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

    奏为钦奉迭次谕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四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四月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据乔松年奏常州城外各营已溃，郡城被围，无锡乡间已有贼踪等语。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着官文、曾国藩、胡林翼熟商妥议，统筹全局。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赴援苏、常，或未能深入救援，亦可扼截江面，以杜北窜等因。钦此。

    四月二十八日，准官文咨开，二十五日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十九日奉上谕：

    现在常州岌岌可危，无锡又有贼踪，可以径犯苏城。江南大局，几同瓦解。曾国藩接奉此旨，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宁国、广、建一带，径赴苏州，相机兜剿，以保全东南大局，毋稍迟误等因。钦此。

    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据徐有壬、许乃钊奏，贼逼苏州，和春受伤身故，张玉良在无锡一带驻扎，请催各路援兵。现在江南情形，万分危急，亟待援兵速集，以冀挽回大局。曾国藩已有旨署理两江总督，自应统带各军，兼程前进等因。钦此。

    仰见圣主眷怀南服，移缓就急之至意。臣于四月二十二日，准张芾来函：苏州于十三日失守。旋接王有龄咨函：常州于初六日失守，无锡于初十日失守，张玉良于十四夜回抵杭州等语。接阅之下，骇愤莫名。窃以为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臣所部万余人，已进薄安庆城下，深沟固垒，挖浚长壕。若一撤动，则多隆阿攻桐城之军，亦须撤回。即英山、霍山防兵，均须酌退。各路皆退，则军气馁而贼气盛，不但鄂边难以自保，即北路袁甲三、翁同书各军，亦觉孤立无援。是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此臣反复筹思，安庆城围不可遽撤之实情也。

    臣奉恩命权制两江，必须带兵过江，驻扎南岸，以固吴会之人心，而壮徽、宁之声援，无论兵之多寡，将之强弱，臣职应南渡，不敢稍缓。现定于十日内拔营渡江，驻扎徽州、池州两府境内。拟于江之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由池州进规芜湖，与杨载福、彭玉麟之水师，就近联络；第二路由祁门至旌、太，进图溧阳，与张芾、周天受等军就近联络；第三路分防广信、玉山，以至衢州，与张玉良、王有龄等军就近联络。目下安庆之围不可骤撤，臣函商官文、胡林翼酌拨万人，先带起程，一面分遣员弁，回湘添募劲勇，陆续赶赴行营，以资分拨，约须七月方能到齐，八月方能进剿。此臣移师皖南，拟募新勇，分途剿办之情形也。

    从前金陵大营，以苏、常为根本，饷糈军械，源源取给，故能支柱数年。臣今自皖南进兵，应以江西为根本。昨据安庆营中盘获逆首陈玉成自金陵发来伪文，内称现派贼目杨辅青、李世贤、李秀成等，直取苏、常，再攻徽、浙，以窜江西。又拟派贼目吴如孝、张乐行，由定远、秀、颍、六、霍，以窜湖北，两路大举等语。苏、常已失，则该逆所称各狡计，均属意中之事。急须先事预防。湖北各军，有官文、胡林翼调度堵遏，谅可无虞。江西兵力单弱，实不足以折新胜之焰，御百倍之贼，必须湖南劲旅，越境协防。湖南抚臣骆秉章素顾大局，为圣主所深知。此次贼若窥伺江西，所有兵勇饷械，仍当借资湖南。臣等往返咨商，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仰仗皇上威福，能待兵勇渐齐，布置渐定，然后贼众始至，与之力战，所以保固江西、两湖者在此，所以规复安徽、三吴者亦在此。目今贼焰方炽，人心大震，但求立脚之坚定，无论逆氛之增长。此臣闻贼计大举上犯，拟先防而后剿之情形也。

    臣才识短绌，夙乏远略，姑就近处筹划，略陈梗概。其松江等属，是否尚存，苏省文武，殉难若干，暨淮扬完区，如何设法保全，应俟查明熟筹，陆续陈奏。其起程日期，亦俟另疏具报。谨将遵旨统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先行缮折，由六百里复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文

