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容易，处世艰难。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变得愈加复杂，这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更直接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发展，所以，儒学告诉我们，只有懂得处世技巧的人才能在多变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认可。
1.欲立己，先立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如果能够“推己及人”，也就做到了孔子所倡导的“仁”。
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是儒家为人处世准则的两个方面，前者是从“欲”的角度来分析的，后者是从“不欲”的角度来分析的，这两个方面不存在感情色彩的区别，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不可分的统一有机体，共同组成了儒家的一条道德准则。这也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即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
每个人都有私欲，都渴望追求名誉与富贵，这是人之常情，儒学从不否定个人利益，只是加了一个前提，那就是“先人后己”，在实现自我利益前，首先要考虑他人的利益，当人我利益发生冲突时，不能单纯地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要在关照别人利益的基础上有所选择地处理事情。
孔子也渴望富贵，但他更希望理想的实现，即在实现温饱的前提下，能够受人尊敬，有所成就。“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孔子并没有故作清高，蔑视金钱，他承认“富贵”对于人的重要作用，但只是反复强调获得富贵的原则。违背了社会道德的富贵，是孔子绝不追求和提倡的，那么，对孔子来说，什么是正当的“富且贵”呢？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如果富贵可求，就算从最低级的赶车夫做起，我也愿意。如果富贵不可求，我就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孔子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绝对圣人，而是一个知道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坚守原则的人。而儒学为整个社会建构的也正是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追求成功是积极人生态度的表现，每个人都渴望成功，可是最终能够获得成功的人却寥寥无几，到底成功的奥秘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的先人早就通过无数的智慧和实践，为我们打造了一把开启成功大门的钥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其中的一把金钥匙。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深刻的哲理都蕴藏在浅显易懂的事情当中，它将引导你走入一个螺旋上升的空间里。
徐特立是毛主席的老师，也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先后担任过十几所学校的校长，但无论在哪一所学校，他都能得到老师的拥护，学生的爱戴，总能把在别人眼里相当棘手的工作做得得心应手。那么，他如此成功的奥妙究竟在哪里呢？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徐特立为人恭谦、办事民主、做事实干，他还是个具有强凝聚力的人。在遇到难事时，他的身体力行为师生作出了表率，产生了很强的号召力。在他工作过的学校，无论条件多差，徐特立也能够把它办好。因此人民群众给徐特立起了一个“徐二镂锅”的外号。（镂锅，是指用铁水补破锅，破锅只要经镂锅匠一镂，就可以用了。）这也是长沙市民和部分同行对徐特立敬业精神的肯定。
徐特立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当院长时，教师们都是好几个人挤在一个窑洞里。上级优待徐特立，特许他可以单独住一间房，可是徐特立坚决不肯，坚持要跟其他三个老师住一间。晚上四个人聚在一盏小油灯下工作时，他说：“大家住得比我更挤，为什么我要一个人住呢？”那时他已经快70岁了，虽然从住处到学校要翻几个山头，遇到雨天，山陡路滑，但他拄着拐杖，赤脚爬上爬下，从没因年高路滑而迟到过一分钟。
有这样一位校长做榜样，教授们在教学上都不敢掉以轻心，学生也都以他为模范。这也正印证了徐特立在笔记中写到的一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伟大开国领袖毛泽东是他的学生，这是众所周知的。实际上，在他的学生中还有很多政界名人、文坛巨匠，何叔衡、李维汉、蔡畅、刘英、田汉、李鹏、叶选平等都是他的学生。徐特立之所以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精英人才，主要原因在于他不拘一格发现人才，因势利导人才，懂得在己之前先立人的道理。
徐特立的立人方法是很特别的，例如，他对学生采用的诗教方式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他在师生常常经过的地方挂了一块小黑板，用诗教的形式教育学生。这些诗后来被人收集，编为《校中百咏》。
他每天晚上等学生就寝后，巡视学生的就寝情况。一次，他发现有两个学生脚步很重，踩得地板“咚咚”直响，还边走边笑。徐特立发现后，并没有正言厉色地批评他们，而是第二天在小黑板上写道：“脚尖踏地缓缓行，深恐眠人受我惊；为何同学不相惜，不出嘻声及足声？”
曾有个学生嫌食堂饭菜不好，在厨房寻衅滋事，打碎了许多碗，徐特立当即对打碗的学生进行了教育。事后，徐特立又在小黑板上写道：“我愿诸生青出蓝，人财物力莫摧残。昨宵到底缘何事，打破厨房碗一篮。人非圣贤孰无过，只怕当时不自知。破碗重重置廊下，诸生一见应回思。”那个学生看到这些诗句，深受感动，对自己先前的行为感到愧疚不已。
徐特立就是用这样的办法去育人、立人的，实际上，在立他人的同时，他也无形中树立了自己的气度，提升了自己的高度。这就是徐特立对“立人”与“立己”关系的最好诠释。
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与人接触，扪心自问，你是否在做事之前首先考虑了他人的处境和利益，是否做到了首先去支持别人，又是否在以各种借口去掩护自己的本位主义？
当IT人提及中国IT业能够迅猛发展的原因时，都会说到一条业内公认的游戏规则：合作者之间必须首先想办法将蛋糕做大，而不是各自怀揣算盘、患得患失。因为，当蛋糕做大了，双方获得回报的基数都会增大。这也是在“立人立己”的螺旋梯上进步的道理。相反，那些总是损人利己、自作聪明的人，即使暂时占到了便宜，也注定无法长足地发展下去，凡事总想利己而不考虑他人利益的人，一定会被这个合作型社会所抛弃。
孔孟对你说
人类社会是离不开文化的，就像土地一样，如果不种庄稼，就一定会长出荒草。所以，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合则生，个则亡”的潜在规则，如同打保龄球，10个全部击中是300分，击中9个就只有90分，这就是差距。当我们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领悟得更深、更透；就会更加游刃有余地去处理人际关系，权衡利益得失。
2.君子以义为上，泰而不骄
孔子主张“君子以义为上”，并把正义看作君子的最高行为准则。有人把儒家说成只要义不要利的思想，把商人说成只要利不要义的观念，其实，两者都是一种片面的误解。儒家的“以义制利”才是将“义”与“利”两者统一结合起来的体现。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商贾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即商人能不能成圣人，关键看他的作为是不是在关注公众利益的基础上争取自身利益，是否怀有回报社会的心。这与孔子说的是同一个道理。
