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再，臣正缮折间，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六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曾国藩、崇厚奏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革职治罪等语，已均照所请明降谕旨宣示矣。曾等此次陈奏各节，固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起见，惟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也。该督等现给该使照会于缉凶修堂等事，均已力为应允，想该使自不至再生异词。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喝之语，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庶可以折敌焰而张国维。至备预不虞，尤为目前至急之务，曾国藩已委记名臬司丁寿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驻扎张秋之兵，自应调扎附近要隘，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驰抵潼关，所部郭松林等军亦已先后抵陕。此时窜陕回匪屡经官军剿败，其焰渐衰，若移缓就急，调赴畿疆似较得力，着曾国藩斟酌情形，赶紧复奏，再降谕旨。日来办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结？并着随时驰奏。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沿江沿海各督抚本日已有寄谕，令其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津后即可质明虚实，已令神机营饬令该提督赴津听候曾国藩查问矣。将此由五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一法。臣于五月二十九日复奏折内，曾声明立意不与开衅。匝月以来，朝廷加意柔远，中外臣民亦已共见共闻。臣等现办情形，仍属坚持初议，而罗酋肆意要挟，卒未稍就范围。谕旨所示『洋人诡谲性成，得步进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来何所底止？是欲弭衅而仍不免启衅』，确中事理，洞悉敌情，臣等且佩且悚。目下操纵之权主之自彼，诚非有求必应所能潜弭祸机。此后彼所要求，苟在我稍可曲徇，仍当量予转圜。苟在我万难允从，亦必据理驳斥。惟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若中国无备则势焰张，若其有备和议或稍易定。现令张秋全队九千人拔赴沧州一带，略资防御。李鸿章前在潼关，臣已致函商谕，万一事急，恐须统率所部由秦入燕。此时陕回屡受大创，若令李鸿章入陕之师移缓就急，迅赴畿疆办理，自为得力。英法两国水师提督顷已均在大沽，其请示国主旬日内当有复信。法国若仅与津人为难，则称兵必速；若要求无厌，直与国家为难，则称兵较迟。李鸿章若于近日奉旨移军东指，当不嫌其过缓。

    臣于洋务素未研求，昨二十一日眩晕之病又复举发，连日心气耗散，精神不能支持，目光愈蒙。二十六日崇厚来臣处面商一切，亲见臣昏晕呕吐，左右扶入卧内，不能强起陪客，该大臣已有由京另派重臣来津之奏。

    臣自咸丰三年带兵，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实，毫无顾畏。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亦不肯因外国要挟尽变常度。朝廷接崇厚之奏是否已派重臣前来，应否再派李鸿章东来，伏候圣裁。抑臣更有请者，时事虽极艰难，谋划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盛强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僚有意挑衅。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取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臣此次以无备之故，办理过柔，寸心抱疾，而区区愚虑不敢不略陈所见，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译文

    秘密陈述天津府教案委曲求全大致情形片

    另外，臣正在誊抄奏折的时候，接到军机大臣的密函，上有六月二十五日所奉的上谕：“曾国藩、崇厚所奏查明天津闹事大致情形一折，另片奏请将天津府、县两级主管官员革职治罪等意见，已都按照所请公开颁发谕旨宣布了。曾国藩等人此次陈奏的各项意见，固然是为消除争端委曲求全考虑，只是洋人诡谲成性，得一步又思进一步，若事事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将来什么时候是尽头？这是本想消除争端而依旧不能免除争端。该督等目前给该领事的照会中关于缉拿凶手修复教堂等事，都已努力答应做到，想必该领事不至于再说别的话。此后，若洋人仍出要挟恐吓之言的话，曾国藩务必力持正论，据理驳斥，如此才可以打掉敌人的气焰而张扬我国的原则。至于预先作好准备以防不测，尤为目前最紧要的急事，曾国藩已委派记名臬司丁寿昌代理天津道员，那些驻扎在张秋一带的兵力，自然应该调动而驻扎附近的重要关口，以壮声威。李鸿章已于五月十六日赶到潼关，其部属郭松林等军队也已先后到达陕西。此时窜到陕西的回匪，已多次被官军打败，他们的气焰逐渐衰减，若是从移缓就急这一点来考虑，将陕西的军队调到京城附近，似乎较为得力，令曾国藩就情形仔细考虑，赶紧复奏，以便再降谕旨。近几天的办理情况怎样？能不能很快了结？令随时赶紧奏报。总之，和局固然应当保全，民心尤其不可丧失，曾国藩应该体察人情的向背，全局统一考虑，但使民心允当顺服，才能够中外相安。沿江沿海各省督抚处，本日已经下发谕旨，令他们严行戒备。陈国瑞当时是否在场，到天津后即可以当面查明虚实，已责成神机营命令该提督到天津去听候曾国藩的查问。将此件以五百里快递密告各有关人员。”钦此。

