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并没多大的能力。他们往往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向我发出最后的求援吁呼。好比溺水之人，向岸上的人们伸最后一次手。而我，乃是岸上的人们中，和他们有种种撕扯不开的故旧关系的一个。倘我不相应地也伸出手去，他们就会放弃挣扎。我伸出我的手，他们便会再扑腾一会儿。我虽多次伸出过自己的手，却没有一次真正握住过他们谁的手，一下子将谁从生存的灭顶之灾拉上岸过。他们的命况出了转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不甘沉没救了自己。
“别急，让我们一块儿来想想办法！”“天无绝人之路，我尽力而为！”这是我每说的话。
而就意味着我做了承诺。于是便揽了一件难事，于是自己便有了种烦和忧。于是，也便似乎有责任和义务。
我第一次听到“草根族”这一种说法，是十几年前一位从国外进修电影回来的朋友说的。他对我的一篇小说很感兴趣，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且决心一试牛耳，亲自执导，那剧本起了个名《野草根》。
我问：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他说：你小说写的是底层民生形态啊。我说：那就叫《底层》不好吗？他认为太直白了，没意味。
我说：高尔基曾写过一部话剧剧本，便是以《底层》这一剧名公演的。他说：国外目前将底层民众叫“草根族”，你的小说反映的是底层的底层的民生，自然生活，于社会关怀半径以外的群体，所以该叫《野草根》，我挺欣赏我起的名字的，你依我吧！我见他那么坚持，依了他。
但他没拍成，剧本审查时被“枪毙”了。在我预料之中，在他预料之外。后来，中国对于底层的底层之民众，有了一种比较有人情味的说法，叫“弱势群体”。这说法中包含着关注与体恤的意思，然而依我的眼看来，中国之“弱势群体”，或曰“野草根”族，似乎不是在减少着，而是在增多着。有时，则减与增的现象并存，这一行业在减着，那一行业在增着，此地减，彼地增。而谁一旦被列入增数里，谁的命况也就比底层更低了一层，谁也就由“草根族”而“野草根”了……二小是“野草根”二十余年了，死前无栖身之所，自然也就没家，还往往没工作。其实只有小学文化的他，除了摆摊，要在当今职业竞争严酷的社会找到一份能相对干得长久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的父母去世以后，我将我的哥哥从哈尔滨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北京。我不想哥哥在精神病院度过一生，所以在西三旗买了房子，决心给哥哥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我在那样打算时，心中便想到了他。我的哥哥是由我的四弟和二小护送至北京的。
我当时对他说：“这儿既是大哥的家，也是你的家。你和大哥，以后相依为命吧！我把大哥托付给你照顾最放心。”
三室一厅敞敞亮亮的房子，一切家具皆新。电视机、影碟机、冰箱、洗衣机，应有尽有。还有电子琴，还有空调，还有摆满了书的书橱，还有文房四宝，还有象棋、围棋和扑克……我的哥哥和他喜出望外，高兴得合不拢嘴。我给二小每月的工资是七百元，生活费由我来负担。哥哥吸烟很凶，二小也是烟民，且有那么点儿酒瘾。我说：“二小，这都没关系的，只要适量，不危害身体。烟酒你千万不要花自己的钱买，二哥会经常给你们送来，断不了你们的就是。你的工资基本不必动，存着，一年就是八千多。几年后，二哥再支援你一笔钱，你也算有点的本钱可以去扑奔你的人生了！”
二小诺诺连声。从此我觉少了两桩心事，一份是牵挂于我的哥哥，一份是牵挂于二小。两份心事，都曾使我彻夜难眠过。
他把我的哥哥照顾得很好，凭良心讲，比我这个当亲弟弟的做得还好。我对二小的感激也常溢于言表。那小区有人曾私下向我告二小的状，说哪天哪天，将我的哥哥锁在家，自己去小饭店里喝酒；哪天哪天，二小才从外边回小区。言下之意，是不定往什么不干净的地方鬼混去了。
而我总是笑笑。
终日与我的哥哥相厮守，我理解二小那一份大寂寞，尽管我常去陪他们住。我便每每提醒：“二小，北京和别的城市一样，也有进行非法勾当和肮脏交易的场所，也有专布泥潭设陷阱诱别人入彀的阴险邪狞之徒，要善于识别，避免沾染其污其秽。”二小便也每诅天发誓般地回答：“二哥，我能做让你失望的事吗？”二小确实没做过那样的事。起码在北京是没做过的。起码，没使我起过疑心。有人又背地里向我告他的状，说他剪一次发花了八十多元。我便问他：“二小，你的头发，是花八十多元剪的吗？”
二小说：“是啊，二哥。”我又问：“头发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头发，咱们男人花那么多钱剪一次发干什么呢？”
二小说：“二哥，我才四十多岁，头发就快白一半了。不染，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觉得伤心。用好点儿的染发剂，就那个价。”
我想了想，掏出一百元钱给他。我说：“二哥是舍不得你花自己的钱，你以后剪发的钱，二哥补贴给你就是了。”
二小哪里肯接呢！我逼他收下，并说：“就这么定了。”
半年后，他带我的哥哥回了一次哈尔滨，我给他带上了两千元钱。十天后，他们回北京，两千元全花光了。
我的弟弟妹妹因而对我有看法，抱怨花钱太大手大脚了。我说：“我们的哥哥三十余年在精神病院，几乎没快乐过。二小二十余年人生无着落，受了不少苦。哥哥是我们的手足，二小是老邻居的孩子，我和你们都因有家庭有工作而不能全身心照顾哥哥，二小替我们照顾着了。我认为他照顾得很好，我们应该永远感激。平均下来，他和大哥，也不过每人每天才花一百多元。不算多。不能以平常过生活的标准要求他们这一次的花费。”
回到北京，二小内疚地对我说：“二哥，我花钱花得太冒了，连车票都是借钱买的，你扣我一月工资吧！”
我说：“别胡思乱想。车票钱，二哥还。但你以后应该明白，二哥虽有些稿费收入，却来之不易啊！何况我也不是为了稿费才写作。总之我认为，节俭是美德。你不是靠技能挣钱的人，花钱大手大脚，会给别人不好的印象。”
二小脸红了。我批评二小，一向点到为止。二小对我的话，也从不当耳旁风，一向铭记于心。这使我欣慰。
一年多以后，二小有日忽然对我说：“二哥，你救人就救到底吧？”我不禁一怔。二小紧接着说：“二哥，给我找个老婆，替我成个家吧！”我沉吟起来。
“二哥，求求你了！我都四十多岁了，还不知道女人的滋味啊！我有时喝酒，那是借酒浇愁呀！”
我心一阵难过。我说：“那你们住呢？”
二小说：“这不三个房间吗？我们两口子一间卧室，大哥一间，空一间你来时住，我们永不侵占。”
我说：“二小，像你目前这种情况，哪个能自食其力的女人肯嫁给你呢？如果你们以后有了孩子，如果以后你们一家三口再陷入生活的困境，我除了赡养大哥，除了周济弟弟妹妹，再负担起对你们一家三口的责任来，二哥还有一天安心的日子过吗？别忘了，二哥也五十多了，你断不可以有一生依赖于我的念头！二哥请你来照料大哥，不过是权宜之计。对你是，对大哥也是。大哥今后还是要由我来陪过一生的。而你，要在五年内攒下笔钱，也要养好身体。五年后，你才四十七八，身体健康，到时二哥再帮你一笔钱。那时，你考虑成家才现实啊！……”
二小于是默然，也有几分怅怅然怏怏然。我这辆“破车子”，已越来越感超载的滞重，实在不敢再让二小拖家带口地坐在我这辆“破车子”上了。那么一种情形，我连想一想都慌恐。
那一年的春节刚过，大小突然来到北京，预先也没打个招呼。两天后，我被二小找去，说有急事。见了面，兄弟俩坐我对面，大小给了我一张诊断，郁郁地说：“二哥你看咋办？”
那诊断上写着二小的肺结核又复发了，且正有传染性。大小将二小接回了哈尔滨。
我给他们带上了一万元钱。几天后，我说服哥哥，住进了朝阳区的一家精神病托管医院。半个月后，惦着二小，又托人捎回了五千元钱。
一个月后，二小从哈市郊县的一所医院打来电话，说住院费每天就得三百多元。
我明白他的意思，再次电汇五千……又住院了的哥哥，我每去看他，他总说：“二小怎么还没从哈尔滨回来？写信告诉他，我想他了，让他快回北京来接我出院。”
我说：“哥呀，二小的病还没养好啊！他怕传染你啊！”哥哥说：“我不怕。写信太慢了，打电话催他回来！我不怕传染上肺结核。”我暗想，我的老哥哥呀，你不怕，我怕啊！你精神不好，再患上肺结核，连住院都没医院收了，我可该怎么办！
再后来，好长时间没有了二小的音信。再再后来，听说他在这儿或那儿干点儿活。别人曾替我分析，说二小兄弟俩的话未必可信。暗示我那也许是他们兄弟俩做的一个圈套，多骗我些钱去先花着……我不信。我始终觉得二小他本质上是我家老邻居的一个好孩子，始终认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
我相信我的感觉。即使他们真的骗了我，我也宁愿原谅他们，因为那肯定的是由于他们面临难言的困境。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二小的电话，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挣钱很少。我问多少钱？
他说才三百多元。我问累不累？他说倒不累，替人看一个摊子。我问住哪儿？他说还能住哪儿呢？又厚着脸皮住妹妹家了呗！他说：“二哥，我想回北京，还照顾大哥。”
我说：“二小呀，大哥适应了医院，出出入入，一反一复的，对大哥的病情不好啊！”
电话那一端，二小沉默良久后，低声问：“二哥，你是不是不想管我了？”这一问，也将我问得不禁沉默了片刻。“二哥，你要不管我，我活着就没什么指望了。”二小的声音，悲悲切切。我反问：“二小缺不缺钱？”二小说：“二哥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钱的意思。你寄来的钱，我还有两千多元没花。”
我说：“二小听着。一名下岗工人的最高抚恤金，也不过三百多元。而且他们有子女，要供子女上学。你挣的确实少，但你毕竟已开始自食其力。这是你在社会上的起点。你应该坚持一个时期。如果你确实缺钱了，就打电话告诉二哥。但别一开口五万十万地要。那二哥给不起。二哥出一本内容全新的书，也不过才三万左右的稿费。但五千六千，二哥是舍得寄给你的。而且，依二哥算来，当可使你过上半年。市郊租一间有家具的小房，不过二百元；一个人每月四百元生活费，也算可以了。所以，我再给你寄钱，半年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就不应该再开口向我言钱。相当一段时间内，二小你一定要学会节俭地活着。你照顾大哥的一年多，二哥曾给你开的工资，你是怎么都花掉的呢？……”
