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凤霞

    新凤霞生于1927年，原籍苏州。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评剧院艺术委员会主任。自幼被拐卖到天津，辗转被杨姓老夫妇收养长大，并受教于“堂姐”杨金香（北派京剧武生大师李兰亭之妻）学习京剧基本功。

    新凤霞6岁学京戏，13岁改评剧，14岁任主演，20岁以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演唱方法，发展为50年代至今的最大评剧流派——新派。

    代表剧目有传统又作改写的：《花为媒》、《杨三姐告状》；移植剧目：《三看御妹》、《乾坤带》；现代剧目：《艺海深仇》、《刘巧儿》、《祥林嫂》等。其中《刘巧儿》、《花为媒》摄制成电影。

    著作有《新凤霞回忆录》、《以苦为乐》、《我当小演员的时候》、《恩犬》、《我与溥仪皇帝》、《新凤霞说戏》、《我和吴祖光》、《新凤霞评剧谱》、《吴祖光、新凤霞诗书画集》等20种。

    从我记事就知道饥寒困苦。那时我在天津南市贫民区一个三不管九道弯的大杂院里住。家家饥吵饿斗，大人打架吵嘴骂人，孩子哭喊要吃的，闹肚子饿。常听见大人打一巴掌骂道：“该死的，还不滚一边去……”说着把孩子推出门去……

    小胡同里都是大杂院。我们这个大杂院住了十几家。大街地势高，胡同地势低，院子更低，一下大雨屋里就蹚河，雨水就要上炕！我们小女孩儿，从小学会用纸剪一个女孩儿，再剪一把笤帚、一个簸箕，用针把它缝在纸人左右手上，说这是“扫天晴”。把“扫天晴”挂在门框上，全家人磕头求天保佑可别再下雨了……我最会剪这个“扫天晴”了，没有女孩儿的人家，我就剪好了送去给挂上。我们没有胶鞋，都是自己用市布做油靴，在鞋掌钉上钉子，鞋帮上好桐油。这种鞋可沉了，穿上双油靴磨得脚长泡，因为又重又硬，还怕磨坏袜子，磨得光脚掉层皮，脚趾头露出鲜红的嫩肉，可我们照样买东道西，踢踢趿趿走起来带响声，一刻不闲着。下雨天最怕的是看着父母发愁。雨天父亲不能出去卖糖葫芦，一家人大眼瞪小眼，眼看着分文不进，我们是挣一天吃一天的人家啊！

    父亲有肺病，一到冬天，他就咳嗽吐血。我从记事就知道学本事挣钱养家。七个孩子加父母共九口人，睁开眼就得要吃要喝呀！光靠父亲卖糖葫芦难保一家温饱。穷苦的孩子们抱团儿。小女孩儿们要挣钱，那年月好道太少了。我们住的那地方是最底层，个子大的当女招待，妓院当使女；小点的只有做零活。我是小不点儿，又瘦又小，去砸核桃，去蛋厂打鸡蛋，去装火柴，到毛织厂捡线头，或者给有钱人家做零活，给老爷太太捶腰砸腿……反正有活就干，为了挣点钱帮助爹妈过日子，一家吃饱饭。

    父母都没有文化，常听大姑妈说：“小女孩儿从小得学会拿针用线、缝缝补补，还得会蒸饽饽做饭。”记得7岁上我头次和面，把面和好了，大伯母看了看就狠狠打我一巴掌，她说：“和面要手不沾面、面不沾盆，看看你手上是面，盆里也都沾上面了。过一阵盆里就沾出一个面盆了……小闺女出了门子孝公婆，好话背地说，暗挑大拇哥！这是穷苦女孩儿的志气。”我记住了这话，够不着锅台就学做饭，做针线活。我受二伯父家的影响，要学唱戏挣钱养家。我怕把我送进妓院，怕当女招待、童养媳。

