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奏为钦奉恩旨，沥陈下情，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十一月十五日，准兵部火票递到十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并着曾国藩速饬太常寺卿左宗棠驰赴浙江剿办贼匪，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钦此。

    同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十月十八日奉上谕：

    本日已明降谕旨，令曾国藩节制浙江全省军务，并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该大臣自不能不统筹兼顾。况安庆克复，湖北、江西将次肃清，自不至有顾此失彼之虞。着曾国藩即饬左宗棠带领所部，兼程赴浙督办军务，浙省提镇以下，统归调遣。至都兴阿在江北剿办粤匪、袁甲三在皖北剿办捻匪，遇有紧要军务，已谕令该将军会商曾国藩办理。其江北、皖北地方文武，该将军等谅亦时有调遣之处，并着曾国藩谕令该文武等仍遵都兴阿等调遣，不得因已归该大臣节制，于都兴阿、袁甲三派办公事，稍涉玩视，是为至要等因。钦此。

    仰见圣主廑念东南，择人任使之至意。跪读之下，惶悚莫名。

    臣于未奉谕旨之先，业将左宗棠定议援浙，并节制广信、徽州各军，会同江西抚臣毓科具奏在案。伏念臣自受任两江以来，徽州失守，祁门被困，竭蹶之状，屡见奏报。幸托圣主威福，仅得自全。至于安庆之克，悉赖鄂军之功。胡林翼筹划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臣所能为力。江苏各郡，群盗如毛，乃臣自分应办之事。受命年余，尚无一兵一卒达于苏境。是臣于皖则无功可叙，于苏则负疚良深。乃蒙皇上天恩，不责臣以无效，翻令兼统浙江军务，并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此非常之宠遇，臣自顾非材，实难胜任。

    自九月以来，浙省军情，日见危急，臣与毓科、左宗棠等往复函咨，商谋援救。徒以地段太宽、兵力太薄，既须援浙，又须顾皖，又须保江，三者有并重之势，一时乏兼全之策。直至十月下旬，始定议左宗棠由衢州援浙，从正路以张军威；鲍超由宁国援浙，从旁路以掣贼势。大局所系，必应统筹，臣本未敢稍涉推诿，不必有节制浙省之名，而后尽心于浙事也。

    兹钦奉谕旨，令浙省提镇以下，均归左宗棠节制，事权更一，掣肘无虞。臣已咨催左宗棠迅速启行。但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吁恳天恩，收回成命。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在微臣亦得少安愚拙之分。其浙省军事，凡臣思虑所能到，才力所能及，必与左宗棠竭诚合谋，不敢稍存畛域。如因推诿而贻误，即求皇上按律而治罪，臣不敢辞。臣忝任江督，三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例得节制，载之会典，著之敕书，各文武亦均恪遵宪章，不必更加申诫。至袁甲三、都兴阿各路军情，谨当随时商办。其江北、皖北地方文武，臣已严饬仍归该大臣等节制，不得稍涉玩视。

    大抵用兵之要，贵得人和而不尚权势，贵求实际而勿争虚名。臣惟当与各僚属同心图治，共济艰难，以慰先皇在天之灵，上佐圣主中兴之业。伏恳皇上俯鉴愚忱，允臣所请，不胜感激悚惧之至。所有钦奉恩旨沥陈下情各缘由，谨缮折由六百里复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译文

    恳切请求辞去节制浙江省各级官员及军务等情折

    为接奉圣旨，缕述实情，恭谨具折回复事，请求皇上鉴察。

    十一月十五日，接到由兵部寄来的密件，上有十月十八日内阁所奉的上谕：“命令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以及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这四省的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级官员，全部归曾国藩节制。浙江军务，由杭州将军瑞昌帮助办理。并令曾国藩速派太常寺卿左宗棠立即奔赴浙江剿办贼匪，浙江省提督、总兵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钦此。

    同一天，接到由议政王军机大臣寄来的公文，上有十月十八日所奉的上谕：“本日已下达明文，令曾国藩节制浙江全省军务，并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级官员，全归节制。该大臣自当不能不统筹兼顾。何况安庆已克复，湖北、江西将次第肃清，自然不至于有顾此失彼的担忧。令曾国藩立即委派左宗棠带领所部，日夜兼程赶赴浙江督办军务。浙江省提督、总兵以下，统归左宗棠调遣。至于都兴阿在江北剿办粤匪、袁甲三在皖北剿办捻匪，遇有紧要军务时，已命令他们与曾国藩共同商量办理。江北、皖北的地方文武，都兴阿、袁甲三谅必也时常有调遣的时候，着曾国藩命令地方文武依旧遵照都兴阿等的调遣，不得因为已归该钦差大臣节制，而于都兴阿、袁甲三所派办的公事有所怠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钦此。可见皇上系念东南，选择合适的人予以委任调遣的深意，跪读后惶恐不已。

