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一日

    再，臣上次具折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之命，未蒙俞允。在皇上略短取长，不惜假以威柄，而微臣度德量力，实难任此事权。即使贼氛尚在北路，亦将专疏再辞，得请乃已，况现在大股捻逆全趋皖境，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均已调回皖北助剿，将来臣之兵力，只能顾及河南之归、陈，山东之兖、沂、曹、济，其余各府，万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北岸，臣力恐不能逮。徒冒虚名，全无实际，寸心惴惴，深抱不安。

    从前亲王僧格林沁节制直、东、豫三省，每当追贼之际，昼食粗粝，夜宿单棚，勋劳卓著，臣自愧十分不及一二。纵令臣习劳耐苦，效法该亲王之所为，然以封疆大吏，较之勋戚贤王，礼数固当大减，名分岂可齐衡？惟有吁恳天恩，明降谕旨，收回节制三省成命，俾臣不居极大之名，稍安愚拙之分。至于剿捻事宜，凡思虑所能到、才力所能及者，自当殚竭血诚，与三省督抚和衷商办，冀以迅歼逆氛，仰纾宸虑。区区愚诚，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文

    再次恳请收回节制三省的已发任命片

    另外，臣上次具折力辞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任命，没有得到允准。在皇上的考虑中，是忽略臣之不足而取用臣之所长，不惜以权威之柄授予臣，但微臣本人度量自己的德才，确实难以胜任如此大的权力。即使贼军还在北边，也会专门上疏再次推辞，直到获准为止，何况现在大股逆军全部奔向安徽境内，刘铭传、周盛波两军都调回皖北帮助征剿，将来臣的兵力只能顾及河南的归德、陈州，山东的兖州、沂州、曹州、济宁府，其余各府则很难兼顾。直隶则远在黄河的北岸，臣的力量恐不能到达。只顶着一个虚名，完全没有发挥实际作用，心中惴惴，深感不安。

    从前亲王僧格林沁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每遇到追击贼军的时候，白天食粗劣的食物，夜晚则住在简易的帐篷里，功勋与辛苦都格外出众，臣自愧不及他的十分之一二。纵使臣吃苦耐劳，以僧格林沁为榜样，但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来与建有功勋的国戚、贤能的亲王相比，礼数上固然大为逊色，名分上又岂能够与他相平齐？惟有恳求皇上天恩，公开颁布谕旨，收回节制三省的已发任命，使臣能不居于极高的名义上，稍微安处于愚拙的本分中。至于剿捻的事宜，凡是臣所能想到的，力量所能办到的，自然应当拼尽血诚之心，与这三个省的总督巡抚和衷共济，协商办理，希望能迅速歼灭贼军，解缓朝廷的忧虑。这一点愚诚心意，请求皇太后、皇上鉴察指示。谨奏。

    评点

    对于捻战的厌弃与恐惧

    节制数省文武，在清代官场体制中属特例而不是常规，它是战争年代为地方上的军事统帅统一事权所采取的临时性的非常措施。将这种超越督抚之上的特权授予某一人的做法，说明朝廷对此人的格外信任；同时，这种信任也意味着非比一般的期待和超出常规的责任。对于国家为私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王朝而言，这份信任后面也便有着相当大的提防和戒备，因而，“大功不赏”、“兔死狗烹”的悲剧也就史不绝书。

    正因为此，当年曾氏在奉到节制两江及浙江四省文武之旨时，力辞节制浙江军务，其表层理由是“宠遇非常”，自己“实难胜任”，至于这方面的深层顾虑，他当然不便明说。尽管都是节制数省，但那时的情形与今天又有很大的不同。首先，那时战争已进行了八九年，南京久攻不下，太平军在江浙一带依旧力量强大，江南战役旷日持久，各方都盼望这场战争在短期内能够结束。江南远离京师，这个广阔的战场亟需一位资望能力可以服众的统帅来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其次，江南战场上虽然有着多支部队，但它的主力军却是来自湖南的湘军，而此时的湘军已有一个公认的领袖人物。第三，湘军富有战斗力却长期受压，一旦让他们发舒伸展，将可以激发所潜伏着的巨大活力。所有这些，都使得当时的江南战场是必须拥有而且易于产生节制数省军政的统帅的。故而，在做了一番主要属于礼仪上的谦让之后，洞透军事形势的曾氏更多地出于对大局的考虑，并没有将“辞谢”坚持下去。事实上，“节制四省”的决策对于加快江南战役的进展起了甚为关键的作用。

    但，今非昔比。

    一是面对着战争的心态大不如从前。这种心态的变化，上自统帅，下至将士们都是一样的。如今的统帅，大功告成，封侯拜相，再无什么激励因子能够调动他的积极性了。又在获得异于常人的荣耀后，亲身感受到了“高处不胜寒”，对于名利功业，他的心已凉了；何况年已五十五岁，体气衰弱，精力日减，早就没有十多年前的豪情热血了！如今的湘军将士，绝大多数人已从打安庆打南京中获得丰足的战利品，从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十多年的戎马生涯让他们十分厌倦军营，急于回家做土财主，娶妻讨小，过富裕而安逸的日子。十之八九的被裁遣湘军将士，正在忙着将大包小包财物兴冲冲地运回原籍，这种气氛对留下而又奉命北上剿捻的那部分弟兄们来说，无疑是一帖军心涣散剂。

