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7 药业的现代中国定义

    医改是一种习惯上的简称，全称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其实，这里的“医药”并不包括医疗服务，而是指药品，包括医疗器械的生产流通，即现代药业。

    中国之所以把药品、药物、医疗器械称为医药，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药是不分的。

    中华医药起源于神农黄帝之世，迄今已有五千余年。《史记·补三皇本记》有，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原始部族领袖的神农氏既采草药、又治病的那种九死一生的经历。

    由于神农、黄帝是医药之祖，所以过去各地的药王庙并祀神农，后来苏州等地的药王庙并祀伏羲、神农、黄帝。清代有些地方把药王庙改为医王庙，在两边的配殿上增加了不少从祀的扁鹊、华佗等古代名医。

    其实很早以前，医和药就各有侧重，后来渐渐有了分野。像李时珍虽然出身名医世家，但他的主要成就是在药上，在《本草纲目》这部伟大的著作上。特别到了近代，医师主要行医术诊疗，药师则主要从事药品的生产制作，药店和诊所、医院也就分开了。明清以后，随着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药材的生产流通、中成药的制作销售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产业，于是也就有了药商，如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等即是。有医师在药店里坐堂，但很少有医生经营药店药材生意的。

    中华传统药学医学薪火相传，医药不分的名称也沿用至今。在当代，与卫生并用时，“医药”实际指药品的生产销售业，医疗是指医学及对于疾病的治疗服务业，这些相关而又不同的领域，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医药产业中，药品的生产、流通，基本上属于第二产业，也有一部分属于第一产业，如中药原料植物的种植、采集和简单的加工。药品的流通，主要也是属于物流配送。而医疗卫生则纯属服务业。

    “医”和“药”是两个不同的行业。但“医药”两个字组合在一起，通常指药品生产销售，即药业，而从来不包括医——任何与医有关的，如医院、医疗卫生服务，是绝对不会带上“药”字的。

    058 药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本来，称医药或药业没有太大的区别，可这次医改的全称是“医药和卫生体制改革”，实际上把药业放在了医疗卫生体制的前面，于是，我国的药业有了“不能承受之重”。

    人民大学王虎峰教授看出了由此产生的歧义，可能会影响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重点的理解。

    他认为，中国的医改应该叫“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王虎峰《解读中国医改》，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

    他说：“之所以提出卫生医疗，是认为应该坚持把预防放在首位，把公共卫生放在首位，在这轮改革中认识和摆正卫生与医疗及相关领域的关系。”王虎峰的认识是有见地的。

    道理很简单，就像医改不能叫“医保卫生体制改革”一样，虽然医保也是医改的重要方面。

    如同餐饮服务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种养殖业一样，如果没有粮食，就会闹饥荒，“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药到才能病除，没有药品，名医也会束手。但种植养殖、粮食加工，毕竟与餐饮服务不同。

    因为改革的重点是卫生医疗体制，而药业只是关联度很高的一个产业。

    现在把药品行业突出地放在首位，明显存在改革次序排列上的一些疑问。

    所以大家仍称之为“新医改”，而不叫“新药改”。

    再来看看，医改方案提出的重点抓好的“五项改革”中，涉及医药的只有一项，即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其内容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基本药物遴选制度和药物供应保障体系，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报销目录”。就这五方面的改革来看，卫生医疗与医药、医保的比例，大约为3：1：1。

    药品的生产和流通，基本上属于经济体制范围。我国医药行业三十年来的改革成就斐然，已经成为世界上的药品生产大国和原料药出口大国，总体上说，药品生产和保障供应没有太大的问题。

    本来这是一个学科划分上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研究。现在却成了“阻击”医药分业的第一道防线：公立医院不仅垄断医疗，还垄断全国药品的零售，这就难免有不能承受之重，充满风险和变数。

    稍微用心分析一下，强调医和药不能分业、分开运营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护医院从销售药品中的既得利益：一踏进医院，就如同进了药品专营店，医生也就成了药品的导购和销售人员。

    因而，我们就明白了，“医药代表”为什么往往与医院权势人物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合作伙伴、利益共同体，明白了一些医生在进口药、高价药、大处方上表现出的极高智商和精湛技术，实则是商业上的大胆和勇气，而非道德上的坚守。

