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日

    奏为遵旨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十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十月十一日上谕：

    本年秋间，英、法两国带兵扑犯都城，业经换约退兵。俄罗斯使臣伊格那替业幅，亦即随后换约。该酋见恭亲王奕等面称：发逆在江南等处横行，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又称：明年南漕运京，恐沿途或有阻碍，伊在上海时，有美国商人及中国粤商，情愿领价采办台米、洋米运津。如令伊寄信上海领事官，将来洋船、沙船均可装载，用俄、美旗帜，即保无虞等语。中国剿贼、运漕，断无专借资外国之理。惟思江浙地方糜烂，兵力不敷剿办，如借俄兵之力帮同办理，逆贼若能早平，我之元气亦可渐复。但恐该国所贪在利，借口协同剿贼，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法郎西在京时，亦有此请。着曾国藩等公同悉心体察。如利多害少，尚可为救急之方，即行迅速奏明，候旨定夺。至代运南漕一节，江、浙地方沦陷，明岁能否办理新漕，尚无定议。然漕粮为天庾正供，自不可缺。该酋所称采办运津之说，是否可行，应如何妥议章程办理之处，并着曾国藩、薛焕、王有龄酌量情形，迅速具奏。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具仰皇上圣虑周详，驭夷之方，达变之略，无微弗至，钦服莫名。臣就俄酋所陈二事思之。

    其请拨夷兵三四百名助剿金陵发逆一节。查大西洋英、法、美各国，恃其船坚炮大，横行海上。俄罗斯国都，紧接大西洋，所用船炮及所习技艺，均足相抗，近始由重洋以通中国。该夷与我，向无嫌怨，其请用兵船助剿发逆，自非别有诡谋。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曾调荷兰夹板船助剿，亦中国借资夷船之一证。惟长江二千余里，上游安庆、芜湖等处，有杨载福、彭玉麟等水师；下游扬州、镇江等处，有吴全美、李德麟之水师。臣现又在长沙、吴城等处添造师船，为明年驶赴淮扬之用。是皖、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此时我之陆军，势不能遽进金陵，若俄夷兵船即由海口上驶，亦未能遂收夹击之效。应请饬下王大臣等，传谕该夷酋，奖其效顺之忱，缓其会师之期。俟陆军克复皖、浙、苏、常各郡后，再由统兵大臣约会该酋，派船助剿。庶在我足以自立，在彼亦乐与有成。法郎西亦有此请，亦可奖而允之。许其来助，示以和好而无猜，缓其师期，明非有急而来救。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彼时操纵失宜，或致别开嫌隙。似不如先与约定，兵船若干只，雇价若干，每船夷兵若干，需月饷若干，军火一切经费若干，一一说明。将来助剿时，均由上海粮台支应，庶可免争竞而杜衅端。

    至所称美商领价采米运津一节。江、浙各郡县地方沦陷既多，明年新漕，势难赴办。美商、粤商情愿领价采办台米、洋米，由海道运至津、沽，实亦济变之要着。俄酋既以此为请，似即可因而许之。除粤商采办之米，应由该商自行经理，毋庸插用俄、美旗帜外，所有美商采办运津之米，亦请饬薛焕在上海就近与该商订明。粤商领价，须取保户。美商则听美酋经理，当可无误要需。为时局计，似亦舍此别无良策，伏乞圣明察酌行之。

