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磨盘一样大的夕阳，停在远处的沙丘顶上，迟迟不愿落下。

    我用高清高倍军用望远镜，对“水泥墩子”和整个防区的每个地段、每个可疑的目标，认真进行了一遍地毯式的搜索查看。等确保一切平安如常，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后，我这才合上自动步枪的枪刺，退出子弹，解开武装带，取下手枪，检查并确认关好枪机保险，正式结束一天的值班工作。

    我下到哨所的一楼厨房，用野战无烟固体燃料，快速煮了了一大缸砖茶。这种用各种毛茶经过晾晒、发酵和高温蒸软后压制而成的砖茶，部队当时作为夏季防暑用品，随给养一起配发给官兵。砖茶价格虽然低廉，但茶叶纯真，工艺技术独特，发酵时间到位，独具菌花香，茶味甘冽绵长。长期饮用，可以帮助消化，能有效促进调解人体新陈代谢，对人体起着一定的保健和疾病预防作用。自从我完成执勤任务，离开哨所、离开大漠荒原后，多少年了，很少再喝到这种茶味纯正醇厚的砖茶了。真是令人有说不出的怀念。

    另外，我还端上自己制作的烫面小甜饼来配茶。这种小甜饼的制作工艺技术，还是我在特种兵集训队时学会的。也属于特种兵自我生存训练附属科目之一。

    小甜饼的食材，只要有面粉、蛋粉、白糖、食盐、油和少许调料即可。制作方法也很简单，先把面粉用开水烫过，根据自己吃饼子的软硬习惯揉好，用布盖住醒一小会，然后擀成皮。想做甜饼放白糖，想吃咸香的，放盐和花椒调料等。当然，还可以做出其它多种不同的口味的饼子。但由于当时哨所的条件限制，食材调料有限，我只能做甜的和咸香两种小饼。

    在特种兵集训队，我细心学做这种饼子，看好这种饼子。一是它符合我们北方人喜欢吃面食的习惯；二是制作方法简单；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符合战备要求。我和一次面，烙一次饼，可以做出好多个，储备起来。大漠荒原气候干燥，饼子里又没有含多少水分，在自然温度条件下，存放十天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会发霉变质。容易保存，这也是这种小饼子的最大特点之一。

    我时刻牢记，特种兵集训队结业典礼上，那位曾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中将司令员对我们讲的那番话：作为一名国家培养的军人，要担当起国家赋予的责任，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做好打仗的准备。并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独自在大漠荒原驻守执勤的日子里，时刻紧绷战备的弦不放松。我身边长期备有十五到二十个这样的小饼子，作为战备储存，放在背包里，以应对突发的紧急情况。

    我把茶和小甜饼，在哨所塔楼的小木桌上摆放好后，起身，整理军容，立正。我按照在连队当兵时的一贯养成，坚持“饭前一支歌”。

    说起来，也真是让人见笑。我在部队团宣传队当了近两年创作员，写了不少歌词、相声、群口词、表演唱、快板书、小歌剧等节目，可我没有学会唱歌。听别人唱歌是一种享受，听我唱歌可以说一种折磨。主要是我五音不全，一张口唱歌就跑调，很是难听。

    今天，我选择唱的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我不怕害羞，反正也没有人听到。我放开嗓子，大声唱起来：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里艰苦哪儿安家。

    祖国要我守边卡，

    扛起枪杆我就走，

    打起背包就出发。

    祖国要我守边卡，

    扛起枪杆我就走，

    打起背包就出发。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哪里艰苦哪儿安家。

    祖国要我守边卡，

    边防线上把根扎，

    雪山顶上也要发芽。

    祖国要我守边卡，

    边防线上把根扎，

    雪山顶上也要发芽。

    ……

    虽然我五音不全，唱歌的调子从东边跑到了西边，又从西边调头扯到北边，跑的不成调子，但我精神是饱满的，感情是真挚的。我面对眼前的大漠荒原，此情此景，触景生情。不经意间，我感到有两股热流，从我的脸颊上慢慢地流淌下来，一直流到我的嘴中，一股淡淡的、咸咸的味道……

    此刻，我又是这样的自豪，在这无人知晓的大漠荒原，我在履行一个共和国士兵的义务和责任。

    二

    唱歌完毕，我坐下来就餐。这是我一天中最轻松、最悠闲的时刻。

    我一边饮茶，一边就着小甜饼，一边欣赏大漠荒原黄昏的美景。

    夕阳慢慢向沙丘的后面走去，余晖映照得大漠黄沙如血，一片灿烂、壮烈。我看到，一只不知什么原因而失群的小黄羊，顺着远处沙丘的边沿，匆匆地跑过，在大漠上腾起了一小股细细的烟尘。为这大漠荒原的黄昏，增添了一丝神秘、一份凝重，一股古老而悠远的诗韵。

