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贝戈特只是在背诵所谓的贝戈特作品的文学爱好者，如果他的说话方式不是跟正在工作和行动的贝戈特的思想有着耳朵不能马上听出的有机联系，那么，他的说话方式也许会使人着迷；同样，由于贝戈特把这种思想准确地用于他所喜爱的现实，他的言语就具有某种积极的、营养过于丰富的东西，使有些人感到失望，因为他们只希望听到他谈论“表象的永恒洪流”和“美的神秘战栗”。最后，他写的作品罕见而新颖的优点，在他的谈话中表现为十分巧妙地涉及一个问题的方式，即对这个问题已知的各个方面忽略不计，他仿佛从一个细节来涉及这个问题，并陷入错误，作出悖论，这样一来，他的想法往往显得含糊不清，而每个人所说的清楚想法，却是跟他的想法同样模糊不清的想法。另外，任何新事物出现的条件，都是预先清除我们感到习以为常并被我们看作现实本身的陈词滥调，因此，任何新颖的谈话，就像任何独特的绘画和音乐那样，出现时总是晦涩难懂，令人生厌。这种谈话的基础是我们罕见的修辞手法，谈话者在我们看来仿佛只是在用隐喻说话，这就使人产生并给人以缺乏真实性的印象。（实际上，语言的古老形式在过去也曾是难以理解的形象，那是在听者尚未了解这些形象所描绘的世界之时。但是我们早已知道，这在过去是真实的世界，我们现在相信它的存在。）因此，贝戈特说——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十分普通——科塔尔是个寻求平衡的浮沉子，说布里肖“在发型上所花的工夫比斯万夫人还多，因为他既关心外貌又关心声誉，他的发型必须使他每时每刻既像雄狮又像哲人”，听者很快就感到厌倦，并希望在表示寻常事物时重新依据人们所说的具体事物。我眼前这个面具里出来的难以理解的话语，确实是我欣赏的作家所说，必须将它们放回原处，它们不能像拼图游戏的薄板那样插入他那些书中，它们处于另一种平面图，需要移动位置，而在移位之后，当我有一天重温我曾听到贝戈特说的一些句子，我就在其中找到他写作风格的全部框架，并在口头话语中辨认出这框架的各个组成部分并说出它们的名称，而我曾经觉得这口头话语截然不同。

    从次要的角度来看，某些词、某些形容词在他谈话中经常出现，他说出时总是有所夸张，他对这些词使用了有点过于仔细和紧张的特殊发音方法，突出所有的音节，并像唱歌那样把最后一个音节拖长（例如总是用visage来取代figure【244】，并在visage这个词中增加大量v，s，g，仿佛这些字母都在此时此刻从他张开的手中突然冒出），跟这种发音方法相对应的是他散文中的佳境，他在这种地方阐明他喜欢的那些词，词前有一空白，写时充分考虑句子总的韵律，使读者必须读出它们的全部“音长”，否则就会在节拍上出错。然而，我们在贝戈特的话语中无法找到某种光线，在他的书中和其他几位作家的书中，这种光线往往会在写出的句子中改变词的外形。这也许是因为这亮光来自深处，在我们因谈话而向别人敞开思想时，还不能将其光线照到我们的话语，因为在此时此刻，我们从某种程度上说仍对自己关闭。从这点上看，跟他的话相比，他书中有更多的语调变化和重读语气：这重读语气与风格美无关，作者本人也许并未发现，因为它跟作者最深沉的个性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贝戈特在书中显得十分自然的时候，这种语气往往使他笔下微不足道的词语具有节奏感。这语气在文中并未标明，也无任何指示，是它自动加在句子之中，我们不能用其他方式说出这些句子，它在作家的作品中转瞬即逝，却极为深刻，而这点将为作家的本质作证，并将表明他是否温柔，虽然他曾说出种种冷酷无情的话，或表明他是否多愁善感，虽说他耽于声色。

