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极端的个例。28岁的河南农民工张海超悲凉无助、决绝地走进手术室。他要求用手术来证明自己做工时得了职业病。他用开胸验肺的痛苦与危险，让全国人民看到无良的职业卫生鉴定机构造成的血淋淋的现实。
虽然他被多家大医院诊断为尘肺，但垄断着鉴定权的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却认定他只是患肺结核，“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建议进行肺结核治疗。
张海超的质疑是很自然的，没有人比患者本人更意识到疾病的可能来历和原因。
他往返于北京、郑州各大医院，花完了打工赚来的所有积蓄。
各大医院的诊断结果是一致的：“尘肺”。
当他把这些结论拿到郑州职业病防治所时，统统没有得到认同。按照省卫生厅的规定，只有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的诊断具有效力，别的医院都不算数。有了行政赋予的垄断权力，这是该所敢置其他医院的诊断结论于不顾——也是置事实于不顾的原因。
多方求助无门，向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再次解释无果后，2009年6月，张海超又一次来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要求做开胸手术检查。
医生劝他说，从胸片上就能判断是尘肺，再动手术没有必要，也很危险。
张海超并非不懂这些，作为一个失业的农民工，他实属无奈。他开始也只是想做个“穿刺”，取一点肺部组织出来，并预约了穿刺手术。后来他听说，用穿刺手术取出的组织太小，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可能不认那个（穿刺）诊断。
于是，他问大夫，有没有更有力的办法验证？大夫说，那就只能开胸了。
在他的强烈坚持下，2009年6月22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同意为他做手术。术前，需要签字，他的妻子听说开胸手术会缩短寿命，也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哭了，死活不肯在家属同意一栏上签字。最后，张海超要求姐姐替她签字。
张海超很男人。他拒绝了被人推进手术室，而坚持着自己走进去，躺在手术台上。也许他此时真的无牵无挂了，只要被辱没的真相能大白于天下。
医院术后肺检结果，明白无误地写着：“肺组织内大量组织细胞聚集伴炭木沉积并多处灶性纤维化。”
十多天后，张海超因付不起医疗费，不得不出院回到家乡河南新密农村。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他的出院记录上写着：“尘肺合并感染”。
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新闻见诸报端，并上了中央电视新闻1+1的节目后，引起了国人极大的震撼和愤怒。
新华社为此向全国播发了通稿。
报道的题目是《面对“开胸验肺”，郑州职防所于心何忍？》（《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7月20日）。
报道中说，记者为了进一步核实有关事实，采访了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所长李磊。李磊用很专业的口气，冷淡地说：职业病诊断和鉴定有着严格意义上的区别，这次对张海超是医院的诊断，并不是“鉴定”。
报道说，李磊还官气十足地“强调”：尘肺属法定职业病的一种，诊断应由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任何单位未经批准从事诊断，都是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单位无职业病诊断资质，不能作出尘肺的诊断。
“官气十足”，这个词用得好。“于心何忍”，也问得好。李所长为什么不扪心想想，一个年青的农民工，为什么被逼采取这种无奈的极端做法？
其实，中国煤炭总院、北医三院都是卫生部门批准的法定职业病诊断单位，北医三院还是我国职业病科临床研究基地和唯一的博士点。对这些医院几乎一致的诊断结论，李磊所长为什么闭上眼睛，视而不见，声言一律不予承认呢？
只因这些医院都不在河南。在那块土地上，是不是职业病，只能由郑州一家职防所说了算，唯我为大。于是就可以一手遮天，颠倒黑白了吗？
很不幸，只因张海超是河南人，在河南得了尘肺。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张海超断不会用如此极端的做法维权。这当代公共卫生史上令人心痛的一幕，引起人们深思，不禁使人质疑——傲慢、偏见与无知，面对淋漓的鲜血，谁给了他们垄断公共卫生鉴定资源，又不受监管的权利？人民给予一些人和单位公共卫生的职能，本应积极主动为群众服务，可做了些什么？服务了些什么？
2004年6月，刘寨镇老寨村村民张海超，到离他家乡不远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这家企业在新密市曲梁乡境内，以生产耐火砖为主。在三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做过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企业的生产条件不好，这些工种都大量接触到粉尘。
2007年1月，他参加了单位在新密市卫生防疫站为职工组织的体检，还拍了胸片。当时拍片就发现了他的肺有问题，并把结果告诉厂里，让他去复查。但单位没有向他本人传达复查的事，被耽误了。现在，这家工厂的负责人摊着手辩解说：“当时主要是做传染病基本状况调查，体检完了就算完事了。”
2007年下半年，张海超感觉身体不舒服，胸闷，咳嗽。起初还以为是感冒，服药打针后，未见好转。10月份，张海超来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拍胸片检查，显示双肺有阴影，但不能确诊病情，医生让他去其他医院再检查。
此后，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张海超，到郑州各大医院去就诊，医生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尘肺。并建议他到职业病院进一步诊治。
应该说，尘肺是一种疾病。
多数尘肺是由职业环境所引起的疾病，因此是职业病。
如果不是工作环境过于恶劣，防护条件太差，人不可能吸入大量沙尘，沉积在肺部组织上，最后如同铁石，使肺部功能丧失而死亡。尘肺，过去称矽肺，是不可逆转的，比癌症还要可怕。
这样，我们知道鉴定职业病尘肺的两层含义了。首先，尘肺是一种疾病；其次，是从事某种职业导致的疾病。
因此，郑州职业病防治所一些人借《职业病防治法》来作为无视科学、罔顾事实的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躲在”规定、制度后面，使人很难看清真实面目和动机。
虽然从理论上说，如果对职业病防治中心鉴定的结果有怀疑，可以到职业病鉴定委员会进行复议，然而张海超准备走第二条道路时发现，郑州职业病防治中心和郑州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是一个门挂着两块牌子，名义上是两个机构，但是在一个地方办公。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的结论，已经影响了它的公信力，患者信不过它的“翻牌”机构。另一方面，鉴定委员会需要六七千元钱的鉴定费，他也付不起——专家们是要借此赚钱的。这使得张海超不得不选择开胸验肺。
尘肺，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应该不难诊断。
无需多么高超的医学专业知识，只要看看胸透拍的片就大体可以断定了。协和医院这样中国顶级的医院、煤炭医院这样专业大医院的诊断结果，郑州职防所都认为不算数，口气也未免太大了一点。不是画地为牢，把职业病鉴定当作自己独家的行政权力又是什么？
可这家所、院合一的医疗机构得出的诊断结论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究竟是有还是没有？
显然那一诊断结果是应该用标点顿开的，写得很不规范，规范的写法是：“无尘肺。0+期（医学观察）合并肺结核。”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所副所长李某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也是对照胸片，严格按照尘肺诊断标准来判断的。”“0+期，就是怀疑尘肺，但还不到一期标准。”这显然是狡辩，前面三个字是定性“无尘肺”，又怎么成了“疑似尘肺”呢？你怎么写“0+期”，而不写“-1期”呢？
对其他医院的诊断结果，副所长李某不置可否。他只表示，该所是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而上述医院不是。本来郑州职防所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当这一家对公共医疗卫生的鉴定资源形成垄断，可以看到会造成怎样糟糕的结果。
所以，张海超实际是连“第一道门槛”都没有跨过去。
有人认为，不只是“职业病”判断水平问题，可能还涉及相关企业的利益，才使医生的眼睛与人心都出了问题。
在医学鉴定上，尘肺与职业挂钩，需要用人单位出具有关证明手续，如历年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资料、职业史证明书、职业健康检查结果等，鉴定的程序十分繁琐。
职业病的防治属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机构由政府来举办。职业病防治所与职业病院是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郑州职防所之所以很牛，这个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是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职业病诊断机构，而其他医院不是。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
还有更绝的。2009年8月，河南省卫生厅一些人认为事情过去了，引用《职业病防治法》有关规定，以“无职业病防治资格”为由，对当初为张海超“开胸验肺”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通报批评，并立案调查”。（《查处医院疑“秋后算账”》，《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8月15日）如是，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么？
这消息经媒体报道激起了很大反响。《人民日报》的评论认为，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不是从改进制度方面着手，杜绝“开胸验肺”之类悲剧再次发生，却以制度的名义对郑大一附院立案调查，难免会让人怀疑，这是否一种“权力报复”？
“我们原以为通过张海超个人的努力，至少会让职业病维权的路相对以前平坦顺畅一点。以他个人的惨烈抗争，挽回一群人的健康尊严。”正如《山西晚报》所说的，人们期待“开胸验肺”事件，能够让职业病鉴定制度更加合理，更加人性化。
《第一财经日报》说，张海超与《职业病防治法》，在某种意义上堪比孙志刚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人们原以为“开胸验肺”将会取得“一个较为圆满的结果”，然而河南省卫生厅对郑大一附院的处理，却深深刺痛了人们的神经。为什么出现了“开胸验肺”这样的悲情事件，不去反思法规的漏洞和问题，反而去惩治敢于秉持救死扶伤基本道德，挑战现有不合理规定的医院呢？
网上的一篇文章说，“现在是张海超‘尘肺’遇到了‘狼心狗肺’”。网上立时有许多人对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开始“人肉搜索”，发现此厅长兼任河南省人民医院的院长——真如醍醐灌顶，在医疗服务市场上，这两家河南最大的医院是“竞争对手”，于是人们对卫生厅作出处分郑大一附院决定的正当性，有了根本上的怀疑。有人在网上公布了此君的许多材料，包括他手腕上戴的昂贵的手表的图片。在此社会一片热议的声浪下，“处分”决定被匆匆撤销了。
想一想吧，公立的公共卫生机构，承担社会公益的义务与责任，拿的是政府财政的钱，纳税人的钱，对此真的可以说：是人民养活你们，对人民群众疾苦不应该如此冷漠！
中国很多矿山、企业的劳动条件很差。据说有80多万人患尘肺。这里有张海超的工友，还有更多的人正可能得这种可怕的伴随终生的疾病。还有几千万人，受到职业病的威胁。血汗工厂的存在，需要卫生、劳动保障、工会，需要企业和各级政府更多的关注。
想一想吧，政府的公信力、法律与规定的合法性是怎样确立的？首先是公平公正。这样大家也都会认定执法当局的权力，乐意遵守规则。如果都像郑州职防所那样仗着特权和垄断，无视职业操守，颠倒黑白，执行不公，会使制度败坏，规定规则完全失效。
新华社在时评中指出，卫生行政部门查处医院，实际上“让职业病诊断鉴定改革之门再度关闭”，这令人愤懑。
不仅仅是要完善职业病鉴定相关的制度，打通职业病维权的通道；直面“开胸验肺”之痛，中国公共卫生的体制机制，也应该有改革的必要。
101 岁月无法遮掩的污垢：拷问血站
由血液污染而导致大规模艾滋病感染的，中国不是第一起，但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起。但中国至今没有任何卫生部门的官员，因此受到问责和法律的追究。
法国在1984—1985年间，发生了“污血”案，造成1200人染上艾滋病，其中许多人后来发病死亡。此时的“污血”案似乎更应该“情有可原”：全世界对艾滋病认识都还比较模糊，艾滋病病毒刚被分离出来，人们对其传播途径也了解不多。
但并没有人对此原谅——法国卫生部长和血液中心主任受到渎职起诉；法国全国血液中心主任被判刑4年，罚款10万美元；卫生部长也因此辞职。时隔十几年后的1999年，法国前总理和卫生部长再次被起诉，法院判前总理无罪，前卫生部长长期责备自己，故不予追究。
