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为遵旨查明复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接准部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奉上谕：

    刑部奏，据何桂清呈出司道公禀，请饬查办等语。何桂清弃城逃避罪名，业经大学士会同刑部审拟具奏。惟据片称：该革员呈出司道公禀一件，系前任江苏按察使查文经、前任江宁布政使薛焕、前任江南盐巡道英禄、江安粮道王朝纶于丹阳失守后，联衔禀请何桂清退守苏州各情。该司道等均有地方之责，当常州危急之际，应如何帮同总督竭力守御，乃联衔禀请退守苏州，显系见事危急，意在同逃。徐有壬原参折内，亦有何桂清率领地方官退避之语。若不从严查办，何以肃军律而饬官方！着曾国藩、李鸿章将该司道当时如何联衔具禀，及如何退避各情形，据实查明具奏；其苏、常等处各逃官，一并查明参办；殉难各员，并着查请议恤，以示劝惩。钦此。

    臣比即咨商李鸿章，在于苏境详查。旋据通商大臣薛焕递到节略一函，内抄录廷寄二件，奏稿二件，咨稿一件。据称：薛焕于咸丰九年十二月补授江宁布政司，奉旨饬令随同何桂清办理夷务。十年三月，奉命帮办通商事件。闰三月初旬，由上海转棹常州，奉旨饬令单衔奏事。二十四日，何桂清钦奉十八日密寄谕旨『至所称薛焕应否预饬来京，此言殊属非是。天津非议和之地，该大臣仍当饬薛焕迅赴上海，设法挽救』

    等因。钦此。薛焕旋于三十日拜疏起程。折尾声明：即日前赴上海，相机酌办。维时何桂清业已议定移驻苏州，其司道公请之禀，系查文经主稿。迨何桂清批发后，亦系查文经录批转咨薛焕。嗣于四月十一日，抚臣徐有壬奏，调薛焕回苏办理防务。奉旨：『着不准行。』钦此。录送各件到臣皖营。

    臣伏查刑部奏请饬查司道四人中，惟薛焕官职最大。兹该大臣抄送案据，前既奉有迅赴上海之旨，后又奉有不准回苏之旨，则是理应离开常州之职。军机处必有档案可稽。其禀请移驻一节，系属随众联衔，并非别有私图。此外如查文经业已革职，臣奉五月二十六日密谕，另有交查事件。英禄业由吴棠奏参，以原品休致。王朝纶列衔在末，不过随同画诺。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黜陟司道，荣辱终身。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不特司道不肯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十年七月，嘉兴大营将弁联名数十，具呈请留何桂清在苏，暂不解京，求臣转奏。由王有龄移咨到臣。臣暗加察访，不过通知军中数人，并非合营皆知，是以未及代奏，而王有龄已两次具奏。观营员请留之呈，则司道请移之禀，盖可类推，无庸深究。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区区愚见，不审有当万一否。除查文经交查之案，另行复奏，苏、常等处逃官，由李鸿章汇案会参外，所有遵旨查明缘由，谨会同署江苏巡抚臣李鸿章，恭折复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译文

    关于何桂清退守情形的调查回复折

    为遵旨调查明确回复事，请求圣上鉴察。

    臣接到由刑部发来的咨文，文中抄有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所奉的上谕：“刑部奏，据何桂清呈递出司道等人上的公禀，请下令调查办理等语。何桂清‘弃城逃避’的罪名，已经大学士会同刑部一道审讯拟定上奏。但据奏片上称：该已革两江总督呈递出一份有司道多人签名的禀帖，即前任江苏按察使查文经、前任江宁布政使薛焕、前任江南盐巡道英禄、江安粮道王朝纶在丹阳失守后，联名禀请何桂清退守苏州等情形。这些司道都有保守地方的责任，当常州危急的时候，应当帮助总督如何来竭力守护城地、抵御敌人才是正理，却联名禀请退守苏州，显然是见事态危急，打算一同逃跑。徐有壬的参折里面也有何桂清率领地方官逃退躲避的话。若不从严查办，何能整肃军纪而号令官场！即命曾国藩、李鸿章将这些司道当时如何联名具禀，以及如何退避等情形，据实查明具奏；苏州、常州等地的所有逃官，也一道查明参办。殉难的各位官员，一道查清上请抚恤，以示国家的奖惩分明。”钦此。