    的确，这是中国医疗服务业面临的一个尴尬问题：

    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庞大的公立医院体系，包括了从初级到高端医疗服务的几乎全部领域。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如同秋风扫落叶，中国城镇的私立诊所、社会和教会医院几乎绝迹。卫生成了战线，医务人员全都成了“白衣战士”。

    国家垄断一个行业，要么能够保证国家获得最大的收益，比如食盐和烟草，以及石油天然气、铁路、电力和电信网络等。医疗卫生服务业显然不属于这一类。

    根据短缺经济学的理论，对供应不足行业的垄断，可以通过计划分配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保证群众最基本的需要。但最大的可能是，一大二公限制了各方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政府财力不足，导致了整体性的停滞，使短缺现象长期无法改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公立医院体系，显然属于此类。

    目前，中国公立医院的人数差不多为军队的之倍。财政上的补贴不足，对公立医院来说，大多入不敷出。即光靠医疗服务收入，不足以维持医院运转和保证医务人员的收入——不管是工资卡上的，还是其他补贴奖金。

    我们已经习惯于从一种角度和定式，去思考医改问题，去思考医和药的问题。剪出枝蔓、理出头绪也非常复杂，不亚于对重症病人进行多次手术。这里有医疗卫生的财政筹资和投入机制，也有公立医院管理上的痼疾。半个多世纪以来，基本不变的公立医院管理经营机制，成熟到了缺少活力的“蛹化”阶段。

    被这种医院体制“绑架”着的中国药业，发展的环境会好吗？

    争论与分歧被一些表象掩盖着。

    中国的药业之所以没有像农村、农业改革，像轻工业小商品交通运输商业改革那样，取得决定性的成就，是因为它始终被医疗卫生体制“裹挟”和制约着。于是我们无比深刻地认识到，全面执行和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医药分开”，是何等重要。舍此，中国的药业不会有太大的希望。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医药分业，医生只管看病开方，除住院和急诊外，病人都到药店买药或拿药（医保付费），中国却还在争论医院能不能实行医药分开，门诊药房能不能分业——真是把国人都当成了傻瓜。

    059 “医药分开”为什么这样难？

    在疾病与防治上，医药确实是不能分家的，就像枪和子弹一样——医生甚至不能像战士一样可以拼刺刀，“手到病除”、“妙手回春”之类，是神医之手，也是抓药之手。

    严峻而现实的问题是，医院靠卖药收入，不少医生开方兼卖药。而医院又属卫生行业部门，他们要高价，药价怎么能降得下来？！

    北大李玲教授是赞成医院和医生应该兼卖药的。她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相当糟糕的图景。医生给病人开了处方后，病人提着篮子，到街上到处找药，买到药后又跑到医院去挂针。李玲是在美国生活过，在欧洲考察过的。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是医药分离的，我不知她是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看到过挎着篮子，或拎着LV包满街找药的景象？

    实际上，这吓人可怕的乱糟糟图景完全是她杜撰出来的。

    多数国家的零售药店都设在医院里边或诊所旁边，完全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也根本用不着到处跑。我到过英国一些公立医院，在医院中还有商业区，商品琳琅满目。儿童医院还有孩子游戏的地方，只是和医疗服务、住院急救区严格分开罢了，虽然这种分隔，常常是同一个大厅或走廊里，画一条线或拉一根绳。

    真正的关键和暗中枢纽，强调医和药不能分的，往往是一些隐秘的存在，被小心隐蔽起来的追逐利益的“念想”。

    一些体系、一些理论、一些“学术观点”的源起，像大地构造中的山川。山的边缘就是江河的发源，都是大地貌中最不起眼也最危险的沟谷，甚至还有深邃的洞穴和暗河，有一些至今无人敢于探底。

    一些人对中医是不屑一顾的，但在谈及医和药分开的候，却又往往拿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等传统医学说事。

    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就非常激动地站起来说，几千年来医药就是一家，华佗不就采药制药吗？李时珍不给人治病吗？过去乡村医生又采药又看病，也没有人认为不对……他们把很多概念混淆在一起，乍一听，也蛮有道理。

    中医对症下药，因人施治，中药很大一部分不是成药，需要配制。而西药主要对病处方。传统中医开设的诊所，遍布城乡；这与伦敦、纽约、新加坡、香港的社区私人诊所一样，诊所里都没有药店，都不做卖药的生意。医生开了药，病人拿方到药店买药。即使有自制的药物，也只是极少一部分。