十几年后，中国发生了大面积的“污血”事件，导致成千上万无辜老百姓感染了艾滋病，可有哪一个恶劣的污血案件进入了法律层面？哪一个玩忽职守的官员或非法采血者受到了惩处？
在电视新闻中，我们看到，年近七旬的温家宝总理冒着凛冽寒风，深一脚浅一脚，来到河南艾滋病村，看望失去父母的艾滋病孤儿，倾听来自民间的呻吟，心里十分沉重。
这些苦果是十多年前结下的，与总理和中央政府无关。而且，有关部门以保密为由，隐瞒和封锁了艾滋病大面积感染的消息。我国政府早已明确规定对献血者进行例行检测，以确保临床及生物制品用血不带有艾滋病病毒。可这些规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怎样失效的？那些制度又是如何被腐蚀败坏的呢？
造成成千上万人感染艾滋病的血站与血液污染，人们有理由发问，究竟谁给“血霸”撑腰？哪些人与“血霸”勾结？沾满农民鲜血的钱流向了哪里？落进了谁的腰包？当地卫生行政部门采取过哪些措施？为什么对猖獗多年的黑血事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十年，一些原先掩着捂着的“保密”问题，丑陋甚至丑恶的问题，应当完全揭开，应当剖析和疗救。这样，对于公共卫生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才有好处。
血站，是社会性公益性最强的公共卫生机构。
当时，血站属于各地卫生部门管理，有的还是卫生局下属的“事业单位”。血站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义务献血或有偿采血充实血库，主要用于医学临床抢救。另一类是浆站，抽取卖血者的血浆后，分离出血浆和血球，再将血球输回卖血者，血浆卖给药企制造生物制品，如八因子等。出问题的两者都有，但多数为浆站。后者当时成了一些地方卫生行业有利可图的一项“事业”，遂兴旺发达，遍地开花。
特别令人震惊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河南、湖北、河北等地发现了大批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的农民。在一些地区，感染艾滋病的竟高达卖血人群的三分之一。
一段时间里，仅河南省卫生部门下属的血站就达到200多处，几乎每个县都有血站，有的县还有多个。有些地方官员和“血把头”相勾结，事实上把持了血站，以获取血酬。
卫生行政部门对公共卫生中的献血卖血，对一个个血站，为什么会监管缺位？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02 艾滋病感染流行，在中国成了“机密”
艾滋病的中文名称叫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它的英文名称是Acquired Immuno Deficiency Syndrome，英文缩写是AIDS。
1981年，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中心从一同性恋患者身上首次发现这一奇特的病症。差不多同时，美国疾控中心也报道了这种疾病。
这种疾病很快传播开来。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蒙塔尼亚教授等首次报告，从一位淋巴腺综合病患者体内的组织上，经过细胞培养，获得了一种新病毒。两位美国学者稍后也获得了相关的病毒。1986年6月，国际微生物学会及病毒分类学会将这几种形态、核酸排列、蛋白结构、细胞嗜性均相同的病毒，统一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此前的科学上混沌期，正是法国发生因污血造成千余人艾滋病感染的时期。
后来，我深入到云南、广东等艾滋病流行地区，调查国家关于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策落实情况，学习了相关知识，并与医务人员和患者交谈，进一步了解了发病的经过——艾滋病感染者发病之后，并非死于艾滋病本身，而是死于全身免疫力的完全丧失。任何一个疾病，感冒、肺炎、碰伤和出血，都可能并发其他疾病，致人死命。
据研究，这种疾病最早可能在非洲流行，其病毒有HIV-1和HIV-2两种类型。其中一种与从非洲白眉猴、猕猴、绿猴等分离出来的猴免疫缺陷病毒较为相近；另一种与从一只黑猩猩上分离出的病毒相似。在非洲一些地方，人们常将绿猴作为食物或宠物饲养，人与猴的关系密切，艾滋病毒极有可能从动物传至人类，再从非洲传至世界各地。非洲一些国家艾滋病高发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种从动物到人类的病毒传染扩散路径，在2003年我国非典的大流行中，再一次被复制。
“狼”在门外徘徊的时候，国内的舆论界很重视，报道也不少。
在这一时期，全社会包括卫生行政部门都把艾滋病当作“舶来品”，当作资本主义的病，是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产物，对艾滋病是否会在中国大规模流行、爆发存有怀疑。一种主流的意见认为，只要扎紧篱笆，关好门，资本主义的病就进不来了。
1985年，一名美籍阿根廷旅游者来我国后突然发病，住进协和医院，不久后死亡。其家属告之，他在美国已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人，当时也认为是偶然，媒体作了详细的报道。
大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在云南一些静脉注射毒品的人群中，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在东南沿海发现一些通过性传播的感染者。这时，我国对各地发现艾滋病感染的报道，忽然沉寂了，报纸电视上再也看不到艾滋病的相关新闻了。
一些研究者认为，当时我国卫生部门“对艾滋病感染信息进行了封锁，仿佛是国家‘秘密’。政府主要是采取了‘鸵鸟政策’，不承认HIV/AIDS有可能成为问题，也不愿公开予以讨论，更不愿帮助行为者予以避免。”（《多学科视野下的艾滋病应对》，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这有一定的依据。
贩毒、吸毒在中国都是非法的。尽管事实上存在，特别是卖淫嫖娼在娱乐场所并不鲜见，一些官员也常混迹期间，并有过不良行为，但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有事实上的红灯区和暗娼、嫖客的存在。如果公开报道这类色情场所存在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不是承认中国仍有“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垃圾吗？
记得，十多年前，看到太原有大卖场一样的歌城“金昌盛”“银昌盛”等娱乐场所，灯红酒绿，周末还停着不少北京等牌照的外地汽车，感到奇怪。当地的官员告诉我，他们都是到这里来消费的。我们一不靠海，二不靠边，也就这点环境吸引客商，吸引投资。类似的话，我还在东北、贵州等中部地区采访时听说过。
于是这类“视而不见”的地方，极易成为艾滋病、性病防治的盲区。而且，如果在娱乐场所查出妇女带有避孕用具，竟被公安部门当成“卖淫”等不良行为的证据。为此，计划生育部门多方呼吁，但不被采纳。
于是，出现了政府公共卫生的缺失。而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应该与公共卫生决策层上的认识和判断有关。
2003年流行病调查显示，全国14个省（自治区）30个地区，有偿采供血人群艾滋病毒总体检出率为2.7%。但各地检出率差异很大。湖北随州的检出率为33.7%，山东菏泽为8.9%，吉林为5.8%。（《警惕艾滋病》，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其中，河南一些地区感染率最高，为40%以上。即两个卖过血的农民中，有近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这已无异于一场历史罕见的毁灭性大灾难！任何灾难对“三农”的打击，莫过于此。感染者有的在几个月内，有的在几年十几年后，肯定会发病！
这些人大多数是在1992年至1996年间感染的。据报道，在此后几年里，河南一些地区血站仍然管理混乱，血霸猖獗。而现在一些资料与媒体报道，极其冷漠而无耻地把血液污染传播的原因，归之为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靠卖血来维持生计等。
贫困不是艾滋病感染与传播的原因，无论是献血或卖血本身，也与艾滋病没有必然干系。而造成河南等农村地区艾滋病感染流行的，恰恰是中国公共卫生机制上的斑斑锈蚀。
贫困农村，大部分离县城较远，交通不便，农民生活虽然艰辛，平常也很少进城，连血站的门都摸不着，更谈不上“自愿卖血”了。无可否认，当时不少血站（浆站）“生意清淡”。有证据表明，一些政府部门官员不干正事，却有天生的搞商业的才能与禀赋，在他们的同意或授意下，血站（浆站）委托一些人，主动出击，下乡组织农民进城卖血，或者委托他们到农村去采血。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了“血把头”。他们与当地一些不法分子相勾结，与无良村干部相勾结，甚至以暴力为依托，强迫威逼农民，整拖拉机拉人到城里卖血。
“血把头”、“血霸”，不少是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少数是村干部，按人头或卖血的数量抽取“血钱”。而血站、浆站，则通过向血制品企业提供原料，赚取“合法利润”。这样，在政府卫生部门的血站与卖血或献血者之间，出现了不受监管的“中介组织”，实际上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卫生行政权力卷入到了逐利之中，官商与社会上的“血把头”勾结，垄断了血液制品的原料市场，盘剥卖血农民的手段令人发指。
这些人无法无天，甚至没有受过基本的采血卫生的培训，为了降低采血费用成本，克扣农民的“血钱”，采血器械重复使用，血袋等极不卫生，造成中原一些贫困地区艾滋病大面积感染传播。在短短几年中，一些贫困的“卖血村”成了“艾滋病村”，村民健康迅速恶化，“万户萧疏鬼唱歌”，农村经济和社会活力，立即丧失。
后来，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引起中央的重视。卫生部门着手对血站和血浆市场整顿，把血站和浆站分开。血站仍由卫生部门管理，主要是义务献血或卖血，为医疗上的临床抢救使用。浆站抽取的是血浆，供药企生产血液制品使用，这部分与卫生行政部门脱钩，划为独立核算的企业，不合格的关闭，卫生部门负责审批和监管。
卫生部门的血站“市场化”、“市场失效”的判断在这里用不上。如果当时人们还不认识艾滋病毒的话，但从静脉抽取血液的基本卫生常识，不至于不懂吧？人们不禁要问，血站的一些人与血把头究竟有什么利益关系？
血污染引起艾滋病的传播，这绝对算得上性质恶劣的卫生事件。在河南省，当地一些贫困农民靠卖血盖房子，娶媳妇，感染艾滋病后留下孤儿寡老。目前，艾滋病还不能彻底治愈，预防和控制难度很大，需要救治的病人越来越多，医疗救治的压力越来越大，消耗了巨大的卫生资源，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可能担心国际上的影响，各地整顿血站基本上也不作报道。由于缺少社会的监督，整顿又在卫生部门内部进行，不合格的血站被关闭了事，造成血液污染、艾滋病传染的真相，至今仍被遮掩。这种“内部处理”式的查处，一些污血事件相关责任人，没有受到调查和法律追究与处分，有的还在仕途上不断高升。一些举报血站问题的人，此后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报复。
在现有卫生体制下，在危害极大的污血事件中，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我后来在一些地方调查时，经常听到有人反映某某卫生局长如何，某某人老婆与“血把头”有勾结等。这些小道流言真真假假，欲说还休。过去了十多年，也许很多真相永远搞不清了。
像河南卫生部门这样采取两种极端的做法，真是全国少见。河南是血液污染导致艾滋病传染的重灾区。浆站和血站分开，从卫生部门划出去后，过去200多个血站搞经营卖血浆，现在全省竟然没有一个浆站。在药企调查时，河南一家生产血液制品的大型企业老总感到非常郁闷，不可理解。他认为，八因子等生物制品均以血浆为原料，是治疗白血病必需的药品。我们现在不得不从贵州等地进血浆，企业因原料不足经常停产。河南是个有1亿人口的大省，也是医疗大省，每年需要大量的血液制品。
他认为，河南卫生部门关闭所有的浆站，是不人道的。当初有200多个浆站血站，卫生部门假借义务献血之名，到处组织和发动群众献血卖血。现在对血液污染，技术装备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只要严格按规程操作，不会再发生艾滋病感染。可卫生行政为什么不批浆站呢？大概是部门从自己利益考虑。因为从血浆中可以提取七八种生物制品，不同的病可以用不同的药。现在血液制品严重短缺，医院就动员病人接受输血，对本来可以不用输血抢救的病人来说，其实不但价格高，还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与献血相比，利用血浆把血球输回人体，对健康的影响要少许多。美国健康人半个月就可以献一回血浆。目前，我国的血液制品短缺，价格上涨。大多数血液制品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主要因为血浆原料短缺之故。一家生物制药企业的经理说，我们运药品的车，进入北京一家大医院的门，就被人围上来“抢完”了。
根据中国区滋病病例报告显示，从1998年至2002年，我国艾滋病例报告人数年增长30%以上，说明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形势十分严峻。联合国提供的报告认为，中国目前艾滋病状况相当于10多年前南非的情形。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10年，艾滋病的感染人数可能达到数百万。（杨国才《多学科视野下的艾滋病应对》，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途径大约有三种：血液（献血或卖血、一些医院不洁的输血），目前此类方式正得到控制；一些地方的性传播；以及吸毒传播，主要为注射毒品的工具。
