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党的起源与工会
工党是由工会和几个社会主义团体创立的，而工会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英国的工会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起初多数都是自由党的拥护者。1867年，伦敦工人协会首先作出了向下院选送“劳工代表”的决定。翌年大选时，它派出了3名候选人，但是首次出师无法得胜。1868年全国职工大会成立。这是英国的主要工会组织，也是后来工党的主要创建者。据1980年的统计，职工大会下属109个工会，有会员1，200多万名，占了英国全国工会会员的大多数。
职工大会的成立促进了工会的联合意识，一些工会联合成立了“劳工代表同盟”。它在1874年大选中共提出了13名候选人。结果2人当选，英国首次有了“劳工议员”。以后历次大选中，“劳工议员”的数目缓慢地增加着：1880年3人；1885年11人；1892年15人。名义上，“劳工议员”有他们自己的院内组织，宣称对有产阶级两大政党保持独立；但在实际活动中却越来越紧密地靠拢自由党。同时自由党也尽可能地影响和控制工会的代表。而且，工会代表人数过少，没有自己的议会党团，在立法活动中对任何大党都形不成威胁，其作用只是加强了自由党左翼。1886年，著名“劳工议员”享利·布罗德赫斯特甚至参加了自由党政府，任内务部副大臣。因此，这些“劳工议员”被称作“自由党劳工派”。他们由于是资本主义特权的受惠人，因此总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
上述事实从反面向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应当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以启发工人的革命意识，引导工会摆脱自由党的影响，建立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
这期间，社会主义思想已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并出现了一些工人阶级政党。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1879年法国也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欧洲大陆两个主要国家工人政党的出现对英国政党组织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从1880年起一些社会主义组织在英国涌现出来。
1881年6月，伦敦激进派俱乐部的一些工人联合自由党左翼中的一批著名人士，在伦敦建立了民主同盟。1884年8月改名为社会民主联盟。联盟的主要创始人是享利·迈尔斯·海德门（184 2—19 21），他出身于银行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曾是小有名气的保守党激进派人物。1880年他读了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宣称改信社会主义，并多次拜访马克思，讨论社会主义理论问题。1881年，海德门出版了《大家的英国》，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和其他经济观点。此书很快被誉为“英国出版的第一部阐述社会主义的著作”，海德门本人也被称为“英国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同盟是导致以后工党建立的先驱组织之一。
1883年，英国另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团体——费边社在伦敦建立。后来，肖伯纳和悉尼·韦伯夫妇参加了该社并成了骨干分子。他们研究了马克思的著作和英国的社会问题，得出了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和革命学说不适合英国国情的结论。费边社在最初阶段人数不多，1889年，在伦敦共有130名社员，1899年方增加至800名；1893年费边社在各地分支机构中共有1，300名社员。但是由于该社的成员受教育程度都很高，所以能量颇大。
