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添

    谢添，1914年生于天津，籍贯广东。现为中国影协理事，全国政协委员。

    主演的电影有《新儿女英雄传》、《六号门》、《林家铺子》、《风筝》、《洪湖赤卫队》等。导演的电影有《为了61个阶级弟兄》、《洪湖赤卫队》、《小铃铛》、《花儿朵朵》、《锦上添花》、《清水湾，淡水湾》、《甜蜜的事业》（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茶馆》（获当年政府奖与金鸡奖）等。导演的电视剧有《那五》（获当年电视连续剧一等奖）、《哀乐江湖》等，导演的戏曲故事片有《七品芝麻官》、《打神告庙》等。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铁路员工家庭，原名谢洪坤。先父谢商霖是广东番禺市桥镇人，青年时代北上天津谋生、定居，长期供职于京津铁路机务段。为人忠厚勤劳，性格内秀，有广泛的艺术爱好：拉胡琴、吹箫，哼哼广东小曲之余，还潜心竹雕，有时也泼墨画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我多少受到一些熏陶，抄起笔画牛画马画汽车。七八岁上先父便指导我拉胡琴，还经常跟着他老人家和大哥洪佳到天津“广东音乐会”（同乡俱乐部）去玩，有时客串个小书童，有时在合奏中当一名小琴师。以我当时的水平，纯属滥竽充数。在前辈鼓励下，一回生，二回熟，我很快就习惯于在大庭广众中“献丑”了。

    先慈沈玲也有自己的艺术爱好，那就是酷爱电影，尤其爱看外国的喜剧片和惊险片。就我记忆所及，儿时她抱着、领着我出门，十有八九是进电影院。年复一年，在我们娘俩的心目中，卓别林、巴斯开登、陆克、阿柏克、康克林、约翰·巴里摩、道格拉斯和华尔特·狄斯奈的动画（当时他的“米老鼠”还没问世）……都成了偶像。她自然记不清这批外国演员的名字，可谁在哪个影片中扮哪个角色，都分得一清二楚。她和天津影迷一样，管卓别林叫“贾波林”，把阿柏克叫“大胖小”……

    刚上小学的时候，我最喜欢模仿卓别林的表演片断。先是在家里学着卓别林的滑稽样，逗得老小捧腹大笑。后来胆子大了，就和大妹妹丽蓉搭档在院里搭起“草台班”，专演卓别林，招来左邻右舍的小伙伴当看客，只收香烟盒里夹带的“毛片”当门票，“毛片”上绘制的人物、故事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小观众的笑声和掌声使我萌生出一个朴素的念头：表演这玩艺儿，不单自己觉得带劲，还能让别人高兴。我将来要是也能上影戏表演该多好呵！

    我上到小学高年级时，对于学校里的动辄体罚、照本宣科很感厌烦，而社会上各种民间文艺演出却时时在“勾引”着我。单说天津南市那个游乐场所，就是我当年流连忘返的一座“迷宫”。在那里有“落子”、梆子、相声、大鼓、莲花落、说书、杂耍、戏法……真叫我大开眼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戏曲、曲艺逐渐琢磨出一些味儿来了，于是欣赏的选择性也随之提高。只要我身上有些零花钱，或是有法子混进剧场，像刘宝全、白凤鸣的京韵，高五姑的时调，荣剑尘的单弦，张寿臣和陶相如的相声演到哪儿，我就奔到哪儿。当我到北京上初中的时候，天桥和广和楼戏园子又成了我的艺术“大观园”。我经常背着书包就去了。还和富连成科班的新秀叶盛兰、刘盛莲等人成了好朋友。

    我这人的天性大概属于好动、好新鲜这一类型。的确，从少年到青年，总觉得自己有数不清的爱好，有使不完的精力。当我迷恋于电影、戏曲、曲艺的同时，还多方拜师学画画，演话剧。

