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内斗争的回顾与概况
历史上，保守党的党内斗争曾有过若干次较为激烈的时候。自两党制形成，保守党成为—个成熟的大党之后，最早的一次较严重的党内斗争要算19世纪40年代皮尔内阁推行自由主义的改革政策时期和其后保守党的分裂。
1841年罗伯特·皮尔再次组阁，当时英国正处于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为了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皮尔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如1842年正式颁布《煤矿法令》，明文禁止矿主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采煤，指派监察员巡视各矿区。稍后又颁布了《工厂法》，将纺织工厂未满13岁儿童的工作日减至6.5小时，以便使他们在政府资助下参加学习。妇女的工作时间也有所降低，1847年议会通过了限定妇女和未成年者工作日不超过10小时的法律。皮尔内阁的改革明显地带有自由主义的倾向，因此遭到保守党内部土地贵族的反对。1845年，皮尔内阁向议会提出一个方案，准备大幅度增加爱尔兰美奴斯神学院的经费，以培养更多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这也是皮尔为缓和爱尔兰人民的仇英情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下院进行分组投票时，皮尔内阁的法案主要靠自由党人的支持才得以通过。人多势众的保守党围绕此案分化为实力接近的两支队伍：148人支持皮尔，149人反对。
当时反对皮尔改革的还有一个党内的派别组织——“青年英国”。该组织主要是由出身于托利党贵族世家的青年议员组成。其中不少人曾经就读于伊顿公学，毕业于牛津、剑桥大学，凭靠贿买和威胁选民的方式轻易当选为下院议员。他们思想保守，性情高傲，厌恶和仇视各种社会改革，认为皮尔内阁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是背弃了党的托利主义原则。很有意思的是，在后来领导了社会改革并推进了保守主义发展的本杰明·迪斯雷里曾是“青年英国”的主要领袖。然而，该组织寿命不长。在1845年，下院辩论皮尔的增加爱尔兰神学院经费的提案时，该组织几位领袖态度不统一，发生严重分裂，致使这个组织瓦解。
皮尔派和保守党右派最激烈的交锋是在《谷物法》废除问题上。《谷物法》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维护土地贵族利益的法案，多年来一直遭到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反对。1846年1月，皮尔正式提出废除《谷物法》的议案，经过4个月的激烈争论，终于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通过下院三读，不久又在上院被通过，最后女王签署生效。《谷物法》的废除使皮尔受到全国广大人民的欢迎，这也是皮尔一生政治活动的顶点。然而，《谷物法》的废除却导致了保守党的严重分裂。保守党右翼保护贸易派借机向皮尔派发动猛烈进攻，攻击皮尔是政治上的“叛逆者”，皮尔派是“自由的保守党人”。更严重的是，该派同自由党人联手将皮尔内阁搞垮台。自此，皮尔派在保守党内的力量越来越小，在1847年召开的议会中，保守党共有330席，皮尔派只占100席，保护贸易派达230席；到1852年大选时，皮尔派仅获45席，1855年降至27席。但是从1846年皮尔派下台到1859年这14年中，皮尔派在议会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两党实力接近时，皮尔派成了决定天平倾斜点的关键砝码。在名义上，皮尔派仍在保守党内，但在政策上，它却同自由党一致，在重大问题上常常站在自由党一边，实际上成了议会中的第三党。也正是由于皮尔派后来沦为自由党的政治附庸才促使内部分化瓦解，最后衰落消亡。而且，已经形成的两党制的运作也不利于第三党的发展和存在。1859年6月，皮尔派同自由党正式合并。
保守党内部斗争另一个较激烈的时候是19世纪80年代所谓“第四党”的出现。当时党内四位才思敏捷、精于舌战的中青年议员，在保守党座席上自立山头，组成了一个精干的“袖珍型”党团。因区别于自由党、保守党和爱尔兰自治党，他们自称“第四党”，在议会内左右出击。实际上，它是保守党内部的一个反对派，正式形成予1880年。在形成初期，“第四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评保守党领袖的软弱无能，缺少决断能力和领导才干，致使保守党涣散无力。当时党内在迪斯雷里死后，缺少公认的领袖。党的下院领导人斯特福德·诺斯科特思想僵化，党务工作上无所作为。上院领袖索尔兹伯里勋爵能力虽强，但却热心于科学试验，不务正业，而且与诺斯科特互不服气。保守党两院力量不团结。“第四党”认为这种二元状态肯定不利于党的发展和开展议会斗争。于是，他们把诺斯科特当作抨击的主要对象，1883年这种批评达到高峰。二是根据迪斯雷里晚年的经验，注意争取下层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上层的支持。“第四党”成员虽然出身贵族，却深知1867年议会改革后工人选票的重要性，对保守党上层人物不屑于在工人中发展政党组织的贵族作风深怀不满。
随着“第四党”对保守党领袖的尖锐批评，第四党的声望也大大提高，这刺激了他们制定夺取保守党院外组织领导权的计划。1883年夏，他们创立了保守党外围组织“樱草联盟”，借此迅速扩大了他们的影响。1884年，“第四党”又夺取了保守党全国联合会的领导权。这使保守党暂时处于院内和院外相分裂的状态。
然而，这次分裂是短暂的。“第四党”成员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并不想和院内保守党永久分裂，同时院内领袖也开始认识到院外组织的重要性。于是，院内院外开始休战言和。经过反复磋商，双方达成协议：“第四党”头号人物伦道夫·丘吉尔放弃了他在全国联合会国的领导权，保证以后与议会领袖采取一致行动；保守党院内领袖则承认“第四党”创立的“樱草联盟”，并允诺以后保守党执政时给他们—个阁员职位。至此，“第四党”停止活动。1885年6月，索尔兹伯里首次组阁，邀请伦道夫担任印度事务大臣。次年，索尔兹伯里第二次组阁时，伦道夫又改任财政大臣兼任下院领袖，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第四党”就这样在引起了一阵震动之后，就寿终正寝了。它的寿终不是由于组织独立出去后衰落下去，而是又重新返回保守党的怀抱。
保守党的另一次分裂是1903年。1902年贝尔福接替索尔兹伯里担任保守党首相，同时，从自由党中分裂出来的“自由党统一派”已实际上和保守党联合起来（1912年双方正式合并），任内阁殖民部大臣的统一派首领约瑟夫·张伯伦积极倡导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1903年5月张伯伦在伯明翰发表演讲，鼓吹他的保护关税政策，在保守党中挑起了激烈争论，进而使内阁分成两派——自由贸易派和关税改革派。首相贝尔福虽属中派但倾向于关税改革派。张伯伦的关税改革主张遭到自由贸易派的猛烈抨击。而张伯伦自认为其行动是维护帝国的长远利益，不肯退让半步，况且他已就帝国特惠政策向各殖民地作出了许诺，已是泼水难收。9月9日，张伯伦致函首相贝尔福要求辞职，贝尔福虽心里赞同张伯伦的观点，但出于眼前的政治考虑又无法支持张伯伦的关税改革建议，因为关税改革会引起食品价格上涨，使保守党失去大批下层选民。贝尔福犹豫再三，先免去了两名自由贸易派大臣的职务，数日后又批准张伯伦和另外3名自由贸易派大臣辞职。保守党内阁遭到重大分裂。
多年在野的自由党借保守党内讧之机恢复了内部团结。自由党不仅攻击张伯伦的关税改革计划，还批评保守党政府在其他方面的失误和丑闻。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党内争吵，贝尔福失去了领导内阁的信心。1905年12月，保守党内阁集体辞职，自由党内阁迅即组成。次年1月大选，自由党大获全胜。
