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作为社会现象出现，社会学着重论述其社会学成因（如社会制度的、结构的及历史背景的成因），以及通胀对弱势群体，如老年人的影响等。在该领域中，经济本身不是目标，经济问题衍生出的社会问题才是其最终诉求，某种程度上，经济问题只是提供给社会学者的一个讨论的框架。现实层面上，媒体报道的舆论力量一直是重要的经济“干预”因素（如在食品及日用品安全问题的报道上）。舆论学可以为研究社会转型期经济问题提供全新的视角，即经济问题的媒介构建与影响力。
本章在议程设置理论框架之下探讨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的现实议程、公众议程、政策议程、媒介议程的呈现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社会转型期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的舆论引导现状。
第一节当前通货膨胀问题的现实呈现
所谓通货膨胀，是指在纸币流通情况下，市场货币供应量超过流通中货币必要量，引起每单位纸币价值减少、物价总水平持续上涨的经济现象。其表现形式是一定时期内平均物价水平的上升率，即通货膨胀率。衡量通货膨胀程度的指标有：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批发物价指数、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等。
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一派认为较高的通货膨胀对应较高的经济增长，从而对应较低的失业率，失业率比通货膨胀更可怕；另一派则认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对应关系不存在，长期来看，通货膨胀政策是不可取的，通货膨胀比失业率更可怕。
无论如何，通货膨胀的事实性后果会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不当和浪费，使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造成流通秩序紊乱，国际收支失衡，从而引起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美国学者唐·帕尔伯格曾如是描述通货膨胀，“这个世界上的头号窃贼。它不声不响地从寡妇、孤儿、债券持有者、退休人员、年金受益人、人寿保险受益人手中窃取财富。小偷、抢匪、贪官污吏等所掠走的财富加在一起也比不上通货膨胀的祸害。”
一、我国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现实议程
2007—2008年我国出现了新一轮通货膨胀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价格现象，是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才会演变成社会问题，此时，通胀就成为社会议题并进入现实议程。
（一）通货膨胀进入现实议程始末
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产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问题初显
“进入今年（2007年）5月份以来，国内市场的猪肉价格突然出现了持续上扬的趋势。到5月下旬，全国36个大中城市白条猪肉每公斤平均批发价达到16.53元，较5月11日上涨了16％。商务部和各地政府立即采取相关措施。到6月份，各地猪肉价格开始回落并趋于平稳，然而这样的状况仅仅维持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到当年6月底7月初，各地的猪肉价格再次开始上涨。7月4日，36个大中城市猪肉每公斤平均批发价上升到17.83元，到了7月11日这一价格又再次上升到18.57元。市民们开始纷纷抱怨：‘太贵了，涨得太快了’，‘上周才11元一斤，今天14元一斤’。进入7月份以来，猪肉的平均零售价已经多次刷新了历史纪录，而各地的猪肉价格还在继续上涨……”
这是2007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决策者说》栏目的开场白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是2007年众多经济报道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热点现象：猪肉价格、CPI、房价、股市都在“涨涨涨”，有一个生动的比喻就是“穷人买不起猪肉，中产买不起房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2月22日发布的《2007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07年CPI各季度平均同比涨幅逐步扩大，分别为2.7％、3.6％、6.1％和6.6％。我国经济在保持了5年的“高增长、低通胀”显示，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各年CPI同比涨幅分别为：-0.8％，1.2％，3.9％，1.8％和1.5％。后，于2007年上半年开始了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2.第二阶段：衡量指标
为什么说是新一轮通货膨胀？首先要从理论层面明确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CPI。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作为城乡居民购买支付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的价格，体现了社会产品和服务项目的最终价格，反映了居民家庭购买一般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它是通过一组代表性消费品及服务项目随着时间的变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相对数；它是进行经济分析和决策、价格总水平监测和调控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按年度计算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率通常被用来作为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的指标。一般来讲，物价全面、持续地上涨即被认为通货膨胀发生。
如果CPI升幅过大，表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央行便会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经济前景将变得不明朗，因此，该指数过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场欢迎。一般说来当CPI大于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大于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Serious Infl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