    那年月女孩子挣钱可没有好路可走哇。我决定学唱戏，像堂姐那样，台上花枝招展唱好戏露脸，台下人人喜欢能吃饱穿暖挣钱。自己的道路选择好了，我就天天去二伯母家，首先是给二伯母干活，跟二伯父和姐姐学戏。先学好吃苦受累，才能唱出“格崩脆”的好角儿，还讲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冬天练功，姐姐说：“脱下棉袄来！”我就赶快脱下棉袄，十冬腊月呀，伸不出手来。姐姐推开屋门，向院里泼了一盆凉水，立即冻成了冰。姐姐说：“小凤快跑圆场。”我穿着单衣，猛地出了屋在冰上跑圆场，跑得满身发热，手指头冻得紫红，姐姐不叫停不敢进屋。夏天三伏最热了，姐姐想看看我的功，让我在院里练，在太阳底下还要加上两件衣服。唱戏的不怕冷，不叫热。上了台再冷也不能穿棉袄，再热也要穿上戏装厚衣服，这叫练意志。

    小时除了演小角色，在后台还要讨人喜欢，眼里有活，心里有数。记得七八岁在天津南市“大舞台”跟着堂姐唱戏。这个“大舞台”可是好角占领的大戏院，是彩头班，演连台本戏《西游记》，主演梁一鸣演唐僧，朱小义、李仲林演孙悟空。一天梁一鸣来晚了，大家七手八脚伺候着他赶场，我在旁边看着不敢向前。梁一鸣误了场扮戏着急，发脾气说：“快！拿衣服，拿靴子。”大家手忙脚乱。忽然他脚登上靴子没扎靴子带，必须蹬在凳子上才好扎靴子带。大家忙乱没给准备。我看在眼里，就要上场了，靴子带还没扎上怎么行啊？我赶快过去，双手扶地趴在地上说：“梁老师您蹬在我背上扎靴子带吧。快要上场了！”梁一鸣果然脚踩在我的背上扎好靴子带上了场。这件小事可算是有眼力见，救场如救火的行动，后台老板都夸我。姐姐是唱刀马花旦的，她脾气大，我做了好事她高兴，可不当面夸我，她说：“戏班的能耐是靠有心人吃苦受罪，不能靠门户、家族，不能靠外块吹捧，小凤有点心眼是我打出来的，这叫长心真干才能吃饱饭。”为了挣钱，我能吃苦，也听大人话。二伯父高兴了，带着我去妓院、串巷子卖唱，去三不管撂地卖唱，我都去。

    旧社会小演员跟师父闯江湖，到处流浪，跑码头搭班唱戏，或者参加财主的班。财主有自己的戏园子，前后台都是他的。这种财主班，剥削克扣艺人最凶最狠，因为大都是依仗官势，财主本身就是地混子。这种班可不好唱，不好搭，搭班如投胎，投胎都要财，如挣一块钱份子，要扒几层，财主扣消防钱、应酬钱，他家里人生日、孩子满月都要扣钱，开到自己手里就连一半都没有了。我们小演员连饱饭都混不上！

    跟着戏班边唱边学，头脑得灵活。人常讲：“人挪活，树挪死。”又讲：“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人不能犯死性。”母亲常说：“人不能叫尿憋死！”我为了一家人温饱，跟着母亲闯荡江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那真是：为了吃饭见人就下跪，一边学一边会，走遍天下都受罪呀！有评剧班好说，进后台给祖师爷磕个头，报出自己戏折子值多少钱的份子，这叫“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讲真本事。没有评剧的地方，那就得随着地方上的戏种唱戏。记得在大西北兰州、西安等地，原来只有一个评剧团，主演嫁了人散了班，我就在秦腔班里唱，跟着演个丫鬟、宫女、跑大兵，扮个傻小子抹一脸黑，演个“店家”，画个三花脸。为了吃饭叫演什么就得演什么，还得认真好好干，不敢有一点调皮捣蛋，要不就被辞退了。

    有次去山东烟台、济南、青岛，评剧班散了，我去海边撂地卖唱。我在山东梆子班唱过，河北省石家庄丝弦班儿唱过，河北梆子班也唱过。为了吃饱饭什么班都搭，都敢唱。同时也真练出了本事，长了胆子。

    我十三四岁在天津唱上主角了。记得曲艺名演员常连安大爷，他跟我父亲是磕头把兄弟，又是邻居。他家孩子多，生活也困难。大哥常宝堃艺名小蘑菇，他下边的弟弟也排着叫二蘑菇、三蘑菇、四蘑菇……为了吃饱饭，常大爷时常叫我去帮忙，跟大哥、二哥一起去三不管棚里撂地唱一两段。我从小就见什么学什么，梆子、二黄、评剧、曲艺全不挡，能够把冷落场子唱热火起来。这在旧社会叫“帮场子，亮嗓子，练胆子。”常大爷要我参加撂地唱几段，我总是分文不要。“艺亲不图金，浇花浇到根，交人交个心！”这是父亲跟常大爷说的，常大爷过年节给我买花戴，我就高兴极了！

