已经派人到震中区去了，他说自己也准备立刻到地震现场去监视震情……
不！你哪儿也不能去，现在最重要的是确保北京的安全！
你必须守在地震局，昼夜值班，随叫随到！
你们要马上进行会商，拿出确保北京的措施来！
会议的中心转到了确保北京的问题。最高决策者们似乎还一时无暇追究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责任。
当日早上8时许，蒙难的唐山还在呻吟还在流血的时候，国家地震局在北京三里河国家科委大楼紧急召开了在京单位震情会商会。余震频仍，大楼摇晃，阵阵发颤。地震地质大队黄相宁等人以及北京市地震队，汇报了曾经上报国家地震局的预报意见，会商的焦点是地震会不会有向北京发展的趋势……
新华社记者对此次紧急会商会的情况很快发出了“内参”。
就在刘英勇、汪成民走出紫光阁，中南海又迎来了赴京报警的李玉林等人。他们开着矿山救护车从唐山血泊中冲将出来，一路疾驰三个多小时赶到了北京。
李玉林是开滦煤矿唐山矿革委会的一名常委，工会副主席。地震刚一停息，劫后余生的李玉林安排妻子和孩子躲开危房后便立即往矿上跑。在救出一个8岁孩子之后，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到矿党委报告！一路上，他看到民房几乎全部倒塌，街道全被碎砖乱瓦堵塞。当他看到矿党委办公楼已变成一片瓦砾堆时，他惊呆了，又拔腿往回跑，想到市委去报告。这时，他碰见了刚从宿舍区的废墟中钻出来的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二人站在瓦砾堆上，四周巡视一番才发现，不仅矿务局办公楼、市委办公楼面目全非，整个唐山市已是一片废墟。
恐惧。焦急。大地还在痉挛般地抽搐抖动。耳边不时听到四周房倒屋塌的轰隆声，人畜罹难时的惊号声。
曹国成问：李师傅，怎么办？
李玉林说：赶快找车找电话，把情况报告出去！
正在这时，只见一辆矿上的救护车开来了。司机叫崔志亮，刚从部队复员不久。他是当夜去市郊风井倒风车，以为风井发生事故了，驾车回矿告急。
李玉林拦住崔志亮：小崔，你这车必须听我指挥，咱们要赶快去报警！
崔志亮说：李叔，你是老兵，我听你的，你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正说话时，矿机电科工人袁庆武跑过来了，说：我也去！
在地震刚过27分钟后的凌晨4时零9分，他们开着矿山救护车一路向西“找电话报警”，结果一路打不通，车也到了北京，就直接奔中南海报告了。在路过蓟县时遇到了乘坐嘎斯69越野车寻找震中的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的同志。双方商定：地震地质大队的一个人带领唐山来的人去北京；袁庆武带领地震地质大队的人去唐山。
李玉林是有十年多军龄的老司机，曾在四平某军坦克师服役，参加过抗美援朝。军队大比武时，是第一届全军运动会的摩托车赛选手，身材魁梧，胆大过人。此时，他两手沾着救人时留下的血迹，赤祼着上身，只穿一条三角裤头，与崔志亮轮换着开车，于早晨8点零6分到达国务院门口。与此同时，空军唐山机场乘飞机来北京汇报的人也到达这里，他们是某飞行团副政委刘忽然和师机关参谋张先仁。他们乘坐兰州空军高永发机组赴唐山执行任务的“里-2”飞机，于早上6点51分从唐山机场起飞，7点40分在北京着陆。
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紫光阁接见了李玉林三人和空军的同志，听取并询问了唐山的震灾情况。李先念还特意向李玉林询问了开滦矿上夜班的井下工人有多少。李玉林说上万人。几位副总理都流泪了。李先念的手猛地一抖，说：得赶快想办法救人！
三位唐山人的出现，使国务院副总理们深切意识到了灾难的惨重程度。
陈锡联将军生前曾有回忆文章写道：“地震当天，有个叫李玉林的同志，和另外三名同志，在找不到组织，也找不到市委、地委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家庭，直接赶到北京，找到党中央、国务院，向中央报告了地震的实际情况，为中央的决策赢得了时间。当时先念同志和我都在场，听了李玉林等人的汇报，我们心里很难过，大家都着急啊！先念同志还吩咐工作人员赶快给他们弄饭吃，找衣服给他们换。”
李玉林他们当天下午就回到了唐山，在矿上救人，五天后才回家。他家老老少少死了14口，老伴儿的娘家死了8口。此后老伴儿的娘家人三年没跟他家来往，为什么？老伴儿孟庆芬说，恨他……
时任地震地质大队业务负责人黄相宁教授曾回忆说：
地震发生后的当天夜里10点左右，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张世英告诉我，华国锋总理召见，带上我的预报意见，刘（英勇）局长和梅世蓉已经去了。
车上，张世英说，新华社记者写了内参，把你上午在会商会上讲的内容报上去了，华总理让你谈这个。
11点半左右，在台湾厅，我看见刘局长和梅世蓉副主任正向华国锋汇报。在座的还有江青、纪登奎和吴德。
我坐在指给我的座位上。
梅世蓉汇报完毕，华国锋说：黄相宁同志，请你来讲讲，你们当时是怎么预报的？我面对的是国务院总理！临震预报意见华国锋肯定从内参上看到了，我必须照实说。我说唐山大震前，地应力出现了明显的前兆异常，据此结合地震地质条件，我们提出了1976年7月20日前后、8月5日前后，在集宁、繁峙—束鹿—张家口一带，京津唐地区的宝坻—宁河及其东南渤海海域，将发生5级左右的地震预报意见。随即，我起身把上报国家地震局局长和分析预报室的相关文字、图件放在桌上展开，华国锋等人也来到桌前。
我用手指着唐山地震前写的这份预测报告的文字，一字一句地念了预报地震的“三要素”和主要预测依据，边念边解释主要的地应力曲线异常和异常主应力方向，震前交汇出来的宝坻经唐山到乐亭的三角形地震危险区。
最后我说，我们在唐山震前虽然做了预报，但报的震级太低，没有达到保卫“四大”（大城市、大水库、大厂矿、交通枢纽）的目的，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这样大的损害，我们这些地震预报工作者心里十分内疚，万分难过！
召见结束，已经到了7月29日凌晨两点多钟……
我从来不宣传唐山地震前我们做了短临震预报，因为觉得心里有愧。我是研究唐山地震地质工作最早的人之一，从1967年就开始做工作，李四光让我们抓住这个地震，将近十年哪……最后还是没有抓住，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一说起这段，我就特别难过啊……
最痛苦不堪的莫过于梅世蓉了。虽然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地震工作者给予充分理解，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但作为重要决策者之一，她内疚于自己对唐山地震的失察，每当听到或看到任何一则有关唐山地震的消息，她都痛不欲生，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悲痛之中——尽管一次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的成功，不是哪一个人所能决断得了的，是需要科学家、政府权威部门和社会民众共同参与来完成的。
梅世蓉没能随考察队去唐山，而是从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召见之时起，便随局长刘英勇还有其他一些专家，几乎天天应召到人民大会堂例行震情会商和汇报。当时地震流言四起，对“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天天都有，甚至有人说，北京在多少多少万年以前是一片古海，它背靠的燕山只是从海底隆起的一些岛屿，它的地壳层相当脆弱，近些年它的周边相继发生了邢台、渤海、海城、和林格尔以及这次唐山大地震，使得北京脚下这片地层基岩变得十分松动，像一只出土的破陶罐，一旦发生地震，就会顷刻间破碎下沉，北京将重新变成一片汪洋。还说，这次绝非危言耸听！而中央领导最关心的是眼前，是眼前的北京会不会发生地震。中央领导人向地震专家们提出的问题常常是：有大地震吗？后天呢？北京的防震棚什么时间可以拆除？
有一次，有人向国务院预报北京地区将在7月31日发生7.5至8级大地震，中央指示他们马上进行会商，拿出意见。局长刘英勇和副局长王廷芳共同主持这次会商。但直到凌晨两点，专家们仍拿不出会商的意见。两位局长火了，王廷芳说：开到明天也要拿出结论，中央等着呢！
好吧，专家们继续熬夜，会商。
终于，中央领导人等不及了，纪登奎赶了过来。此时已是凌晨4点多。纪登奎看到大家一个个受难、难受的样子，便说：大家累了，休息吧。
这才算给他们解了围。日后，他们戏言这个会商会是一场“逼供信”……
20世纪70年代一场大毁灭的实况，就这样残酷地刻录在共和国的记忆里，也成为20世纪人类灾难史上的重要记录。10年后揭幕的唐山地震纪念碑，记录了这次地震的惨烈——
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墟土，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十六万多人顿成伤残，七千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