1893年独立工党在英国成立。独立工党是由拥有21个劳工俱乐部的布雷德福劳工联合会和由苏格兰社会主义者凯尔·哈代创立的苏格兰工党合并而成。参加成立大会的120名代表中，多数来自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工业区，其中布雷德福所在地——约克郡的代表多达48名，占1／3强。费边社有10名代表，社会民主联盟有6名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成立大会于1893年1月举行，主要完成了三项任务：第一，决定党的名称；第二，制定党纲；第三，选举党的领导机构。独立工党的建立使英国工人有了一个脱离资产阶级两大政党的政党组织。但是，它依然不是全国性工人阶级政党，因为它的群众基础主要限于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工业区的工人，并且仅得到一部分工会的支持。而且独立工党成立之后内部不团结，指导思想混乱，同其他社会主义组织也不能团结合作，因此作为不大。1895年大选中，独立工党的28名候选人无一人当选，甚至领袖哈代本人也失利，劳工议员降至12名；而在独立工党成立之前，1892年尚有15名劳工议员。
随着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阶级斗争的发展，工会领袖们逐渐认识到：单凭工会和经济斗争已无法对付有产者，应该尽快寻求更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与此同时，不少社会主义者也清楚地认识到：在英国，没有工会的支持要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统一政党是不可能的，而缺少这么一个政党，下院也无法形成一个独立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的劳工议会党团。1899年1月，哈代发表文章指出：自由党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政治发展史上新的一章已经揭开，成立一个新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1899年9月，工会代表大会召开年会，会上铁路员工联合会领袖托马斯·斯蒂尔提和独立工党领袖哈代分别提出内容完全一致的议案，要求大会指示它的议会委员会邀请各地工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召开特别会议，制定增加工人议席的措施。经过激烈辩论，提案被大会通过。
经过数月筹备，1900年2月27—28日，来自各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的129名代表在伦敦鲁德盖特广场附近的纪念馆召开特别大会。哈代、肖伯纳等著名社会主义者都出席了。大会的主要成就是宣布成立了“劳工代表委员会”，并规定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和协调争取劳工代表进入议会的计划。据此大会否定了社会民主联盟提出的“应在承认阶级斗争，并以生产资料、分配和交换方式社会化为最终目的基础上组建政党”的议案。劳工代表委员会共12人，包括工会代表7人，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的代表各2人，费边社代表1人。年仅33岁的独立工党党员拉姆赛·麦克唐纳当选为书记。起初，劳工代表委员会的产生并未在社会上引起重视，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才认识到：1900年劳工代表委员会成立之时，正是工党诞生之日。
从上述劳工代表委员会的组成可以看出，工会在创建工党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如此，工会与工党有着极特殊的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工党。首先，在组织上，工会以集体名义入党。在1918年以前，工党不吸收个人党员。工党党员在70年代时有680万，其中集体党员（绝大多数是工会会员）就占610万。其次，工会的资助是工党经费的主要来源，工党中央约4／5和全党约一半的财政收入来自工会。再次，在选举上，工党也依靠工会的帮助，工党一半以上的议员由工会赞助，一大部分选票来自工会。最后，在工党的各项重大事务中，工会都发挥着直接的作用，在1993年以前，工会在工党的各个机构中的作用如下：（1）在工党年会的选举事务中，几个大工会的票数约占总票数的2／3以上；（2）在工党全国执委会中，工会代表占有相当大的地位，1993年全国执委会有28名成员，其中工会代表就有12人；（3）在选举工党领，袖和副领袖的选举团中，工会占40%的票数；（4）在选举议会候选人的选区一级选举团中，工会也占40%的票数。
可见，工党对工会有很大的依赖性。所以有人说工党只不过是工会在政治上的代表，工党和工会本是一家人。在英国，工会与工党素有劳工运动两翼之称，工会为产业翼，工党为议会翼。工会以工党为自己的“议会代表”，通过工党发挥其政治作用；工党则以工会为群众基础和力量的主要源泉。
二、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变化