    抑臣窃有请者，驭夷之道，贵识夷情。以大西洋诸夷论之，英吉利狡黠最甚，法郎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英、法，尝与英夷争斗，为英所惮。美利坚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素称恭顺。道光十九年，英夷因鸦片肇衅之始，兵船闯入广州省河，美酋曾于参赞大臣杨芳处递禀，愿为居间调处。英酋义律，旋出亲笔，有『只求通商、不讨别情』等语，是并烟价亦不敢索也。杨芳曾据以入奏，而不敢专主其议。会官军烧抢洋行，误伤美夷数人，其事遂寝，而夷患遂炽。咸丰三年，贼踞金陵，闻美酋亦曾于向荣处托人关说，请以兵船助剿。未知向荣曾据以入奏否？英、法两夷犯广东省城时，美酋未尝助逆。上年天津击败夷船时，美酋即首先赴京换约，并无异词。是美夷于中国时有效顺之诚，而于英、法诸夷，并非固结之党，已可概见。此次俄夷既称美商情愿领价采米，似可即饬薛焕与美酋面订章程，妥为筹办。庶几暗杜俄夷见好中国市德美夷之心，而美夷知中国于彼毫无疑忌，或且输诚而昵就于我，未可知也。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河道既改海运，岂可一岁而不行？如能将此两事妥为经画，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区区愚虑所及，合并陈明，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文

    遵旨复奏借俄国兵帮助征剿长毛并代为运输南方漕粮折

    为遵照旨意答复事，请求皇上鉴察。

    臣于十月二十五日，接到由军机大臣密寄的十月十一日上谕：“今年秋间，英、法两国带兵侵犯北京，已经交换条约退兵。俄罗斯大使伊格那第耶夫，也随后跟着换约。该大使在会见恭亲王奕等人时当面说，发逆在江南等地横行霸道，请命令中国的官军由陆路以重兵进剿。该国拨三四百兵在水路会同攻击，必定可以成功。又说，明年南方漕粮，担心一路上或许有阻碍，他在上海时，有美国商人及中国广东商人，情愿担负采办台湾及外国产的大米运往天津。如果令他寄信给上海领事馆的官员，将来洋船和沙船都可以装载，打着俄国、美国的旗帜，即可以确保无虞等等。中国剿灭贼匪，运送漕粮，绝没有专门借资外国的道理，只是考虑到江浙地方上已经瘫痪，兵力不足以剿灭贼匪，如果借俄国兵的力量帮忙共同办理，逆贼若能早日平定，我国的元气也可渐渐恢复。但担心该国所贪的是在利益上，借口协同剿办贼匪，或许可能还有别的要求，不可不考虑到后患而加以预防。法兰西国的人在北京时，也有这个请求。着曾国藩等共同用心体察。如果利多害少，尚可以当作救急的办法，立即迅速奏明，等候谕旨定夺。至于代为运送南方漕粮一事，江浙一带已经沦陷，明年能不能办理新的漕粮，尚无定议。但漕粮为朝廷储粮的主要来源，自是不可缺少。该大使所说的采办运往天津一说，是否可行，以及应如何妥善商议章程办理事宜，并着曾国藩、薛焕、王有龄视情形考虑，迅速具奏。特此以六百里快递秘密告之。”钦此。

    可见皇上思虑周详，驾驭洋人的办法，通达权变的方略，无微不至，钦敬佩服不尽。臣就俄国大使所说的两件事作了一些考虑。

    他所说关于拨洋兵三四百名帮助攻剿金陵长发逆匪一事。经调查，大西洋英、法、美各国，依仗海船坚固，火炮巨大，横行于海上。俄罗斯的国都紧靠大西洋，所用的船炮以及所习的技艺，都足以抗衡，近来开始经过重重海洋来与中国交通。这个国家与我国一向没有嫌怨，他们请求用兵船帮助剿办发逆，自然不是别有阴谋。康熙年间进攻台湾时，曾调来荷兰国的夹板船相助，这也是中国借助于洋船的一个例子。但长江两千多里，上游安庆、芜湖等处，有杨载福、彭玉麟等人的水师，下游扬州、镇江等处，有吴全美、李德麟的水师。臣现又在长沙、吴城等地添造水师兵船，为明年开赴淮扬作准备。这说明安徽、苏南官军的单薄在陆路而不在水上，金陵发逆的横行也在陆地而不在水上。此时我们的陆军，从形势上来说不可能立即打进金陵，假若俄国兵船即便由出海口进入长江往上驶，也不能立即收到两面夹击的效果。应当请求下命令给军机处领班大臣等人，告诉该大使，奖励他为我国效力的热忱，但会师的期限应推迟，等到陆军克复安徽、浙江、苏州、常州各大城市后，再由我国统兵大臣约会该大使，派船来帮助剿办。这样处置的话，对我方来说足以自立，对他们来说也乐于参与一桩有所成就的事。