    臣在未奉到这道谕旨之前，已将派左宗棠援救浙江，并且节制广信府、徽州府各军之事，与江西巡抚毓科会衔具奏。臣自从受任总督两江以来，徽州城失守、祁门县被围困，军事艰难的情况，屡屡见于奏报。幸而托皇上的威福，仅仅得以保全自我。至于安庆城的克复，全是湖北军队的功劳。胡林翼策划于前，多隆阿苦战于后，并非是臣的能力办成的。江苏各府县群盗如毛，是臣分内所应办的事。接受任命已一年多，尚无一兵一卒抵达江苏省境内。面对这种状况，臣对于安徽来说无功可言，对于江苏来说，则负疚很深。蒙皇上大恩，不以臣无功为责备，反而又令臣兼统浙江省的军务，而且四省的巡抚、提督、总兵以下的文武官员全归臣节制。这种非常的宠遇，臣自觉无才，实在难以胜任。

    自从九月份以来，浙江省的军情日见危急，臣与毓科、左宗棠等人反复以信函商量援救之事，只是因为地段太宽、兵力太薄，既需要援救浙江，又需要顾及安徽，还需要保全江苏，三者有并重的情势，一时缺乏全面兼顾的办法。直到十月下旬，才决定左宗棠由衢州援救浙江，从正路来伸张军威；鲍超由宁国援救浙江，从旁路来牵制贼匪的势力。大局所逼，必须予以统筹，臣原本就不敢稍有推诿，故而不必一定要有节制四省的名义，而后才尽心尽意办浙江的事情。

    现在接奉谕旨，令浙江省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员，都归左宗棠节制，事与权更加统一，不必担心掣肘。臣已发函催左宗棠迅速起程。但是，让臣来遥制浙江军务，尚远隔于千里之外，不如以左宗棠专办浙江省，可收到瞬息间便可决定一桩事情的效果。左宗棠先前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参谋军事，兼顾数省，他的才能的确可以独当一面。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的军务，所有在该省的本地部队及外来部队，都归他节制，而不需要臣来兼着统辖浙江省，诚恳地请求皇上收回已发下的命令。对朝廷而言，不必轻易地授予非常权力；对臣来说，也可稍稍使我安于小小的本分。至于浙江省的军事，凡是臣所能想到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必定会与左宗棠竭诚合作，不敢因不是自己的辖地而稍存偏心。假若因为是推诿责任而造成过失的话，请皇上按律令治臣的罪，臣决不敢推辞。

    臣既然惭愧地出任两江总督，那么三省的巡抚、提督、总兵以下的各级官员，按条例应该节制，这是载之于会典，写在敕书上的，各级文武也应当严格遵照宪章办事，不必要再加以申诫。至于袁甲三、都兴阿各路军情，谨遵命自当随时商办。江北、皖北的地方文武，臣已经下严令仍归该大臣等人节制，不得稍有轻视怠慢。

    大致说来，用兵的紧要之处，贵在得人和而不是崇尚权势，贵在求得实际效果而不在争得虚名。臣惟有与各僚属同心图治，共济艰难，以安慰先皇帝在天之灵，辅佐皇上中兴之业。恳求皇上能够明白臣的一片愚忱，答应臣的所请，不胜感激惶恐之至。所有接奉圣旨缕述下情各缘由，恭谨具折，由六百里快递，请皇上鉴察指示。谨奏。

    评点

    不能轻授非常之权

    咸丰十一年十月中旬，以慈禧、恭亲王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作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即由曾氏节制两江三省及浙江省军务，四省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各级文武官员均归曾氏调遣。曾氏身为两江总督，两江所辖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文武理归节制。浙江省与福建省合在一起，上面还有个闽浙总督，其衙门设在福州市。按常例，浙江省的军务由闽浙总督节制。朝廷将浙江从闽浙体系中分出来，交由曾氏节制，这是一个特例。东南战场，主要就是这四个省份。现在都交给曾氏，也就意味着朝廷已将整个东南战场交给曾氏了。东南这四省既是当前的主战场，又是朝廷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其每年所提供给中央的银钱几为全国之半。故当时的野史常有曾氏为半壁河山之主的说法。无论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还是对于东南战事来说，这都是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举措。之所以有此举措出台，显然是因为中央政府换了老板的缘故。

    目前中央政府的格局是慈安、慈禧、恭亲王三驾马车。慈禧虽然精明强干，热中权力，但在两宫中她的地位偏低，且她对外部情势尚不十分了解，故而她一人专权的时候还没成熟。慈安一向性格柔懦，对政治与权力兴趣不十分浓烈。因而，在对国事的处置上，这三驾马车中掌管方向盘的此刻还是恭亲王。据史载，恭亲王无论在器局见识上，还是在办事能力上都比咸丰要高一筹。他显然不像咸丰那样对曾氏及其湘军集团又用又疑，而是较为大方地予以使用，让曾氏感觉到朝廷对他的全盘相信。无疑，新班子的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当时浙江省的军情已完全与江苏南部的军情连成一气，把浙江军务交由曾氏节制，将更有利于江南战场的统一筹划统一指挥，从而推进江南战局的发展，早日结束江南战事。这个结果的最大得利者自然是朝廷，是皇家。