儒学认为，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应该把“义”放在首位，按照“见利思义”的原则去处理问题，绝不能“见利忘义”，为了私利而不顾整体利益。因此，儒家不是不去考虑利益，而是在符合“义”的基础上去获取合理的“利”，实现义利均衡、义利兼得。
春秋时期，鲁国有一条这样的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其他国家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同胞赎回来，等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加倍奖励这些出钱的人。通过这项法律的多年执行，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得到了解救，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故土。
其中有一个人是孔子的弟子子贡，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他却拒绝了国家的高额奖赏，因为他自认为那笔钱对他的意义并不重要。
但孔子却狠狠地批评了子贡，说子贡这样做其实是祸害了那些落难的鲁国同胞。孔子认为，世上万事，不过义、利二字而已，鲁国之所以制定那样的法律，希望的是人们保留心中的一个“义”字，只要大家看见落难的同胞时能有怜悯之心、只要愿意用利换义去赎回同胞，就可以完成一件善举。而国家奖励这些人的原因，正在于鼓励更多的人去发现义的价值。子贡看似大义的行为，固然为自己赢得了更高的赞扬，但同时也拔高了大家对“义”的要求。往后那些赎人之后并得到国家奖励的人，不但得不到大家的称赞，甚至可能会被人不耻和嘲笑。所以，孔子认为子贡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了，不但不是善事，反倒成了不义。
以“利他”的方式实现“利己”，让人先得益，然后自己得益，这种互惠互利的原则是儒家“以义取利”精神的集中体现。如果不顾公众利益，甚至损害他人的利益，来争取个人利益，就完全丧失了君子的德行。
儒学认为，当一个人懂得了“义”字先行，完成了正确的价值选择后，还必须有一个正确态度的支撑——泰而不骄。
孔子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意思是，君子泰然自若而没有骄傲气；小人时常骄傲而少了一分镇定。君子应该有平和的心态，安定而勇敢，安详舒泰也应该是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而小人表现出来的则是故作姿态，内心更多的是躁气，气度上便少了一份安闲。关于骄傲，我们要明白，人的一生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小人骄傲的是他外在的气，而君子骄傲的是内心的风骨。一个有风骨的君子，外在一定是内敛的，这就是所谓“泰而不骄”。拥有这样一种笃定的生命力量，一直是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所倡导的。
回眸历史长河，观察多彩世界，很多人、很多事仿佛都在提醒我们，做人必须要具备宽阔的“大时空观”，要留心向别人学习，不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更不能把尾巴翘得太高，因为骄横、傲慢都是失败的前奏曲。“如果自大自夸，即使有了美好的东西，也会丧失；炫耀自己的能力，就会失去本属于自己的功劳。”这是贤相傅说告诫高宗时说过的话。
人应该具有基本的自我肯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自信心，但是自信不等于自负，一旦跨越了自信的合理范围，就变成了骄傲。通常来讲，人们骄傲的资本大致分为以下七种情况：以门第骄傲，以富有骄傲，以功劳骄傲，以学识骄傲，以美貌骄傲，以强壮骄傲，以跟随者多而骄傲。那么，骄傲的人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盲目和无知。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能经受住险恶环境的磨炼，能够在无人问津的时候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却往往在成功后的一阵阵恭维声中败下阵来，从前的努力与成就也全部付诸东流。
吴王夫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当年为成就一番霸业，不畏强暴，在残酷的战场上拼杀出了自己的小天下。可是，成功之后的他却因骄致横，完全听不进忠臣伍子胥的劝谏，不自量力地去攻打当时正处于强盛之态的齐国，最终死于越王勾践之手。
事实上，真正杀死他的不是越王勾践，而是他那颗傲慢的心。
关羽才华超群，神勇过人，出了名的重感情、讲义气，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刚愎自用，恃勇傲物，麻痹轻敌。从他一开始排斥诸葛亮，到后来排斥黄忠都可以看出端倪。诸葛亮在离开荆州之前，曾反复告诫关羽要“北拒曹操，东和孙权”。但关羽一直没把诸葛亮的劝诫放在心上，更没有把盟友孙权放在眼里。再加上他出师攻曹，占据荆州，取得大胜，这使得本来就恃功而骄的关羽，松懈麻痹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建安二十四年（219）十月，江东大将吕蒙趁着关羽与樊城守将曹仁对峙之时偷袭荆州，攻占了关羽的大本营江陵。此时关羽两面受敌，情急之下从樊城撤兵西还，驻扎麦城。吕蒙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使得关羽旗下的将士无心恋战，逐渐离散。关羽孤立无援，只得坚守麦城。
后来，孙权派人诱降关羽，关羽在城头立幡旗，伪称投降，假做军士，自己却带着十多骑跟随。孙权知道后，派朱然、潘璋断了关羽各路，在临沮堵截住了关羽和其子关平，随即将其处死。
关羽盲目的骄纵，导致他败走麦城，毁掉了多年积累下来的功绩。
由此观之，相信自己的能力是一种自信，而过分自我崇拜就变成了一种自负，就会导致自身的失衡。一个人成事的大小与他的骄傲程度是成反比的。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困难、挫折或险境，但任何坎坷和苦难都没有狂妄自大可怕，都没有自大给人的毁灭更加彻底。所以，遵循孔子“泰而不骄”的教导，培养谦虚谨慎的品格，是获得成功的关键。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人际交往中，大多数人都喜欢与谦让而豁达的人交往，讨厌与那些无故摆架子、妄自尊大的人接触。真正德才兼备之人，都懂得如何做平常人，他们从来不在众人面前显才华，不在下属面前耍威风，懂得如何“夹着尾巴做人”。因此，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得太高，在功劳面前也不要过分地张扬，有时候，懂得低调处事，才是最高调的做人。
孔孟对你说
儒学告诉我们，做人、处世，既要在义中求得生存之利，又要懂得在大义之中舍弃小利，既要永葆“傲骨”，也要学会“低头”，让自己与现实环境相和谐，也让自己在仁义与谦卑的姿态中实现自己的价值。
3.不雪上加霜也是一种“善”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接触的“善”有很多层面。
从心灵的层面看，善就是希望别人好；从思想的层面看，善就是努力引导那些思想不如你的人能根据自身情况不断进步，而不是把自己的思想灌输给他；从语言的层面看，善就是要说一些让别人快乐、自信、勇敢、成功、走出忧伤等起积极作用的话，否则就不如不说；从行为的层面看，善就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帮助他，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依着自己的心情去帮助他。
