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待我不会再珍惜的梦想在事后一一实现，并像跟吉尔贝特刚刚认识时那样，不断杜撰她的话语和书信，想象她在说话时和书信中请求我原谅，承认以前只爱过我一人，并要我娶她为妻，这样，一系列不断重新创造的温柔形象，最终在我思想里占有的地位大于吉尔贝特和那小伙子的形象，因为这后一种形象已不再有任何东西补充进去。在此之后，我也许会再次前往斯万夫人家，但遗憾的是我做了个梦，梦见我的一个朋友，我认不出是哪一个，对我虚情假意，并认为我也虚情假意。我因这个梦而感到的痛苦突然醒来，觉得痛苦依然存在，就重新想起那个朋友，想要回忆起我梦中见到、其西班牙名字已记不清楚的朋友到底是哪一个。我既是约瑟又是法老，开始释梦【331】。我知道，在许多梦中，不应重视人的外表，因为那些人有可能乔装，并互换面孔，就像一些大教堂中残缺不全的圣徒塑像，无知的考古工作者修复时，在一位圣徒的身体上装上了另一位圣徒的脑袋，并把他们的特点和名字搞错。梦中那些人的标志物【332】和名字可能会让我们上当受骗。我们喜爱的人能在梦中被辨认出来，只是因为我们所感到的剧烈痛苦。我的痛苦使我知道，在我睡着时变成了小伙子的那个人，不久前对我虚情假意，至今仍使我感到痛苦，此人就是吉尔贝特。我于是想起，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就是她母亲不让她去看日场舞蹈表演的那天，她怪笑着说，她不相信我对她真心，这话也许是真诚的，也许是虚假的。通过联想，这件往事又引出了我记忆中的另一件往事。在很久以前，是斯万不愿相信我的真诚，也不相信我会成为吉尔贝特的良友。我给他写了信，但毫无用处，吉尔贝特把信退还给我，并在交还给我时同样露出难以理解的微笑。她并未立即把信还给我，我想起在月桂树丛后面演出那场戏的前后经过【333】。你在不幸时就有了是非感。吉尔贝特现在对我的反感，在我看来是生活对我在那天的行为的一种惩罚。这种种惩罚，你自以为已经逃避，因为你在过马路时注意来往的车辆，避免了危险。但是，还存在内部的惩罚。事故来自你并未想到的一面，来自内部，来自情感。吉尔贝特当时说：“只要您愿望，我们还可以争夺。”这话使我感到厌恶。我把她想象成这个样子，她也许在家里，在放置衣被的房间里，跟那个小伙子在一起，就是我看到陪她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的那个。因此，（在一段时间以前）我自以为稳稳当当地筑了个幸福之窝，是昏了头，现在我已放弃幸福，就认为可以肯定我至少已平静下来，以后也会保持平静，这样想也是昏了头。因为只要我们心里一直保存着另一个人的形象，随时可能被毁掉的就不仅仅是我们的幸福；在这幸福消失之时，在我们忍受痛苦之后、终于使自己的痛苦消除之时，这既骗人又不稳定的东西，过去曾是幸福本身，现在则是平静。我的平静终于恢复，因为能改变我们的精神状态和欲望的东西，借助于一个梦而进入我们的思想之中，但这东西也逐渐消失，因为永恒和持久不会赋予任何事物，也不会赋予痛苦。另外，因爱情而痛苦的人们，就像我们说的某些病人那样，是医治自己疾病的医生。由于能给他们以安慰的只有使他们痛苦之人，由于这痛苦是此人的一种流溢，因此，他们最终只能在此人身上找到一种医治痛苦的良药。这种良药，痛苦会在一定的时候使他们发现，因为他们在对痛苦进行反复思考的过程中，这痛苦会向他们展示那个被怀念者的另一面，这一面有时十分可憎，使他们不想再见到此人，因为在跟这个人相聚之前必须使其痛苦，这一面有时极其温柔，他们因此把赋予此人的温柔当作一种优点，并从中得出抱有希望的一条理由。但是，痛苦已在我身上发生变化，最终消失也徒劳无益，我已不愿经常去斯万夫人家。这首先是因为被抛弃的恋人生活在等待——即使是并未明言的等待——的感觉之中，这种感觉会自行发生变化，虽说从表面上看仍然未变，却已让第一种状态由完全不同的第二种状态取而代之。第一种状态是那些把我们弄得烦躁不安的痛苦事件的结果和反映。等待可能发生的事情时有恐惧相伴，更何况如果没有从我们喜爱的女人那里传来任何新的消息，我们就想在此刻自己采取行动，我们并非十分清楚的是，行动将会取得何种成功，因为在这次行动之后，也许就没有可能采取另一次行动。但在不久之后，虽说我们并未觉察，但我们仍在继续的等待已被确定，并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不再由对我们所经受的过去的回忆来确定，而是由对想象中的未来的希望来确定。从此之后，等待几乎是愉快的事情。另外，第一次等待，在持续一段时间的过程中，使我们养成在期望中生活的习惯。我们在最后几次约会中感到的痛苦仍然存留在我们身上，但已经处于睡眠状态。我们并未操之过急，想要让痛苦重现，更何况我们不是十分清楚，我们现在会提出什么要求。在我们喜欢的女人身上占有的东西稍有增加，只会使我们对我们尚未占有的东西的需求更为迫切，但这种东西却总是无法得到，因为我们在满足后又有了新的需求。