    出于对曾氏的成见，多年来，咸丰对曾氏不是那么完全相信的，咸丰的这种态度无疑给曾氏及其湘军集团带来过浓重的心理阴影。新班子一上台，便作出这样一个少见的特别决定，很可能也与消除曾氏对中央的隔阂，换取他对新主全心全意的效忠有关系。

    然而，老于世故的曾氏自有他的考虑。出于他的考虑，他请求朝廷收回节制四省的成命，将浙江军务交给左宗棠去督办。他的考虑，在折子上明写的是三点：一是他的能力欠缺：“自顾非材，实难胜任。”二是没有这个必要：“大局所系，必应统筹，臣本未敢稍涉推诿，不必有节制浙省之名而后尽心于浙事也。”三是左宗棠可以担负这个重任：“左宗棠前在湖南抚臣骆秉章幕中赞助军谋，兼顾数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

    除开这三点原因外，笔者以为至少还有两点，是他心里所想到的，而不宜在奏折上写明。

    一、作为史官出身，曾氏对前代史册中那些因过大的权力而招致不测之祸的记载，深怀恐惧之心。曾氏的这种心思在许多时候都流露出来。他说过：“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外，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他又说过：“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少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还说过：“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复出之后的曾氏，其为人处世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便是胡林翼所指出的“谨慎之过”——谨慎过了头。既深知权大的负面影响，又过于谨慎，这就势必导致曾氏在超出常规的权力面前的临履之感。他的不兼统浙江的想法，就不完全是出于矫情。

    二、眼下浙江军务的督办者左宗棠，是曾氏所熟知的一个人物。左的为人，也正如胡林翼所说的“才高而偏激之过”。左是大材，但自视甚高，性情偏激。这种人只能在人之上而不能处人之下。左曾经表示愿意在曾氏帐下自领一军，曾氏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其内心深处便是担心左不好领导。果然，左后来奉旨组建楚军，其营制就完全与曾氏所制定的营制不同。可见，左是不愿意居曾氏之下的。现在，朝廷要曾氏来节制左，难保今后不发生不愉快的事，故而不如早推辞为好。

    这道奏折中，曾氏为恳请收回成命时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笔者相信，这句话对当时的当国者会有很大的震动性。非常之权，不宜轻易授予。这句话的背后应该潜伏着这样的台词：否则，将有可能导致非常之变。这的确是真心实意且目光高远地为朝廷着想的话。怪不得新班子在接到这道奏折后，回复了一段带有感情色彩的朱批：“曾国藩奉节制江浙等四省军务沥陈恳辞一折，谦卑逊顺，具见悃忱真挚，有古大臣之风，深堪嘉尚。惟左宗棠业已降旨，令其督办浙江军务，并准其自行奏事。江浙军情本属相关一气，凡该大臣思虑所到，谅无不协力同心，相资为理。节制一事，该大臣其毋再固辞。”

    但曾氏在接到这道上谕后，还是呈递了一份《再辞节制四省军务折》。这道奏折的重点便在阐述上次所说的“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至于节制四省之名，仍恳圣恩收回成命。臣非因浙事既已决裂预存诿过之意，倘左宗棠办理毫无成效，臣当分任其咎。所以不愿节制四省、再三渎陈者，实因大乱未平，用兵至十余省之多，诸道出师，将帅联翩，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

    曾氏可能觉得上次奏折中只是提到一句，而没有将此层意思说清楚，让朝廷明白这是他恳辞的一个最重要理由，故不惜再次渎请。作为一个熟谙前史善于思索的政治家，曾氏对“权力”二字的分量及配置是研究颇深的。他在大权在握尤其是在湘军大功告成之后，对这些问题思考得更多更深透。历史证明，这场战争所带给晚清政局最大的后遗症便是曾氏所担心的“外重内轻”，最后爱新觉罗政权便丧失在这个“外重内轻”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往后的有关评点中再来细说。显然，曾氏的这段阐说引起了当政者的高度重视，也赢得了他们对曾氏的政治信任。曾氏很快收到回答：“兹据该大臣奏称：接奉恩谕，再陈下情，现在诸道出师，将帅联翩，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恳恩仍收回成命等语。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至起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所有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提督以下，仍悉归曾国藩节制。该大臣务当以军情为重，力图攻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之中，毋许再行固辞。国家用人行政，自有权衡，各路统帅谅不敢妄行矜诩，希假事权，以琐渎陈奏，上烦朝廷裁抑也。将此宣示中外知之。”

    这段上谕，颇有点君臣推心置腹的模样。最后几句话更是警告他人不得援为成例，效法学样，意谓这是朝廷对曾氏一人的格外倚重。曾氏与中央政府，此刻似乎已到了肝胆相照、水乳交融的境地。当然，这只能是短暂的。

    写作简析 站在命令发布者的立场上，为其思考此令的欠妥之处，因此而更具说服力，借以达到收回成命的目的。其实，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在表达自己对皇家的格外忠诚。

    要言妙道 在朝廷不必轻假非常之权，在微臣亦得少安愚拙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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