6.魂泊唐山
7月28日大地震发生时：
河北省地震局正在石家庄召开的各地震办负责人会议，没来得及收场，就散了。
罗兰格回忆说，那天，局里的领导和大部分人员都在会上，他在局里留守，值班员是分析预报室工程师王承志的妻子范惠英。地震发生时，房子摇晃得厉害，范惠英被甩到地上，她抓住话筒，嗓音都直了：罗兰格，罗兰格，快过来，地震啦！
罗兰格连滚带爬冲进值班室。这时，六部手摇电话全响了。局长刘长垣在电话里的声音都变了：小罗，快……快查，是哪里发生地震！
紧接着是省委、省军区、省机关各单位纷纷打来电话，询问地震发生在什么地方。
罗兰格和范惠英各自抱住电话机，“呜呜”地飞快摇着打，一部打不通，再换一部，一刻不停地轮换着打。
保定回答：震感很强，但不知震中在哪儿……
沧州回答：震感强烈，有无破坏尚不清楚……
张家口回答：震动很大，市内还没有发现房屋倒塌……
承德回答：震感很强，有房屋倒塌……
廊坊回答：仪器记录出格，但极震区不会在廊坊……
电话都快打爆了。可唐山地、市及其周边地震台站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据此便可判明，地震发生在唐山一带。
作出这一判断，罗兰格心里猛地一沉：我们的人还在唐山哪！
两个小时后，省军区来电话：地震发生在唐山及其邻近区域。
得到这个消息，罗兰格和范惠英都流泪了……
此时，省委书记刘子厚已奉命飞抵北京，并于当日抵达唐山。省委通知廊坊地委，速派人带上无线电台乘车向天津、唐山方向察看；同时决定由机关办公厅和省军区各派一名负责人，带领机要人员奔赴唐山，作为先遣组，与唐山地委取得联系，立即将受灾情况报告省委。不久，省委便收到廊坊地委探查组发回的电报：“蓟河大桥被破坏，去唐山的路断了。”
7月28日大地震发生时：
唐山陡河地震台台长张建华正在台上值班。该台主要观测地应力、地磁和地倾斜。
他说，3点42分那一刻，大地震被强震仪记录下来了。但微震仪记录出格了，笔杆也甩了出去，电也停了，房子摇摇欲坠眼看就要倒塌下来。他和同事们奋力把仪器和蓄电瓶抢出屋外，抓紧进行抢修调试。当时正下着小雨，搭一块塑料布遮住仪器，很快重又开始记录了。
笔者问：大地震前夕，本台没有发现异常吗？
张建华说：随着地震的呼声越来越紧，我们检查观测的时间从四个小时一次缩短到两个小时一次，大震前半个多月又缩短到一小时一次，不分白天和夜间，一次也不能耽误。当时观测到地应力虽有小幅度变化，但都属于正常值范围。谁也没有想到，大地震会在这种“异常平静”中突然爆发。
笔者问：本台与唐山市的其他台站经常联系吗？
张建华说：陡河台属专业台，也不断跟其他台站会商，主要是跟省局管辖的唐山监测中心台联系。听到一些台站反映的异常情况，尤其是唐山市的群测点还报有短临预报意见，所以国家地震局7月14日在唐山召开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包括河北省几次地震会议也是在唐山开的。
短临没有抓住，大地震偏偏就在唐山发生了。
唐山大地震的当天震情，被陡河地震台监测，震情在案，留下了中国独一份唐山地震的完整记录。
7月28日大地震发生时：
唐山地震监测中心台业务组组长刘占武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垮塌的墙壁压埋了。他的胳膊断了，三节胸椎砸断了，险些截瘫……
笔者在唐山采访时，陪同前往的河北省地震局原办公室主任孟书，已提前与他通电话约定好了时间，但未能如愿，我们抵达唐山当天，他到外地疗养去了。兴许登门造访的记者太多，他实在应接不暇。
在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之际，有记者采访刘占武，笔者简而摘录——
记者：请介绍一下唐山大地震之前，唐山地区的地震监测情况。
刘占武：当时唐山地区监测地震的机构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唐山监测中心台，还有一个是唐山地震办公室。我们中心台是专业队伍，唐山地震办公室管辖唐山市市区范围内的地震台（观测点），是业余地震监测队伍，负责人是杨友宸。我们两家是平行机构，两家上面还有一个机构，是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杨友宸这个人非常能干。他东奔西走，在唐山市建起了几十个地震监测台站。遗憾的是，地震前不久，他被弄到干校去了。
记者：请介绍一下唐山大地震之前，你们掌握了哪些情况？
刘占武：我们管辖的昌黎后土桥地震台的地电阻出现了明显变化，大地震发生前的晚上（7月27日）6点多钟，我们有一个搞地电的专家叫石蕴璇，跟我说，昌黎的问题我总不放心，是不是大震前的前兆？别以为是仪器本身或者是外线路有干扰，这样咱们要吃亏的。那天夜里不是我值班。我们在院子里分手时我说，这样吧老石，咱们明天上午准备准备，下午会商，说完就分手了。老石遇难了……
记者：唐山大地震前，你们还掌握其他震情吗？听说杨友宸下辖的地震台站很多出现了异常，而且有的台站还做出了地震短临预报？
刘占武：唐山二中的田金武和李伯齐二位老师到我们监测中心台来过，他们提出了有大震的看法，我印象中是7级。唐山八中和马家沟地震台，我们也给予过指导。7月份，马希融也提出了大震的概念，他跟我们讨论过。还有两个观测站曾经发出了地震警报：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预报——山海关西南100公里左右（唐山南火车站至山海关火车站为135公里），在7月底8月初将发生6到7级地震；乐亭红卫中学的侯世钧老师预报——7月23日前后，唐山将发生6到7级地震。
记者：吕兴亚和侯世钧的地震预报报给你们中心台了吗？
刘占武：报给我们了。
记者：接到他们的预报之后，你们是怎么做的？
刘占武：我组织人员对异常进行了落实。石蕴璇和宋宝田（均在地震中遇难）到乐亭红卫中学，我和曹玉田到山海关一中。我们从两个监测站回来以后，对他们两家的预报意见进行了讨论。我们认为：乐亭红卫中学是用“二倍法”得出的7月底8月初的发震时间。我们对土地电的“二倍法”有点儿疑惑。山海关一中呢，吕兴亚的磁偏角反映的应该是地磁场的变化，但是他报得太准确了，而且震级又这么高，有点儿接受不了。这是7月中旬左右的事，距大地震至多也就十几天的时间。
记者：你们汇报了吗？
刘占武：我们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作了汇报。我们说，首先肯定他们的大胆预报。第二，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现在是摸索阶段，不能说人家预测的结果完全不对。第三，我们认为还要继续观察。当时应该立即要求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可我们没那么做，而是提出继续观察，贻误了战机。
记者：听说大地震之前，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了六人考察组来唐山，他们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刘占武：那是6月下旬，省地震局派了五个专家和一个司机来调查地震地质情况，主要是搞一次地貌调查，也查阅一些历史资料。他们临走那天，跟中心台的领导交流了情况，我作为旁听也在场。他们提到了地貌异常，意识到了有新的活动，但是还拿不准，要回去跟领导汇报。贾云年特别指出，地貌变化已经反映了地层变化，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按断层学说，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地壳应力场变化太剧烈了。在河北省北部，京津唐一带可能要发生比较大的地震。他所说的“断裂有一个演变加速过程”，就好比扁担断开一样，先出现好多裂纹，嘎巴嘎巴地响到一定程度以后，咔的一声骤然断裂了。
在大毁灭即将发生的晚上，因为天热，他们有人说连夜走，有人说第二天走，最后还是决定第二天走。结果六人全部遇难……
记者：你觉得当年唐山大地震漏报的原因在哪里？
刘占武：没有做好专群结合。当时对于吕兴亚和侯世钧的预报，我也是将信将疑，有点儿看不起群测群防的土方法，觉得他们用的是土地电，只能打到地下几米深，而我们专业台用的地电能打到地下一千多米深。现在看来，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经验丰富，能够敏锐地捕捉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他们才是真正的专家。另外就是国家地震局的作用没有发挥好。专业队伍和业余队伍是地震预测的两条线，这两条线的交汇点应该在国家地震局。
我冥思苦想。这么一个大地震，这么多临震异常，怎么连个5级的概念都提不出来呢？再不行，提个4级也是一个交代啊！怎么就一点儿招呼都没打……大震前，我们收到的异常资料也不少，怎么就没让地区地震办公室组织会商呢？我应该建议他们，可是我没有。我恨自己像罪犯，这种痛苦的折磨持续了好几年……
记者：唐山大地震像山一样沉重，压得中国地震界喘不过气来。这么多年过去了，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始终没有结束。如果唐山大地震发生在今天，唐山灾难能够不再重演吗？
刘占武：很难说。
记者：为什么？