    记得，我进驻哨所后不久，一段时间感到特别惧怕孤独和寂寞。当时对我来说，孤独和寂寞是最凶恶的敌人。我差点被孤独寂寞这位看不见的“敌人”俘虏和屠杀。后来，我经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用唱歌、整理内务卫生和叠被子等各种方法进行干预和心理调整，才慢慢战胜了孤独和寂寞，走出了抑郁。

    人，就是这样的奇怪。现在有的时候，我却常常渴望向往这种孤独和寂寞。有时，我就像焦急盼望见到久别的情人一样，想念这份孤独和寂寞。在哨所的塔楼上值岗累了，心情闲暇下来的时候，我常常在自己内心深处的旮旮旯旯里，仔细寻找和打捞这种已经远去、难得一见的孤独和寂寞，并沉醉和享受在这种孤独寂寞之中。因为孤独和寂寞，能净化我的心灵，让我躁动的心安静下来，认真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情，仔细思考认识现实和展望未来。

    此刻，我站在哨所的塔楼上，放眼四处望去，夕阳映照下的大漠荒原，显得是这样的雄浑、坦荡、辽远、壮阔。这时候的大漠荒原是这样的壮美，壮美的让人心灵震撼。

    望着夕阳中的大漠荒原，我的心胸和眼界，仿佛也开阔了许多。我如潮的思绪，天马行空，随着大漠荒原的晚风，开始四处飞扬起来。

    我的工作和命运，注定了我的一生都将在外流浪漂泊。

    我总是觉得，对一个人来说，不论你如何自命不凡，不论你如何放浪不羁，不论你有天大的本事、甚至能造原子弹、火箭、卫星等，不论你愿意与否，在你的十八岁之前，你的人生，就已经与生你养你的故乡，紧紧地绑定在一起了。故乡已在你的生命深处，打上了深深地永远难以抹去的烙印。

    我特别喜欢和感谢说出下面这句话的哲人：一个人也许能走遍全世界，但却永远走不出自己的故乡。

    此刻，我想起了故乡，想起了父亲——一位挣钱不多而又非常忙碌、忠于职守、救死扶伤、无论半夜三更、刮风下雨、患者随叫随到的“不穿鞋”的乡间医生。

    少年时代，多少个夜晚，我的睡梦，常常被患者求医的敲门声而惊醒、所打断。我常常看到，昏暗的油灯下，父亲那因长期挎着药箱子出诊，造成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进进出出忙碌而疲惫的背影。

    医生，特别是作为一名没有上班和下班时间之分的乡间医生，工作的忙碌和辛苦，我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刻骨铭心。

    长大后，我在职业的选择上，父亲曾多次动员我学医，将来好接他的班。我总是立马断然拒绝，绝情地没有丝毫的商量余地。这虽然让父亲很有点失望。但父亲还是很开明和民主，他没有强求我，同意并支持了我个人的人生选择。

    永远报答不尽的父恩啊！有一些细微的小事，我每当想起总是这样揪心，这样难忘，常常使我泪流满面。

    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我在上中学。父亲被公社临时抽调到一座水库建设工地卫生所当医生。

    国庆节那天，水库工地食堂改善生活，午饭时，给每一位参加施工的人员打一份红烧肉。一份红烧肉，也就平常盛饭的碗有大半碗，约半斤左右。父亲自己舍不得吃，悄悄地藏了下来，夜里摸黑赶了近二十多里路送回家里，让我和几个弟弟们解馋。

    那天，学校国庆节放假，夜里我也在家。父亲把红烧肉送到家后，屁股连板凳都没挨，为了不耽误明天的上工，屁股连板凳都没挨，就又急急忙忙连夜赶回水库工地去了。父亲一晚上来回奔波五十多里夜路，仅仅就只为了能让自己的儿子们，吃上一点点的红烧肉。

    真是刻骨铭心难忘的父爱啊！

    那时候，国家经济发展滞后，我们家和全国大多数家庭一样，日子都过得很是紧巴。一年到头，只是在过春节时，包一两顿菜多肉少的饺子，才能尝点肉的味道。除此之外，其它时候，是很难见到荤腥的。父亲送回来的这大半碗红烧肉，当时对我和弟弟们来说，是难得的美味佳肴。