    苏常无锡陷落之后遵旨通盘筹划全局及如何收复等大致情形折

    为接连奉到谕旨，通盘筹划全局，以及如何收复等大致情形事，恭谨具折答复陈述，请求皇上鉴察。

    臣于四月二十五日，接到由军机大臣处寄来的公文，其中录有咸丰十年四月十八日所奉到的上谕：“本日据乔松年奏报，常州城外各军营都已溃散，城池被包围，无锡乡间已有贼人踪迹等语，处在当今形势下的考虑，自当以保卫苏州、常州为第一要务。着官文、曾国藩、胡林翼仔细商讨妥为计议，统一筹划全局。即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开赴前往援救苏州、常州，即便不可能深入江南直接救助，也可以做到扼控长江江面，用以杜绝贼军往北逃窜。”等等。钦此。

    四月二十八日，由官文寄来的咨文中有二十五日由军机大臣处寄来的公文，其中录有四月十九日所奉的上谕：“现在常州岌岌可危，无锡又有贼人的踪迹，可以直接进犯苏州城。江南大局，几乎形同瓦解。曾国藩奉到这道谕旨后，立即统率所部兵勇，取道江西宁国、广信、建昌一带，直接奔赴苏州，相机包剿，用以保全东南大局，切莫稍为迟误。”等等。钦此。

    同一天，接到由军机大臣处寄来的公文，其中录有四月二十一日所奉到的上谕：“本日据徐有壬、许乃钊所奏报，贼人逼近苏州城，和春受伤去世，张玉良在无锡一带驻扎，请催促各路援兵赶紧行动。现在江南的形势已万分危急，急切等待援兵迅速会集，借以指望挽回大局。已有谕旨任命曾国藩为代理两江总督，自应当统带各军日夜兼程前进。”等等。钦此。

    从以上各件中可以看到皇上眷顾南方国土，将稍为松缓地的兵力东移救急的殷切之意。臣于四月二十二日，接到由张芾寄来的信，信上说苏州城已于十三日失守。紧接着接到王有龄的咨文，文中说常州城已于初六日失守，无锡城已于初十日失守，张玉良已于十四夜回到杭州等等，看后惊骇愤恨已极。

    臣私下认为，苏州、常州未失守时，应立即带兵前往救援，力图保卫完善之城。苏州、常州既然已失守，那么则须通盘来筹划全局，选择下手的首要办法，求得站住脚的根本之地。自古以来，平定窃据江南的贼人，必须稳踞上游，凭着上游之地形取高屋建瓴之势，才能获得成功。自从咸丰三年金陵城陷落以来，向荣、和春等都是督率军队由东面进攻，原本是想像屏风样遮蔽江苏、浙江，依据时势而制定相宜方略，但屡次进攻而屡次受挫，至今不能克复金陵，反倒转而失去了苏州、常州。这并非兵力单薄，而是未得形势的缘故。现在东南决裂，贼军的气焰更加嚣张，要收复苏州、常州，南面的军队必须从浙江进入，北面的军队必须从金陵进入。要收复金陵，长江北岸地区则必须先克复安庆、和州，长江南岸地区必须先克复池州、芜湖，如此可以取得以上制下的形势。若依旧从东路入手，那么内与外、主与客之间的形势就全部失落了，必然会重蹈覆辙，始终无了结之期。臣所率领的军队万余人，已靠近安庆城下，深挖沟渠，构筑坚固堡垒，又挖通长壕。若一旦撤离，那么多隆阿围攻桐城的军队也须撤回，连英山、霍山的防兵也须酌情撤退。各路都撤退，则会使我军气馁而敌军气盛，不但湖北边界地域难以自保，即使北路袁甲三、翁同书等军队，也会觉得孤立无援。所以，安庆这支军队，目前关系着安徽南部的全局，以后也就是为收复金陵所预备的力量。这是臣反复筹划思考，认为安庆围军不应立即撤离的实际情况。