    先说画画。我最喜欢漫画，少年时代便倾慕天津的两位漫画家：高龙生和汪子美。说来也巧，有位邻里是高先生的弟子，由他引我拜望了高先生，后经高先生介绍结识了汪先生。他们向我讲述过不少颇有见地的绘画经验，使我茅塞顿开，跃跃欲试。30年代初，我以“HK”的署名在天津的《北洋画报》发表过一些漫画。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个穿木屐的矮胖子，在锯桌子腿，在桌腿上我写上了“东三省”三个字。这幅画虽说立意简约，但还是失之于直白。为此，我的一位好友还提醒过我，要提防有人找我的麻烦。接着，我又在上海的《联华画报》、《明星半月刊》上以HK和ST的署名发表过一批漫画和幽默画。如系列幽默《密斯特X》和以夸张为特征的演员头像等。与此同时，我对国画也颇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曾为天津“绿渠画会”的座上客。我和齐白石先生的高足许麟庐就是在画会上认识的。1935年，以画“王先生”闻名海内的叶浅予先生从上海到天津，邀请津门画坛的朋友恳谈。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小艺徒也得到约请。我记得与会者中，就数我年轻，属于“小冠末座”之辈。大家谈兴正浓，叶先生提议每人当场勾勒一幅各自心中的王先生，我也只好从命。叶先生出于奖掖后进，看过我笔下的“王先生”后，还夸了我几句。名画家的大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说到演话剧，那是上中学以后的事。除了在学校演些小剧外，1934年，我同鲁韧、张客在天津组织过鹦鹉剧社和喇叭剧社。靠着几位有钱票友的资助，租过春和剧院和新新影院演了几个戏。我在《颤栗》中演犯人，在《江村小景》中演弟弟，在《女店主》中演警察局长，在《雷雨》中演周萍。首演《雷雨》时，我特地请了父亲去看戏，这是他老人家第一次在正经的剧场里看到我的演出。看过之后，他才理解我当年四处奔波并非无益之举，他后来支持我只身到上海当演员，恐怕同这次“确认”，不无关系。这两个剧社，由于经济来源匮乏，好景不长，便告夭折。这段舞台实践使我对话剧艺术的甘苦获得一些亲身体验。适逢其时，由唐槐秋率领的“中国旅行剧团”多次到津献艺，他们带来了一批好剧目、好演员。我是每戏必看，认真琢磨上海艺友的表演经验，并同该团的陶金、戴涯、白杨、唐若青、赵慧深各位建立了艺术友谊。

    我在20岁以前，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在广阔的艺术园地里，固然涉猎了不少门类，但真正被社会认同的，可能还数漫画。为什么我后来没跨进美术界搞专业创作呢？这中间有多方面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如前所述，我自幼酷爱影剧、戏曲、曲艺等表演艺术，这同我的性格气质外向、开朗不无联系。更由于我长年泡在影剧院和游乐场，同最底层的平民百姓一道观赏各类节目，我越来越熟悉他们，理解他们，热爱他们。我发现自己同他们在是非、美丑、善恶观念方面，在审美心理和情趣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确切地说，是他们在这些方面培养了我。我时时感到，如果能为这样可爱的观众献艺，那将是莫大的荣幸和满足。这种长期积累而成的观念和态度，正是我日后投身影剧界的契机。当然，在人生的道路上，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往往是结伴而行的。这里我不能不专门讲述一下沈浮这位良师益友对我的影响。

    结识沈浮是很偶然的。大约在30年代初，我十七八岁时，很爱读天津《国强报》副刊《鲜货摊》上的文章。读了一段时日，出于好奇心，也想练练笔，就以谢静波的笔名，写了一篇短文投寄编辑部，不想这篇习作竟被《鲜货摊》利用了。当我应召在编辑部领稿酬时，一位身材魁梧、嗓音洪亮的编辑先生主动接待了我。他正是主编这个副刊的沈浮。早在1926年，他便是“天津渤海影片公司”摄制的《大皮包》一片的编剧兼主演。也算是缘分吧，这位比我年长9岁的老大哥毫无架子，同我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从此，我得到了一位能经常讨教影剧艺术的师长。当我们谈到卓别林艺术特色时，每每都有说不尽的话题。对中外名剧、新上映影片的编导和表演各方面的评价，也各抒己见。常谈到深夜，乐而忘返，我便在他家留宿。应当说，他是把我引进影剧艺术门槛的第一个领路人。在此后的20年间，我们一直形影相随，气息相通。