张伯伦辞职后，全力以赴投入关税改革的宣传工作。关税改革的主张逐渐为多数保守党人接受，保守党又重新统一了思想。在1906年的新议会里，157名保守党议员中有109人是关税改革者，贝尔福的中派有32人，自由贸易派只有11人。这表明保守党虽失去了政权，但却恢复了内部团结，从长远看，得大于失。
自此之后，保守党虽出现过政策上的重大分歧，但没有重大的分裂活动。1937年5月，内维尔·张伯伦出任以保守党为主体的国民政府的首相，他上台后大力推行“绥靖政策”，同意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容忍佛朗哥在西班牙建立独裁政权，签订了纵容希特勒扩张侵略的慕尼黑协定。张伯伦的绥靖政策遭到党内温斯顿·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等人的激烈抨击。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张伯伦仍幻想议和，竭力避免与德军正面作战，终于导致“敦克尔克大溃退”。1940年5月，张伯伦辞职，丘吉尔出任国民政府首相兼国防大臣。
进入70年代中期，保守党在政策主张上曾一度分成两大派，即“湿派”和“干派”。“湿派”以希思为代表，主张根据情况采取多种灵活政策，继续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资助陷入财政困难的企业，对工会和工党采取较温和的政策。简单地讲就是不放弃“共识政治”。“干派”以约瑟夫、撒切尔夫人、杰夫里·豪为代表，主张推行严格的货币主义政策，强调企业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对工会采取强硬态度，放弃“共识政治”。1975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干派”占了上风。待以后撒切尔夫人任首相，并取得明显的政绩后，“湿派”自然就很快衰落下去。
从1993年起，保守党的内部斗争又趋于激烈，主要是在加入欧盟问题上形成的“欧洲怀疑派”和“亲欧洲派”的斗争以及在国内外政策上的左派和右派的斗争。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时常交织在一起。“欧洲怀疑派”实属右派，但在议会中却常常站到工党一边。而在国内政策上，左派又常和工党联手。
保守党的党内斗争除了因政策主张上的分歧而形成的派系外，在党内各组织系统和部分之间也存在着争夺权力的矛盾和斗争。
首先是议会党团和议会外党组织的矛盾，即院内和院外的矛盾。矛盾主要反映在院外党组织要求在制定政策和选举领袖等重大问题上应享有更大的权力，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在选举领袖问题上，议会外党组织就要求不应仅仅是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议员，而是应当让议会党团同他们进行协商。
其次，在议会外党组织中，全国联合会与中央总部同选区协会间也存在着矛盾。全国联合会总是试图削减选区协会的权力，限制其独立性；而选区协会却极力维护它已有的特权。同时选区协会总是试图使中央总部实现民主管理，使其改变由领袖一人操纵的状况。
最后是议会党团内前后座议员间的矛盾，也就是内阁或影子内阁同1922年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在1922年委员会的章程中规定它的作用是：在党的原则基础上向本党政府和党的督导员提供尽可能的帮助。然而，1922年委员会实际上的作用远远超出于此，至使前后座议员之间时常有磨擦。1993年2月，一名内阁成员在1922年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攻击该委员会的“欧洲怀疑派”，并提出建议：“如果该委员会的执委会成员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问题上不支持政府，那么他就应该考虑辞职。”《每日电讯报》对此评论道：这样一来，保守党的领导机关就只剩下了清一色的对领袖唯唯诺诺的忠诚分子和“亲欧洲派”成员了。1992年9月，1922年委员会在迫使内阁成员大卫·米勒辞职上起了关键作用。1993年6月，1922年委员会在迫使北爱尔兰大臣麦克尔·梅茨离开内阁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993年6月27日，《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约翰·梅杰的支持者正设法搞掉1922年委员会的主席，因为他正带头搞一个想迫使梅杰在次年辞职的动议。1993年8月22日，同一家报纸又报道：梅杰表示赞成对那些反对他所领导的政府以及批评他的领导作风的保守党议员进行报复性的打击。目前，1922年委员会中仍是右翼和“欧洲怀疑派”占主导地位。1922年委员会执委会成员之一罗得斯·保义森爵士说：对梅杰来说，保守党的基础是中右的，都是“欧洲怀疑派”。
总的来讲，保守党各组织系统和部分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不是很激烈，而且除了议会内前后座议员之间的斗争外，基本上不和政策上的分歧交织在一起。这种斗争对党的团结影响不大。
二、党内的派别组织
总的来讲，保守党内部有组织的派别活动影响较小，因大的政策问题分歧而形成的派别很少变成有稳固组织的集团，这一点明显与工党不同。但是保守党内也存在一些较稳定的压力集团和类似的组织，它们也有一定的政策倾向性，因此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派别组织。这些派别组织主要是：
1．弓集团。是保守党内影响较大的非官方性的组织。它建于1951年。因它最初的几次会议都是在东伦敦弓这个地方举行的，因此而得名。弓集团声称它决不是一个压力集团；它没有统一的观点，也不站在任何一种保守主义，即左、中、右的保守主义立场上。弓集团经常就广泛的问题发表一些政治性的报告。与其说它是一个有特定政治倾向的派别，不如说是一种专业性的团体。在某种程度上它很象工党里面的费边社，其成员的文化水平都很高。
2．星期一俱乐部。这是一个代表保守党内部独裁主义势力的组织。它建立于1961年1月1日。当时一些保守党人因反对麦克米伦的“改革之风”的演说而聚集到一起，在保罗·布列斯托尔的家里开会，建立了这个组织，布列斯托尔成了该组织的主席。因第一次会议是在星期一召开的，故得此名。1961年11月，它出版了名为“改革之风还是漩涡”的小册子。到1962年1月，它已有50名成员；1963年底其成员已超过200人，其中包括11名议员。1963年11月，它为实行种族主义的罗得西亚首相——艾恩。史密斯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在该组织的早年，绝大多数活动都是围绕着反对在非洲结束殖民主义。1966年2月，该组织在威斯敏斯特宫中央大厅里举行了一次反对有关反罗得西亚的法案的会议，引起了一阵轰动。1969年4月，该组织主席一一保罗。威廉在该组织的年会上宣称，它的成员已超过1，500人。总的来讲，该组织在60年代影响达到顶峰，目前在党内的直接影响不大。由于其政治主张偏激，因此支持它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内部宗派斗争严重，经常发生分裂。
除在保守党内活动外，星期一俱乐部还同党外的一些政治组织有密切联系。在70年代初，它同种族主义组织“国家前线”关系密切。比如，1972年9月，“国家前线”就为星期一俱乐部搞的一次反移民的集会提供了工作管理人员和400名参加者。1973年，这两个组织的关系破裂。在保守党中央总部解散了“保守党学生联盟”后，联盟中的许多活跃分子加入到了星期一俱乐部。但是使俱乐部领导人感到头痛的是，这些新来者都把俱乐部当成了一个宣传自由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讲坛。1992年以来，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间在政策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和冲突。