儒家论“善”始终围绕着天道人性概念展开，认为符合天道人性的事物才能称作“善”，反之即为“恶”。因此，天道人性既是“善”的来源，也是评判“善”的标准。
在谈论人性问题时，孟子以“性善论”知名于世。那么，他所谓的性善，究竟是什么意思？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忍看别人受苦的心。他的证明方式是用了一个假设的状况：假设有人看到一个孩童快要掉到水井里，一般都会生出惊恐和怜悯之心；这种怜悯之心不是想借此和孩童的父母攀附交情，不是想借此在乡里博取声名，也不是因为讨厌听到孩童的哭叫声才产生的。这就是人本性之善。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儒家的观念，即人的潜能可以用“人性向善”来描述，那么人的现实与理想又该如何掌握呢？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辨明“什么是善”。
对于“什么是善”，通常有两种粗糙的看法。有人认为善是外在的、客观的，只要自身行为符合那些社会默认的道德规范，包括对父母的孝顺，对亲友的敬重等，都可以视为“善”的代表。但这种善是很容易伪装的，甚至会成为个别人沽名钓誉的手段，譬如，某些为家乡造桥修路的投资人，实际是以“善”的面具来掩饰背后谋取暴利的私心。
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善是内在的、主观的，只要一个人有心为善，那么他的行为效果的好与坏都无关紧要了，即使他做的事表面上危害到了他人的利益，也不失为一个善人。譬如，那些为了天下苍生的利益而损害少数人利益的统治者，也不能称之为不善。又譬如，当我们看到有人处在困境时，如果你没有能力帮助其脱离困境，那么，你不落井下石就是一种善良。
其实，以上两种观点各有所见，分别可以总结为效果论与动机论。那么，儒家的立场是什么呢？
儒家取了二者之中，即善必须兼顾效果与动机，包含外在规范与内心需求。以孔子当时的处境来看，“礼崩乐坏”就是外在规范的瓦解，要想维系和重建这种规范，只有通过对内心的改造和充实才能行，也就是对“仁”和“善”的追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就是这个观点的证明。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又说“立于礼”，足见内心要求与外在规范配合的必要性，“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才是儒家对于“善”的真正理解。
先秦孔孟，以“仁”释“善”，强调“爱人”，荀子及汉代儒学家则以“礼”释“善”，讲求养人之欲又要有所克制，宋明理学家视“天道阴阳”为“善”，强调阴阳平衡，明清启蒙思想家以“中”为“善”，看重人欲之各得。这些“善”的内容虽在许多方面存有差异，但始终都以人我和谐目标作为主线而予以贯穿，反对一方绝对压倒另一方的观念。
盼盼是一家杂志社的摄影师，由于她在美国待过很长一段时间，说话行事有些西方化，所以跟作风保守的杂志社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再加上她个性散漫，工作中常常出现问题，总编辑一直不太看好她，但顾及她跟老板是朋友关系，所以只好对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有一天，为了业务的问题，总编辑和盼盼起了冲突，同事们见事态越来越大，纷纷过去围观。盼盼据理抗争，可是由于总编辑在公司里的特殊地位，其他小组同事都不分青红皂白就偏向了总编辑。盼盼一舌难敌众口，最后掩面而逃。
事后，同事们还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打击她，总是挑她的毛病，不久之后，忍无可忍的盼盼选择了辞职。
这就是落井下石的典型例子。事实上，在同事遭遇千夫所指的时候，你不需要为了道理或正义挺身而出，不需要你付出什么去帮助别人。这个时候，你只需要保持沉默或者给对方以简单安慰就可以了，只要你能够在对方最落魄的时候不雪上加霜就可以称得上一种善良了。在他人落魄之时，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帮助，若与你没有积怨旧恨，即使不帮助他，你也应理解他，大可不必落井下石。
小沈阳曾经在他的脱口秀当中这样调侃“善”的含义：“当看到别人家的墙快倒时，我们没有能力去扶，但是我们不推，这就是善良；当我们吃肉而别人吃咸菜时，我没有能力分给别人肉，但我们吃肉不吧唧嘴，这就是善良。”虽然是个笑料，但现实生活中，不止雪中送炭的事不常见，就是锦上添花的事也鲜有人愿意去做，更多的人表现出的是落井下石的姿态。
其实，善良就是这么简单。看见别人有错，如果帮不了，不落井下石也是一种善良；看见别人伤心难过，如果不安慰，不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善良；看见别人有难，如果不想帮，不趁火打劫也是一种善良；看到别人工作有需要，如果帮不上，不帮倒忙也是一种善良；看到国家有难，你不想出力，不当汉奸也是一种善良。
孔孟对你说
儒家从来不为“善”强加太多的枷锁，从来不强制世人去遵循所谓的大善。在生活中，要做到善很简单：看见别人落水，如果不能救，不落井下石，也是一种善良。看见别人掉了东西，如果不想帮忙捡起，不故意踩上一脚，也是一种善良。看见劫匪，如果不能挺身而出，那么悄悄报警，也是一种善良。看见别人失意，如果不想接近，那么不故意疏远，也是一种善良。
4.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中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所不愿意要的，也不要强加于别人。这句话所揭晓的正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孔子提倡，人应当以自身行为喜恶为参照来对待他人。人应该用宽广的胸怀对待别人。倘若把自己所不想要的硬推给他人，不仅会破坏与他人的关系，也会使事态变得僵化。
在《颜渊》篇里，当仲弓向孔子问什么是仁时，孔子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向仲弓推荐。
仲弓是个非常有文化、有道德、有修养的人，孔子也非常欣赏他，孔子曾这样夸赞仲弓：“仲弓可以使面南。”意思是说仲弓是有帝王之才的人，但孔子又说，即使是像仲弓这样一个人也很难达到“仁”的境界。因为还有四个境界是常人难以达到的：第一，“出门如见大宾”。我们与任何人接触时都要有如见大宾的尊重之心，这需要有博大的胸怀才能做到。尊重一个人不难，能够做到尊重每一个人就难了。第二，“使民如承大祭”。管理下级的时候要有真诚之心，对别人的努力和贡献要有尊敬之心。做到对上级的尊重并不难，难得是对不如自己的人依然有真诚的感激之心。第三，“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做到没有人怨恨你，没有人抱怨你，这种境界少有人能够达到。第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最重要，最难达到的一点。这要求我们时常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了解他人的性格、他人的背景、他人的想法，等等。
人们遇事常说“将心比心”，这实际上就是在推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
“恕”字常见于《诗》、《书》、《易》中，然而，这些经典中却有很多与“恕”有关的字，例如宽、让、宥、容等，它们都包含恕的内容。以“容”字为例，《尚书·梓材》说：“无胥戕，无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说的是一种制度之恕。再比如《秦誓》中：“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为有技，若己有之，人为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其口出，是能容之……”说的是一种个人之恕。到孔子这里，恕才被明确地阐明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被赋予“一以贯之，终身行之”的突出地位。