    臣当即去函与李鸿章商量，在江苏省境内详细调查。不久，据通商大臣薛焕递到大致情况通报一份。内中抄录内阁公文二件，奏稿二件，咨询稿一件。据称：薛焕于咸丰九年十二月补授江宁布政使，奉圣命随同何桂清办理洋务。十年三月，奉圣命帮办通商事务。闰三月上旬，由上海调到常州，奉圣命可以自己的名义奏事。二十四日，何桂清奉到十八日密旨：至于所称薛焕应不应该预先命令来京，这句话很不对。天津不是议和之地，该大臣仍当命令薛焕迅速去上海设法挽救等等。钦此。薛焕即刻于三十日拜疏起程。折尾声明：即日前赴上海相机斟酌办理。那时何桂清已经议定移驻苏州。那份司道公请的禀帖，系查文经主的稿。待何桂清批发后，也是查文经抄录批文转告薛焕。嗣后于四月十一日，江苏巡抚徐有壬奏请调薛焕回苏州办理防务。奉到圣旨：“不予批准。”钦此。抄录寄送以上各种文件到达臣所在的安徽军营。

    臣查刑部奏请调查的四名司道中，惟薛焕的官职最大。该大臣抄送的案据，先前既奉有迅速去上海的圣旨，后来又奉有不准回苏州的圣旨，则是理应离开常州的官员。军机处必定有保存的档案可稽查。他所禀请移驻的那篇文字，当属于跟随众人一道联名，并不是别有私图。此外，如查文经已经革职，臣所奉的五月二十六日密旨中另有交待查办的事。英禄已由吴棠所奏参，以原品衔退休。王朝纶列名在最后，不过随同写一个名字罢了。臣在地方多年，勉勉强强地做封疆大吏，所见督抚的权力之重，是由来已久了。可以罢免或提拔司道一级的官员，让下属一辈子或荣或辱。督抚的一句话可以起风吹草偃的效果，因此能使别人为之曲意迎合在先而又隐瞒粉饰于后。不但司道一级的官员不愿违抗其情意，即便是普通军民也不敢拂逆其心思。咸丰十年七月，嘉兴大营将弁数十人联名上帖请求挽留何桂清在江苏，暂时不解往京师，求臣代为转奏。这份帖子由王有龄送到臣处。臣通过暗中访问调查，得知此事只是军营中几个人所为，并不是合营都知道，所以没有为之代奏，而王有龄已经两次将事情奏报。从军营请求何桂清留下这件事，便可以知道司道请何桂清移驻苏州的内幕，两者可以类推，无需深究。

    封疆大吏应以能不能守卫城池为大节，不宜以僚属的一句话为进退之凭；大臣以心中的所思所念为定罪的根据，不必以有无公禀为权衡。区区愚陋之见，不知有没有万分之一的妥当处。除交查查文经的案子另外复奏，苏州、常州等处的溃逃官员，由李鸿章将材料汇集后参劾外，所有遵照谕旨查明的情形，谨会同署江苏巡抚李鸿章，恭敬拜折回复，请求圣上鉴察指示。谨奏。

    评点

    总督与部属联手造假案

    两江总督何桂清翰林出身，三十多岁便做到了侍郎高官，后又外放巡抚，刚过四十便升任两江总督，又因接济江南大营之功，赏太子太保衔。何桂清少年得志，官运亨通，又诗文名高，素有云南才子之称。倘若生在承平之世，此人必定富贵荣华而声名卓著，将会潇洒快活地度过完美的一生，令世人艳羡不止。倘若江南大营不被打破，太平军未一鼓作气拿下苏、常重镇，而是等到湘军历尽艰难万险，步步推进，最后收复南京，何桂清也会成为这场战争中的有功大员，与官文一样地坐得封爵之赏，风风光光地接受世人的膜拜。无奈何，何桂清命不好。一夜之间，兵败出逃，他那平时不为人知的怯弱、慌乱、怕死、不忠诚等等卑劣的一面便全暴露于世了。世上像何桂清这一类的人其实许多许多，世道平安时他们或许没有何的才气，世道一旦混乱，他们卑劣的一面则绝对不会比何少。这或许也是人类渴望和平安宁，诅咒战争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战争和动乱不仅让人类失去生存的物质条件，而且也会将人类心灵中的脆弱阴暗彰显无遗。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会让人类自身恐惧。

    且说咸丰十年闰三月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时，何桂清那时正因筹粮事宜驻扎常州城。江南大营的统领和春、张国梁收拾溃卒退守丹阳。太平军忠王李秀成穷追不舍。结果张国梁在丹阳城外投水自杀，和春逃至苏州城外浒墅关毒发身亡。常州城处在太平军四面包围之中，情形十分危急，全城士绅恳请何桂清做主死守城池。何桂清却不愿意与常州共存亡，借口筹饷，带着一批官员逃往苏州。驻守苏州的江苏巡抚徐有壬恨何的贪生怕死，紧闭城门不接纳，何一行只好继续南逃至上海。徐有壬遂上参折，严劾何弃城逃避。内阁大学士会同刑部审讯后，也以此罪名定下何桂清的死罪。何却在这时向刑部呈递了一份材料，即当时的江苏按察使查文经、江宁布政使薛焕、江南盐巡道英禄、江安粮道王朝纶等人，在丹阳失守后联名请求何退守苏州的公禀。何企图以此说明，他离开常州去苏州，是应部属所请，希望刑部在量刑上从轻处理。这个云南才子也真是情急之中乱了方寸。如此材料纯属稻草一根，怎么可能当作救生圈来使用！慢说是几个部属，便是苏州数十万百姓请何离常州而去苏州都没有用。在那个时代，管用的只有圣旨。没有圣旨让你离开常州，你便只能按照朝廷律令守土护城。所以，刑部并没有把这份材料当一回事，反而认为他们是上下合谋，“见事危急，意在同逃”。故而朝廷下令曾国藩及代理江苏巡抚李鸿章，查明他们当时是如何合谋共逃的。这道折子便是答复朝廷所交待的调查事。