    药店与医院，怎么能够混淆？药商与医生，怎么能成为一个人的左右手，倒手之间就赚钱呢？

    强调医药在“经营”上不能分开的人，原本也是最瞧不起中医的，认为中医落后，中药不科学，需要像西药一样“现代化”。

    说医药不能分的，拿古代名医举例。的确，李时珍（1518—1593年）家世业医，自己也是医官。父闻言，曾任太医院吏目，大抵相当于科室主任职务。李时珍三次乡试未中，乃专攻医，在百姓心目中大约济世与救人是相同的——不为良相乃为良医。李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后做到太医院院判，即副院长。

    李时珍是名医、药物学家，但绝不是药材商人，这是可以肯定的。就像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雷允上等，可能有坐堂的医生，但基本面是药店，是中药的生产销售企业，而不是医院。

    李时珍的家乡在长江边上的蕲州，即现在蕲春，属大别山区。

    湖泊，大江，长满松林的山冈。一次去大别山区扶贫，我特地拜谒了李时珍陵墓，李时珍和父亲都长眠在这松冈上。夕阳投射在屹立的石碑上，我沉思良久。后又到纪念馆里买了本《本草纲目》，不是为了学习，倒更像是为了珍藏一份崇敬和情感。黄昏的园里没多少人，显得有些凄凉。

    禅宗五祖弘忍大师的东山寺在临近的黄梅县，我又去寻访。衣钵传承之间，真正开启和建立中国禅宗历史的，正是由“东山法门”的弘忍大师和他的继承人慧能在这里完成的。

    没有想到的是，两个圣地如此之近。

    曾经是长江北岸大港的蕲州古城已经破败，东山寺更是人迹罕至。薄暮时分，走出穷巷，走过土路，远处是寥落的烟树人家。登上大堤，忽见浩浩东流的江水，风声水声盈耳。医和佛，济世和度世，大医如同大德，其实都需要宗教一般的坚守和奉献。我不由感叹，当今中国的医药卫生界，已经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

    我终于明白，佛教里为什么有药师佛，最早的藏医是在寺院里，而基督教会也与西医的诞生密不可分。

    其实，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改革在过去三十年中，从震惊全国的“晋江假药”，从一窝蜂似的家家卖药户户制药，到医药市场的多次暴风骤雨式治理整顿、地标升国标和GMP认证的实施，经历了风风雨雨，与医改几乎总是处于“暖身”阶段和原地踏步相比，已经走出了很远很远。药业改革的骤雨已经初歇，破浪的千帆早就已漂过。

    这三十年来，医药监管、生产与流通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是卫生和医疗体制改革不能企及的。即使有现实上的困惑和困扰，主要也是“临门一脚”，集中在药品进入医院、医生处方、医院销售和使用上的种种环节。政府部门以及公立医院设置的药品采购种种标准和方法，事实上既不公平也不公开。于是，一些“医药代表”就使出收买“裁判”、“守门员”，使脚绊，吹黑哨等种种歪招，不择手段，“球门前”乱成了一团。医药销售临门禁区前的乱象，弥漫着那种阴暗的气息，也大大毒化了医药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和人们的价值取向：药做得好，不如公关的手段强。

    反过来，不正当竞争严重影响了行业的整体形象，制约了我国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也许，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各制造业发展几乎全都大大领先于印度，而唯独药品的生产和创新总体上不如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真是令人扼腕痛心。

    不一样的思维，决定了药业是继续改革前进，还是回归后退。有的人回归的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因为回到原有的制度安排特别容易，在这种经济和卫生体制下我们已经生活了三十年。

    在这次医改方案的起草过程中，不断有提出药品生产应完全回归“计划经济”，药品销售由政府专营，不仅要由政府对药品的出厂定价，还要定点生产、指定销售企业的种种建议。

    只是，时光不会倒流，轻舟已过万重山，始信东风唤不回。

    060 回望药业改革的起点

    2009年春天，在给一家电视台做改革三十年回顾的节目时，为了便于了解上个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我找到了1983年在新华社总社任工业记者时的一个采访本。

    当我拿出发黄的采访本时，大家都很惊异，瞪大了眼睛：原来你还有“秘笈”啊。

    上面记录着：1983年6月25—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邓小平有一个批示：“我们工业面临着一场挑战：如何提高工业的素质、质量。城市的问题是什么？落后。哪些问题落后，要研究。”