国家为艾滋病防治付出巨大努力，对患者实行“四免一关怀”，即免费自愿咨询和检测，对艾滋病感染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孕产妇实行免费母婴阻断。同时建立社会救助体系，救助艾滋病致孤儿童、贫困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如云南德宏州把近900名艾滋病致孤儿童全部纳入城市低保和农村五保户，在校的享受“两免一补”，免费上学。在广东，治疗一位艾滋病人，每年仅政府的花费就需要3万元左右，在云南需要2万元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几年来，全国对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抗病毒治疗，累计已超过6万例。每治疗一例，年财政补助至少需要1万多元。在云南边境地区调查时，有人反映说，这项政策非常不公平。新农合政府补助一人一年只有100多元，而那些注射吸毒、卖淫嫖娼感染上艾滋病的，一年补助1万来元，这合理吗？现在还有多少老实贫困的农民看不起病！
一些专家说，抗艾滋病的药用了几年后，抗药性增强，还得上二线的进口药，那每年人均费用得1.5万元。如大量感染者陆续进入抗病毒治疗阶段，国家财政费用的支出将大大增加。
某地一位官员，据说得了艾滋病，一年多时间，光医疗费用就花去了上百万元。按相关规定，医院要替患者保密。艾滋病的治疗，多数用在免疫力丧失后出现的并发症，仅看报销的治疗项目，是很难看出来的。云南某地区，两官员得了艾滋病，一年也各花去数十万，当地公费医疗有苦难言。我问他们的艾滋病是怎么得的？虽然无从知晓，但既不吸毒，又不像穷人那样卖血，人们能猜测出个大概。
据了解，第一批检测出的艾滋病患者，至今已经15年了，还活着，能下地劳动。如按每人每年1万元计，我国每年提供给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财政支出就得数十亿元。
确实不能说完全公平，但这不能构成不提供免费治疗免费药品的理由。吸毒、性感染艾滋病的，大多有个人原因，和一些不良的行为有关。但是，应当看到，在2004年以前，采供血是艾滋病主要传播方式；2004年到2007年之间，静脉吸毒是主要传播方式；2007年以后，性接触传播比例快速上升，成为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目前，经性传播感染的人数已占总数的56.9%。
毫无疑问，在血站或医院通过血液感染的，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事实上是，不得不为一些人的过错犯罪以及由此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全部买单。
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百般遮掩，报喜不报忧，以免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而屡屡应对失据。直到2003年非典在中国爆发，这种局面才得到改变。
103 “非典”与公共卫生危机
2003年3月，春暖花开。
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政府。
3月18日，温家宝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说：“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这时，场内回荡起热烈的掌声。
新一届政府伊始，便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后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从2002年11月1日至2003年6月9日，席卷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非典（SARS）疫情，已经导致全球累计临床报告病例8421例，其中中国内地5328例，占63%；全球死亡病例784例，其中中国内地340例，占44%。
肇始于广东的SARS，早在2002年底便开始流行了。
广东第一例非典患者是河源人黄杏初。
在深圳一家酒楼做厨师的黄杏初，1992年12月10日突然发低烧咳嗽，他以为是感冒，到小诊所开了点药，继续回酒楼掌厨。可病情加重，担心深圳的医疗费贵，回到了紫金县的家中，到河源市医院治疗。咳嗽、发烧，头痛，肺部有阴影，这些都是常见的症状，可令河源市人民医院医生奇怪的是，使用抗生素没有任何效果，这病不同于一般发烧，白血球没有升高。12月16日，一位名叫郭仁程的河源本地人，也到河源人民医院治疗，两者症状相似。医生们束手无策。黄杏初病情恶化，被送到广州陆军总医院。而郭仁程被转到广州呼吸病研究所，给他进行治疗的是大名鼎鼎的中科院院士钟南山。
钟南山惊奇地发现，郭仁程的肺很硬，就像塑料，没有弹性，吸气涨不起来，呼气缩不下去。钟院士先是给病人用了很多抗生素，不解决问题。那么，会不会是急性肺损伤？于是试着用大剂量皮质激素来进行静脉点滴治疗。到了第三天，病人的情况开始明显好转。当得知陪伴这两个河源病人来的8个人都感染了时，多年从医的直觉，让院士觉得遇到了新挑战。
送走两个病人后，河源人民医院的故事才刚刚开始。第二天，护士游丽成为全国第一个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之后，短短一周，又有7个医护人员开始发烧。
河源人民医院院长欧阳毅觉得不妙。2003年元旦，他打电话给河源卫生局局长杨友观，汇报告了这一情况，杨又立即向河源市长报告。第二天，也就是1月2日，省卫生厅派出专家组前往河源会诊。与此同时，多名医护人员染病的消息在河源不胫而走，一时恐慌情绪蔓延，市民开始抢购药品。
再说回黄杏初。在被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后，经过一个月的治疗，他于2003年1月20日出院。然而他并非是真正的第一例，他只是第一例报告到卫生厅的非典而已。还有一个人，比黄发病早了一个月。此人是佛山的村干部，名叫庞佐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得病时还没有非典这一说，应该说，我是被追认为非典患者的。”2002年11月16日庞佐尧因发烧，到石湾医院治疗。发热，咳嗽，肺部有阴影，治疗无效，转入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佛山人民医院请了专家来会诊，最后认定应该用抗病毒药治疗，而且病人必须被隔离，以防感染。这时，庞一家及其亲戚5个人相继出现同样的症状，一齐住院。按照专家会诊定下的治疗方案，庞佐尧奇迹般康复了，并于2003年初出院，当时没有引起注意。
专家组关于河源的报告出来后，再没有人得非典，本以为这场风波过去了。孰料半个月后，中山市出现了十几名以发热、肺部感染为主要症状的患者。多名医生被感染后，广东省卫生厅再次组织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组前去会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派来专家进行指导。佛山市人民医院医生、庞佐尧的主治医生周立新也在被邀专家之列，他查看了病人的症状后认为：这病跟庞佐尧的一模一样！
专家们在到达中山的第二天晚上，马上整理出一份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
诊断：非典型肺炎（病因未明，病毒性感染可能性大）。
治疗原则：酌情使用皮质激素等。
预防措施：隔离病人，病房通风、换气消毒。专家组指出，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这是第一份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报告。省卫生厅向全省卫生部门下发了《关于印发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的通知》（粤卫办［2003］2号）。
然而就在这时，疫情开始悄悄地迅速地蔓延。
2003年马年的春节，对许多广州人而言，是一个惶恐不安的节日。从大年初一的那天起，广州的非典迅速进入疫情的高峰期。
1月31日，中山医科大学附属三院的邓子德医生度过了一个不寻常的除夕之夜。在珠江新城吃过年夜饭，他正与家人一起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却接到了医院的紧急电话，说刚接收了几名非典型肺炎患者，其中一名11岁儿童病情危重，要求立即赶回医院。
时值大年夜，马路上空空荡荡，没有的士。邓子德医生只好跑步回医院，好在跑了十多分钟后，终于有辆的士停下来。邓子德参加过河源和中山的专家会诊，对于非典有经验，被任命为抢救小组负责人。
几乎同时，广州市民周作芬，因为咳嗽发烧，到离家最近的中山大学附属二院看病。44岁的周作芬经营海鲜生意。他身强力壮，以为是感冒引起发烧，起先没打算到医院去看，直到发烧了五天，越来越厉害后，才去了医院。
周作芬后来被媒体称为“毒王”，因为他病的传染性极强，先后放倒了70多人。中山二院的放射科医生检查了周的肺部，发现有大面积的肺炎，当即让他住入呼吸科。呼吸科的主任、副主任、多名医生和护士给病人进行了紧急处理。中山二院位于珠江边，除夕之夜，烟花璀璨地开放在珠江的夜空里，根本料不到威胁生命的非典已经让多名医生在这大年夜里中招。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周作芬要被转往中山三院。呼吸科主任李建国戴好12层的口罩，亲自送周下楼，救护车司机范信德已等候在救护车旁，看到病人来了，范司机立即迎上去帮忙。
从除夕中午进院到年初一转走，周作芬只在中山二院待了24小时，可就在这一天之内，接触过他的人都染上了非典，包括放射科主任、副主任，呼吸科主任、医生、护士、实习医生、护理员、配餐员、清洁工、担架工人、救护车司机等，一共41名医生和护士被传染！
一下子病倒了这么多医护人员，要集中到一个地方治疗，呼吸内科的病房已住不下了，医院于是把中山楼的17楼作为非典隔离区。
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为救治战友又倒下了，第三批人冲了上去，又有人倒下……因为天天有人倒下，17楼住不下了，又加开了18楼，18楼又住满了，再加开其他楼层，5层楼的病房全部住满了。最后，全院一共有93名医护人员病倒。
幸亏他们找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除了范司机病逝，到了3月底，余下的92人全部病愈。
中山三院的医护人员得知此病传染性强，治疗抢救过程中，戴上了手套、帽子和口罩，为周插喉管的医生特别戴了3层口罩。但是，这些措施于传染性极强的非典却不大管用。
周作芬入住三院的第四天，也就是大年初四，救治他的医护人员开始发烧。第二批医护人员接力救治时戴上了8层的口罩，并穿上了隔离衣，但仍不能幸免。短短8天，三院在治疗周的过程中，先后有20名医护人员染上非典，其中包括后来牺牲的邓练贤医生。
大年初八，毒王周作芬转入广州肝病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毒王已放倒70多人，其中医护人员50多名，另外，他的家族成员中，有21人发烧，跟他一起住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就有他的母亲、妻子、岳父、岳母，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在被他感染的人中，有4人因非典而长眠。
在血的教训面前，八院的医生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穿上两层隔离衣，戴上12层的口罩。但护理他的王春华护士最后还是染上了非典。
马年除夕夜，唐小平正在广州一个社区和艾滋病人联欢，突然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刻赶回去。
广州肝病医院院长唐小平，传染病学博士，艾滋病防治专家，2002年9月开始担任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院长。第八医院是家中小医院，只有200名左右的医护人员，但因是传染病医院，是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医院。据统计，截至4月26日，这家医院收治的非典病人共有346名，约占广东全省非典病人的四分之一。
当时八院的医生仍是缺乏经验，他们都没有戴防化面具，眼镜也没有戴，后来发现，病人的分泌物喷到眼睛的结膜上，也可以传染。医生们一片惊呼：“从医多年来，从没有见过传染性这么强的病，从来没有！”
随着患者的增多，一星期之内，从2月12日至19日，八院有8个医生、12个护士，共20人病倒，占了全院医护人数的十分之一。
在血的教训面前，终于积累了防护的经验。病房的通风起初做得不是很好，后来在每台窗上都装上了三台排风扇，从此以后，感染非典的医护人员就少了。唐小平说，装排风扇这个方法虽然简单却管用，即使这么点小经验，也是用鲜血换来的啊。在非典中表现突出的唐小平，后来被评为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当选为党的十七大代表。
为了防治医护人员感染非典，广东省紧急购买了数百套医院用的空气清洁器和防毒面具，由于采取了有效的防护措施，广州医务人员感染人数由2月的201例下降到4月份的四五十例。
令人不解的是，正值非典爆发的高峰，新华社在2003年2月14日播发了一条来自卫生部门的消息，称《广东非典型肺炎已得到有效控制》。
就在卫生部门宣称“非典得到有效控制”的同一天，广东新增非典病人56例，攀上了纪录的最高峰。
也许卫生部门通过新华社发布此消息的本意，是为了“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这就像地震部门经常出来“辟谣”，称近期没有大地震，不要听信谣言一样。地震的临震预报确有难度，有时专家的话音刚落，地震发生，这就不幸成了“乌鸦嘴”。
