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清凡

    一九二三年，母校上海复旦大学添设中国文学系，聘邵力子师为新闻学系教授（邵师一九〇七年留日，曾专攻新闻学）。陈望道师、叶楚伧、刘大白诸先生也在校任教，而我独选修邵师新闻学。开学第二周邵师即迟到半小时，教室中只剩我和黄鸿翔二人。邵师未上讲台，即坐在我们二人旁，说是为了民国日报在会审公堂耽误了，又赞我们坚持听课。随后，他将新闻学要义以及他所提倡的新文学和新闻学的关系，向我们反复讲述，至第二课钟声响后始退出，临行时他又将笔记本和讲义郑重授我。后来，我被邵师选作《民国日报》教育新闻记者，由自我与邵师时亲教泽。当时民众教育家晏阳初在山东提倡乡村教育，我首先撰文选登申新两报，邵师亦为我在《觉悟》副刊上转载之。后来我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专任《更生》月刊编辑，也是邵师介绍的。一九三一年我在浙江民众教育专门学校任教，陕教所友人邀我去陕谋省督学缺，我先函邵师征求意见，邵先生复函谓“我不欲东南人士来此与民争食”，遂罢。于此可见邵师爱民之心，处处流露。

    我国西北陕甘两省，交通不发达，民智闭塞。邵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连任两省主席，当邵师去甘时，将历年藏书四十箱，悉数捐赠天水图书馆，他说：“我在甘肃搜藏的书籍，应该还藏于甘肃人民。”我于一九四三年以交通部派驻宝天铁路工程局专员兼秘书名义来天水，甫抵秦，遍访天水五城，在天水图书馆，发现邵主席赠送图书四十箱，原封未动，深为讶异。因即自动与该馆建议，并商借路局馆员二人，日夜赶制新图书目录（作者按：我在复旦大学曾读图书馆学，由专家杜庭友教授）。我和原任馆长郭槐青分主其事，尽两月之力完成。凡邵师赠书均加盖邵主席赠字样，由此中外图书充实，读者盈门。事竣我商得天水监委王新令老校友赞同，易名为“天水力学图书馆”，并作序先寄邵师审阅，复函谓我重视图书能写文章为可喜。同时我在天水《秦川日报》、西安《西京日报》发表论文宣传：邵师书生本色，不欲牙签润屋，将藏书不藏于家而藏于图书馆，高瞻远瞩，发展西北，启发民智，这是对建设祖国、造福民族的巨大业绩的一端而已。

    邵师主陕伊始，即努力全省建设，先后修建了泾惠和洛惠两大渠，尤重视黄河水利。建所一席，由专家李仪祉先生主其事（后李专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先生在建所任内，擘画艰巨，露宿风餐，不遗余力。龙门闸、风陵渡工程浩大，邵师曾数度亲临监工，引起国内外人士重视。全省凿井十万口，亦为邵师所倡议。邵师又努力开荒，注意造林，创办武功农林专校，调建所留德专家寿天章为校长，童山面目，顿时改观。陕省各县大都种有鸦片，邵师到任后，即制订详细计划，采取有效措施，分期实行禁绝。当年京沪西北考察团舒新城，仅在视察潼关渭南一带后，即撰文在中国旅行杂志上连载谓“陕西遍地罂粟，满目烟民”，又谓进旅社如入蟹洞，讽刺陕政忽视西北建设，且复以“投荒”态度出之，殊失考察主要意义。作者曾及时以事实证明，撰文以正其谬，西北老校友莫不寄以同情。又当邵师在陕省府招待该团时，舒又以批评口吻，描述邵师身穿旧竹布长衫，潇洒自在，仅能显示主席俭约，不够为民实际表率。舒复当面讥讽邵师曰：“寇深矣，邵主席还在谈读书救国吗？”西安事变，邵师适当其冲，大力周旋，化干戈为玉帛，国共和谈事业，实自此始。邵师关心妇女解放，力主婚姻自由。省府缪秘书长曾介绍同室某女士婚事，女似嫌对方貌不扬，邵师闻而笑曰：“我不谈珠联璧合，只赞成志同道合。”即为其主婚。建厅寿刘婚姻，亦以年事文化相距争议，邵师认为“既自由矣，应勿庸议”，亦为其主婚。上行下效，以身作则，由自婚姻自由之风甚盛。缪秘书长为我姑表亲，尝以此两事乐道之，称其为陕省妇女解放声中的一段佳话。

    邵师鉴于我国人民对生育方面素无计划，爰于一九五四年第一届人代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言传播了有关节育问题。邵师在“关于传播节育常识问题”上，引用了周总理的话“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同有关方面对于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邵师又引了蔡畅主席的话“我们必须重视广大男女干部同人民群众要求采取适当的办法节制生育的愿望”，“有计划的生育，对妇女健康、儿童教养、家庭生活同民族繁荣，都是有很大的好处，应当坚决执行”。邵师还大声疾呼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人可以坐着等待它的开展吗？我认为不可以，相反地更应当积极帮助有关部门做好节育宣传工作，同时注意他们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邵师印行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五千册，第一次寄给我五十册，续给我五十册，要我尽力地为它传播。我曾对实行节育措施的男女亲友们实地访问调查它的效果，详细地汇报给邵师，邵师鼓励我的宣传，称我为小广播。自一九五六年以后十多年来我和邵师在通信中，大都谈到了有关节育问题。我按和邵师的历年通信，择要装订成册的计有二百八十余封，我在上海兼任义务学校校长五年之久的具体情况，亦占信册中的一部分。可惜在“文化大革命”大冲击时，我家被抄两次，该本信册也被抄去。我曾告诉了邵师，他说：“我与人通信向不留底，你有嗜痂之癖，但既被抄去了也是无妨，我事无不可告人的。”邵师和我最后的通信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他说：“甚矣！我衰也。”但这封信也写了六百八十余字，可见邵师如不是患的急性心脏病，可臻期颐大年。邵师母告我曰：“邵师逝世前一日曾与张治中畅谈，翌日张接讣告，认以为误。”嗟乎，假使天假之年，邵师对祖同的贡献将益无穷，对台湾回归大陆的事业，定能做出更大贡献。

    我今亦八十有五岁矣，病老无能，每念追随邵师一生，只学得了“翻信封”一件小事，平时来信，必将信封翻过来再用，既节约了国家几寸纸张，也省却了我的一分钱。而今缅怀邵师一生爱国爱民的伟大业绩，废寝忘食，辗转反侧，不能自已，爰略述一二以为纪念。欧阳永叔曰：“百年荣华曰夭，万世永赖曰寿。”邵师毕生事业永垂史册，将为万世永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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