    在贝戈特的谈话中只留下些许痕迹的某些发音特点，并非属于他一人，因为我后来认识他兄弟姐妹之后，发现这些特点在他们身上要明显得多。这就是一个欢快的句子的最后几个词说得生硬和嘶哑，一个悲伤的句子的末尾则声音减弱，仿佛快要断气。斯万在孩提时就认识这位大师，他对我说，这种可说是家传的声调变化，当时在贝戈特家里可以听到，在作家的兄弟姐妹家里也能听到，这时而是兴高采烈的叫喊，时而是忧郁寡欢的低语，并说在他们一起玩耍的客厅里，他们进行有时震耳欲聋有时无精打采的合唱，贝戈特唱的部分比任何人都好。人发出的声音，不管如何特别，都是转瞬即逝，不会比人长久。但是，贝戈特家的发音方式却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名歌手》【245】，也很难理解一位艺术家可以用聆听鸟儿啭鸣的方法来创作乐曲，然而，贝戈特却把这种拖长词语的发音方法，移植到他的散文之中，这些词不断重复，变成欢快的叫声，或者如滴水般慢慢出现，如同悲伤的叹息。在他的书中，句尾的铿锵之声越聚越多，犹如歌剧序曲在末尾的和弦中无法结束，就多次重复其最后的终止，直至乐队指挥把指挥棒放下，我后来发现，这种句尾相当于贝戈特家人铜管乐器般的发音。但就他来说，自从这种发音被他移植到他书中之后，他在谈话中就不知不觉地不再使用。他从开始写作的那天起，尤其是后来我认识他之后，这铜管乐声就在他的声音中永远销声匿迹。

    年轻时的那些贝戈特，即未来的作家及其兄弟姐妹，也许并不比同时代的一些青年优秀，这些青年更加精明，更有才智，认为贝戈特家的兄弟姐妹过于吵闹，甚至有点庸俗，开的玩笑令人不快，说明这家人属于既自命不凡又愚蠢可笑的“类型”。但天才乃至伟大的才能，主要不是因为智力过人和举止更加文雅，而是因为具有改变和转换智力和举止的能力。用电灯给液体加热，需要的不是功率尽可能大的电灯，而是电流不再用于发光、而是经转换用于发热的电灯。要在空中兜风，需要的不是发动机功率最强的汽车，而是不再在地上行驶、行驶路线由水平改为垂直的汽车，就是能把水平行驶的速度变为升力的汽车。同样，写出天才作品的作家，并非生活在极其高雅的环境之中，也没有妙语连珠的谈话和博览群书的知识，而是突然间不再为一己而生，把自己的个人变得像镜子一般，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虽说从社交上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从思想上说可能十分平庸，却在上面映照出来，因为天才在于其映照能力，而不是在于被映照景象的内在品质。有一天，年轻的贝戈特终于可以向他的广大读者展示他度过童年的那个趣味低俗的客厅，以及他在那里和兄弟进行的滑稽可笑的谈话，到那一天，他比他家的所有朋友地位都高，虽说这些朋友更有才智、更加高贵：这些人可以乘坐华丽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回家，对贝戈特家人的庸俗显得有点瞧不起，但是他，乘坐的简朴飞机终于“起飞”，并将在空中超越他们。

    他的其他发音特点，不再跟他家庭成员相同，而是跟同时代的某些作家相同。一些比他年轻的作家开始否定他，并自认为在思想上跟他毫无亲缘关系，但却又不由自主地显示出这种亲缘关系，如使用他不断重复的那些副词和介词，用同样的方法构成句子，说话的口气跟他一样软弱、缓慢，以跟上一代雄辩、流畅的语言反其道而行之。这些年轻人也许跟贝戈特并不认识，我们将会看到哪些人属于此类。但他的思想方法已被灌输到他们脑中，使他们的遣词造句和语调发生种种变化，这些变化则必然跟独特的思想有关。而这种关系需要得到阐明。例如，贝戈特虽说在写作方式上未有师承，在说话方式上却借鉴一位老同学，此人谈起来口若悬河，贝戈特受到他巨大影响，在谈话中不由自主地模仿他，但此人的才能不及贝戈特，从未写出过真正的精品。因此，如果要说谈话别具一格，贝戈特只能算是别人的门生和二流作家，然而，在谈话方面受到朋友的影响之后，他却成为有独创性的作家。也许还为了跟过于喜欢抽象概念和陈词滥调的上一代作家脱离关系，贝戈特想要称赞一本书时，强调和引用的总是某个展示图像的场面，某个无理性内涵的画面。“啊！对！”他说道，“很好！有个围着橘红色披肩的小姑娘，啊！很好！”或者说：“哦！是的，有一段文字，说的是一个团穿过一个城市，啊！是的，很好！”在风格上，他并不完全与时俱进（但他仍然唯独喜欢自己国家的东西，并厌恶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246】），因为他要赞扬某种风格时，总是会用“温和的”这个词。“不，我更喜欢的还是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而不是他的《朗塞传》【247】，我感到前者更加温和。”他说出这个词时如同一位医生，听到病人说吃了牛奶胃不舒服，却回答道：“这可是很温和的。”确实，在贝戈特的风格中存在着一种和谐，跟古代人赞扬的某些演说家的和谐相像，但古人在赞扬什么，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出来，因为我们已习惯于我们的现代语言，而现代语言中并不追求这种效果。