而对正在迅速扩散流行的疫情进行掩饰，发布假新闻，其性质与地震专家辟谣不同，至少有隐瞒真相、封锁消息的嫌疑。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就是，其他地区对非典的传播毫无防范，而已积累掌握的比较成功的救治经验，也得不到推广应用。
北京医护人员感染非典的高峰期，是在“两会”结束后的4月份。5月6日，北京确诊SARS患者1897例中，医护人员感染有335人，约占18%，居感染人数类别的首位。截至5月8日，该项数字为370人，仍居首位。如果广东的经验能及时通过媒体，哪怕只是通过卫生系统内部传达，北京的医护人员就不会重蹈广州医生的覆辙！
《中国青年报》引述北京一位医生的话说：“如果我们提前获取广东在防治非典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些医护人员也认为，信息不通畅应该列为第一大因素。由于信息的不通畅，他们那时甚至根本不知道广东医院跟非典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北京很多医院一开始将SARS当成普通高烧病人治疗，医护人员没有采取严格保护措施，所以造成大面积感染。
非典肆虐广东的同时，越南也突显了SARS的死亡阴影。
2月16日，越南河内。一家法国医院收治了一位从香港来的美籍华人陈某。病人的病情甚是奇怪凶险，因此，医院请正在河内的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前来参加会诊。乌尔巴尼是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派驻河内的专家，负责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学龄儿童的传染病防治。
当时，中国卫生部门并没有把非典当成重大疫情，还没有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刚接触病人时，乌尔巴尼也曾以为是禽流感。但是10天之内，与病人有过接触的所有医护人员全都有了与病人同样的症状，一个个相继去世。乌尔巴尼惊讶万分。3月9日，他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紧急约见河内的卫生官员，建议彻底隔离这家医院。
正是因为乌尔巴尼的及时通报，3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得以及早向全球发出关于疫情的紧急警报。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正在亚洲部分地区扩散的非典型肺炎定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乌尔巴尼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不幸被传染。3月29日，这位伟大的为SARS的防治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医生离开了人世。
有科学家，包括北京的老军医蒋彦永建议，以“乌尔巴尼”来命名“非典”病毒。
中国相关部门对非典的应对失当还在继续。
2003年2月18日，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匆匆宣布，“广东严重呼吸道综合症的病原基本可以确定为病原体”，并建议用抗生素治疗。
广东的医生一片哗然。广东中山三院的呼吸科主任张天托认为：“这不可能！”他在抢救一个儿童时不幸染了非典，试验着用过四环素/左旋氧氟沙星等七八种药进行医治，均无效。所以他说：“不可能，我已经用过对衣原体有特效药的四环素啦，根本不管用！”
同一天，在广东省紧急召开的会议上，广东医院的专家们一致认为，不能简单地认定衣原体就是惟一病原。与会的钟南山神情肃穆，沉默良久，科学家的良知和临床实践，使他无法盲从这一结论。广东省决策层采纳了钟南山的意见，并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
在广东疫情最严重的时刻，钟南山主动向卫生厅请缨：“请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往我们这里送！”他在呼吸治疗和研究方面从事了三十几年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另外呼吸疾病研究所在抢救这些病人方面比较专长，病人在这里得到抢救成功的机会多一些。还有，这些病人都是感染比较重的病人，传染性比较强，集中在一个地方相对来说就会使感染的机会减少。
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转移到了钟南山所在的广医一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在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通报非典后的4月19日，呼研所先后收治的危重病人已达101人。
在整个广东，至5月31日止，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511例，治愈出院1441例，死亡57例，死亡率3.7%，创全世界最低非典病死亡率纪录。这得力于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生专家探索的治疗方法——合理使用类固醇或者皮质激素，预防肺发展为纤维化，以及更严重的呼吸衰竭；在病人明显缺氧时，采用无创的鼻罩或者面罩来通气等。
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
4月12日，钟南山主持的联合攻关组宣布，从广东非典型肺炎病人器官分泌物中分离出2株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原因。四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确认。
5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取消因非典型肺炎对中国香港和广东采取的旅行警告。
也是在这一天，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香港大学共同在SARS病毒溯源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研究人员从野生动物果子狸身上查到的SARS病毒与人体中发现的完全一致。
果子狸从此臭名昭著。广东省政府召开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拒吃野生动物，形成“拒吃野生动物光荣，乱食野生动物可耻”的共识，一大批野生动物“死里逃生”。
有一些教训值得记取。2月初，在广东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广东媒体却对非典事件“三缄其口”，人们无法从主流媒体上获知关于非典的充分信息，于是谣言通过手机短信和网上的帖子广泛流传。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一条消息借着手机短信以惊人的速度在广州传播：“广州发生致命流感。”2月9日，中国南方发生了抢购醋和板蓝根的风潮，因为熏醋和服用板蓝根在当时被认为是预防的好方法。第二天抢购风达到高潮，大小药店人潮汹汹，白醋竟然卖到了几十元，一家媒体的记者还拍到了白醋100元的历史性照片。
有关疫情的传言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和省卫生厅召开记者见面会。2月11日，广东的纸媒首次报道非典。市民这才第一次清楚地了解到：至2月10日下午，广东共发现非典患者305例，其中死亡5例。患者中有105名医务人员，无一例死亡。在新闻发布会上，有关领导强调说：“在采取有效措施后，疫情已得到初步控制，不再有医务人员被感染。全省7000多万人口，仅6个市发现病例，而且只有305例，说明情况并不严重，群众大可不必惊慌。”并声明，绝没有发生谣传的什么炭疽、鼠疫、禽流感等。
记者问：1月2日河源即有报告病例到卫生厅，为什么政府部门到现在才对外发布非典型肺炎病情报告？
时任卫生厅厅长的黄庆道说：之所以现在才公布有关情况，是因为1月2日后在河源、佛山、中山发现的病例已经陆续治愈，且没有新发病例。加上非典型肺炎不属于法定公布的传染病，公布了反而会引起混乱，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公布。现在因为社会影响很大，所以才决定公布。
也许是因为媒体此前的沉默，所以它们第一次报道非典时，民心仍然不稳。12日，先是在清远等地出现了抢购盐、米的风潮，到下午，广州、珠海、深圳也出现了抢购的人潮。此次抢购潮起因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谣言：“据权威医学专家可靠消息，目前广州的非典已处于失控，主要是由于我们食物中缺典所致。食用加典盐是目前预防非典的最好手段，请您尽快购买加典食盐，并通知您的亲朋好友。”轻信谣言的人连“非典”的“典”与食盐中的“碘”都未加分辨。
以致于13日，为平息老百姓心中的恐慌，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放心！广东备有百日盐半年粮》《盐荒米荒纯属无稽之谈》。媒体的及时介入，让抢购潮匆匆退去。广州的媒体纷纷批评政府公布疫情太晚。2月11日的《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公布疫情需要时机》，记者采访钟南山，钟院士认为，就非典这个事，最佳公布时机应该是春节前。
中山大学蔡禾教授就此评论说：当关系到老百姓生命安全的重大事情发生时，让公众拥有知情权，是对公众的一种尊重。对于老百姓而言，如果未能通过正常畅通的渠道获知信息，很自然就会受到各种传言的暗示，而各种传言在人人传递过程中肯定会走形，以致产生相当的慌乱。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不可能封锁，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过去资讯不发达年代所不能比拟的。这次事件中各种版本的消息都是通过网络、手机短信来传递的，从而变成群体的集体恐慌氛围。这就客观上要求有关部门再不能沿袭过去处理社会突发事件的老方式，对政府部门的综合应急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应该与主流媒体建立更好的互动关系。当人们迫切地想了解这方面的准确信息时，媒体如果保持缄默，只能是以讹传讹愈演愈烈。（《广州日报》2003年2月15日）
自从2月23日起，媒体突然受到指令似的，集体噤声。
整个3月份，虽然广东发生了一千多例非典，死亡了几十人，各大医院战火纷飞，甚至有数名医生以身殉职，可广东媒体一直沉默，有市民骂媒体也得了非典。当时的媒体全是连篇累牍地报道伊拉克的战争，而对近在身边的、危及百姓生命的非典闭口不谈，装聋作哑。
“疫情不可怕，可怕的是媒体”，据说这是广东某位领导的惊人之言，言下之意不难读懂：控制媒体更甚于控制疫情。
因为广东和香港每天来往有30万人次，到了3月，疫情迅速在香港扩散。广州人隔岸观火一样，抱了同情的心，收看本港台和翡翠台关于非典的报道。香港的淘大花园被强制隔离。3月一天的清早，当淘大花园的居民起床后，像往常一样去喝茶去上班时，却意外地发现，他们出不去了。原因是淘大花园有上百人被怀疑染上SARS，对整个小区实行了封锁。3月，广州市民对于香港的SARS了如指掌，对于发生在身边的广州疫情几乎一无所知。
3月“两会”期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北京采访“两会”的记者的两篇报道，一篇内容是，一卫生部官员说，广东疫情并未得到控制，正在寻求国际合作；另一篇是记者采访钟南山，钟院士说，非典并非病原体，而应该是病毒。民间盛传，时任《南方都市报》的总编程益中，因为这两篇文章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此后整个3月，《南方都市报》再无SARS的报道。
媒体的沉默一方面造成了社会的恐慌，另一方面使得非典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快了传播速度，最终使一个地区性的传染病迅速成为全国性甚至世界性传染病，中国因此受到世卫的指责和批评。
4月初，世卫专家到了广州，广州媒体重新有了关于SARS的报导，但这时候的新闻报喜的居多，无外是广东省有信心战胜这场病毒、广州人生活如常、世卫肯定广东防治工作，并强调到广东旅游和工作是安全的。
广东媒体关于SARS的报道真正重新放开，要等到4月18日。这一天，《广州日报》报道了广东省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因照顾非典病人而感染不治，这是首宗外界知悉有医护人员死亡的个案，但叶欣是在3月下旬去世的，她牺牲后差不多一个月才见报，刚好当时中央宣布各省不得隐瞒疫情。
3月5日下午，北京。全军最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突然接到301医院的求救电话，说前一天来该院住院的山西三名病人病情相当怪异，可能是非典，要求转到302医院。
山西患者是27岁的女珠宝商人于某，她曾去广东进货，回到山西后患病，她的家人也被传染，于是一块来北京治疗。于某后来被确认为北京最早的输入非典病人。在收治北京第一例SARS病人时，301医院有数名医护人员被感染，而302医院共有15位医护人员被感染，包括72岁的老军医姜素椿，他在指挥医生抢救于某父亲的过程中染病。此后一个月之内，302医院传染病SARS一病区、二病区的40余名医护人员中，有30多位感染或疑似感染。
3月15日，北大附属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发烧病人李某，李某从香港探亲回来得病，因为传染性极强，被称为北京的毒王。由于没有机会从广东医院得到防治SARS的经验，北大附属医院没有采取严格的防传染病措施，结果有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随着其他SARS患者不断涌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至4月23日医护人员感染人数达到80名。4月24日，整个医院被隔离。5月13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丁秀兰不幸殉职。