    在中国改革发轫的时代，在开放方兴未艾的时代，没有那么多的空话套话，那么多的文艺腔。大家都围绕着邓小平的指示讨论。会议直入主题，并很快得出了结论：靠老办法，靠现有的水平混不下去了。如果我们企业不来一个根本转变，不在质量、素质上有一个显著提高，在国内就没有生命力，在国际上就没有竞争力，就没有出路。一句话，不前进就无法生存。对这样一个重要和尖锐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

    根据中央常委会的精神，新华社配发了评论员文章。

    1983年7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和落实中央会议精神。

    姚依林副总理报告了经济形势。

    总理问，现在全国有自行车厂多少家？

    轻工业部部长杨波答：有定点企业57家，年生产能力4500万辆。

    李先念又讲到手表，各地也在盲目生产。目前全国77家手表厂，其中定点厂46家。去年全国生产手表333万只，今年计划生产450万只。还有，全国有缝纫机厂167家，其中定点厂63家。

    接着，会上又研究了啤酒、电扇、洗衣机的生产。

    总理说，不管是不是定点企业、计划内的企业，也不管属不属轻工业部管，都要调查一下，有多少家企业，产量有多少。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原材料涨价。原材料要择优供应，生产亏损、浪费、产品销不了的要限产。现在经济杠杆作用有限，要用行政的办法干预。

    这就是当时国家管理工业生产的真实情况。

    这是采访本上的“改革”黄页。真实，可靠，每一句都相当朴实，但其语境，真是恍如隔世。你能相信现在的中央领导会那么认真地讨论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风扇、洗衣机，甚至全国铁钉、布鞋的产量和库存吗？

    药品的生产也是如此。制定产销计划比自行车、手表、缝纫机之类的更复杂，难度也更大。

    有西药、中药、原料药、耗材，几千种药，上万个规格品种、片剂针剂粉针剂。计划必然有很多粗疏之处。总体而言，药品的供应严重短缺，各地小药厂多从几家大药厂进原料药，进行简单的加工，然后医药公司收购销售。有一些几十年不变的老医药公司大量积压，销不出去，仍在按计划大量生产。一些抗生素、抗肿瘤药和急救药，医院又得不到保证。特别是一些“高档”的进口药，要走后门才能买到。

    计划之网恢恢，最密也有疏漏。市场失衡，供需失衡，给计划外的药企提供了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当年，扬子江药业还是生长在计划“夹缝”中的一株小草，人们闻所未闻，而今扬子江药业集团已跻身于中国医药企业五强之一。这家崛起于长江下游的大型医药企业三十年的曲折，爆炸式的发展，见证了我国医药经济从高度集中与计划，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的改革开放的历程，扬子江药业也是中国民营医药企业发展的缩影。

    这家企业成立于1991年。如果再上溯20年，扬子江药业只是江苏长江北岸泰兴县口岸仪表厂的一个小小的制药车间。我无法考证当年口岸仪表厂是个什么性质的企业，地方国营还是大集体；追溯这些本源，已经没有实质意义了。

    “小桃枝上春风早。”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特别是“文革”后，我国经济困难重重，药品也严重短缺。这家挂靠在仪表行业的小药厂，大抵也就是十多个人、几台压片机之类，国家没有投一分钱，靠大家的打拼，在体制的夹缝中顽强生存。到1980年，药厂的年产值为60万元，在当地已经初露头角。

    与国有制药企业不同，仪表厂属于机械行业，就像当年深圳三九制药厂属于部队一样。虽然不像国有药厂（那时叫国营或地方国营制药厂）有计划内低价原材料的保证，企业只管按既定的指标组织生产，产品是否销得出去则是医药公司的事情。那时我们经常听到的名词是“压库”、产销脱节。

    而这些计划外非医药行业的药企，是最先发现并依靠市场产销的，它们所受体制和行政的束缚也少，主动派出销售人员上医药公司或医院推销药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只要管理者勇于改革创新，企业就能焕发生机。

    没有计划内的销售渠道，企业不得不“自己找原料，自己找市场”，在正发展的市场经济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抢得发展先机。1985年11月，经扬州市计委批准，口岸分厂改名为“扬州市扬子江制药厂”，才有了一块名正言顺的牌子。连续八年，这个长江北岸的制药企业产值翻了八番，到1988年，产值突破1亿元，成为江苏省产值最先超亿元的企业。

