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时间里,忧伤逐渐减少,却依然存在,因此就必须区分两种忧伤,一种是因我们时刻想念这个人本人而产生,另一种是因某些往事而唤起,如说过的一句坏话,如在我们收到的一封信中使用的一个动词。对于忧伤的各种形式,我们留待以后的一次恋爱时再作描述,现在我们只是说,第一种形式要比第二种形式残酷无数倍。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人的看法,因此人一直活在我们心中而变得美好,并增添我们立即为此人戴上的光环,这种看法即使不带有希望的众多愉悦,至少带有持久忧郁的安宁。(另外,必须指出,给我们带来痛苦的某个人的形象,在复杂的情况中并不重要,这些复杂的情况使恋爱时的忧伤变得严重、持续下去并且不能治愈,如同在某些疾病中,病因几乎无法解释连续高烧和缓慢康复。)但是,如果说对我们所爱之人的看法,反映出一种总体上乐观的智慧,那么,这些特殊的往事、这些坏话和这封带有敌意的信却并非如此(我只收到一封这样的信,是吉尔贝特写的),仿佛这个人本人就在这些如此狭小的片断之中,并具有强大的力量,而在我们通常对这个人的整体看法中,此人根本不具备这种力量。这是因为我们看那封信,并非像欣赏我们所爱之人的形象那样,怀着惋惜时的忧郁和平静;我们看那封信,可说是如饥似渴,怀着我们因意外的不幸而受到煎熬的可怕焦虑。这种伤感的形成并不相同;它们的起因是在外部,并通过剧痛的途径来到我们内心深处。我们女友的形象在我们看来陈旧而又真实,但实际上已经过我们多次修改。严酷的往事跟这种修改过的形象不是属于同一时代,而是属于另一时代,它是骇人听闻的过去的罕见见证之一。但是,这过去依然存在,只是在我们心中除外,因为我们喜欢用美好的黄金时代将其取代,即用众人都将重归于好的天堂取而代之,正因为如此,这些往事、这些信件,都是对现实的一种召唤,应该用它们突然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使我们感到,我们虽说每天都在等待中盼望,却已离这一现实十分遥远。这并非因为这现实应该一成不变,虽说有时确实如此。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女人,我们从未想要跟她们重逢,而她们对我们并非故意的沉默,则报以同样的沉默。只是这些女人并非是我们所爱,我们也就没有计算,有多少年是在远离她们的地方度过,这个例子会使上述推论失去价值,我们却在思考分离的有效性时忽略了这点,如同相信预感的人们,会对他们的预感并未得到证实的所有事例忽略不计。
但是,远离毕竟可能会有效力。我们再次见面的欲望和兴趣,最终会在目前轻视我们的情感中重新产生。只是还需要时间。然而,我们在时间方面的要求,跟情感为改变而提出的要求一样过分。首先是时间,这正是我们决不会轻易给予的东西,因为我们的痛苦巨大,我们急于看到它消失。其次,这时间虽说是另一人的情感为改变所需要的东西,但我们的情感也将利用这时间来改变,因此,当我们为自己确定的目标变得可以达到时,这目标就不再成为我们的目标。另外,这目标将能达到的想法,即在这个目标不再是我们的一种幸福之时,我们就不会有最终无法得到的幸福的想法,包含着部分的真理,但仅此而已。幸福降临我们头上,是在我们对它漠不关心之时。正是这种漠不关心,使我们降低了要求,并使我们在回首往事时认识到,这幸福在那个时候会使我们欣喜若狂,但我们也许会在当时认为它极不圆满。对于你漠不关心的事情,你不是非常挑剔,也不能进行十分中肯的判断。一个我们不再喜欢的人,其亲热在我们的冷淡面前会显得过分,但在我们的爱情面前也许会显得远远不够。这温柔的话语,这样提出的约会,我们想到的是它们会给我们带来的乐趣,而不是所有那些温柔话语和约会,我们曾希望看到那些温柔话语和约会能立即接踵而来,但我们也许会因为这样贪心而无法心想事成。因此,不能肯定的是,这姗姗来迟的幸福,在我们无法再享受之时,在我们不再恋爱之时,是否仍然是我们过去所盼望的幸福,由于没有这种幸福,我们曾经多么不幸。只有一个人能对此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我们当时的自我;这自我现在已不复存在;也许只要这自我重现,就足以使相同或不同的幸福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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