3．塞尔斯顿集团。建于1973年。该集团建立的主要原因是不满于希思政府加强经济领域内的国家干预。取名塞尔斯顿集团、是为了表明它支持1970年2月希思的影子内阁在塞尔斯顿公园饭店作出的搞自由经济的决策。该组织成员最多时约有250人，其中有4名后座议员，另外还有3名议员是同情者。该组织的主要政策主张是：政府应尽量减少、直至取消在经济领域里的干预，如放弃对物价、工资和红利的控制；停止对工业培训、制造就业机会、职业津贴等进行干预；改组国有企业，使其重新纳入私有经济；此外，政府应放弃对社会公共福利的管理，医院实行收费，地方当局不应提供住房，所有公房应自动地转让给现有的房客，不再新建公房。该组织多半采取在地方选区协会中散发小册子、简单的文件，以及个别交谈的方式来阐述它的观点，藉以向政府施加压力。
4．托利改革集团。建于1975年，是由几个组织合并而成。这些组织是：“进步经济与社会托利主义”、“社会托利行动集团”以及英格兰北部的“伊恩·麦克劳德集团”。该组织是保守党内中右性质的集团。它宣称它代表传统的能适应社会变化、采用灵活政策的保守主义，它是一个压力集团，而不是一个党内反对派；它的主要活动方式是组织集会和请愿，并对成员都比较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它并不热衷于对那些所谓可以包揽一切的政治学说进行探讨，而是关心对当前政治提出挑战的一些特殊的问题。总的来讲，它反对主张集体所有制的所谓社会民主。该组织建立之初，并无生气，几乎夭折。后在1978年吸收了一批新生力量，主要是30岁左右的大学生，重新振作起来。现有12个分支机构，大部分集中在大学城镇，共1，000多名成员。
5．自由协会。建于1975年，是保守党内和党外有影响的右翼组织。最初的名字是“争取自由全国协会”。该组织的宗旨是争取人们的支持，实现它的“权利与自由宪章”。自由协会的人认为：和议会中存在着的对君主效忠倾向相反，公民们要求享有法律范围内的权利；权利与自由属于所有的人，自由协会的目的就是通过宪法性的改革使人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得以确立，其方式就是进行全体公民投票。这些权利和自由主要是；1）抵抗国家的敌人的权利；2）在女王治下的生活权利；3）行动自由；4）宗教信仰自由；5）言论出版自由；6）为合法的目的而从事的集会和结社自由；7）不从事危害公共安全的工作的自由；8）加入或不加入工会和企业主协会的自由；9）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10）转让财产的自由；等等。1976年自由协会在“欧洲法院”采取行动，支持因拒绝加入工会而被解雇的铁路工人。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问题上，自由协会旗帜鲜明地反对该条约，1991年它发起了反对“联盟的欧洲”的运动；1992年它参与创建“反马约同盟”。自由协会的活动受到党内右派的称赞，但却遭到左派的蔑视，撒切尔夫人评论道：“我经常赞赏自由协会的工作，每当自由受到威胁时，它就来捍卫自由事业，而且总能取得胜利。”
6．宪章运动。建于1980年，其宗旨是在保守党内推进民主，增进全国联合会内部的民主并扩大其对中央总部控制权。它的宪章的主要内容有：1）形成和审核党的政策必须由党的领袖、议会党团和其他党组织同时参与。要组成一个由选举产生由党主席主特的政策委员会。该委员会要定期在中央理事会上向选区协会汇报工作；2）党主席和党的其他官员要定期由中央理事会全体成员通过邮寄投票选举产生；3）党的组织必须由经选举产生的官员管理，他们必须对党员负责；4）党的一切财政事务都必须由经选举产生的官员管理，他们必须对党员负责；5）中央理事会必须成为全党的管理机构，党的各级经选举产生的官员要向它汇报工作；6）所有负责党的政策、组织或财政工作的职能机构都必须定期由选区协会以邮寄投票方式选举产生；等等。
宪章运动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会议，发表报告，协调地方积极分子的工作。1992年11月1日，宪章运动领导人在《星期日电讯报》上发表一封信，否认宪章运动曾鼓动保守党协会抵制中央总部所定的捐款定额。1993年3月，在保守党中央理事会会议上，宪章运动发起表决，拒绝党领袖所提议的改革措施。1993年10月1日，《新政治家与社会》杂志发表了一篇对一位宪章运动领袖的采访，透露保守党已负债1，900万镑，党员人数已降到不足50万，代理人在一年中由299人减少到234人。
7．中锋派。建于1985年，由一些不满于撒切尔夫人经济政策的后座议员组成。这些人认为撒切尔夫人过于强调反通货膨胀，无视国内已极为严重的持续的高失业，他们要求政府在通货膨胀已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有一个全面的工业发展战略，增加投资，以便缓和失业的严重局面。该组织曾一度在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影响很大，人数最多时达190名之多，占保守党后座议员的2／3。该组织有自己的纪律和领导中心——“十人指导委员会”。
8．布鲁格斯集团。建于1988年，这一年撒切尔夫人在布鲁格斯发表了表明她对继续保持欧洲平等的态度的演讲之后，该组织建立。现在该组织是党内“欧洲怀疑派”的骨干力量。1992年5月，该组织的主要成员艾莲·斯凯德因在大选中作为反联邦主义的候选人同彭定康对抗而被解职。布鲁格斯集团还有一个附属组织——青年布鲁格斯集团。
9．保守党前进之路。建于1990年领袖选举之后，由一批撒切尔夫人的追随者建立。该组织同梅杰对立。1993年8月，该组织的刊物——《前进》发表了一篇攻击梅杰的文章，声称：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政府，保守党的选民不会为现政府的一系列许诺和虚张声势的改革所迷惑．选民需要的不是首相的花言巧语，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政府。
10.92号集团。建于撒切尔夫人当政时期，是由保守党议员组成的有影响的党内右翼组织。因其诞生地是夏尼。沃尔克街92号，故得此名。在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时，该组织是在幕后活动，旨在确保选出一个令人满意的人来领导最重要的1922年委员会。梅杰任首相后，它对政府的影响减弱，但却开始转为公开活动。1992年，它有成员6。名。其中很多人在这一年利用政府在下院中的微弱多数迫使梅杰在经济与欧洲政策的许多关键问题上屈服，从而使梅杰大伤脑筋。同年11月，该组织的一些人质疑梅杰，让他改组不合理的内阁，使其更能代表民众和全党的观点。该组织在1922年委员会执委会员中形成了强有力的集团。1993年9月底，该组织的主要人物敦促议会党团组织造反，积极行动起来把梅杰赶下台。
11.党的改革指导委员会。建于1992年5月，其宗旨是实现保守党中央总部的民主管理。1991年9月，该组织呼吁为迎接10月年度大会的召开，党的中央理事会应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目的是使中央总部民主化，向党员负责。这一呼吁赢得了50个选区协会的赞成。1993年2月，《独立报》发表了一篇该委员会主席麦克尔·诺明顿的文章，批评新产生的中央总部领导班子仍是委任制，没有引进民主选举的机制。1993年3月，该委员会提出动议，指责由中央总部领导人所搞的管理改革，这一动议得到了至少50个保守党协会的支持。同年9月，全国联合会执委会主席转发给各保守党协会一封信，声称党的改革指导委员会和宪章运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不能被接受的。