从现实层面看，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2月28日发布的《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4.8％，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2.3％”。确切地说，从3月开始，2007年各月CPI涨幅均在3％的通胀标志线以上。
而2009年2月26日发布的《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5.9％，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4.3％”。
可见，2007年、2008年的年度CPI均已超过通胀指标，表明通货膨胀议题进入了现实议程。
3.第三阶段：问题发展
2007年的CPI同比上涨为4.8％，接近5％的严重通货膨胀指标，且涨幅较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涨幅。
尽管通胀议题早已进入现实议程，但直至2007年第三季度，官方对于“防通胀”的明确表态才正式出现在中央权威媒体上。2007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在“学习十七大精神贯彻十七大精神”专栏，刊载了署名文章，指出“要保持总供求基本平衡，防止通货膨胀，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2007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经济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明确提出要“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至此，“通货膨胀”及其相关词汇开始频繁出现在官方用语中，通胀议题的现实性正式得到承认。
至2008年，CPI上涨5.9％，各月同比涨幅分别为：1月7.1％，2月8.7％，3月8.3％，4月8.5％，5月7.7％，6月7.1％，7月6.3％，8月4.9％，9月4.6％，10月4％，11月2.4％，12月1.2％。可见，通胀压力在2008年上半年达到高峰。然而，尽管年度及多个月份的CPI已经超过严重通货膨胀的指标，从2008年5月开始，CPI上涨幅度却呈逐步回落态势，8月开始降到5％的严重通胀指标以下。
4.第四阶段：退出议程
2008年10月份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程度的加深，CPI涨幅低于3％的通货膨胀指标。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9年的发展目标定调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至此，持续了大半年的“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目标告一段落，本轮通货膨胀基本结束，退出现实议程。次第而来的经济生活焦点则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防止经济下行趋势。
综上，新一轮通胀成为社会议题、进入现实议程，时间跨度为2007年3月到2008年10月。在20个月的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经通胀压力从显现（2007年3-6月，CPI涨幅开始持续保持在3％的通胀标志线以上）、发展（2007年下半年，此阶段第三季度、第四季度CPI同比涨幅分别为6.1％和6.6％）、增大（2008年第一季度，此阶段各月CPI同比上涨分别为7.1％、8.3％和8.5％，且涨幅呈上升趋势）到消减（2008年第二季度中期至第四季度前期，5月份CPI涨幅虽然仍在7.7％的高位，但已呈现稳步下降趋势，10月份后CPI涨幅回落至3％以内，本轮通胀结束）的整个过程。
（二）通货膨胀的现实议题
1.特征议题
围绕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特征，此轮通胀包括如下议题：
第一，以食品价格，特别是肉禽蛋价格、食用油价格等为突出表现的物价上涨。
如表4-1和4-2所示，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12.3％，拉动CPI上涨4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献率达到83％，2008年食品价格上涨对CPI的拉动更大。
第二，历时短，从2007年3月到2008年10月，此轮通胀只持续了20个月。而改革开放以来前三次（1979—1981年、1985—1988年、1993—1995年）的通胀，均持续了3年左右。
第三，抑制通货膨胀与防止通货紧缩前后衔接，宏观经济政策的快速调整对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受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动荡波及，自2007年底开始执行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成效明显；但在三个季度过后开始松动，对未来经济下行的担忧占据上风，由于出口下降，随之导致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又成为新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然而，尽管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通货膨胀压力的减小，长远考虑，决策者仍需对通货膨胀保持警惕。
2.成因议题
围绕此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众说纷纭。
首先，此轮通胀的诱因是食品价格上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8年2月22日发布的《二〇〇七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原因。自2006年11月以来，粮食、肉蛋、油脂、鲜菜以及奶制品等价格轮番上涨，推动食品价格涨幅不断走高，2007年食品价格上涨12.3％，拉动CPI上涨4个百分点，对CPI上涨的贡献率达到83％。”
其次，关于深层次原因，各方表述不一，共识是内外部多种因素叠加。《人民日报》开辟“经济形势专家谈”专栏，约请专家、学者，从理论高度多次解读此次通胀的成因，林兆木指出主要“是多种因素叠加引起的：输入型通胀对国内价格的传导和影响；旺盛的投资需求的推动”。汪同三谈到，“此次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深层次原因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经济增长过多地依靠过快的投资增长和出口拉动；直接原因是成本推动因素和外部通货膨胀输入。”