    1935年，华北上空笼罩着民族危亡的阴霾，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广大热血青年都在选择报效祖国的道路。我当时已陷入失业的困境。在这期间，已加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沈浮多次来信动员我去上海当演员。经他和我的小学同窗陈天国的介绍，主持《狮吼剧社》的陈凝秋（即塞克）决定约我先到剧社工作。按我多年来的志趣爱好，献身影剧事业自然是酝酿已久的第一选择。在当年初秋，我辞别了亲人，穿着蓝长衫，头戴平顶草帽，坐上南下的三等火车厢，在秋雨蒙蒙中抵达上海。陈天国在车站接到我之后，我说，咱们先去徐家汇看望沈大哥。沈浮见到我，真是喜出望外，畅叙别后种种。我当时一心想进“联华”，好跟他朝夕相处。他便如实告诉我“联华”由于种种形势所致，很不景气，已有9个月发不出薪水，劝我先到“狮吼剧社”，以便取得舞台实践的机会，并嘱我尽快熟悉上海的社会情况和上海的观众。我理解他那种爱莫能助的沉重心情，便含着热泪从徐家汇步行到静安寺的“狮吼剧社”，开始了话剧演员的生涯。

    在“狮吼”演过几个月话剧后，一个偶然的机遇把我带进了明星影片公司的摄影棚。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上海影坛大明星胡蝶的父亲、叔叔也是广东籍的天津铁路员工。胡蝶的亲叔伯弟妹曾是我的小学同学。由于这些关系，我到上海后曾拜访过一次胡蝶。当她得知我切盼演电影的心愿后，便向影剧界大师洪深先生提及此事。嗣后洪深先生曾召见过我，这位40开外、操着常州口音的前辈向我提出一连串有关电影知识的“考题”。他的态度和蔼可亲，眼镜后边闪烁着关切爱护的目光，使我很快消除了心理上的紧张，临场应对得还让他满意。我记得最深的是：他曾惊异地问我：“你这么年轻，怎么对美国那么许多明星都蛮熟悉的呢？”我就把从小怎么迷上电影，怎么受沈浮指点，以及曾经上过天津英语商务专修学校等经历，照实讲述了一遍。他听完之后爽朗地笑了。事有凑巧，这次见面后没多久，明星公司的大导演李萍倩先生正在筹拍《夜会》，在该片中扮演反派主角的孙敏突然病倒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无法开机。洪深先生就把我推荐给李导演。李导演让我试过镜头后，很痛快地就让我演那个纨绔子弟王度生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心里很紧张。一来是这个角色戏很重。二来是孙敏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影星，擅长于演这类角色。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手能胜任吗？对此不但我自己犯嘀咕，摄制组也有不少人持同样的态度。由于李导演和其他老演员的扶持，我较快地进入了角色。洪先生还亲自为我起了一个艺名：谢俊。影片公演后，同行和观众反映不错，不少人还在打听谢俊是何许人。在此后的一年间，我就是用谢俊这个艺名在明星二厂制作的《生死同心》、《清明时节》、《社会之花》、《梦里乾坤》、《马路天使》、《四千金》等进步影片中扮演不同角色的。