12.不后退集团。成立于1992年，由一些右翼保守党议员建立，宗旨是捍卫撒切尔主义。1994年时有25名成员，其中3人是内阁成员。1992年6月，在辩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该组织形成并活跃起来。同年底，它宣称它将出版一系列有关政策问题的小册子，以便使党的政策在党内得到充分讨论。1993年7月，它发表了它的对福利国家的建议。8月，保守党政治中心发表了“不后退集团”的小册子——《谁受益？》，里面提出建议：削减社会保险预算80亿镑。
13.新的开端集团。建于1993年，是党内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右翼议员建立的。得名于1992年名为“新的开端”的反对“马约”的动议。到1994年时有28名议员参加该组织。
14．争取保守党胜利运动。建于1993年9月。自称是“伞下压力集团”，其目的是填补党内右派组织所留下的大面积的政治真空。其创始人山姆·斯沃玲是星期一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但该组织称星期一俱乐部是软弱的乌合之众，而它则要变成党内的一个坚强的起决定作用而又富有建设性的组织，成为检验人们对国家的感情和爱国行为的试金石。它要通过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对首相梅杰的运动来实现“托利国家主义的纲领”。该组织的出版物是《胜利》。
除上述这些组织外，其他的还有“保守党平等集团”（旨在争取民族间平等的党内压力集团）、“保守党家庭运动”（主张在道德问题上实行更严格的政策的组织）、“争取选举改革保守党行动”、“争取共同市场改革保守党人”（反对英国加入欧洲联盟），等。
总的来看，保守党内的派别组织和活动有如下特点：
第一，派别组织的数量发展很快。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保守党内基本没有派别组织和活动；在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派别组织却层出不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和保守党自60年代以后党内民主化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和党内上层领导的年轻化及社会背景的变化有关。高度集权的党不容易也不允许党内有派别活动，全党要同领袖保持高度一致，不能有违背领袖意志的言行，否则要受到党纪处分、进而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可是，随着下院议员权力的扩大，发表与领袖观点不同的言论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甚至有的议员可以公开同领袖唱对台戏。这种党内生活气氛就为派别组织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党的上层领导的年轻化以及非贵族化的发展趋势严重冲击了保守党的传统、习惯和纪律，他们敢想敢为，有造反精神，喜欢标新立异。在保守党的派别活动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参加和创建派别组织的多数是较年轻的议员和党员。
第二，派别组织的形成多数出于政策上同党的领导层有分歧。但是他们目的并不是要分裂党或夺取党的领导权，而是维护保守党的地位和声誉，使其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多数派别组织纯属压力集团或政策研究机构。它们或者是给党的领导层提批评意见，或者是通过各种活动施加压力和影响，以使党的领导层注意到他们所代表的这种利益和倾向的存在。从这一点看，保守党内的派别组织和活动对党的大政方针以及党的团结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第三，最近十几年，党内的派别活动从仅仅对本党政策提出批评发展到对党领袖地位进行冲击的趋势加强。保守党曾以“家长政治”为一大特色，党的领袖具有崇高威望，党员对领袖的忠诚和顺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除非领袖真的表现出无能，不能领导全党获得大选胜利，否则，领袖的地位不应受到党内任何人的挑战。可是，从希思时代起，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领袖的位置经常受到冲击，包括撒切尔夫人这样的强势的领袖。到了梅杰时代，来自下面的造反更是司空见惯。这种造反并不是某一派别组织要夺取领导权，而是对领袖的不信任。
总之，保守党内的派别组织和活动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从发展趋势看，这种势头不但不会被遏制，反而会继续发展。但是若要达到象工党内的派别组织那种程度，还需要一段时间。
§§§第六节 保守党的财政
研究保守党的财政问题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在英国，从法律上讲，政党是没有义务公布它的财政情况的，而保守党又缺少党内民主，党的财政情况也几乎不向普通党员公开。1985年，在地方选区协会的压力下，保守党中央总部公布了它的账目，但是里面仅仅包含了收入和支出的总情况，没有账目平衡的详细情况。关于保守党财政情况的研究材料基本都来自于一些研究机构，如工党研究部和《经济学家》杂志。有时不同的研究机构提供的材料差异很大。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对保守党的财政情况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一、财政收入
在英国政党中，保守党是个富户，其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它的竞敌——工党，甚至高于其他所有政党财政收入的总和。据统计，从1967—1983年，工党中央的每年财政收入平均只相当于保守党的60%；最低的时候（1958年）只相当于16%，这一年工党收入342千镑，而保守党收入2090千镑。这期间只有一年是工党收入多于保守党（1974年，工党1，781千镑，保守党1，624千镑，工党是保守党的110%）。
保守党的财政收入可分成两部分，即中央的收入和选区的收入。据统计，1976年，保守党的总收入是6，290千镑，其中中央的收入是1，790千镑，选区的收入是4，500千镑。而同年工党的总收入是2，950千镑，其中中央的是1，200千镑，选区的是1，750千镑。这表明，在选区的财政收入上，工党比保守党更少。
保守党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二个来源，即党员的捐款（包括党费）和企业的政治捐赠（关于党员的捐款在党员队伍一节中已有所介绍，这里只介绍一下企业政治捐赠）。
同工党比较起来，保守党财政来源的一个主要渠道是企业政治捐赠，尽管工党偶尔也能从企业得到一些捐赠，比如，1978年，加拿大石油公司就试图捐给工党5千镑，因为当时它的子公司正申请开采北海油田的许可（当然，工党未接受这笔赠款）。向保守党捐款的企业有海外的，当然绝大多数是国内的。据调查，企业捐赠活动的受益者主要有三个：第一是保守党；第二是一个名叫“英国联合企业家”的非企业性组织；第三是一些右翼政治组织，比如“工业目标”和“经济同盟”。在这三者中，保守党是最大的直接受益者。
另两个受益者都同保守党有间接的关系。英国联合企业家建于1960年，起初是个私人有限公司，1968年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成为一个非企业性的协会。它改变身份同1967年颁布公司法第19条有关，其目的是维持其内部事务的秘密性。该组织的活动由许多有名望的企业家来监督。它的宗旨主要是：维护自由经营的制度，反对国有化和任何有损于私人贸易的政策，接收捐赠并向与自己有同样目标的组织提供捐赠。该组织不从事任何宣传活动，不出版任何杂志和小册子。它实际上是一个收集钱的办公机构。它所收集到的钱，很大一部分捐给了保守党。