    进入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确立，中国的医药市场也进入火山一般的迸发期。

    这时，扬子江药业已经壮大，加快科技创新，自主研发和开发了一批新药，进一步增强了市场营销能力，确立了“企业命运在市场，全厂绕着市场转”的经营思想，建立起3大营销局、9大公司、35个省公司、100多个办事处的经营管理机构。公司请国际著名的咨询公司麦肯锡结合企业实际打造出一套经营模式，用于市场实践。从2005年起，连年产销双双突破百亿元。

    在江苏泰兴，与扬子江药业一同迅速成长的药企不止一家。医药产业终于显示出“永远朝阳”的强大生命力。

    长江边上，新兴的医药园区和医药市场已经形成。多家国内外大型医药公司的研发中心、教育培训中心等，已进驻中国“药谷”。泰兴已经成为江苏乃至全国的医药创新基地和生产、研发基地之一。

    在南京，我见到扬子药业董事长徐镜人，他显得豪爽而生气勃勃，谈起他的发展计划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不是改革改制，他早就下岗，或者作为老职工领取微薄的退休金养老了。改革真是造就了一代制药行业的风云人物。

    061 走向市场：中国药业的重造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制药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华北制药厂、东北制药厂、山东鲁抗药业、新华制药厂等共和国医药产业的“长子们”呱呱落地。中国民族医药工业的成长，打破了西方国家在抗生素等药物上的垄断。后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了各级医药人才辈出的“摇篮”。

    各地的制药企业无一例外，几乎都是国有（国营）的。

    地方政府管理的叫“地方国营”。像华北制药等大型企业则隶属政府工业部门，政企合一。1988年秋天，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参加了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国医药工业总公司成立大会并发了消息。医药工业总公司从此单独成为国务院的一个副部级单位。

    改革的浪潮继续推进。好景不长，国家医药部门接着又实行了政企分开。其行业与行政管理部分与卫生部的药品管理部门合并，成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生产企业与医药商业企业组合，建立了国有医药企业“国药集团”。

    云起潮落，各地的医药也实现了政企分开。在成立药监局的同时，组建了上海医药集团、北京医药集团、广州医药集团等。原国家商业部门所属的华东、北京、广州等医药批发公司也转制改制，进入了大型医药集团。

    在国有大型医药集团中，所有权构成多种多样，有上市企业、中外合资、与民营资本合资的股份制和外资控股企业。像中国最早的合资制药企业西安杨森制药，成立后外资股份不断扩大，虽仍属于国药集团，现在由跨国公司强生绝对控股。风起千浪湾，潮生万顷沙。近年来，国际医药行业跨国公司的兼并重组方兴未艾，国内外药业的格局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由于制药行业已经走向市场，政府行政的职能缩小，先是划归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医药局，在2009年后，进一步“萎缩”为工业和信息产业部的一个处。药品的产销，已经基本由市场来调节了。

    沧海人间别一天，三十年中国的“药改”，真可以一眼望尽。

    国有药企，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国营制药厂了。在这个行业中，民企、中外合资和外资药厂，纷纷崛起。从此，我国根本上摆脱了药品极度短缺的状况，成为了世界上的药品生产大国和最大的原料药出口国。

    这种异军突起，这种沧桑巨变，这种潮落与潮涨，在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行业里，在公立医院的集群中，三十来年基本上没有发生。

    仅仅二十多年，一些理念已经改变，连一些词汇几乎都已经消失了。比如“定点”、“计划内计划外”、“产销脱节”、“双轨制”等。

    定点，即指定企业生产某种产品、保证原材料供应和指定出厂价。在我国大多数商品生产领域，“双轨制”已经完全翻过去了，“商品的河流”已经漫过了体制上的保护性渠道，市场显示了它真正的力量。

    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次医改方案起草中，又一再回环往复。把完全用计划控制药品生产销售、实行统购统销、政府专营，作为一种新医改的选择路径。这可能连方案的提出者自己都不相信。不说别的，现在全国有药品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4600多家、医药批发企业1.3万家，药品零售企业和门店经营企业32.9万家，其中不乏像国药集团、上药集团、扬子江药业、九州通、华北制药、哈药集团这样的医药工业和流通业巨头。还有许多跨国制药公司，像美国辉瑞、强生、瑞士诺华、法国赛诺菲—万安特，以及罗氏、阿斯康利、礼来、葛兰素史克等，都在中国建立了合资和独资企业，有的还建立了研发中心。许多地方都把加快医药产业和医药创新，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经济的增长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药品生产大国，原料药生产总体上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和医疗卫生一些人专瞅着国内不同，全球战略已经是许多制药企业的战略选择。