3月17日，李某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结果，一个星期内，东直门医院11位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全部感染SARS，其中急诊科医生段力军和一名护士不幸殉职。李某也因病情过重，不治身亡。
在公众的不知情下，非典得以有机会迅速在北京蔓延开来。
截至5月6日，北京确诊SARS患者1897例，其中医护人员感染335人，约占18%，居感染人数类别的首位。截至5月8日，该项数字为370人，仍居首位。如果说广东医生的鲜血和生命，是我们在首次遇到SARS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疫情能及时透明，北京能汲取广东同行用鲜血换来的经验，那么他们的牺牲本来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的，至少不会那么惨烈。
就在医院一片凄风苦雨、白衣战士以身殉职时，政府为了社会和民心的稳定，对非典真实的疫情讳莫如深，而京城所有的媒体也像当时广州的媒体，在这场关系到百姓生死的灾难面前，再一次集体失声。当然，媒体有媒体的无奈，沉默或许是他们惟一的选择。
2003年4月初，北京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却在会见日本东芝株式会社社长冈村正时，一脸轻松地说：“对于1300多万人口的北京市，22个病例所占比例并不大，而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
几乎同时，在例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对记者表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并向全世界保证，“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可以负责任地讲北京是安全的，戴口罩也可以，不戴也可以。”张文康还公布北京的非典疫情为“患者12例，死亡3例”。
同一时间，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外科主任、退休的医生蒋彦永正坐在电视机前，当他听到张文康公布的数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这与他了解的情况相去甚远。他马上打电话给309医院的朋友，得到的信息是，仅309一家医院，非典患者便有60名！且至4月3日，已有6人死亡！在一派谎言面前，蒋彦永再也坐不住了。他愤而写信：“今天我到病房，所有的医生和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信中还对卫生部官员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蒋彦永于4月4日和5日，通过电子邮件把信分别发给了凤凰卫视和中央四台，但如泥牛入海。蒋彦永忧心如焚，辗转难眠。这又不是伊拉克战争，市民知道多少情况与自身的利益无关，这是发生在北京、发生在市民身边的传染病，这信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安全啊！此事如果捂下去，不知还会有多少不知情的市民，稀里糊涂地被传染。
发表在《外滩画报》的《蒋彦永——一个诚实的医王》一文写道：从山西来的非典病人也在短期内相继病故，“这时候，卫生部找了各院的领导去开会，意思是北京已经有了此病，但作为纪律，不许宣传，要为开好‘两会’创造安定的条件。”人命关天。医生的良知，使得蒋彦永无法坐视不理，他冒着不遵守纪律的危险，又把电邮发给美国的《时代》周刊等媒体。一石激起轩然大波，4月8日，《时代》周刊对蒋彦永进行了采访，文章发表后，引起冲天巨浪。
老军医的这封电邮，成了中国开始转变对非典的防治的契机。《财经》杂志评论道：“中国SARS疫情报告得以透明化，或许并非蒋彦永一人之力，但他的信确实是披露事实的关键之一。如果说，由于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政府能更积极主动地以更大的力度应对SARS，平常百姓能更多地了解和预防SARS，从而挽救了更多的人的健康和生命，蒋彦永功不可没。”
其实，在3月27日至3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北京列为疫区。4月12日，再次将北京列为疫区。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公布的专家组考察报告指出：“（北京）只有少数医院每日汇报病例，接触跟踪体系存在的问题，无法系统地执行。这将导致疾病扩散。”专家组组长AlanSchnur说：“北京SARS病例的实际数字超过官方公布数字。”
值得我们整个民族为之庆幸的是，中央了解非典疫情之后，对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使有关部门没有继续遮掩瞒报，从严厉的批评中汲取了教训。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后在各种场合表示，非典防治是中国的“天大的事情”。
2003年4月20日，是中国非典防治，也是公共卫生工作的转折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介绍的非典数字，从过去的37例一下子增加到339例。同一天，由于隐瞒疫情、防治非典不力，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时年53岁的孟学农在当年1月19日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北京市市长，他就职时曾慷慨激昂地说：“新一届的政府应该是负责任的，透明的。”
孟学农引咎辞职后不久，出任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仍是正部级待遇。2007年，孟学农任山西省省长，这一次任职300多天后，因为吞噬掉260多条生命的溃坝事件，再次辞职。也许，对于这些事件或事故本身，孟学农并没有直接责任，但作为当地政府主要领导，他又别无选择。去职返京后不久，并非诗人的孟学农，写了一首诗《心往哪里安放？》，看来心情相当郁闷。
2003年4月20日，非典被列为法定传染病。4月22日，海南省省长王歧山被紧急调往北京，出任北京市代市长。4月26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中国的非典防治和危机处理，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就职后第一次北京市政府常务会上，王岐山的发言即给众多官员留下深刻印象：他目光冷峻，要求政府各部门对非典的情况和数字，准确报告，不能有含糊，牢记“军中无戏言”。5月1日，经过数千人七天七夜的奋战，北京小汤山接收非典患者的野战医院正式竣工启用，1200名军医就位。
流血的4月、艰苦的5月终于过去。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这一天，北京的市民兴高采烈，在郊区甚至放起了鞭炮。
此后，中国卫生部门对发生在国内的疫情，无论是2004年的禽流感、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以及手足病、口蹄疫等，都采取了实事求是、信息公开透明的态度，进行及时通报和科学防治。中国疫情防控在国际上的形象，有了极大的改变，展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104 预防接种：世纪成就与风险
预防接种和传染病控制，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公共卫生成就之一。疫苗对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降低，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由于疫苗接种，天花、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等一些疾病在大部分地方绝迹。因阻止疾病传播，减少治疗带来的负担，疫苗接种在公共卫生中有特殊的地位。及早建立公共卫生的“防火墙”，普及儿童“免疫程序”尤其重要，可以大大节省社会成本。有研究表明，在预防接种疫苗中投入1美元，可以获得31—108美元的回报。通过免疫接种可以大大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因而减少抗生素的使用，降低耐药性的发生率。
但疫苗的安全性问题，一直困扰着预防接种。
尽管总体上说，接种疫苗的风险，远小于接种的价值，但两者是无法进行真正比较的。因为疾病的传播对于普通民众，与疫苗接种的风险一样，都是一个概率问题。就是说，没有接种疫苗未必得病，而接种疫苗同样也有风险。因此，降低疫苗接种的风险是必须的。在理论上，一些小的不良反应如疼痛红肿头脑发晕等不可避免，但必须把致命的风险降至零，降至可以忽略不计。任何疫苗接种后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落到不幸者及其家庭身上，都是百分之百——这也是概率的另一种算法。
在资讯发达的年代，如果离视线不远的地方，有这么几个严重病例疑似与疫苗接种有关，无疑会使人疑虑和恐惧，大大影响对疫苗的信任。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百日咳疫苗接种的安全性争论从英国迅速扩散到欧洲、日本，后来又影响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这种争论导致公众对百日咳疫苗接种的接受程度迅速降低，信心受到打击。同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民众在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灭活疫苗后，也出现了极少数严重的异常反应，于是引发了对疫苗风险的担忧，并最终导致了一些已被基本消灭或控制住的疾病，重新在一些地方流行，不可收拾。无疑，这对政府的公共卫生和民众双方来说，都是损失。造化之弄人，真令人感慨。
应该说，随着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疫苗的生产工艺不断优化，免疫效果和安全性都大大提高，在医学上没有可质疑性。问题是，生产、运销和接种的各个环节，稍有疏漏，稍有违规，仍可能对疫苗的质量造成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加大接种者的风险。
105 山西“高温暴露疫苗”疑云
2010年3月17日，《中国经济时报》推出了记者王克勤近2万字的长篇报道《近百名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山西疫苗乱象调查》，让山西省几年前的问题疫苗再次走进公众视野。这篇报道经很多网站、报纸进行转载，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不少媒体派记者到山西对此跟进采访报道。
也许这一页早就该翻过。这发生在三四年前疫苗管理“经营”中的问题，由于其不明不白的回避，由于其危害与后果没有了断，由于对其官商勾结道德性的质疑，延续至今，没有一个令公众信服的说法——这次依然没有。
2007年岁末，记者刘万永在《中国青年报》发过一篇报道，题目是《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率先揭露了山西疫苗市场丑陋的利益链条。在防疫、疫苗这个纯公益性的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官员与商人明里暗里勾结，利用垄断来非法获取暴利，他们的作为，置疫苗的安全与孩子们的健康于不顾。
刘万永的报道见报后，曾经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北京华卫公司突然消失，人去楼空。据说山西省有关部门也着手调查此事。渐渐，一切都不了了之，风息浪止。
那时医改的评论已经热烈，我隐隐约约感到那篇报道中涉及的公共卫生领域中的大是非，即使没有孩子因问题疫苗致死致残，也是需要在改革中解决的。于是，那张报纸我留了下来，等再次翻出时已经发黄了。
时隔几年，山西“高温暴露疫苗”再次被媒体“引爆”。
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强烈震撼乃至愤慨，可能与“近百名孩子不明病因致死致残”有关。这些山西遭难的孩子，与记者王克勤何干，他偏按捺不住正义感和冲动，沉下去调查半年，发现近百名儿童可能因注射了问题疫苗而致死、致残，或引发各种后遗症。王克勤获得了这些死亡儿童的病历，并访问了其中的36户家庭，取得了第一手的材料，做了录音。近2万字的调查深入详细，有根有据。
我深知这类调查，其指向是政府部门现行体制，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涉及灰色的钱权交易，不可能得到被揭露者的帮助和支持。从新闻调查的角度看，似乎已经不可能做得更好了。
腐败现象的背后，乱象横生，有种种人情和利益纠葛，荣损攸关。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卫生体制，涉及许多专业化的领域，本来就不容易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我们从引起大面积艾滋病感染的污血事件，从前期非典防治的种种应对失当中，已经多有了解。
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国经济时报》拿出9个版面报道此事，也足见其社会责任感和胆略勇气。