刘占武：地震预测要靠四条腿走路，专群结合。可唐山大地震以后，群测点都撤了。
记者：既然群测群防那么重要，怎么反而撤了呢？
刘占武：（沉默）
记者：这些事当年你向《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钢说过吗？
刘占武：没有。
记者：那你为什么二十多年后又讲出来？
刘占武：我总有一种犯罪感。
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被埋压在距唐山市25公里的104“五七”干校的废墟里。是他平日挑大粪的粪桶顶住了砸向他的一根木梁，使他幸免遭险。他领到了两根黄瓜和两块烙饼，可以回家了。
他生前曾撰文写道：“地震发生时，我出于临震的预感和职业的敏感，迅速从震塌震裂的残垣断壁中脱险而出。看到眼前一张张惊愕的面孔，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凄惨的呼救声，我的心如刀绞般难受，在扒出附近砸伤埋没的幸存者后，步履沉重地只身行走在范各庄至唐山市区的归途中……”
像海城“曹地办”一样，在唐山，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唐山杨”，却很少有人叫他的名字杨友宸。
邢台地震后，杨友宸受命组建唐山市地震办公室，他一个人一部电话一间房，就成立了负责全市地震工作的办公室。之后又抽来三人，再以后人又渐渐调走了。谁愿意干这个差事？
杨友宸说，组织上把人命关天的事交给咱，这样糊弄不中。就从简单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干起来了……建立地震观测点很难，谁也不拿这个当回事。学校是教书的，开滦是出煤的，供电局是供电的，农民是种地的，你在人家那里建点儿，给人家啥甜头？地震办除了我一个大活人，啥也没有。我就骑着自行车，在唐山市方圆几十里这个大圈里跑。跑有条件搞地震观测的基层单位，找那些头头儿们说，一回不中二回，二回不中三回……磨薄了嘴皮子也得说。大清早，包两个馒头夹点儿红糖或咸菜就走，到人家那儿要点水喝。我那辆永久二八自行车每天跑百八十里地，愣是骑坏了！几年下来，我就跑出了四十多个地震观测点。
有了观测点，还要有负责任的人，不能瞎凑数。就说开滦矿务局吧，各厂、矿的监测台站的负责人，大都是地质院校的本科生；学校呢，大都是教物理化学的老师，也是大学毕业生。比如八中是吴宝刚、周萼两口子，从天津大学到八中。我跟学校的书记王明忠说，这样的人别压着，这问题那问题到底是啥问题？我就打着市政府的旗号，点名让他们两口子搞地震。书记说好吧好吧，听你的。
最难办的是庄里的事。庄里主要是观测水位，水面到井口的距离每天观测两次，18点以前用电话报市地震办。那阵子郊区总机不花钱，费用由政府兜着。一年一年地坚持下来，到唐山大地震之前，有的观测点人员换好几茬了。每次换人了，我都得去手把手地教新人，怎么测怎么报。比如磨土豆粉条用水量大，井水下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报的时候要报清楚。庄里业余观测都是小青年，每次来唐山开会都给他们点儿补助，超不过10块钱，再给一个小本啥的，也就这点儿小甜头。
我去过云南通海，也去过辽宁海城。云南通海大地震7.7级，震源深度12公里，震中烈度10度多，死亡15000多人。通海地震前异常现象很多，可是没有一个有效的地震预报监测网，没有预报，现场太惨了……海城大地震7.3级，地震前几个小时，辽宁领导拍板，发出临震紧急预报，辽宁南部100多万人撤离了建筑物。虽然地震波及6个市、10个县，却仅有1300多人死亡。海城创造了海内外公认的世界奇迹。那么，唐山呢？国务院［1974］69号文件已经明确提出：“京津唐渤张”为危险区域，号召大家提高警惕，立足有震，防备6级以上地震的袭击。
通海和海城毕竟是县城，而唐山是重工业城市，唐山市区的人口就达100多万！唐山是重蹈通海覆辙，还是海城之后的再度辉煌？唐山市地震监测网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敢掉以轻心。1975年底，唐山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氡出现了异常。赵各庄矿和唐山二中观测站的地应力相继出现了异常。我们加强了对地质、水质物理化学因素的化验观测。我请来了天津地震局的专家，联合搞了一次地下抽水破坏性试验，取得了多项数据，发现了一些与发震有关的因素，分析结果是：地震危险已经逼近唐山！1976年初，中共唐山市委主持召开了唐山市防震工作会议。我们做了关于当前唐山市地震形势的报告。在会上还通报了田金武、马希融、周萼、李伯齐、安继辉，还有我本人对地震地质、水质化学某些发震因素的化验检测结果，公布了唐山地震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在1976年七八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份将有5-7级强震发生。这次会议，是唐山防震工作的重大转折。各部门相继成立了防震工作领导小组，积极组织和推动了防震工作的深入开展。1976年5月，我们出席了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的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会上，我详细指出了异常变化和发震征兆，向地震界的领导、专家和同行们郑重提出：唐山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山东、天津等省市的代表表示赞同，也有代表提出了异议。会议强调：从目前地震活动的空间分布和前兆异常看，以唐山为重点的“京津唐渤”地区年内有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危险性。要求有关地区丝毫不能放松防震工作。要密切注视近期地震发展趋向，发现异常及时上报。
唐山市地震会商会上，我传达了济南“五月会议”精神。全市地震工作者昼夜监视着不平静的唐山。我深感震情紧迫。而主管地震办的王俊起又不在，去唐山市交通局整顿“软懒散”班子去了。我直接找到了市委书记徐家信，他听完我的汇报，指示：由王耐林副主任（副市长）负责，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唐山市所属各单位第一把手参加。当晚18点左右，唐山市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召开了。会议室门窗紧闭，与会者脸色凝重，从“不准记录，不要传达”几个字中，第一把手们掂出了此次会议的分量。王耐林主持会议。我向几百名与会者通报了唐山市的地震形势：从最近基层地震工作组织和有关单位提供的地震观测结果及其他方面信息情报看，唐山市目前的地震形势在原有的发震背景中，又有新的发展变化。而且，近日来发出地震预报的单位增多。频率很高，呼声很大。因此我们认为，唐山当前的地震形势不容乐观，近期存在着发生强震的危险性。临震预防工作刻不容缓，要抓紧组织实施。会场很平静，我发言后，第一把手们议论开了，大致是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有的地方搞地震，发布地震信息，闹得人心惶惶，工厂停产，商业停业，学校停课……到头来地震预报落空，造成了社会动荡和经济损失。唐山要慎之又慎。第二意见：如果在采取临震预报预防措施上患得患失，对可能要发生的地震不预报，地震一旦发生其后果不堪设想。
会上，王耐林指示：鉴于唐山地区临震前兆和异常现象尚不明显，因此，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过早，但必须用临震姿态狠抓防震工作。要高度重视地震前兆的发展变化，发现异常现象要及时上报，以便迅速采取相应的防震措施。
唐山大地震，我们从1968年抓起，一直抓到已经快摸到它了，真的是不敢掉以轻心！那么大的一张地震监测网，那么多不敢眨一下的眼睛。我在哪一次会商会上不提到海城？我说海城抓住了大地震，唐山也要抓住大地震！可是，组织上通知我去104干校……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大地震即将来临的时候，我的工作结束了……
对于杨友宸提到的大震前唐山地震工作紧急会议和组织上通知他去干校的这一历史细节，有造访者怀着种种疑窦对这位重要的当事人进行了追踪采访，认为那次原本应该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不该跟唐山地震废墟一样销声匿迹；不能因为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回避——
采访者：既然市委书记知道震情紧迫后，立即连夜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为什么组织上又通知你去104干校？是哪一级组织找你谈话的？
杨友宸：党支部代理书记李世信。我说，我还得落实震情呢。他说，这是组织决定，地震办的工作你甭管了！我说，我就声明我不负责了！他说，你甭负责！可是我真的放心不下，地震办其他同志业务不熟，一个女老师调来时间不长，一个从焦化厂借来的小杨，还有一个徐自然。可是定了，我不去不中。我对小杨说，情况很严重，千万注意啊！