在60年代以前，工会与工党一直是密切合作、团结一致的。1945年大选后工党上台执政，许多工会代表也随之进入议会和内阁。历来被保守党和自由党绅士们所把持的议会，突然出现了一大批衣着随便，说话带着浓厚地方口音的工会代，表。在392名工党议员中，就有120人直接来自工会。由20人组成的艾德礼内阁中，有6人是著名的工会领袖。外交大臣贝文原是英国最大的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主席，劳工大臣艾萨克是全国职工大会的主席，而教育大臣维尔金森则是全国店员工会的领袖。
在工党执政前，全国职工大会也讨论了战后建设问题。1944年职工大会总委员会制定并发表了《关于战后建设的中期报告》，其中主要内容和工党竞选纲领一致。虽然职工大会报告中还提出了工会参与企业决策与管理的要求，而这一要求在艾德礼政府时期没能实现，但职工大会多数成员对艾德礼政府的改革是满意的，只有少数左翼工会表示不满。
战后初期，英国经济极其困难，1947、1949和19 51年都发生了严重的国际支付危机。1948年以前，全国职工大会要求下属各工会组织在工资谈判中采取节制态度，以帮助工党政府渡过难关。1948—1950年，工会又接受了政府提出的限制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
1951年，工党政府下台。全国职工大会对保守党政府表示：只要保持英国的混合经济、福利国家、充分就业和集体自由谈判等基本条件不变，它愿意同政府采取合作态度。此时保守党政府也注意同工会合作。然而，到了60年代初，工会与保守党政府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
1964年，威尔逊工党政府上台，职工大会表示愿意同工党政府合作，并愿意参加由政府、工会、资方三方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制定发展经济的“全国计划”。职工大会还作出让步，声明它接受一项适当限制工资增长的收入政策，条件是这项政策为非立法性的。工会坚持政府不能以立法手段来干预工会与资方直接地、自由地就工资问题进行谈判的权利。
然而，到了此时，工会和执政的工党很难再维持原有的密切关系了。工党政府要从全国利益角度制定政策，不可能只照顾工会的利益。威尔逊政府为应付日益严重的英镑危机，平抑国际支付中出现的巨大逆差，采取紧缩政策，规定工资增长不得超过5%，以后又宣布对工资实行冻结6个月。这种收入政策激起了工会的极大不满。工会的阻挠使工党政府的收入政策实际上无法实现。1967年，工党政府被迫宣布英镑贬值，结果是通货膨胀加剧，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加强，罢工频频发生。这时，工党政府对工会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宣布放弃执行限制工资的收入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准备通过立法手段来限制工会。1968年12月底，首相威尔逊和就业大臣巴巴拉·卡斯尔夫人主持制定了一份题为“代替冲突”的政府白皮书，准备提交给议会。白皮书主要内容是用法律手段来限制罢工，削减工会举行罢工的权力。号称工会政治代表的工党要用法律来限制工会，这是不能被工会所接受的。无论是温和的右翼工会还是激进的左翼工会都反对这个文件。威尔逊未敢把这个文件提交议会，工党政府削弱工会权力的企图破产了。不仅如此，工人群众对工党政府的深刻不满导致工党在1970年大选中的失败，再次沦为在野党。
希思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对工会采取的是对抗政策，对比之下，使工会感到还是工党与它是一家人，工会有必要加强同工党的合作，争取使工党上台执政。于是二者之间在1973年就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工党表示上台后将修改希思政府实行的劳资关系法，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强经济计划化，强化需求管理。工会则将在增加工资问题上作出适当节制，但决不接受政府以立法方式实行收入政策。这就是有名的“社会契约”。1974年2月大选，工党获胜，威尔逊再度执政，工会希望工党政府按“社会契约”办事，维护工人的权益，但是他们的希望又落空了。
威尔逊政府上台正是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接踵而至之际，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深深陷入滞胀危机之中，英国的情况更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契约”是无法实现的。虽然工党政府上台后曾增加了社会福利开支，但从1975年夏天起就不得不再度实行收入政策。到1978年，工党政府共实行了4个阶段的收入政策，限制工资增长。此时，英国工人面临的已不只是收入问题，而是实际工资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下降和失业剧增的双重压力。