    在此情况下，通过行政手段，对普药再进行“定点”，按指令性计划生产，做得到吗？卫生部门怎样定点，退回到政府部门专营或统购统销的时代？

    062 潮起潮落：民营药企的异军突起

    1985年，目睹了医疗卫生体制种种弊端的刘宝华医生，离开了医院，创办了医药公司。意识到医药是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的神圣事业，他将自己的人生目标锁定在医药流通行业，并始终坚持这一目标。从疗救病人，到疗救和发展整个医药商业，从“医药代表”，到一个医药物流企业的巨子，并创造了享誉中国医药行业的九州通品牌。

    刘宝林不是凭个人“营销天才”领一时风骚，而是把降低药品成本、切实给老百姓减轻经济负担作为奋斗目标，致力于现代物流技术的引进和创新，致力于集中配送和营销网络的覆盖，致力于药品的电子商务。从2001年起，8年中在全国各地规划建设了31座现代医药物流配送中心，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2008年，九州通实现销售额198亿元，上交税收2亿多元，成为中国医药商业企业的“三剑客”之一，仅次于中国医药集团和上海医药集团。

    大约在同一时期，在发现市场、创新技术、引领中国医药消费中崛起的中国药企，有相当一批。其中有的企业利用密集广告宣传非处方药，迅速创造了产品或企业的品牌，创造了营销奇迹。

    如冯根生的“青春宝”，民生制药厂的21金维他，稍晚一些的还有江西江中制药的“草珊瑚”、“健胃消食片”，哈药六厂的高钙片，云南白药，三九胃泰等。几十年间起起落落，曲曲折折，有的成了药企中的巨子，有的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可以看出，这些药厂的“发家产品”，大多是“走市场”的非处方药，靠的是广告密集轰炸，用强大的营销战略夺取消费市场。根据不同的消费对象，在广告上采用“专家义诊”、老人“现身说效”、家长“给宝宝喂药”、健身美容等，“普及”自我药疗知识。中国的医药生产与销售企业，终于在市场的激荡与砥砺中，逐渐摆脱了对计划内渠道输液的依赖，走出了襁褓，独立成长起来了。

    与九州通的刘宝华弃医经商的时间差不多，1985年，广州第一军医大学下属南方医院的药局主任赵新先受命到深圳近郊的笔架山创办药厂。他建成了中国第一条中药自动化生产线，并利用从粤北老乡那里得来的中草药偏方三桠苦和九里香，研制出了对治疗慢性胃炎疗效颇好的“三九胃泰”。由于新建立的企业没有老国企的负担，赵新先兼书记、厂长、总工程师于一身，决策快，效率高。企业效益连年翻番，到1988年底就实现产值18亿元，上缴利税4亿元，居全国500家最大企业第82位。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赵新先“军队优秀企业家”称号，颁发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一枚，还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向赵新先同志学习的决定》。

    三九制药从军队建制中脱离，赵新先也脱下了军装。没有了军队的靠山，本应好自为之。与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首钢周冠五等企业家相似，赵新先的失败，大抵在于跨行业的大规模扩张与投资失误。这些收购兼并的国企，涉及了医药、汽车、旅游饭店、制酒、房地产、商业、农业等产业，共140多家，多数经营不善，而在医药的主营上，几乎没有创新和发展。

    从1996年到2001年，三九集团平均每个月兼并两家企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赵新先成为三家上市企业的主人。一个人不可能熟悉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市场。被强力整合进来的人，也不可能一夜改变观念，焕发出激情和创造力。大量的不良资产，你纵有三头六臂，也可能没有招架之功，回天之力。没有航空母舰的中国，很多人都有航空母舰情结，小马拉大车式的负载，拖轮式的船队编组，最终打造不出“航空母舰”。摊子铺得过大，战线拉得太长，必然缺乏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