采访者：临走您是什么心情？
杨友宸：我跟我老伴儿说，唐山震情危急了，近些天可能发生地震，你和老人、孩子们千万注意啊！我就讲了一旦发生地震应该怎么办。我家住在小山，那里是唐山地震最惨重的地方。我家里的人都幸存了……可是我……我心里更难受！我心里有愧……我作为地震工作者，悄悄地嘱咐家里人……我没辙，真没辙啊！我不能告诉其他人，否则就将成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的坏分子，被惩处。
采访者：您在干校的情况怎么样？
杨友宸：一天也不安生！干校的同志对我不错，照顾我淘大粪，我淘着大粪心里也急呀。清早起来我就转悠，可咋转也转不出那扇大门。干校的规定，不许请假不许出门。名义是改造世界观，实际上是劳动改造。我的罪名有三条：一是不听党的指挥（跟军代表对着干）。二是光拉车不看路（还承认有干劲）。三是违反财经纪律（用卖废报纸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为了保留震情资料）。
采访者：假如你还在地震办公室，唐山会发布临震预报吗？
杨友宸：我想我会尽力争取。
采访者：一个中等城市有权发布吗？
杨友宸：我会先同河北、天津、沈阳等省市地震局通通气……我想，我会说服市委书记，徐家信这个人不固执，会发临震预报的。市委书记有这个权力，然后向省里备案。唐山市防震工作紧急会议，其实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
采访者：大震前你去了干校，其他同志就不掌握情况吗？
杨友宸：地震发生后，我从干校回来就去地震办公室扒图纸资料。有人看见了就问，老杨翻啥呢？我说翻雨衣。我就把图纸资料，也有雨衣和棉被一块翻出来了。我打开了“地震记录本”：1976年7月26日空白。1976年7月27日空白。地电、水氡、地下水……所有的动态曲线一律截止到1976年7月25日。26日、27日是大震前出现异常最多的两天，而这最关键的两天都是空白！我就急眼了，我就骂街了：娘的，这干的啥事啊！当时有一顶帐篷，我把这些图纸资料和“地震记录本”就堆桌子上了。有人打听过这个事，再过几天，“地震记录本”和图纸资料不翼而飞！
采访者：是小杨拿走了吗？
杨友宸：不可能，他震亡了……
采访者：您要是不走，悲剧有可能改写吗？
杨友宸：我不能这样说。当时有人说过……唉，1968年到1976年，这么多年的辛苦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报出来。24万人，惨哪……
泪水在他那苍老的脸上流淌，满头白发在冬日的余晖里微微颤动……唐山大地震后，一些人来唐山打听“唐山杨”，却始终没找见。地震后不久，他就调走了，调离了他那个倾注了满腔热血又让他伤透心的地方。2002年，郁郁寡欢的“唐山杨”告别了人世……
7.殉道者
轻轻地，再次打开那尘封已久的一方小盒，我又看见了那块表——那块30年前从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下挖出的手表，或许是从你那冰冷、僵硬的手腕上取下的手表……饱蘸着逝者的沧桑，凝聚着亡者的血泪，它的指针安静、肃穆地停滞在那个悲怆的时刻，昭示着那场震惊世界的巨大灾难的降临——
3时42分20秒！
这是陈非比在唐山地震30年时写给遇难丈夫贾云年书中的开篇语。她以深沉、凄婉的笔触，记述了一个妻子对以身殉职30年知己的深切思恋，记述了一项世界性科学难题40年探索之路的艰辛跋涉，记述了一代地震工作者半个世纪拳拳报国之情。一份祭奠，一部记录，是血与泪的凝聚，是心对心的呼唤。
30年前，随着冀东大地一阵剧烈的震撼，河北省地震局赴唐山考察的地震地质小组一行六人，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地震灾难中匆匆离去。没有话语，没有告别，甚至没有让亲人们看上最后一眼……
大地震前最后一个晚上。石家庄。一个燥热难耐的夏夜，令人窒息、烦闷。仿佛是一种不祥的征兆，或是一种心灵的感应，陈非比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突然，她被一阵嘈杂的人声和疾步下楼的脚步声惊醒——可能是因为刚刚睡熟，她竟然没有被大地的晃动摇醒，然后就感到床板在剧烈摇动。
“不好，地震！”她立刻翻身下床，抱起3岁的儿子就往楼下冲去……
刚出楼门，正碰上住在对门的同事冯伟推着自行车准备出发，见她带着孩子，连忙说：“来，上我的车！”
孩子放在自行车大梁上坐好，陈非比坐在后座上，一辆自行车载着三个人，穿过夜色朦胧的裕华路大街，向省地震局疾驶。
十几分钟后他们赶到地震局。此时，坐落在范西路的两座小楼已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快，赶快弄清地震在哪儿！”陈非比跑进二楼值班室，与几位同事一起分别往各个地震台打电话，以便用最快的速度找出震中位置。
然而，回话让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省内的地震台不是仪器被掀翻，就是记录超出量程范围无法分析震相。电话打到北京，情况大同小异。而唐山地区，电话全部中断。
“快，向外省地震台联系，要数据！”罗兰格嗓子眼儿里像蹿火一般。
记不清使用了哪些资料，也不知道运算了多长时间，大家粗略划出了一个可能的震中范围：廊坊至渤海一带。所有人都在暗暗祈祷：但愿这个地震发生在海里，千万不要“上岸”哪！
然而，唐山还是“盲区”。唐山地区的电话仍然打不通，也没有一点儿来自唐山考察小组或唐山地震台站的消息。
难道，地震就在唐山？！陈非比不敢往下想了，只管埋头工作。时间飞快地过去，猛然抬头，才发现天已亮了，可是还没有搞清楚地震的确切位置。
直到后来，才从北京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地震发生在唐山市，7-8级，唐山市几乎夷为平地……
晴天霹雳！陈非比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哪，唐山“平了”？那得有多少人惨遭不幸啊！云年和他的战友们能逃过这一劫吗？！
7月29日，夜色降临，忙碌了两天两夜的办公楼稍许安静下来。
“叮铃铃……”值班室电话突然急促响起，刺耳的铃声，震人心弦。
陈非比飞快地抓起听筒：“喂，哪里？”
电话里传来她急切盼望又害怕听到的声音：“喂，值班室吗？我是唐山地区队孟祥振……”
这是震后从唐山地区打来的第一个电话！
“唐山来电话了！”她脱口而出。在场的人立刻围了过来，已经有人拿出了笔和纸准备记录。
她屏住呼吸，凝神倾听对方的声音，生怕漏掉一个字，一边听一边复述着电话的内容。
值班室里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空气凝重得令人窒息，只有她复述来电内容的声音在屋里回荡，一声声敲打着人们的心房：
“……唐山地区队石蕴璇、傅长河、刘信、宋保田四同志遇难，省局地震地质组的六名同志还在室内……”
突然，她感到一阵窒息，胸口像塞进了一团团棉絮，仿佛全身的血液刹那间都凝固了……她不由自主地猛然起身跑出房间，冲下楼梯，跌跌撞撞地一头扎进院子里一间无人的活动房，忍不住热泪横流。她清楚地知道，此时已经是震后第三天了，“还在室内”这意味着什么？
好姐妹姜秀娥找到了她，嗓音哽咽地说：“非比，你哭吧，别闷在心里！……”
两天后，那个不幸的消息变成了残酷的现实：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赴唐山考察的六位同志全部在地震中遇难，无一幸免。
陈非比是大震后的9月24日随工作队来到唐山的。作为一个地震工作者，又是一个与唐山有着血肉联系的不幸者，她既承载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又背负着用24万人的生命铸就的精神十字架。直到10月底，工作队即将撤离，她才去了墓地……
秋风瑟瑟，细雨霏霏，荒草萋萋。泪水伴着雨水，她蹒跚着穿过泥泞小径，走进亲人的栖身之地——一片稀疏的小树林。几抔黄土垒成的坟丘一字排开，静静地卧在树下，坟茔前插着的小木牌上，用毛笔书写着主人的名字。
云年，非比来了，我来看你了……
云年啊，我的云年，在冀东大地惨遭涂炭的时候，你是怎样熬过那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你被地震惊醒的一瞬间，当你翻身抱被滚到床下的一刹那，你闪过怎样的念头？
当那无情的黑暗与窒息扼住你的咽喉，当掺着血腥的雨水浸透你身边的大地，你，是否有过弥留之际？
如果上天有眼，能给你哪怕几秒钟的时间，你会怎样向世人告别？你会怎样向亲人诉说？
你也许会说，来了，这么快就来了，那个预期中的恶魔！晚了，一切都晚了！唐山啊，我们愧对你；冀东的父老乡亲啊，我们有罪，有罪……望你们警惕，愿你们奋起，永远不要让中华大地再出现唐山这样的悲剧！
云年，你一定想这样说，对吗？
我真真切切地知道，你一定痛心疾首谴责自己，你一定是死不瞑目啊！
整整四年，不，整整十一个春秋啊！你和你的战友们一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立志降伏地震之敌。尤其是来到冀中大地，你已寻觅到大震的踪迹，瞄准“1980年前后河北北部7级以上大震”疾步追击，风尘仆仆，马不停蹄……