工业目标建于1942年，其目的是发起运动以保护自由和自由经营，反对扩大国有化和国家干预经济。1950年，该组织代表糖业企业主组织了一次声势很大的反国有化运动。此后，它发行小册子并在报刊上刊登告示，吹捧自由经营的优越性。而这些宣传活动往往都是发生在大选期间和临近的时候，其用意就是将支持工党的选民从工党身边拉走，拆工党的台。虽然该组织不是一个政党，也没有证据表明它对保守党有直接的财政上的帮助，但是它的活动本身就是在帮保守党的忙。
经济同盟建于1919年，主要职能是给那些不想雇佣工会活动家的公司提供信息情报。该组织的特点是主要从金融机构那里获得捐赠。1979年的收入为810，495镑。可见，该组织是工会的对头，客观上成了保守党的盟友。
在接受企业政治捐赠的右翼组织中还有“政治研究中心”、“共同事业”和“经济事务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在1983年的调查材料中，揭示出当时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也从一些企业中获得捐赠。这一年，有9个公司共捐给联盟31，750镑。
在企业政治捐赠中，近2／3都是直接捐给保守党。如1983年，企业捐赠总数为3，360千镑，其中保守党得2，704千镑，英国企业家得433千镑，其他组织得223千镑。实际上，有政治捐赠行为的企业只是少数，许多有影响的大公司都回避这种行为，因为怕引起股份持有者、雇员和顾客的不满。1984年，工党研究部调查了3，000家公司，其中只有338家在1983年有政治捐赠行为。工党研究部还透露，从1979—82年，在排行前50名的英国制造业的大公司中，有政治捐赠行为的只有30几家。而且它们的主要动机是害怕搞国有化。这些公司的所有者认为工党的政策会损害公司的生意和利益，他们希望保守党长期执政，或者有一个能给私营企业创造良好环境和成功机会的政府。这些企业主的愿望和行为往往能够得到其受益者的报答。在撒切尔夫人执政的头6年中，首相曾提名给8名企业家授予贵族称号，给33名企业家授予骑士称号。这8名贵族所属公司曾慷慨地把钱捐给保守党；33名骑士中的20人是曾资助过保守党的公司的董事。在被保守党政府授予政治荣誉的企业主中，资助过保守党者比未资助过的要多一倍。
当然，各公司提供政治捐赠的情况是不同的。有的公司提供的数额很小，而有的则非常慷慨；有的只是偶尔表示一上，而有的则是常年地持续地做出贡献。但是有一点，在大选的年份，无论是参加捐赠的公司的数量还是每个公司捐赠的数额都急剧增加。1983年9月，《工党研究》杂志调查了105家公司，这些公司在1979—82年都停止了向保守党的捐赠，可是在1983年这个大选年，其中的52家公司又恢复了给保守党的捐赠。而且在这一年，有124家一直向保守党提供捐赠的公司还增加了50%的捐赠额。
从提供捐赠的部门构成看，在1983年，银行、保险业和金融公司提供了占总数的25%；其次是食品、制造和零售行业占18%；交通运输业占11%；房地产业占9%；联合大企业占8%；电业占7%；药品业占4%；其他占18%。
调查结果还表明，有少数企业对保守党的捐赠特别慷慨。在1983年，有16个公司给保守党的捐赠超过40千镑，总和是867千镑，占保守党从338个公司中所得到捐赠总额的1／3。这16个公司中，贡献最多的是“英国和联邦船运公司”，有94千多镑。
在保守党这边，负责为中央机构筹集资金的是中央总部党的司库，他由领袖任命。党的司库在工作上由全国联合会的财政董事会协助，该董事会建于1944年。董事会为了完成为党筹集资金的任务，向每个选区协会规定了每年的认捐额，每个选区协会的认捐额不是根据该选区协会的党员人数，而是根据前一次大选中在该选区投保守党票的人数而定。在认捐额上，有一个全国竞赛联合会，以促使各选区协会在捐献上产生激烈竞争。但是，是否完成认捐额完全凭自愿，中央对选区协会没有任何强制手段来使其完成认捐额或做出更多的捐献。实际上，很多选区协会都不完成中央派给的认捐额。一位保守党高级官员透露道：每个选区协会平均每年向中央总部交纳的钱款只有1，250镑；也就是说每年中央总部从选区协会得来的钱是800千镑左右。而工党在1983年，仅由选区党组织上交的钱款就有570千镑。
如果那位保守党高级官员透露的情况属实，那么这就意味着保守党中央总部财政收入的大部分是来自于企业捐赠，来自于基层党员的捐款或党费仅占其总数的1／3。可是，许多保守党的头面人物却认为企业捐赠不是保守党的重要财政来源。据一份材料透露，1983年，保守党从企业捐赠中得到的收入仅占其收入的10%。但是这份材料没有说明这个收入是仅指中央总部还是中央总部加上选区协会。但不管怎样，照此推理下去，结果是惊人的，因为前面提到1983年保守党从企业捐赠中得到了2，700千镑，如果这2，700千镑只占其总收入的10%，那么保守党的当年收入应是27，000千镑。继续推理下去，保守党除了企业捐赠和党员捐款外，还应该有更重要的财源。然而从各方面调查的情况来看，上面的推理结果不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说企业捐赠只占保守党总收入的10%说法是不属实的。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企业捐赠占保守党总收入的55—60%之间。
二、财政支出
既然保守党是个富户，其财政收入远远高于工党，因此其财政支出也大大高于工党。据统计，从1967—1983年，每年工党支出额占保守党的比例从未超出90%，只有一年（1981年）是极特殊的情况，达到90%，因为这一年保守党遇到严重财政危机。无论是在野还是执政时，保守党的财政支出都高于工党的。1967—1969年，工党的支出额只占保守党的38%；1970—1973年占51%；在1979—1982年保守党财政困难时期，工党的支出也仅占保守党的69%。如果同自由党加以比较，支出差距会更大。从1967—1979这13年间，每年自由党的支出占保守党支出的比例从未超过13%；平均数只有5%。实际上，在这期间的每一年中，保守党的支出额都超过工党和自由党的总和。
保守党的财政支出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中央总部和全国联合会的日常开支；另一部分是组织竞选的开支。关于前一部分，无从考证其状况如何。
关于竞选开支，国家有法律规定，限制议员候选人在竞选中的支出数额。早在1883年，英国就颁布了法案，限制竞选开支，以后随着选举权的扩大，限额也有所调整并逐步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选民总数已稳定下来，但是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竞选支出限额仍不断增加。目前所执行的是1983年颁布的《人民代表法案》，它不仅对国会而且也对地方政府选举的竞选开支做了规定。根据1883年的法案，国会选举中每个候选人开支的最高限额依这位候选人是在城镇选区还是郡选区丽有所不同。在郡选区，最高限额是3，240镑再加上每位登记选民3.7便士；城镇选区，是3，240镑再加上每位选民2.8便士。这个区别反映了在乡村搞竞选花销要大于城镇。
从总的竞选支出情况看，几乎没有候选人突破最高限额，这多半原因是由于最高限额的上调，而不是候选人开支的减少。从对1959—83年国会选举竞选开支的调查看，如果最高限额是个常数，那么竞选开支呈递减趋势，1959年实际开支是最高限额的89%，到1983年降到72%。这个趋势也适合于工党。但是保守党的开支仍是高于工党的，当然中间的差距不是很大。比如1979年大选中，平均每位工党候选人总共花掉1，200千镑，而每位保守党候选人花掉1，400千镑。
不同候选人的花销情况不同。安全选区的候选人花费很少，而在边缘选区则要投以重资，尽其所能。在边缘选区的花销，保守党的仍大于工党的，比如1979年，在62个最边缘选区中，保守党的支出达最高限额的91%，而工党花掉了87%。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英国所规定的最高支出限额是有利于大党尤其是保守党这样财力雄厚的党的。对小党来说，这个限额没有任何意义，是可望而不可即。实际上，过高的最高限额对限制竞选开支不起任何作用。