    我在旧社会知道“黄金有价艺无价”。搭班唱戏大都是共合班、集体班，因为共合班是大伙经营，没有财主剥削也就招不上官方势力。可是共合班也长不了，因为没有后台支持，只有干一天算一天，兔子尾巴长不了。因此常常换班流浪，也是为吃饱饭哪。

    记得日本投降前1944年，舞台上乱七八糟，男扮女，女扮男，无论京剧、评剧都得猎奇。艺人为了吃饱饭，什么《纺棉花》，什么加演什样杂耍、大杂烩、一赶三、双剧连演、大反串，等等，花样百出。评剧跟着京剧老大哥走。在天津河东天宝大戏院，我跟杨星星大哥演过《拾黄金》。内容是两个要饭的花子拾了一块金子，高兴得不行，对唱、祝贺，除了唱自己剧种名唱段外，还要唱出各个剧种的名唱段来。两人要唱三四个小时，这都是过年封箱了，演员大都回农村过年了，没有什么人了，财主想出新方法来，留两个演员唱一台戏。一天，星星大哥突然发高烧病倒了，只剩我一个人，怎么办？那时候是不能随便回戏的，回了戏观众可以砸戏园子。这可是“祸头子叫门，等着挨刀”哇！财主看不起我，斜着眼说：“星星烧得说胡话，不能上台了，你说是回戏呀，还是怎么办？火烧着眉毛了。”我一想，练兵千载，用兵一时，好钢得用在刀刃上，说：“行啊！人要遇到头了，是火也得爬上去，是海也得跳下去，我一人来！”请财主为我写一块牌子：“杨星星病了，今天《拾黄金》我小凤一人上场，不看退票，不听走人。”财主带着看不起我的样子说：“行啊！”写出了一块牌子：“新凤霞一人演，不看退票。”结果，观众没有退票，但台下观众对我很冷。我把家底全亮了出来，学刘宝全的京韵大鼓《华容道》，白云鹏的《探晴雯》，王佩臣的醋熘大鼓《王二姐思夫》，马增芬的西河大鼓《绕口令》，乔清秀的河南坠子《张庭秀回杯记》，学京剧马连良的《借东风》、《甘露寺》，言菊朋的《让徐州》，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荀慧生的《红娘》，程砚秋的《锁麟囊》，学评剧名演员白玉霜的《玉堂春》、《潘金莲》，刘翠霞的《劝爱宝》，爱莲君的《于公案》，花连芳的《马寡妇开店》，加上当时的流行歌曲……

    一个人唱了一台戏。那时也不讲报幕、主持人，就靠后台老板，他是唱零碎的张成和老师，还有唱彩旦的董瑞海，他们上去说几句话垫一下场。这一台戏观众是越看越热，最后向台上扔钱、红包，还真唱红了。财主都是生意精，买卖神儿。星星大哥病好以后，他也不让星星大哥上场了，就贴出戏报让我一人唱。唱了几场，观众也十分喜欢，只是真够累的呀！那时没有扩音设备，真是得“一张嘴贯满堂”。