然而，你输了，你彻底输了！你不仅没有抓住这个震魔，反而被它一口吞噬，你怎么能不痛心疾首，你怎么能善罢甘休啊！
哦，云年，我想对你说，我想对你牺牲的战友们说，蓝天知道你们，大地知道你们，祖国母亲和人民知道你们，你们用青春和生命的代价，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尽力了！……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唐山二中的田金武老师也不幸在震中遇难。他曾在国家地震局唐山召开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介绍经验，并提出过临震预报意见：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然而，这位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被人称为“最精确的短临预报者”，却死于被自己精确预报的大地震中……还有唐山二中的李伯齐、王书蔚夫妇，在地震中两个孩子遇难了，母亲遇难了，王书蔚的妹妹遇难了，小外甥也遇难了……据这对夫妻老师讲，地震当天，亲人们的尸体还没料理，蓬头垢面的他们就从废墟里扒地震的图纸和资料。他们的想法是，干了这么多年，积累的图纸资料或许有点儿用处，供一些地震专家们做研究吧，那毕竟是他们多年的心血啊！
田金武是在唐山市路南区南刘屯的家里遇难的。被挖出来的田金武躺在废墟旁，在他弥留人世之际，目睹了大地震的惨烈。他用仅存的微弱气息张了张嘴，喃喃着，手指向废墟：把我的挎包扒……扒出来……交上去……
儿子想合上父亲的眼睛，抚摸了几下也合不上。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大睁着，直直地盯着灰暗的被血雨浇湿的天空。
儿子扒出了父亲的挎包。从帆布手套缝制的挎包里，掏出了有关地震的图纸和资料，儿子知道，这天是唐山市地震办公室约定好的会商日，昨晚听到父亲说起。万万没想到，今天竟成了父亲的祭日，唐山的祭日……
8.夏日的闪电与命运的沉浮
我们瞪大双眼苦苦寻觅，为什么却遭到震魔的突然袭击？面对大地震洗劫后的残垣断壁，面对唐山人惊魂未定的满腔悲愤，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诅咒者还是被诅咒者。
经历了唐山大地震的地震工作者们每每谈及这场大劫难，都痛惋不已，仿佛那是烙在他们心灵深处一块伤口，一辈子都很难愈合了。早在二十多年前，钱钢写的《唐山大地震——7.28劫难10周年祭》中，《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所拉开的苍凉而沉重的开篇，就把人们伤口仍未愈合的心撕碎了，那声声泪、字字血的描述，把人们又带回到大毁灭后的唐山地震现场——
在那些炎热、压抑、动荡不宁的日子里，唐山废墟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负罪似的低着头，疲惫、憔悴、痛苦。脚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铅一般，滞重地、缓慢地、机械地踩在残砖碎瓦之上。缄默无语的脸孔上积满灰土，颜色沉重。他们很少与人交谈，即使开口，声调也是低低的，对于毁灭和死亡的理性反应，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绪有意识地压抑着。此刻，只有极熟悉他们并理解他们的人，才能从他们充血的眼睛里知道，创伤和震动犹如另一座废墟，正死死压在他们心上。
他们没日没夜地走着，看着，工作着。
图纸。卷尺。标杆。
工作服上的标记：“地球物理所”、“地质所”……
再看上去，人们从仪器上发现了刺眼的字样——国家地震局。
是他们！
此刻，在这块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没有一个专有名词，会像“地震局”在这里遭到如此的诅咒和痛骂。唐山人的满腔怨愤，犹如火山爆发。沸腾着的岩浆，从这一个宣泄口中不可遏止地喷射出来。
失职！
渎职！
24万冤死的生灵！
成千上万的伤残者和孤儿！
仇恨与愤怒一起，死命地挤向那一个小小的宣泄口。唐山人围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他们要向这些“吃地震饭的人”讨还失去的一切。
地震工作者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双双逼视着的灼人的目光，一具具神情各异的死者的尸体，那些孩子……都在他们心头留下了抹不去的痛。
还有着的，便是那强咽下去的深深委屈。
雨点般飞来的石块。举着扁担追来的大汉。脏话。唾沫……他们的汽车被砸了。他们的仪器被扔了。人们拒绝回答他们的调查，反而要他们回答自己的质问。就连为地震工作者开车的司机，也会受到愤怒的责难。
饿极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领救济粮的长长的队伍里。
“哪个单位的？”
“……地震局的……”
“请走吧，没你们的粮食。”
“饿死他们！”
“疼死他们！”
“枪毙他们！”
苦涩的泪水。多少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废墟上流过这种委屈无告的泪水。他们能说什么？他们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羞辱，知道什么叫饥渴，他们甚至同样地体验过，什么叫做被房梁砸断身骨，被碎瓦割开肌肤的滋味儿啊！……
但是，面对如此惨痛的现实，他们能说什么？！
唐山地震后，参与京津唐地震预报的人员长期不被社会理解，他们甚至像解放前从事地下工作那样不敢公开暴露自己的身份。无疑，社会民众对地震预报的期望值太高了！
每天夜里要服三片安定才能入眠的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彻底被大地震的浩劫和政治的高压击垮了。他甚至把写好的遗书放在枕头边，悄悄把当年刘志丹奖赏给他的一支德国造的驳壳手枪从珍藏在小木箱里取出来，擦了又擦，然后压上一颗子弹……但是，他几次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却没有扣响扳机，放下了，他狠狠地骂自己，刘瞎子你个混蛋，你不能这样死！你这样死得太窝囊，太窝囊啊！有天夜里，他梦魇般地喊：周总理，周总理，快救我呀！……一身冷汗。他久久地凝望着周恩来的遗像，潸然泪下。
唐山地震后，他形容枯槁，精神恍惚，每次向国家领导人负荆请罪回来，就像提审过堂似的东倒西歪，瘫在破旧的沙发里，许久不能醒来。女儿扑到他怀里，哭泣说：爸爸，你醒醒，你不要这样，你不能这样啊！你跟刘西尧、胡耀邦、汪东兴这些叔叔伯伯们说一说，让他们来帮帮你呀！……
老红军刘英勇醒来了，支起身子，抬手擦去女儿脸颊上的泪珠，对女儿说，孩子啊，爸爸只是一时心里难受，现在好多了，爸爸会像周总理给爸爸起的名字一样，英勇顽强地活着，活着！
这时的刘英勇，什么都没有了，女儿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支柱。他被免去国家地震局局长职务后，调到农垦部任党组成员，后来就退休了。在一个静悄悄的黎明前，这位身患多种疾病的老人离开了人世……
唐山大地震对当时的国家地震局专业部门人员的打击是格外沉重的，尤其是对分管首都圈的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来说，她遭遇的种种非难，尤其是某些“纪实”作品、文章和某些媒体、网络对她的攻击，甚至诋毁，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
梅世蓉记忆力惊人，思维依然敏捷。也许是唐山对她来说太深刻了，也许是她研究唐山太久了，大地震虽然已过去了三十多年，她的回忆却仿佛还在昨天——
说起唐山大地震，外界一直不理解，有些人一直到现在还在追问，为什么海城地震预报成功了，唐山为什么就不能成功？！当时有这样一个认识：一个地震表现出来的特点，在别的地震也一定会重复，你参考了比如邢台、海城的经验，就理应报出唐山地震。实事求是地讲，唐山与海城很不一样，临震前兆表现出来的特点差别很大。海城地震前最突出的临震前兆是前震，“小震闹，大震到”，这是从邢台地震总结出来的经验。再有就是出现了很多宏观异常，比如动物异常、地下水异常等等，所有这些“短临前兆”，几乎是邢台地震的一个翻版。
而唐山地震前是以“高度平静”为特征的。唐山地震我研究它30年了，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认识上、学术上都有了一些看法一些解释。小震闹、大震到，可它不闹！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从天津的宁河到唐山的滦县，这样一个东北向的区域里高度平静。
唐山地震后，我们组织了近百人去考察总结。目的是要把这个震型查清楚，搞实在，到底是不是我们的数据处理有问题。查原始资料，查地震记录，结果查了三四个月，查出了三个小小的地震，还都是0.1级以下的，只有一台微震仪记录到了。一等前震，没有；再等宏观，也发现得很少，不像邢台、海城出现得那样多。
