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给吉尔贝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大发雷霆，但也丢下救生圈，写下几句看似偶然的话，使我的女友能抓住和解的机会；片刻之后，风向骤变，我给她写下温柔的话语，以缓和某些忧伤的言辞，就像“不再”之类的词语，使用这种词语的男人认为会令人感动，读信的女人却觉得平淡无味，她要么把它们看作骗人的鬼话，把“不再”理解为“今晚您如果要我”，要么信以为真，认为是向她宣布一刀两断，而对于我们并不喜欢的人，即使要一刀两断，我们也毫不在乎。但是，既然我们现在恋爱时不能像我们将来不再恋爱时那样行事，如果我们明知一个女人对我们毫不在乎，却一直在痴心梦想，要让她像热恋我们的女人那样说话，以便用美好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或是为了消除巨大的忧伤，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完全想象出这个女人的思想状况？面对我们喜爱的一个女人的种种思想和行为，我们感到不知所措，如同早期自然科学家面对自然现象那样（在科学得以创立并对未知事物稍加阐明之前）。或者情况更糟，就像一个人，在思想中几乎不存在因果律，而且不能把一个现象跟另一现象联系起来，在此人看来，世界的景象如同梦幻般虚无缥缈。当然，我竭力摆脱这种缺乏条理的思想状况，设法找出原因。我甚至尽量做到“客观”，并为此认真考虑一种不相称，即吉尔贝特对我的重要性以及不仅是我对她的重要性而且还有她对除我之外的其他人的重要性之间存在的不相称，这种不相称如被我忽略不计，就会使我把女友普通的亲热误认为是爱情的表示，把我的一种可笑、可卑的行为看作引人关注佳人美眸的优雅之举。但我也担心陷入另一极端，就是把吉尔贝特一次不准时赴约或情绪不佳看成无法改变的敌意。我设法在这两种同样曲解事实的看法之间，找到一种能使我对事物有正确认识的看法；我为此必须进行的种种考虑使我有所分心，不去多想自己的痛苦；也许是为了服从这些数字的答案，也许是因为我让这些数字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我决定第二天去斯万家，感到十分高兴，但跟有些人一模一样，这些人因不愿去作一次旅行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非常苦恼，就走到火车站，然后转身回家，把行李解开。我们在犹豫时，只要想到一种可行的办法（除非决定不采取这种办法，使这一想法失去活力），就能像一粒活的种子发育成植株那样，勾画出产生于完成的行为的各种情感的细枝末节，因此我心里在想，我实在荒唐透顶，竟在打算不再去看望吉尔贝特之时，使自己感到如此痛苦，仿佛我应该实现这一计划，我又在想，既然恰恰相反，是为了最终回到她那里，我本来可以无须如此胡思乱想，也不用痛苦地接受并不存在的事实。但是，这种友好关系的恢复，仅仅在走到斯万家时就已结束；并非是因为他们家的膳食总管（此人很喜欢我）这时对我说吉尔贝特出去了（当天晚上我确实获悉这话不假，是遇到过她的一些人说的），而是因为他对我说的方式：“先生，小姐出去了，我可以对先生肯定地说，我没有撒谎。如果先生要了解情况，我可以把贴身女仆叫来。先生可以相信，我会尽一切可能使先生高兴，而如果小姐在家，我会立刻把先生带到小姐身边。”这些无意中说出的话，唯一重要的是说的方式，使我们获得一张透视无可怀疑的现实的至少是粗略的X光照片，而字斟句酌的话语会将其掩盖；这些话证明，吉尔贝特周围的人们有一种印象，那就是我使她感到腻烦；因此，这些话由膳食总管说出之后，立刻使我产生仇恨，但我不愿意恨吉尔贝特，而是恨膳食总管；他把我曾对女友有过的愤怒的感情，全都集中在他自己身上；我的爱情依靠这些话而摆脱愤怒的感情，独自保留下来；但这些话同时向我表明，我应该在一段时间里不要去看望吉尔贝特。她肯定会给我写信表示道歉。