总之，保守党财源茂盛，财力雄厚，所以在支出上也就显得很阔气。有雄厚的财力是保守党的一大优势，这就为第三党取它而代之又增加了—道障碍。
三、国家对政党的资助
这部分不仅适合于保守党，也适合于工党及其他反对党。
在英国，国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资助政党，当然主要是间接的方式。国家的资助有三种渠道，即国家的选举津贴、提供广播手段和国家的现金津贴。
1．国家的选举津贴。对政党来说，国家选举津贴总的作用是可以使政党节省开支。国家选举津贴有三种形式：
（1）选民登记。在某些国家，选民登记工作是由政党自己在动员选民参加选举的过程中来完成的，这个过程花销很大。而在英国，这项工作由政府来做。1983年法案第8条规定：地方政府要任命一个官员来主持坐落在本地区或城镇的选区的选民登记工作。此外，选民登记官还要负责每年准备和出版国会选民以及地方议会选民的登记册。为了准备造册，登记官必须逐家逐户地去调查以便确定谁有登记资格。登记官在完成他的任务的过程中，所有费用都由任命他的地方政府负责支付。据统计，1983年，选民登记的费用是24，300千镑。
（2）为候选人提供设备。主要有两项，一是提供邮寄津贴，一是提供会议场地。提供邮寄津贴是指候选人可以免费利用国家的邮政设施向选民邮寄他的竞选演说或信件。每份邮件的重量不超过60克。这些邮费由国家财政部向邮电部补偿。1979年，这项费用是4，300千镑，邮件有76，700千个；1983年，这项费用涨到7，800千镑，邮件77，700千个。这项津贴也适用于欧洲议会选举，但不适用于地方选举。
提供会议场地是指在国会和地方议会竞选期间，候选人有权使用坐落在本选区的公立学校的教室和会议室举行公开的会议，其主要费用由公共基金中支付。候选人所需要支付的是做准备工作、清理房间、取暖和照明的费用，以及对室内设备损坏的赔偿费。至于在某次选举中哪个学校的房间可以给候选人使用由内政部决定。
（3）选举官费用。选举官在监督和管理选举上起着重要作用。在19世纪，选举官的职责是由郡长和市长来承担的，进入本世纪以后改为由选举官承担。起初，选举官要向候选人索取很高的报酬。当然，不同选区，选举官索费情况不同，如1874年，在伦敦西南的里士满仅收12镑，而在曼彻斯特则收1，457镑，在中塞克斯收2，373镑。1875年通过法案，限定了选举官索费的最高限额。1918年，国会又通过法案，规定选举官费由财政部承担。这一规定大大减轻了政党在选举中的财政负担。如工党在1906年，支付选举官费有2，333镑，而这一年整个选举开支才5，420镑，前者占后者的43%。
2．提供广播手段（包括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广播公司在竞选期间为政党提供免费服务。而在美国，竞选时利用广播手段是由参加竞选者个人付费的。据统计，1979年，英国以这种方式向政党提供的津贴达5，100千镑。如果把给政党提供服务的时间用来从事商业性活动，可以创造出上述数字的商业利润。按规定，政党不可以花钱在电视和无线电广播上做广告，但是可以利用广播进行其他形式的宣传活动。英国最大的两家广播公司——BBC和IBA都提供这种服务。服务费用由广播公司自己负担，政府不给予补偿。
3．现金津贴。这是最近十几年才有的国家对政党的资助形式，尽管其数量非常有限。现金津贴有三种：
（1）对政党基金的免税。这是一种间接的现金津贴，通过对一些给予政党的捐赠的免税来实现。
（2）给反对党的财政资助。这是一种直接现金津贴。目的是资助反对党以使其在议会中尽职尽责。这种津贴产生于1975年，由当时的下院议长爱德华·肖特先生提议而建立，因此这项津贴又被称作“肖特款”。肖特认为，由于执政党和政府有广泛的财源，反对党在从事研究和管理上很难同之相匹敌，因此有必要给反对党以直接的财政资助，以使其更好地在议会中履行它们的职责。肖特主张这笔钱可以用于三个方面的开支：前座发言人研究助手的费用；督导员办公室助手的费用；议会政党领袖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补助。工党自1979年成为反对党以后，将这笔钱三等分，分别用于下列目的：A.发给议会党团，用于补贴为议员们提供服务的特别小组的工作人员的费用；B．发给前座议员发言人的个人助手；C.发给党领袖的私人办公室。
其他反对党若想获得这笔资助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在上届大选中该党必须有两人被选进下院，或者有一人进入下院但他的得票数必须达到或超过150千票。起初，满足上述条件的党可以按下列定式得到资助：每个席位500镑，再加上每200张选票1镑。1975年，对这项资助规定了最高限额，为每个政党不超过150千镑。但是资助定式和最高限额随着通货膨胀的情况而有所调整。1983年的定式是：每个席位1，080镑，外加每200张选票2.16镑，最高限额是每个政党不超过325千镑。在这一年，这笔资助的总开支是407千镑；其中工党得到最高限额数——325千镑，自由党得到58千镑，苏格兰民族党得7，600镑，威尔士民族党得3，600镑，北爱尔兰统一党得8，100镑，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得4，000镑。
“肖特款”对于反对党充分发挥其作用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对那些财力不足的小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无疑是有极大益处的。因此它得到了自由党、苏格兰民族党等小党的支持。“肖特款”在英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3）欧共体选举津贴。这也是一种直接现金津贴，其目的是补偿政党用在欧洲议会竞选上的费用。这项津贴设立于1979年，这一年欧洲议会第一次进行直接选举。欧洲议会从自己的年财政预算中拿出8，400千镑，资助议会内的各个政党集团，以便于它们组织竞选。这样的政党集团有七个，它们是：社会主义党团，欧洲人民党团，欧洲民主党团，共产主义及其同盟党团，自由民主党团，欧洲进步民主党团，技术协作党团。英国工党是社会主义党团的成员，保守党是欧洲民主党团的骨干。1984年，欧洲议会又一次选举，由于通货膨胀和成员国的增加，欧洲议会拿出的津贴数额涨到24，630千镑。这些钱依下列方式分配：
A．7%（1，720千镑）平均分给各政党集团。其中每一个党团可得到246千镑。
B．62%（15，270千镑）按现有欧洲议员人数分给各政党集团，共434个欧洲议员，平均每个议员可得35，200镑，每个非党派的独立议员得总数的11434。
C．31%（7，640千镑）做为储备基金以便在大选后对政党集团的竞选支出作进一步补偿。
可见，有69%的津贴在欧洲议会选举前就已发给各政党集团。1984年，备政党集团从这笔津贴中所得到的款项是：
社会主义党团（到1993年底有125个席位）有4，646千镑；欧洲人民党（117席）4，363千镑；欧洲民主党团（63席）2，463千镑；共产主义及其同盟党团（48席）1，935千镑；自由民主党团（38席）1，583千镑；欧洲进步民主党团（22席）1，020千镑；技术协作党团（11席）634千镑；10个独立议员，352千镑。
在英国政党中，保守党在欧洲民主党团所拥有的63席中占了60席，得到2，463千镑中的绝大多数；工党有16席，得600千镑；自由党一个席位也没有得到，自由民主党团拨给它200千镑。
欧共体津贴的用途是有规定的，只能用于竞选事务，如召集会议、出版、宣传招贴及旅行等。
§§§第七节 保守党的危机与前途
从93年起，梅杰所领导的保守党遇到一系列困难和挑战，保守党政府威信下降，党内矛盾丛生，危机四伏，保守党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保守党在下次大选中的命运如何？将来的前途怎样？这已成了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保守党政府陷入困境