    我到今天仍清楚地记着，第二天，母亲做的是玉茭面拌野菜团子，我和三个弟弟，就着父亲送回来的这大半碗红烧肉，吃得是那样的美味可口。长大后，我因工作关系，曾走遍了大半个世界，品尝过许多不同地方有名的特色菜肴。但大多数饭菜，我吃过也就吃过了，早已忘在了脑后。在我所品尝过的众多地方名吃菜肴中，我感到没有一种菜的味道，能与父亲当年送回来的那大半碗红烧肉的味道相媲美。到今天，仍是这样香味悠长，仍是这样使我难以忘怀。

    我参军入伍，县武装部通知新兵必须提前三天到县里报到集中，三天后离开县城，开赴千里之外的部队。我们村庄离县城大约有二十多华里，当时那几天又下着大雪。离开家时，我再三要求父亲，路远，雪大，地滑，三天后新兵离开县城时，让他和家里任何人都不要去送我。父亲答应了。

    我到县人武部报到的第三天，久雪初晴，下午新兵集中工作完毕，离开县城。我们先是坐汽车，到离县城三十里外一个名叫水头的火车站，然后在那里上军列。

    送新兵入伍，当时是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县城每年的一件大事。我们新兵出发到部队的那天，整个县城万人空巷。人们都涌上街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为家乡的子弟兵送行，很是热闹。

    那些有新兵入伍的人家，父亲母亲、兄弟姐们、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朋好友能来的都来了，前呼后拥，把运新兵的汽车团团围住。车上，离开家的新兵哭；车下，相送的父亲母亲、兄弟姐们，七大姑八大姨等亲朋好友们哭，车上车下哭声一片。

    我当时没有哭，显得很是沉着和镇静。我来县城报到离开家时，已经多次告诉父亲，不要家里任何人来送我。

    另外，为了我能当上兵，走出偏僻闭塞的故乡，到外面广阔世界经风雨见世面，奔一个好的前途。我们一家人不知求了多少人，说了多少好话，那真是千难万险，来之不易。现在对我来说，高兴还高兴不过来呢！

    当时运送我们新兵去水头火车站是解放牌马槽车。起初，我是屁股下垫着自己的背包，在车厢里坐着。为新兵送行的亲友们太多，里三层外三层，紧紧地围着汽车话别。好心的汽车司机照顾新兵亲友们的情绪，故意迟迟没有发动车。

    戴着大红袖标、县武装部组织指挥新兵运送的负责人，在人群里跑前跑后，急的满头大汗。他最后一次用手提高音喇叭，劝阻为新兵送行的亲友们离开运送新兵的汽车，命令汽车司机开车。汽车司机们这才一个个发动汽车，松开离合器，开动汽车缓缓前行。

    我在车厢里坐累了，也闷得难受，站起身来伸伸懒腰，换换空气。这时汽车开到了一个十字街口，车速慢了下来。我一扭头，突然看到站在人群里的父亲。

    父亲被送新兵和看热闹人流拥挤得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虽是寒冷的冬天，父亲已是满脸流汗。父亲没顾得擦满头大汗，正努力伸长脖子，焦急地向长长的运新兵的车队张望，寻找着他的儿子——我。我赶快由车厢中间，挤到车厢边，向父亲招手。父亲也看到了我，满是汗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向我招手。

    不觉间，两串泪水，突然从我控制不住的眼睛里脱框而出，涌流下脸颊。我用手狠劲地抹去眼泪，再次向父亲招手。

    我看到，父亲也流泪了。

    我从父亲那汗水淋淋的脸上、那焦急渴望的目光里，突然读出了什么。

    如果说昨天我还不懂事，今天我已经懂事了；如果说，昨天我还有点不成熟，我现在已经成熟了；如果说，昨天我还小，我今天一下子长大了；如果说昨天，我还有点迷蒙，有点不知道如何迎接这突起而来新的生活、新的人生，此刻，我一下子清楚了，清楚自己应该怎样去生活，去工作，去奋斗。

    我深情地看了一眼，脚下这片我生活十八年的土地，抬头望了望故乡高远的天空，感到一种奇异而神秘的力量，一下子溢满了我的整个心房和全身。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从此，我再也不会属于脚下的这片土地了。但我会永远记着这片土地。这片从我祖先耕耘的汗水里捞起的土地，这片滴着我的脐血生我养我的土地，这片生活着我的父母和许多亲人们的土地。

    我当兵后，父亲每次给我来信，在信的末尾，总是爱写上这样一句话：

    “在部队上，一定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听领导的话，团结同志；与同志们打成一片，一片红。”