    30年代的上海是我国电影事业的大本营。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作曲……各类人才荟萃，精英云集。我到上海不久，就能频频“出镜”，是遇上了一个好时机。这就是党的地下组织采取正确的方针，推动明星公司的改组和革新。团结了一大批有才华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并恢复了以欧阳予倩先生为首的编剧委员会，使明星公司制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我能够加入以进步人士为骨干的明星二厂，拍完《生死同心》之后，又马上加入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经常参加协会的各种活动，这都是历史给我提供的机遇。我所接触到的上述影片的创作集体中，有著名的编导，如阳翰笙、洪深、欧阳予倩、应云卫、程步高、李萍倩、张石川等等。说到演员，老的像龚稼农、王献斋、黄耐霜、顾兰君、魏鹤龄；年轻的像赵丹、袁牧之、陈波儿、吴茵、舒绣文、白杨、沙蒙、赵慧深、龚秋霞……这样强大的阵容是其他影片公司所望尘莫及的。我能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学艺、起步，是很荣幸的。在各个摄制组里，我一方面苦心钻研自己所担负的角色，同时也在细心观察他们的“招数”。当时，我如同一块“大海绵”，时时都在贪婪地吸取、借鉴、积累和思索，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在艺术上时有发现，时有顿悟，甚感欣慰。回想起来，这短短一年，为我以后的艺术创作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肩负着抗战的神圣使命。上海100多名影剧工作者公演了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我在其中扮演了一名英勇杀敌的大刀队队员。“八一三”后，我们赴闸北隆重举行慰问十九路军将士的演出。每场演出，台上台下同仇敌忾，高呼抗日口号。上海沦陷后，我便参加了由陈白尘、沈浮、孟君谋和夏云瑚领导的“上海影人旅行剧团”，撤离上海，溯长江进四川。这个剧团的成员来自明星、联华、艺华和新华等几个影片公司，共有演职员60多人。在千里旅途中，我们亲身经历了社会的深重灾难，处处感到全民族日益高涨的抗战热潮，一路上，我们几经险情。我们刚到南京，在火车站附近一家旅馆住下的当晚，即遭日机轰炸。落在旅馆后院的一颗炸弹入土半截，幸好未炸。当我们从芜湖乘小木船到江心准备登上开赴武汉的客轮时，狂风大作，险些覆舟。到了武汉又时遭空袭，一次听到紧急警报，我和沈浮一同闯进一家铺子，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是专卖棺材的，彼此相视苦笑……我们乘民生公司客轮直奔夔门。途中，在甲板上日夜排练陈白尘新作《卢沟桥之战》，船上的乘客便是我们的观众。在客轮将抵宜昌的前一天，我们接到上级电报：停靠宜昌时上岸义演，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我们深为振奋，连夜准备了几个义演剧目。我还约了吴茵、燕群两人，现编现排了一个短剧《过关》。我饰把关人，她俩分别饰母女二人。当我们进入宜昌时，只见剧场的站票都已卖光，墙头还站着不少观众。整个演出过程，群情激愤。素不相识的大后方观众正是我们的知音，抗日救国把我们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

    1938年10月，我们抵达山城重庆。在“国泰电影院”（现为“和平电影院”）公演了《卢沟桥之战》和陈凝秋新编的《流民三千万》。11月间赴成都。我们以夏云瑚在成都开办的智育电影院（现为“红旗剧场”）为基地，开展抗日进步戏剧活动。由于我团是第一个从上海进川的剧团，颇受社会各界的瞩目和欢迎。

    1938年初，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两次派副官来“邀请”白杨等女演员“跳舞”“赴宴”，陈白尘严正拒绝了这一仗势欺人之举。一天，当我们公演《流民三千万》时，严啸虎从观众席间站了起来，指着舞台上表现抗战胜利之日红太阳升起的场景，大喊：“这个剧团是汉奸组织，日本太阳旗都上台子了！”当即派人封了剧场大门，并勒令全团人员三日内离开成都。我们当即从剧场侧门撤出，疏散各处。第二天成都文艺界、新闻界纷纷披露严啸虎迫害影人旅行剧团的真相。我们为了顾全抗日大局，把原班人马改名为“成都剧社”，继续公演《雷雨》。这是1938年2月的事。《雷雨》连续公演近百场后又演《日出》。我在这两出戏中分别扮演了周朴园和张乔治。为了塑造张乔治的舞台形象，我作了一些新的探索。在天津、上海和四川等地，我曾观摩过10多个剧团上演的《日出》，不同演员扮演的张乔治各有特色。我在忠实于曹禹剧作的前提下，结合自己在天津法租界、“广东音乐会”俱乐部以及在上海滩上所接触过的不少类似人物的原型，把张乔治设计为年近40，鬓角略现灰白，老奸巨猾，对陈白露处处内藏“居高临下”的气势。我认为这样的张乔治才是陈白露的对手，交锋之中易于迸发出戏剧性的火花，更有戏可看，上演之后，不少人觉得我的处理颇有新意。

