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二日

    再，大江南岸各军疾疫盛行，臣于八月二十九日附片具奏在案。近日秋气已深，而疫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亦皆厉疫繁兴，死亡相继。鲍超一军，据初二日开单禀报，除已痊外，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其军中著名猛将如黄庆、伍华瀚等，先后物故。鲍超亦染病甚重。合营将领，因其关系至大，一面禀明臣处，一面用舟送鲍超至芜湖养病。张运兰一军，驻扎太平、旌德等处，病者尤多，即求一缮禀之书识、送信之夫役，亦难其人。张运兰送其弟之榇至祁门，亦自患病，尚难回营。皖南道姚体备至岭外查阅一次，归即染病不起。臣派营务处四品卿衔甘晋至宁国一行，现亦染病回省。杨岳斌自扬州归来，亦抱重病。

    天降大戾，近世罕闻。恶耗频来，心胆俱碎。若有大股贼匪扑犯宁国、旌、太等处，鲍超、张运兰两军不特不能出队迎战，并不能坚守城垒；不特不能坚守以待外援，并不能预逃以待再振。若扑犯金陵、徽州，亦深恐病者太多，战守皆无把握。数年来，千辛万苦战争之土地，由尺寸而广至数百里，倘有疏虞，何堪设想！若皖南藩篱一坏，则江西内地空虚，毫无足恃。兴言及此，忧心如焚。而皖北苗、捻两患，时时可虑。袁甲三、李续宜皆将回籍，唐训方新来，诸事且萃于微臣一人之身。疾疫之灾既如彼，责任之重又如此，臣自度薄德不足以挽厄运，菲才不足以支危局。譬诸担夫，力能负百斤者，增至百二十斤则汗流而蹇，增至百五十斤则僵踣矣。臣力本不胜百斤，今且增至数十倍之重，僵踣不足惜，倘遂贻误大局，敢不祗惧！

    合无吁恳皇太后、皇上天恩，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大江以南，与臣会办诸务，分重大之责任，挽艰难之气数。臣具有天良，断不敢稍存推诿，致误戎机。今年军事甫顺，而疾疫流行，休咎之征，莫可推测。中夜默思，惟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庶几补救于万一。区区愚忱，伏乞圣慈垂鉴训示。谨奏。

    译文

    请简派亲信大臣来江南会办军务片

    另外，长江南岸各军瘟疫盛行的情况，臣已由八月二十九日的附片禀报。近来秋天的气象已很重，但瘟疫尚未止息。江西宁国府境内最为严重，金陵次之，安徽徽州及浙江衢州又次之。水师以及上海、芜湖各军也都是可怕的疫病爆发厉害，死亡相继。鲍超一军，据初二日报来的名单，除开已经痊愈的不算外，现在正病养的为六千六百七十人，已死亡者数千人，目前还未查得确凿的数目。宁国府城内外，尸骸到处摆着，无人收埋。生病者，无人来侍奉汤药。甚至一棚（译者注：“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班”）之内已无人生火做饭了。鲍超军中著名猛将如黄庆、伍华瀚等都已先后死去。鲍超本人也被感染，病得很重。全营将领因为这桩事关系重大，一面向臣处禀报，一面用船将鲍超送到芜湖养病。张运兰一军驻扎在太平、旌德等处，患病者更多。以至于求一誊抄禀帖的文书及送信的夫役，也难以找到。张运兰送他弟弟的灵柩到祁门，自己也就得病了，眼下还难以回军营。皖南道员姚体备到岭外视察一次，回来后当即被感染患病，卧床不起。臣派营务处的四品卿衔甘晋到宁国去了一趟，现也已经被感染得病回省垣。杨岳斌从扬州回来，也得了重病。

    这种天降的大灾大难，近几十年来很少听到，死人的消息频繁传来，令人心胆俱碎。此时若有大股贼匪来攻打宁国、旌德、太平等处，鲍超、张运兰两支军队不但不能列队迎战，而且也不能坚守城池堡垒；不但不能坚守以等待外援，而且也不能事先逃走以求重振。若攻打金陵、徽州，也很担心生病的人太多，战与守都无把握。几年来费了千辛万苦靠打仗所夺回的土地，由一尺一寸而扩大到数百里，倘若有所疏失，怎能设想！假若皖南这道藩篱一旦破坏，则江西内地将成空虚，毫无什么可以依恃。一时想到这点，忧心如焚。而皖北的苗沛霖、捻军两个祸害，又时时可虑。袁甲三、李续宜都将要回原籍，唐训方初来，各种事都会集中在臣一人的身上。瘟疫的灾难是如此的严峻，责任又是如此的重大，臣自度德行凉薄不足以挽救厄运，才力微弱不足以支撑危局。好比担夫，力气只能挑一百斤的，增加到一百二十斤则大汗淋漓而两脚不稳，增加到一百五十斤，则只能倒卧于地了。臣的力气本不能挑百斤，现在却增加到数十倍的重量，倒卧在地不足惜，倘若因此而贻误大局，怎么能不恐惧！

    可否请求皇太后、皇上施恩，简派在京师的亲信大臣赶紧来到江南，与臣一道办理各种事情，以求分担臣的重大责任，挽回已成艰难的气数。臣有忠于朝廷的天良，决不敢借此稍稍存推诿之心，以至于耽误军事。今年军事刚刚较为顺利，而又瘟疫流行。上天奖惩的征兆，真是难以推测。半夜里静静思考，惟有请求德行才器远胜过臣的人来主持东南大局，而臣则竭尽全力从旁帮助，或许可以作些微小的补救。这一点愚诚之心，恳求皇太后、皇上鉴察指示。谨奏。