《中国经济时报》刊出调查报告后，山西卫生厅当天晚上高调“辟谣”，称“山西省未接到因注射疫苗出现聚集性异常反应的报告”，根本否定问题疫苗的存在。并在18日发表长文反驳，称王克勤的“报道基本不实”，报道中提到的15名致伤致残儿童，山西省方面已调查到其中10名，只有1人被鉴定为疫苗接种异常反应，且非“高温疫苗”所致。
中国新闻社、凤凰卫视、《南方都市报》联合组织的节目（专稿）中讥评这些人：“需要政府部门解决一点问题，他们总是敷衍塞责，拖得遥遥无期，但是一旦需要辟谣，他们总是效率非常高，简直是神速。”
3月18日，《中国经济时报》就山西卫生厅的辟谣、表态，发表了三点声明，力挺记者王克勤。全文如下：
1.到目前为止，山西省卫生厅及其他有关方面未同本报就此报道进行直接联系，亦未同采写此报道的记者王克勤联系。本报在报道中为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对大部分患儿使用了化名。山西省卫生厅称已根据线索，紧急安排人员赴基层逐一作调查核实，却未联系本报要求提供患儿的真实姓名等线索，我们对其说法表示怀疑。同时，我们也对山西省卫生厅在尚未展开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即宣称“报道基本不实”表示强烈异议。
2.本报的报道并未对近百名患儿的死、伤必定系由疫苗导致作出判断，但本报记者在长达半年的调查采访中，收集到了70多名患儿的病历等相关资料，并对其中36名患儿家属进行了面访。通过调查，记者掌握了大量证明山西省疾控中心存在高温暴露疫苗、官商合谋垄断疫苗等问题的证据，包括人证、物证、录音录像等。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必然可以得出疫苗品质可疑的推论。并且，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几十名患儿的死、伤在时间上关系度甚高，不能排除其存在内在相关性的可能。
3.疫苗安全攸关数千万百姓、特别是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因此，本报对此组报道的采访和刊发高度重视，也十分审慎。我们愿对报道涉及的全部事实承担法律责任。期望有关方面能够正视报道所反映的问题，本着对人民负责、对事实负责的态度，展开客观公正、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作出令公众满意的处理。“让人民生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是总理的郑重承诺，也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本报愿为有关方面的调查工作提供最大程度的支持与配合。
这份声明，情切爱深，义正词严，几乎可以作为范文来读。它展示了媒体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决心，当然，也承担了极大的风险。因为许多人生智慧，不无忧虑地告诫媒体的记者，舆论的力量有时也很脆弱，如同潮水，涨上来快，退得也快。有一些事实，在特定条件下人证、物证都是可以改变的，或者变得模糊不辨，真假难分。对一些明摆着的大是非上的过错，卫生行政部门实在过于宽容，而对一些新闻报道的枝节，实在过于严苛。还有，如果认为因某些“负面”报道影响了社会安定的话，那就事与愿违了。
与多数媒体进行跟踪报道事件不同，新华社山西分社发表了《还原真相——新华社记者关于“山西疫苗事件”的访谈》。许多人怎么也无法理解，在那些孩子家属讨说法受到强力部门跟踪威吓的时候，在记者采访受到干扰粗暴对待的时候，与报道事件相关的山西省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的官员，卫生厅长、疾病防控处处长、卫生监督处处长、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免疫规划科科长组成的庞大阵容，齐刷刷地出现在新华社的视频上，来“还原”近百名儿童致死致残与己无关的“真相”。
那一瞬间让人感到悲哀。正是看起来像是对几年前存在问题的遮掩，而不是正视、诊疗和切割，无疑使中国疫苗遭遇了一次信任危机。
许多线索都是来源于内部人的举报。本来让他们坐在一起“还原真相”，不是更好吗？
从2007年开始就不断向太原市检察院、山西省纪委、山西省检察院实名举报问题疫苗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科长陈涛安等，没有被列为采访对象。陈安涛、王克勤等都一再表示愿意提供相关和证明材料，孰是孰非，孰真孰假，不是一辩就清么？
新华社山西分社只安排了一个患儿的亲属，在场接受采访。
但人们还是可以看出点端倪——
太原小店西温庄乡东温庄村是排查的15名儿童中注射过“高温疫苗”的两人之一。在新华社记者采访中，这个患儿的奶奶说：“莉莉”目前在村小学上四年级。在2008年以前一直没有发现异常，只是觉得身体有些“软”，在经过检查后，医生建议补钙。到2008年3月，发现孩子嘴角斜得厉害，写字慢，说话不清楚。因为在2008年以前，一直在注射各种疫苗，有在村中医院接种的，也有在学校接种的。这时家里人听说疫苗可能会导致一些症状，于是带着“莉莉”到医院检查，经过核磁共振发现小孩“脑结构正常，脑电图不正常”。医生当时表示，如果没有家族史，这种病不是先天形成的。
看来奶奶的年纪确实大了，说话还真的不太牢靠，说法显然与卫生部门的愿望有很大的出入。
山西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插话纠偏。他说：“据村医称，该小孩接种疫苗前有平常走路不稳、说话不利索的情况，表现疑似脑瘫的症状。经过省级专家讨论分析，该儿童2008年3月份出现的症状与疫苗接种无任何因果关系。”
村医的证词可靠吗？村医本身就是孩子疫苗的注射者，他说孩子原来走路就不稳，有“脑瘫”症状，这就不太可信。如果是脑瘫患者，原先走路就不稳，还要给孩子注射A+C群流脑疫苗、乙脑疫苗，这有没有问题？
本来，严格按照卫生部颁布的标准生产、储存、注射的疫苗，理论上几乎不可能发生不良反应，即使发生，也在可控范围内，而现在致伤致多达数百人。明明《中国经济时报》的报道，指的是2006—2007年间接种疫苗后发生的大面积不良反应，而山西方面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却回答：“根据网络报告的数字统计，2008年到2009年末一共报告疑似异常反应有238例，其中149人中因接种甲流疫苗，其余是接种其他疫苗引起的，与所谓曝光疫苗无关。”
真是所答非所问。2006年、2007年，我国有甲流疫苗了吗？
还有，媒体称“高温暴露疫苗”，而卫生部门则称“贴签疫苗”，实际上是指一回事，可又有些不同。
每一次食品医药卫生领域出现问题，对国人都是一次科学知识的普及。于是，山西的问题疫苗，使人知道了疫苗是一种蛋白质，是消除了传染和毒性的病原体。疫苗需要在摄氏2—8度下贮藏和运输，这叫“冷链运输”。有一些疫苗还具有活性，如麻疹疫苗和糖丸，需要在零下20度的低温下保存。按照规程，疫苗要存放在特定的冷藏库中，用冷藏车运输，注射前要放在冰箱里。疫苗放进去后，冰箱不能随意打开，只有在接种时才能开启。一般说来，按照规程，疫苗在高于10度的温度下暴露30分钟后，就需要销毁。这也是多数疫苗在气温较低、传染病多发的春秋季节注射的原因之一。
山西的“高温暴露疫苗”是反季节注射。据卫生部门报告，山西一些地方发现了乙脑流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所以要在高温的六七月间注射，体现了对儿童的关怀。
这些疫苗都是二类疫苗，即“自愿”接种，自己付费。价格还不菲，乙脑疫苗每支80多元。这些疫苗从冷藏库搬出后，堆放在刚建成的大楼的走廊里，堆积如山，拆箱取出疫苗，动员单位里的人去加贴“山西防疫专用”的标签——据说这是为了防止从其他途径购买的疫苗混入。
在炎热的夏天，这样的“群众性”贴签持续了几十天。每批疫苗在高温下暴露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几十小时应该是常事。而且，还有反映说冷藏的疫苗运送车曾经坏了，这样的闷罐车也不适合疫苗的运送。卫生部的调查组用“贴签疫苗”，忌称“高温暴露”几个字，可以看出用心之良苦。
疫苗的保质期是指在冷藏条件下的保质。山西疫苗事件中，被曝有疫苗在贴签、运输过程中未执行冷藏条件，无疑已经影响了质量，应该悉数销毁，这是明明白白的。
可中国疾病控制与应急反应办公室的一位主任竟然表示，“短暂的高温暴露不会影响疫苗的质量”——在高温的夏季，能说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是“短暂”的瞬间吗？回到常识，冷链运输，应是不间断的链条，这不是卫生科学而是一个常识问题，否则成了一个个“冷团”、“冷球”，难道对疫苗质量没有影响吗？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山西高温暴露疫苗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卫生部在2010年4月联合发出的通知中，要求对高温暴露疫苗进行严查。通知称，对疫苗生产或批发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接种单位，未在规定冷藏条件下储存、运输疫苗的，应依法严肃处罚，并按规定对所储存、运输的疫苗予以销毁。
网民们看得比相关的一些官员清楚：如果未在规定条件下储运疫苗，质量不受任何影响，为什么要销毁呢？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华卫最大的一笔生意是2006年7月的运城乙脑疫情。2006年7月13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报告首个乙型脑炎病例，7月中下旬病例数开始增多，甚至出现多人死亡。
8月13日，山西省卫生厅疾病预防控制处处长宣布，即日起运城市将对9个发生乙脑疫情的县区开展应急接种，计划对全市15岁以下少年儿童全部接种乙脑疫苗，根据情况还将扩大至20岁，同时鼓励成人自愿接种。8月15日，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副主任卢徐民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今年7月1日，乙脑疫苗已规划到计划免疫内，因此，凡在今年7月1日以后出生的孩子，接种乙脑疫苗的疫苗费用都是免费。除此之外，其他接种人群，免疫规划外的接种人群，如自愿接种，则要交付一定的费用。目前，全省统一使用乙型脑炎纯化疫苗（Vero细胞），统一28元一支（不包含注射费）。”
根据山西省卫生厅2007年11月7日发布的消息，2006年运城等地发生乙脑疫情后，山西省疾控部门及时组织第二类疫苗240万人份，实际应急接种192万人份。业内人士指出，乙脑疫苗2006年的出厂价为每人份9元，而接种者以28元购买，其中的环节是：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采购疫苗时，每人份收取4元的配送费、3元的返利，以每人份16元价格给市疾控部门，市疾控每人份加4元给县疾控，县疾控再加4元给乡镇一级。以每人份赚取7元、共接种192万人份计算，山西省疾控中心—北京华卫公司在运城乙脑疫情中进账1344万元。
其实，这一些是真正值得关注的。在公共卫生这个领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在医改中才具有样本的意义，即应该改什么和怎样改，才能使公共卫生回归公益性？
2008年初，刘万永记者曾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举办的“舆论监督研讨会”上，对山西疫苗腐败案进行了介绍：“北京华卫”（一家在北京注册资本为50万元的私营公司）堪称2007年度最牛的公司，2003年注册资金仅50万元，却在2006—2007年的22个月中，创造出近一个亿的利润。这家公司成立于2003年底，由田建国等3人共同投资开办。其中田建国出资40万元，其余两人各出资5万元。
山西省疾控中心将二类疫苗经营权承包给北京挂着卫生部牌子的私营公司。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和卫生厅的领导也多次称这家公司为“卫生部部属，而且是专门从事疫苗配送的大公司”。田建国的名片上一面印着“山西省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的头衔，另一面印着“卫生部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等职务。
卫生部解释说，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是在民政部登记，卫生部只是业务主管。不解释也罢了，越辩解越撇不清。全国协会大抵可分为三类，一是官方机构，如对外友好协会。二是准官方机构。三是纯民间的群众团体，如浙江一些地区的商会。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与牙防协会一样，大抵属于第二类，其主要负责人为退休的行政部门领导和若干现职官员，以及知名人士、企业老板等，“行政主管”已说明权力在谁的掌控之中。
在这起看似是社会类新闻的事件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专业人士的关注。《中国会计报》余红燕的一篇报道对此作了剖析，认为可能还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财务陷阱。这篇报道写道——
2005年12月，在杜碧杰被免职的同时，山西省疾控中心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原生物制品供应站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新成立的生物制品配送中心。
2005年12月28日，山西省疾控中心向各地下发文件说，省里成立了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委托据说是卫生部部属企业的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北京华卫”）“负责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所需疫苗的配送及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同时，北京华卫老板被任命为配送中心主任。