    臣奉皇上之命暂时节制两江，必须带兵过长江驻扎在南岸，以坚固苏南各都会的人心，而壮大徽州、宁国等地的声援，无论兵力的多与少，将领的强与弱，按臣的职分应该南渡，不敢稍加松缓。现在已定在十天内拔营渡江，驻扎在徽州、池州两府境内。打算在长江的南岸分兵三路：第一路由池州进军规复芜湖，以便与杨载福、彭玉麟的水师就近联络；第二路由祁门至旌德、太平，进军图取溧阳，以便与张芾、周天受就近联络；第三路分防广信府城及玉山县，一直到衢州府，以便与张玉良、王有龄等军就近联络。目前安庆围师不能骤然撤离，臣已去信与官文、胡林翼商量，酌情调拨一万人，先带领起程，一面派人回湖南添募强劲勇丁，陆续赶到前线军营，以便分别调拨。这些勇丁大约需要到七月份才能到齐，八月方能投入战斗。这是臣移师安徽南部，且打算招募新勇分途对付贼军的情形。

    先前金陵城边的江南大营，以苏州、常州为其根据地，饷银粮草军械等等，都依靠根据地源源不断提供，故能支撑好些年。臣现在从皖南进兵，应当以江西为根据地。昨日据安庆军营截获匪逆首领陈玉成从金陵发来的伪文，文内称现委派贼匪头目杨辅青、李世贤、李秀成等直接拿下苏州、常州，后再攻打安徽、浙江，借以流窜江西。又打算委派贼匪头目吴如孝、张乐行，由安徽定远、秀、颍上、六安、霍山，借以流窜湖北，两路大举等等。苏州、常州已丢失，则该逆目所说的各个狡计，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急须先行预防。湖北各军，有官文、胡林翼调度堵遏，想必可无顾虑。江西兵力单弱，实在不足以折损新胜之贼军的气焰。抵御强过百倍的贼匪，必须湖南的劲旅越出省境协助防守。湖南巡抚骆秉章素来顾全大局，为皇上所深知。这一次贼匪若窥伺江西，所有兵勇的粮饷器械，依旧应当借助于湖南。臣等人用公文反复商讨，尽五、六两个月的力量，办理江西、湖北、湖南三省的防务。依仗皇上的威福，能够等兵勇逐渐齐备，布置逐渐稳定，然后贼军才到，与他们拼力奋战，保固江西与两湖的指望在这里，规复安徽与三吴的指望也在这里。眼下贼匪气焰正很嚣张，人心大为震动，只求立脚的坚定，不去计较逆匪的增长程度。这是臣听说贼匪预计大举进犯，打算先防后剿的情形。

    臣的才与识都很短浅，一向缺乏远略，姑且就近筹划，略为陈述大概，至于松江等地区是否还存在，江苏省的文武官员殉难多少，及苏北淮扬一带完善之区如何来设法保全，应等候调查明确仔细商讨后再陆续奏明。至于起程日期，也等另外具折上报。遵旨将统一筹划全局，以及办理的大概情形，先行具折，由六百里快递复奏。是否妥当，请求皇上鉴察训示。谨奏。

    评点

    一份绝密军事文件

    这是曾氏结束客位正式做东南之主后，所上的第一道大奏折。实际上，它是一份最高战地统帅的战略部署计划书，在当时，属于顶尖级的绝密军事文件。在曾氏一生所拟的两千多道奏折中，此折也属于为数不多的最重要者之一。

    两江原指江南省与江西省，康熙六年，析江南省为安徽、江苏两省，故两江实辖三省，即江苏、安徽、江西，而名则仍其旧。辖地既广，更兼所辖之区物产富庶，地域重要，故两江总督素为直隶总督之后的第二大总督，在全国十八省督抚中举足轻重。眼下，太平军活动的主要地区便是江苏南部和整个安徽省，且太平天国的都城便立在两江总督的驻地，洪秀全所住的天王府正是历届两江总督办公的衙门。