并且，孔子用自己的一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终身践行忠恕之道的崇高形象——夫子温良恭俭让，谦虚大度，何所不容？
子路在年少时曾常常欺凌孔子，孔子却并不以为意，用宽大的胸怀折服了子路。孔子对弟子的态度最能显示其恕意，他对待弟子一直都是来者不拒，往者不追，在教育上不专制，不呆板。对其他人也时常透露出一种自嘲的幽默，这种幽默也是从恕道中演化来的。
当然，孔子的忠恕达到了自然而然、无须着力的地步，已进入一个至高的境界，而我们能做的不过是从最基本的做起，把它看成一种义务，强恕而行，推己及人。
可是，问题在于，世道人心，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人在遇到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时，想推给别人去做；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想推给别人，都是人之常情，司空见惯的事。所以，在生活中，常常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是成了“己所不欲，千方百计施于人”或“己所欲，勿施于人”。这些行为都与孔子所倡导的思想相违背。
孔子在政治和哲学思想上，始终贯穿着一个推己及人的思想方法，这就是儒家常说的恕道。在《公冶长》篇里，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这也是子贡对老师宣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进一步延伸。
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从自身的修为开始，自身是根本。达到“仁”的方法是近取诸身，明确自己所需要的，然后推敲出别人需要的。以己欲之私而行全人之公，这就实现了“仁”。
对于现代社会的人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成为一个真正文明的人。正因为这个要求很难做到，所以我们的社会总是在反复提倡“精神文明建设”。
我国产生过众多的推己及人的先贤，“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崇高典范。
大禹在接受治水任务时，刚刚和一个涂山氏的姑娘结婚。当他知道有人被水淹死时，感觉就像自己的亲人被淹死了一样痛苦不安，于是他告别了新婚妻子，率领27万治水群众，夜以继日地开始了疏导洪水的工作。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经过13年的奋战，疏通了9条大河，把洪水引入了大海，消除了水患，完成了流芳千古的伟大业绩，他的精神和事迹也被世人传为佳话。
到了战国时期，有个叫白圭的人跟孟子谈起此事时夸口说：“如果让我来治水，一定能比大禹做得更好。只要我把河道疏通，把洪水引到邻近的国家去，这样不是省去了一大半的工夫吗？”孟子听后很生气地对他说：“你错了！你把邻国作为排放洪水的地方，只能导致洪水倒流回来，造成更大的灾害。有仁德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也是成语“以邻为壑”的由来。
从大禹治水和白圭谈治水这两个故事不难看出，大禹和白圭都是想排除洪水，但是白圭只为自己着想，不替邻国考虑，这种“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的错误思想，难免要害人害己。大禹治水把洪水引入大海，虽然费时费力，但这样做既消除了本国人民的灾害，又替邻国人民消除了隐患。这种推己及人的精神，才是值得我们敬佩和效法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信条，然而在现实中许多人都不能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人们常常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只顾及自身的感受，而忽略了他人的感受。无论是在处理人际关系还是个人发展方面，都应当铭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经久不衰的人际关系原则。
但是，孔子所道出的这一句话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若凡事都从这个原则出发的话，很多事情都会难以前进。倘若两人举枪对峙，生死攸关，甲为正，乙为邪，这时如果甲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说，这个原则也是需要一定条件和环境的，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和应用。
中国有句俗语：“人和万事兴。”推己及人的嘉言懿行，正是实现“人和”的润滑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时时处处推己及人，那么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之花，就会开得更加艳丽芳香。推广开来，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都是不可小觑的。
孔孟对你说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用自己的心推及别人的心；自己希望怎样生活，就想到别人也会希望怎样生活；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那样对待别人。总之，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推己及人，去理解他人，善待他人。
5.穷极则变，变则通达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的意思就是说，做事要贯彻始终，这是做事的基本态度。但是，过分拘泥于这样的原则，却可能使事情做不好，甚至功亏一篑。所以做事应该懂得通权达变。天下事都自有其内在的特质和解决的方法，当遇到障碍时，不可行则变才是找到出路的硬道理，如果不善于精明求变，就容易在错误的方向上遭受更大的挫折和打击，就可能会走上绝路。求变，不仅可以让自己摆脱被动状态，找到冲破障碍的突破点，还可以在新的方式方法下发现冲出黑暗的光亮。
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生活节奏日渐加快，懂得变通才是可行的处世之道。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主观因素和外界的客观因素总结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在发展过程中，内外部环境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又影响甚至加速了内部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外部环境主要包括社会形势、人际关系等；而内部环境主要是价值观、判断力、思想意识、心理素质等。相比之下，我们关注外部环境变化比较多，关注内部环境变化比较少，更很少通过两者之间的合理调整或组合来调整整个人生计划，从而导致了内部环境的混乱和停滞，反映在行为上就是消极和颓废。尤其是当外部环境竞争不断加剧，而我们的思想意识、行为动作等还停滞在几年前的状态，已经极不适应外界发展的形势需要时，如果我们不能提前预测到这种变化或对变化及时作出行动上的反应，必然会使自己置身于危机之中。
因此，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需要在自身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之前未雨绸缪，把危机和防范意识渗透到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里，笃定“以变制变，变则通达”的发展定理。
美国NBC电视节目主持人查理·琼斯早期从事奥运会田径项目报道工作，他对待工作很认真，也很努力，而且一直做得很出色。后来，上级安排他报道游泳和跳水项目，但是他对这两项运动并不算熟悉，他觉得这样的工作安排对他来说很不利，也很不公平，所以，一直为此愤愤不平。由于工作时带有负面情绪，总是对于现状存在种种不满，所以他在工作中频频出现差错。