那一天，我在电话里批评了二小。最后我说：“我不愿你流落街头，但哪一天你真的陷入绝境，那也不要怕，有你二哥呢！”
二小在电话那端情绪乐观了。他说：“二哥，这我就放心地活着了。”
后来大小来电话麻烦我，我关心地问起二小，他说二小在烧锅炉，一个月挣四五百了。
我说：“那不是很累的活吗？他是肺结核病人，怎么干得了呢？”大小说：“现在取暖都改烧油了，不烧煤了，不累。但是责任大，要留心看仪器……”
我心遂安。又很久没有二小的消息了。
我想，他在社会上四处乞讨似的讨的只不过是一种能够生存下去的最低等的机会而已，最终恐怕还是觉得，陪伴一个老邻居家的患了三十余年精神病的大哥，依赖一个写小说的二哥提供住处和饭食，并每月给开七百元“工资”，对于他更是一种较好的活法。即使一辈子，即使我这位“二哥”曾明确告诉他，指望我给他娶个老婆成个家，是多么不现实的念头。
但我却不像他那么想。我一直很理性地认为，陪伴我的哥哥无论对于二小还是对于我的哥哥，都只能是一个时期内的事。当时二小瘦得可怜，身体状况看去比我的哥哥还差。倘我不做出那一种安排，他是活不了多久的。事实上，他当时正是处于人生的绝境。
我希望他早有人生的另外一种出路，而我的哥哥的余生由我来负责。我觉得他总算是找到了出路。所以当大小在电话的那一端告诉我“二小走了”，我一时不能明白大小的话，以为二小不干那份烧锅炉的活，离开哈尔滨到外地谋另一种人生去了。
我竟有些生气，又说：“那活不是不累吗？不是工资也不算低吗？不是还有住处吗？他跟你商议了吗？你也同意他走了吗？……”
我接连问过之后，大小在电话那端沉默。“你怎么不说话？”我断定大小也是同意了的，直想在电话里冲大小发火。
不料大小想快而快不了地回答：“二……二小……死……死了……我……我们刚……刚把他……火化……”
我一时握着话筒呆住，头也突然的不晕沉了。如同被医术很高的中医师，将一枚银针深深地捻入我足以使头脑清醒的穴位。它仿佛扎在我一根极敏感又脆弱的神经上了，而那一根神经每使我对生死之真相陷于宿命的悲观。
大小的声音，听来平静。似乎在通知我一件纠缠了他很久，也使他很累很无奈而原本不过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之事终于彻底结束了，一了百了。
“野草根”们的亲情，并不像我从前想象的那样反而更加温爱更加密切，事实上好比干旱来临时非洲原野上的野生动物，各顾各成了一种不二法则。
我低声问：“怎么才告诉我？”连自己都听出了只不过是自言自语。
大小反问：“二哥，早两天告诉你，你能为他，回哈尔滨吗？”声音仍那么的平静。
奇怪，这话，大小倒说得一点儿都不口吃了，仿佛是背了一百遍的一句台词。我，只有缄默。大小告诉我，二小是这么死的端着他的一大瓶茶水，下什么跳板，一失足，从高处摔下，头脑撞磕于水泥台的尖角，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头肿大得不成样子，三天后就死了。死前，嘴里还念叨着：“北京，大哥，二哥……”我心一阵酸楚。现在，二小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我去医院探视我的哥哥，他必问：“给二小打电话了吗？他什么时候来北京？不是让你告诉他我不怕传染上肺结核吗？……”我只有支吾搪塞而已。
野草根，野草根，野草根啊，人命一旦若此，那是如我这样的一个写小说的二哥，既陪伴不起，也实际上安慰不了的。
有时我放眼望我们这个有着十三亿之众的国家“，草根族”竟比比皆是起来。似乎，还在一茬一茬地增多着。
而我，由于来自于他们，便从根上连着他们的根。斩不断，理还乱。优越于他们，却也只有徒自地优越于他们，并一再地辜负于他们。
我这辆“破车子”，怎载得了人世间许多困苦艰难？也只有写下些劳什子文字，祭我和他们曾经同根的那一种破絮般的人生之缘，并安慰一下自己的无能为力……玉龙玉龙是我家五十年前的近邻卢叔、卢婶家的长子。当年我刚入中学，他才上小学。我们那一条小街，是哈尔滨市极破烂不堪的一条小街，土路，一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泥泞的。当年我们那个同样破烂不堪的院子九户人家，共享一百多平方米的院地，而我家和卢家，是隔壁邻居，我家二十八平方米，他家约二十平方米。我曾在我的小说《泯灭》中，将那条小街写成“脏街”。我也曾在我的小说《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写到“卢叔”这样一个不幸的人物。那是一部真实与虚构相交织的小说。这样的小说，按普遍经验而言，其中具有了虚构成分的人物本是不该写出真实之姓的。然而，我却据真所写了当年的我，哪里有什么写作经验呢？
真实的卢叔，亦即《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的“卢叔”的原型，可以说是一个美男子。我家成为卢家的近邻那一年，卢叔三十六七岁。当年我还没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现在自然是看过多部了。那么现在我要说当年的卢叔，像极了法国电影明星阿兰·德龙。
卢叔参加过抗美援朝，这是真实的。卢叔复员后曾在铁路局任科级干部也是真实的。不久，卢叔被开除了公职，没有了收入，成了一个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的人，这也是真实的。如今看来，那肯定是一桩受人诬陷的冤假错案。年轻的科长，有抗美援朝之资本，还居然有张欧化的脸，是美男子，肯定有飘飘然的时候。那么，被嫉妒也就不足为怪了。
卢婶当年似乎大卢叔两岁，这是我当年从大人们和他们夫妻俩开的玩笑中得知的。她年轻时肯定也是个窈窕好看的女子，身材比卢叔还略高。我们两家成邻居那一年，她已发胖，却依然有风韵。但，那显然是种根本不被她自己珍惜的风韵。底层的，丈夫有工作的人家，日子尚且都过得拮据，何况她的丈夫是个体收废品的。想来，她又哪里有心思重视自己的风韵呢？
好在卢婶是个极达观的女子、妻子和母亲。她一向乐盈盈地过他们一家的穷日子，仿佛穷根本就不是件值得多么发愁的事。用今天的说法，全院的大人当年都觉得她的幸福指数最高。那一种幸福感，是当年的我根本无法理解的。
现在的我，当然已能完全理解与卢叔那样一个美男子成为夫妻，在底层的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在对物质生活的憧憬若有若无的她那一类女人心里，大约等于实现了第一愿望吧？何况，卢叔是个有生活情趣的男人，还是个懂得心疼自己妻子的丈夫，同院的大人们常拿这样一句话调侃他“这是留给你妈的，谁偷吃我打谁！”而所留好吃的，往往是难得一见的一点儿肉类食品罢了。
玉龙是卢家长子。他的姐姐叫玉梅，弟弟叫玉荣。玉荣之下，还有两个妹妹。他最小的妹妹，是我们两家成为近邻之后出生的。有一点是过来人对从前年代有时难免怀旧一下的理由，那就是比之于如今的孩子们，从前的孩子们真的格外有礼貌。这不仅体现于他们对于大人的称呼，更体现于他们对邻家子女的称呼。即使年长半岁，甚或一两个月，他们也惯于在名字后边加上“哥”或“姐”的。我家兄弟四个依次都比卢家的子女年长，故依次被卢家的孩子叫作“大哥”、“二哥”、“三哥”、“四哥”。我的哥哥精神失常以后，卢家的孩子照样见着了就叫“大哥”的。卢家的子女都很老实，从不惹是生非。我只记得玉龙与另一条街上的孩子打过一次架，原因是“他们当街耍笑我大哥”！
卢家孩子称呼我家兄弟四人，“哥”前既不加“梁家”，也不带出名字。玉龙和玉荣兄弟两个，从小又是极善良、极有正义感的孩子。我从未听卢叔或卢婶教育过他们应该怎样做人。进言之，他们在这方面是缺乏教育的。我想，他们的善良与正义，几乎只能以“天性”来解释。当年，我每天起码要听到十几次出自卢家孩子之口的“二哥”。卢家五个孩子啊，往往一出家门就碰到了一个，听到了一句啊！
如今想来，当年，每天听到那么多句“二哥”，对我是一件重要之事，那使我本能地远避羞耻的行为。被邻家的孩子特亲近地叫“二哥”，这与被自己的亲弟弟亲妹妹所叫是很不同的。被邻家的孩子特亲近地叫“二哥”，使当年的我不可能不在乎配不配的问题。
大约是1984年或1985年春节前，我第二次从北京回哈尔滨探家。我已是年轻的一夜成名的作家，到家的当天晚上，便迫不及待地挨家看望邻居的叔叔婶婶们，自然先从卢叔家开始。
而卢家人正吃晚饭，除了卢婶，我见到了卢家全家人。卢叔瘦多了，我问他是不是病过，他说确实大病了一场。玉龙的姐姐玉梅、弟弟玉荣，还有玉龙的大妹妹，全都从兵团、农场返城了，都还没有正式工作。除了卢叔，卢家儿女们，皆以崇拜的目光看我，使我颇不自在。我六十多岁的老父亲，虽已劳累了一辈子，从四川退休回到哈尔滨后，为了使家里的生活过得宽裕点，在一个建筑队继续上班。经我父亲介绍，玉龙也在那个建筑队上班。我问玉荣为什么不也像他哥哥一样找份临时的工作？玉荣被问得有些难为情，玉龙则替弟弟说：“弟弟是兵团知青时患了肺结核，从此干不了体力活了。而要找到一份不累的工作，像玉荣那么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返城知青，等于异想天开。”
气氛一时就很愁闷。我心愀然。事实上，连我返城的三弟，当时也只能托我那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的老父亲的“福”，也与我父亲在同一个建筑队干活。
我又问：“卢婶怎么不在家？”卢叔反问我：“你家没谁告诉你？”我闻言困惑。
而玉龙忧伤地说：“二哥，我妈秋天里病故了。”玉龙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从他口中说出“病故”二字而非“死”字，使我感觉到了他心口那一种疼的深重不知他要对自己进行多少次提醒，才能从头脑中将“死”字抠出去，并且铆入他不习惯说的“病故”二字，足见他对他母亲的怀念之情。
我的心口也不禁疼了一下。那样一家，没有了卢婶，好比一棵树在不该落叶的季节，掉光了它的叶子。
我又没话找话地说了几句什么，逃脱似的起身告退。“二哥……”我已站在门口时，玉龙叫了我一声。我扭回头，见卢家人全都望着我。卢叔凄笑着说：“大老远的，你还想着给叔带几盒好烟回来，叔多谢了。”我说：“院里每位叔都有的。”卢叔说：“那你给我的也肯定比给他们的多。”而玉龙说：“二哥，我们全家都祝贺你是名人了。”