    1938年4月，宋之的、陈鲤庭、沈西苓、贺孟斧、赵丹等人领导的“上海业余剧人旅行剧团”从武汉来到成都。“成都剧社”便并入该团，成为锦江城剧运的中坚力量。在此后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我先后参加了20多部话剧的演出。除了演出《民族万岁》、《夜光杯》、《塞上风云》、《黑字二十八号》、《还乡记》、《阿Q正传》、《钦差大臣》等大型名剧外，还经常到各公共场合（如少城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活报剧。1939年夏季，由于种种原因，有的骨干演员到重庆，有的赴新疆，这个剧团便无疾而终。我当时生活无着，只好重操旧业，为智育电影院画电影海报，并为报纸撰写影院广告文字。大约半年之后，贺孟斧、沈浮开始筹备西北影业公司迁厂成都的工作，并立即开拍《风雪太行山》，我一心要跟老沈拍电影，便加入了这个公司。贺孟斧编导的《风雨太行山》描写的是太行山区矿工和农民联合抗日的故事，我扮演了主角——矿工马老汉。这个人物经历了屈辱、觉醒而后抗争的曲折过程。主题和人物形象都很有积极意义。在成都拍电影时，无论在资金、器材、场地各个方面，比之上海“明星”的时期，都要困难得多。我们摄制组的演职员都领不到薪水，硬是凭着一股热情，在三个月内完成了这部影片。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在太行山上》一曲，就是专为这部影片谱写的。1940年初，这部影片发行了一批拷贝，放映后受到观众的好评。这是当时大后方摄制的屈指可数的故事影片中的一部。拍完这部影片不久，阎锡山下令关闭了由他出资开办的这一公司。我和公司不少同仁再度失业。热心于进步电影事业的夏云蝴多方设法，筹措到一笔钱，准备拍摄《峨眉春晓》。由沈浮当导演，白杨、魏鹤龄和我主演。我们在成都拍了外景之后，决定取道重庆赴香港拍内景。可没料到，当我们刚刚抵达重庆没两天，太平洋战争爆发了。香港去不成了，只好滞留在重庆的小旅馆里。风云突变，拍片受挫，沈浮百感交集，于悲愤中奋笔疾书，写下了抗战中期的著名剧作——《重庆二十四小时》。

    《重庆二十四小时》写的是珍珠港事件前夕重庆一所普通楼房里的人物和故事，抨击了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主人公康泰是个富于正义感、乐观自喜的进步戏剧工作者。当我读沈浮这部剧作的初稿时就发现，他从我的经历和性格中提取了不少素材，写到这个角色身上去了。尽管如此，我仍感到演好这个角色难度很大，可沈浮一个劲儿地说：“你怕嘛？我认定就你合适演康泰。”于是，我和白杨、陶金、沈扬、耿震、吴茵、石羽、章曼萍等人经过认真排练后，在国泰电影院公演了。出乎意料，头一场演出就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戏剧界同仁到后台向我们表示祝贺。舒绣文等几位老演员还请我到剧场附近吃夜宵，鼓励我要把康泰形象牢牢地树立在重庆观众的心中。康泰不设B角，演到20多场，我的嗓子哑了，只好经常喝“炭水”来恢复嗓音，终于坚持演完了70多场。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近10万名的重庆观众满怀激情地观看了《重庆二十四小时》，对于一个话剧演员来说，也是人生难得几回有的一桩快事。

    广大观众以及文艺界朋友对康泰形象的赞许给了我很大的激励。继《重庆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又在沈浮新编的《金玉满堂》和《小人物狂想曲》两个新剧本中分别饰演胡家宝（地主少爷）和李涤之（新闻记者）两个主要角色，都是带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形象。几乎在同一时间，活跃在重庆舞台上的蓝马、沈扬、黄宗江，也在其他名剧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喜剧性的形象，重庆的广大观众和报刊文章便把我们四人戏称为话剧舞台上的“四大名丑”。

    1942年，我已经28岁，接近“而立”之年，回顾我的前半生，从“小影迷”到所谓的“名丑”，其间经历了启蒙、吸收、积累、磨炼和探求的过程，艺术上的功过得失还有待进一步的剖析，这篇回忆仅仅勾画出一个轮廓而已。

    （叶家铮 整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