    父亲的教诲，曾鼓舞我走过人生的冬天，迎来人生的春天，只要活着就不会忘记，将伴随我到永远。

    就在我写此文时，我已经95岁高龄的父亲，还能骑着自行车，春天种瓜种豆，夏天除草、捉虫、收麦子，秋天挖红薯、摘苹果、打枣，腿脚仍很硬朗，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村人们都说，这是父亲一辈子不辞辛苦为众人治病，积德行善，给自己积攒下长寿的福气。

    三

    此刻，我又想起我的母亲。

    每当想起母亲，回忆起少年时代，我的眼前总是会浮现出一幅这样的画面——

    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农人们已经收割完的麦地里，母亲、姐姐和我躬着腰，象鸡啄米似的、手忙不停地拾着麦穗。一串串汗水，从我们晒得黑红脱了皮的脸上滚落下来……

    同时，我就会记起，儿时所犯的那个、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一辈子都无法改正的错误……

    我七岁的那年，老家发洪水，当医生的父亲带着我们全家逃荒，在一个村庄落脚。父亲凭借自己的医术，为村人看病挣得一份口粮，母亲、姐姐和我因没有户口，分不到粮食，只能靠春天剜野菜，夏天拾麦穗，秋天拾秋度日子。

    当时正处在人民公社和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拾麦穗是不允许的，抓住是要挨斗游街的。但为了不饿肚子，为了生存，母亲带着姐姐和我还是挺而走险。

    为了不让村人看到，我们每天天不亮动身，背着干粮和水，在地里拾麦穗一呆就是一整天，总是等天完全黑下来，看不到人影，才敢回村。为了不给父亲丢人，我们拾麦穗，还不敢在所住的村庄地里拾，而是舍近求远，每天要跑很远的路，到别的村庄地里去拾。

    我们拾麦穗，是拣拾农民们收割完麦子后，掉在地里的零星麦穗。这些麦穗如不及时拣拾，不是耕到地下，就是下雨后出芽，造成浪费。

    拾麦穗是个很苦的营生。每天早出晚归，顶风冒雨，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我脸上、身上一层层地脱皮。那真是拣一穗麦子，滴一串汗水，粒粒皆辛苦。

    拾麦穗的季节，我和母亲、姐姐常常是许多天吃不上一口热饭。饿了，啃几口干馍；渴了，喝几口凉水。遇到有井的麦地还好，我们可以打井水解渴。如果没有水，那只有坚持了，干渴的我满嘴起泡和裂口子流血，是常有的事。

    那时我虽年纪小，但一点都不敢偷懒，因为饥饿这位严肃的老师，已多次给我上过课了。我曾连续五天没有吃过一粒粮食，全靠吃野菜充饥，饿得和反胃的直吐绿水。小小的年纪，我已饱尝过饥饿的滋味，深深地懂得那麦子磨成的面粉，蒸成的白馒头，对人意味着什么。

    拾麦穗时，我们还作了分工。母亲和姐姐俩手快，专心拾麦穗；我人小手虽慢，但眼尖，担负起边拾麦穗边放哨的重任。一旦发现保卫股人员，立即向母亲和姐姐通报，让她们躲避。

    一次，因我光顾了拾麦子而忘记了瞭望，我们被邻村的保卫人员抓住了。

    那天，就在太阳压山、我们收拾停当准备往家返的时候，邻村的保卫人员，象影子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

    “辛苦你们了，”那是一个满脸长着络腮胡子的中年汉子。他阴阳怪气地说，“拾得真不少啊。”

    那汉子边说，边去夺母亲背上装麦子的包袱。

    “好大哥，”母亲边往后退，边陪着笑脸说，“我们刚到咱们村地里拾，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

    “胡说，老子跟了你们大半晌了，”那汉子说，“你们整整一个下午，一直都在我们村地里拾。”

    这时，母亲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充满了责备。那目光，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永远、永远牢牢地刻在我记忆的深处。由于我的疏忽，给母亲、姐姐和自己带来如此大的麻烦。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那汉子拽住母亲背上装麦子的包袱说，“一条是乖乖把麦子给我留下，你们回家去；另外一条，是把你们抓回我们村，明天游你们的街。”

    “好大哥，你就高抬一下贵手，”包袱里装着十多斤麦子，那是母亲、姐姐和我三人，忍饥挨饿，用一天的汗水换来的，母亲怎能轻易让人拿走。母亲风吹日晒已经脱皮的脸上，仍是努力地堆满了讨好的笑容，说，“饶了我们母子三个这一回吧。天都快黑了，我们还有好远的路要赶呢。娃们一天都还没有吃东西呢。”