北京华卫的角色类似于一个承包者：每年向中心上交380万元，每季度交一次，另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现在看来，如果这一报道属实，这家公司每年仅以不足400万元的代价，轻松换取了高达十数倍的收益，堪称“史上最牛公司”。
2010年3月22日，山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山西方面表示，经调查，北京华卫进入山西疫苗市场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而在更早之前，卫生部已断然否认了北京华卫是卫生部部属企业的说法。
众所周知，在一项规范的招投标运作中，招标方的财务部门具有极大的话语权，投标方的财务经营状况必须经过招标方财务部的审核。或许，正因如此，杜碧杰才在北京华卫进场前就被“清除”掉了。
报道说，2006年1月6日，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在正式运行后的第6天，即向各市疾控中心下发《货款结算账户告知函》称，“依据山西省疾控中心〔2005〕21号文件，由山西省疾控中心成立生物制品配送中心，委托北京华卫托管运营和处理债权债务。”《告知函》列出两个账号，除了省疾控中心的财政专户外，另一个就是北京华卫在交通银行北京分行水碓子支行开设的账号。
至此，本应列为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范围的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的债权债务就轻松被北京华卫揽入怀中。
在同样于2005年被突然免职的山西省疾控中心原生物制品供应站站长程宏生手上有一份《2003年3月至2005年10月31日生物制品供应站收入支出状况》，这份资料显示，北京华卫在接手省生物制品配送中心时，实际接手了上千万元的国有资产。
而更为令人震惊和不解的是，北京华卫在接手这些资产之前，没有与疾控中心进行任何交接。这意味着，只要北京华卫不认账，这笔钱就成了疾控中心送给华卫的顺水人情。作为全省二类疫苗的供应和管理者，北京华卫对于二类疫苗的收益自然也是全盘接手。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信息科长陈涛安介绍，早在2006年，他就发现山西各市、县购买疫苗的款全部打到了北京华卫的账户上。
然而，这些收益本该属于财政预算外收入，进入财政专户。对于预算外收入，财政部此前已有规定，必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而疾控机构供应、分发二类疫苗，属于财政预算外收入的范畴。
收支两条线管理，具体说就是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统一的专户，用于预算外资金收入和支出管理。部门和单位的预算外收入必须上缴同级财政专户，支出由同级财政按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单位财务收支计划统筹安排，从财政专户中拨付。
显然，山西省的二类疫苗收入并没有进入财政专户统一进行管理。
对此，疾控中心或许可以有自己的解释：已经将这项业务承包给了北京华卫，并每年都向其收取了承包费用，承包费用是入了财政专户的。
姑且抛开这种承包是否合规的问题，单就每年380万元承包费用的合理性而言，如果二类疫苗的收入（据媒体报道，华卫两年赚了1亿元）与承包费用的比例是一个如此悬殊的数字，那么，这巨大的差额背后，是否是预算外收入的另一种流失？
……
在新闻发布会上，山西省政府负责人说，监管疫苗的政府行政机构山西省疾控中心的原负责人有经济问题，山西省疾控中心与北京华卫公司合作中有违反招投标程序、违反人事管理规定等问题。山西问题疫苗肯定是要查下去的，具体的细节也一定能够查清。
后来，卫生部的调查也发布了调查结果，认为“贴签疫苗”或高温暴露疫苗的质量“没问题”。
《劳动商报》在时评中说：可是，我们要追究一下，当前疫苗管理和疫苗管理模式上是否有漏洞？推而广之，目前的医疗管理模式是否有问题？若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没有理由说，三年前发生的疫苗问题今天就一定不会发生。不探讨、找出这些问题，山西省政府根本就没资格夸口，“今天山西省的疫苗监管是严格的，疫苗质量是有保障的。”
我想明白了，纠缠这些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对“贴签疫苗”的最终处理，无疑也贴在一些人自己的“脸面”上，是俊是丑，全国人民都看见了。
上个世纪90年代，几乎每年春天，我都要采访总书记、总理、委员长等领导人，亲自给孩子喂脊髓灰质髓糖丸等活动。这些报道，都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现在，我只觉得辛酸，少数人的胡作非为，为什么要押上党和国家对祖国未来的关怀，对儿童的挚爱！为什么要赌上无数卫生防疫工作者日复一日辛勤的工作，无私的奉献！
疫苗的问题还不止于此。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免费疫苗短缺、免费疫苗要收费的问题。有记者调查发现，11种免费疫苗外于半紧缺状态，原因是生产垄断，投资周期过长，生产和接种的积极性不高。（《近半免费疫苗收费才能打》，《广州日报》2010年6月10日）
免费疫苗是政府采购的，采购价格相对于流感、狂犬等有价疫苗要低得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一些外企看到中国疫苗市场，大举进入中国。如麻腮风疫苗，目前全国只有4家企业生产，分别是北京天坛生物公司、上海生物制品所、葛兰素史克公司和默少东公司。目前全国的麻腮风疫苗的需求是3000多万支，而全国产量只有1000万支，缺口高达2000多万支。2008年广东省疾控中心对该疫苗进行招标，其中一家企业中了标，但却没有供应给广东。最后，广东按照中标价向葛兰史克采购了30多万支麻腮风疫苗。“而广东省每年的需要量是120万，30万支肯定不够分的，所以打完了就没有免费的了。”
收费的麻腮风疫苗也是葛兰史克生产，商品名是“普详立适”，价格是78元一支。
目前我国列入免疫计划的免费疫苗有11种，涉及15种疾病的预防。据了解，多种免费疫苗都处于紧缺状态，如流脑A群疫苗、无细胞百白破疫苗在全国范围内缺货多年。据了解，几乎2008年新增的免费疫苗都比较紧缺。
与此相关的是，二类疫苗，即收费疫苗市场进一步红火，各方的积极性都很高。我想起了屈原的《楚辞》，想起了“民好恶其不同兮，民生各有所乐”——但愿山西的疫苗事件后无来者。
106 谁是精神病患者？
先来说一个故事——
2003年9月，农民工吴素真在厦门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内分泌病，入院时做了全面检查，无剧烈头疼，无嗜睡，无精神分裂及服用抗精神分裂药史。经过一个多月治疗，10月21日一早，医护人员来通知她，说各项指标化验都已经正常，今天该办出院了。
吴素真此时仍觉乏力，走几步都气喘，而出院要带一大堆东西。她丈夫在工厂做保安，没人接她，一个人没法走。因此她对主任说：“主任你要给我一个合适的时间，我老公不好请假的，我现在这样子怎么回去？”
从早晨八点起，护士催促她赶紧办出院，说：“有病人等着住这张床！”
吴素真被催得不耐烦，和护士吵了起来：“我前一段要出院，你们不让我出，现在又催得这么急！我如果走得动路，早走了！”护士也火了，说必须十点前办妥出院手续。
中午，为出院时间她和医生发生激烈争吵。紧接着，吴素真竟被医院的保安扭上车，强制转到仙岳精神病院，被当作精神病人治疗了整整22天。
吴素真将厦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仙岳医院告上法庭，虽然一审二审均败诉，但她六年抗争，多次上诉。2009年7月，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吴素真洗清了蒙受的不白之冤，获赔5万多元。
吴素真和丈夫林庆兴都是厦门郊区农民。他们都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不高。夫妻俩同在厦门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吴素真性格开朗泼辣。两人只有一个女儿，生活也过得和顺。
这年九月，吴素真因患高泌乳素血症和颈椎病，到厦门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住院治疗。入院时，她刚在靠阳台的床位住下，护士告诉她，这张床有人了。吴素真问：“现在不是空着吗？”护士说，病人回家拿东西了。吴素真不快，而医护人员觉得她还挺多事。
吴素真体质弱，晚上想早点休息。可同房的病人来看望的家属亲友多，到了夜里十一点多还在说话。吴素真有时刚睡着，又被吵醒了。同房病人的亲友见她不高兴，连声说对不起，赶紧走了。可到第二天从早到晚，一拨拨亲友来了，照样熙熙攘攘。
吴素真找护士反映，你们医院家属探视病人有没有规矩，有没有时间啊？她说话快，连普通话都不大会说，态度也不太好。医护人员觉得她是个“麻烦制造者”，也没给她好脸色。吴素真与忠厚老实、内向木讷的丈夫很不同。她个性强，心直口快，认死理，爱较真，在医院这一个多月里，与医护人员始终处得磕磕绊绊的。
吴素真对被送进精神病院那一天的事，记得清清楚楚。她骂医护人员没有医德，对方骂她“精神病”，她毫不示弱，用村妇的粗言回敬“婊子”。和护士大吵一架后，她就在房间里待着。这时有一个护士走过来要给她打针，吴素真拒绝了。护士说，你要不打针，我就叫几个人把你按住打。吴素真瞪圆了眼睛：“你们要敢动手，我就和你拼命！”吵了架后，她警惕性高了，提防着别人加害。
这时一个医生亲切地拍拍她的肩，拉着她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坐下，和颜悦色地问她丈夫的电话，吴素真以为是通知丈夫来接她，就把电话告诉了医生。后来，医生让她吃一片药，吴素真不知是什么药，警惕起来：吵完了架还有好药吃？于是坚决不吃。
等吴素真回到病房，一位病友悄悄地对她说：“医生叫来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他们正在医生办公室商量你的事呢。”原来，医生和护士判断吴素真精神不正常，但第一医院没有精神科，于是立即通知精神病专科医院——厦门仙岳医院的医生前来会诊。后来打官司时，吴素真才看到这个会诊单上写着：
会诊意见：
（1）皮质醇减少致精神障碍？
（2）精神分裂症？
（3）转院。
吴素听了病友的话，立刻到医生办公室去看究竟。一进门，她就觉得屋里透出了“合谋”的不祥气息——两位医生商量让吴素真转到仙岳精神病院。她非常生气地质问道：“凭什么让我转院？凭什么把我送往精神病院？”
正吵着，就有两个保安跑过来，他们一人抓住吴素真一只胳膊，拉着她去转院的救护车。吴素真竭力抵抗，死命地抓住身边一个大的什么机器不松手，指望借此不被拖走。她没有想到那是心电图仪，在拉扯中，就把心电图仪给拉倒了！
两个身强力壮的保安，对付一个体弱的农村病妇，显然绰绰有余。很快，他们架着吴素真出了医生办公室，下了楼，奔向停在楼下的救护车，把她推上救护车。
后来，厦门市第一医院法务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一天，吴素真突然之间出现了躁狂，殴打护士，还冲进医生办公室，把心电图仪推翻在地。
吴素真对这种说法很气愤：“我没打护士。是他们拉我去精神病院，才摔坏了机器，而不是摔坏了机器，再决定送精神病院的。”
再说吴素真的丈夫林庆兴，他上班时突然接到医生打来的电话：“你老婆精神失常了，你要快点赶过来。”当他赶到医院时，正看到两个保安粗暴地拉着吴素真，要拖她上救护车。吴素真挣扎哭喊：“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一定误会了！林庆兴跑过去喊住了那两个保安：“你们不要抓她！她是我老婆！”可保安对他说，他们是在执行医生的命令。一边说，一边架着吴素真上了车，把她按坐在座位上，他们在她两边挟持。见救护车要开走了，林庆兴急忙跳上车跟上。
到了仙岳医院，两名保安径直押着吴素真进了第一病区。这时，到第一医院会诊的那位大夫走过来，让林庆兴补办住院手续，他把脖子一扭，没有答理。林庆兴就这样在走廊里呆坐了两三个小时。他本是个木讷迟钝的人，此时大脑更是一片混乱，理不出个头绪，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傍晚，那个会诊的医生又来了，神色严肃地对他说，吴素真打伤了护士，还把医院里的心电图仪器给砸坏了，这仪器价值八九万元钱。要么你签字，送她进精神病院；如果她没有精神病，你就得全部赔偿。
一听要赔那么多钱，林庆兴吓得怔住了。他们家没钱，妻子住院已经花了很多钱了，别说八万，就是八千也赔不起。他无奈地在他们送来的表格上签了字，心想，反正妻子现在被监护起来，他也没法子，住上一两天，赶紧再出院就是了。
后来仙岳医院一再声称，他们把吴素真关进精神病院是她丈夫签字同意的。其实林庆兴赶到第一医院时，他们开始已经实行“劫持式”转院了。
当晚，吴素真被安排在单人病房里。林庆兴陪着不断流泪的吴素真，安慰她，答应天亮之后找医生，让她出院。夫妻俩一直商量到凌晨二点多。这半夜长谈，让林庆兴知道妻子完全正常，跟先前一样，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病。第二天早晨，他急忙去找医生说，医生不高兴地说，你昨天签字同意住院，今天又说她没有精神病，像话吗？像这种精神病患者，至少要住上半个月或一个月的。
刚进精神病院时，吴素真拼命地反抗。可越反抗，人家越按精神病人的方法来对付。开饭时，给每个人发个铁碗，吴素真觉得这碗脏，端起碗就恶心反胃，可护理人员就拿根竹竿威胁，你吃不吃？不吃就打。最可怕的是吃药，可容不得她说不。三四个护士强行将她按在床上，另一个护士灌药，吴素真紧紧闭着嘴巴，护士用手按住吴素真的鼻子，她喘不过气来，只得松开嘴巴，才一喘气，药早就灌到了嘴里！吴素真哭着喊：“我没有精神病！我没有精神病！”“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你们不要害我！！”可这一切呼喊，全然没用！只是招来更严厉的惩罚。
最让吴素真难过的是，一次，女儿来医院看她，正逢她因为拒绝吃药，被护士用布条绑在床上！后来，吴素真就明白了医生的逻辑，现在一切都颠倒了：你越哭喊越挣扎反抗，那是你精神病发作，越要加倍给药打针，你越说自己没有精神病，就说明你病得越重。
