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九月初六日

    奏为钦奉谕旨，恭折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八月二十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年八月十一日奉上谕：

    本日胜保奏夷氛逼近关下，请飞召外援，以资夹击一折。据称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逆夷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奋身扑进，兵刃相接，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兵丁，不能奋身击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猱进，与贼相搏，逆夷定可大受惩创。请饬下袁甲三等，各于川、楚勇中，共挑选得力若干名，派员管带，即行起程，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语。逆夷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据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屡失利，都城戒严，情形万分危急。现在军营川、楚各勇，均甚得力，着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并着庆廉于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选得力者数千名，即派副将黄得魁、游击赵喜义管带。安徽苗练，向称勇敢，着翁同书、傅振邦饬令苗沛霖遴选练丁数千名，派委妥员管带。均着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借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扫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

    跪读之下，神魂震越，痛愤天地。是日又闻徽州失守之信。旋又接胜保咨，敬悉圣驾巡幸热河。臣既自恨军威不振，甫接皖南防务，旬日之间，两郡失陷。又值夷氛内犯，凭陵郊甸。东望吴越，莫分圣主累岁之忧；北望滦阳，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涕零如雨。而以新军败溃，又不得不强颜抚慰，镇定人心。

    鲍超一军自宁国失后，渐扎太平。自徽州失后，又令其回驻渔亭，以遏寇氛。钦奉谕旨，饬鲍超赴京交胜保调遣。窃计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兵北上，冀效尺寸之劳，稍雪敷天之愤。非敢谓臣与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已久，目前可带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齐豫之饷，呼应较灵，集事较速。鲍超虽号骁雄之将，究非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从，邻饷尤难应手。纵使即日饬令起程，而弁勇怀观望之心，途次无主持之人，必致展转濡滞。本年四月初五日，将军都兴阿奉驰赴扬州之命，即于初十日拜折起程。厥后因楚勇惮远行之劳，途中虞饷项之缺，迁延至八月十九日乃果成行。今若令鲍超率师北上，即再四严催，亦不免于迁延。度才审势，皆惧无济。如蒙圣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督师北向，护卫京畿，则人数稍多，裨益较大。

    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俟该夷就抚之后，仍可率师南旋，再图恢复皖、吴。臣等虽均有封疆之责，而臣国藩本未接印，胡林翼尚有督臣经理，皆无交卸事件，一经派出，数日即可就道。区区微忱，伏乞圣慈垂鉴。所有钦奉谕旨，恭折由驿六百里加紧复奏。伏乞皇上训示施行。谨奏。

    译文

    请带兵北上抵御洋兵进犯折

    为接奉谕旨复奏之事，请求皇上鉴察。

    臣于八月二十六日接到由军机大臣寄来的咸丰十年八月十一日所奉的上谕：“本日胜保上奏一道折子，题为洋人已逼近城关，请火速征召外省援兵，借以内外夹击。据奏折所称，用兵的方法，完全贵在以己之长打击敌之短。洋人以火器为专长，如我军能够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短兵相接的话，则贼人的枪炮短距离无所施展，必定能获得大胜。蒙古及驻扎在北京的八旗兵丁都不能拼命搏击，只有四川、湖南的健勇能弯腰攀援前进，与贼人相搏斗，洋人必定将大受惩创。请下命令给袁甲三等人分别在四川、湖南团勇中挑选一批得力者，派员管带，立即起程，限时开赴京师，以便解救危急等语。倒行逆施的洋人进犯我顺天而行的大清，夺取我大沽口炮台，占据天津城。和议未达成，现在已带兵到达通州以西，距离京师近在咫尺。僧格林沁等人的人马屡次失利，都城已经戒严，情形万分危急。现在军营的四川、湖南等团勇都很得力，着曾国藩、袁甲三各挑选四川、湖南精锐勇丁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得胜管带。并着庆廉在新近所募的彝族团勇及各起四川、湖南团勇中，挑选得力者数千人，即刻委派副将黄得魁、游击赵喜义管带。安徽苗沛霖的团练，一向被称之为勇敢，着翁同书、傅振邦下令苗沛霖挑选团练勇丁数千人，委派妥当人管带。所有这批人马都应兼程前进，限时开赴京师，交由胜保调遣，不得借词拖延，坐视皇上和朝廷的危急。只有殷切盼望大兵云集，迅速扫除逆匪的气焰，共同领受朝廷将颁发的巨赏，这才是最重要的。将此件以日行六百里的加速快递给有关人员。”钦此。

    跪读之后，臣神魂大为震动，悲痛愤恨通达天地。同一天，又得到徽州府城失守的消息。随即又接到胜保的咨文，知道皇上圣驾已到了热河。臣既自恨军威不够振作，刚接手办皖南的防务，十天之内两次丢失府城，又值洋人进犯内地，足迹居然到了京师城外。东边眺望吴越，不能分皇上多年的忧虑；北边眺望滦阳，惊闻皇上又蒙非常变故。又惭愧又愤恨，泪如雨下。但因为新组合的军队打了败仗，又不得不强作镇静以安抚稳定人心。