    “怎么？还要我给你们管饭，”那汉子挖苦地说，“再派一辆车，敲锣打鼓把你们送回去吗。”

    “好大哥，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母亲再次哀求说，“你就饶了我们这一回吧。我们以后再不敢在咱们村地里拾了。”

    母亲脸上强挂着笑容，眼里满含着泪水，就差给那汉子下跪了。

    “不行，说什么都不行！”母亲的哀求，一点也没有激起那汉子的同情心。他仍是蛮横地说，“饶了你们，我拿什么换酒喝。”

    啊！他原来是拿我们拾的麦子去换酒喝。

    “我们没有偷也没有抢，”母亲看到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也据理力争说，“拾的麦子，是你们掉在地里不要的。”

    “我们就是不要，烂在地里，也不能让你们拾。”那汉子说着，又上前去夺母亲背上装麦子的包袱。

    身体单薄娇小的母亲，远远不是那汉子的对手，一下子就被拽倒在地。但母亲的手，仍死死地抓住装麦子的包袱不放。

    姐姐吓得在一边直哭。当时仅有七岁的我，看到母亲受人欺负，不知那来的勇敢劲，“哇——”的一声冲上去，照准那汉子拽母亲包袱的手，狠狠地就是一口。咬得那汉子疼得嗷嗷直叫。那汉子放开了母亲，对着我飞起就是一脚，把我踢出好远。

    人常说：“弱母护犊猛如虎”。平时胆小怕事，一天没有吃多少东西的母亲，看到我遭打，把装麦子的包袱往旁边地上一扔，哭喊着一头照着那汉子撞过去。那汉子没有防备，被母亲一头撞倒在地。

    那汉子看到母亲要和他俩拼命，立刻慌了手脚，不敢恋战，急忙从地上爬起身来，顺手抢过我们装麦子的包袱，快速跑走。

    母亲没有追，也没有喊，而是紧紧地搂着我和姐姐站在那儿，目送着那汉子渐渐远去的身影。

    麦子抢走了，我和母亲、姐姐三个一天的汗水算是白流了。

    母亲右手拉着姐姐，左手拽着我，流着泪，迎着渐渐升起的暮色，踏上了返家的路途……

    有几句话，我实在憋不住了，还是想在这里写出来——

    多年后我参军，一次回故乡探亲，陪母亲到离我们村庄十多里外的一个镇上赶集。在集市上，我一眼就认出当年殴打我、抢走我们麦子的那个汉子。

    也许，他因长期酗酒的缘故，不到六十岁的年纪，过早地谢顶，牙齿脱落，两腮深陷，瘦骨嶙峋，弱不禁风，如同一个八十多岁风烛残年的老人。

    我对母亲说，我要去找那汉子说两句话，问问他，当年为什么对我们那样凶狠？

    “孩子，你认错人了。”母亲紧紧地拽住我的胳膊说，“抢走咱们麦子的那个人，早就不在了。”

    母亲的宽怀大度、隐忍和善良，如同一道无形坚实而不可逾越的高墙，牢牢地挡住了我。

    在这里，我还想再多说一句，正因为有这样善良慈祥、胸怀宽广的母亲，正因为儿时的苦水喝得太多了，长大后，在漫长而充满诱惑、风浪和险恶的人生旅途上，我始终没有迷路，什么样的苦难和挫折，都没能使我屈服和沉沦，一直顽强地走到了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

    当写到这一章时，正值“母亲节”。一些朋友们在网上疯传纪念和赞扬母亲的文章，颂扬母爱似海，母爱无疆；是母亲给了我们的生命，是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可苦日子过完了，母亲却老了；好日子开始了，母亲却走了。母亲健在时，我们浪迹天涯行走四方，奔自己的前途，忙自己的事业；我们回来了，母亲却远走了。母亲在世时，家乡是我们的老家；母亲没有了，家乡只能称作是故乡，梦见的次数会越来越多，回去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掐指仔细算起来，母亲离开我已经可快二十年了。今天读着以上朋友们在网上传的这些文字，我再一次泪流满面，更加怀念我的母亲！

    我是个不孝之子，我有愧于母亲的养育之恩。

    那年，接到母亲去世的电话时，我正在离家乡千里之外一个铁路工地采访，一篇指令性的长篇通讯，进入最后的定稿节段。

    我强忍着丧母无比悲痛的心情，还是坚持完成了采写任务，把稿子发往报社后，才急匆匆地踏上回故乡奔丧的路途。

    母亲，在这里我想对你说，在您离世时，我没能在您的身边，我想您会原谅儿子的。您不是经常嘱咐我：“在外面端人家公家的饭碗，吃人家公家的饭，就要把人家公家的事放在心上，干好工作，不要叫领导和同志们说咱什么。”