笔者曾访问即将赴世界银行上任的林毅夫教授。他谈及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2003年以来，近5年的时间逐渐消耗掉了1998—2002年通货紧缩时期积累的生产能力，持续了5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宏观经济情况改变了。然而，投资还在持续扩大，经济预期体现在股市、楼市上，表现为2006-2007年的股市暴涨，长期以来房价居高上涨，同时居民存款大幅下降，出现市场流动性过剩。
综上所述，围绕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特征及成因，现实议题分别为：（1）以食品价格，特别是肉禽蛋价格、食用油价格等为突出表现的物价上涨。（2）历时短，此轮通胀只持续了18个月。（3）抑制通货膨胀与防止通货紧缩前后衔接，宏观经济政策的快速调整对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4）成因复杂，包括食品价格拉动、结构性问题以及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多等现实议题。
二、我国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政策议程
Roger W.Cobb和Charles D.Elder在《政治参与：建构议程的动力》中提到，一个问题要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考虑，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首先，该问题必须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其次，相当大量的公众必须有采取行动的要求；第三，该问题必须是一个适当的政府部门所重视的。
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问题无疑是中国决策者要考虑的重要问题。面对已经持续5年的“低通胀”情况的改变，决策者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依据某些经济理论，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调节控制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从西方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来看，这些目标一般包括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项。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符合市场机制的客观要求，主要内容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就业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市场结构政策等。
具体到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定调”作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调控手段中运用最灵活、最频繁的货币政策是最具代表性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以经济工作为主题的会议，通常在年底召开，总结当年的经济发展情况，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定调第二年宏观经济政策，是每年级别最高的经济工作会议。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当发生通货膨胀，特别是严重通货膨胀时，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最常运用的宏观调控措施。在该政策下，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利率，指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机构交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
1.政策议题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以2007年、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核心，宏观调控针对通货膨胀问题，经历了从“双防”、“一保一控”到“保增长、扩内需”的政策议题转换。
2007年12月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会议明确提出“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
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的基调也在不断调整。
2008年6月为“一保一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
2008年10月为“保增长”：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放在首要位置，同时兼顾抑制通货膨胀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2008年11月28日召开的“研究2009年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2009年的首要任务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此次会议被外界看做是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预备会”。
200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9年的发展目标定调为“保增长、扩内需”：“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推动又好又快发展”。
从近两年来宏观调控的基调变化可以看出通货膨胀问题在中央经济工作中地位的改变，也反映了通货膨胀在2007—2008年的发展轨迹：从问题凸显、持续，到宏观政策的应对、起效，到内外部客观环境的改变，再到问题的式微、消退。防通胀的议题，在政策议程中最终为“扩内需、保增长”的新议题所取代。
2.政策议题之货币（利率）政策
如果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为整个宏观调控政策定调的，那么，货币政策作为抑制通胀最灵活、最常用的调控措施，就是执行、贯彻宏观政策的具体行动之一。由于“双率”上下调整的及时性、灵活性，能够传达出明确的政策信号，特别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正式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目标之前，货币政策自然成为最受人关注的政策议题。
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货币政策已经进行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及存款准备金率多达15次的上调，动作频出、“防止从偏快转向过热”的鲜明态度成为当时宏观经济政策议题的突出特征。而2008年，以年中为界，上半年的政策主题是“双防”，具体的货币政策议题也以“上调”为基调；下半年，“保增长”的政策主题开始出现，先是与“控通胀”并列，在通胀压力消减后则取而代之，同期的货币政策议题便以“下调”为基调。