    可“给人留饭”这是做人的品德。当时我虽不懂，可我心里觉着我这样做不对。就在这时来了一位文明戏名旦角张笑影先生，他是杨星星大哥的朋友，同辈演员。他看了两场我一人单唱的《拾黄金》，来后台跟我说：“凤霞，我讨个大，比你早唱几十年戏，吃戏饭早点。我不客气告诉你，我是公子哥儿票友，爱戏。开始是清唱，后来下了海进戏班，我才懂了‘给人留饭’的道理。唱主角的要想着四梁八柱，要想着缺了一棵梁柱子，也要塌房啊！你这么小，一个人唱了，你想没有想过，后台还闲了一大堆人呀？吃饭想想洗碗的人，做菜的想想吃主儿，做好了木器要想想上油漆的人，唱主角儿要想想乐队，还有那些演配角的绿叶子，想想一般的演员，有了他们你这朵花才能好看，才经得住照哇。你小小年纪一人唱了一个晚上，确实有功夫，不容易。凡事都要量力而行，你是戏曲演员，不是独唱演员，更不是单唱的曲艺，你量力不是就量你一个人，你要量量一班人的力，一个戏班有多少力呀！各种行当，生行、旦行……还有管戏衣包头的、打水的、扫地的、打杂的……这些都是力呀，你都要量一量，才能是当主角儿的材料了。”听张笑影先生的教导，我去找前台经理，表示：杨星星好了，一同演；如不好，从此再不一人唱《拾黄金》。前后台同行说：“小凤这孩子得到名人指点了，她知道‘给人留饭’了。”张笑影先生看我听话，他主动为我排了《锯碗丁》、《卖妻恨》、《春阿氏》、《蒸骨三验》、《张文祥刺马》等文明戏移植过来的剧目。星星大哥也感谢我。那时唱戏挣钱，不唱就不给开钱。我一人唱，他就不得钱。

    “给人留饭”这句话让我受益不小，因为这是为人为艺的德。

    唱戏先得想到乐队。我小时因为嗓子好听，什么一学就会，连街上叫卖声我都喜欢听。唱戏要先请一位好琴师。我第一位琴师是评剧界当时最好的琴师张恺，原来是拉河北梆子板胡的，后来改拉评剧，给著名评剧演员刘翠霞拉板胡。刘翠霞去世以后，我就请张老师为我拉弦。张老师手音准、功夫深。他吹、打、拉、弹，乐队走一圈儿样样都好。他本来不会给我这小演员拉板胡的，因我师父张福堂是他的弟弟，我叫他师伯父。他给我拉板胡挣钱多，我贴补他三分之一，我挣的钱比他少。他给刘翠霞拉板胡戴的是金手套，拉板胡要戴手套。因为他是名琴师，脾气大，我虽是主演，也得尊重他，前后台也都尊重他。戏班里不养老，人老了被看不起。但我对老人尊重，演员乐队跟我合作的，我请的都是老人，因为人人都有老，我是小主演请老人来合作，给我很大帮助，也传给了我很多艺术经验和做人的道理。比方我懂得了步步、事事要“给人留饭”，这是做人的德。

    从为了“吃饱饭”到“给人留饭”是艺人在人生哲理上的一大发展。就是说，自己吃饱了，得想着还有人饿着哪！那种只要自己吃饱了，哪管别人死活的人，是不可交的自私小人，这种人在任何时候也不可亲近。

    以上便是我学艺的简略经历。

    我一生中值得一提的另一个经历是从文盲到写书。1981年，叶圣陶先生和严文井先生主动介绍我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事情还要从头说起。

    我是在天津贫民窟长大，父亲做小生意，提篮叫卖糖葫芦；母亲是在天津郊区最苦的西头小园农村出生，4岁父母去世，14岁做了童养媳。父母不识字，家里从来没有书。我6岁学戏唱戏，从戏词里知道了书的重要。

    小生我打马奔路途，

    在家中告别父和母，

    为的是科考到京都，

    春来闲游应要自负，

    大好年华正好读书。

    好哇！书中自有千金重禄。

    妙哇！书中自有黄金屋。

    哈哈哈，天上的星星数不尽。

    好好好，地上的孺子要读书。

    看看看，才子佳人牡丹架下柔情诉。

    牧童吹笛引春姑，

    壮年拉犁在田地，

    纺线织布俏村姑，

    风吹雨淋吃不尽的苦，

    读书识字更好把犁扶，

    提篮挑担心里也有数，

    七十二行学文重读书。

    书生不出门，

    便知天下闻，

    书生终日习，

    开卷必有益。

    从小对书有一种好奇感，认为只有大户人家财主孩子才有读书资格，我们穷人没有读书的权利。

    小时住在天津南市南门东大街贫民区，这是南市热闹地带，我们住的大杂院都是受苦的穷人，没有几个认字的，更看不见书。我家只有一本书，那是父亲每年都必买的一本“皇历”。字也看不下来，上边有很多图，讲节气，春分、冬至、立秋、芒种……几龙治水等都有图。看看图有意思极了！小人，小动物，云，雨，太阳，最好看的是合婚嫁娶图。天龙犯地兔；白马犯青牛；猪狗空房守；鸡蛇斗不休；虎猴必成仇；羊鼠不到头。父亲小时就指着合婚嫁娶图让我背，也教育我记住这些不能成婚配的属相。皇历上的图样也能学知识，可见书就有知识。