    法兰西也有这个请求，也可以嘉奖并答应他们。同意他们来帮助，表示我方的友好与信任，推迟会师的日期，表明我方并不是有危急而请他们来救援。自古以来，外国人帮助中国，成功以后，每每多意外的要求。到那时办理失宜，或者引起另外的嫌隙，倒不如事先与他们约定：兵船多少只，雇价多少，每只船上洋兵多少名，每月需要多少饷银，军火等一切经费多少，一一说明白。将来帮助征剿时，均由上海粮台支应。如此可免去争吵而杜绝今后可能引发的麻烦。

    至于所说的美国商人承包采办大米运往天津一事，苏南、浙江府县沦陷的地方既然很多，明年的漕粮，按情势来说将会采办困难，美商、粤商情愿承包采办台湾产大米及外国产大米，由海路运到天津塘沽，实在是应变的紧要手段。俄国大使既然以此事为请求，或许可以答应他们。除粤商采办的大米，应当由该商自行办理，不要张挂俄、美旗帜外，所有美商采办的运往天津的大米，也请命令薛焕在上海就近与该商将合约签订明白。粤商承包，必须有人担保。美商则由美国大使经理，应当不会耽误这个重要的供需。从时局来考虑，似乎也是舍此外再别无良策，请皇上详明审察后酌情施行。

    臣还有要请示的事。驾驭洋人的办法，贵在认识洋人的国情。以大西洋各国来说，英吉利最为狡黠，法兰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英、法，曾经与英国争斗过，为英国人所害怕。美利坚人性质醇厚，他们对中国一向恭顺。

    道光十九年，英国因为鸦片挑起事端的初期，兵船闯入广州城里的珠江江面，美国大使曾到参赞大臣杨芳处呈递公文，愿意在中间做调停。英国头领义律很快便出具亲笔信，上面有“只求通商，不希企别的事情”等话，这就是说连烟价也不敢索取了。杨芳曾经据此上报朝廷，不敢自作主张。恰好这时官军烧抢洋行，误伤几个美国人。这桩事虽得到平息，但来自外国的忧患也因此而增大。

    咸丰三年，贼人窃踞金陵，听说美国大使曾托人到向荣处关说，请示以兵船帮助征剿。不知向荣把此事上奏朝廷没有。英、法两国侵犯广东省城时，美国没有参与。去年天津击败洋船时，美国大使当即首先到北京换约，并没有说别的什么。这说明美国对中国随时都有效顺的诚意，而并不是英、法等国的盟友。这次俄国既然说美商情愿承包采办大米，或许可以即刻命令薛焕与美国大使当面订立章程，妥善筹办。或许可以暗中杜绝俄国讨好中国，并借此向美国兜售其恩德的心思。而美国知道中国对于他们毫无猜疑忌恨，或许会向我国表示友好而亲近，这也是说不定的事。

    这次赔款的协议虽然达成了，但中国怎么能一日而忘防备呢？河道运输既已改为海路运输，怎么能一年都不实行？如果能将这两桩事妥善经理筹划，无论目前借助洋人之力用来帮助征剿，得以缓解一时的忧患，将来学习洋人的智巧来造炮制船，尤可以期望得到永久的利益。臣这一点浅浅的思虑，也一并禀告，请皇上鉴察指示。谨奏。

    评点

    一份揭开洋务运动序幕的重大历史文献

    笔者认为，这是曾氏两千多道奏折中最具价值的一道。事实上，历史学家也已经公认，它是启动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第一份重要文献。如此说来，这道不到两千字的奏折，便具有历史里程碑的意义。

