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差点儿作出决定，但她“正在接客”，还有一次，她在“理发师”手里，那是个老先生，对女人不做别的事，只是把油倒在她们披散的头发上，然后给她们梳头。我等得不耐烦了，虽然有几个常来妓院的女子，十分恭顺，自称是女工，但总是没有工作，她们来到我的跟前，给我沏药茶，跟我进行长谈，虽说话题严肃，但她们身体半裸或全裸，使谈话变得毫无拘束，而且饶有趣味。我后来不再光顾那家妓院，因老鸨需要家具，我也想对她表示好感，就给了她几件家具，主要是一张长沙发，都是我莱奥妮姑妈的遗赠。这些家具我从未见到过，因为家里地方小，我父母无法把它们搬进来，就只好堆在一个库房里。但是，我在妓院里再次见到这些家具，看到那些女人在使用，在贡布雷我姑妈房间里洋溢的种种美德，立刻展现在我的眼前，但现在却备受折磨，因为我让这些美德处于残酷的现实之中，而且毫无招架之力！我即使让一具女尸遭人奸淫，也没有现在这样痛苦。我不再去那个老鸨的妓院，因为我觉得那些家具是活的生物，在对我哀求，就像波斯的一个神话故事中，那些物品表面上看没有生命，内部却关押着灵魂，在那里受苦受难，并哀求拯救它们。另外，由于我们的记忆向我们提供的往事通常并非按时间的先后出现，而是如同各个部分方向相反的映像，我只是到很久以后才想起，在许多年以前，就是在这张长沙发上，我第一次跟一个表妹一起尝到爱情的愉悦，我跟她一起时不知该怎么干，而她则给我出了个相当冒险的主意，那就是利用我姑妈莱奥妮已经起床的一小时时间。
另一部分家具，特别是我莱奥妮姑妈的一套漂亮的古老银餐具，我不顾父母的反对全都给卖了，以换取更多的钱，可以给斯万夫人送更多的花，她在接受一个个兰花大花篮时对我说：“我要是您父亲，就会给您指定监护人。”我当时怎么会想到，我有朝一日会特别因这套银餐具而感到惋惜，并会把某些乐趣看得更重，而不是看重取悦于吉尔贝特的父母的乐趣，因为这种乐趣很有可能变得毫无用处？同样是因为吉尔贝特，为了不离开她，我才决定不去驻外使馆工作。我们总是根据一种不会持久的思想状况而作出最后的决定。我难以想象，吉尔贝特身上的那种奇物，在她父母身上和她屋里闪闪发光，竟会使我对其他所有东西都漠然置之，但这奇物也可能被释放出来，并移居另一人身上。这确实是同样的物质，但后来对我却产生不同的影响。原因是同样的疾病也在演变；同样，随着年月的流逝，心脏的耐受力减弱，对一种有损健康的美食已无法忍受。
然而，我父母的希望，是我得到贝戈特承认的聪明才智，能在某项出色的工作中表现出来。我在认识斯万夫妇之前，认为自己无法安心工作，是因为不能随时见到吉尔贝特，心里烦躁不安。但在他们家的大门向我敞开之后，我刚在书桌前坐下，就又得站起身来，并跑到他们家里。而一旦我离开了他们，回到家里，我的孤独显而易见，我这时无法逆流而上，回到话语潮流的源头，而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曾不由自主地被这潮流席卷。我独自一人，继续编造能取悦斯万夫妇的话语，为使这种游戏更加有趣，我依次替代不在场的对话者，对自己提出一个个虚拟的问题，而提出这些问题，是为了把我自己的句句妙语，用作他们的巧妙回答。这练习默默无言，却是一场谈话，而不是一次沉思，我的孤独是一种精神沙龙的生活，在其中主宰我话语的不是我本人，而是一些想象中的对话者，由于我形成的不是我认为真实的思想，而是没有从外到内的回归、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思想，因此我在这生活中感到一种消极的乐趣，一个人因消化不良而身体笨重，在安静地待着时会感到这种乐趣。
如果我终生从事写作的决心不是如此之大，我也许会作出努力，以便马上开始工作。但既然我的决定十分明确，既然明天是一个个空白的框架，任何安排都可作出，而由于我尚未进入明天，我开始工作的良好意愿将会轻而易举地出现，那么，在这二十四小时之前的今天，最好不要选择一个我心情不佳的晚上来开始工作，而其后的几天，唉！看来也并非是开工的黄道吉日。不过，我这个人通情达理。一个人既然已等待多年，那么，再等三天就无法忍受，未免过于幼稚。我相信，到第三天我已写出几页文字，因此对我父母闭口不谈自己的决定；我情愿忍耐几个小时，然后把正在写的作品拿给外婆看，使她感到安慰和信服。遗憾的是，第二天并非是我所热切期待的开放而又宽广的一天。在这天结束时，我的懒散以及跟某些内心障碍所作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又已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几天之后，我的种种计划并未实现，我不再抱有先前那种立即实现计划的希望，也不再有同样的勇气把计划的实现置于其他一切之上：我又开始熬夜，因不再相信第二天早上会开始工作，就不去强迫自己晚上早睡。我要重整旗鼓，必须有几天放松的时间，只有一次，我外婆用温柔而失望的口吻大胆地责备我说：“怎么，这工作现在连提也不提了？”我对她感到怨恨，确信她并未看出我已下定义无反顾的决心，她这样做又使计划的实现推迟，而且很可能长期推迟，因为她对我不公，使我感到恼火，我心里恼火，就不愿开始工作。她感到自己的怀疑在无意中触犯了我的意志。她为此表示道歉，并在抱吻我时对我说：“对不起，我什么也不说了。”她为了给我鼓气，就肯定地对我说，哪一天我身体好了，工作也就自然会开始进行。