去年年初，英国政府内就丑闻迭出，外交也频频失利，从而使执政的保守党威望急剧下降，首相约翰·梅杰的声誉也降到了历届首相声誉的最低点。与此相对照，反对党——工党的威望大大提高。
5月5日，英国举行全国地方议会选举，结果大大出乎保守党人的预料。在改选的总共198个地方议会的5，071个议席中，保守党只赢得888个席位，得票率仅占27%，控制的区议会仅为13个，比原先减少了17个；而主要反对党工党则得到2，769席，得票率为41%，控制的区议会增加到89个；就连自由民主党也远远超前，得票率为28%，控制的区议会增加到18个。保守党的战绩不仅同其老对手工党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还被自由民主党甩到的后面，屈居第三位，这在最近50年中尚属首次。保守党不仅失去了对17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而且丢失了包括被保守党控制了1 00多年的伦敦南部克罗伊登区议会在内的几个很重要的根据地。在苏格兰，保守党所得议席甚至被挤到了第四位，排在工党、苏格兰民族党以及自由民主党之后。选举前，舆论界和保守党自己都认为，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肯定表现不佳，然而，损失如此之惨重却出乎人们的意料。舆论界称这是保守党地方议会选举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大病未愈又负重伤。6月9日至12日，欧洲议会举行第四届选举，这也是欧洲联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普选。选举结果是：保守党得票率仅为27%，原有35个席位只剩下18席；工党获得40多年来最好的成绩，得票率高达45%以上，在87个议席中占有62个；在苏格兰，保守党—席也未得到，得票率仅为14%，而工党为50%，苏格兰民族党为26%，全部席位都被工党得去。工党影子内阁成员之一高登·布朗对这次选举评论道：这是保守党一百年来表现最糟的一次，工党已突进了像埃塞克斯和诺福克地区这样的保守党的势力范围，在上述两个地区，工党自从1945年和1966年始就没有赢过，保守党政府已经是靠借来的时间渡日了。这次选举过后，保守党主席引咎辞职。
在与欧洲议会选举同时举行的英国议会补缺选举中，保守党同样遭惨败。5个议席，工党夺去了3个，自由民主党夺去1个，保守党只得到一个。南布拉德福德选区本是保守党的天下，这次却被工党夺了去，不仅如此，保守党还被自由民主党挤到了第三位，工党得票率是55.3%，自由民主党是23.9%，而保守党则由1992年大选时的44%降到17.8%。选举结果表明保守党政府遇到了严重的信誉危机。许多从前投保守党的票的人，这次不是转向其它的党，就是投了弃权票．连许多保守党党员都宁肯呆在家里，而不去投票。
不管保守党政府怎样拚力奋争，形势并没有朝有利于保守党的方向转化。到了年底（12月16日），英国议会进行另一次补缺选举时，保守党又一次以惨败为结局。这次只补选西达德利选区一个席位，结果是保守党被工党逐出这一选区。工党得票率为68.75%，保守党仅得18.66%。有29%的选票在这次选举中摆向工党。工党新领袖托尼·布莱尔在选举过后声称：西达德利人民已说出了全体英国人民要说的话——赞成新工党，反对旧保守党。12月16日的《泰晤士报》评论道：从严格意义上说，现政府在下院中已是少数了，因为如果考虑到保守党的9名叛逆的话，保守党要比反对党少5名议员。
到95年上半年，保守党仍未走出困境。在这一年4月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和5月的英格兰与威尔士地方议会选举，以及国会补缺选举中，保守党仍以失败为结局。在5月地方选举中，保守党得票率仅为25%，而工党是48%。在7月的国会补缺选举中，保守党的一个席位竟被自由民主党夺去。
保守党遭受一连串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政府已经确实遇到了危机，人民对政府已大失所望。按说从93年到94年，在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之后，英国经济已先于西欧其他国家走出低谷，开始复苏，梅杰首相在94年5月份的下院辩论中也声称英国是欧共体中唯一的失业率开始下降的国家，那么英国公众为什么还不买梅杰政府的账呢？保守党丧失信誉、连遭惨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梅杰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治国乏术，广大选民对之普遍不满。在经济方面，英国经济形势虽有好转，但力度有限，广大选民并没有从经济复苏中得到多少实惠，相反对持续几年的经济衰退仍记忆犹新。在可以显示政绩的其它方面，如教育、环保、治安等方面，保守党政府也无任何建树。与此相对应，税收却连年增加。而在1992年大选时，保守党曾允诺“决不增税”。自食其言，后果可想而知。许多选民议论道：梅杰政府不会干别的，只会增税。
使广大选民遗弃保守党的另一重要因素是选民的心理状态。保守党已连续执政长达15年之久，公众对保守党人的面孔已经厌倦了，觉得应该改朝换代了。在英国人的观念里面，两党轮流执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党长期垄断政权是不可容忍的，英国的政治之摆不能总是朝一个方向倾斜。笔者在英国时曾问过一些选民为什么不支持保守党时，回答是很简单的：“不能总是一党掌权呀，该换一换了。”这种心态在选民中是很普遍的。单凭这一点，保守党在与工党的角逐中就已输了一半。其实，若论工党上台后能比保守党政府好多少，许多支持工党的选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这种局面下，保守党内既使出个撒切尔夫人第二，也很难赢得下次大选。约翰·梅杰是个未占天时的倒霉的政治家。
二、保守党内部危机四伏
保守党在选举中连吃败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保守党自身缺乏团结，没有凝聚力，内讧不已，危机四伏。
首先是分裂活动愈演愈烈。从1993年起，保守党内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倾向，从上至下都分裂成右派和左派、“欧洲怀疑派”和“亲欧洲派”。93年7月，在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问题上，“欧洲怀疑派”曾与工党站在一起，否决了政府关于支持马约的动议。94年3月底，在欧洲联盟表决机制问题上，梅杰只对欧盟作了有限的让步，便招致“欧洲怀疑派”的激烈反对，有的保守党议员还公开要求梅杰辞职。11月初，政府提出邮局私有化提案，遭到党内10名左翼议员的反对，迫使政府放弃这一本该在议会通过的提案。
11月28日，梅杰首相把增加对欧洲联盟预算提案作为对政府的信任案提交议会辩论表决。事先，梅杰曾声明如得不到通过，将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尽管表决结果是政府提案得以通过，但在表决时，保守党内仍有8名“欧洲怀疑派”议员没有顺从领袖的意志而投了弃权票。梅杰以党的纪律进行制裁，将8名“叛徒”开除保守党议会党团。另一名“欧洲怀疑派”议员为抗议梅杰的高压措施，自动脱离议会党团。这次分裂活动给保守党内部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梅杰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少数党政府。
更有甚者，12月6日，议会表决保守党财政大臣提出的95年增税方案时，有15名保守党议员与工党一道否决了这一议案。这15名议员中就有刚被处分的8名“叛徒”。梅杰的党纪制裁措施没有起到作用。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措施被否决，自1965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党内的这种分裂倾向能否被遏止对保守党将来的命运至关重要。保守党一直以内部团结著称，这是它的一大优势，而且它还经常得益于其它党的分裂。
