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

    工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同它的一些兄弟党如德国社民党比较起来，英国工党是不太重视理论建设的；但是若同它的竞敌——保守党比较起来，工党对理论建设却重视得多。

    工党的理论基础有一个从费边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过程。

    工党在1900年诞生时，并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和纲领，也谈不上有理论基础，当时创建工党的人也没有明确的建党目的，因此当时的工党还算不上是社会主义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它只是职工大会在议会中的一个代表机构，目的只是把工人代表选进议会，去争取通过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立法。

    1918年，工党宣布了它的社会主义目标。因为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激发了英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的热情。这一年2月，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费边社领袖悉尼·韦伯起草的新党章。党章第四条第四款规定党的目标是：“要使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的工人获得他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并享受最公平的分配，从而使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和可以实现民主管理及控制企业与公用事业的最佳体制成为可能”。同年6月，工党大会还通过了韦伯夫妇起草的党纲——《工党与新社会制度》。党纲中申明“工党要尽最大努力使私有制和被它所毁灭的千百万生命一同埋葬。”同时提出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是：为了一切劳动者的利益；实现世界上每个人在物质条件上的平等；广大人民在最大限度民主上参加政治、经济管理。党纲还提出实现社会改造的四项原则：第一，实施“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包括最低工资、起码劳动条件和48小时工作周；第二，工业的民主管理，主要是强调了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第三，国家财政政策的改革，主要是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公益事业，征收直接资产税以偿还部分战争费用；第四，剩余财富用于公共福利事业。

    1918年的党章和党纲使工党具备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同时工党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这时的工党，在思想、理论上基本是受费边社会主义的支配。费边社会主义虽然同科学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思想体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但它否定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度，主张通过渐进的方式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和地位。

    1951年，社会党国际成立，在成立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中明确提出了要走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即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同费边社会主义有很多共同之点，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在费边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同费边社会主义相比，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因素更少了一些，后者并不主张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而是主张建立一个包含公有制和私有制因素的混合经济的社会。英国工党加入了社会党国际，很显然是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这面旗帜。然而工党的党章第四条却一直保留下来。一直到1995年4月才加以修改，用混合经济的内容取代了原来的公有制条款。也就是说，工党直到1995年才真正完成了从费边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而在这之前，它一直处在转变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它时而转左，时而转右，有时离费边社会主义近些，有时更偏向民主社会主义，摆动的幅度大小完全取决于党内左右两派的斗争情况。

    但是不管怎样，工党自1918年以后，一直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一直在为其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而努力。

    二、工党的社会主义实践

    二战以前，工党虽两度执政（1924年和1929—31年），但由于都是少数党政府，而且执政时间较短，因此它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实施什么社会主义纲领。如果说这两届工党政府还有点作为的话，那主要是表现在外交上。1924年，工党政府率先无条件承认了苏联，并带动其他9个西方国家承认苏联，这不仅彻底改变了苏联在外交上的被动孤立地位，而且也是列宁自1920年以来的一个愿望。1926年，工党所建立起来的英苏邦交被保守党政府破坏。1929年，第二届工党政府又作出了恢复英苏邦交的壮举。从外交上的举动可以看出英国工党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态度。当时的工党是在做一个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所力所能及的事情。

    英国工党的主要实践活动是在战后三次执政时期（1945—1951，1964—1970，1974—1979），最有作为的时候是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时期。

    欧洲战场的硝烟平息后仅两个月，英国便恢复了已中止十年的大选。一个极富戏剧性的结果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工党以意想不到的绝对优势击败了“战争领袖”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其得票率和下院议席分别超出对手的8%和146席，成为战后英国的第一个执政党。

    英国人民的选择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二战以来社会思潮发生巨大变化的集中反映。

    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的弊端，早在战前，特别是30年代大恐慌时期已充分表现出来。英国经济在战前已步入了僵滞的泥潭，贫困和失业给整个社会投下摆脱不掉的阴影。二战的破坏，又使全国财富损失约达1／4，出口贸易额减少2／3，英镑的实际购买力仅为1914年的43%，在军队服役和从事军需生产的人数高达900万，为战前的4.5倍。面临从战时转向和平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坚持传统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政策，显然难以使人产生希望。