我又不知说什么好。卢家的儿女们，一个个虔诚地点头。
因为我哥哥几天前又犯病了，我的家也笼罩在愁云忧雾之中，家人竟都没顾得上告诉我卢婶病故了……第二年春季，父亲到北京来看孙子。父亲告诉我，卢叔也病故了。
父亲夸玉龙是个好儿子，为了给卢叔治病，将他家在后院盖的一间小砖房卖了。
父亲惋惜地说：“因为急，卖得也太便宜了，少卖了五六百元。如果不卖，等到动迁的时候，玉龙和玉荣兄弟俩就会都有房子结婚了。”
父亲最后说：“但玉龙是为了使你卢叔走前能用上些好药，少受些罪。他做得对，所以全院都夸他是个好儿子。”
夏季，玉龙忽一日成为我在“北影”的家的不速之客将近一米八的个子，一身崭新的铁路制服，一表人才。他说他父亲当年的“问题”得到了纠正，所以他才能有幸成为一名铁路员工。我问他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他说在货场管仓库，说得很满意。他反问我：“二哥，我文化也太低呀！所以应该很满意啊，对不对？”我和我的父亲连说：“对、对。”
我和父亲特为他高兴。他怕误了返回哈市的列车，连午饭也不一块吃，说走就走。我和父亲将他送出“北影”大门外。他说：“真想和大爷和二哥合一张影。”可临时哪儿去借照相机啊！当年连我这种人还没见过手机呢！
父亲保证地说：“下次吧！下次你来之前怎么也得先通个气儿，好让你二哥预先借台照相机预备着。”
玉龙说：“大爷，我爸妈都不在了，有时我觉得活得好孤单，我以后可不可以把您当成老父亲啊？”
父亲连说：“怎么不可以！怎么不可以！”玉龙看着我又说：“那二哥，以后你就好比是我的亲二哥了吧。”我说：“玉龙，我们的关系不是早就那样了吗？”望着玉龙走远的背影，父亲喃喃自语“：好孩子啊！也算熬到了出头之日了，他弟弟妹妹们有指望了……”
两年后，我有了正式工作不久的三弟“下岗”了。那一年的冬季玉龙又出现在我面前，穿一件旧而且破了两处、露出棉花的蓝布面大衣，看去像个到北京上访的人。他很疲惫的样子，不再一表人才。我讶异于他为什么穿那么一件大衣，以为大衣里边肯定还穿着铁路员工的蓝制服。但他脱下大衣后，上身穿的却是一件洗褪了色的紫色秋衣，显然又该洗澡了。
玉龙说：“二哥，我下岗了。”
我一时陷于无语之境。他买了我写的十几本书，说是希望通过送书的方式结识什么人，帮自己找到份能多挣几十元钱的活干，说再苦再累他都干只要能多挣几十元钱。
我一边签自己的名，一边问他弟弟妹妹们的情况如何？他说，他弟玉荣的病还是时好时犯，好时就找临时的工作，一向只能找到又累又挣钱少的活儿，干到再次病倒了算。他姐有小孩了，也“下岗”了。他两个妹妹同样没有正式工作。我听着，机械地写着自己的名字，不忍抬头看他，宁愿一直写下去。书中有一本是《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我正要签上名，玉龙小声说：“二哥，这本不签了吧。”我头也不抬地问：“为什么？”
他说：“你就听你弟的吧。”我固执地说：“这一本书我写得不那么差。”
他沉默片刻，以更小的声音说：“二哥，不瞒你，有看了这一本书的人，撺掇我告你。”
我这才想到，在《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我写到的一个人物用了卢叔的真姓，但却加在了书中那个“卢叔”身上一些虚构的成分，还是那种有理由使卢家人提出抗议的虚构成分。我终于放下笔，缓缓抬起头，以内疚极了也怜悯极了的目光看定他说：“玉龙，你起诉二哥吧。你有权利也有理由起诉我，那样你会获得一笔名誉补偿金，而那也正是二哥愿意的。”
我说的是真诚的话。事实上每次见到玉龙，我必问他缺不缺钱？而他总是说不缺，说真到了缺的时候，肯定会向我开口的。然而，我觉得他肯定永远不会主动向我开口的。
据我所知，卢叔卢婶在世时，生活最困难的卢家，不曾向院里的任何一户邻居开口借过钱。在这一点上，卢家儿女有着他们父母的基因。
听了我的话，玉龙的脸顿时红到了脖子，当面受了侮辱般地说：“二哥，你这不是骂我吗？哪儿有弟弟告哥哥的呢？我那么做我还是人啊！”
我说：“兄弟互相告，姐妹互相告，甚至父母和子女互相告，这类事全国到处发生。你放心，二哥保证，绝不生你的气。”
他说：“那我自己也会一辈子生自己的气，我姐我弟我妹他们也会生我的气！二哥你要是不欢迎我了，我立刻就走好啦！”
我只得笑着说：“那再版时，二哥一定做一番认真修改。”后来，玉龙又出现在我家时，我送给他一本签了我的名也写上了他名字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告诉他，是一本修改过的书。
他又红了脸，笑道：“二哥你看你，还认真了，这你让我多不好意思！”该脸红、该不好意思的是我，却反倒成了他。我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一下。他找着拎着的，带来了两大旅行兜五六十本书。他累得不断地出汗，说经人介绍，帮一位是东北老乡的生意人在北京跑批发，联系业务得自己出钱送礼，而送我的签名书，对他是花钱不多却又比较送得出手的礼物。我不许他以后再买我的书，要求他提前告诉我，我会为他备好签名书，他来取就是。他说：“那不行。这已经够麻烦二哥的了，怎么能还让二哥送给我书呢！何况我每次需要的又多，二哥写一本书很辛苦，绝对不行！”到现在为止，他一次也没向我要过书。后来，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两件毫无思想准备的伤心事，先是父亲去世了，几年后母亲又去世了这两件事对我的打击极沉重。
再后来，我将哥哥接到北京，也将玉荣请到北京帮我照顾哥哥，同时算我这个“二哥”替玉龙暂时解决了一件操心事，等于给他的弟弟安排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
但玉荣在回哈尔滨看望哥哥姐姐妹妹的日子里，不幸身亡。而我四弟的妻子不久患了尿毒症，一家人的生活顿时乱了套。
那一个时期，在我的头脑之中玉龙这个弟弟不存在了似的。两年后，等我将我这个哥哥的种种责任又落实有序了，才关心起久已没出现在我面前的玉龙来。
那是北京寒冷的冬季。我给四弟寄回了两万元钱，嘱他必须尽早聚上玉龙，不管玉龙需不需要，必须让玉龙收下那两万元钱。不久，四弟回我电话说，交代给他的任务他完成了。
春季里的一天，下午我从外开罢一次会回到家里，见玉龙坐在我家门旁的台阶上，双眼有些浮肿，上唇起了一排火泡他一副心力交瘁的样子，却没带书，只背一只绿书包。
进屋后，他刚一坐下，我便问他遭遇什么难事了？他说他最小的妹妹也大病一场，险些抢救不回生命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知道四嫂那时候也生命危险啊，我什么忙都帮不上，怎么还能告诉二哥我自己着急上火的事呢？！”
“二哥，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两万元钱我不能收。二哥的负担也很重，我怎么能收呢？”他从书包里掏出了两万元钱，放在我面前。他说等了我将近三个小时，他这次来我家就是为了送钱。两万元钱带在身上他怕丢，所以一直耐心地等我回来。
我生气了，与他撕撕扯扯地，终于又将两万元钱塞入了他的书包。这时响起了敲门声，我开了门见是某出版社的编辑，我忘了人家约见的事了。玉龙起身说他去洗把脸。
他洗罢脸就告辞了。编辑同志问他是我什么人。我如实说是老邻居家的一个弟弟，关系很亲。编辑同志说他见过玉龙。
我心中暗惊一下，猜测或许是给对方留下了某种不良印象的“见过”。编辑同志却说，前几天她出差从外地回到北京，目睹了这么一种情形有一精神不正常的中年女子，赤裸着上身在广场上边走边喊，人们皆视而不见，忽有一男人上前，脱下自己的大衣，替那疯女子穿上了。
我说：“你认错人了吧？”她说：“不会的。当时我也正想脱下上衣那么做，但他已那么做了。我站在旁边，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男人为一个疯女人一颗一颗扣上大衣扣子，心里很受感动。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所以不会认错人。”编辑走后，我见里屋的床上有玉龙留下的两万元钱。那一年，玉龙出现在我面前的次数多了，隔两三个月我就会见到他一次。
虽然用手机的人已经不少了，但他还没有手机，我也没有。他或者在前一天晚上往我家里打电话，那么第二天我就会在家里等他；或者贸然地就来了，每遇撞锁，便坐在我家门旁台阶上等，有时等很久。
“二哥，你瘦了。”“二哥，你显老了。”“二哥，你脸色不好。”“二哥，你可得注意身体。”
以上是他一见到我常说的话，也是我一见到他想说的话。每次都是他抢先说了，我想说的话也就咽回去不说了。
那一年，我身体很差，确如他说的那样。那一年，他的身体看去也很差，白发明显地多了，脸还似乎有点浮肿。我暗暗心疼他，正如他发乎真情地心疼我。他带来的书也多了。书是沉东西！
想想吧，一个人带五六十本书，不打的，没车送，乘公交，转地铁，是一件多累的事啊！以至于我往往想给他几本我新出的书，由于心疼他，犹犹豫豫地最终也就作罢了。
他来的次数多，我于是猜到他换挣钱的地方也换得频了。赠某某局长、处长、主任、经理……我按名单签着诸如此类的上款，而他常提醒我不要写“副”字，“赠”字前边加上“敬”字。我根本不认识那些人，他显然也一个都不认识。他只不过是在落实他“老板”交给的任务。有次签罢书，他起身急着要走。
我说：“别急着走，坐下陪二哥说会儿话。”他立刻顺从地坐下了。
我为他换了茶水，以闲聊似的口吻说：“怎么，不愿让二哥多知道一些你的情况吗？”
他说：“我有啥情况值得非让你知道的呢？”我说：“比如，做了什么好事、坏事……”他立刻严肃地说：“二哥，我绝没做过什么坏事。如果做了，我还有脸来见你吗？”
我说：“二哥的意思表达不当，我指的是好事。”他的表情放松了，不无自卑地说：“你弟这种小民，哪儿有机会做好事啊！”我就将编辑朋友在火车站见到的事说了一遍，问那个好人是不是他。他侧转脸，低声说：“因为大哥也是得的精神病，我不是从小就同情精神病人嘛，那事儿更不值得说了。”我一时语塞，良久，才说：“玉龙，我是这么想的二哥帮你在哈尔滨租个小门面，你做点儿小本生意，别再到北京四处打工了吧，太辛苦啦！”
他低下头去，也沉默良久才又说：“二哥，那不行啊。在咱们哈尔滨，租一个最便宜的而且保证能赚到钱的门面，起码一年五六万，还得先付一年的租金。二哥你负担也重，我不能花你的钱。再说，我也没有生意头脑，一旦血本无归，将二哥帮我的钱亏光了，那我半辈子添了块心病了。我打工还行，力气就是成本。趁现在还有这种不是钱的成本，挣多少是多少吧！二哥你家让你操心的事就够多的了，别为我操心了吧……”