英国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的领导人此时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工党政府要求他们合作以渡过危机；另一方面各行业工会强烈反对政府的收入政策，要求实行自由的工资谈判。在各工会的压力下，职工大会领导撤回了它对工党政府的收入政策的支持。1978年底到1979年初，工人罢工浪潮高涨，其激烈程度和规模超过战后任何时期。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不满的冬天”。在工人的强烈不满中，卡拉汉（1976年接替威尔逊任首相）领导的工党政府在1979年的大选中失败下台。工会又一次推翻了工党政府。
工会同工党政府对抗的结局是迎来了工会的真正克星——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上台。撒切尔夫人对工会恨之入骨，她认为工会活动早已超出劳资争端的范围，是为了争权而来，工会问题不解决，英国经济结构调整、生产合理化、改革福利事业都将成为空话。于是她挥舞法律、经济和舆论三根大棒对工会进行猛烈攻击。
1980年和1984年保守党政府先后通过了两个就业法和工会法，规定罢工必须限制在和工资、就业条件有关的范围，而且要在4周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征得多数工会会员的同意才能举行罢工，否则以非法论处，并罚以经济赔偿。
1986年保守党政府宣布实行工资制度改革，即把固定工资制度改为以固定工资为主和“分享利润”工资相结合的工资制度。这样，职工切身利益同企业经营好坏直接挂钩，动辄罢工的现象大大减少。
保守党政府还有意识地引导舆论就工会问题进行辩论，把工会问题放在政治背景中，指责左翼工会分子是国家的“内忧”，民主制度的敌人。政府大肆宣传1974年和1979年工会罢工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引起公众对工会的不满。19 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在舆论方面就相当孤立。
经过保守党政府的打击，工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下降，会员人数明显减少。1979年底属于工会的工人为1，330万，但到1985年底这一数字降到1，070万。1984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斗争最激烈的一次，然而却遭到极惨重的失败。工会运动进入低潮时期。
在这期间，工会与工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工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对工人运动本身是个打击，按说工会应该吸取教训，同工党重新联起手来。可是1979年以后工党和工会内部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工党这方面是左翼掌握了领导权，而全国职工大会的领导权却转入了工会温和派手中。工会和工党左翼之间历来存在工资第一还是社会主义目标第一的矛盾。在工党左翼当权，党内极左派势力活跃的情况下，职工大会领导人注意拉开同工党的距离，强调自己的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拒绝卷入工党的政治活动。二者的矛盾和疏远削弱了工会的地位和影响，也使工党丧失了许多选民，使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急剧减少。1964年大选中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占工会会员总数的73%，19r4年降为55%，1979年又降至51%，1983年只达39%。1964—1983年，英国职工大会的成员增加了200万人，而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却减少了200万人。1983年，工党有工会集体党员600万人，在大选中投工党票的工会会员只有400万人。而1983年投保守党票的工会会员竞高达会员总数的30%。
1983年大选惨败后，工党新任领袖尼尔·金诺克极力改善工党同工会的关系，在共同反对撒切尔夫人的反工会法的斗争中，双方加强了联系。工会仍是工党的主要基础。
可是，在工会和工党恢复了蜜月关系后，工党仍输掉了1987和1992年大选。接替金诺克任工党领袖的约翰·史密斯又开始重新调整工党和工会的关系。他认为工会在英国选民心目中的形象不佳，同工会保持过密的关系反而会吓跑选民。他一方面注意同工会拉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又开始削弱工会在工党重大事务中的权力和作用。1994年任工党领袖的托尼·布莱尔继承了史密斯的对工会的政策，在继续削弱工会对工党的作用的同时，注意同工会保持一定距离。工党和工会的关系处于一种即不可分割、又若即若离的状态。但是，不管怎样，工党和工会之间还是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三、工会对工党的财政资助