    另一方面，国家干预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在二战期间从实践上得到证明。自本世纪初以来，“国家干预”的呼声日益增强，工人阶级是这一政策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把国家看作是解决自由资本主义弊端的最重要工具，因而强烈要求国家以“社会公正人”的地位重新安排社会。同时，凯恩斯、贝弗里奇等人也先后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战时，政府权力大大加强，工业实现了空前的集中。按照1914年初的“工业核心”计划，一万余家民用企业中，有3，500多家实行合并。“公平牺牲”的要求在战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体现。工党理论家拉斯基在分析了战时英国社会动向之后曾指出：“我们正处于历史这样一个转折点，迫切需要一份巨大的改革菜单。”不然的话，“革命者对于这些人就会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党高举起国有化、公平化、福利化的旗帜，吸引了广大英国选民，为它赢得了用来实现自己目标的第一次实践机会。

    国有化和“普遍福利”是工党的主要施政纲领。

    国有化纲领对工党具有特殊意义。在英国，19世纪末一些激进自由党人也曾倡导某些行业国有化，但主要是以“经济合理主义”作为出发点。在工党社会主义学说中，国有化则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和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要求。这是工党同保守党和自由党相区别的重要标志。

    艾德礼政府执政头三年，立即将国有化纲领付诸实践，接二连三地推出8项国有化法案，包括：英格兰银行、煤业、民用航空业、通讯业、国内运输业、电业、煤气业和钢铁业等。除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因遭到保守党的反对而延至1951年才生效外，其他法案均在议会顺利通过，并于1947—1949年先后生效。国有企业在整个工业部门中的比重达到20%，这些原私营企业中约200万名工人也为国家全部接收。

    第一批国有化企业主要是通过高昂赎买而实现的。国家向原企业主偿付了27亿多镑的补偿金。补偿金主要是以国家有价证券支付的。这些证券的持有者每年还可从国家那里得到一笔可观的利息收入。

    艾德礼政府留下的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无论从工业结构、经济效益，还是资源分配来看，私营企业在这一模式中仍起着主导作用。不过，尽管英国的经济结构并未发生全部改变，政府利用国有企业和财政补贴等手段，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无疑大大提高了。在政府的帮助下，这些传统工业部门较快地得到恢复。其中煤炭、电力等工业迅速扩展，提供了大批就业机会，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都产生了效益。1947年，英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水平，而失业率不到2%。但是，这与工党1918年纲领规定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公有化”目标仍相差甚远。

    社会保障政策是工党社会主义大厦的又一重要支柱。它是“国家干预”思想在分配领域中的延伸。这一套法案包括国民保险法、国民医疗保健法、国民救济法、教育法、住房法等等。社会保障法案本着“—视同仁”的原则，不分等级差异，向所有的人提供同样的医疗服务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保障。

    维持这套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来自政府补贴、雇主交税和捐款以及个人投保等三个方面。艾德礼政府历行累进所得税，提高最高收入等级纳税标准，降低免税额，仅降低遗产税额一项便使交纳遗产税的人数扩大1／3左右。这些政策对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使其向更加平等方向发展，拯救工人阶级的苦难，缓解社会矛盾起了一定作用，因而受到工人阶级及社会其他阶层的普遍欢迎。

    1948年，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颇为自豪地宣称英国在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福利国家”。按照工党的解释，“福利国家”的内容是：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全面福利和公平分配。艾德礼认为，工党已找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把个人自由与计划经济、把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制度”。

    工党政府的国有化和普遍福利政策深受英国工人阶级及许多其他阶层人士的欢迎，因此1950年大选，工党再度获胜继续执政。然而此时工党领导核心的成员都年老多病、精力衰退，贝文和克里普斯不久去世；再加党内斗争激烈，使党的威望下降。领袖艾德礼深感通过立法的困难，只好于1951年10月又举行大选。这次大选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工党虽然得到空前多数的选票，但得到的议席却比保守党少26席，工党只好让出政权，开始了长达13年的在野历史。

    从1951到19 64年这13年间，工党连续3次大选失败，其得票率从1951年的48.8%下降到1955年的46.4%，1959年则掉到43.8%。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中产阶级的选举动向发生变化，1959年与1945年相比，他们给工党的投票率下降了8%。