我又语塞，沉默了良久才问出一句废话：“打工不容易是吧？”玉龙忽地就低声哭了。
我竟乱了方寸，一时不知该怎么劝他。他边哭边说：“二哥，有些人太贪了，太黑了，太霸道了，太欺负人了……只要有点儿权有点儿钱，就不将心比心地考虑考虑我这种人的感受了……”
我已经记不清我是怎么将他送出门的了。
我独坐家里，大口大口地深吸着烟，集中精力回忆玉龙说过的话。我能回忆起来的是如下一些话：“二哥，我受欺负的时候，被欺负急了就说，别以为我好欺负，我是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二哥是作家梁晓声！多数时刻不起作用，但也有少数起作用的时候。二哥，你是玉龙的精神支柱啊！别说三哥四哥秀兰姐家的生活没有了你的帮助不行，我玉龙在精神上没有你这个支柱也撑不下去啊……“二哥，我希望雇我的人多少看得起我点儿，有时忍不住就会说出我有一个是作家的二哥。他们听了，就要求我找你，帮他们疏通这种关系、那种关系。我知道你也没那么大神通，只能实话实说。结果他们就会认为我不识抬举，恼羞成怒让我滚蛋……“二哥，有时我真希望你不是作家，是个在北京有实权的大官，也不必太大，局一级就行，那我在人前提起你来，底气也足多了……“二哥，有时候我真想自己能变成一条龙，把咱们中国的贪官、黑官、腐败的官全都一口一个吞吃了！但是对老百姓却是一条好龙，逢旱降雨，逢涝驱云。而且，一片鳞一块玉，专给那些穷苦人家，给多少生多少，鳞不光，给不完……”
那一天，我吸了太多的烟，以至于放学回来的儿子，在门外站了半天才进屋。那次见面后的一个晚上，玉龙给我打来一次电话。他说：“二哥，我真有事求你了。”我说：“讲。”仿佛我真的已不是作家，而是权力极大的官了。玉龙说的事是东北农场要加盖一批粮库，希望我能给农场领导写封信，使他所在的工程队承包盖几个粮库。
我想这样的事我的信也许能起点儿担保作用，爽快地答应了。我用特快专递寄出了一封长信，信中很动感情地写了我家与卢家非同一般的近邻关系，以及我与玉龙的感情深度，我对他人品的了解、信任。我保存了邮寄单，再见到玉龙时郑重其事地给他看为了证明我的信真寄了。玉龙顿时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也将我像搂抱小孩子似的搂抱住，连连说：
“哎呀二哥，你亲口答应的事我还会心里不落实吗？还让我看邮寄单，你叫我多不好意思呀二哥……”
但那封信如泥牛入海，杳无回音。而那一次，是我那一年最后一次见到玉龙。他并没来我家找我问过，也没在打电话时问过。我想，他是怕我在他面前觉得没面子。大概，也由于觉得我是为他才失了面子的，没勇气面对我了。
之后两年多，我没再见到过玉龙。
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应邀参加一次活动，接我的车竟是一辆车体宽大的奔驰。行至豁口，遇红灯。车停后，我发现从一条小胡同里走出了玉龙。他缓慢地走着，分明地，有点儿驼背了。剃成平头的头发，白多黑少了。穿一件褪了色的蓝上衣，这儿那儿附着黄色的粉末。脚上的旧的平底布鞋也几乎变成黄色的了。
他一脸茫然，目光惘滞，显然满腹心事。他走到斑马线前，想要过马路的样子，可却呆望着绿灯，似乎还没拿定主意究竟要不要过。
他就那么一脸茫然，目光惘滞地站在斑马线前，呆望着马路这一端的绿灯，像在呆望着红灯。
我想叫他。可是如果要使他听到我的声音，我必须要求司机降下车窗，必须将上身俯向司机那边的窗口，还必须喊。因为，奔驰车停在马路这一边，不大声喊他是听不到的。
我话到嘴边，却终究没要求司机降下车窗。然而，玉龙到底是踏上了斑马线。当他从车头前缓慢地走过时，坐在车内的我不由得低下了头。我怕他一转脸看到了我。那一时刻，某些与感情不相干的杂七杂八的想法在我头脑中产生了。那一时刻，我最不愿他看到他的“精神支柱”。被人当成“精神支柱”而实际上又不能在精神上给予人哪怕一点点支撑力的人，实际上也挺可怜的。
那一刻，我对自己鄙薄极了。玉龙终于踏上了马路这一边的人行道，站在离奔驰四五步远处，似乎，还没想清楚应去往何方，去干什么。
我停止胡思乱想，立即降下车窗叫了他一声。然而，红灯变绿灯了。
奔驰开走了。玉龙似乎听到了我的叫声他左顾右盼。左顾右盼的他，瞬间从我眼前消失……几天后，传达室的朱师傅通知我：“那个叫你二哥的姓卢的人，在传达室给你留下了一个纸箱子。”
纸箱子很沉。我想，必定又是书。我将纸箱子扛回家，拆开一看不仅有二三十本我的书，还有两大瓶蜂蜜。
一张纸上写着这样一行字：“二哥，蜜是我从林区给你买的，野生的，肯定没受污染，也没有加什么添加剂。”
下边，是密密麻麻的一片需要我写在书上的名字。所有的书我早已签写过了，然而现在都是两个多月以后了，玉龙却没来取走。他也没打过我的手机，没给我发过短信。他是有我的手机号的。
以前，他也有过将书留在传达室，过些日子再来取的时候。但隔了两个多月还不来取，这是头一次。
我也有他的手机号。我拨过几次，每次的结果都是该手机已停用。他在哪里？在干什么？难道忘了书的事了吗？不由得不安了。后来，我就做了一场玉龙他变成了一条龙的梦。我与四弟通了一次电话，“指示”他必须替我联系上玉龙。
四弟第二天就回电话了，说他到玉龙家去过，而玉龙家动迁后获得的小小两居室又卖了，已成了别人的家。四弟也只有玉龙的一个手机号，就是那个已停用的手机号。看来，我只有等了。不是等他来将我签了名的书取走，那一点儿都不重要了。
我盼望他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使我知道他平安无事。
有些人的生活，做梦似的变好着。好得以至于使我们一般人觉得，作为人，而不是神，生活其实完全没必要好到那么一种程度。即使真有神，大多数的神的生活，想来也并不是多么奢华的。
有些人挣钱，姑且就说是挣钱吧，几百万几千万几亿的，几通电话，几次秘晤，轻轻松松地就挣到了。这里说的还不是贪污，受贿，是“挣”。
而有些人的生活，像垃圾片似的，要出现一个小小的好的情节，那几乎就非从头改写不可。而他们的草根之命是注定了的，靠他们自己来改写，除非重投一次胎，生到前一种人的家中去，否则，“难于上青天”。
而有些人挣钱，仍会使人联想到旧社会受尽了屈辱、剥削和压迫。最不幸的姑且不论，中国又该有多少玉龙，其实艰难地生活在无望与渺茫的希望之间呢？
而卢家的这一个玉龙，他有许多种借口坑、蒙、拐、骗，却在人品上竭尽全力地活得干干净净我认为他的基因比某些达官贵人高贵得多！
我祈祷中国的人间，善待他这一个野草根阶层的精神贵族。凡欺辱他者，我咒他们八辈祖宗！玉龙，玉龙，快来找我……紧绷的小街迄今，我在北京住过三处地方了。第一处自然是从前的北京电影制片厂院内。自1977年始，我在这里住了十二年筒子楼。往往一星期没出过北影大门，家、食堂、编导室办公楼，白天晚上数次往返于三点之间，像继续着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出了筒子楼半分钟就到食堂了，从食堂到办公室才五六分钟的路，比之于今天在上下班路上耗去两三个小时的人，上班那么近实在是一大福气了。
1988年年底，我调到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次年夏季搬到童影宿舍。这里有一条小街，小街的长度不会超过从北影的前门到后门，很窄，一侧是元大都的一段土城墙。当年城墙遗址杂草丛生，相当荒野。小街尽头是总参的某干休所，所谓“死胡同”，车辆不能通行。当年有车人家寥寥无几，“打的”也是一件挺奢侈的事，进出于小街的车辆除了出租车便是干休所的车了。小街上每见住在北影院内的老导演老演员们的身影，或步行，或骑自行车，或骑电动小三轮车，车后座上坐着他们的老伴儿。他们一位位的名字在中国电影史上举足轻重，掷地有声。当年北影的后门刚刚改造不久，小街很幽静。
又一年，小街上有了摆摊的。渐渐，就形成了街市，几乎卖什么的都有了。别的地方难得一见的东西，在小街上也可以买到。我在小街买过野蜂窝，朋友说是人造的，用糖浆加糖精再加凝固剂灌在蜂窝形的模子里，做出的“野蜂窝”要多像有多像，过程极容易。我还买过一条一尺来长的蜥蜴，卖的人说用黄酒活泡了，那酒于是滋补。我是个连闻到酒味儿都会醉的人，从不信什么滋补之道，只不过买了养着玩儿，不久就放生了。我当街理过发，花二十元当街享受了半小时的推拿，推拿汉子一时兴起，强烈要求我脱掉背心，我拗他不过，只得照办，吸引了不少围观者。我以十元钱买过三件据卖的人说是纯棉的出口转内销的背心，也买过五六种印有我的名字、我的照片的盗版书，其中一本的书名是《爱与恨的交织》，而我根本没写过那么一本书。当时的我穿着背心、裤衩，趿着破拖鞋，刚剃过光头，几天没刮胡子。我蹲在书摊前，看着那一本厚厚的书，吞吞吐吐地竟说：“这本书是假的。”
卖书的外地小伙子瞪我一眼，老反感地顶我：“书还有假的吗？假的你看半天？到底买不买？”
我说我就是梁晓声，而我从没出版过这么一本书。他说：“我看你还是假的梁晓声呢！”旁边有认识我的人说中国有多少叫梁晓声的不敢肯定，但他肯定是作家梁晓声。
小伙子夺去那本书，啪地往书摊上一放，说：“难道全中国只许你一个叫梁晓声的人是作家？！”
我居然产生了保存那本书的念头，想买。小伙子说冲我刚才说是假的，一分钱也不便宜给我，爱买不买。我不愿扫了他的兴又扫我自己的兴，二话没说就买下了。待我站在楼口，小伙子追了上来，还跟着一个小女子，手拿照相机。小伙子说她是他媳妇儿，说：“既然你是真的梁晓声，那证明咱俩太有缘分了，大叔，咱俩合影留念吧！”人家说得那么诚恳，我怎么可以拒绝呢？于是合影，恰巧走来人，小伙子又央那人为我们三个合影，自然是我站中间，一对小夫妻一左一右，都挽我手臂。
使小街变脏的首先是那类现做现卖的食品摊煎饼、油条、粥、炒肝、炸春卷、馄饨、烤肉串，再加上卖菜的，再加上杀鸡宰鸭剖鱼的……早市一结束，满街狼藉，人行道和街面都是油腻的，走时沾鞋底儿。一下雨，街上淌的像刷锅水，黑水上漂着烂菜叶，间或漂着油花儿。
我在那条小街上与人发生了三次冲突。前两次互相都挺君子，没动手。第三次对方挨了两记耳光，不过不是我扇的，是童影厂当年的青年导演孙诚替我扇的。那时的小街，早六七点至九十点钟内，已是水泄不通，如节假日的庙会。即使一只黄鼬，在那种情况之下企图蹿过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某日清晨，我在家中听到汽车喇叭响个不停，俯窗一看，见一辆自行车横在一辆出租车前，自行车两边一男一女，皆三十来岁，衣着体面。出租车后，是一辆搬家公司的厢式大车。两辆车一被堵住，一概人只有侧身梭行。