时间一长，上级对他的看法也开始改变了，他曾经辉煌的成绩也都渐渐隐没了。这时候，他开始安静地思考，不再一味地抱怨上级的安排，不再抱怨工作内容的变动。他开始把目光从对外界的关注和不满，转移到对自己心态与能力的调整上。
他开始花费更多的精力和心思去了解游泳和跳水这两项运动，在开展新工作的过程中，他发现，调整了方向和心态后的他又变得充满了活力。他不再消极地应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而是积极去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就这样，他最终走上了成功的道路，成为一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查理·琼斯没有在外界的变化中封闭自己，而是在适应环境的目标下，进行了自我的转型，终于通过“变”而获得了事业的新生。其实，变则通，谁变得快，谁就能把握主动权。我们都知道，人的行动受思想的指导，行动又反过来影响着思想。当行动的反作用力与思想出现偏差或相互矛盾时，行动和思想都要适当地进行调整，寻找平衡点。当然，最先需要变化的是思想，思想变了才会引导行为改变。
行动的反作用力跟思想相矛盾的情况是指：行动已不能按照原有的指导思想顺利推进。也就是说，行动的效果与理想状态开始出现背离，按照既定的方式继续行动下去已经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例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原始状态下，绳子与蛇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人们也知道蛇对人是有攻击性的，绳子对人是没有攻击性的，但是当某人有过被蛇攻击的经历之后，意识就产生了，就开始对外形酷似蛇的绳子产生了恐惧感。这就是因为思想意识发生了变化，使得绳子也具备了攻击性的道理，人们为了避免被蛇攻击，对绳子也就产生了防备之心。这就是环境和事态的改变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影响。
这种防范意识确实可以减少危险的发生，所以要以思想的变化来指导行为去适应环境。
思想变了，行动也变了，这都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却不一定能避免矛盾产生，因为环境也是在时刻变化着的。所以想要获胜，必须掌握事态发展的主动权，或者在事态发展的开端及时调整策略。思则变，变则通，不思则不通。变中有不变，思而不尤，才会通达。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鼎盛和衰落的过程，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出现一个转变期。这就要求我们学会从事物的发展进程中积极寻求变化，以谋出路。如果一味固守常规，不思转变，结果只能僵化等死。唯有顺应变化，及时调整策略，才能在任何环境下立于不败之地。容易钻牛角尖和不知变通的人，不仅会为难自己，还会给他人带来不便。懂得变通是每个人都应该熟练掌握的生存之道。
太古洪荒时代，地球上一直被恐龙占领。它们在地球上生存了近15000年。可是到了白垩纪末的时候，恐龙的数量却越来越少，直至一颗行星冲撞了地球后，恐龙时代彻底终结。不可否认，导致恐龙群体消亡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的突变，但是这次灾难并没有导致所有的物种灭绝，与恐龙同时期的苏铁蕨，虽经历了无数次沧桑巨变，却能代代繁衍，生生不息。差异在哪呢？
原因就是恐龙没能在恶劣的地质环境变化中寻找到改变自身，适应环境的方法。苏铁蕨的幸存则依赖于它极强的适应能力。
“变”是要有勇气的。“变”之路往往是前人和别人没走过的路，因而荆棘丛生、坎坷不平，走这条路难免会被扎破胳膊划破脸，甚至会跌跟头。但是创新变革之路是唯一的成功之路，虽然十分艰辛，但只要认准了，坚持走下去，就有成功的希望，而害怕艰辛，畏惧困难，死守着现成的“本本”不思变革，不思进取，自以为这样保险，其实恰恰是最危险的，必将会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淘汰。只有敢“变”、善“变”的人，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再完美的计划也会时常遭遇不测，我们要随时做好迅速变化的准备，勇于改变不能接受的变化，享受不同环境带给我们的冲击和成长。
孔孟对你说
“变”是与时俱进、永无止境的，同时也是时不我待、迫在眉睫的，形势在逼着我们“变”，时代在催着我们“变”，不“变”要退，“变”迟了也要退，容不得我们思前虑后、左顾右盼。
赶快行动起来吧，用变革的利斧，去开辟自己的新天地！
6.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出自《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倘若以“德”报了“怨”，那么他还拿什么去报别人的恩德呢？孔子认为，做人应“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也就是说，如果他人有负于你，你可以用你的正直、公正去对待这件事。要用感激、仁爱、仁义的感恩之心回馈那些给你恩惠的人。
成功学家希尔·拿破仑曾说过一句这样的话：“每个人的眼中都有一道横梁，它阻挡了人们看见别人的优点，也挡住了人们看到自然的出路。”其实，这句话与《论语》中“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问题与方法的关系，“横梁”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人总是把受到的伤害铭记在心，背着沉重的包裹踏上人生的征程，殊不知，即使你不能用勉强的笑去对待伤害你的人，你也能以直报怨，用一种中庸的方式去获得平衡和释放。
已故的台湾圣严法师对待怨恨的态度是“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放下他”。怨恨只会在复仇的阴影中渐渐吞噬人美好的心灵，放下仇恨，微笑面对，才能让心灵开出智慧之花。
在这个问题上，大自然就是一位最好的导师，它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你不小心踩碎了一朵紫罗兰，它却把香气留在了你的脚上；瀑布总是毫无保留地倾泻出它的所有；一把无情的大火毁灭了生机勃勃的草原，它却不会有怨恨，而是来年再次用绿色装扮大地。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是懦弱，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大智慧；能打磨出人性璀璨的光芒。培根曾说：“宽容者的心中有朝霞有露珠，也有盛开的鲜花。”古往今来，多少能人志士放下怨恨、放下伤害，用美德冲刷汗青，留下不朽的美名。管夷吾虽箭射公子小白，却因一身才华仍受重用；廉颇负荆请罪，蔺相如以直报怨，成就将相和的佳话；苏轼多次谪迁，仍能笑对江山，勤政为民。可见，美德往往就在这一次次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中展现出来。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别人给予你帮助和关怀时，你就要心存感激，“以德报德”。加倍地回报他人的恩德，在感恩他人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阳光和暖意。
迢迢历史长河，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灵魂在其中驰骋，搏击惊涛骇浪，留下了不朽的传世美德。以德报德，承载了中华儿女的爱恨情仇，也丰富了中国人的内心情感世界。以德报德，是朱元璋对马皇后无比信任的诚恳态度，是洪承畴改择大清的一声浩叹，是韩信一饭千金的承诺，是将军退避三舍的大度。以德报德，能给后人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而这样的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去珍惜。