    因此，与其说太平天国在与清廷争天下，不如说在与两江总督争地盘；与其说两江总督在代表朝廷收复失地，不如说在为自己争辖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两江总督即代表着朝廷。有清两百年来的两江总督这个官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过。

    朝廷最终将当今这个最为重要、最有权力的官位给了曾氏，曾氏在感激莫名之中，自然深知责任之重大，利害之攸关。他的这道奏折，无论是对新江督形象的树立，还是对朝廷决策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当时，从朝廷一方来看，江南的大溃败似乎是一夜之间的突发事件。他们既无心理准备，也无事先的防患措施，只有依靠在长江两岸作战的军队及其主要统帅胡林翼、曾国藩等人，一旦将江督授予曾氏后，便把全部指望都放在他的身上，我们从短短数日内朝廷给曾氏连发四五道火急谕旨便可知。朝廷恨不得曾氏能收立马之效，将苏、常、无锡等苏南重镇克复。曾氏这道奏折便是在事态既异常严重，而朝廷又更是分外焦急的背景下拟就的。从四月二十八日接到军机处廷寄，到五月初三日上这道折子，虽只有五天的时间，但关于用兵三吴的思考，却已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一则江南大营溃败至今已有一个多月，作为曾氏当时所处的情状，他与其部属们不会不考虑眼下的战局。二则，这个时间里他与胡林翼、左宗棠有过聚会一处“纵谈累日”（《胡林翼年谱》中语）的经历。“中兴四大名臣”中的这三位，很少有机会相聚在前线，这时同在安徽宿松，吊唁因太平军攻破杭州而自杀的浙江巡抚罗遵殿，其谈话的主题必定是眼下的江南之战。所以，这道奏折决不是危难时的急就章，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

    针对朝廷数次上谕的主旨——“统带各军兼程前进”，曾氏提出自己通筹全局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为：

    一、苏、常既失，提兵赴援便不再是急务，重要的是求立脚根本，对于湘军而言，眼下的根本是江西，故赶紧从湖南招募劲旅来江西防守。

    二、必须改变过去由东面进攻金陵的做法，而是从西面进攻，步步为营，才能收最后之成效。故而眼下围攻安庆的部队不能撤，且明确指出，目前围安庆的这支军队，就是日后围金陵的军队。

    三、指挥部由现在的江北宿松移驻江南的安徽徽州、池州一带，并在南岸部署三支军队由西向东推进，不必骤然提师直插苏南。

    这三个用兵要点，显然都与朝廷巴不得立刻收复苏南的焦急心情大不合拍，而是充分体现曾氏一贯“深沟高垒”、“稳扎稳打”的用兵原则。在危急之时，一个战地统帅能够不管中央的情绪，提出自己的一套行动方案来，这正说明该统帅临危不乱的品质：因胸中有数，才不会惟命是从；因定见定力强，才敢于坚持不同意见。

    曾氏之所以有这份定识，一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一是鉴于眼前的现实。

    历史的经验便是折中所说的：“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关于这句话，胡林翼也曾用相同的语言表述过：“古今谋吴、楚，必争上游，盖取高屋建瓴之势，千里江陵，一日可至。如王濬、杨素之造舟于蜀是也。又如秦之破楚，必先取巴蜀，方舟而下，以出扞关是也。”（《胡林翼全集·书牍》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致官文）

    这种共识，无疑是曾、胡熟商后所得出的。当年西晋大将王濬从益州沿长江而下，先克武昌，继克建康（即南京），最终灭掉东吴的历史往事，为当今湘军头领们所熟知并着意效法。早在咸丰三年曾氏在衡州创办水师时便是牢记王濬灭吴的故事，后来在田家镇用烘炉板斧砍断太平军的拦江铁链，也是历史的重演。（刘禹锡诗句：“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为什么要取西路进兵之法，而不能东路进攻呢？这是因为南京乃长江下游的一个大码头，这个码头是因为长江的缘故而形成，那么，夺取这个码头最省事的办法也只有依靠舟楫之力。靠舟楫，当然只能由上游取下游，也就是从西路挺进了。这就是曾氏所说的“形势”。