    2003年，盲目扩张造成的资金链开始断裂，媒体披露三九集团共欠银行资金98亿元，赵新先顿时陷入了巨额的财务危机。六十岁是中国官员、也是国有企业领导政治和事业的“死线”。显然已经超过六十岁退休年龄的赵新先，想利用这次财务危机，至少部分地解决产权问题。2004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赵新先，再次希望国资委能够担负起股东的责任，为企业注入新的流动资金和资本金，但无人理睬。英雄暮年，到了该谢幕的时候了。两个月后，赵新先被免去三九集团总经理、党委书记的职务。2005年底，赵新先因涉嫌向境外转移资产被“双规”。2007年6月，赵新先因“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被深圳市罗湖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

    几乎在同时，从医药的明星企业家到省部级官员的郑筱萸，从国有药监局局长的领导岗位上退下后不久，涉嫌经济犯罪被“双规”。医药行业的种种乱象，他都脱不了领导干系，2007年7月被判处死刑。

    遥想药品市场大潮初起，群英驰骋，人们也许还隐约记得赵新先和三九胃泰，民生制药、21金维他和郑筱萸。发展和财富对任何人都有诱惑，当缺少一些健康的手段监督老板或者官员行使职权时，极易走上一条险途，甚至绝路。这两个当年的风云人物不同而又相似的奋斗历程，和宿命般的人生轨迹，标志着我国医药市场从无序竞争到逐渐规范成熟，必然要付出的惨痛教训和代价。

    2009年春天，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着手编写六十年医药发展蓝皮书，征集三九集团相关史料，关于赵新先的事迹竟语焉不详。日落月升，星斗移位，流水落花。一个新阶段的到来，有些已经物是人非，令人感慨不已。

    有宝刀不老，有辈出新人。那些长盛不衰的企业，与时俱进，差不多都已换了若干主打产品。

    写到这里，我想，几个人，几家企业，几十年，不可能把药品生产流通的事情做完，市场不可能“通吃”。九州通老总刘宝林说过：“把简单的事做到极致也是一种绝活。”

    063 谢子龙和他的老百姓大药房

    2000年，赵新先凭着企业家的直觉和远见，提出了要在全球创建1000家连锁中医药诊所的“麦当劳计划”，和在中国开办1万家连锁药店的“沃尔玛”战略，至今让人记忆犹新。不仅仅需要超前的眼光，还要有实干精神。

    当赵新先的“沃尔玛”还是设想时，湖南谢子龙的“老百姓”大药房已开始探索着走“平价连锁药店”之路了。

    初次见到谢子龙的情景已经忘了，但再见是在2007年春天，在北京讨论关于医改方案的一个研究报告。当时有好多专家参加，还有一些从各地赶来的医药界企业家，都是市场中的百战之将。刘宝林说，九州通为他的老百姓大药房提供药品，谢子龙是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我们对医改的建议和意见。

    因为那时，药品产供销回归计划、药品由国家实行专营的呼声甚高，一时满城风雨。与刘宝林的九州通主攻医药的现代化物流配送相似，谢子龙的平价连锁大药房，也避开了药品销售在公立医院中横生的乱象，直切入药品零售市场。

    敢于打出“平价大药房”的旗号，实际上是把医院的高药价作为参照系。

    2001年10月，老百姓大药房的首家门店在长沙开业，举起了“比国家核定药品零售价平均低45%”的降价大旗，上演了老百姓提着篮子买药的场景。开店首日，营业额即超过5万元。

    不仅如此，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老百姓大药房的连锁门店每在一个城市开业，都会出现“提着篮子买药，排着长队付款”的独特现象。这种明码标价、便捷和按方（或者按用药习惯）索药的方式，无疑也是群众心中购药的愿望或者理想。

    老百姓大药房以医药零售行业中的“沃尔玛”方式，不仅北上南下遍开近300家连锁店，而且借力于8200万美元风投资本，开启了并购行动。

    业内人士都清楚，所谓的药价虚高是怎么回事，医药流通销售中的“潜规则”又是什么。流通环节多，除一级级代理商外，销往医院的要从这些流通环节中买卖“税票”，倒腾出“现金”，用于招投标公关，用于医院的第二次药品采购公关，用于给医生的处方提成，这些都需要现金。此外，还有医院药品销售15%—30%以上的加价。做了多年药品批发业务的谢子龙当然清楚其中利害，比如药品有多少流通环节，每个环节的利润空间有多大，最终的药价是怎么形成的。

    在老百姓打出平价药店前些年，随着国有医药商业公司的改制，我国城市已经出现了许多医药便利店和连锁药店。当时药企占尽地利之先，如北京西城区的金象大药房、嘉事堂大药房、国药大药房、同仁堂大药房等。零售市场似乎已经“瓜分完毕”。这些药店的平均药价，基本上都比医院略低。