    细读此折，可知曾氏其实并没有去遵旨调查。他只是凭自己在地方任事多年的经验及何的另一份所谓公禀，便为此事作了定案。曾氏自从咸丰二年离开京师后，在地方上带兵行政已达十年之久，这十年期间与他在京师的十二年相比，无疑历事更多，陷入更深，故而所知亦更真更切。他知道一个总督、一个巡抚在其所辖的省内，好比一个土皇帝。大权在握，可以给人以终身的荣耀，也可以使人一辈子痛苦。其实，曾氏在折中说得还不够，岂止是荣辱而已，就连生死之权也握在督抚手中；而且又岂止是督抚，在一个府内，知府便是土皇帝，在一个县内，知县便是土皇帝。这一府一县中的僚属百姓的身家性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专制社会的人治之乱，于此可见。这当然是朝廷所奉行的治国之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但却不是朝廷所愿意看到的现象。因为它既分了中央政府的权，又干扰了中央政府的一竿子到底的领导。

    督抚既然有这么大的权力，他要下属给他来一个这样的公禀，他们敢不遵照办理？这还有调查的必要吗？何况何桂清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了。早在一年多以前，朝廷拟将何押解京师时，便有一份冒充合营其实只是几个人所为的联名挽留公禀出现，可见这份材料不过故技重操而已。所以，曾氏认为不必再去查明，就此可以定罪，并且提出了自己对此类事所认定的准则：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

    这两句话，前面一句好理解。所谓疆吏，便是守护疆土的官吏。疆吏丢城失地，自然是最大的失职，怎么能拿僚属之言来做搪塞呢？至于后一句话，则与现行的法律相违逆。法律定罪讲的是事实，不是心迹；心里面即便有再坏的想法，若没有造成事实，法律就不会定罪。是不是那时的法律与现在的不同呢？抑或是曾氏所说的“心迹”，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心迹”有差别呢？

    笔者以为，这两个方面都搭得上边。细揣曾氏所说的心迹，大约指道德操守及对朝廷忠诚与否等大节大义，而不是指的日常琐细。曾氏认为一个人对于大节大义，即便在心里上的亏欠，也是不应该的。他的这种认识，根于早年在京师跟随唐鉴、倭仁研习理学时期。他当时便是以这种方式对自己作苛刻的“诛心”修炼。他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所记下的一段日记，可视为他当时修炼生活的真实写照：“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这种理学信念一直贯串他的一生。故而他认为一个人即便有未付诸行为的卑鄙心迹也是可耻的。另一方面，曾氏认为这种可耻若是出现在大臣的身上，亦可以据此定罪。这是因为大臣所受的教育程度高，所得到朝廷给予的好处多，在社会上有万目所瞩的榜样作用，因而要从严要求，可以凭心迹定罪。

    在今天看来，无论如何，凭心迹定罪总是不行的，法律不应该支持。笔者对晚清的法律缺乏专门的研究，但亲身经历过“文革”时期。那个时候，不但是地位高的人，即便是最普通的小老百姓，也可以凭“心迹”定罪。当年，通过查抄私人日记而判“现行反革命”罪的人不知有多少！那时已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了，尚且如此，那么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发大臣凭心迹定罪之论，便也不奇怪了；何况对于何桂清这起个案来说，不只是“心迹”，而是已成事实了。

    大约朝廷中有不少人很欣赏曾氏的这两句话，《清史稿》何桂清本传特别予以引用，并将它当作此案定音之锤来看待。尽管有大学士等十七人为何说情，何最终还是被杀了头。

    写作简析 朝廷本要曾氏“查明具奏”，但曾氏并未去查明，而是依据其视为已足够充分的道理及何的前科，就为此案定了性。这道奏折的重心便在这两点上；将这两点写出分量，也便见出此折的分量。其中“疆吏以城守为大节”几句话，更是铿锵有力，在理学盛行的那个时代，具有一种气势压头令人无从辩驳的威力。

    要言妙道 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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