尽管如此，我不会立刻去看她，以便向她证明，我没有她也能生活。另外，我一旦收到她的来信，经常去看望吉尔贝特，也将是我在一段时间里可以轻而易举地不去做的事情，因为我只要想见她，就肯定能见到她。我为了减少故意不去见她所带来的愁闷，就必须感到我的心已摆脱可怕的疑虑，那就是我们是否无法再和好如初，她是否已经订婚、起程、被劫持。其后的几天就像过去的元旦的那个星期，我没有跟吉尔贝特一起度过。但以前的那个星期结束后，一方面，我的女友又将回到香榭丽舍大街，我又像以前那样见到她；另一方面，我同样确切地知道，只要仍然在元旦的假期里，就没有必要去香榭丽舍大街，因此，在那已经遥远而苦闷的一个星期里，我平静地忍受了我的忧愁，因为这忧愁里既没有担心也没有期望。现在恰恰相反，这期望几乎跟担心一样，使我的痛苦变得难以忍受。当天晚上，我没有收到吉尔贝特的信，就认为是由于她的疏忽或忙碌，我预料会在第二天上午的邮件中找到她的一封来信。我每天等待上午的邮件，等得心跳加快，然后灰心丧气，因为我在邮件中找到的信都不是吉尔贝特写的，或者是什么信也没有，这倒并非更加糟糕，因为另一女人对我表示友好，只会使我觉得吉尔贝特对我冷淡更加残酷。我开始对下午的邮件寄托希望。即使在上下午两次送信之间的时间，我也不敢外出，因为她有可能派人把信送来。后来，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邮递员和斯万家的跟班都已不可能来了，得把消除心神不定的希望推迟到第二天上午，而因为我认为自己的痛苦不会持续下去，我只好把它不断更新。忧伤也许仍然没变，但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用单一的形式来延续最初的激情，而是每天多次重现，首先是以一种更新频繁的激情，最初的激情因其频繁更新而最终——以极其短暂的纯物质状态——稳定下来，以致等待引起的心神不定刚刚消除，新的等待的理由就已出现，我每天时刻都处于焦虑之中，而这种焦虑，哪怕忍受一个小时也极其困难。因此，我的痛苦要比过去在元旦时剧烈无数倍，因为这一次我心里并非完全接受这种痛苦，而是时刻希望看到痛苦消失。这痛苦我最终还是接受；于是我知道它应该是无法改变的，我就跟吉尔贝特从此一刀两断，这样做对我的爱情有好处，也是因为我首先希望她不要对我存有倨傲不恭的回忆。从那时起，为使她不至于认为我因爱而生恨，当她后来约我见面时，我往往表示同意，但到最后一刻又给她写信，说我无法赴约，但表示对此感到遗憾，仿佛我是在跟一个我不想与其见面的人说话。这种表示遗憾的话，通常是漠不关心之人所说，所以在我看来，跟对所爱的女人装出的那种冷冰冰的口气相比，更能使吉尔贝特对我的冷淡信以为真。如果我不是用话语，而是用反复行动这一高招来向她证明我没有兴趣见她，她也许会重新对我发生兴趣。唉！这样做也不会有用处：企图用不再见她的办法来重新使她产生跟我见面的兴趣，结果是永远失去她；首先是因为这兴趣一旦重新产生，而我又希望它继续存在，就不能立刻对它让步；另外，在这时，最危急的时刻已经过去；她对我来说不可或缺，那是在此时此刻，因此我很想能提请她注意，让她知道在不久之后，她重新见到我时，她将要抚慰的痛苦已是微不足道，她也不再像此刻那样，是为消除痛苦而投降、和解和再次见面的一个原因。到以后，等吉尔贝特重新对我兴致勃勃之后，当我最终能毫无风险地向她承认之时，我对她的这种兴趣却经不起长期分离的考验，就不再存在；吉尔贝特在我眼里将变得无关紧要。我知道这点，但我不能对她说；她知道了就会认为，我觉得长期见不到她就会不再爱她，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她叫我赶快回到她的身边。在这段时间里，我要不见到她，有一种更为方便的办法，那就是（为了让她清楚地知道，我虽然说了反话，但我不让自己去见她是出于我的意愿，而不是因为有其他事情，也不是因为我身体欠佳）每当我预先得知吉尔贝特不在她父母那里，要跟一女友出去，并且不回家吃晚饭，我就去看望斯万夫人。