    他听到别人欣赏他一些作品的片断，就带着腼腆的微笑谈论这些作品：“我觉得这相当真实，相当准确，这也许有用。”但他这样说只是出于谦虚，就像一个女人，听到別人说她连衣裙迷人，就回答说：“它舒服”，说她女儿迷人，就回答说：“她脾气好。”但是，建筑师的本能在贝戈特心里深深地扎下根，因此他不会不知道，他造的建筑物既实用又符合实际的唯一证明，是他的作品给他带来的快乐，首先是给他本人带来的快乐，其次才是给其他人带来的快乐。只是在许多年之后，他才思穷竭，每当写出连自己也不满意的作品，他理应将其销毁，却并未这样处理，而是将其付梓，这时他心里反复在想：“不管怎样，这还是相当准确，对我们国家并非毫无用处。”因此，过去用谦虚的手法对欣赏者们低声说出的句子，最终因骄傲产生的不安而成为他心中的秘密。那些词语曾被贝戈特用作维护其初期作品价值的多余辩词，现在却变成他对后期作品平庸的无用安慰。

    他具有严格的爱好，只想写他能称为“温和”的东西，他因此在许多年里都被看作少产而典雅的艺术家，只会对微不足道的事物精雕细刻，但与这种看法相反，这恰恰是他隐秘的力量，因为习惯既造就作家的风格，也养成人的性格，作者多次在表达思想时仅仅是为了某种消遣，并为自己的才能永远确定了范围，就像我们常常不能抵御享乐的诱惑，会去偷懒，害怕受苦，我们就在最终无法修改的性格上，亲自勾画出自己恶习的图像和自己美德的范围。

    然而，虽然我后来看到作家和人有许多对应之处，我当初在斯万夫人家时，却并不相信我眼前的这位就是贝戈特，就是众多奇妙作品的作者，我也许并未完全弄错，因为他本人也不“相信”（取该词的真正含义）。说他对此不信，是因为他对社交界人士（但他并未故作风雅），对作家和记者都非常殷勤，虽说这些人无法跟他相比。当然，他现在已从别人的赞同中得知自己有天才，相比之下，社交界的地位和官职可说是不值一提。他得知自己有天才，但并不相信，因为他仍然对一些平庸的作家装出尊敬的样子，以便在不久的将来能当上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不过，该学院或圣日耳曼区跟产生贝戈特作品的永恒精神并无关系，就像它们跟因果律或上帝的理念无关一样。这点他也知道，但就像有偷窃癖者那样，知道偷窃不好却不管用。这个长山羊胡子和蜗牛壳鼻子的男人，使用窃刀叉绅士的伎俩，以走近朝思暮想的院士席位，以接近手握多张选票的某某公爵夫人，但在行动之时，还设法不让任何人认为追求这样的目标是一种恶劣行为，不让任何人看出他的花招。在这件事上，他只成功了一半，我们听到的话，有时是真正的贝戈特所说，有时却是自私自利、野心勃勃的贝戈特说的，这个贝戈特想谈论的人都是权贵、贵族或富翁，为的是抬高自己的身价，而他在真正具有自己本色之时，在书中惟妙惟肖地展示了穷人的魅力，这魅力如泉水般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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