    二是所辖的部队已不像当年那样易于指挥。当年曾氏的嫡系部队是老九的吉字营；已建立屡屡战功的吉字营，在江南战场上具有核心和王牌的地位。曾氏有这支军队在手，别的军队不敢与他叫板，朝廷那些不会打仗的绿营自不待说，即便睥睨一切的左宗棠，也因楚军组建不久，实力不够，尚不敢与曾氏分庭抗礼；至于李鸿章的淮军，则完全是奉曾氏之命而召募的一支新军，翅膀尚未硬，更是惟命是从，不敢有二心。可是现在都不一样了。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各有自己的军队，先前从未有过战场上的联系，要他们立即完全听命于曾氏本不可能，加之此时的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河南巡抚吴昌寿，或是靠血战而取得眼下的地位，或与曾氏毫无瓜葛，其与曾氏之间的状况，都不是过去的四省巡抚与曾氏那种上下师生友朋之间的关系所可比的。

    此外，担负这次北上剿捻的主力乃是李鸿章的淮军。今日的李鸿章已经是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伯爵、署理两江总督，官位与乃师比起来相差无几；今日的淮军，则更是战功累累，兵强马壮，武器精良，且全军保留未经裁撤，早已不将暮气深沉的湘军看在眼里了，就连曾氏本人，他们也阳奉阴违。他们的真正老板，则是坐镇南京的代理江督李鸿章。有不合自己心意的指令，则发函给李，请李出面致信曾氏来加以干预，以至于曾氏气愤地对李说：“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

    如果说，当年兴兵向太平军宣战，是曾氏为实现自己人生抱负所乐意为之的事业的话，那么，打下南京后的剿捻，则实在是曾氏被迫而做的痛苦差事，他打心眼里不情愿做这个事。节制三省，在他看来，完全不是位高权重的好事，只是更加重自己的痛苦而已。故而，他的这次“辞谢”与咸丰十一年时的“辞谢”有着质的不同。一个月前的五月十三日，在接到“节制三省”的上谕后，曾氏立即上疏请收回成命，朝廷不允。此为接到“不允”谕旨后的再请收回成命。看到这道“再请”之折后，朝廷立即颁发上谕：“曾国藩因节制三省任大责重，复恳请收回成命，具见谦抑之忱。第贼气猖獗，时事孔艰，事权不一，则一切调度事宜深恐呼应不灵。该大臣惟当力任艰巨，与三省督抚和衷筹划，将此股贼众克期歼灭。彼时三省军务既平，自可毋庸该督节制。既为其实，毋避其名，万不可稍存顾虑之心，再有渎请。”

    曾氏不顾朝廷的厌烦，闰五月二十八日第三次奏请收回成命：“臣自度近日之精神与目前之兵力，苟稍称此重任，亦何敢再三渎请。惟精力实已衰颓，而所带楚勇数千，整肃远不如昔，此外概用李鸿章之淮勇，虽情谊本同一家，而人数不满二万，马队尚无一骑。与各省会办此寇则可以，微臣总揽全纲，则才有不逮；若仅虚与委蛇，姑存其名，又与臣笃实之志趣相乖。臣博览史册，近阅世情，窃见无才而位高于众，则转瞬必致祸灾；无德而权重于人，则群情必生疑忌。臣之德薄才短，自知已久，不敢因曾立寸功而自忘其陋。今尚未开总督两江之缺，而更增节制三省之名，臣何人，斯曷克当此！耿耿寸衷，如负重疚。惟有仍恳天恩，伏准收回成命，但责臣以会办剿捻事宜，自当殚精竭诚，通力合作，不敢稍存畛域之见。如不蒙圣慈俞允，明降谕旨，臣更当累疏渎陈，虽上干严谴，所不敢辞。区区愚忱，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细读这段话，可知曾氏请辞“节制三省”的心志是坚定的，态度是坚决的。但朝廷还是不予俞允。七月初九日就此事第三次下达上谕：“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军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奉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借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

    天威终于震怒了，不再表扬他的谦抑，而是谴责他“疲玩因循”。曾氏“跪诵之下，惶悚莫名”，只好不再渎陈，而是请朝廷召集九卿科道及与剿捻事宜有关的八省督抚的书面会议，再由朝廷制定一个不可改易的方略，“画分汛地，各专责成”，以此来减轻自己身上的责任。

    曾氏剿捻，终究无功而返。为何无功？这道奏折以及前前后后所发生的曾氏与朝廷的分歧，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向为研究者所忽视的属于曾氏心态方面的原因。

    写作简析 推出僧格林沁，以示自己不敢与皇亲国戚相比，为辞谢“节制三省”增添一条堂堂正正的理由。

    要言妙道 纵令臣习劳耐苦，效法该亲王之所为，然以封疆大吏，较之勋戚贤王，礼数固当大减，名分岂可齐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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