    我家唯有大伯父是认字的，他是中医。大伯父医术很好，但他只能给穷苦人看病，也经常不收钱。后来他实在太穷，摆摊算命代写书信。大伯父非常封建也厉害。我很怕他。他的书很多，可是不许女人摸，连大伯母都不许动。他认为：“女人无才便是德，女人识文必丢人。”他出去摆摊，大伯母在家，我就偷偷地去大伯家。大伯母很喜欢我，让我偷偷地看看大伯的书。大伯墙上挂着一张圣人——孔夫子像。大伯每天出门都要向这张像拱手作揖。大伯母对我说：“小凤啊，你大伯认字，你也喜欢字，你就拜拜圣人——孔夫子吧！”我就对着孔夫子像磕头求告：“圣人，孔大圣人呀！请赏我几个字吧！让我认字吧！我出门不认识路名，买东西不认识门牌字号啊！”

    一次我去看大伯的书，有一本是有人有图有一个红太阳的日本书。正看着呐，大伯父回来了。大伯母吓得从我手中抢过放在屁股底下。大伯大怒说：“你这个浑蛋，怎么能把圣人的书放在你屁股下坐着呀！”转身对我大骂：“小凤你这个祸害！学了唱戏，够你丢人现眼了，还认字？给我滚！以后你不许登我家的门……”大伯这顿骂，我心里很不服气。我被大伯推出屋门。我对大伯说：“你呀，就是敢欺负我，骂我，你——你是穷横！”说完摔上门，跑回了家。

    二伯母家我必须去，是为了学唱戏。大伯母家吸引我的，是为了看看书。

    一次在后台的角落拾到一本书，我像拾到金子一样开心，高兴！揣在怀里回家，一路下大雨，我怕书湿了，双手紧捂着胸前，一路跑到大伯父家。可我手里捂着书不敢拿出来，大伯父严肃地问：“小凤，你怀里揣着什么？拿出来。”大伯父伸手抢了这本书，气冲冲问：“这书哪里来的？你这个伤风败俗的东西！”我低着头小声说：“是在中国大戏院后台捡来的。”大伯父狠狠抓住我的衣领，用手摇晃着问：“你知道这是什么书？”我摇着头，吓得小声说：“不知道，我不认识字……”大伯父松了手：“唉，我忘了你不认识字了。好！小闺女不认识字好，要不就坏了呀。”大伯父拉着我的手说：“这是坏书，是男女房事的书。”

    我这人从小干什么都入迷，只要我想干的，就一条道走到底。后台祖师爷桌上有书，那都是剧目本。我看没有人时，就翻翻看看剧目名字。一匹布、二进宫、三岔口、四进士、五台山、六月雪、七星灯、八仙过海、九更天、十老安刘，我只要看见头一个字，十出戏的名字就都能认下来。可是把头一字拿走，捂上，我仍不认识。但是翻一次这本剧目书，就能记住几个字。后台财主大老姚，看见我翻剧目本就大骂：“小凤呀！你是个女孩子闺女家，知道吗？你不能翻剧目本，祖师爷桌上的物件一律不许动！你是女人！不吉利呀……”我最恨他，可又不敢惹他。那时后台他招赌，推牌九，打麻将，大老姚专欺负我们小女孩儿。一次他脱下黑布马褂又进了小黑屋，把马褂子挂在衣架下。我想看书认字，看见简单的字就学着写，大街上墙上写“仁丹”的广告，我学着写。看剧目书从一写到十，最会写的是“大王八”。我看见财主大老姚脱下马褂子，心想好极了，偷偷地用一个白粉笔头在老姚黑布马褂子后背写上“大王八”，然后照样挂在衣架上。我心里这个乐呀！我爱看小人书，租小人书。《西游记》、《红楼梦》、《二十四孝》、《三国志》等我都看过。看小人书，也能得到知识。

    我心里最尊重的人是读书人。看电影，记住了名演员、名导演和名编本子的创作者。跑江湖走南闯北，小人书不离手。手抄剧本最宝贵，那时都是毛笔抄本。一个小戏就厚厚的一本，都是用布包袱包起来，背着好沉哪！