    进一步分析，工党选举失利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工党的政治对手保守党在战后适时改变政策，其政绩尚佳。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进行了结构调整，加以新技术的广泛采用，社会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促使资本主义在50年代进入“黄金时期”。在普遍繁荣的形势下，英国也保持了缓慢低速发展。这就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保守党上台恰逢其时，除将钢铁和公路运输等少数部门重新私有化外，对“福利国家”的基本结构没有做大的改变。1950—1960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为2.7%，失业率仅在2%左右。1960年国民收入比1950年增长了25%，各种耐用消费品进入普通家庭。保守党大肆宣扬，是他们使英国进入“丰裕社会”。从客观意义上讲，“福利国家”已很难说究竟是哪一党的专利。

    其次，工党失去进一步吸引选民的社会主义目标。从50年代初起，国有化不断遭到来自党内外的非议。资产阶级在接受有限的“国家干预”政策之后，坚决抵制将国有化进一步推进到其他工业领域。仅1950年大选中，私有企业主共建立了400个反对国有化委员会，到处游说，反对国有化计划。

    工人阶级对国有化方式也持不满态度。国有化并未直接增进工人的利益，在管理方式上与以往相比也没有多大改善，除个别工会代表进入管理机构外，工人是没有决策权的。50年代初期的社会调查表明，多数工会会员认为国有化是一种失败。而且，一般公众则对国有化企业产生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喷有烦言。这一政策对选民的吸引力越来越小。

    工党在社会条件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相当长时期内拿不出新的纲领。在坚持还是放弃国有化纲领的问题上，党内争吵不休，削弱了党的威望，直到60年代初，哈罗德·威尔逊担任工党领袖后，才毅然避开这个问题，转而提出一个新的目标，这就是谋求英国经济进一步现代化和更大的社会平等。其手段是“计划化”和教育、科技革命。

    威尔逊从一开始就试图把工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民族政府”的任务协调起来。英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显得疲软。1947年，它的实力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位居第二，以后却不断下降。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远逊于美、日、西德等国家。与此相适应，英国的政治军事地位也受到影响。1957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英国国民开始不得不痛心疾首地承认，这个昔日最强大的帝国已沦为二、三等国家。针对这一形势，威尔逊着力阐释教育和科技革命对英国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在1963年工党年会上强调指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还要迅速的变革时期。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15年间，特别在工业方面，将看到一个比最近250年来工业革命更伟大的技术变革时期。……除非我们把科学与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得到所需要的经济增长……我们将根据科学革命来重新阐述社会主义。”

    在工党看来，科技教育革命对工人阶级至少在三个方面有重大意义。第一，促进经济振兴，赶上世界领先国家，使社会再分配的扩大建立在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第二，改革等级教育传统，缩小各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差距，进一步体现社会平等。第三，在经济结构加速变化时期，向工人阶级提供有计划的职业再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教育素质，以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这一政策首先使工党左右翼之争平息下来，并在党内得到一致支持。

    1964年工党竞选宣言《新英国》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做好三件事，这三件事是：“在国家计划中调动它的各种资源，维持公共支出和个人支出之间的平衡；对全体居民，而不只是对他们中的小部分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他们在这个科学时代中应尽的责任。” 对此，选民也抱以赞许态度。

    1964年9月，保守党政府任剃届满宣布举行大选，工党以4席多数险胜，威尔逊组阁，开始了战后第二次工党执政时期。威尔逊政府上台后，尝试用“计划化”代替“国有化”，限制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加强国家对全局的指导作用。为此，筹建了经济事务部。该机构负责协同劳资双方一道制订计划，经济计划分为年度的和五年的两种，把国家的、地区的和工业部门的生产都纳入计划体系，分别就投资、生产、就业和出口作出规定。这个计划在国家与产业和工会代表密切合作的基础上拟定，并且聘请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专家作政府的经济顾问。1965年9月，经济事务部公布了五年国家计划，作为经济活动的“行动指南”。

    为了贯彻这一计划，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成立工业改组公司，通过对私人企业贷款或购买私人企业的股票，促进工业设备更新和小型私营企业合并，使工业向合理化发展，国家向新技术工业提供优先帮助。制定工业配置法，引导私营工业向西北和东北不发达地区转移，等等。

    政府成立了技术部。指导和鼓励产业采用新技术和新工序，把现代技术引入英国。还采取重新分配政府经费、扩大教育开支、改善各级培训设施、普及教育等措施。在工党政府推动下，60年代全国综合中学数目增长了十倍。到1970年，综合中学学生数已达全部中等学校学生数的1／3，为普通家庭的子弟享受教育提供了机会。各种成人教育手段也大大改善，创办了开放大学，利用广播、电视等传播手段普及高等教育。这一时期被看作“教育革命”时代，威尔逊政府也因此在战后英国发展史上留下堪以自豪的一页。