其次，领袖危机困扰着全党。在93年的保守党年会上，梅杰的领袖地位就遇到了挑战，后由于撒切尔夫人的庇护、支持，梅杰才渡过险关。94年，党内“倒梅”风一浪高似一浪。每当梅杰政府在议会里或选举中受到一次打击时，党内就刮起—股“倒梅”风，表示对梅杰的不信任，要求梅杰下台。虽然，每一次梅杰都勉强渡过了危机，但他的领导地位却被严重削弱，难怪他被党内反对派嘲讽为“在位却不掌权”。领袖如此没有权威，这在保守党历史上实属罕见。可是，在保守党内，目前还找不出可以取代梅杰的人来，这正是梅杰未被“倒梅”风吹倒的主要原因。民意测验表明，现在保守党内有影响的人物，无论是赫塞尔廷、赫德、克拉克还是波蒂洛当了保守党领袖，保守党所获得的支持都将会更低。因为选民们对这些面孔也都同样厌倦了。95年6月22日，梅杰不堪忍受党内反对派对他的不敬和不服从，宣布辞去领袖职务并参加新的领袖选举的角逐。起初，观察家们都认为梅杰肯定不会在第一轮投票中拿到超出其对手15%的多数票而被迫退出竞争，从而变成真正的下台。但选举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梅杰在第一轮投票中竟击败其对手雷德伍德，重新当选为保守党领袖。然而，议会党团的这一选择实在出于无奈，因为在现有议员内，确实找不出比梅杰更行的人选来。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是保守党最大的悲哀。
最后，也是更加严重的，保守党的党员队伍正日益缩小。党员队伍是党赢得选举的一个重要条件，可是保守党的党员数字正以惊人的速度下降。据调查，目前保守党的党员还不足50万，而50年代它却有党员300万，平均每年减少大约6万人。而且党员队伍的年龄结构严重失衡，平均年龄高达62岁，只有5%的人在35岁以下。英国所有的政党在近几十年中都出现过党员队伍缩小的情况，但象保守党这样实属不正常。而且保守党在吸收新党员上比工党要困难得多，面对保守党政府的不得人心的政策，许多支持保守党的人都耻于承认自己的政治倾向。党员队伍缩小使得保守党在很多地区的力量变得极为薄弱。在苏格兰，它仅保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席位；在威尔士和英格兰中部、北部的力量越来越小。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党，现在看起来仅仅象一个英格兰南部和东南部地区性的党。保守党的组织优势正在丧失。
保守党陷入今天这样的危机局面不是偶然的，而是保守党领导集团长期疏于抓党的自身建设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在撒切尔主义逐渐失去影响后，保守党领导集团未能根据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提出能统一全党意志的理论纲领来，致使保守党内分歧四起，矛盾丛生，离心倾向严重发展；同时也丧失了对普通党员的凝聚力和对选民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保守党连续执政多年，党的领导集团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如何处理政事，以维护其执政地位上，这就必然要放松对党的组织的治理和整顿，致使党的纪律松弛，组织涣散。保守党本来是个纪律严明的党，并以此为一大优势。可是在94年11月份被．梅杰开除保守党议会党团的8名议员不但没有就范，继续同政府作对，而且还得到了他们所在的地方党部的鼎力支持，保守党内出现了一个“党中之党”。事后不久，现政府中的一部分大臣。议会中的大批议员和支持保守党的舆论，一致向梅杰施加压力，要求尽快把被开除的议员请回党内，恢复团结，迫使梅杰降低高压调门，答应将请议会党团批准他们回归。忠于党的领袖本来是保守党的传统和优势，可是现在党内的造反者却成了英雄，受到支持、赞扬和爱戴。
三、保守党的前途
如果梅杰不提前举行大选，那么下次大选时问应是1997年，离目前仅一年多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梅杰政府很难找到回天之术，挽回保守党政府在选民中的形象。而且既使梅杰政府找到了什么灵丹妙药，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也很难产生什么效力，从而转变选民的态度。更何况，现在工党已经改变章程，面目一新，充满活力，在选民中威望日益提高。尤其是两党制的作用，选民们都已对保守党政府感到十分厌倦。看来，下次大选，保守党是输定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保守党从此将一蹶不振，象本世纪初的自由党那样衰落下去。保守党可能会连续输掉几次大选，但不会丧失议会中轮流执政两大党之一的地位，就象70年代末的工党一样。现在的保守党虽面临很多困难，但仍有很多优势，而这些优势是自由民主党及其它政党很难具备的。
首先是理论优势。保守主义的特性使保守党几次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保守党很能适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制定灵活的政策，甚至把竞敌的政策据为己有。正如一位保守党理论家所说的：“保守党不在乎趁着对手洗澡时穿走他的衣服。”
其次是组织优势。尽管保守党的党员队伍在缩减，但它目前仍是英国拥有个人党员最多的政党。虽然保守党的党内斗争比从前激烈得多，但是党内团结的状况仍好于其他政党。由于它是主要执政党，所以能吸引许多优秀人才，因此党的干部队伍的素质远远高于自由民主党等小党。进入90年代以来，保守党的领导层也开始注意内部的改革，尤其是组织方面的改革，从而使几个系统组织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
第三是财政优势。保守党目前仍是英国第一大党，在财政来源上占有绝对优势，这是其他小党所望尘莫及的。在英国这样的议会制国家，政党的主要经费来源靠自筹，国家的资助是很有限的。而没有充足的财源，是很难在竞选中同大党抗衡的；同时财源不足，也限制了专职党务工作队伍的发展，进而限制了整个党组织的发展。
最后是两党制的庇护。两党制的运作明显地使大党受益，尤其是现行的选举制度十分不利于小党的崛起。而没有大党的参与和支持，选举制度不可能改变。虽然在本世纪初，工党是在同样的选举制度下崛起并取代自由党的，但那是在十分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当时，工人运动处于高潮，工人阶级力量日益壮大，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在议会中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却处于空白状态，其他政党的激进派只能从本党利益出发，表达一点工人阶级的要求。工党正是填补了这个力量真空。而且工党又得到了工会的强有力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党的兴起象征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可是目前，在英国却不存在一个代表着一个新兴阶级的政党，也不存在政治力量真空。因此，在短期内，很难有哪一个第三党能迅速壮大，挤走保守党，取而代之。
总之，保守党目前所遇到的危机并不是根本性的危机，在没有强大的第三党有力冲击的情况下，这种危机不会造成保守党的永久性衰落，也不会使党自身的优势很快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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