关于工党的财政支出和国家对工党的资助问题在保守党一章已有所讨论，这里只着重谈一下在工党的财政来源上工会所起的作用。
和保守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工党财政情况的透明度相当高。保守党和企业主的关系是非正式的、不公开的，因此也是不透明的。而有关工党和工会的关系的情况却随处可以得到。工党每年都公布它的账目，尽管这不是法律所要求必须做的。工党全国执委会每年都向年度大会提交报告，这些报告都要公开发表的。报告包含党的各方面的收入和支出账目，其中，包括党从工会、选区党组织和社会主义团体所得到的收入。此外，每年工会有义务报告它的内部事务。据1974年颁布的“工会和工党关系法案”第10条规定：工会要定期报告它的财产、义务及工作情况。该法案还要求：每一个工会都要向公证官提交有关它内部事务的年度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收入账目、收支平衡账单以及公证官可能索要的其它账目。再者，任何一个人（包括非工会会员）都有权力索要一份任何一个工会的年度报告，而且公证官有责任允许公众在他的办公室里审查这个报告。
工会对工党的财政资助主要是通过工会政治基金来实现的。而工会政治基金有一个形成过程并受到多次挑战。
1900年工党成立时，工会可以不受约束地加入工党，并设立了主要由工会会员的会费构成的工会普通基金，以此来资助工党，包括向工党交纳党费、捐献和资助工党议员与议员候选人。起初，普通基金的数额是每一千名会员缴纳10先令。1903年，在纽卡斯尔年会上，劳工代表委员会决定将每千名会员缴纳的数额从10先令提高到5镑。大大增加了普通基金的款额。这一措施不但意味着以后党内竞选人和议员的经济负担会大大减少，还无形中加强了对本党议员的约束力，有且于提高本党议会党团的纪律。
大批工会的加入和支持，使工党的组织迅速壮大，议席急剧增加。据统计，从1900年到1907年，加入工党的工会从41个增至181个，工会集体党员从35.3万人增至105万人。1906年大选，工党有议员29人，而1900年只有2名议员，这些议员全部来自工会和得到工会的赞助。然而，工党和工会的蜜月却遭到了意外的冲击。1908年，铁路工会沃尔瑟姆斯托分会的书记W·V．奥斯本反对工会使用会员交纳的基金支助工党议员，要求法院发出禁令。在自由党政府的支持下，法院和贵族院引用1876年的工会法，宣布工会进行任何政治活动都系非法，禁止工会使用普通基金从事政治活动，包括竞选议席和资助任何政党与政党的议员和候选人。史称“奥斯本裁决”。这一项禁令既限制了工会的政治活动，也从组织上限制了工会加入工党，断绝了工党的主要财政来源，一时给工党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英国下院议员到1911年才开始由政府付薪金，因此这项禁令使当时的工党议员的薪金没有着落，而且使工党在随后的两次大选（1910年1月和1910年12月）中经费极端困难。如果这种局面维持下去，工党只有死路一条。
1913年，经过工会与工党的共同斗争，自由党政府才被迫作出妥协，制定了一个新的工会法，取消了对工会参与政治活动的限制。该法案规定：工会可以在普通基金之外，再设置一笔政治基金，专用于工会的政治活动，包括资助政党和政党议员候选人。但是该法案还是附加上了许多限制条件，各工会在设置政治基金前，必须经过工会会员秘密投票表决同意（由实际参加投票的会员的多数通过）。而且，设立政治基金的工会还必须定出这样的规则：凡不愿意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只要填写一份申请书就可以不交纳政治基金，而其作为工会会员的一切权利不受影响。此后，工会与工党的组织关系即受这个工会法的严格约束，凡是加入工党的工会都得设置政治基金，而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不一定加入工党。
尽管如此，在1913年法案后工党还是有了很大发展，因为实际上，绝大部分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都加入工党，成为工党的集体党员。从此，设置政治基金成为工会参加和资助工党的法律条件，工会政治基金成为联结工会与工党的合法纽带。