几千年前，圣人便教导我们对待事物“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而我相信，这句教导到现今仍没有过时。
当今的巴以冲突，是几十年的怨恨积累在两国人民心中的恶果，给他们也带来了无尽伤痛。生活在硝烟炮火中的人必定会承受着家破人亡之痛，国土不复之痛，这些痛楚，岂是耶路撒冷可以抚平的？那么，为什么两国不停止战争，共同携手发展呢？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武力来解决冲突呢？如果双方“以直报怨”，放下仇恨，放下偏见，寻求合作机会，就可以形成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双方关系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仅是古人的道德感悟，更是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引领者，我们应让这个声音响彻在社会和个人“和平与发展”的浪潮中。
“原谅你的仇人，但要记住他的名字。”这是“以直报怨”最美丽的诠释。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喜讯传遍中国，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中国没有忘记这个“恩情”，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中国方面竭尽全力帮助非洲解决粮食问题，支持他们的各项发展，并且多次派遣维和部队保护世界的稳定与安全，等等，中国一直用一个大国的姿态“以德报德”，抓住大好机遇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仅仅是人类的智慧，世间万物都懂得这个道理。就像木棉花，在春姑娘给她送来温暖时，她就迫不及待吐露出一团新火，燃烧出自己的精彩。暮春时节，一股狂风吹过，面对风婆婆这个不速之客，木棉花没有叹息，而是展开花瓣，让娇美的身姿抓住最后绽放的时刻，终于深深地投入大地的怀抱，用她的生命回报曾经给她温暖的春姑娘，以及哺育她的大地！
正因为大自然懂得“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以，世间万物都是相融共生的，人类社会也是和谐渐进的。
孔孟对你说
对于“怨”这样的情感，能化解就尽量化解。怨是一把双刃剑，当你仇恨他人的时候，自己也是受伤害的，美好的东西会随之流失。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伤害与被伤害，帮助与被帮助，只有当你拥有了“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心态时，你才能化解很多伤害和怨恨，才能回报别人的恩惠，才能让自己活得潇洒和坦荡。
7.以“仁德”服众，天下归心
古希腊奴隶主把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这四种美德作为主要美德。中世纪基督教提倡信仰、希望和仁爱三种基本美德。中国的儒学提出孝、悌、忠、信四种美德。可见，对于每个人来说，“德”是赢得美誉的首要品质。作为儒家的首要经典，《论语》给我们提供了美德典范。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令来训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恶人，老百姓会尽量避免犯罪，但并不会有自觉的廉耻之心。但是，如果用道德来引导天下苍生，用礼教来整治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老百姓就会形成自觉的廉耻之心，并且心悦诚服。”
孔子认为，行政命令、刑法这些强制性的手段只能起一时的震慑作用，老百姓不会心服。如果用“德治”“礼治”的办法，老百姓就会“有耻且格”，服从统治了。
孔子还说，用礼教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缰绳来驾驭马匹，驾马者只需要握住缰绳，马就会按驾马者的想法快跑慢走。而采用生硬的刑法来统治老百姓，就好比用鞭子来驱赶马，那样马匹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出现叛逆。对于孔子的这一观点，卫文子质疑道，既然如此，不如左手握缰绳，右手握鞭，马不是跑得更快吗？因为如果只用缰绳，那马怎么会害怕你，然后顺从于你呢？孔子淡淡地说，非也，只要善于使用缰绳，只要驾驭技术足够成熟，鞭子就完全没有使用的必要。
实际上，孔子所说的正是儒家政治观点与法家政治观点的区别：儒家主张德治，以道德和礼教约束民众；法家主张法治，以政令、刑法统治民众。德治侧重于心，法治侧重于身。所以，孔子提倡“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治”路线，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
对于统治者来说，要做到“为政以德”，自己首先要具备良好的品德素质，礼贤下士，谦恭有礼，与黎民百姓同甘共苦，自然会得到天下人的尊重和爱戴，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对于我们普通的个体来说，“道之以德”就是要求我们做人和处事时，要以“仁”“德”为原则，才能树立自己良好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防范。
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好的资质，一旦骄傲吝啬，那他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所以，纵然你才高八斗，倘若德行不好，圣人也是不予理会的。
孔夫子教导我们，德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所以抓教育首先要抓德育。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就是要抓根本，抓基础。这里的“本”即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一个有高尚道德、高尚人格的人。
“教会做人”不仅是孔子提倡的德育目标，也是当代国际著名教育家所提倡的德育目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曾经提出过的“教育四大支柱”中，把“学会共同生活”作为教育的基础。即学会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并用良好的品德与之友好相处。
为了使这个高尚的道德目标具体化，以便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来逐步达到，孟子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人做人”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人格教育”的观点：育人就是要教育其做一个人格完善的人，而道德教育恰巧就是人格教育的主体，按孟子的话说就是实施“人道”：使人明白做人的道理，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
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意思是说，如果只讲究吃饱、穿暖、住安逸而不受“仁德”教育，人就会失去人格，跟禽兽没有差别。为此他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论证了人格教育的基本内涵应为：“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德，这也就是孟子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