（1）2007年货币（利率）政策：
针对通胀现象，2007年的主要宏观调控政策议题之一，即利率政策频繁上调。
2007年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等利率政策共调整17次，且均为上调。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经过6次上调，分别由年初的2.52％、6.12％提高到年终的4.14％和7.47％；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经过10次上调，由年初的9％达到了年终的14.5％，特别是在2007年12月25日的最后一次，“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从紧货币政策要求，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上调幅度达到了1％；外汇存款准备金上调了一次，幅度为1％。
利率政策调整过程中，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沪指表现均有2％左右的上扬；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的10次上调中，有7次公布日沪指表现为1％左右的上扬，调整实施后沪指出现小幅的上扬或下挫。2007年各季度的CPI涨幅均接近或超过3％的通货膨胀指标，特别是后三个季度，利率调整频繁，有14次之多。而在CPI涨幅仅为1.5％的2006年，全年的利率政策调整只有5次。
（2） 2008年货币（利率）政策：
针对通胀现象，2008年的主要宏观调控政策议题之一，即利率政策灵活调整，上半年从紧，下半年出现松动。
2008年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等利率政策共调整15次。一二季度的利率政策，以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为主，共有6次，存款准备金率在6月下旬达到17.5％。这是因为，在2007年央行连续6次加息之后，面对2008年上半年的通胀压力，央行并未再用存贷款利率工具，“在我国利率政策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下，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一数量型工具，已成为当前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同期，CPI涨幅居高不下，始终保持在7％以上，可以说2008年上半年我国通货膨胀压力达到高峰。三四季度，由于受到北京奥运会等一定政治因素影响，以及通胀率虽然处在高位，但已出现下降趋势，7-8月的利率政策保持稳定不变。进入9月份，利率政策调整风向明显改变，存贷款基准利率、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纷纷下调。央行在9月份实施了6年多来的首次降息，并在百天内5次下调贷款利率，4次下调存款利率。其中，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在2007年一路上调至4.14％和7.47％，并保持了近9个月不变之后，分别降至年底的2.25％和5.31％，均低于2007年初的存贷款利率水平。
相比于前半年的6次、共计3％的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2008年最后4个月内，下调3次的整体幅度却达到2.5％。特别是在10月8日、11月26日、12月22日，央行3次公布“双率”齐降，11月27日开始执行的1.08％降息，更是“10年来最大的单次利率调整幅度”。同期，伴随利率政策调整，沪指表现波动明显，总体跌幅大于涨幅。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政策议题经历了从“双防”、“一保一控”到“保增长、扩内需”的调整，具体措施的议题可以概括为由“稳健的财政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到“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转换。
三、我国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公众议程
对于公众来说，通货膨胀不仅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物价上涨，还意味着“另一面”，即对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等方面的促进作用。影响公众经济信心，进而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从来不是对通胀的预期，而是对经济增长的预期。通过对两项历时性调查数据——中国人民银行分季度发布的《城镇储户收入与物价扩散指数表》2006年之前译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与物价信心指数表”。和国家统计局分月度发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分析，可以发现公众议题的态度和预期以及公众议题的信心。
1.公众议题的态度和预期
中国人民银行从2004年8月开始，按季对全国城镇储户进行抽样调查，采用标准化的调查问卷和访谈形式，每年2、5、8、11月在全国同时进行。每次调查样本量为2万。为反映城镇居民对当前收入和物价的态度、对未来收入和物价的预期，根据调查对象对问卷中有关问题的回答，构造四项扩散指数。可见，城镇储户收入与物价扩散指数能够反映通货膨胀问题的相关民意，可以作为分析公众议程的依据采用。
对比通货膨胀的现实议程，可发现城镇居民关于收入、物价的态度和预期的议题如下：
（1）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不满意。当期物价满意指数随着通胀压力的高企成负数增长，特别是在2007年的下半年和2008年的上半年，均超过-40％，可见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的不满意程度。
（2）城镇居民认为物价涨跌既存在季节性因素，又存在经济景气因素，涨价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的结果。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呈现季节性变化，如在通胀压力没有显现的2006年底，由于冬季及春节的因素，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高企；而2007年底，通胀压力已经抬头，再加上季节性因素，未来物价预期指数达到3年中的最高值——61.3；2008年底，尽管同样存在季节性压力，然而通胀压力已经大大减弱，CPI指数回落至警戒线以下，未来物价预期指数尚不足两位数，而之后的事实也证明居民对物价走势的预期，在2009年CPI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3）城镇居民认为未来收入水平与经济景气、就业率有关，而通货膨胀并非最担心因素。未来收入信心指数总体上同通胀压力的变化呈反比走向，但也不尽然。即在通胀情况下，尽管物价上涨抵消了城镇居民的部分实际收益，然而经济增速较快，就业率较高，居民就会对未来收入产生较高的信心。这也是经济学家在高通胀与低增长、低就业中往往倾向于前者的原因。