    近代洋务运动的源头，其实应当追溯到魏源。他那句见之于《海国图志序》中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话，的确最早也最明晰地表达了这种洋务思想。但遗憾的是魏源人微言轻，这句话也只是他的这部百万言巨著中的一句，无法引起当政者的重视。查看中国历史，凡关系到国计民生方面的伟大思想天才议论，若不被当政者看到而加以重视并得以实施的话，便几乎如同废话一般，毫无价值可言。辛弃疾的“谁人一纸防秋疏，却与山窗障北风”，内中的酸楚和无奈，想必为历朝历代那些不得志的国是热中者所共有。将洋务思想化为具体的国策，并且实实在在地在中国的土地上予以推行的，则是因为有这道奏折的缘故。

    与前面所说的魏源的情形截然相反：曾氏此时已成为朝廷的南天柱石，自然是人贵言重；曾氏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写在奏折中，自然畅通无阻地很快被最高当政者看到。除开这两点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眼下的当政者三十岁的年轻咸丰帝，正遭受着洋人所带来的奇耻大辱；耻辱刺激了他的自强之心。这道奏折中所引上谕的第一句话说的便是这个背景：“本年秋间，英、法两国带兵扑犯都城，业经换约退兵。”

    关于这个背景，笔者在对上道奏折的评点中已经作了介绍。尽管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以增加赔款为主要内容的北京条约，两国军队在九月中下旬先后撤出北京，但都城被占，皇家园林被烧，带着后妃皇子出逃，这种仅与亡国相差一步的耻辱，再懦弱的皇帝也深以为恨，何况当时的咸丰帝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渴望国家强盛不再受欺侮，应是他当时最强烈的愿望。曾氏及时提出“可期永远之利”的“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设想，自然极易为他所采纳。

    其次，朝廷中有一批重要的大臣很支持办洋务。这批大臣中第一个便是奕。奕为咸丰帝亲弟，器具开张，见识远大，在国策制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二个便是文祥。文祥为军机大臣，与奕同为议和大臣，在与洋人的不平等谈判中，自然比别人更深切感受到弱国无外交的道理。有奕和文祥联手支持，洋务运动的发动之初便减少了许多阻力。

    第三，在长期的与太平军的内战中，朝廷多数大臣都已经知道洋枪洋炮洋船，的确比中国的土制武器要强过十倍百倍。这便为洋务国策的制定准备了广泛的基础。

    这些原因的综合，便成了这道折子被迅速采纳的原因。这原因，说到底乃是时代所造成的。时代没有让“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火花燃起现实之火，却让“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奏折成为洋务运动发轫的标志。

    一个月后，咸丰帝连发了两道上谕。一道命令奕在京师建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这便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外交部。另一道命令曾氏及江苏巡抚薛焕购买洋枪洋炮。奉到谕旨后，曾氏便积极予以筹划，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在安庆创办一个名曰安庆内军械所的兵工厂。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外国机械和技术为主的军工企业，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那以后，一座座以生产军事武器为主的制造局、机器局陆续出现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接下来，各式各样的民用工厂也相继开办，直到开矿山、修铁路、架电线、办学堂，一个以师夷智巧为手段，以徐图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现在回过头，再来说说曾氏在这道奏折中所体现的一些外交思想。笔者以为，此折所体现的曾氏外交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军事方面，尽量少让外国人插手，实在需要合作之处，则必须有明确约定在先。这是曾氏对外国人的防患警惕之心。这种防心一直贯串着曾氏整个的外事活动，后来的拒绝英国人帮助打南京以及退回阿思本舰队等都可以作为例证。二是曾氏所提出的“驭夷之道，贵识夷情”的观点。这实际上是中国传统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军事思想在外交中的运用。当时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列强，主要有英、美、法、俄等国。对这四国的态度，曾氏明显地表示出对美国的好感。曾氏同时也注意到西方列强并非是“团结”的，彼此之间因利益而存在着矛盾。在国门打开之初，曾氏的这些认识，尽管有它的局限性，但对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指导性则是显而易见的。

    写作简析 从处理眼下的具体事情出发，提出一个重大的国策设想，使这道奏折成为一个典范式的国是议案。

    要言妙道 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

    驭夷之道，贵识夷情。

    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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