那些天，我给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的负责人胡长和打电话，询问有没有临震情况，她说她也几乎天天跟唐山地办打电话，问他们有没有临震异常现象，结果都没有什么收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外围地区看到个别的突发性异常，就希望能捕捉到更多的临震异常。到了7月中旬，我们才发现廊坊水氡异常，就赶快派人去落实，但它只是一个点，你能单凭这一个点来报地震吗？于是京津组的同志在汪成民带领下在唐山一带跑了很多台站。还有河北局派出地震地质考察组，在唐山了解情况的六位同志全遇难了。还有国家局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还有河北局的一些会，都是在唐山召开的，你能说不重视唐山吗？
7月27日汪成民向局领导汇报时就说，目前临震异常还比较少，还没有发现太多的临震异常。就提到一个廊坊水氡，这是实际情况。那就马上派车，我督促的，赶紧去落实情况。在此前也发现了一些情况，比如昌黎电阻率，震后才确定那是地震异常，地震前并没有确定。是什么干扰了大家的判断？就是漏电问题。漏电是人为造成的，不是大自然的问题，所以找不出干扰的就是廊坊水氡。另外，地震前还有一个异常不好判定，但这个事是不能回避的，那就是马家沟煤矿群测点的马希融，他所监测到的异常很突出——形变电阻率下降了16%。这个异常按当时的认识来讲是不可思议的。那是在矿井里安装的仪器，这样一个异常量，大大超出了人们想象的程度，它就令人难以置信了，当时专业人员就怀疑这种异常是不是真的。同时专业人员也到了刘占武负责管理的胜利桥，那里也有地电观测，是专业台站，观测的结果没有变化。你怎么判断？一个变化超出想象，一个不变化，你相信哪一个？而且不变化的是专业台。在当时谁能把这个事判断出来？搞专业监测手段的人做不出来，局长做不出来，更高的人也做不出来。除非他先知先觉，“马后炮”，谁都能放，管用吗？！
还有地震地质大队和北京地震队提出的震情预报意见，并不是没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是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要么震级小，5级左右；要么范围太大，京、津、张或宝坻、乐亭及渤海地区。所以1976年7月份的日子很不好过，一会儿这儿变，一会儿那儿变，一开会就争得一塌糊涂，意见分歧蛮大，只好给局长汇报。局长们说：那怎么办？你们又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拿出一个明确意见？
唐山地震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异常确实有，变化也有，但那些异常是多大地震的异常？不知道。大灰厂在北京西南云岗一带，昌黎在渤海边，这么大一片“京津唐”，异常有点，即便说这是地震异常，地震在哪里？汪成民在局长门口贴出大字报，把各家的意见列出来，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一个集中的地区，他作为京津组组长很辛苦也很为难，要加强工作总要有个集中的地点，队伍往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能采取的措施也只有哪里出现情况就赶紧去落实。当时要是向领导提出派队伍去唐山，你根据什么？唐山又没报警，唐山要是报了，我们也就派队伍去了。并且汪成民率同事们几次赴唐山，深入到几十个专业台站和群测点，干什么去了？不就是收集地震前兆异常吗？！
有记者、作家采访时问我，唐山大地震漏报，是否跟唐山属于首都圈有关？我说，首都圈的地震预报不是那么容易的，顾虑很大，不是高精度的预报，谁都不敢报，一直到现在，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些成功的地震预报都在首都圈以外？所以就奇怪了，首都圈的地震台站最多，研究力量最强，历史最悠久，资料最丰富，可是，偏偏就在首都圈里，大自然跟人们做了一次残酷的“游戏”，酿成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有人问我，当时的思想负担是不是特别重？我说当时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看不准。不是感觉到有一个大地震要来不敢报，当时没有看出来是大地震。我没看出来，别人也没看出来呀！
唐山地震后有传言，说中学生都报准了大地震，可为什么国家地震局没有理睬？以此有人便追问到与“唐山生死存亡”最关键的事，比如1976年7月14日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唐山二中田金武老师在会上发出了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唐山八中学生张仁英，在业余小组观察地应力变化，也曾做出“7月底8月初渤海北部有大地震”的预报。像这样的地震警报，国家地震局难道不知道？还有1976年5月国家地震局在山东济南召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在会上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还有山海关一中的吕兴亚老师、乐亭红卫中学的侯世钧老师，他们都有书面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都收到没有？
我的回答是：以上这些预报意见，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没有收到过，没有任何人呈送给我。我如果看到了这些，肯定会引起注意的。
造访者穷追不舍，又接着往下追问，看样子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罢休。说既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没有收到这些预报意见，那到底哪个环节出了毛病呢？听说当时有规定，5级以上书面地震预报意见要层层往上转，是不是在这个转来转去的过程中转丢了？或是被哪一级的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认为是群测点报上来的而不屑一顾卡扣了？没引起重视忽略了？扔到废纸篓里啦？
我说，这个你问我，我还真回答不上来。我们只跟河北省地震局分析预报室打交道，主要是专业队伍。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是两条线。这跟当时的体制有关。尽管如此，也不能说是专业的瞧不起业余的，洋仪器看不上土仪器。唐山地震前，我们派了那么多人到那么多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台站收集情况，如果真有多个群测点在震前的时间段里，有突出异常的资料并做出强震预报，如果我们知道的话，一定会特别重视的，唐山也许会应该成为第二个海城，这正是我们苦心经营、苦力追踪、苦苦期盼的啊！起码向唐山人民打个招呼是有可能的。那唐山就会少一些孤儿，也会少一些截瘫……
讲到这里，梅世蓉老人泪流满面。可以看出，三十多年了，她心里承载着怎样的痛苦和折磨！
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动用了八个省市的地震局和九个科研机构，还有一大批科学家，投入了对唐山大地震的全方位研究。按照梅世蓉的说法，“力争在下一个类似唐山的地震发生时，我们不能重蹈唐山漏报的覆辙，不再重演唐山大地震的悲剧，这是对唐山大地震最好的纪念。”为了实践这一诺言，她以年近花甲之身主编了这部长达70万言的书，并亲自撰写了《问题与启示》一章，围绕“地点、震级、时间”“三要素”，剖析了唐山大地震的复杂性和未能预报的教训，表达了一位科学家尊重科学的良知与心声。她写道——
以往常从大断裂的交汇部位，断层的拐弯、端点等地方去寻找强震地点，而唐山地震表明，这种方法值得改进。唐山7.8级地震的震中不在深大断裂上，而是在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唐山断裂带上。显然，用上述方法看待唐山，唐山不可能被划分为具有强震危险的地点。
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教训之一，是震级判断与实际相差太远。如果说震前在地区上从大的方面看还有所估计的话，在震级上，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震前的地震地质工作没有指出这个地区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历史地震资料的分析也未指出这种可能。对于已经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震前又缺乏认识，对趋势异常的几次大转折也做了错误的判断。结果将完整的异常过程切成数个时段，大范围的整体异常被解成数块，分别当作别处已发生地震的反应，预报了一些客观上后来没有发生的中强（5-6级）地震，而未报出唐山地震，教训是深刻的。对于强震时间的预报问题，不认识短临前兆又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梅世蓉写下这些以24万条生命为代价所换来的惨痛教训时，她内心的悲痛与煎熬是可以想见的。