（4）城镇居民对通货膨胀与经济景气的关系感到困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表现出既受物价上涨影响，又受经济增速影响的特点。随着通胀压力的变化，居民由开始的担心实际收入缩水，转变为担心经济增速变缓、通胀发展为滞胀。
2.公众议题的信心
消费者信心指数（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的指标，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消费者预期指数构成，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是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的一个先行指标。
1997年12月，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开始编制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国统计信息网，2004年10月13日，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是“监测国民经济运行的景气状况，预测发展态势，及时报告经济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并发布有关经济景气指数；举办经济景气专题研讨会、形势报告会及培训班；出版《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包括季报）；为社会各界提供经济景气调查信息咨询服务；指导各地开展经济景气监测工作”。对消费者信心调查采用了问卷调查法。问卷的设计涉及经济发展形势、家庭收入和就业、物价水平、消费或购买意愿等内容。每一方面由两类问题构成：对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的预期。前者指消费者对上述几个基本方面当前整体状况的评价；后者指消费者对几个基本方面未来一段时期（如半年或一年）发展变化趋势的估计或预期。调查问卷中每一问题有3个答案：肯定的（积极的）、否定的（消极的）和中性的（不变），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看法或判断选择其一。指数通常以加权平均法得出，结果以百分点表示。
将消费者信心指数与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比较，可以看出公众信心受客观通胀情况影响的程度。
消费者信心指数取值在0—100之间，50是中值，100反映的是极度乐观情绪。可见，在2007—2008年24个月中，消费者预期指数、消费者满意指数及消费者信心指数大体上均呈下降趋势，与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走向相比，如图4-2所示：
可见，2007年的消费者信心在6月达到最高峰，即在2007年通胀压力显现、逐渐发展的同期，消费者的信心是最大的。此后，尽管通胀压力持续增加，但消费者信心减退幅度并不大，且略有恢复。
2008年的消费者信心在1月达到最高峰，同期通胀压力进入增大阶段，CPI增幅高企，保持在7％以上。此后，消费者信心再次走低，但随后预期、满意、信心三项指数保持在一个平稳的范围内，波动很小。直至2008年8月，消费者信心大幅减弱，同期通胀压力呈消减之势，从外部环境看，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起了国际金融海啸。到2008年年底，预期、满意、信心三项指数均降到90以下，消费者信心两年来首次探底，此阶段，我国2007-2008年的通货膨胀也正式结束。
由此看来，影响消费者信心，改变其对现状的看法及未来预期乐观程度的主要因素，并不是通货膨胀压力，而是经济增长形势。通胀高企时，消费者信心反而高涨；通胀消退，但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消费者信心反而低落。从中可以发现消费者关于收入、就业、经济增长信心的议题：消费者认为经济形势及其前景，与经济增长速度紧密相关，而不是通货膨胀水平。
第二节我国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
媒介议程“媒介之间存在非对称性传播模式，即在各级各类媒介中，议题一般是从全国性媒介流向地方性媒介，从印刷媒介流向电子媒介，从政治和经济中心流向其他地区，而反之却很少”。鉴于《人民日报》处于非对称传播的上端，在导向性上能够对其他媒体产生重要影响，本节以《人民日报》为例，分析2007—2008年通货膨胀问题的媒介议程。
按照版面位置、关键词分析、主题分析、标题制作、消息来源、报道态度等类型，笔者对2007—2008年通胀议题的媒介报道进行具体分析，样本取自人民数据库人民数据库，http：//data.people.com.cn。
通过数据检索，2007年4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正文含有“通货膨胀”的报道共有439条。其中以“通货膨胀”为主题“通货膨胀”主题报道：以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为主要内容，或者“通货膨胀”作为关键词在正文中出现3次及3次以上。的报道134条，时间跨度为2007年4月6日至2008年9月24日；含“通货膨胀”，但主要以宏观经济形势及政策解读、回顾或总结为主题的国内报道33条，主要集中在2008年4季度；涉及“通货膨胀”的国际报道共174条，多为其他国家通货膨胀情况或全球性通胀压力的报道；其他涉及“通货膨胀”的国内报道共98条。
“通货膨胀”主题报道数量，从2007年2季度开始逐渐增多，并在2007年4季度到2008年1季度达到高峰，呈现出春节前期、期间报道明显增多的周期性特点；随着季节性因素变化，如蔬菜生产、夏粮收割、猪肉出栏等，到2008年2季度报道数量减少，当然这其中有奥运前期的报道环境因素；2008年3季度又出现报道小高峰。此轮通货膨胀的主题报道共计134条。
下文将逐类重点分析以“通货膨胀”为主题的134条报道：
1.版面位置
版面位置可以显示经济热点问题的重要性和显著程度。以头版位置最为显著，其次为要闻版、经济专版/专刊、其他版面。因此，在分析中，笔者将分布在不同版面的同一篇报道按版面出现次数分别统计。
通货膨胀主题报道主要出现在第2版、“经济新闻”版、头版、“理论”版、“经济周刊”版、其他要闻版、“财经纵横”版。可见，自从通货膨胀进入现实议程，《人民日报》充分重视通胀议题，在头版、要闻版和专版等重要版面进行了持续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头版、2版要闻这两个最显著的版面把报道通胀的“着力点”放在了2007年的4季度及2008年的1季度——通胀压力最大时，以及2008年3季度通胀压力消减、国际金融风暴来袭这两个阶段。这种版面关注度在情理之中，也中规中矩。但是，在2007年2季度，当通胀压力开始抬头之际，当经济亟须媒体的敏锐关注与守望之际，《人民日报》只在5版，乃至10版以后的经济专版、理论版和经济周刊做了通胀主题的报道，且总数不足5篇。