    此外，政府还将钢铁工业重新国有化，改革了税制，增收资本利益税，提高养老金、疾病和失业救济金（1965年3月开始），取消国家卫生局的处方费（1965年2月1日开始），等等。

    起初，威尔逊政府“经济新政”实施得还算顺利。工会对政府也给予了支持。1964年12月16日，政府与工会达成一项“生产率、物价和收入问题意向宣言”，双方同意工资的增长要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1965年下半年，政府又采取了一项强制性的“预先通知”的制度，规定任何关于物价和收入的变动必须预先通知政府，以便政府可以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政府威望的提高在1966年大选中表现出来，这次工党得票率比1964年提高3.9%，议席增加了46席。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揭开了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的序幕。英国经济本就处于财政收支平衡的边缘。面临英镑每况愈下的局面，不得不于同年将英镑贬值14.3%，以期制止挤兑英镑的风潮。

    1964年—1970年英国国家计划目标与实际结果相比，个人消费实际增加了0.9%，公共消费下降了2.1%，固定投资减少了2.3%，国民生产总值1970年增长速度为2.2%，远未达到3.8%的计划目标。而失业率则上升到2.5%。

    政府对付危机的手段是以强制性工资和价格控制取代自愿收入政策，并且重新恢复处方费，削减住房建造计划，取消中学生免费牛奶供应，提高离校年龄，等等。政府在和危机的斗争中，深深感到工会的一系列自发罢工对整个经济形势的负作用，因此抛出题为“代替冲突”的白皮书，企图限制工会的权力，并向工会的一些不负责的行动追究法律责任。这一下在工人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工会紧急决议，坚决抵制这一决定，终于迫使政府放弃这一企图。但从此双方关系日见紧张，工会和工党的关系由此发生转折。

    威尔逊政府的“经济新政”中途夭折了。“英国病”的激化以1967年英镑危机作为第—幕。从此以后，“英国病”的病情一直没有减轻。

    威尔逊工党执政几年来，在财政十分拮据的条件下，还是尽可能增进人民的福利。被保守党政府变为私有的钢铁工业在1967年重新收归国有，是威尔逊政府的主要社会主义措施。同时它在经济稍宽裕时陆续把已削减的公共开支又增加了。1966—1969年每年平均增建住宅40万幢，比保守党执政时期建房多；这期间培养的教师增加了1／3。根据威尔逊的建议成立的开放大学使各种年龄组的未能上大学的人有了系统受教育的机会。失业补贴、家庭津贴、医疗保健费用、增建医院经费都有增加。对赔钱但方便乘客的公路、铁路客运事业也给予补贴。等等。

    1969年底到1970年初，英国经济又有起色，国际收支在连续7年亏损后出现盈余。这是执行4年通货膨胀政策的结果。工党在地方选举中又吸引了选民。1970年5月底，威尔逊决定利用良好时机，举行新的大选，以便再赢得5年任期。

    工党的竞选宣言是《英国今天是强大的，让我们把她变得更强大》。各报民意测验一直表明工党比保守党占上风。可是形势急转直下，在投票日前3天，报上发表了5月份的贸易数字，逆差达3，100万镑，而且物价也在上涨。保守党的竞选专家们抓住机会大做“工党把经济搞糟了”的文章。大选结果，几乎出乎所有民意测验的预料，保守党以30席的多数而得胜，工党又沦为在野党。

    工党在这次大选中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轻视了工会严重对立的情绪和党内左翼力量的增长。在执政期间，威尔逊政府忙于树立自己的“全国政府”的形象，加剧了同工会的紧张关系。收入政策实际上限制不了物价，却要求限制工资增长；政府关闭了187个亏本的矿井，使15万矿工失业；海员两次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激化了工业争端，也影响了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左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有力地位。大工会的左倾和它们日益干预工党的事务，使工党领导失去了过去那种对议会外工党的控制力量，而一向很弱的工党左翼与此时出现的工会强大左翼相配合，也增加了边沿选民的动摇性。

    70年代，英国的衰落通过几个数字可见一斑。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70年代下降到1.8%，而实际上1974—1980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9%。70年代后期，英国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经济地位已降到第5位，失业率则从2%左右上升到5%左右。西北部传统工业集中地区的失业率则更高。