因此，无论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担任什么角色，从事什么工作，位于什么岗位，要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把自己的工作完成好，把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凝聚力展现出来，就必须依照孔孟所提倡的“仁德”来完善自己，收拢人心。
例如，在针对启用人才的原则进行分析时，孔子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就是指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这就是孔子尚德不尚力，重视品质超过重视才能的鲜明体现。这是儒家的经典思想，也成为当代许多领导选拔干部和人才的一个原则。
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品质好的人，即使能力有限，也不会有任何的危害性。但如果一个能力超群的人，却品质败坏，那他所造成的危害就会非常大，大到超越他的能力价值。在特殊情况下，甚至会断送一个企业，乃至于一个国家的前程。
当然，最理想的人才应该是德才兼备最好，可是，一旦二者不能得兼时，“德重于才”才是智慧者的选择。所以说，人才的品质价值胜过其能力价值，这是选拔人才时必须遵守的原则。
孔孟对你说
“德不高则行不远”，我们相信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取得信任，赢得人心，收获成功。
8.守住原则和底线
孔子说：“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为就必有所不为，而君子与小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懂得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有所为，有所不为。
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做人准则，对于自己的言行，也应该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不是靠外界强制维持的，而是需要靠自己主动坚守的，越过了这条线，就很难再成为一个纯粹的人了。
可是，人在复杂的社会中生活，为了保全自己，难免要说谎；为了活命，也有可能去陷害他人。这种非常情况，更是考验做人底线的关键时刻，越过了这条线，就可能遗恨终生。
鲁迅一直被看作近代精神文化方面的旗手，他的许多主张，都既保留了古代的礼教精华，又有迎合时代的先进之处。尤其是他对新式青年的要求、他为生活在传统社会中的新人开列的“为人处世大纲”，包括他提出的要保留做人底线等观念，都是很耐人寻味的。
鲁迅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应尽可能地做一些既利人又利己的事；若不能，则尽量做一些利己却不损人的事；若还行不通，则做一些虽损人但利己的事。”可见，只有损人而不利己的事，是鲁迅坚决反对的。
季康子是个有野心的鲁国权臣，他想把孔子的学生推出来从政，成为他队伍里的人，以便于他起事。
季康子问孔子：“您允许仲由出来从政吗？”
孔子说：“子路性情果敢，但是下决定太快，不适合从政。”
季康子不甘心，继续追问：“那子贡呢？”
孔子说：“子贡这个人太过于通达，从政也是不妥当的。”
最后季康子又问：“冉求呢？”
孔子说：“冉求是文化人，喜欢艺术类的东西，让他从政恐也不合适。”
孔子总是正话反说，间接地拒绝了季康子的要求。后来季康子又绕过孔子直接找子骞出来做官，结果也被子骞拒绝了。
为什么这么多有才能的人都拒绝了季康子的举荐，放弃了具有光明前景的仕途呢？原因在于，当时的季家权倾朝野、飞扬跋扈、不得人心。鲁国上下的知识分子对季家是有看法的，所以即使他给出的条件和待遇再好，大家也不肯为他们做事。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在面对一个诱惑或者机会的时候，作为君子，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就像孔子说的，做事之前要看这件事情是不是正义的，如果不是就不要去做。保留做人的原则，不为利益突破自己的底线。
人活世上，难免会遇到身不由己的事，难免迫于压力违心做事。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能控制自己的贪欲，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满足于简单平凡的生活，就可以远离这些麻烦的境况，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和原则。
《人民日报》上曾有一篇名为《守住底线》的文章，文章讲了这样一件事：
文章作者在新加坡旅游期间，看随从的导游非常尽职尽责，就主动递了一支价格比较高的烟给他，没想到却被导游微笑着谢绝了，并且对他说：“我现在的确很需要一支烟，但是我不会随便接受游客的。”说着掏出了自己的烟。本来怀着一番热情的游客瞬间觉得很扫兴。
在返程的路上，导游向那位递给他烟的游客解释说：“我知道您递给我的是很高档的香烟，但是我们行业有规定，不能接受游客的任何东西，哪怕它只是一支香烟。不属于我的东西，哪怕再昂贵也不能接受，否则我就破坏了导游的做人底线！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严格地做到自律自省，这样我才能过得坦然幸福。”
这就是一个普通导游说出来的几句朴实无华的话，却是那样掷地有声。他一句话道出了坚守原则的可贵。
底线体现的是一个人的气节和操守，也是一个人价值观和人生追求的表现。古人曾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操守，这是古人的底线，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延续下来呢？一旦我们禁不起诱惑，放弃了底线，成为贪婪的奴隶，就会被无边的欲望所禁锢。
现代社会的多样性，给了每个人更多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无论怎样，都不能突破做人的底线，不能背弃做人起码的良知。
每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文化背景不尽一致，但在对于做人底线的要求上，却大同小异。美国虽然早已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但对于做人底线的要求却是从小学教育就开始抓起。美国人讲究做人的底线，而且从小就培养孩子“底线”观念：自信、诚实、善良、公正和包容、独立。这也成为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也许我们无法做一个绝对高尚的人，一个绝对纯粹的人，一个绝对完美的人，但做一个坦荡的、清白的、问心无愧的人，应该还是办得到的，这就是做人的基本底线。
那么如何坚守住底线呢？
首先，要戒贪。要坚持劳以健身、学以健心，重情义，淡名利，视清廉为崇高，以品行树威信。
其次，要慎微。要管好小节，要多交诤友，和道德高、品质好的人打成一片。不论是身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都要以“蝼蚁之穴、溃堤千里”的忧患之心对待自己的一思一念，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之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要常怀律己之心、常想自己之过、常思贪欲之害！
一个人的一生有无数道防线，但最要紧的是要守住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做人的底线。底线一旦被突破，就像大厦失去了支柱，大坝动摇了根基一样，必然带来生活上的腐化、道德上的堕落、法纪上的失范。剖析近年来一些重大违法案件，那些触犯法律的人大都是从突破底线开始的；虽然他们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越过了必须恪守的做人底线，最后自毁前程。