我出了楼，挤过去，请自行车的主人将自行车顺一下。那人瞪着我怒斥：“你他妈少管闲事！”我问出租车司机怎么回事，他是不是剐蹭着人家了？出租车司机说绝对没有，他也不知对方为什么要挡住他的车。那女的骂道：“你他妈装糊涂！你按喇叭按得我们心烦，今天非堵你到早市散了不可！”
我听得来气，将自行车一顺，想要指挥出租车通过。对方一掌推开我，复将自行车横在出租车前。我与他如是三番，他从车上取下了链锁，威胁地朝我扬起来。
正那时，他脸上啪地挨了一大嘴巴子。还没等我看清扇他的是谁，耳畔又听啪的一声。待我认出扇他的是孙诚，那男的已乖乖地推着自行车便走，那女的也相跟而去，两个都一次没回头……至今我也不甚明白那一对男女为什么会是那么一种德行。
两年后，“自由市场”被取缔，据说是总参干休所通过军方出面起了作用。如今我已在牡丹园北里又住了十多年，这里也有一条小街，这条小街起初也很幽静，现在也变成了一条市场街，是出租汽车司机极不情愿去的地方。它的情形变得与十年前我家住过的那条小街又差不多了。闷热的夏日，空气中弥漫着腐败腥臭的气味儿。路面重铺了两次，过不了多久又沾鞋底儿了。下雨时，流水也像刷锅水似的了，像解放前财主家阴沟里淌出的油腻的刷锅水，某几处路面的油腻程度可用铲子铲下一层来。人行道名存实亡，差不多被一家紧挨一家的小店铺完全占据。今非昔比，今胜过昔，街道两侧一辆紧挨一辆停满了廉价车辆，间或也会看到一辆特高级的。早晨七点左右“商业活动”开始，于是满街油炸烟味儿。上班族行色匆匆，有的边吃边走。买早点的老人步履缓慢，出租车或私家车明智地停住，耐心可嘉地等老人们蹒跚而过。八点左右街上已乱作一团，人是更多了，车辆也多起来。如今买一辆廉价的二手车才一两万元，租了门面房开小店铺的外地小老板十之五六也都有车，早晨是他们忙着上货的时候。太平庄那儿一家“国美”商城的免费接送车在小街上兜了一圈又一圈，相对于对开两辆小汽车已勉为其难的街宽，“国美”那辆大客车是庞然大物。倘一辆小汽车迎头遭遇了它，并且各自没了倒车的余地，那么堵塞半小时、一小时是家常便饭。“国美”大客车是出租车司机和驾私家车的人打内心里厌烦的，但因为免费，它却是老人们的最爱。真的堵塞住了，已坐上了它或急着想要坐上它的老人们，往往会不拿好眼色瞪着出租车或私家车，显然他们认为一大早添乱的是后者。
傍晚的情形比早上的情形更糟糕。六点左右，小饭店的桌椅已摆到人行道上了，仿佛人行道根本就是自家的。人行道摆满了，沿马路边再摆一排。烤肉的出现了，烤海鲜的出现了，烤玉米烤土豆片地瓜片的也出现了。时代进步了，人们的吃法新颖了，小街上还曾出现过烤茄子、青椒和木瓜的摊贩。最火的是一家海鲜店，每晚在人行道上摆二十几套桌椅，居然有开着“宝马”或“奥迪”前来大快朵颐的男女，往往一吃便吃到深夜。某些男子直吃得脱掉衣衫，赤裸上身，汗流浃背，喝五吆六，划拳行令，旁若无人。乌烟瘴气中，行人嫌恶开车的，开车的嫌恶摆摊的，摆摊的嫌恶开店面的，开店面的嫌恶出租店面的租金又涨了，占道经营等于变相地扩大门面，也只有这样赚得才多点儿。通货膨胀使他们来到北京打拼人生的成本大大提高了，不多赚点儿怎么行呢？而原住居民嫌恶一概之外地人当初这条小街是多么幽静啊，看现在，外地人将这条小街搞成什么样子了？！那一时段，在这条小街，几乎所有人都在内心里嫌恶同胞……而在那一时段，居然还有成心堵车的！有次我回家，见一辆“奥迪”斜停在菜摊前。那么一斜停，三分之一的街面被占了，两边都堵住了三四辆车，喇叭声此起彼伏。车里坐一男人，听着音乐，悠悠然地吸着烟。
我忍无可忍，走到车窗旁冲他大吼：“你他妈聋啦？！”他这才弹掉烟灰，不情愿地将车尾顺直。于是，堵塞消除。原来，他等一个在菜摊前挑挑拣拣买菜的女人。那一时段，这条街上的菜最便宜。可是，就为买几斤便宜的菜，至于开着“奥迪”到这么一条小街上来添乱吗？我们的某些同胞多么难以理解！
那男人开车前，瞪着我气势汹汹地问：“你刚才骂谁？”我顺手从人行道上的货摊中操起一把拖布，比他更气势汹汹地说：“骂的就是你，混蛋！”
也许见我是老者，也许见我一脸怒气，并且猜不到我是个什么身份的人，还自知理亏，他也骂我一句，将车开走了……能说他不是成心堵车吗？！可他为什么要那样呢？我至今也想不明白。
还有一次一辆旧的白色“捷达”横在一个小区的车辆进出口，将院里街上的车堵住了十几辆，小街仿佛变成了停车场，连行人都要从车隙间侧身而过。车里却无人，锁了。有个认得我的人小声告诉我，对面人行道上，一个穿T恤衫吸着烟的男人便是车主。我见他望西洋景似的望着堵得一塌糊涂的场面幸灾乐祸地笑。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车主。也可以肯定，他成心使坏是因为与出入口那儿的保安发生过什么不快。
那时的我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倘身处古代，倘我武艺了得，定然奔将过去，大打出手，管他娘的什么君子不君子！然我已老了，全没了打斗的能力和勇气，但骂的勇气却还残存着几分。于是撇掉斯文，瞪住那人，大骂一通混蛋王八蛋狗娘养的！
我的骂自然丝毫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交警支队的人，但那已是一个多小时以后的事了。在那一个多小时内，坐在人行道露天餐桌四周的人们，吃着喝着看着“热闹”，似乎堵塞之事与人行道被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十余年前，我住童影宿合所在的那一条小街时，曾听到有人这么说真希望哪天大家集资买几百袋强力洗衣粉、几十把钢丝刷子，再雇一辆喷水车，发起一场义务劳动，将咱们这条油腻肮脏的小街彻底冲刷一遍！
如今，我听到过有人这么说某时真想开一辆坦克，从街头一路压到街尾！这样的一条街住久了会使人发疯的！
在这条小街上，不仅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嫌恶，还经常引起同胞对同胞的怨毒气，还经常造成同胞与同胞之间的紧张感。互相嫌恶，却也互相不敢轻易冒犯。谁都是弱者，谁都有底线。大多数人都活得很隐忍，小心翼翼。
街道委员会对这条小街束手无策，他们说他们没有执法权。城管部门对这条小街也束手无策。他们说要治理，非来“硬”的不可，但北京是“首善之都”，怎么能来“硬”的呢？
新闻单位被什么人请来过，却一次也没进行报道。他们说，我们的原则是报道可以解决的事，明摆着这条小街的现状根本没法解决啊！
有人给市长热线一次次地打电话，最终居委会的同志找到了打电话的人，劝说容易解决不是早解决了吗？实在忍受不了你干脆搬走吧！
有人也要求我这个区人大代表应该履责，我却从没向区政府反映过这条小街的情况。我的看法乃是每一处摊位，每一处门面，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生计、生活甚至生存问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在小街的另一街口，一行大红字标志着一个所在是“城市美化与管理学院”。相隔几米的街对面，人行道上搭着快餐摊棚。下水道口近在咫尺，夏季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
城管并不是毫不作为的。他们干脆将那下水道口用水泥封了，于是那儿摆着一个盛泔水的大盆了。至晚，泔水被倒往附近的下水道口，于是另一个下水道口也臭气冲鼻，情形令人作呕了。
又几步远，曾是一处卖油炸食物的摊点。经年累月，油锅上方的高压线挂满油烟嘟噜了，如同南方农家灶口上方挂了许多年的腊肠。架子上的变压器也早已熏黑了。某夜，城管发起“突击”，将那么一处的地面砖重铺了，围上了栏杆，栏杆内搭起“执法亭”了。白天，摊主见大势已去，也躺在地上闹过，但最终以和平方式告终。
本就很窄的街面，在一侧的人行道旁，又隔了一道八十厘米宽的栏杆，使那一侧无法停车了。理论上是这样一道算式斜停车辆占路面一点五米宽即一百五十厘米的话，如此一来，无法停车了，约等于路面被少占了七十厘米。两害相比取其轻，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一种精神上的“胜利”。这条极可能经常发生城管人员与占道经营、无照经营、不卫生经营者之间的严峻斗争的小街，十余年来，其实并没发生过什么斗争事件。斗争不能使这一条小街变得稍好一些，相反，恐怕将月无宁日，日无宁时。这是双方都明白的，所以都尽量地互相理解，互相体恤。
也不是所有的门面和摊位都会使街道肮脏不堪。小街上有多家理发店、照相馆、洗衣店、打印社，还有茶店、糕点店、眼镜店、鲜花店、房屋中介公司、手工做鞋和卖鞋的小铺面，它们除了方便于居民，可以说毫无负面的环境影响。我经常去的两家打印社，主人都是农村来的。他们的铺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据他们说，每年还有五六万的纯收入。
这是多么养人的一条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者每年都有五六万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层人家，或是农村来的同胞，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难道还不应该服从这一道理吗？
在一处拐角，有一位无照经营的大娘，她几乎每天据守着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摊位卖咸鸭蛋。一年四季，寒暑无阻，已在那儿据守了十余年了。一天才能挣几多钱啊！如果那点儿收入对她不是很需要，七十多岁的人了，想必不会坚持了吧。
大娘的对面是一位东北农村来的姑娘，去年冬天她开始在拐角那儿卖大馇子粥。一碗三元钱，玉米很新鲜，那粥香啊！她也只不过占了一平方米多一点儿的人行道路面。占道经营自然是违章经营，可是据她说，每月也能挣四五千元！因为玉米是自家地里产的，除了点儿运费，几乎再无另外的成本。她曾对我说：“我都二十七了还没结婚呢，我对象家穷，我得出来帮他挣钱，才能盖起新房啊！要不咋办呢？”
再往前走十几步，有一位农家妇女用三轮平板车卖豆浆、豆腐，也在那儿坚持十余年了。旁边，是用橱架车卖烧饼的一对夫妻，丈夫做，妻子卖，同样是小街上的老生意人。寒暑假期间，两家的两个都是小学生的女孩也来帮大人忙生计。炎夏之日，小脸儿晒得黑红。而寒冬时，小手冻得肿乎乎的。两个女孩儿的脸上，都呈现着历世的早熟的沧桑了。