科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学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对人类的博爱和悲悯。
2008年4月25日，在她八十寿辰之际，国家地震局以“中国地震预报探索暨梅世蓉教授从事地震工作56周年学术研讨会”为题，向她祝贺生日。来自科学界、地震界以及社会各界的人们，怀着对这位女科学家的钦敬之情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瑾说，梅大姐一辈子走了一条充满荆棘和坎坷的探索之路……
陈顒院士、石耀林院士称她是中国地震界的“居里夫人”。地球内部的“不可见性”是地震预报中位居首位的难点，而梅先生一直坚忍不拔、忍辱负重地坚持地震预报的探索，不放弃不抛弃，一路艰辛地走到今天，她的成败是非，历史自有公论。
国家地震局研究员张肇诚说，严谨、认真、实事求是，是梅世蓉教授的一贯作风。1976年5月11日至15日来北京参加“京津唐”地震形势会商会，她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们那时是“主震派”，她不是不支持我们的观点，而是要我们严密监测，排除干扰，还想办法给我们调配好的仪器。唐山地震没能预报成功，一些责难和罪名纷纷砸在她头上，这么多年了，每一次我们都为她担心，而每一次她都顽强地走过来，走过来了……
车时教授说，梅老师的人格魅力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激励着我们迎接新一轮地震高潮期的到来……
国家地震局原局长陈章立，讲述了梅世蓉作为新中国最早从事强震前区域地震活动特征研究者的主要观点和贡献，特别强调了梅先生身上所具有的科学家的品格和责任。
她是一个毫无私念的人，她把自己的青春、智慧、血泪都倾洒在中国地震预报事业上了。
笔者采撷爱因斯坦给他老师贺寿信中的一段话，作为敬献给梅世蓉教授的花束——
我怀着无比敬仰和爱戴之情紧紧地同你握手。你把如此深奥渊博的知识、才能，同严于律己的自我克制精神融为一体，在默默无声地为社会服务之中寻求自己生活的真正乐趣。我们大家衷心地感谢你，不仅因为你所取得的成就。人类真正的进步的取得，依赖于发明创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赖于人的良知良能……
9.有关唐山大地震“机密”文档
这是一份鲜为人知的简报，共印450份。报：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各位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河北省委、省革委；抄送：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发：会议代表。
这是1977年1月中旬，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在石家庄召开唐山地震经验总结会，总结唐山地震教训的简报。摘要如下：
1月19日和20日，会议就漏报唐山地震有关科技方面的原因继续进行讨论，从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的情况来看，初步认为有以下几点：
在有中期趋势背景的条件下，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对震情判断有错。唐山地震前，京津唐渤张地区出现多种异常，比较突出的有宝坻地电、香河水准、昌黎地磁、滦县田疃和安各庄的水氡等，时间长，幅度大，这些异常是前兆还是干扰分不清。海城地震后，又分辨不清这些是前兆还是后效。1976年4月份，在这个地区又相继发生了内蒙古和林格尔6.2级和河北大城4.4级地震，轻易地认为多数异常对应了这两次地震，导致了5月京津渤张地区震情碰头会得出今后两个月内不会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错误结论，对本地区地震趋势背景是否存在产生了怀疑，思想上丧失了警惕。震前虽有一些专业队伍和群众测报组反映了一些异常，但有的被否定了，对一些预报意见，又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唐山地震的发生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
为什么在一个历史上不曾记录过破坏性地震的地方，在一个不设防的6度区，竟会发生11度地震？与历史地震相比，华北现代的强震活动为什么时间间隔明显缩短，空间分布明显转移？唐山地震为什么没有前震？震前的趋势异常和突发性异常为什么分布那么广？临震前兆异常为什么在唐山出现得较晚？观测到的震后各类变化为什么比震前更为强烈？……这些问题都是要认真研究的。
应当说，当时已模糊地觉察有情况，但又看不准。未能对7.8级强烈地震做出“短临预报”，教训是很多的。
唐山地震是有前兆的。大震前后地震活动、地下水水位和地形变、地电、地磁、重力等多种项目都观测到了中、短、临和震后变化。各阶段的异常此起彼伏，错综复杂，震后逐渐恢复或趋于平稳，为大地震的预报研究提供了一次较完整的前兆观测资料。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唐山地震前兆现象的复杂性和地震预报的难度及其在科学技术上的重大价值。认真总结唐山地震的经验教训，从中探索地震孕育、发生、发展的规律，寻找有效的地震预报思路、途径，是每个地震工作者的强烈愿望和责任。
国家地震局于1977年元月，在石家庄召开专门会议，对唐山地震前后的各种情况做了归纳和整理，对唐山地震没有做出“短临预报”的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做了初步分析，并以文件上报中央。文件指出——
1966年以来，广大地震工作者和群测群防队伍相结合，积极探索地震的预测预报，曾经预报了几次大的地震。但是，我们对地震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还认识不清，地震预报在科学技术上还没有过关。这次唐山地震未能预报出来，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主要是：
（1）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楚，思想上受过去震例经验的束缚。唐山地震前等待出现类似海城地震前的标志。而唐山地震和海城地震震前特点不一样。临震前的大量宏观异常现象又没能汇集起来。因此，未能做出临震预报。
（2）在分析预报工作中，对地震异常与非地震异常、前兆与后效、异常与干扰等等，常常分辨不清。唐山地震前，错误地认为京津唐渤张地区出现的多年长趋势异常，已经分别对应了海城（7.3级）地震、和林格尔（6.2级）地震和大城（4.4级）地震，对有的比较突出的异常分不清是前兆还是干扰，又没有进行认真核实，大大影响了对去年（1976）六、七月份震情的判断。
（3）对强烈地震的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楚，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地壳深部构造情况不明，思想上受历史地震活动规律的束缚，对这一地区地震趋势只预计到5-6级，估计过低。
此外，地震科研工作开展不够，地震预报工作缺乏理论指导，地震观测仪器和装备比较落后，观测资料汇集不及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次地震预报。
尽管地震预报还没有过关，但是，从过去几次做过较好预报的经验来看，唐山地震前，如果坚决贯彻执行我国地震工作方针，充分发动群众，捕捉临震前兆，是有可能在事先做出预报的。即使震级报不到那么高，在广大群众对地震有所警惕的情况下，人员的伤亡是可以大大减少的。
1979年4月，国家地震局决定将唐山地震的科学技术总结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在广泛搜集、核实震前及震后各种观测和考察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研究。从地震地质、深部环境到地震成因；从异常特征、前兆机理到孕震过程的探讨；从发震条件到触发因素的分析；从唐山地震到中国大陆乃至同其他地区强震相比研究其共性与个性等方面，都开展了广泛的探索。
1980年8月，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国家地震局召开了“唐山地震总结阶段成果交流会”并责成分析预报中心负责组织成立编辑组，将已发现的重要现象和研究成果汇总起来，力求做到：记录事实，总结特征，剖析问题，提出启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1982年出版了《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一书，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一部较系统的总结研究报告。