此轮通胀报道中，在培养读者阅读惯性、引导其注意力关注点方面，除了运用相对固定的版面，《人民日报》还通过重点名牌栏目，开设专栏，来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如“社论”专栏；名牌专栏“人民时评”等；时政专栏“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十七大精神贯彻十七大精神”；经济专栏“金海观潮”、“经济聚焦”、“经济大势”、“经济热点”、“经济热点·‘外部冲击有多大’”系列、“经济形势专家谈”、“财经访谈”、“财经论坛”等等。
为了抢占舆论制高点，《人民日报》围绕通货膨胀问题在原有专栏上增加了有针对性的新内容，或者开设新专栏。如“政策解读·关注宏观调控”专栏、“经济热点·‘外部冲击有多大’”系列专栏等。此外，为了回答“物价涨幅会不会继续回落？货币政策会不会放松？出口形势会不会好转？股市会不会见底？楼市会不会回暖？”等一系列亟待厘清的热点问题，《人民日报》自2008年9月11日在“经济新闻”版推出特别策划——“怎样看待当前经济热点”。
正如《人民日报》在介绍新推出专栏和特别策划时所说，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通胀压力虽依然存在，但物价涨幅已开始趋缓，如何应对外来冲击、保持经济增长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工作重心。约请专家，开辟分析外部冲击、国际经济形势的专栏，成为《人民日报》引导社会主流舆论的利器。
2.主题分布
在134条报道中，按照报道数量多少排列，涉及的主题依次为形势解读、应对政策措施、预期、政策解读、问题/现象呈现、政策建议、现象分析/解读、背景解读/分析、民众反应及其他主题。同一篇报道可以包含一个或多个主题。
排在前3位的主题是形势解读、应对政策措施和预期，表明《人民日报》报道通胀时侧重于形势分析，告知政府已经、正在和将要采取的举措，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和展望。特别是在2008年1季度CPI涨幅高企的“峰顶”和2008年3季度CPI涨幅开始下降的“变化”时期，涉及这3个主题的报道数量也达到高峰，说明该报针对热点问题和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加强了舆论引导，提高了舆论调控的强度。
政策解读，即解读宏观调控政策，这是通胀主题报道的又一重要着力点，有37条，平均每3条关于通胀主题的报道中就有1条。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公布后，如何使人们认识、理解，对于贯彻执行、使之发挥效果至关重要。《人民日报》在通货膨胀成为经济社会焦点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准确、科学地解读国家制定的调控政策。特别是在服务于新政策的出台、原有政策的调整方面，该报均做足工夫，在2007年4季度、2008年1季度和3季度集中篇幅，解读了“双防”的出台、贯彻，“一保一控”的变化以及通胀压力趋缓后“保增长”的突出。可以说，在分析形势、提出策略、展望前景之余，发挥阐释的功能，告知公众解决问题的途径如何得来及怎样发挥作用。
问题/现象呈现，即受通胀影响、较为宏观的经济问题或现象，也是报道的重点之一，关注度随通胀压力的显现、发展、突出、趋缓的发展曲线而变化，符合公众的注意力变化。
政策建议，即围绕应对通胀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专家、学者的理论思考与建议进行。主要集中在2008年3季度。这一时期，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CPI涨幅虽然依然在通胀警戒线以上，但已出现回落趋势，通胀压力逐渐趋缓。已实施的宏观调控取得成效，但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新政策制定出台前，发挥媒体的守望者角色、前瞻性优势，邀请权威人士、专家学者或者记者自己发表观点评论，提建议、打铺垫，成为这一时期通胀报道的重心之一。
现象分析/解读，围绕受通胀影响、具体的经济现象进行。所做的分析、报道在各季度分布比较平均，主要是针对通胀时期出现的粮价、金融市场、工资等具体问题，强调分析原因，指出外部因素，告知政府在行动。
背景解读/分析，即解读或分析通胀成因、发展背景及变量影响。集中在通胀压力最大的2007年与2008年相交的两个季度，着力于强调彼时通胀的季节性、周期性因素，介绍国际通胀的外部环境，主动、积极地引导舆论，从而为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服务。
民众反应，即关注公众面对通胀的反映与感受的文章。有6条报道是从百姓角度呈现通胀问题的，其中一条还是关于香港市民应对涨价的良好心态。《人民日报》尽管有其定位的特殊性，但在反映现实经济热点问题方面还是比较保守，没有过多地报道群众对于涨价的感受与态度。然而，依据“三贴近”原则，如果在对形势解读、应对政策、未来预期的报道中，融入更多采自群众的新闻，而不是只集中在统计数据、专家见解和记者评论上，将大大提升报道的真实感、可信度，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舆论引导，起到稳定、鼓劲的作用，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其他主题还有理论分析、理论解读与政策反思等，涉及报道数量很少。
3.关键词及其分类
通胀主题报道的关键词可以大致分为宏观调控政策、涉及对象/影响、表现、变量、原因及趋势六类。这些关键词是报道通胀主题最常使用的词汇，为我们勾勒出《人民日报》的报道重点。
总体来看，《人民日报》重点报道了应对通胀的宏观调控政策、通胀的影响以及通胀的表现，此外，亦强调外部变量，如次贷危机、自然灾害、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等国内外因素对通胀的影响。
从136条以“宏观调控政策”为关键词的通胀主题报道来看，此类关键词分布与通胀压力显现、发展、增大到消减的走势相吻合，其中宏观调控基调及具体调控措施是《人民日报》的着力点。在通胀压力高企的2007年第4季度到2008年第1季度，报道的关注度是最高的，且突出“双防”（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这样具有风向标作用的内容，可见报道的关注点更加贴合政策的着力点。
从131条以“涉及对象/影响”为关键词的通胀主题报道来看，在通胀压力最大的2008年1季度，对于通胀影响，《人民日报》对三农、民生及低收入群体关注度最高，结合同期对宏观调控政策的报道强度，体现政府作为，表现出媒体的担当。
从121条以“表现”为关键词的通胀主题报道来看，通胀的“影响”在报纸上通过价格、各种经济术语和经济指数等客观数据呈现为“表现”，强调了通胀的客观性，弱化了具体的、可以感知的现实影响。
从81条以“变量”为关键词的通胀主题报道来看，在2008年1季度和3季度，《人民日报》都强调了影响通胀的外部变量，但是作用不同：在1季度通胀压力最大时，起“解释”作用，且由于期间“两会”召开，配合宏观调控政策议题的报道也在此时集中；3季度，通胀压力消减并伴随着国内外众多重大事件，如汶川地震影响（与5月、6月相比，关于自然灾害的报道数量增多）、北京奥运会、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等，主要是客观报道了影响通胀的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状况。