（她对我来说又变得像过去那样，我当时很难见到她女儿，在她女儿不去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些日子，我就去刺槐大街散步。）用这种办法，我能听到别人谈起吉尔贝特，我也可以肯定她会在其后听到别人谈起我，并用这种办法向她表明，我对她并非恋恋不舍。我像所有痛苦之人那样认为，我悲惨的处境很有可能变得更糟。原因是我能自由进入吉尔贝特的住所，所以虽然决定不使用这一便利条件，心里仍然总是在想，即使有朝一日我的痛苦过于剧烈，我也能使它消失。我的痛苦是一天接着一天。这样说还嫌不够。我每小时有多少次（但现在已没有我们失和之后、我重返斯万家之前最初几个星期里使我感到压抑的那种焦虑不安的等待）在对自己诵读吉尔贝特会在某一天寄给我、也许会亲自送来的信？这想象的幸福时刻浮现在我眼前，使我能忍受现实的幸福的毁灭。对于那些不爱我们的女人，如同对于“失踪者”那样，明知道已经希望全无，却还要继续等待。我们的生活在窥视和偷听中度过；有些母亲的儿子航行大海，进行危险的探险，她们虽说早就确信儿子葬身大海，却仍在时刻想象他已奇迹般获救，即将身体健康地走进家门。这种期待，因回忆的强度和器官耐受力的不同，或者使这些母亲得以度过一年年的时间，最后接受儿子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并逐渐忘却和生活下去，或者使她们与世长辞。【298】

    另一方面，想到我的忧伤对我恋爱有利，这忧伤因此而稍有缓解。我每次去看望斯万夫人都没跟吉尔贝特见面，在我看来是残酷的表现，但我觉得这样会改善吉尔贝特对我的看法。

    另外，我去斯万夫人家之前都要设法确定她女儿不在家，也许是因为我决心跟她闹翻，也许是因为我既希望和解又想要放弃（人的心灵中，绝对的想法罕见，至少很少有持久的绝对想法，因为人的心灵有一条规律，因各种不同回忆的突然涌现而得到证实，那就是它的间歇性），我因此而无法看到这意愿过于残酷之处。这种希望，我清楚地知道具有幻想的成分。我如同一个穷人，要是在吃干面包时想到，一个陌生人也许即将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赠送给他，面包上就不会掉下这么多的眼泪。我们要使现实变得可以忍受，就不得不在心中稍加痴心妄想。然而，我的希望要更加完好无损——同时我们的分手也进行得更加完美——我就不要遇到吉尔贝特。如果我在她母亲家里跟她迎面相遇，我们也许会相互说出无法补救的话，使我们彻底闹翻，并使我的希望破灭，另一方面，在产生新的焦虑的同时，重新唤起我的爱情，并使我更难做到听天由命。

    斯万夫人在很久以前，即在我远未跟她女儿闹翻之时，就曾对我说过：“您来看望吉尔贝特，很好，但我也希望您有时为我而来，不是在我的舒弗勒里日【299】，在那天您会感到厌倦，因为我的客人太多，而是在其他日子，只要时间稍晚，我总是在家。”因此，我去看望她时，犹如过了很久才去满足她以前表达的愿望。在时间很晚、天色已黑的时候，就是我父母差不多要坐下吃饭的时候，我去看望斯万夫人，我知道那时不会遇到吉尔贝特，但我会想到的却只有她一人。巴黎的那个街区，当时被认为十分偏僻，巴黎也不像现在这样灯光明亮，即使在市中心的街道上也没有电灯，屋里的电灯也十分罕见；在这个街区，底层或低矮的中二楼客厅（斯万夫人套间里的客厅就是如此，她通常在那里接待客人）里的灯光足以照亮街道，行人因此抬头观看，并将这灯光看作门前停放几辆套有骏马的双座四轮马车的显而易见和隐约可见的原因。行人看到其中一辆马车启动，就略带不安地以为这神秘莫测的原因发生了突变，但这只是车夫担心马匹着凉，不时让这些牲畜来回转悠，它们走来走去，给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上胶的车轮滚动无声，使马蹄声显得更加清晰、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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