有次我问其中一个：“你俩肯定早就认识了，一块儿玩不？”她竟说：“也没空儿呀，再说也没心情！”回答得特实在，实在得令人听了心疼。“五一”节前，拐角那儿出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外地汉子，挤在卖咸鸭蛋的大娘与卖鞋垫的大娘之间，仅占了一尺来宽的一小块儿地方，蹲在那儿，守着装了硬海绵的小木匣，其上插五六支风轮，彩色闪光纸做的风轮。他引起我注意的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卖成本那么低、肯定也挣不了几个小钱的东西，还因为他右手戴着原本是白色、现已脏成了黑色的线手套，一种廉价的劳保手套。
我心想：“你这外地汉子呀，北京再能谋到生计，这条街再养得活人，你靠卖风轮那也还是挣不出一天的饭钱呀！你这大男人脑子进水啦，找份什么活儿干不行，非得蹲这儿卖风轮？”然而，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地看到他挤在两位大娘之间，蹲在那儿，五月份快过去了他才消失。
我买鞋垫时问大娘：“那人的风轮卖得好吗？”大娘说：“好什么呀！快一个月了只卖出几支，一支才卖一元钱，比我这鞋垫儿还少伍角钱！”
卖咸鸭蛋的大娘接言道：“他在老家农村干活儿时，一条手臂砸断了，残了，右手是只假手。不是觉得他可怜，我俩还不愿让他挤中间呢……”
我顿时默然。卖咸鸭蛋的大娘又说，其实她一个月也卖不了多少咸鸭蛋，只能挣五六百元而已，这五六百元还仅归她一半儿。农村有养鸭的亲戚，负责每月给她送来鸭蛋，她负责腌，负责卖。“儿女们挣的都少，如今供孩子上学花费太高，我们这种没工作过也没退休金的老人，”她指指旁边卖鞋垫的大娘，“哪怕每月能给第三代挣出点儿零花钱，那也算儿女们不白养活我们呀……”卖鞋垫的大娘就一个劲儿点头。我不禁联想到了卖豆制品的和卖烧饼的。他们的女儿，已在帮着他们挣钱了。父母但凡工作着，小儿女每月就必定得有些零花钱城里人家尤其是北京人家的小儿女，与外地农村人家的小儿女相比，似乎永远是有区别的。
我的脾气，如今竟变好了。小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渐使我明白我的坏脾气与这一条小街是多么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从心起之事，每能强压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懒得，则命令自己装没看见，扭头一走了之。
而这条小街少了我的骂声，情形却也并没更糟到哪儿去。正如我大骂过几遭，情形并没有因而就变好点儿。
我觉得不少人都变得和我一样好脾气了。有次我碰到了那位曾说恨不得开辆坦克从街头压到街尾的熟人。我说：“你看我们这条小街还有法儿治吗？”他苦笑道：“能有什么法儿呀？理解万岁呗，讲体恤呗，讲和谐呗……”由他的话，我忽然意识到，紧绷了十余年的这一条小街，竟自然而然地生成了一种品格，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体恤。所谓和谐，对于这一条小街，首先却是容忍。
有些同胞生计、生活、生存之艰难辛苦，在这一条小街呈现得历历在目。小街上还有所小学瓷砖围墙上，镶着陶行知的头像及“爱满天下”四个大字。墙根低矮的冬青丛中藏污纳垢，叶上经常沾着痰。行知先生终日从墙上望着这条小街，我每觉他的目光似乎越来越忧郁，却也似乎越来越温柔了。
尽管时而紧张，但十余年来，却又未发生什么溅血的暴力冲突这也真是一条品格令人钦佩的小街！发生在小街上的一些可恨之事，往细一想，终究是人心可以容忍的。发生在中国的一些可恨之事，却断不能以“容忍”
二字轻描淡写地对待。“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聃此言胜千言万语也！
朱师傅一家
赵大爷死后，朱师傅来了。接替赵大爷，成为我们儿童电影制片厂宿舍楼的管理员。职责和赵大爷一样，担负环境卫生及安全。
朱师傅可能比我年龄小七八岁，安徽农民。自然，他住在赵大爷住过的小小门房里。门房约十平方米，隔为两间。外间是收发和传达室，朱师傅住里间。小小门房一分为二，里间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窄桌外，也就没什么余地了。
收发和传达另有人负责。地方也特别小。所以朱师傅的起居，客观上就限定在里间了。
别人都叫他朱师傅，或叫他老朱。他年龄明明比我小，我叫他老朱自觉不合适，故也随年轻人们叫他朱师傅。他则随年轻人叫我“梁老师”。
有次我说：“朱师傅，别叫我梁老师，叫我老梁。”他愣了愣，却说：“那哪儿成呢？那么多人都叫你梁老师，我怎么能叫你老梁呢？”
我说：“那就叫我晓声，不是也有那么多人叫我晓声吗？”他说：“他们是你朋友啊！”我说：“那你也当我是朋友嘛。”
他说：“行，梁老师，以后我就当你是朋友！”直到现在，他仍叫我“梁老师”虽然，我这方面觉得，他已经拿我当朋友了。看来“梁老师”他是叫定了，没法儿要求他改了。
和赵大爷一样，朱师傅也是极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宿舍楼周围的环境卫生一直挺好，人们都是比较满意的。这受益于朱师傅的责任心和勤劳。
记不得从哪一年起，朱师傅的女儿朱霞来了。朱霞已经是大姑娘了，二十一二岁了，但看去仍像少女。自幼患了小儿麻痹，一只手有些残疾。人们都很喜欢朱霞，我也喜欢她。她是个有礼貌又懂事的姑娘。人们也都很惋惜她的病，都希望她的病能在北京治好。
不久朱师傅的妻子和儿子也一道来了。他妻子是位质朴的农村妇女。她随朱师傅叫我“梁老师”，而我称她“嫂子”，这在辈分上是颠倒的。其实我应叫她“弟妹”，但我不习惯那么叫她。而她呢，既然我称她“嫂子”，她似乎也就只有姑妄听之了。
朱师傅的儿子比朱霞小两岁，叫朱凡。朱凡是个清秀且聪明的农村小青年，比少年大不点儿的那类青年。
朱师傅常替人们修自行车。朱凡从旁看了几次，会修了。遇有谁家的自行车坏了，推到门房外，请朱师傅修，倘若朱师傅没时间亲自修，便将“任务”交代给朱凡。往往还要严肃地叮嘱：“要认真修啊，不许对付！”
我曾对朱师傅说：“朱师傅，别不好意思，要收钱。”朱师傅笑着说：“那哪儿行呢？那成什么事儿了呢？”我也曾对朱凡说：“你爸不好意思收钱，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要收！”朱凡也和他父亲那么憨厚地笑，不吱声儿。
“朱霞，你收！”朱霞也笑。
“嫂子，他们都不好意思，你出面收！在这一点上不必学雷锋，不必搞无偿服务！”
她同样憨厚地笑。
我也曾暗中对某些关系亲密者打招呼“咱们都不要让人家朱师傅白修车啊！”
人们都说“对”。其实街口就有修自行车的，但那修自行车的天一黑就收摊了。住在楼里的大人们或学生们，往往晚上了才想起自行车有毛病，怕影响第二天上班上学，于是只有求助于朱师傅。而朱师傅从来有求必应，即使自己没空儿，也是先应下来，让儿子修。尤其冬季的晚上，不能把自行车搬屋里修，只能将电灯拉到外边，冻手冻脚地修……这不给几元钱真是让人过意不去。但据我所知，他们是从来不收钱的。非塞钱给他们，反而会搞得他们非常窘。我妻子的自行车，我儿子的自行车，他们也不知贪黑给修过多少次了。我们也只能送些东西，变相地表示感谢。朱霞曾在北京住院治过病，厂里为此发起了募捐。或多或少，是一份心。
总之几乎都捐了，捐的都很情愿。
原本仅容得下一张床的传达室里间，四口之家是显然、绝对没法儿同住的。但这世上在一些人看来是显然的、绝对的事，在另外一些被逼到被推到那事前的人们，往往也就不那么显然不那么绝对了。正所谓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生存空间是小的，人生活的心气儿却可以大一些。朱师傅捡了一张破木床，修修，将两张木床摞起来了，成了双层的床。又捡了一块板，晚上临睡前将下床接出一条。就这样，显然而又绝对解决不了的困难，似乎也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朱霞和母亲每晚睡下床，睡得多么挤是可想而知的。朱凡睡上床。而朱师傅自己，则每晚在厂里到处找地方借宿。好在厂里有些供值班人员睡的床，一般情况下他借宿不会遭到拒绝。
现在，这一家四口的生活，主要靠朱师傅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着。但我从未见朱师傅愁眉苦脸过。朱师傅另外还有没有收入呢？有是有的四处捡些废品卖。
他清除七个垃圾通道时，常将易拉罐儿、塑料瓶眼细地挑出来攒着。我也常见他推了满满一车废品送往什么地方的废品站。
我曾听有人说：“嘿，又发了，也许卖不少钱呢！”我不相信现而今谁靠捡废品卖会“发”。倘真能，为什么我们城里人不也“发”一把呢？一个易拉罐儿几分钱，一斤废报几角钱，这我也是知道的。一车废品卖不了多少钱的。明摆着的事儿。朱师傅挣的是城里人，尤其是北京人显然、绝对不愿挣的钱。也是显然、绝对在靠诚实的劳动挣钱。
故我常将能卖钱的废品替朱师傅积攒了，亲自送给他。有次我问：“怎么最近没见朱凡啊？”他笑了，欣慰地说：“去学电脑了！”这一位中年的，安徽农村来的农民父亲，就用自己卖废品所得的钱，供他的儿子去学最现代的谋职技能。
现在朱凡已经在某邮局谋到了一份临时的工作。尽管收入和他父亲的收入一样很低微，但毕竟全家多了一份收入啊！
某日，朱师傅见了我，吞吞吐吐地问：“你看，如果我想在车棚这一角用些胶板围一处我睡觉的地方，厂里会同意吗？”
我说：“我不是早就建议你这样做了吗？只管照你的想法做吧，厂里我替你说。”
厂里的领导也很体恤他一家。现在，朱师傅有了自己的栖身之处就在门房的边上，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用胶板围的一个箱子似的“房间”。睡在里边，夏天的闷热，冬天的森冷，大约非一般城里人所能忍受。现在，这一家人已在北京确切地说，在我们童影的门房生活了七八年了。除了朱霞，朱师傅、“嫂子”和朱凡，都在为生活而挣钱。不管一份工作多么脏，多么累，收入多么低微，在北京人看来是多么不值得干，不屑于干，在他们看来，却都是难得的机遇……在风天，在雨天，在寒冬里，在赤日下，我常见“嫂子”替朱师傅清理七个垃圾通道，替朱师傅打扫宿舍区和厂区的卫生。也像朱师傅一样，从垃圾里挑拣出可卖点儿钱的东西。她替朱师傅时，朱师傅则也许往废品站送废品去了，也许另有一份儿活，去挣另一份儿钱了。