住了一夜单间后，吴素真和其他精神病患者住到了一起。对正常人来说，精神病院比监狱更加可怕。因为在监狱里，还有规定不能打骂犯人，而在精神病院，把患者捆起来，甚至进行电击，是必要的措施。
后来吴素真打官司时，仙岳医院的律师称：“吴素真称仙岳医院对其进行捆绑、关押、灌药，强制住院22天。对于所有有冲动行为的病人进行保护性约束，是精神病院的常规处理方式，一方面用于保护患者发生意外，另外也是为了其他病人的安全考虑。这只是治疗过程的一个现象，并非是医生不讲医德。”
一次，吴素真遭到了电击。被电击的原因是她不肯吃药。护士让病人排好队，把药片一个个放进病人嘴里，然后还要让病人张开嘴检查有没有将药吞下。吴素真将药藏到了舌头下面，被护士发现了，立刻受到处罚。
从吴素真住院的第二天起，林兴庆天天来仙岳医院，找医生理论，要求给妻子办出院手续。但是，医院不答应。眼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吴素真甚至想到了用自杀来结束这种折磨。
病人“放风”，可以到院里走一走。吴素真拖着虚弱的身子，从病房往外走。一抬头，走廊的墙上写着一段话，大意是患者精神病发作自残致死的，责任不在医院，需要自负。这几行字如惊雷一样从她心头滚过。她清醒过来：绝对不能轻生，一定要活下去，否则死了还说不清，被当作精神病发作，至死都得戴着顶精神病患者的帽子！
从此，吴素真改变了态度。她很少说话，逆来顺受，不作无谓的抗争，非常“配合”治疗。她每天用极大的毅力控制住内心的悲愤，默默记住这些天来所经受的一切！半夜西风半身影，他年定炼“九还丹”。
林庆兴天天来医院看妻子。他不能进病房，送来的骨头汤和水果只能通过护士转交。他每天只能站在病房外，隔着窗口和妻子说上几句话。
吴素真弟弟他们都是农民，也没有多少文化，听说吴素真被关进精神病院后，都非常气愤。但除了给她送点吃的东西以外，找院方论理，人家根本不理睬，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现在让她出去，会扰乱社会秩序，造成危害！
工友们听说吴素真被关进了精神病院，都吃了一惊。他们对林庆兴说，你快点去找医院，一定要尽快出院，那地方住久了，正常人也会真的变成疯子！我们替你值班，你天天都可以请假！林庆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找到医生二十多次后，他壮起胆吼道，再不放人，我就不客气了！
就这样，22天后，吴素真出院了，被丈夫接回了家，住院费交了一万多元。在她出院的小结上写着“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所导致的精神障碍”，还有一处是“精神分裂”并在后面打了个“？”
22天的精神病院的生活，她像过了22年。
从精神病院出来时，吴素真行动机械迟缓，还患上了药物依赖，过了一段时间，才渐渐恢复正常。吴素真想，不能白白这么被人欺负了，她要讨个说法。不久，她就开始了申诉与上访。
也实在够吴素真为难的，她连写份申诉的文字材料都费劲，更不用说那些机关的大门在哪里了。起初，是找第一医院和仙岳医院领导。人家说，你住院手续完备，你闹什么闹？因为普通话说不好，一个退休的老干部陪她去厦门第一医院。可一连去了十多趟，院长不是外出就是在开会，院长是人大代表，公务繁忙。
她改而找医院的主管部门卫生局。跑了几次，卫生局说，你把材料交上来就行了。2004年12月，她向厦门市思明区卫生局申请，要求撤销有关她患精神病的诊断。卫生部门的人说，这结论不是随便就能撤的，你要去做医疗事故的鉴定。
她问，由谁鉴定？
回答，厦门市医学会。
多方打听，她终于找到了医学会。医学会工作人员说，要做鉴定，得先交费。她好不容易凑起了钱，交上去，可她的希望却落空了。医学会本身属于医疗系统，鉴定结果可想而知——
2003年10月21日在原告表现为异常的情感和行为时，急请仙岳医院医生会诊并转到该院治疗，是为了保护病人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符合医疗程序，未对患者造成损害。仙岳医院在病人精神症状尚未缓解时，采取强制性医疗护理措施，对病人可起保护作用，符合专科诊疗常规，未对患者造成损害。结论为本病例不属于医疗事故。
吴素真认为这不公正，不接受这鉴定结果，决定通过司法解决。打官司她没钱，一次次跑法律援助中心，可是，医疗行为引起的纠纷案不属于援助范围，中心拒绝了她。但打官司是吴素真惟一讨还公道的希望，她每星期都去援助中心哭诉、下跪，甚至寻死觅活。法律援助中心只得在请示上级部门后，破例给她的医疗官司提供援助。
2005年底，吴素真向思明区法院起诉厦门第一医院和仙岳医院，索赔各项损失21万多元，其中精神损失赔偿10万元。
吴素真的律师在法庭上陈述：“被告第一医院仅因医患双方一时的矛盾，就认定原告精神错乱，难免有挟私报复之嫌！况且，仙岳医院的医生会诊之后，也没有确诊原告患有精神病。强制转院时，也仅仅是初步怀疑为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在没有确诊的情况下，被告第一医院将原告作为精神病患者给予转院治疗，这种行为给原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
一审败诉，法院驳回吴素真的诉讼请求，认为吴素真的举证不能证明医院损害了她。吴素真满腔悲愤，不服判决，再次上诉，可是，又一次败诉！
吴素真是个不肯认命的女人。这时，她开始上访。
厦门市人大、信访局、政法委，她一个个找。开始她对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后来一打听，第一医院院长还是人大代表，申诉书转过去还不是落在他手里吗？一个农村妇女打官司上访，有多难。推门进去，有和颜悦色的，说“给你打电话了”，有不耐烦的“走走走！我们管不了这事！”
吴素真不相信天下就没个说理的地方。她甚至跑到北京上访。她老老实实地递上申诉材料后，第二天，厦门就来了4个人，不容分说，把她接了回去。回到家时，她发现自己实际已经被街道“管制”了，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第二次，她刚坐火车到北京，找一个小旅社，拿身份证登记住下。翌晨，就有厦门来的几个人找到了小旅社，2个是司法部门的，还有2个是街道的，连劝带威胁把她接了回去。她乘火车，怎么也跑不过人家乘飞机，住宿要身份证，人家一查就能找到你了。
吴素真仍在四处申诉，成了现实的“秋菊”。她的遭遇，引起了社会不少人同情。
一天，吴素真去找厦门市人大回来的路上，偶然看到路边的秋生律师事务所，就抱着一线希望走了进去。听完吴素真条理清楚的叙述，得知她的遭遇和经历后，律师杨毅十分同情。他确信，吴素真没有精神疾病，愿意为她提供法律援助。
可吴素真一案，法院已经两次判决，想通过申诉让法院重审的话，必须找到新的证据。杨毅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厦门医学会的那个“专家鉴定”。在杨毅的帮助下，吴素真找到了新的鉴定机构——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鼎力司法鉴定中心耐心地听完吴素真的讲述，调阅了她的病历，走访她的邻居同事，询问了当时的各种情况。鼎力司法鉴定中心的主任陈妹兰认为，吴素真和医护人员发生冲突，单纯根据吵闹、砸东西等过激行为，就按精神病人来强制收治，显然过于武断。比如，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会把杯子砸掉，但不能说他就是精神病人。
2007年3月16日，吴素真终于盼来了好消息，福建鼎力司法鉴定中心认为，诊断吴素真为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所致精神障碍依据不足，不能成立。
这份鉴定也未被厦门法院采取。为了慎重起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国内最为权威的司法鉴定机构——位于上海的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做最后的鉴定。研究所鉴定中心的结论为：不足以诊断为精神病，依据不足。
冬去春来，2009年7月4日，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采信了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再审做出了撤销前审的判决，判处厦门仙岳医院赔偿吴素真人民币58512.7元的终审判决。
通过再审推翻之前的终审判决，这极为罕见，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六年无畏的奔走奋斗，历尽坎坷，她在丈夫林庆兴、在律师杨毅等主持正义的人们的支持下，终于洗刷尽无良医生们强加给她的羞辱和折磨。
107 “超越疯人院”
医学专家、北大法学教授孙冬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为什么要对老上访户采取强制性措施，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他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他就坚持他的某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精神病的妄想症状。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没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第412期，2009年3月23日）
现在以“雷语”惊世，哗众取宠，也是成名屡试不爽的捷径。无论是在演艺界、学术界，还是政治界、企业界，都有人用“雷语”吸引媒体和受众的注意力。
孙教授的“雷语”一出，引起极大的争议，有的报纸还给他配上了漫画。人们的愤怒是有原因的，对于一个经历了“文革”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如再把人无端地打成精神病患者，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即使是“极少数”，也是灾难的开始。
一个教授口出狂言，颠倒黑白，实在令人羞愧。这在理论上逻辑上，也是不成立的。如他还说过患者进医院治病“竖着进去、横着出来是正常的，横着进去、竖着出来是不正常的”等等。我想，教授应该不会有道德、廉耻、良知上的问题，但从这些言论中，人们不难发现教授的观点相当偏执，不合常识、常理，而相当顽固地“坚持他的某一个观点”。若据教授所言推断，他本人即有偏执型精神障碍，能对他进行强制，送进精神病院么？显然不可以。断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如对此类有偏执倾向的人统统进行强制，倒可能真的把正常人给“逼疯了”。
现在世界各国精神卫生领域，防治的重点已经下移，普遍撤销专业性的精神病院，纷纷关闭“疯人院”。除在综合性医院设立心理和精神科室外，并加强社区精神卫生疾病的综合防治。而我国却在不断扩大集中的专业精神病院，这跟世界精神卫生发展的潮流相悖。某些地方领导以扰乱社会秩序、有精神问题之名，把上访人员、意见不同者关进疯人院，实在是对人权的粗暴践踏。
2006年后，我几次参加过关于精神卫生专题的调查，先后来到浙江、江苏、上海和云南等地，也曾到澳大利亚等国进行相关的考察。确实，我国政府在精神疾病的防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浙江等地免费给农村的精神病患者发放药品，苏州等地精神病院与社区联合建立了康复中心，多数精神疾病的患者受到了良好的治疗。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精神卫生缺少法制上的保障。经费缺乏，患者受到社会的歧视。还有，由于精神分裂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有的患者被用铁链长期拴在家里，有的走失流浪，以致危害社会的恶性事故时有发生。
更为恶劣的，是类似于吴素真的情况，为了“社会和谐”、“安定团结”，正常人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不用说成百上千，即使仅此数例，也玷污了精神卫生的美誉与清名。
最近，有一条与“维稳”有关的会议上的消息，卫生部门要增加投入，在全国扩建几百所精神病院。我看后大为不解：大建“疯人院”，这决非国际精神卫生科学发展的潮流。
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规模修建精神病院还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现在，医学早已证明“疯人院”对精神疾病治疗弊多利少。改集中为分散管理，各地综合医院设专科治疗，综合治疗与社区家庭健复配合，已成为精神疾病治疗的主流。澳大利亚、美国等全国已经没有一所单独的精神病专科医院。
精神病属卫生范围，国家免费给患者提供治疗。我国除省级精神病院外，每个地市几乎都有一两所精神病院，多数人满为患。强制进精神病院太容易了。医院为了泄恨可以把一个人送进医院，亲属之间亲友之间或为争夺遗产，或为纠纷，把一方送进精神病院。还有一些地方为“社会稳定”，而把上访者拆迁户送进精神病院，说这个人没有行为能力，用“疯人院”这个超然法外的机构随意剥夺正常人的权利和自由，这不是太可怕了吗？
维护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公共卫生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大抵是这次新医改中各方认识高度一致的部分。而且这次方案中，特别强调公共卫生机构全部由国家来举办。
中国的疾控体系和公立的各级疾控防疫机构，隶属于卫生部门，是公共卫生的主要组成。从污血和艾滋病感染传播、非典防治、山西的疫苗事件……历史已经证明，疾病防控的生死对决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也发生过不少问题，造成严重的后果。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同样不可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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