    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后来又有了最后一个原因，使我不再去拜访斯万夫人。这个原因到后来才出现，不是因为我已把吉尔贝特忘记，而是因为想把她尽快忘记。在我的巨大痛苦消失之后，我对斯万夫人的拜访也许又成了消除我剩余忧伤的安慰和消遣，这种安慰和消遣在初期对我是何等的珍贵。但这种安慰有效的原因，也成了消遣的缺点，这就是说，跟这些拜访密切相关的是对吉尔贝特的回忆。消遣要对我有益，就只有使与吉尔贝特毫不相干的想法、兴趣和激情，跟不会再因吉尔贝特在场而补充养料的感情进行斗争。于是，这些跟我们喜爱的人无关的思想状态就占了一个地方，这地方不管在最初是多么狭小，却都是从占据我们整个心灵的爱情那里夺来。正当只是一种回忆的感情在减弱之时，我们必须设法维持和发展这些想法，因此，引入思想中的新的成分，跟感情进行争夺，并夺取心灵中越来越多的地方，最终从它那里夺得全部心灵。我由此认识到这是消除爱情的唯一方法，而我还年轻，也很勇敢，可以这样去做，可以承受最剧烈的痛苦，这种想法产生于一种信念，那就是不管要为此花费多少时间，总会取得成功。我现在写给吉尔贝特的那些信中，说到我不想见到她的原因，暗示是因为她和我之间有某种神秘莫测的误会，对于这纯属杜撰的误会，我起初希望吉尔贝特请我作出解释。但实际上，即使是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交往，通信者也不会要求对方作出任何解释，因为他知道，对方如故意写出一句隐晦、虚假或指责的话要他进行驳斥，他就会极其高兴地感到，他拥有——并保留——行动的控制权和主动权。在关系亲密的交往中更是如此，因为恋爱时巧舌如簧，冷淡时兴味索然。吉尔贝特没有怀疑这种误会，也不想去进行了解，这误会对我来说就成了真实的事情，所以我在每封信中都要提到。这种假想的状况和假装的冷漠有一种魔力，会使你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我写出“自从我们两颗心分开之后”这样的文字，是为了使吉尔贝特在回信中写道：“我们的心并未分开，让我们说说清楚。”我老是这样写，最后就信以为真。我再三说：“生活对我们来说可能已发生变化，但它决不会消除我们已有的感情”，是为了想要听到自己最终说出：“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感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烈。”我反复这样说，就有了这种想法，认为生活确实已发生变化，认为我们将会记得已不复存在的感情，如同某些神经过敏的人，装出生病的样子，结果弄假成真。现在，我每次给吉尔贝特写信，都要提到这假想的变化，但她在回信中始终不提此事，这变化因此得到她的默认，并仍将在我们之间存在。后来，吉尔贝特不再沉默下去。她采用了我的观点；在正式宴会的祝酒词中，来访的国家元首几乎完全重复作为东道主的国家元首刚才使用的措辞，同样，我每次在给吉尔贝特的信中写道：“生活已将我们分开，但对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的回忆将会永存”，她阅后一定会在回信中写道：“生活已将我们分开，但决不会使我们忘记过去的美好时光，这段时光我们将会永远珍惜。”（要说出“生活”为什么将我们分开，是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就会感到非常为难。）我已不再十分痛苦。然而在有一天，我在信中把香榭丽舍大街那个卖麦芽糖的年老女商贩去世的消息告诉她，并写了如下文字：“我想这会使您感到难受，而在我心里，这唤起了许多回忆。”写完后，我不由泪如雨下，因为我看到自己在谈论爱情时使用过去时，仿佛这爱情是几乎已被遗忘的死人，而我在想到这爱情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它当作活人，至少它还能死而复生。朋友不愿再次相会，他们的来往书信却极其动人。吉尔贝特的来信如同我写给关系疏远的人们的信，温文尔雅，表面热情，她有这种表示，我感到十分温馨。

    另外，我每次都拒绝跟她见面，痛苦也就逐渐减少。由于她对我来说已不像以前那样珍贵，我种种痛苦的回忆就显得力量不足，无法再用不断重现的方法来摧毁我思念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乐趣形成。在这种时候，我后悔自己当初不愿进外交界，并选择了定居生活，目的是不离开一位姑娘，而这位姑娘，我不会再去见她，并已几乎把她忘记。我们为一个人而安排自己的生活，当我们最终能在生活中接待这个人时，此人却不来了，然后对我们来说如同已经死去，而我们却成了只是为她而安排的生活中的囚徒。如果说我父母觉得威尼斯对我来说过于遥远和炎热，那么，去巴尔贝克小住至少十分方便，旅途也并不劳累。但是，为此必须离开巴黎，放弃对斯万夫人的拜访，拜访的次数虽然很少，却能使我偶然听到她跟我谈起她的女儿。另外，我也从拜访中找到这种或那种跟吉尔贝特无关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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