    后发的谢子龙却一直琢磨着这样一件事：商品零售行业中，沃尔玛和便利店可以并存，而沃尔玛比便利店价格更便宜，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医药零售行业中的“沃尔玛”呢？

    于是，他没有选择开设常态的零售药房，而是开创处方药闭柜销售、其他药品自选的大卖场模式，依靠药品的大规模、大流量和缩减药品流通中间环节等措施，彻底拉低药价，让虚高的药价显山露水。

    如果说“让更多人看得起病，吃得起药”只是谢子龙最初的一种朴素道德，那么从老百姓大药房入市的那一刻起，他已成为了向虚高药品说“不”的另类商家。每一个新区域的老百姓大药房都始终坚持比国家核定零售价平均低45%，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战略，对整个医药供应链无论是传统药房、医院、药厂、批发商，还是各级医药代表，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因此，在谢子龙的记忆里，自首家湘雅店开始，老百姓大药房每开一家店，总会有恐吓电话、汽车堵门、撕毁标签、恶意购买、撤货、价格联盟等等事件发生，一路走来都是压力重重，甚至举步维艰。好在有政府的保护和消费者的广泛支持，老百姓大药房带动了整个药品市场价格下降，全国各地同行纷纷派人前来取经，才成就了轰动全国的“平价药房”现象。

    从2003年至2008年，平价路线让大药房在全国开了300家连锁店。老百姓大药房连续6年位列中国连锁药店前三强。其中2004年销售额18.2亿，2005年21.8亿，2006年23亿，2007年销售24亿，连续四年荣获中国连锁药店销售额排行榜第一。然而，平价药店的利润从哪里来呢？

    “走平价路线的沃尔玛怎么赚钱呢？我跟它一样，不挣零售的利润，企业利润来自厂商直供、取消中间环节带来的利润，走减少流通环节这条道路。”谢子龙说，这种做法使原来五六个环节才能到消费者手上的药品，直接缩减为一个环节——从供应商手上直接到了药房。通过减少三四个流通环节，降低经营成本和减少人员的费用，“直接串起医药价值链的两头，即医药生产企业和消费者，最终的表现就是：价格下来了。”

    在谢子龙看来，药品价格虚高是不正常的利润过多，药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过多，层层加价；降低药品价格最重要的就是减少流通环节。“老百姓大药房有80%的药品直接来自正规厂家。有些药企和外企不采取直接向连锁药店供货的方式，所以还需要从物流企业中转提货。”不过，这些都是大型药品物流公司，不仅质量可靠，同时还能降低采购成本。

    在商业活动中，政府部门的高度集中与垄断，只能导致腐败现象丛生，也与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大趋势背道而驰。不管什么“挂网采购”、“阳光采购”，实在都难以掩盖其弊端。这是医院药价居高不下，药品销售灰色的中间环节“无法减少”的根本原因。这在下面我还要进一步分析。

    除了学习沃尔玛的低价路线，如果你足够留心，便会发现老百姓在药品零售业态中采取的是大卖场的经营模式，大店面积基本在1000平方米以上，最小的也在200平方米以上，而这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齐”的平台。

    店面大，人员需求增多，门店的租金成本和运营成本也相应增高，是否有违营利的游戏规则呢？“不会。卖场大，需要我们以丰富的药品种类，以精细服务提升顾客回头率，增加客流量。另外，我们还采取了优化门店管理降低人力成本、集中采购降低采购成本、统一配送降低仓储运输成本等措施压缩开支。”

    不仅如此，以平价路线迅速形成规模的老百姓大药房，还能通过规模优势、巨大采购数量增强与上游厂商的议价能力，以更低价格直接拿到药品，不得不让人称道其深得沃尔玛的平价精髓。而据了解，早在2005年，老百姓大药房创办了制药企业药圣堂（湖南）制药有限公司，还成立了丰沃达医药物流（湖南）有限公司，着手打造完整的医药产业链。

    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河南、河北……在老百姓的药店“版图”中，已经成功圈进了14个省级市场的287家门店（截至2009年6月5日）。所有的这些门店，走的都是直营路子。按照谢子龙的话说，直营是亲闺女，加盟是娶媳妇儿，论管理、标准化运营以及确保药品高质量低价格，当然是亲闺女更加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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