可是，当时的保守党却极力反对设置工会政治基金。一些保守党议员不断提出动议要修改1913年工会法。1926年，英国的总罢工失败，工会运动受到严重挫折。保守党政府趁机于1927年制定了新的工会法。首先，新工会法禁止公务员工会参加政党。更为重要的是，新法案规定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将原定准许不愿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可声明不交的制度改为愿意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才声明交纳的制度。这样的规定意味着，工会会员不交纳政治基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交纳才是特殊情况。这样，只有特别积极的会员才交纳并作出声明。这个新工会法一方面使公务员工会退出了工党，另一方面使工党的财政收入锐减，工会集体党员数急剧下降。仅1927年至1929年，工党的党费收入就减少1／4以上。职工大会中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的比例从1925年的75%减至1938年的48%。
然而，尽管遇到上述的障碍，工党在1945年大选中还是获得重大胜利。工党上台后的第二年就修改了工会法，取消了公务员工会不得加入政党的法令，并废除了工会会员交纳政治基金必须由本人声明要交的制度，恢复了由不愿意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声明不交的制度。自此工党的工会集体党员人数迅速回升，组织力量也得到发展。到1947年，工党的工会集体党员达403万人，1979年达到651万人的历史最高峰。直到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前，19 46年重新确立下来的工会政治基金制度未遇到任何挑战，尽管这期间保守党多次上台执政。
1979年保守党政府上台以后，在加紧向工会进攻，对工人罢工和设立纠察线等施加法律限制的同时，又在工会政治基金问题上大做文章。19 84年，保守党政府通过一项新工会法，规定：凡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均需在1986年3月底以前举行会员秘密投票，决定本工会是否继续设置政治基金；以后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都要定期就是否保持政治基金举行秘密投票表决，每次投票间隔时间不得超过十年。这次保守党在工会政治基金上对工会和工党的挑战比1 927年那次更为恶毒。它不是在工会会员交纳政治基金的方法上做文章，而是企图从根本上阻止工会设置政治基金，进而从法律上割断工会与工党的组织联系，从而达到既限制工会发挥其政治作用，又从组织和财政上扼杀工党，使工党再也不能复兴的目的。按照这个法案，一个工会一旦投票决定取消政治基金，那么它的政治基金就立即终止，继续资助和参加工党就算非法。如果工会与工党仍保持原来的组织关系，工会与工党都将违法。
撒切尔政府通过新工会法是在增进工会内部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当时各工会内部在民主问题上确实存在很多不足。工会领导人脱离群众，包办代替，不依靠和发动会员的政治积极性是英国工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就拿工会政治基金来说，参加工党的绝大多数工会，自从设置政治基金以来直到1984年从未就是否继续设置政治基金进行过民主投票表决。而且，许多工会当时决定设立政治基金时，虽经投票人多数表决通过，但实际参加投票的会员比例不高。据统计，当时码头工会支持设置政治基金的会员只占会员总数的7.9%，机械工人工会只占14.3%。有的工会是在经过几次投票表决后才通过设置政治基金的。据1974年对邮政工会（后改为通讯工会）的调查，在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中，只有一半的会员知道自己是在交纳政治基金。这种情况很有代表性。
从上述情况可见，形势对工会和工党十分不利。一些报刊评论员和民意测验也预计，在这次应该投票的37个工会中，多数工会将决定取消政治基金，甚至认为70%的会员将投反对票。然而，由于在共同的利益推动下，工党和工会又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并且斗争策略和方法适当，所以各工会投票结果完全出乎舆论界和保守党政府的预料。进行投票的全部37个工会都以压倒多数票顺利通过保持政治基金，投赞成票的会员平均达83%，最高达97%，最低达59%。而且，参加投票的人数也破以往的纪录。工会会员的投票率一般较低，而这次在有投票权的700万会员中，约一半人参加了投票，各工会投票率都远远超过本工会选举总书记的投票率。不仅如此，有两个原来未设政治基金的工会也投票决定新设政治基金，并均以占80%以上的多数票顺利通过，甚至投票率高达90%。其中1个是“白领”工人的“国内税收人员联合会”。
工会政治基金在经过了几次考验后，仍然是联系工会和工党的重要纽带，并构成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据统计，在1983年，英国在册的工会有409个，共有会员1，100万；其中98个工会，1，000万会员加入了职工大会；而设置政治基金的工会有58个，这58个工会共有会员超过800万名，这800多万名会员中，交纳政治基金的占76%。其中最大的工会是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有155万名会员，交纳政治基金的人达98%。