    鲍超一军自从宁国府城丢失后，逐渐移扎太平府。自从徽州丢失后，又令他回驻渔亭，用以遏制贼军的气焰。奉到命令鲍超开赴京师交由胜保调遣的谕旨后，臣私下考虑：从徽州到京师五千多里，大部队兼程步行，要三个月才可赶到，而洋人离都城仅只数十里，安全与危险，想必不出八、九两个月之间，鲍超若在十一月抵达京师，真担心缓不济急。假若洋人凶顽，两军对峙真的达数月之久，则楚军进京救援，又怎么能仅仅以鲍超来应诏？应当请求皇上，在臣与胡林翼两人之间，下令派一个人带兵北上，希望能效尺寸之劳，稍稍能洗刷一点弥天大恨。不是夸口说臣与胡林翼两人就能够冲锋陷阵，杀敌获胜，只是因为受恩最深，任事也久，目前可带湖南、湖北的团勇，行军途中可索取山东、河南的饷银，呼应比较灵活，成事较为迅速。鲍超虽然号称骁勇之将，但终究不是能致远之才，兵勇未必乐意跟从，邻省的饷银尤其难弄得到手。纵使明天就让他起程，而将士们各怀观望之心，行军途中又没有主持全局的人，必然造成辗转迁延。

    今年四月初五日，将军都兴阿奉命驰赴扬州，当即于初十日拜折起程。后来，因为楚勇害怕远行的辛劳，途中又担心粮饷的匮缺，结果迁延到八月十九日才正式成行。现在若令鲍超率师北上，即便再三再四地严催，也不能免于迁延。揣度鲍之才干，审察当今的形势，都很害怕最终将无济于事。

    若能蒙皇上之恩，于臣与胡林翼两人中指派一人督师北上，保卫京师，则人数能稍微多些，收得的效益也能较为大些。只是臣若被指派北上的话，则当与左宗棠一同走，那么皖南就暂时不能进兵，只能退守在江西省境内。胡林翼若被指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一道走，那么皖北就不能进兵，只能退守在湖北境内。等到这批洋兵接受安抚后，仍旧率兵回到南边，再图谋恢复安徽及苏南。臣等人虽都有封疆的责任，而臣曾国藩本来就还没有接印，至于胡林翼，则还有湖广总督在武昌经理湖北政事，都没有需要交割的事情，一旦指派，几天内就可以起程。这一点小小的诚心，请皇上鉴察。所有关于奉到谕旨、恭谨具折由驿站以六百里快递回答等事宜，请皇上批示，以便执行。谨奏。

    评点

    一个冷处理的历史例证

    这是一份表面看起来忠心耿耿，而实际上却是与朝廷离心离德的报告。这种报告是最为难写的。

    我们先来说说它的背景。咸丰九年五月，英、法等国借口换约将军舰开到大沽口。清廷指定英、法等国由北塘登陆换约，但英、法坚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双方终于在大沽交战，英、法联军败退。咸丰十年，英、法再组联军。七月初，攻占大沽及天津，军锋直指北京。谈判破裂后，咸丰帝逃亡热河避暑山庄，留下恭亲王奕在北京为议和大臣。八月底，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焚烧圆明园。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八月十一日，正在逃亡途中的咸丰接到胜保关于飞召外援的奏折。胜保是满人，咸丰三年任钦差大臣加都统衔会办江北大营，后被撤职。咸丰七年起复，以副都统衔帮办河南军务。此时正统率军队在京津之间抵御英、法联军。咸丰接到胜保奏折的当天便给曾国藩、袁甲三等人下达了一道圣旨，命他们派兵北上勤王。这道圣旨便是奏折开篇中所引的那段话。

    我们只要稍为定下心来细读这道圣旨，便可知当时那帮满洲君臣因惊惶失措而糊涂昏聩到了何等地步！这道圣旨明摆着有三个大错谬。

    第一，英、法联军已迫近北京，与正在逃亡的一群帝王后妃不过两三百里之距，此时要调兵勤王，只能就近调，怎么能从数千里之外的江南战场上调人呢？如果洋人要抓皇帝，只怕是江南人马还没开拔就已将大清皇上变成阶下囚了。胜保的这一动议一开始便是错的，咸丰居然也赞同，军机大臣居然也发调令，真是怪事！

    第二，以中国士兵的血肉之躯冲破洋人枪炮子弹的射击网，去跟洋人作肉搏之斗，这是何等残酷的设想！在胜保和咸丰的眼里，只有他们的命重要，士兵们似乎天生就是准备为他们而死的。