    1948年我来北京。1949年在天安门敲锣打鼓，扭着秧歌迎接解放。解放后，我体会最深的第一个口号是“向文化进军”。在宣传学文化的形势下，我演了《夫妻识字》。我认为，真正的翻身解放，是有了文化，能够读书识理。北京举办了六联学校扫盲文化班，我报名参加了。学文化不能耽误业务演出，我参加的是业余扫盲班，十分艰苦劳累。我在学习中样样成绩优秀，业务演出一场也不误，演出场次，经济指标我都完成，受到领导的表扬。

    平时，我早晨起床练功，9点排戏，下午休息，晚上演出。六联学校识字扫盲班要下午上课，我就带着书，随时随地见缝插针，看书，用小本写生字，练造句。我好忙，好累，然而我充实，快乐，信心百倍。那时我们是私营公助的实验评剧团。大伙好心劝我：“凤霞，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这么累，你会累坏的！你是主演了，认不认字也不关紧要……从上数一数，那大大小小主角儿有几个认字的！不认字能上台唱好戏就行。”可我心里想，我不能满足现状，我要创造一个新的我，一个从外到里全新的我。

    非常幸运，那时我在天桥南下洼子贫民区住。这地方穷，可人团结，相互帮助。有一家租赁小人书的胡吉山大叔，他在天桥一个小门面摆摊，租赁小人书，都是成本大套的。我租小人书十分方便。来了新书，他就告诉我：“凤霞呀，大叔又来了新书了，大姑娘你先看。”

    后来我做了对不起大叔的事。大叔好心把新书租给我，我看到高兴处，竟在书上做记号，划上道道，写上字。大叔跟我母亲说：“凤霞要写字，可别写在小人书上，别人租去有意见，不愿意了……”

    过了几天，大叔又送了一叠白报纸来，我知道大叔是鼓励我学写字。我去谢大叔，也让母亲去谢。母亲看我这么爱写字，为我用针线缝制了很多白报纸本本。

    第一次全国文化大会期间，我认识了很多有学问的人。清华、北大的教授侯仁之、吴祖缃先生带了一群学生深入下层，来到天桥小戏院，坐在长条板凳上看戏，在观众中显得很突出。看完戏，由市委青年干部张永经，文艺处处长王亚平陪同来后台看望演员。因为张永经同志在六联学校当过教师，给我们上过课，他虽年轻，人却很稳重，我们演员都十分欢迎他。张永经对各种戏都是专家内行，京、评、梆、话剧，他都是专家。当他领着侯仁之等教授来后台，我更觉得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可亲。

    在深入群众基层的号召下，一天，侯仁之、吴祖缃先生带了一群大学生来天桥南下洼子贫民区看望我。一间小屋挤满了人，不能进屋的站在门外，又是张永经陪他们来的。我看见这些人，心里别提多么高兴了！我羡慕他们有学问。

    侯仁之先生在我的小屋窗台上，发现了一排小人书，他带着很惊奇的样子问：“这是谁看的书？”我得意地说：“是我，我可爱看这些书了……”侯仁之先生说：“你怎么看小人书呢？”我说：“我不认识字，不会看字书，看小人书是我从小养成的……”侯先生同这群人走后不久，有两位同学给我送来一个小包，是侯仁之先生叫人送给我的看图识字书，里面有人、手、足、刀、尺……收到这本书，我真高兴！我看了这本书，受益不浅呐！

    我认识了老舍先生，他送我笔、纸、本、小学课本，鼓励我好好学文化，看书：“以后你不但能看书，还能写书。”感谢老舍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吴祖光。我当时独身，很多人对我的终身大事关心。当时的北京文化局领导是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她也给我介绍过不少对象，我都不同意。因为我有自己的理想，要找个有文化，能帮我的人。对吴祖光，还在我十几岁看电影时，就知道他是有学问的名人。我在40年代还演过他写的《风雪夜归人》。我心里已有了他。

    1950年我们结婚，欧阳予倩先生是祖光的主婚人，老舍先生是我的主婚人，阳翰笙先生是证婚人。这一些大文人为我这个扫盲学文化的民间艺人出了力，添了彩！也真领我进了文化天地。我们的家就是一所大学校，最显著，最多的是书。至今我们家的书还是那么多，读不尽呐！