工会政治基金的主要用途就是资助工党。资助形式有三种：（1）工会每年向工党交纳集体党费。从理论上讲每个工会交纳的款额基本上依据该工会交纳政治基金的会员数而定。1982年，交纳的款额是每个会员45便士，到1983年上调到每人50便士，1985年又调到70便士，到1994年，这个款额涨到1.80镑。但实际上，多数工会并不是严格按照实际交纳政治基金的人数来交纳党费的。它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打了折扣。当然，有时是工党限制了一些大工会的集体党员人数，以削弱它们在工党年会中的已经有的巨大影响，因为在年会中某个工会所掌握的投票权是由其注册的集体党员数亦即交纳的党费款额决定的。因此，几个大工会的集体党员数都少于其实际的会员数。如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有会员155万名，集体党员数为125万名；第二大工会——工程工人工会有会员944千名，入党人数为854千名。但不管怎样，工会交纳的党费构成了工党常规年收入的主体部分。据统计，从1973至1983年，每年工会交纳的党费都占工党年总收入的42—83%；其中1977年，工党年总收入是1，536千镑，工会的党费是1，268千镑，后者占前者的83%；1983年，工党总收入为6，200千镑，工会的党费为3，000千镑，后者占前者的48%。
（2）对工党竞选的资助。每到大选时，工党要设置大选基金，以提供本党竞选费用。大选基金的主体部分来自于工会的捐赠（党费以外的）。从1978年起，大选基金的筹集工作由一个在这一年建立的名为“工会会员争取工党胜利”的组织负责。所有加入工党的工会都被要求加入这个组织。该组织不涉及政策问题，只关心如何在财政上资助工党，同时也关心党的组织、宣传和政治教育。在大选以外的时间里，该组织还在补缺选举及日常事务中帮助工党。1983年，该组织从工会那里为工党筹集了2，200千镑。其中捐赠超过100千镑的有：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500千；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280千；全国矿工工会225千；公共雇员全国联合会220千；混合工程工人工会150千。更为有趣的是，据工党全国执委会1983年的报告，从未加入过工党的电讯管理协会在1983年还捐赠了18千镑；另一个未设政治基金的银行保险金融工会也捐赠了500镑，该工会曾明文禁止自己进行政治捐赠，宣称自己将不属于任何政党。
（3）对工党地方选区组织的捐赠。这笔捐赠主要是用来资助议会候选人。在1 933年黑斯廷斯工党年会上，工党做出决定，限制加入工党的组织对选区党组织捐赠的数额。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内容集中体现在广为人知的“黑斯廷斯协议”这个文件中。后来这个文件几经修改，到80年代时，规定：工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承担议会候选人所需要费用，其最大限额为全部费用的80%。此外，工会还可以承担每年选区协会的组织和登记费用，其最大限额在农村选区要高于城镇选区。在雇用专职代理人的选区党组织，工会每年的捐赠最高限额可以提高到能够支付代理人的薪金。在1983年，得到工会资助的工党候选人有170人，其中122人当选为议员；1979年相应的数字为191和150。很明显，得到工会资助的候选人比没有者在竞选中获胜的机会大得多。1992年工会资助了173个候选人，其中143人当选，当选率为83%；而在没有被工会资助的461个候选人中，只有128人当选，当选率为28%。也就是说在1992年大选中，一多半工党议员和1／4多的候选人是得到了工会的资助。当然，很多得到工会资助的议员和候选人本身就是工会的人。19 83年，有24名议员来自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其他几个大工会所拥有的议员数分别是：矿工工会14人；工程工人工会12人；普通和市政工人工会11人；铁路工会10人；科学、技术和管理人员协会10人。
工会对选区党组织的资助主要用于如下的支出：A专职竞选人员的费用和租用办公设备的费用；B组织和培训工作的费用；C每年大约750镑用于选区党组织的日常开支；D支付代理人薪金的70%。
除了工会外，合作党（英国合作社组织的党）也资助工党的候选人。1983年合作党资助了17个候选人，其中有8人当选。关于合作党对工党候选人资助的具体事宜在“黑斯廷斯协议”中也做了规定。实际上，“黑斯廷斯协议”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节加入工党的工会和合作党之间在席位上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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