    评点

    一百四十年前的“非典”式传染病

    刚刚从“非典”中走出来的当今读者，对这种恶性流行病的恐惧心理或许尚未彻底解除。这种病的确可怕。这道奏折中讲的便是一百四十年前发生在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一带类似“非典”的流行瘟疫。由于战争年代造成的医药匮乏和生存环境的恶劣，更由于科技落后，人们缺乏对瘟疫的正确认识和有效的治疗及防预手段，这种瘟疫对人类所造成的危害，要千百倍大于今天的“非典”。

    这道折子讲了一些当时瘟疫所造成的人员病亡情况。折中提到的八月二十九日的附片关于疫情是这样说的：“鲍超营中疾疫大作，勇夫病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张运兰、朱品隆、唐义训各军，亦十人而病其六七……曾国荃金陵营中病者亦逾万数……左宗棠军中病者亦复过半，每次出队不满五成。”

    对曾氏打击沉重的，是他的幺弟曾国葆也死于这场瘟疫中。这年十一月，一直在金陵城外与老九一道指挥吉字营的老幺死在营中。曾氏在《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一文对这场瘟疫的描述更形象：“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作，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返而半殕于途。近县之药既罄，乃巨舰连樯，征药于皖鄂诸省。”

    这场瘟疫当然不可能是“非典”，而是因为积尸过多，掩埋不及，又加之天气炎热造成的。战争已经是随时都会将一个活生生的人送到地狱的残酷事了，还要加上这个更为残酷的瘟疫，当时这些企图靠军功升官发财的湘军将士们真是可悲可悯！面对着这个严峻的局面，曾氏更是无可奈何，在汇报疫情之后，提出一个委派亲信大臣会办军务的建议来。曾氏认为自己德才两方面都不足以应付这个局面，请求来一个朝廷所倚重的亲信大臣共担重任。他的心情可以理解。

    在当时，有一种普遍的不科学的观点，认为瘟疫是老天爷降下的惩罚。老天爷为什么要降下惩罚呢？则主要是因为主事人违背了天意。在八月二十九日的附片中，曾氏就这样检讨过：“皆由臣以菲材妄窃高位，上干鬼神之谴，莫救厄运之灾。”因此，他希望来的人“德器远胜于”他。当然，他也知道朝廷多半不会派人来。派谁呢？慢说没有什么人“德器远胜”，即便有这样的“在京亲信大臣”，他又会愿意以千金之躯来亲踏疫区寻死吗？派不派是一回事，说不说又是一回事。不派人可以，到时候朝廷就不要说我曾某人无能了。笔者揣测，曾氏当时多半是如此想的。果然，京师没有下来人。

    这年九月初一日，曾氏收到军机处寄来的上谕：“当此艰危时势，又益以疾疫流行，将士摧折，深虞隳士气而长寇氛。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臣一人之咎。意者朝廷政事多所阙失，足以上干天和。惟斋心默祷，以祈上苍眷佑，沴戾全消。我君臣当痛自刻责，实力实心，勉图禳救之方，为民请命，以冀天心转移，事机就顺。至天灾流行，必无偏及，各营将士既当厄，贼中亦岂能独无传染？想该大臣郁愤之余，未遑探询。刻下在京固无可简派之人。环顾中外，才气力量如曾国藩者，一时亦难其选。谅该大臣素尝学问，时势艰难，尤当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也。”

    朝廷不但不怪罪曾氏，反而做起自我批评来，还给曾氏以充分的信赖和极高的评价，想必曾氏当时奉到此折时，心中亦充满暖意。灾害常能让人心靠近。一百四十年前的九五之尊与在外的带兵统领，彼此之心，也因这场突如其来的灾害而靠近了许多。曾氏自领兵以来接到过许多朝廷下发的上谕，但像如此温旨，大概没有几道。这道圣旨还提醒曾氏不要过于担心敌人来攻城，我军有瘟疫，难道敌军就不会染上吗？事实也是这样。太平军中也有不少人感染此疫，故两军暂且对峙着，战事不多。这场瘟疫后来慢慢平息了，但决不是医药的效果，大概是后来自动形成的免疫屏障，将它给挡住了。人类总还是比细菌坚强些，否则，这个群体岂不早就灭绝了吗？

    最后，笔者还想提醒读者注意一个细节。在所选的曾氏奏折中，惟有这道折子出现了“皇太后”三个字。显然，这三个字指的是慈安和慈禧两位太后。从咸丰十一年九月底推翻顾命祖制，实行垂帘听政制以来，第一次在曾氏奏折中出现“皇太后”字样的，是同治元年七月二日的《奏恳豁免江西历案摊捐款项片》。从那以后，便常见“皇太后”三字出现在其奏折中，但也不是每一道折上都有，也有的折中只见“皇上”，不见“皇太后”。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两宫太后的权力正在日益巩固，并逐渐被地方文武大员坦然接受。

    写作简析 此折花费五十多字讲一个譬喻，其实要说的不过是“力不胜任”四字而已。通常，奏折讲求简洁，把事情说清楚就行了，不需要打譬喻讲故事等等，但偶尔为之，给在枯燥沉闷的阅读氛围中的读折者带来一点生动情趣，或许还更能增加一点效果。

    要言妙道 疾疫之灾既如彼，责任之重又如此，臣自度薄德不足以挽厄运，菲才不足以支危局。

    休咎之征，莫可推测。中夜默思，惟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庶几补救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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