    母亲啊，多年来，我正是按照您的话，这样去做的，对工作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偷懒。

    一天一夜的火车，好心的列车工作人员和同车厢的旅伴们，再三劝我要节哀、要保重，可我仍是悲痛地吃不下一点东西。我一闭上眼睛或睁开眼睛，到处都可以看到母亲，看到母亲那和蔼可亲的脸庞。

    人常说，养儿才知父母恩。我和爱人住在条件优越的城里，只生养了一个儿子，都感到是那样的劳累、那样的不容易。真不敢想象，当年在条件艰苦的乡下，母亲和父亲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毅力和精神支撑下，把我们五个孩子一个个抚养成人。

    我高中毕业时，大学不招生，决意去当兵，明理的母亲是我坚强的后盾和支持者。可当我的儿子上大学，仅仅是从我所住的省城到另一个更大的、条件更优越的城市去上学，我和妻子曾是那样的放心不下，千叮咛万嘱咐、牵肠挂肚，依依不舍。儿子上学离家的那天，就连我这个戎马关山、经历过血与火洗礼的人，心中都时不时涌起一阵阵依依难舍的舔犊之情。

    当年我参军入伍，与儿子今天上大学相比，那可是一条充满曲折、坎坷、未知和铺满冰雪的人生之路啊。记得，在我离家去县武装部报到的那天早晨，母亲早早地起床为我收拾行装，微笑着送我踏上征程。将心比心，我想，当时母亲的心里一定充满了难舍的亲情，我毕竟是她的长子啊。可为了让我不留恋家乡，在部队安心工作，当着我的面，母亲没有流露出一丝难舍之情。多年后，弟弟告诉我，我当兵走后，母亲一个人关起门，整整哭了两天。

    就在一个月前，我采访路过家乡，特意探望病重卧床多日的母亲。我那位过去一夜能纺斤半棉线、织丈二棉布、事事要走到人前刚强的母亲，已被无情的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气若游丝，病入膏肓。

    我跪在母亲的床前，泪流满面，痛苦万分。我想在家里多住几天，伺候母亲，尽尽做儿的孝心。

    可母亲坚决不让。她强打精神对我说：“我的病就是这样了，你守在身边也帮不上什么大忙，更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人家公家的事。”再一次嘱咐我，“在外面，一定要把人家公家的事干好，不要让领导和同志们说咱什么。”

    没想到，这竟是我和母亲最后的诀别。如今生我养我、给我以生命、给我以力量的母亲，永远地走了。我再也见不到母亲了。我喊天不应，喊地不咛，长哭无泪。

    一路上，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我们家乡山西运城一带农村常言说有三大事：盖房、娶亲、埋人。我长年工作在外，和家乡联系不多，母亲的后事如何办理？我此刻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人在痛苦中，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漫长。路途上的一天一夜，我感到仿佛像过了一个世纪。

    我下火车、转汽车，好不容易熬到故乡的村口，见到乡亲们，伏地便拜。这是我们家乡的风俗：家中老人过世，请人帮忙料理后事，逢人都要磕头的。

    乡亲们围上来，把我扶了起来。村里几位长辈劝我说：“孩子，你母亲已经这样了，你自己要节哀，要保重，不要着急上火。你们家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一切有我们呢！”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五天后，把母亲顺利地送走了，葬礼简朴而隆重。

    母亲安葬后的那天夜里，我独自一人坐在自家空荡荡的小院里，望着头顶布满星辰的夜空，在内心深深地反省自己。乡亲们对我真是太好了！这么多年，我浪迹天涯，为工作、为生活、为自己的前程奔波，无暇顾及脚下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坦白地说，我很少关注他们，想到他们，更没帮他们做些什么。可当我这位不孝的游子，有了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无私、慷慨地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我在心里深深地自责，我有愧于他们。

    也就是在那天夜里，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我的心底深深地刻下：今生今世，无论生活如何变化，无论走到何方，决不背叛生我养我的土地和我的父老乡亲！

    前不久，我到一个公路工地采访。项目长向我反映说，队伍已经进场三个月了，各种工程材料都备齐了，就是无法开工。原因是当地镇领导，把应发给群众的征地拆迁款，挪用盖镇政府办公楼了，群众拿不到钱，挡着不让开工。他请求我，能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帮帮忙，让镇政府想办法把给老乡们的公路征地拆迁款尽快发下去，使工程尽快开工。