从35条以“原因”为关键词的通胀主题报道来看，结构性原因（经济结构亟待优化、调整，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资源消耗、投资、出口等）被凸显出来，在通胀的各阶段都有报道，这与我国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的政策大背景相吻合。此外，输入型因素也被提及，强调了通胀客观性。
从30条以“趋势”为关键词的通胀主题报道来看，2007年2季度通胀显现，报道中却没有明确提及通胀压力呈上涨之势。此后，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明确、调整，报道基本与通胀压力起伏、经济增速涨落趋势相符，如图4-11所示。可见，相对于现实议程，媒介议程更倾向于呈现政策议程。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媒介议程的主要议题：
重点报道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从官方文件、会议，政府官员的言论到专家解读、媒体评论，说明政府正在对通胀问题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宏观调控、双防、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防止偏快转为过热、平衡、一保一控、形势、政策变化、有保有压等，这些关键词既包含具体的政策措施，如货币政策中的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利率，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财政赤字等；又包含宏观调控走向的及时、灵活地调整，如由一防到双防，再由双防到一保一控、有保有压，再到扩内需、保增长；还包含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过程中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灵活审慎的科学态度。可见，《人民日报》紧紧围绕一个时期的宣传工作重心，发出主流、权威的舆论引导声音。
重点报道党和政府在应对通胀问题时的态度。透过三农、经济增长/速、民生、低收入群体、粮食安全、GDP、就业、消费、需求/内需、股市、出口贸易等关键词，一方面说明通胀问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于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保障城镇低收入群体利益，能否有效地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意义格外重要。宏观调控措施得当，有利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反之，则会贻害无穷。另一方面，表明党和政府面对考验时坚定的信心以及客观、科学的态度：坚持以人为本，强调民生，保障农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利益；同时，平衡把握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政策灵活审慎，能够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宏观调控方向。
重点报道此番通胀的原因。在报道中，结构、输入型通胀、翘尾因素、周期性成为阐释这轮通胀原因的高频词汇。首先物价上涨的主要诱因，是以猪肉价格、食用油价格为代表的食品价格上涨；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背景则是国际原材料、能源、粮食等商品的价格上涨，即全球性通胀压力，而经济规律周期性和农作物生产周期性也是不可避免的原因；翘尾因素在2008年的相关报道中开始反复出现，以此解释宏观调控的客观效果，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此外，透过通胀表现及各种外部变量的关键词，如物价/价格、CPI、食品/猪肉（价格）流动性过剩、PPI，以及国际因素、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次贷危机、自然灾害、两会、国际金融危机/动荡、北京奥运会等，说明通胀现象的客观因素。总之，这些报道试图呈现此轮通货膨胀并没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并且可防、可调、可控、可治，从而正面引导舆论，避免造成公众恐慌，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重点报道应对通胀的信心与能力。透过对物价、经济增速等向上或向下的发展趋势，来描述客观经济形势，给出宏观调控政策制定、调整的现实依据，从而有助于增强公众对未来经济前景及政府作为的信心。可以从涉及报道数量的季度变化，看出通胀压力的呈现、凸出、趋缓的曲线，同时，显示由于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宏观调控成效逐渐显现，经济增速在2008年中期以后的放缓态势。
4.标题制作
134条通胀主题报道中，以经济、物价/价格/价、宏观调控、通货膨胀/通胀、货币政策、CPI、结构等作为关键词制作的标题有109条。
以“经济”为标题关键词的报道51条，占总数的1/4，强调了经济领域、经济问题、经济事件等大背景。价格是公众对2007-2008年通胀最有感触、最关乎切身利益，也是最期待宏观调控的内容，但“价格”相关词作为标题关键词的报道只有25条，仅占总数的1/5强，实际上有弱化通胀现实直接影响的作用。其余近半数的标题关键词，集中在通胀客观成因及通胀对策，即宏观调控措施上，体现了媒介议程围绕政策议程展开。
标题作为报纸版面的第一阅读要素，可以看出一个时期的社会焦点，同时也反映出媒体希望公众注意什么，即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标题制作得到集中体现。媒体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态度鲜明地引导公众应该关注客观世界的哪些方面。在通胀问题上，《人民日报》的标题制作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引向问题/现象的呈现、原因背景的分析、应对政策措施，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应用等方面，体现出它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耳目喉舌，具有鲜明的导向意识。
5.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可以分为：（1）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政策、文件发布，以及其负责人、发言人的访谈或发言等；（2）经济决策研究机构及其权威专家等；（3）学术研究机构课题组、专家等；（4）记者、媒体观点；（5）外国媒体言论、观点；（6）直接来自普通百姓的声音。出现在一篇报道中的消息来源可以是上述6种中的一个或多个。