“嫂子”推垃圾车的步态，腾腾有力，显示出一种“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样子。这一家的每一个成员，似乎总是那么乐观，似乎总是生活得那么亲情融融。有时我不免奇怪地想他们的乐观源于什么呢？当然，我知道，他们一家人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早日积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安徽农村去盖房子。
那须是多大数目的一笔钱呢？三万，还是五万？他们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
似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再豁上七八年的时间也不足惜。而且，一定要达到，一定能达到。难道，这便是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因由吗？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身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自尊，自强，自立于老百姓而言，不就是得像朱师傅一家一样吗？十分难得的是，他们还有那么一种仿佛任什么都腐蚀不了的乐观！这乐观可贵呀！我常对自己说朱师傅是我的一面镜子。他这一面镜子，每每照出我这个小说家生活的矫情。
我也常对妻子和儿子说朱师傅一家是我们一家的镜子。相比于朱师傅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地生活？
我们对生活所常感到的不满足不如意，不是矫情又是什么呢？
三平方米的金融海啸
这雨，可说场大雨了，小街上，便不见人影。然而，却还是有人的，都躲到人行道两侧避雨的地方去了。所谓避雨的地方，自然是那些没有门窗，竟也叫门面的菜摊或水果摊的屋顶下……在北京的三环和四环之间，这条小街真是够脏够乱的。路宽不足十米，两侧一辆挨一辆停满了各种卧车、菜农或果农开来的大卡车、小卡车、厢式小货车以及小贩们的三轮平板车，马车也是常见的。今天是星期日，有三辆马车夹在机动车之间，一辆载满蔬菜，另一辆载满瓜果，还有一辆载的是成袋的大米幸而已及时罩上了雨布。那情形看去颇为荒诞，仿佛这条街上有处加油站，仿佛这是一个汽油短缺的月份，一概车辆皆在排队加油，马车也不例外……阿伟坐的地方，是雨淋不着的。不但雨淋不着他，夏季的炎日也晒不着他。而且，只要他想坐在那儿，是可以从早到晚一直坐在那儿的。那儿是一个小区的门旁，有台阶。台阶半圆形，为了美观，向两边延伸出几米，看上去像有帽翅的古代官帽。阿伟呢，就坐在左边的“帽翅”上，臀下垫块纸板。那是他合法的蹲坐之处。右边的“帽翅”，连着一家美发店的台阶。如果他坐到右边去，就不合法了，美发店的老板是有理由也有权力驱赶他离开的。当然，他若真坐到右边去，美发店的专利权那也断不至于撵他。他们已很熟。并且，广义言之，阿伟也是老板。
阿伟姓赵，原名赵韦，河南农民，已婚，并有一子。他的家庭成员，皆农民。他们祖祖辈辈是农民，已经十几代之久了。到他这一代，按名谱排下来，都逢上了韦字。韦字是没什么讲头的字，几位盼着家庭兴旺的长者一商量，就将他这一代人的韦字，加上了单立人。于是他的名，就也从赵韦，改成赵伟了。伟字自然是很有讲头了，但阿伟的人生，还没沾到伟字的什么大光。
阿伟在这条街上收废品。面前，有三平方米的合法地盘，用绿色的，两尺高的硬塑板围着。硬塑板上，白字印着北京某环保部门的名称。除此之外，他还有执照。为这一种合法性，阿伟每年须向有关部门交六千多元管理费，平均每月五百多元。
在那“官帽”的“帽翅”上，阿伟已经坐到第四年了。多垫两块纸板，他便也能够躺下。但腿是伸不开的。“帽翅”没那么长。若他躺下去，只有屈起双膝来。阿伟不常躺下，他对自己的职业形象还是挺在乎的。铁门内，有几幢二十余层的高楼。楼里人家都将废品卖给阿伟。阿伟自然也是有手机的，许多楼里人家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倘那些人家积攒的废品多了，一打他的手机，阿伟转眼便会拎着麻袋和秤出现在那些人家的门口。阿伟和小区里的人关系处得不错……前三年，阿伟的业务充满光明。起码，他自己是心满意足的。想想吧，一个年轻农民，在北京这一条很脏很乱的小街上，一旦取得了三平方米那么一小块合法坐守的地方，刨去应缴的管理费，一年竟能有两万多元的收入，还不应该谢天谢地么？所以他总是对北京心怀着几分虔诚的感激。并且总是这么想如果全中国的大小城市都能有北京这么多照顾穷人的挣钱机会，那么中国的农民就几乎算是熬到了共产主义啦！一个中国农民，不论是哪个省的，即使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侍弄了十几亩地，也未必就能有两万多元的回报啊！而他，几乎就是坐守罢了。这钱怎么说也算挣得容易啊！第二年他的妻子带着儿子也来到北京了，他以每月三百元的便宜价格租下了一间地下室，就在背后的小区里……那时两口子对于生活都开始心生出有点儿伟大的憧憬来他们盘算过攒下多少钱便足以推倒农村的旧屋盖新房了，也盘算过攒下多少钱就可以在小街上租下一间门面，经营一种什么小生意了。那有点儿伟大的憧憬需要用两个五年计划来实现。两个五年计划不才十年么？他们都年轻着，有那份耐心。
不料好景不长，今年以来，业务每况愈下，都是金融海啸给闹的。他每日所收的废报和过期刊物的封面上，几乎随时都能扫视到“金融海啸”
四个字。那四个字每每作为黑体标题，有时大得离谱，然而他只当那是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事。似乎，也和每日出现在这条小街上的人们没什么关系。一切摊位上的蔬菜瓜果并没明显地涨价。理发的价格从八元涨到了十元，然而他并没听到什么抱怨之声。但是不久，“金融海啸”竟啸到了他这一行。虽然不曾见海，其啸却来势汹汹。废品的回收价格都降了一半，而那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每天、每月、每年便也减少了一半……某天夜里，妻子轻轻推了他两次。他说：“我没睡着。”躺下以后，他就不曾合过眼睛。而妻子，却是睡着了一阵又醒来的。她已经在两个月前开始做钟点工了，做钟点工不能带着小孩。白天，他们四岁的儿子跟他一起守摊。简直可以说，小小的儿子也开始打工生涯了。
妻子没头没脑地问：“咋办？”但他一听就明白她在问什么。他说：“挺。”妻子沉默一会儿，低声哭了。他摸索到她一只手，握了握，又说“：别哭醒儿子。”儿子不知道有什么金融海啸，当然也不觉得有什么危机正压迫着他们一家三口。儿子挺乐于跟他一块坦然自若守摊的，困了就偎在他怀里睡一觉。第二天，他与妻子统一了意见，妻子当晚将儿子送回老家去了……雨仍在下，丝毫没有停的迹象。菜摊的主人们也都躲到避雨的地方去了，隔街望着各自的菜摊而已。他们成心不罩他们的菜萝卜、土豆、柿子、黄瓜、各类青菜，被大雨一淋，红的更红，紫的更紫，白的更白，绿的更绿了，正中摊主们的下怀。他们倒是都有点儿感激金融海啸的。“贵？金融海啸了，不涨价格，我们还有活路吗？”他们每说这一类话。嫌贵的人听他们那么一说，就不好意思讨价还价了。
阿伟羡慕他们，然而并不后悔。毕竟，他所占据的三平方米地面是合法的。2009年六千多元的管理费，他在年初如数交了。而他们，城管人员一来到这条小街上，便顷刻作鸟兽散。
雨虽然将菜淋得更新鲜了似的，但街面上流淌着的水却那么污浊，各种各样的垃圾顺流而漂。阿伟却一向以极亲切的眼光来看这一条小街，包括此刻。因为，他视自己那三平方米地面为宝地。在过去的三年多里，他靠它挣了六七万元啊！农村里哪儿有这么宝贵的一小块地啊！“你手机响了。”站在铁门旁的保安对他大声说。他赶紧掏出手机。
“响了两次了。”“是吗？谢谢，我没听到。”手机里传出一个小伙子的声音，催他到一幢楼里去收废品。他本想说等雨停了再去，听出小伙子很急，张张嘴没那么说……给他开门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小女子，看样刚迈出大学校门不久，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屋里对着手机大声嚷嚷：“那不行！有规定不能随便裁人！我给公司出了多年的力了，凭什么找个借口就想一脚踢开我？少废话！我不管什么金融海啸不海啸，法庭上见！……”
想必，便是他以为的小伙子。小女子刚将一纸箱塑料瓶放在门外，那男子一步跨到门口，对他大发其火：“你他妈怎么回事儿？拨过你两次手机了！”他愣了愣，低声说：“下雨，没听到。保安告诉我才听到的，对不起。”“你他妈聋了？”他又说：“对不起。”小女子默默将那男子推开，催促他：“快点儿，快点儿。”他数了数瓶子，忍气吞声地说：“总共七角。”“七角？！”那男子又冲到了门口，指着他声色俱厉：“多少钱？再说一遍！”“八个小瓶，每个五分，五八四角。三个大瓶，每个一角，三角。四角加三角，七角。信不过我你亲自再数一遍。”“你骗谁你？！当我们没卖过瓶子啊？明明小瓶子一角，大瓶子两角，你怎么按五分收？按一角收？……”“那是去年的价，去年就是我收的……今年，你们也知道的，金融海啸了……”“啸你妈的头啊！你个收破烂儿的，也他妈敢打着金融海啸的幌子呀？你配吗你？！……七角钱！老子宁肯扔了也不卖了！……”那男子气呼呼地跨将出来，捧起纸箱，几步走到公共垃圾筒前，将纸箱扔入。之后，看也不看他一眼，返入家门，将门呼地关上……阿伟生气地望着那门。他记得以前也来这一户收过废品，主人并非刚才那一对男女。显然，主人将房子租出去了。为了上门来收废品，他淋得落汤鸡似的。那些瓶子一扔进垃圾筒里，捡它们的权利便属于这幢楼的清洁工了。这是小区里的规定。任何别人捡，等于侵权。侵犯别人权益之事，阿伟是做不来的。尽管，他这会儿将纸箱子从垃圾筒里捧出来，没人会看到。他有点儿想那么做，但也只是一念闪过而已。这幢楼的女清洁工，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他认识她，他俩常在一起聊农村人进城打工的不容易。他俩同病相怜。他觉得他如果照自己那一闪念去做了，未免太可耻。
他也特想踹开门，将那男子也狗血喷头地骂一顿。如果对方敢跟他动手，他才不怕。打就打，都是高矮胖瘦一般般的男人，谁怕谁？却同样是一闪念而已。听了那男子对着手机嚷嚷的话，他不愿和对方一般见识了。
落汤鸡般的阿伟是在十五层楼。电梯迟迟不上来，他等不及，索性下楼梯。外边，雨终于变小。阿伟出现在楼口台阶上时，天空已经有些见晴。他抬头望望天空，郁闷情绪因之稍释。