    第三，在士兵这个群体中，蒙古和八旗兵丁的命又要高贵些，他们不能死在洋枪洋炮下，而四川、湖南的团勇不值钱，应该去做炮灰。种族歧视竟可以如此露骨地表述，还可以如此无任何遮掩地发给四川、湖南的带勇将领，仿佛天理就是这样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令我们读来仍觉气愤不已。

    想必当年曾氏及其幕僚们在收到这道圣旨时，一定也有与笔者差不多的想法出现。但那是一个不管什么狗屁不通的话，只要通过圣旨下达，便是真理便要绝对服从的时代，曾氏与他的幕僚尽管可以心中不满，甚至也可以在衙门内外公开指责，但决不能有丝毫不敬的文字在奏折中出现。专制便这样造就了阳奉阴违。

    据陶宗亮《归庐谈往录》中所说，曾氏将这道圣旨交幕僚们讨论。绝大多数幕僚主张奉旨派兵，北上勤王，只有极少数幕僚认为当前南方军情严峻，不能抽出兵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这些幕僚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来违旨，只有李鸿章的一番话最为透辟。李鸿章反对派兵。他的理由有三个：一是战争已打到京师城郊，再从南方调兵入卫，实在只是一句空话而已，没有一点实际意义。二是现在的处境是“三国连衡”，也就是说是中、英、法三个国家在争斗，最后的结果“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即赔款而已，不会有亡国之虞。三是湘军关系着大清天下的安危，一举一动都得慎重，不能随随便便地就抽掉一个骁将和几千人马。

    应该说，李鸿章的这三点分析很有道理，尤其是第二点，很能体现李鸿章的头脑清醒和对外情的了解。当时英、法结成联军，一般人都将这次战争看成是中国与英、法联合体两方的冲突，独李能看出英、法联军不能代表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的联合，故而实质上是三个国家之间的问题，多一个方面便多了一个制衡，问题反而好办些。此外，李还看出英、法打进北京，志不在夺取政权而是在掠夺财物。把要害找出来后，才好对症下药，他用的药是“金帛”。鉴于此，李提出应对这道圣旨的办法是“按兵请旨，且无稍动”。

    请旨的目的在于按兵。按兵不动一段时间，京师必有新的情况出现，而这个新情况多半是已经议和了。于是，“复奏”这篇文章的“文眼”便出来了，那便是“请旨”。按理说，还要请什么旨呢？“旨”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是的，这个“旨”已经很清楚了，要请的是另外的“旨”，要无中生有地生出一个事情来请旨。这个生出来的事情，便是请皇上于曾、胡二人中间挑一个出来带兵北上。如此，这篇文章便只要围绕着为什么不能由鲍超带兵，而只能从曾、胡中选一人带兵来写就行。把理由说得头头是道，无懈可击，这篇文章也便做好了。

    事实上，这篇文章也的确是做得很好了，它的目的也完好无缺地达到了。九月初，奕便已经在与英、法两国“金帛议和”了。这个月的中下旬，两个国家在得到一笔新增的巨款后，心满意足地先后撤出北京。十月初四日，曾氏接到了由军机处寄来的九月二十日上谕：“八月间，胜保因夷氛逼近京师，请调外援，当经谕令曾国藩挑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令鲍超管带，克日赴京，归胜保调遣，至今未据该大臣复奏。现在京师兵勇云集，抚议渐可就绪。皖南正当吃紧，鲍超一军，着毋庸前来，即饬令该镇与张运兰迅克宁郡，力扫贼氛，是为至要。”

    湘军北上勤王，便这样成了一句闹得沸沸扬扬的“空言”。

    九月二十日，京师尚未收到曾氏的这道请旨复奏，这是正常的。因为从京师发给曾氏的派兵北上的圣旨，虽以六百里速度快速，也足足走了半个月，按这个速度，曾氏的六百里复奏，要九月二十一日才能到达北京。过去战时的文书传递，令今人难以置信。但好在国内战争的交战双方都处在同样的低水平线上，故而不能成为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待到与洋人打仗，一方用马递，一方用电报，高下便立见，胜负也便可预测了。这自然是题外话，且不说了。

    若陶宗亮的《归庐谈往录》所说的是实情的话，这道奏折便实际上是李鸿章的作品。李鸿章出的这个点子，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拖延法”。现在是信息时代，这个时代最崇尚的字眼便是“快速”，但人世间的事情很复杂，有些事情的最好处置恰恰不是快速，而是要等待一下，要冷处理，说白了，便是要拖延。拖延一会，耽搁一会，结果反而会更好，尤其是涉及到人事方面，有时更不失为一种正确办法。

    写作简析 将不愿做的事说得十分百分地想做，把不成理由的理由说得饱满充分，滴水不漏，将敷衍的态度说得恳切诚挚，令人笃信不疑。此文的写作技巧高超。

    要言妙道 非敢谓臣与胡林翼二人遂能陷阵冲锋，杀敌致果也，特以受恩最深，任事已久，目前可带湘鄂之勇，途次可索齐豫之饷，呼应较灵，集事较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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