    我所住的镇招待所对面，就是正在大兴土木的镇政府办公楼工地。我向几位看热闹的村民打听，他们骂着说：

    “这盖楼房的资金，用的都是修公路的征地拆迁款，是我们老百姓的保命钱。”

    群众的话更加坚定了我深入采访的决心。我到镇政府找领导核实情况，他们提前接到信息避而不见。人们告诉我，几分钟前，在镇政府的院子里，还看到镇党委书记和镇长在找人谈话。

    听说，他们曾用这种拖延躲避的战术，成功地击退了一些前来采访的新闻同行。可这次，他们这种办法不灵了。

    面对镇领导避而不见，我针锋相对，采取“敲山震虎”。离开镇政府大院时，我向接待我的镇办公室副主任，留下我所住的镇招待所房间号，并撂下一句话：

    “躲过初一，过不过十五，躲是躲不过去的，也解决不了问题。不行，咱们就报上见。”

    果然，没过多久，那个肥如油桶的镇党委书记和那位瘦高个的镇长，出现在我所住的镇招待所的房间里。一阵虚情假意、无话找话的喧寒之后，镇党委书记借故说要去开会，提前离去。这时，镇长神秘地向我递上一个“信封”，要我“高抬贵手”。

    此刻，不知怎地，我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血一下子冲上头顶，一股怒火从心底腾起。我一怒之下，把镇长递上来的信封扫落地下，严正地对他说：“请你尊重我的人格和我的职业。还是那句话，三天之内，如果群众领不到征地拆迁款，工程开不了工，咱们报上见。”

    镇长看我态度坚决，无缝可钻，从地上捡起信封，悻悻地走了。

    三天后，传来消息，公路征地拆迁款已如数发放到村民手中，工程可以开工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默默地流泪了：这里虽不是我的故乡，但有着我一样的父老乡亲。还是那句话：今生无论走到何方，无论生活如何变化，我绝不背叛脚下的土地和我的父老乡亲，直到永远！

    在此，我也用这句话，告慰生我养我的母亲。

    四

    如果有人问我，在这个世上你和谁最亲，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姐姐。

    多年来，每当我回故里省亲，乡亲们夸我有出息时，我的心里总是禁不住一阵阵发热，总是想起我的姐姐。

    姐姐大我四岁，我下面是一溜三个弟弟。父亲是个挣钱不多又非常忙碌的乡医，母亲常年多病，无力承担繁重的家务，照看这众多的孩子。

    人常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姐姐很小的时侯，就学会做饭和一般针线活，帮母亲料理家务，到十二、三岁时，已能独自剪裁衣服和织布。姐姐上高小的时侯，我和二弟读初小。放学回家，母亲因两个小弟弟的拖累，常常不能按时开饭。于是，我和二弟俩总是抱怨母亲：“上学迟到要挨老师罚站的。”

    姐姐却从不抱怨，回到家后，书包一放，默默地帮母亲做这做那，直忙到大伙吃完饭，又帮母亲洗碗刷锅，把一切都收拾好后再去上学。为这些琐碎的家务活，姐姐常常迟到，挨老师的批评。

    姐姐爱学习，也很刻苦.那时侯，我们家乡还没有电灯，为了省钱，家里点的是豆油灯。我记得，常常夜很深了，我都一觉醒来，仍看到姐姐屋里的灯还在亮着，那是姐姐在温习功课。每年期终统考，在学校公布的红榜上，姐姐的名字总是排在本年级前三名之中。姐姐曾连续两次获得全联校六年级算术竞赛第一名。最令我和弟弟们羡慕的是姐姐所得的奖状和奖品。我曾数过，姐姐从初小到高小毕业，共得过十八张奖状。

    姐姐高小毕业后，考上了县第一中学。那时，全县只有两所中学，考生上万名，录取量很小，真可谓是百里挑一。老师和同学们为她高兴，我们全家也感到很光彩。姐姐自已更高兴，做活儿都比平时麻利了许多。她对父亲说，她要努力学习，争取考大学，将来当一名工程师或教师。

    可万万没想到，就在姐姐准备去学校报到的前两天，母亲动手术住院了。爸爸去医院给母陪床，家中的一切全压在姐姐肩上。

    一天夜里，爸爸从医院回来取粮食。姐姐对父亲说，她不去上学了。

    当时，我也在跟前。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爸爸愣住了，脸色变得铁青怕人，过了许久才说：“不能停学，我咬着牙也要供你上学！”

    “妈妈不知道什么时侯才能出院，”姐姐边说边流下了眼泪，“我去上学，谁给弟弟们做饭吃？”