    至于现实情况，是明摆着的，那就是东面军事多米诺骨牌似的惨局。东面进兵的战略方针的制定，要追根溯源的话，乃出于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心态。这种心态，既为咸丰皇帝和中枢那些满蒙决策者所共有，也是苏南那些文武官员的一致取向。据野史记载，当初建立江北江南两个大营，便是咸丰帝暗藏“汉人卖命，满人获利”的心机。至于苏南那些文武们，大多数也是抱着坐收渔利之心，在一旁观望上游湘军的苦斗，没有几个人是准备与太平军以死相争的。才子出身的江督何桂清便是他们的代表。

    看出“祸福相倚”这个客观存在，的确是中国哲人的一个伟大发现。咸丰十年江南大营及苏南的溃败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倘若不是这场变故，苏南局面便依旧在何桂清、和春等人的掌管下，曾氏也便依旧只有在安徽打死仗的份，不仅仍然没有地方实权，不能确保湘军的粮饷供应，还要受到以咸丰为首的朝廷满蒙权贵的多方限制。如此所造成的后果，从朝廷方面来说，将推迟这场战争的结束，从曾氏和湘军方面来说，也便绝不可能有日后的独占辉煌。

    为便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局势及曾氏的军事部署，有必要把此奏中所提到的众多人物依出场先后作个简单介绍。

    乔松年：山西人，进士出身，时任两淮盐运使，办理江南、江北粮台，为江南江北两大军营筹划粮饷。

    徐有壬：顺天人，进士出身，时任江苏巡抚，太平军打下苏州时被杀。

    许乃钊：浙江人，进士出身，曾做过江苏巡抚，后被革职，时以三品顶戴帮办江南大营军务。

    和春：满洲人，武员出身。时任江宁将军，督办江南军务，节制江北军务。江南大营溃败后，逃至浒墅关自杀身亡。

    张玉良：四川人，武员出身，时任广西提督，专办浙江军务。咸丰十一年，死于杭州战役中。

    张芾：陕西人，进士出身，曾做过江西巡抚，被革职，起复后在安徽襄办军务。

    王有龄：福建人，捐纳出身，时任浙江巡抚。咸丰十一年，死于杭州战役。

    向荣：四川人，行伍出身，江南大营首建者。咸丰六年大营被击溃时任钦差大臣，逃至丹阳而死。

    多隆阿：满洲人，武员出身，时任荆州副都统。

    袁甲三：河南人，进士出身，时任漕运总督，督办安徽军务。

    翁同书：江苏人，进士出身，时任安徽巡抚，节制安徽境内各军。

    杨载福：湖南人，行伍出身，时以提督衔统领湘军水师。

    彭玉麟：湖南人，秀才出身，时以布政使衔协统湘军水师。

    周天受：四川人，行伍出身，时以提督衔总兵督办安徽军务。

    陈玉成：广西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受封英王，系攻打江南大营战役的总指挥。

    杨辅青：广西人，太平军主要将领，受封辅王。

    李世贤：广西人，太平军主要将领，受封侍王。

    李秀成：广西人，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受封忠王，时与陈玉成共同指挥再破江南大营之战役。

    吴如孝：广东人，太平军主要将领，受封顾王，时为张乐行助手。

    张乐行：安徽人，捻军总首领，自称大汉永王，后接受太平天国领导，受封沃王。

    写作简析 以历史为鉴，以现实为衬，提出异于朝廷的用兵方略。奏折条理分明，文气壮盛。

    要言妙道 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

    目今贼焰方炽，人心大震，但求立脚之坚定，无论逆氛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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