    工人阶级是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整个70年代，工会运动不断向左转。首先工会纷纷推举左翼分子为工会领袖。如著名的左派组织“工党民主运动”等纷纷在工会扩张势力，建立分会，到1977年前已设立了39个分会。其次，工会在工党年会上积极要求和支持更加激进的政策，向工党施加压力，推动工党采取行动。

    事实使工党认识到，当失业和通货膨胀一起发生时，建立在混合经济上的一切理论都站不住脚了。在这一经济秩序内，工人阶级仍未摆脱社会牺牲者的地位。工党1973年纲领强调指出，要“实行财产和权力的不可逆转的转移，使财产和权力的对比有利于劳动人民及其家庭”。这个纲领被认为是“至少40年来最激进的纲领”， 它再次把所有权问题提到首要地位。

    1974年，工人阶级，特别是煤矿工人发起一系列大罢工来回敬希思保守党政府严厉的紧缩政策，迫使保守党政府下台。工党又被推出来对付经济危机这一恶魔。工党政府干了这样几件事：

    掀起第二次国有化高潮。船舶制造和修理业、四家大飞机公司、制药工业被收归国有，成立了英国宇航公司和造船公司；建立国家企业局和英国国家石油公司，以公私合营方式开发北海油田。政府还通过国家控股公司购买了25家大私营公司的少量股票，以便进一步干预这些企业的活动。这次国有化方式较1945年灵活。既有传统的整个行业部门收买方法，还采用了国家和私营合资的方式。至此，英国国有化企业已从主要是燃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基础设施部分发展到部分制造业领域和新技术部门。国有企业的产值占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职工人数占总劳力的8%，固定资本占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额的20%。就非金融领域国有化程度而言，70年代后期英国在西方世界仅次于奥地利，居于第二位。

    更重要的是，工党尝试以“工业民主”的方法扩大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范围。1975年2月政府主持通过“工业法”。该法案规定，建立国家企业委员会，由委员会同企业及其工会代表合作签订计划协议，包括资本投资计划。国家对那些执行计划协议的私营企业发放贷款，同时政府有权得到企业的股票。当计划协议没有完成时，政府可无偿将企业资产收归国有。

    工党认为这是向“工业民主”前进的重要步骤。参与计划协议的企业必须公开一向保密的投资计划，使雇员能在作出计划的决定中起作用。这一方式还有利于政府深入到那些资产阶级牢牢把持的有利可图的制造业领域。

    为了解决财政赤字和缓和通货膨胀，政府利用同工会的特殊关系，以废除1971年保守党政府制定的“劳资关系法”和税制改革等为条件，使双方达成“社会契约”，规定在这届工党政府任内工资增长分成四个阶段，增长幅度在10%以内。正是在工会的支持下，政府得以比较顺利地实行紧缩政策，把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24.1%降到了1978年的8%左右。

    政府预期，以上这些措施不仅意味着向进一步社会化迈进，更重要的是会带来短期经济效益。实际上，政府所希望达到的四个目标——经济适当增长、充分就业、稳定国际收支和稳定物价，一个也没有实现。1978年形势一度好转，但工会对于政府继续执行强制性工资政策越来越不满。特别是后期政府宣布工资增长率将限制在5%以内时，工会再也不愿执行“社会契约”，卡车司机、公共服务行业、火车司机、码头工人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罢工，再加上工党在议会补缺选举中连连失败，终于导致这届政府的下台。1979年5月3日大选，工党惨败。从此至今，工党与政权无缘。

    回顾工党执政所走过的道路，不难看出，国有化、福利化政策的确包含着社会化、平等化的因素，而且工党政府极力希望扩大这些因素，但是在一次次经济危机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本来以为经过调整的经济制度会促成生产增长和社会平等扩大的良性循环，然而事与愿违，由于经济衰退，政府因而扩大开支，引起赤字增加，导致通货膨胀，迫使工资上升和利润减少，于是进一步造成经济衰退，形成．个恶性循环机制。英国经济一步步向困境的深处发展。而工党是—个纳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正常秩序的党，它的宗旨和策略决定它只能在这一体制内渐进地完成社会改革、改造的任务，也就是说，它只能通过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手段来实现其社会目标。国有化和福利主义已被实践证明对整个经济发展起了消极的甚至阻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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