“另外，”我心里在想，“我在斯万夫妇的家里过着自己的生活，不就跟贝戈特一模一样？”我父母的看法大致如下：我虽说懒散，但既然跟一位大作家同在一个沙龙，我所过的生活对才能的培养最为有利。然而，要一个人不是由自己从内部来培养才能，而是从别人那里接受这种才能，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一个人要使自己身体健康（却不遵守任何卫生习惯，总是在生活上毫无节制），不能仅仅依靠经常跟一个医生在餐馆吃饭。不过，虽说我和我父母受到这种假象的迷惑，但最大的受害者却是斯万夫人。我对她说我不能来了，说我必须待在家里工作，她看上去像是认为我装出十分为难的样子，觉得我的话有点愚蠢和自负：【296】“贝戈特不是也来嘛？您难道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好？不久之后还会更好，”她补充道，“因为他在报上的文章更加犀利、精炼，而在书中就有点啰唆。我已跟人说好，《费加罗报》的leader article（社论），以后由他来写。这将是完完全全的the right man in the right place（人尽其才）。”
她又说：【297】“您来吧，他会告诉您应该做什么，他出的主意比任何人都好。”
这如同请一名志愿军去见上校，仿佛杰作要“靠拉关系”来产生，她为了我事业有成，叫我第二天一定要去她家跟贝戈特共进晚餐。
因此，无论是斯万夫妇那方面，还是我父母这方面，就是在不同的时期似乎曾对此设置障碍的这两个方面，都已丝毫不反对这种甜蜜的生活，我想见吉尔贝特就能见到她，而且是心醉神迷，虽说不是平心静气。在爱情中不可能平心静气，因为你得到的东西，只是你想得到更多东西的新起点。我在不能去她家时，两眼紧盯着这无法得到的幸福，我甚至想象不出在那里等待着我的烦恼的新原因。一旦来自我父母的阻力得以消除，问题最终得到解决，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而且每次内容不同。从这个意义来看，实际上是每天开始一种新的友谊。每天晚上回家，我都觉得有重要的事要对吉尔贝特诉说，是跟我们友谊有关的事，这些事每次都不相同。但总的来说，我是幸福的，对我的幸福也不再有任何威胁。但威胁即将出现，唉！是出自我从未看到有任何危险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吉尔贝特和我自己这个方面。然而，本应使我苦恼的事情，却反而使我放心，是由于我所认为的幸福。这在爱情中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会使表面上看极其普通并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变得严重，而这意外事件本身却并不这样严重。我们感到十分幸福，是因为心里存在着不稳定的因素，我们随时设法保持这种因素，只要它并未移位，我们就几乎不再感到它的存在。实际上，在爱情中有一种持久的痛苦，这痛苦被喜悦所抵消，潜伏下来，延期出现，但随时可能原形毕露，只要我们没有如愿以偿，它就会像很久以前那样，让我们痛不欲生。
我多次感到，吉尔贝特希望我去她家不要这么勤。确实，我要是很想见到她，只须让她父母邀请我即可，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我对她影响良好。我心里在想，依靠他们，我的爱情不会有任何危险；我有了他们的支持，就可以放下心来，因为他们对吉尔贝特有权威性。遗憾的是，她父亲在她不大愿意的情况下把我请来时，她只是显出某种不耐烦的神色，我发现后心里在想，那种曾被我看作是幸福保证的东西，是否与此相反，恰恰是幸福不能长久的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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