总之，不论从事什么职业，做人都要心胸宽广、光明磊落、与人为善、正直无私。不能为富不仁，以权谋私，更不能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总之，做人不能突破底线，否则就会把自己逼上危险线。
孔孟对你说
守住了底线，心就自由；守住了底线，活得就轻松；守住了底线，走起路来才会挺拔，有尊严。因此，守住底线就是守住了做人的根本，守住了自己的气节，守住了自己的灵魂！
为了让自己多年以后回顾平生无所愧疚，就要遵照孔子教导我们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守住自己做人的底线和原则！
9.亲疏有度，过犹不及
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人际关系都是人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多元性和关联性使得人们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了，人与人的关系似乎也更加紧密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人与人形式上的联系虽然密切了，但心与心之间的探寻和联结则越来越少了。
那么，面对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我们应该掌握什么样的交往原则？儒家又给了现代人怎样的引导和告诫呢？
孔孟教给我们很多处世的方法和做人的规矩，那些道理看起来很朴素，却是最能让我们受益的。例如，在处理人际关系这一环节上，儒学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过犹不及，把握分寸。
孔子特别强调做事情的分寸，“过”和“不及”都是要避免的。譬如，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惑：
为人父母的给予了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后，却招来了孩子的反感；
原本亲密无间的好友，却常常做出彼此伤害的事情来；
本来费尽心机想跟领导、同事拉近关系，结果却引来了矛盾是非，适得其反。
为什么总是出现这样事与愿违的情况？究竟怎样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称作“好”呢？
孔夫子认为，太过疏远和太过亲密的距离都不是相处的最佳距离。孔子的学生子游曾说：“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如果你有事没事总跟在国君旁边，虽然看上去很亲近，实际上离招致羞辱已经不远了；有事没事总是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二人很亲密，实际上你们俩离疏远和分歧也不远了。
有一个名叫《豪猪的哲学》的哲学寓言是这样的：
有一群身上长满尖刺的豪猪，它们都是挤在一起来取暖过冬的，可是它们又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取暖距离。距离稍微远些，就借不着彼此的热气，可要是再往一起凑凑，温度是有了，身上尖利的刺又会刺破对方的身体，所以又不得不疏离些。经过很多次的实验和磨合后，豪猪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最恰当的距离，终于可以保持彼此在不伤害的前提下，达到群体取暖的目的。
也许你会想：我的好朋友不多，我应该对他们好一点，而他们也理所应当对我好一点。有时候碰到对方有什么事情没有告知你时，你就会怀疑对方的忠诚度，你会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不能讲的私事呢？就算两口子打架了，也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替你们调解和解决啊！其实，这正说明了你正在犯的一个错误：不懂得保持距离。距离过近，必然会伤及彼此。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处理朋友间的关系，保持好不远不近的亲疏度呢？
子贡也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孔子，孔夫子告诉他：“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意思是，看到朋友做不对的事，要懂得真心劝告，善意引导，如果一番劝说之后，对方仍然不加以改正，也不要继续勉强下去，应停止无谓的劝说，不要再自取其辱。
因为即使你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也不代表对方就必须遵循你的看法来做，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价值观，盲目地要求对方遵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会干涉彼此的个人空间，时间一久必然导致矛盾和分歧的出现。
《论语》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无论是对亲密的朋友还是对高高在上的领导，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掌握好亲疏的分寸，只有这样，处理起事情来才能做到游刃有余，避免出现极端化的情况。
当你知道了社会交往中需要遵循的适度原则时，你是否意识到，即使是对待自己最亲近的家人，也同样不能忽视这一原则呢？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同样需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现代心理学对现代人的交往有一种界定，叫作“非爱行为”。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以爱的名义对最亲近的人进行的非爱性掠夺。这种行为常常发生在夫妻、长辈与晚辈等具有天然亲密关系的人之间。
我们常常看到，夫妻之间在争吵时会出现这样的话语：“我就是为了爱你，才放弃了好工作。”“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所以你没有理由对我这样。”不少为人父母的也经常会对自己的孩子说：“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工作的精力少了，人也苍老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成长，你有什么借口不好好念书呢？”
这些行为都可以被称作“非爱行为”，因为，它是以一种爱的名义进行的一种强制性的控制，从而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
一位英国心理学女博士曾在自己的一本关于教育的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你就越成功。”
不难看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距离是一种对人格的尊重，而且这种尊重即使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也应该保有。
所以，无论是朋友同事之间，还是领导长辈之间，当彼此不再相对独立的时候，隐患也就产生了，一旦忽略了适当的距离，就等于丢失了某种程度的尊重。当你懂得了人与人相处当中亲疏有度、过犹不及的原则和方法时，你就会收获良性而融洽的人际氛围。
孔孟对你说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人间最好的境界。因为花一旦全开，就意味着马上要凋谢了；月一旦全圆，就意味着马上要缺损了。而未全开，未全圆时就仍能使你的内心有所期待，有所憧憬。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皆是如此。稍微留一点空间和距离给彼此，换来的将是海阔天空、山高水长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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