    臣所调查的这次天津之案，事情很大，不能轻易平息。依中国目前的实力，绝对不能随便挑起战争，惟有委曲求全这一个办法。臣在五月二十九日的复奏折内，曾声明打定主意不与洋人闹翻。这整整一个月来，朝廷努力实行“柔远”之策，朝野内外的官民都已共见共闻。臣等人现在办理此事的情形，依旧属于坚持初议，而法国公使罗淑亚肆意要挟，最终也没有稍微接受我们的要求。谕旨所说的“洋人诡谲成性，得一步又思进一步，若事事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将来什么时候是尽头？这是本想消除争端而依旧难免引发争端”，的确说中了事理，洞悉敌情，臣等又佩服又悚惧。眼下操纵之权，握在他们的手里，确实不是有求必应就能够将灾祸的爆发消除在未发之时。此后他们所要求的，只要对于我方来说稍微可以委曲同意的，仍旧当视情况而应付。如果对我方来说万不可允从，也必定会据理驳斥。只是洋人遇事专讲力量的强与弱，并不去管是与非，兵力愈多，则挟制愈甚。若中国无准备则气焰嚣张，若有备则和议或者稍微容易达成。现在已命令驻扎张秋的全部军队共九千人开拔奔赴沧州一带，略微作为防御用。李鸿章前在潼关时，臣已向他发了一封信商量此事，对他说万一事急，可能需要他统率所部由陕西进入直隶。此时陕西的回乱屡屡遭受大的打击，若是命令李鸿章进入陕西的部队移缓就急，迅速奔赴京师附近办理防务，自然可以得力。英、法两国的水师提督目前都在大沽，他们请示本国领导，十天之内便有复信。法国若仅与天津百姓为难，则调兵必快；若要求无止尽，甚至与我国政府为难，则调兵较为迟缓。李鸿章若在近日内奉旨移军东进，当不会担心军队到来的缓慢。

    臣对洋务素来未曾研究，昨天即二十一日眩晕之病又再次发作，连日来心血气力消耗溃散，精神不能支持，目光更加迷蒙。二十六日，崇厚来到臣处当面协商一切，亲眼看见臣昏晕呕吐，左右将臣扶入卧室内，不能勉强起来陪客，该大臣已有一道请求由京师另派重臣来天津的奏折。

    臣自从咸丰三年带兵，早就立下效命疆场的志向，当前这桩事虽说急迫，病情虽然沉重，而此志坚实，毫不顾虑恐惧。臣素日也知道秉持正理而畏惮清议，也不肯因为外国的要挟而完全改变日常准则。朝廷接到崇厚的奏折后，是不是已委派重臣前来，应不应当再派李鸿章东来，臣恭候圣上裁定。臣只是请求一点，即时事尽管艰难，但谋划必须果断。回想自道光庚子年以后办理洋务，失误在朝和夕战，没有一个固定的好主意，于是导致外患日渐深重，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依旧像过去一样的强盛，只有依赖守定和议绝不改变，以此才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这是以往所取得的成效。天津府的这个案子，因愚民一时愤激起来，而酿如此大的变故，本不是官员们有意挑衅。倘若就因此动兵，即使今年侥幸获胜，明年他们必然再来，天津即使可以支持，沿海各地也不可能都有防备。朝廷昭告天下以最大的诚信，不开启兵端，这确实是天下百姓的福祉。李鸿章的兵力虽然稍强，但与那些世代专门研究军事的外国比起来，还是比不上，以后依旧坚持一心一意委曲求全与邻为好。即便万不得已而要陈兵防备，也要以善于保全和局为目的。兵端决不能由我方而开启，将此作为保护百姓的原则；时时严加戒备，将此作为立国的根本。二者不可偏废。臣这次因没有防备的缘故，办理过于柔弱，心中抱有疚意，但小小的一点浅虑又不敢不略为陈述，请皇太后、皇上鉴察训示。谨奏。

    评点

    委曲求全以保和局

    曾氏做了近两年的直隶总督，但在近代史上只留下一件事，即办理天津教案。无论是对该事件冲突的双方——法国教会与天津百姓来说，还是对清朝廷与曾氏本人来说，这起教案都是个倒霉事。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再度来到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这个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距甚远的宗教活动，从一开始，便遭到从官方到民间的普遍反感。官方因为格于朝廷的态度，尽管许多官员在骨子里不能接受，却要遵照条约，负有保护责任；至于民间，除开极个别的信教者外，大都以冷淡疏远待之。