“挺。”他喃喃自语，不料脚下一滑，从台阶上跌了下去。他站了几次，没站起来……在医院，妻子见他一条腿上了夹板，立刻就哭了。“咋办？”“挺。”“你都这样了，还怎么挺啊……”“世上从来没有一直不过去的事儿……咱们那三平方米宝地得坚守住！不放弃，绝不放弃！哪怕把以前挣的钱再贴进去，也要守住！守住了那三平方米地方，盖新房子就还有希望，供儿子将来上学的费用就不愁！……”这农村年轻人的脸上流下泪来，然而，那话语却说得掷地有声。
“听说，不久这条街要改造了……”“咱不怕。不管怎么改造，城市人家总还是有废品的。咱那地方，是合法的！”
几天以后，阿伟又出现在他的宝地旁。由于一条腿上了夹板，他只能侧身而坐。那样，他上了夹板的腿就可以平放在水泥台上。那是很累的一种坐法。
在小区的广告板上，新贴了一张纸，上写几行字：由于金融海啸的影响，废品收购价格全都下降了百分之五十，请大家理解。
又由于本人跌断了腿，一段时期内不能上门收购，也请多多原谅！特殊时期，让我们共渡难关，朝前看。希望在前边！……羊皮灯罩此刻，羊皮灯罩拎在女人手里，女人站在灯具店门外，目光温柔地望着马路对面。过街天桥离地不远，横跨马路。天桥那端的台阶旁是一家小小的理发铺。理发铺隔壁，是一间更小的板房，也没悬挂什么牌匾，只在窗上贴了四个红字“加工灯罩”。窗子被过街天桥的台阶斜挡了一半，从女人所伫立的地方，其实仅可见“加工”二字。
女人望着的正是那扇窗，目光温柔且有点儿羞赧，还有点儿犹豫不决。她已经驻足相望了一会儿了。她似乎无视马路上的不息车流，耳畔似乎也听不到都市的喧杂之声。分明地，她不但在望着，内心里也在思忖着什么。
这一天是情人节。女人另一只手拿着一枝玫瑰。
太阳在天空的位置刚刚西偏。一个难得的无风的好天气。春节使过往行人的脚步变得散漫了，样子也都那么悠闲。再过几天，就是这女人二十九岁生日了。在城市里，尤其大都市里，二十九岁的女人，倘容貌标致，倘又是大公司的职员，正充分地挥发着“白领丽人”既妩媚又成熟的魅力。
这二十九岁的来自乡下的女人，虽算不上容貌标致，却幸运地有着一张颇经得住端详的脸庞。那脸庞上此刻也呈现着一种乡下水土所养育的先天的妩媚，也隐书着城市生活所造就的后天的成熟。只不过她这一辈子怕是永远与“白领丽人”四字无缘了。因为她在北京这座全中国生存竞争最为激烈的大都市拼打了十余年，刚刚拼打出一小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一个雇了两名闯北京的乡下打工妹的小小包子铺。在那两名打工妹心目中，她却是成功人士，是榜样。她的业绩对她们的人生起着她自己意想不到的鼓舞作用。
她今天穿的是她平时舍不得穿的一套衣服。确切地说那是一套咖啡色的西服套装。对于一个二十九岁的女人，咖啡色是一种既不至于使她们给人以轻浮印象，也不至于看去显得老气的颜色。而黑色的弹力棉长袜，使她挺拔的两条秀腿格外引人注目。她脚上穿的是一双半高跟的靴子，脸上化着淡淡的妆。总之在北京二月这一个朗日，在知名度越来越高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情人节的下午，这一个左手拎着一盏羊皮灯罩，右手拿着一枝红玫瑰，目光温柔且羞赧地望着马路对面那扇窗的，开家小小包子铺雇两名乡下打工妹的二十九岁的女人，要踏上离她不远的过街天桥“解决”一件对女人来说比男人尤其重大的事情。那件事有的人叫作“爱”，有的人叫作“婚姻”。
其实她并不犹豫什么，也对结果抱着感觉特别良好的预期。她非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女人。北京对她最有益的教诲就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之下，都千万别变成一个脱离现实的人而自己懵懂不悟。她那一种感觉特别良好的预期，是马路对面那扇窗内的一个男人，不，一个青年的眼睛告诉给她的。尽管她比他大五岁，她却深信他们已心心相印。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充满自尊，也有点忧郁。对于那样一双眼睛，爱是无须用话语表达的。
灯具店的售货员要将她买了的羊皮灯罩包起时，她说不用。“拎到马路对面去进行艺术雕刻吧？”她点了一下头，一时脸色绯红。v“凡是到我们这儿买这一种羊皮灯罩的，十有六七都拎到马路对面去加工。那小伙子特有艺术水平，不愧是专科艺术院校的学生。唉，可惜了，要不哪会沦落到那种……”
她怕被售货员姑娘看出自己脸红了，拎起羊皮灯罩赶紧离开。
一男一女从那小屋走出，女人所拎和她买的是一模一样的羊皮灯罩。女人将灯罩朝向太阳擎举起来，转动着，欣赏着。男人一会儿站在女人左边，一会儿站在女人右边，一会儿又站在女人背后，也从各个角度欣赏。隔着马路，她望不到人家那羊皮灯罩上究竟刻着什么图案或字。却想象得到，对着太阳的光芒欣赏，一定会给人一种比灯光更美好的效果。艺术加工过的羊皮灯罩，内面是衬了彩纱的。或红，或粉，或紫，或绿，各色俱全，任凭选择。那男人一手搂在女人肩上，当街在女人颊上吻了一下。她想，如果他们不满意，是不会当街有那么情不自禁的举动的。于是她内心替那扇窗里的青年感到欣慰，甚而感到自豪。望着那一对男女坐入出租车，她不再思忖什么，迈着轻快的步子踏上了天桥台阶……半年前的某日，她到工商局去交税，路过马路对面那扇窗。突然地，玻璃从里边被砸碎了，吓了她一大跳，紧接着传出一个男人的叫嚷声：“你算什么东西？你怎么敢不经我们的许可给加了一个顿号？！你今天非得用数倍的钱赔我这灯罩不可！因为我的精神也受损失了！……”
于是很多行人停住了脚步。她也停住了脚步，但见小屋内一个衣着讲究的男人，正对一个坐在桌后的青年气势汹汹。男人身旁是一个脂粉气浓的女人，也挑眉瞪眼地煽风点火：“就是就是，赔！至少得赔五倍的钱……”
坐在桌后的青年镇定地望着他们，语调平静而又不卑不亢地说：“赔是可以的。赔两个灯罩的钱也是可以的。但是赔五个灯罩的钱我委实赔不起，那我这一个月就几乎一分不挣了……”
同是外乡闯北京之人，她不禁地同情起那青年来，也被那青年清秀的脸和脸上镇定的不卑不亢的神情所吸引。在北京，在她看来，许许多多男人的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酒色财气浸淫和污染的痕迹，有的更因是权贵是富人而满脸傲慢和骄矜，有的则因身份卑下而连同形象也一块儿猥琐了，或因心术不正欲望邪狞而样子可恶。她对大都市里形形色色男人的脸的观察已极富经验，但那青年的脸是多么清秀啊！多么干净啊！是的，清秀又干净。她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清秀和干净四字，是她头脑中所存有的对人的面容的最高评语。她认为她动用了那最高评语是恰如其分的。
人们渐渐地听明白了那一对男女要求那青年在他们的羊皮灯罩上完完整整地刻下苏轼的一首什么似花非花的词，而那青年把其中一句用标点断错了。一位老者开口为青年讨公道。他说：“没错。苏轼这一首词，是和别人词的句式作的。‘恨西园、落红难缀’一句，之间自古以来就是断开的。”
那青年说：“我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语调仍平静得令人肃然起敬。那男人指着老者说：“你在这儿充的什么大瓣蒜，一边儿去。没你说话的份儿！”他口中朝人们喷过来阵阵酒气。
老者说：“我不是大瓣蒜。我是大学里专教古典诗词的教授。教了一辈子了。”
那女人说：“我们是他的上帝！上帝跟他说话，他连站都不站起来一下！一个外地乡巴佬，凭点儿雕虫小技在北京混饭吃，还摆的什么臭架子！”
这时，理发铺里走出了理发师傅。理发师傅说：“刚才我正理着发，离不开。”说着，他进入小屋，将挡住那青年双腿的桌子移开了。那青年的两条裤筒竟空荡荡的……理发师傅又说：“他能站得起来吗？他每天坐这儿，是靠几位老乡轮流背来背去的！他怕没法上厕所，整天都不敢喝口水！……”在众人谴责目光的咄咄盯视之下，那一对男女无地自容，拎上灯罩悻悻而去。有人问：“给钱了吗？”青年摇头。有人说：“不该这么便宜了他们！”青年笑笑，说跟一个喝醉了的人，有什么可认真的呢？……她从此忘不掉青年那一张清秀而又干净的脸了。
后来，她就自己给自己制造借口，经常从那扇窗前过往。每次都会不经意似的朝屋里望上一眼……再后来，每天中午，都会有一名打工妹，替她给他送一小笼包子。她亲手包的，亲手摆屉蒸的……再再后来，她亲自送了。并且，在他的小屋里待的时间越发地长了……终于，他们以姐弟亲昵相称了……二十九岁的这一个女人，因为迟迟地还没做妻子，已经有点儿缺乏回家乡的勇气了。二十九岁的这一个女人，虽然迟迟地还没做妻子，却有过十几次性的经历了。某种情况之下是自己根本不情愿的，某种情况之下是半推半就的。前种情况之下是为了生意得以继续，后种情况是由于心灵的深度寂寞……现在，她决定做妻子了。她不在乎他残疾，深信他也不会在乎她比他大五岁。
她此刻柔情似水。踏下天桥，站在那小屋门外时，却见里边坐的已不是那青年，而是别的一个青年。
人家告诉她，他“已经不在了”。他在大学三年级时不幸患了骨癌，截去了双腿。他来到北京，就是希望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靠自己的能力医治自己的病，可癌症还是扩散了……人家给了她一盏羊皮灯罩，说是他留给她的，说他“走”前，撑持着为她也刻下了那首什么似花非花的词……二十九岁的这一个外省的乡下女人，顿时泪如泉涌……不久，她将她的包子铺移交给两名打工妹经营，只身回到乡下去了。很快她就结婚了，嫁给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二茬光棍。在她的家乡那一农村，二十九岁快三十岁的女人，谈婚论嫁的资本是大打折扣的。一年后她生了一个男孩儿，遂又渐渐变成了农妇。刻了什么似花非花词的羊皮灯罩，从她结婚那一天起，一直挂着，却一直未亮过。那村里的人都舍不得钱交电费，电业所把电线绕过村引开去了……那羊皮灯罩已落满灰尘。又变成了农妇的这一个女人，与村里所有农妇不同的是，每每低吟一首什么似花非花的词。只吟那一首，也只知道世上有那么一首词。吟时，又多半是在奶着孩子。每吟首尾，即“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和“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二句，必泪潸潸下，滴在自己乳上，滴在孩子小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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