笔者面前堆满了有关唐山大地震的文件和资料。这些文件和资料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绝密的，被封存在档案馆保险柜里。现在，它们解密了。有的文件和资料已经泛黄，却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有些用蜡版刻印的图纸线段油墨已褪色，模糊不清，却依然顽强地昭示着什么，也许制图者已经震亡或故去了……当我在采访本上记下这一页页极为珍贵的史料的同时，笔下也出现了一个个鲜活的与这些史料有关的人物形象。我在国家地震局采访期间，常常忘记了自己是在采访还是面对面的交流、心对心的倾诉和倾听，深深陷入与那些饮恨唐山的地震工作者同样的苦闷、哀痛之中。
唐山大地震的惨烈及其巨大的社会反响，它所引起的社会问题依然是人们谈论的热点：唐山大地震以超过24万鲜活的生命为代价，永远载入了人类的灾害史。那么，人类在这场大劫难中究竟得到了什么启示？
人们自然会想到，唐山大地震中也有两个成功避难的例子与其形成鲜明的对比：
青龙满族自治县47万人逢凶化吉，无一人死亡。
开滦矿务局井下万名工人绝地重生，震亡仅万分之七。
在国家地震局1976年11月8日发出的《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上，披露了青龙县成功预防唐山大地震的实例：
河北省青龙县，紧靠唐山地区的迁安、卢龙两县。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由于县委重视，事先采取了有力的临震预防措施，广大群众有了思想准备，临危不乱，虽然房屋建筑遭到较重破坏，但人畜伤亡极小，收到了预防的效果。
今年7月中旬，青龙县地办的同志，参加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时，在会外了解到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等几个单位预报7月22日至8月5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7月21日会议结束回县，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进行了讨论，认为5级左右地震震级虽然不大，但根据国务院69号文件，京津唐张近一两年内可能发生6级左右破坏性地震，考虑到青龙县处于京津唐渤张协作区范围内，因此决定，坚决贯彻我国地震工作方针，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7月24日，由县委书记冉广岐同志开电话会进行传达部署，当时县里正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公社书记和工作队长都在县里开会，决定25日每个公社回去一名书记、一名工作队负责人具体抓好防震抗震工作；27日由县科委副主任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震情和防震抗震知识。25日各公社、县直各单位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公社干部包大队，大队干部包生产队，连夜向群众传达贯彻，进行防震抗震部署。
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防震抗震知识。多数公社广播站连续广播震情和地震知识，传达县委决定，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重点工程、仓库、重要设施责成专人进行检查，县委书记、副书记还深入到八一水库进行检查，作具体部署。有的公社还集中基干民兵几百人巡逻值班。群众晚上不关门，不关窗户，以便有震情能迅速离开房屋。事实证明，群众有没有思想准备大不一样，唐山地震该县损坏房屋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一人（编者注：后来查明不是直接死于地震）。震后五小时，青龙县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奔赴灾区，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抢救队，赴唐山救灾，抢运伤员。该县大丈子卫生院一个医生（经查，他叫董武，被称为赶往唐山“送死”的人），27日出差到唐山市，住在他同学家（经查此人叫张一，时任唐山市轻工业局局长），因为听了县里传达近几天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他一面向同学讲明震情，一面睡觉时做了准备，把衣服、鞋放在一起，地震发生时他立即离开房屋，打开窗户，并叫出同学家里的人。虽然房屋倒塌，他自己未受伤，同学全家都跑出房屋，无一人受伤。
看到这里，人们不免都要想到，既然青龙县委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紧急防震措施，收到了逢凶化吉的显著效果，那么，唐山市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如果这样做了，一场24万生灵的大劫难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吗？而对于地震工作者来说，青龙这个成功的“例外”反而更使人悔恨不已。他们只能承受着这种悔恨将青龙这个例外的成功告示人们，让人们去沉思去评说。唐山和青龙，同一块地盘，同一片天空，青龙能做到的，唐山为什么不能？惨烈的唐山，完整的青龙，阴阳两界……
再一个例外就是开滦矿务局。开滦创造的奇迹也许比青龙更能说明问题。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唐山。人们关切的不仅是地面，还有地下，因为唐山是“煤都”，此时万名矿工滞留在地层深处，他们是死是活？一批又一批矿工脱险了，人们为他们庆幸，庆幸这不幸中的大幸。是不是井下比井上震害轻呢？事实是，开滦矿务局创造的井下万名矿工“胜利大逃亡”，绝非偶然。在唐山地震前他们曾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井下万名矿工安全脱险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措施。海城地震后，他们多次以“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红头文件下发防震部署的通知，本着“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的精神，立足于有震、大震、早震的思想准备，始终把井下的防震抗震工作摆在首位，为井下矿工能迅速脱险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灾方法并付诸实施。
河北省地震局原副局长侯立臣、苗良田回忆，海城地震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们就是在唐山过的。他们的任务是，唐山如果发生地震矿区怎么办？他们来到开滦矿务局。唐山地壳本来就是破碎的，开滦又是百年老矿，若发生大地震，矿井塌陷，后果不堪设想。他们就和矿务局总工一起规划。从震害的角度看，矿井下比矿井上安全一些，但是地壳运动错裂，本来是隔水的地方就会突然涌水，人就危险了……坑道坍塌了怎么办？断电了怎么办？透水了怎么办？引发了瓦斯爆炸怎么办？大地震矿区首当其冲啊！
有这样一份红头文件——开滦煤矿革命委员会〔76〕开革震字17号文件里写道——
为了防备矿井在地震万一发生时发生突然透水和瓦斯突出的危险，在制定预防措施的同时，在矿井改扩建中，又结合抗震，考虑了井下涌水和瓦斯的问题……为了预防地震发生后一旦断电，井下人员不能安全撤到地面的问题，各矿现已都做好了直通地表的撤离安全出口。
唐山大地震爆发之时，开滦矿务局各煤矿正在井下作业的万余名工人在经历生死大洗礼后脱险：极震区的唐山矿是零伤亡，烈度10度区的马家沟矿震亡4人、赵各庄矿震亡2人，烈度9度区的唐家庄矿震亡1人；加起来仅占井下工作人员的万分之七！
开滦矿务局井下万名矿工成功脱险的奇迹，给喋血的唐山添了一丝暖色。开滦在震中区，开滦能做到，其他在震中区的厂矿企业、单位部门也是可以做到的啊！
开滦告诉人们的是：在中长期地震趋势背景已经出现，地震工作者尚难以确定短临地震的时间表，无法向人们“打个招呼”的情况下，人类应该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防震备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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