    面对眼前的困境，爸爸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蹲在门边，一袋接着一袋抽闷烟。

    那时，我已经上三年级，开始懂点事了。忙拉住姐姐的手说：“姐姐，你上学去吧，我在家里做饭。”

    姐姐没吭声，紧紧地搂着我，大滴大滴的泪水，止不住地滴在我头上、脸上。姐姐从此停学了，老师和同学都替她惋惜，多次劝她去上学，但她最终还是没有去。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回想起这些往事，就好象是昨天发生的一样。昏暗的灯光下，姐姐流泪的双眼，父亲愁眉不展的样子，仍历历在目。

    姐姐停学后，就挑起母亲丢下的生活重担。那时，我们一家七口人，全凭爸爸和姐姐劳动收入生活。父亲给人看病，挣得是固定工分，姐姐年纪小，只能算半个劳力。当时的工分值很低，父亲和姐姐累死累活全年所挣的工分，还是抵不了全家的口粮款。再加上母亲看病欠了许多债，家里经济非常紧张。为了供养我们兄弟四个上学，姐姐开始替别人织布。一来赚些布头子，为我们做衣服，二来可挣点手工费，替我们支付学费。姐姐织布技术好，花样品种又多，很讨顾客喜欢，请姐姐织布的人很多。为挣这点血汗钱，姐姐晚上常常忙到三星偏西，才去休息，第二天又拖着疲倦的身子下地劳动。有很多次，我于心不忍，向父亲提出停学回家劳动，但总是第一个遭到姐姐严厉的责备。

    按照家乡当时的习俗，姑娘十三、四订婚，十七、八出嫁，过了二十岁还没结婚，是要惹人笑话的。

    姐姐在同龄伙伴中，不但家务活出众，而且人也长得很秀气。十五岁时，有很多人上门说亲，但都被姐姐谢绝了。我长大后才知道，姐姐是怕早定婚，早出嫁，不能照看家里，影响我们兄弟四个的学业。所以，她把自己的终身大事一推再推，直到二十四岁才出嫁。作为一个姑娘，这样的年纪结婚，当时在我们家乡一带应该说是“大龄青年”中的大龄青年了。

    我高中毕业时，正值“文革”后期，求学无门。姐姐鼓励我去参军，到外面去闯荡。经过政治审核和身体检查，我被批准入伍。

    我去县武装部城集中的那天，正值久雪初晴，天气异常寒冷。姐姐很早就起来为我收拾行装，按照家乡对出远门人的送行惯例，为了表示吉利平安，还特意给我做了顿馄饨吃。

    为了节省四毛钱的汽车费，我决定步行去二十里外的县城报到。姐姐送我，一路上千嘱咐，万叮咛，要我在外边听领导的话，和同志们搞好团结，做出成绩，不要辜负亲人们的期望。临分手时，姐姐塞给我一包毛毛票和钢蹦儿，要我在路上用。当时，家里经济紧张，临走时，父亲把身上仅有的六元钱全掏给了我，我于心不忍，又悄悄地把钱放回米罐子里。此刻，我身无分文，姐姐给我的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可观的“巨款”。

    在南下的军列上，我曾仔仔细细清点过这笔钱：一百八十个一分的硬币，二十六个二分的硬币，六个五分的硬币和一叠小面额的纸币，总共四元六角八分钱。手捧着这些钱，望着车窗外闪过的异乡山河，一种不可明状的激动撞击着我的心扉。我在心中暗暗起誓：不干出个样子来，决不回见江东父老。

    就这样，我踏上了人生搏击的漫漫征途。

    多少年过去了，我和三个弟弟都早已成家立业，姐姐也已是做祖母的人了。每当我和姐姐见面时，望着她那过早被艰辛生活夺去风韵的脸庞，心里总是一阵阵发颤。我常想，当年，姐姐要是不停学，早已大学毕业了，得到生活应给予她的一切。可她却把这一切无私地献给自己的弟弟们。

    人世间，有多少象我姐姐这样的人，他们象砂砾，铺在别人前进的路上；他们象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他们是最可敬可亲的人。

    此时，太阳已完全走下远处的沙丘。由于海拔高，没有污染，通透性好的缘故，大漠荒原的天色依然很是明亮。我通过哨所塔楼瞭望孔向外望去，百米之内的景物仍然清晰可辨。那只失群的小黄羊，不知怎么又折返了回来。

    近处和远处，相继传来狼的长嗥声。

    我知道，这是大青、女王它们，与提前派去前方侦察猎情的狼，在相互联络。

    狼群夜间的狩猎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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