    同治九年夏天，天津地区遭遇少见的干旱。地里庄稼大幅歉收，为饥饿所迫，许多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天津府秩序失衡，人心浮动。就在这时，一个惊人的消息在津民中广为传播：法国人办的教堂用迷药迷拐幼童，并将这些幼童挖眼剖心，以眼熬水银，以心和药丸。此消息令天津百姓人心惶惶，家有幼童者更是时刻担心大祸临头，至于法国教堂，更被人视为恶魔聚集的地狱。于是，法国教堂与津民形成水火不容的对立状态。五月二十三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丰大业来衙门商量此事。丰大业在衙门里放枪威胁崇厚，然后走出衙门，又开枪击伤天津知县刘杰的家丁。冲突由此迅速激化。津民群情激奋，一哄而上，丰大业当场被打死。愤怒的人群又捣毁法国驻津领事馆，焚烧法国国旗，打死法国人九名、俄国人三名、比利时人二名、美国英国人各一名，另有无名尸十具。毁坏法国教堂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一处。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情之严重及打死外人之多，为历次教案所未见。法国政府当即提出强烈抗议，并有调集兵船的威胁，英、俄、意、比等国亦纷纷抗议。清廷焦急异常，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案。

    曾氏此刻正在病假期中。早在四月二十一日，曾氏便因“昏晕欲绝”而请病假一月。五月二十二日，他又以病尚未痊续假一月。晚清官场，最怕与洋人打交道，对于教案，更是避之惟恐不远。曾氏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躲开这个麻烦，但他没有犹豫，临难受命。一方面固然是职分所在，朝廷所望，另一方面也出于来自内心的责任感。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事态以最为稳妥的方式来平息，免得干扰“徐图自强”的大目标。六月初六日，他给两个儿子写了一封类似遗书的家信，抱着以死报效的心态，离开保定前往天津。此时，离事发已近半个月。这期间，曾氏收到三道上谕。这三道上谕，其实就是朝廷为津案处置所定下的基调，大致内容如下：如教堂有人迷拐人口，挖眼剖心，则按律惩办；严惩肇事人员；处置办事不力的地方官；保护教民；向法国政府认错。

    六月十日，曾氏抵达天津城。通过实地调查和亲自审讯后，曾氏查明挖眼剖心之说纯属谣传，至于迷拐幼儿一事，皆市井无赖所为，不能坐实是教堂的指使。朝廷为津案定的基调以及曾氏自己的这些认识，是日后他以“柔”办津案的重要依据。但京师以醇王奕为首的一批人，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用强硬的态度来对待此案。甚至有人提出，要借助人心的力量，趁此机会，赶走所有在华的洋人，断绝与西洋各国的联系。这些清议派与愤怒的津民情绪相结合，对一线办案的曾氏，无论在行为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有着极大的制约。

    六月二十八日这天，曾氏为津案连上一折一片。奏折乃答复朝廷所询的关于教堂内有无人眼人心，迷拐一案有无确据，如何对待法国所提出的以天津道、府、县官员抵命等问题。曾氏将来津后自己亲手获得的情况，向朝廷作了汇报，并认为天津地方官员实无大过，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抵偿”一说，决不能答应。其奏片即前面所抄译的这道。

    在这道奏片中，曾氏提出以“委曲求全”作为处理津案的指导思想，同时又主张加强军备以遏洋人之势，并请朝廷迅调李鸿章的淮军由秦入燕。即便如此，曾氏仍强调“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

    以后的事情是这样的——

    崇厚奏请朝廷派员代替旧疾触发的曾氏。于是朝廷调江苏巡抚丁日昌来津帮同办理，丁未到津之前，先派工部尚书毛昶熙前赴天津。又急调李鸿章带兵驰赴畿疆。丁日昌在奉旨后给朝廷上了一折，内中有这样几句颇为著名的话：“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然一唱百和，亦足以荧视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丁日昌能于旧史中看到这一层，也可谓读书得间，比起那些以唱高调来沽名钓誉者而言，他应该属于对国家和百姓抱有责任心的官吏一类。丁日昌到达天津的当天，即悬赏勒限缉拿凶犯。

    八月初四日，因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朝廷命曾氏重任江督，遗下的直隶总督一职由李鸿章补授。曾氏上奏，仍暂留天津会办教案，等结案后再请开缺养病。八月二十三日，曾氏奏报津案已审明的第一批人犯，计正法者十五名，军流者四人，徒罪者十七人。九月十一日，朝廷判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九月十三日，曾氏奏报所审明的第二批人犯，即增加正法者五名，军徒者四名。这样，因天津教案而正法的人总共达二十人。后来，又赔偿白银五十万两，崇厚还亲往法国代朝廷道歉。天津教案便这样了结了，其换来的结果是兵端未开。但曾氏本人从此便得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他为京师湖南会馆所题的匾额也被砸碎，他自己也一再为津案办理过柔表示歉疚。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忧郁中离开人世。

    生前死后，曾氏将这顶“卖国贼”的帽子顶了一百多年，直到近十多年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的视野大为开阔，思想也大为开放，因而对曾氏办理天津教案的处境，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体谅。看来，从曾氏头上拿下这顶帽子的时候，已为期不远了。

    写作简析 委心曲意，向为常人所不愿接受；若为群体为国家而委曲，即便自己不愿意也得硬着头皮接受。要将这层道理说明白，则需委婉道来，曲折尽意。此种文章极不好做。此折在“委婉”“曲折”上颇费了一番心机。

    要言妙道 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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