    这时我才开始读字书。我读书和我演戏一样，字字认真，决不马虎，一个字不认识就查字典。我最喜欢是书、字典、纸笔。祖光见了字典就给我买，我有一堆字典。看书，查字典；写东西，查字典。出差，演戏，探朋友，看亲戚，以及“文革”时关在牛棚，我都随身带着字典。前几天，天津电视台来拍我的专集，就拍了一堆字典。问我最满意的是什么？我说：“是看书。”

    祖光为我学习很尽心，看中外名著他都为我安排好，重要地方用红笔画出。我有计划地读了一些中外名著。像填鸭一样读书。多少年来，在培养我读书方面祖光是我的老师。我觉得老舍先生介绍我认识了祖光，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这时我才每一步都迈得正，迈得准。

    我做了母亲，三个孩子，两儿一女。有我母亲和婆婆为我带孩子，管家。我仍是专心我的事业，也没有耽误过我和书的缘分。1957年祖光被错划了右派，大儿子还没有上小学，小女儿刚刚出生。在一个深夜乌云天，祖光坐在一个破旧吉普车离开家去了北大荒，我好像六神无主了，天要塌了！家里的生活本来都是祖光维持，这下子我如何度过呀！祖光却早为我准备好了精神食粮，把需要读的书全部准备在我手边，并都编好号，用小纸条做了标记。一个日记本，让我写日记，看书做笔记。他去了几千里外的北大荒，那正是艰苦年代，国家歉收，大饥荒，我是生活能力不强的戏曲演员，那日子难熬呀！大跃进，一天要从早到晚演戏，一场、两场、三场，有一天演过七场，人累得站着就睡着了。但我在那几年，因为不听领导话，不跟丈夫离婚，也被戴上反党的右派帽子。台上唱戏，剧院靠我演戏卖票挣钱，台下还劳动改造。婆家娘家双方老人，三个孩子全靠我来负担。

    三年时间，最安静、可安慰自己的是深夜写信，灯下跟丈夫说悄悄话。三年来我在单位住，深夜写日记，看书，也被领导注意：“新凤霞，你累了一天呀！怎么夜里不早早睡觉呀！你干什么？”一次她偷看我写的日记，知道我给祖光寄了奶粉、糖……为这事批评我跟大右派丈夫还划不清界限……

    那时，我边看书边学着写故事。剧院每星期一雷打不动开检讨会，女组长迟迟不到，到了之后和同事们打逗玩，按住一个男演员用刷子刷脚心，几个人滚成一团。我都是早到会场，静静地坐在最不被人注意的墙角处。我把他们的现场打闹行动，一句句写在小本本上，作为练习学写小品。我写了就给祖光寄去，他说我写得生动，很有条理。

    “文革”中，我被害，被打致残，腿膝盖骨受伤，至今不能弯曲，三十几岁就不能上台唱戏了。当时我觉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对人生失去了信心，一个从小学戏唱戏，又跳又唱的戏曲演员，一下子不能上台唱戏了，这个打击是常人很难忍受的。这时候我又是用读书，写字记事来捱过困苦的日子。

    从1966年至今已近30年了，我生活中占主要内容的是读书，是写点回忆文章。各刊物报纸的编辑同志给了我很大鼓励和支持，为我创造机会，使我那些不成样子的小文能够和广大读者见面。

    从1980年8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第一本《新凤霞回忆录》之后，至今14年间，我已经出版了18本书。到今年年底可以一共出版20本书。我已经写了300多万字的文章。

    从文盲到认字，从认字到写书，40多年来真正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能陪伴我，书能给我解愁，书能帮助我克服困难，书能引我走进新的天地，看见新的前途。我丈夫给我刻了一个图章：“永保幼稚青春。”我很喜欢，我于是写了几句顺口溜：

    上高山难免遇陡坡，

    走长路怎能无坎坷。

    坦荡无私心胸宽阔，

    正人正己行车有辙。

    酸甜苦辣书中最乐，

    知足满意心平气和，

    再不想温饱与饥饿，

    有笔有纸还有书桌。

    四十年道路真难过，

    轻财重义都讲品德。

    做人行事不计自我，

    问心无愧衷心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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