围绕通胀主题报道的消息来源多出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专家学者，其次是记者和媒体，外国媒体和直接来自普通百姓的声音很少。可见，在贯彻“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重视舆论媒介的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方面，《人民日报》十分重视通过权威渠道获得新闻信息，并邀请、采访权威专家、学者进行形势政策解读，从而阐明党和政府的观点，传播主流声音，引导社会热点。
在外国媒体言论的引述方面，主要集中在2008年“两会”期间。彼时外国媒体聚焦中国“两会”，特别是经济热点问题，如中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现象以及中国政府正在实施和将要采取哪些应对的宏观调控政策。
消息来源中，直接来自普通百姓的声音所占比例很少。在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上，除了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外，还应该充分重视人民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说通胀问题的呈现应该客观、谨慎，从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帮倒忙”，那么在形势解读、应对政策、政策效果及未来预期的报道中，则应该将“三贴近”原则落到实处，增加对普通群众的采访，使报道更加生动、真实、可信，有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有群众参与，体现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的监督与检验。
此外，消息来源中直接来自记者、媒体的观点也占有较多篇幅，体现了《人民日报》舆论监督的特色：“以新闻评论作为舆论监督利器”。此轮通胀报道，《人民日报》继续发扬运用新闻评论，直接表达记者或媒体声音的传统，共刊发了围绕通胀主题的5篇“本报评论员”文章，起到分析形势、解释政策、稳定民心的作用。
6.报道态度/基调
报道的态度/基调可大致分为1.否定/担忧、2.中立/观望、3.肯定/乐观三种。
其中，7成以上的报道基调为中立/观望，体现出对待通胀问题的科学态度。否定/担忧的报道条数极少，多出现在问题呈现或政策反思的报道中，符合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情绪。肯定/乐观的报道基调占了总数的1/4，集中在形势分析、政策解读与效果反馈、未来预期的主题中，希望用客观科学的论据证明通胀可防、可调、可控、可治，从而服务于营造积极乐观、充满信心的社会情绪。
通过《人民日报》相关媒介议程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国通货膨胀议题的报道中，主要的媒介议题包括：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党和政府在应对通胀问题时的态度、此番通胀的原因、应对通胀的信心与能力等；根据在媒介议程中重要程度的大小，这些议题可以顺序概括为应对、解读、预期与问题等几大类。
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公众其实是生活在拟态环境之中的。面对通货膨胀这个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处于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纽带位置的媒介，通过应对、解读、预期与问题四类主要议题的设置，为公众营造出“拷贝世界”，即党和政府正在对通胀问题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宏观调控政策及时有效、灵活审慎；党和政府一贯坚持以人为本，强调民生；我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通货膨胀问题事关重大，但可防、可调、可控、可治。同时，媒介主要塑造了面对经济问题的考验，党和政府的形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第三节相关问题的呈现与应对策略
对于2007—2008年间，结构性、输入性因素引发的通货膨胀，其现实议程具有客观复杂性的特点，因为通货膨胀既存在给国家宏观经济及公众日常生活带来的压力，又包括其在拉动就业等方面的有益影响，因此，政府应对、媒体引导、公众期待都应该全面、综合地考量通货膨胀议题。比较现实议程与公众议程、政策议程及媒介议程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在通货膨胀问题上舆论调控存在着现实空间，舆论引导十分必要。
一、基本结论
（一）现实议程与政策议程的互动关系
首先，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通胀压力的变化等现实议题，始终是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具体措施等政策议题的主要依据。
宏观政策议程之所以在2008年呈现“前紧后松”的变化，是与通货膨胀的涨落相关的。因为9月份开始，CPI涨幅回落明显，并均低于5％的严重通货膨胀指标；从11月开始，CPI涨幅回落至3％的通货膨胀指标以下。在通货膨胀压力减小的同时，我国国内经济增长出现下行压力。
据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9％，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不过，与2007年同期相比，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回落2.3个百分点。如果回顾一下历史数据，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更加明显。1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10.6％，2季度增长10.1％，而3季度仅增长9.0％。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既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也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的结果。在新的形势下，保经济增长应该成为宏观政策的主要着眼点。
其次，政策议程能够影响现实议程。2007年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沪指表现均有2％左右的上扬；存款准备金率的10次上调中，有7次在公布日沪指表现即有1％左右的上扬。2008年，伴随利率政策调整，沪指表现波动明显，总体跌幅大于涨幅。
再次，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三者综合起来，才能构成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因此当政策议程做出反应、媒介议程评价经济形势时，不能仅以通货膨胀水平，即CPI稳定作为单一的依据。因为一定的通胀率不仅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拉动就业是有益的，甚至食品价格上涨对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也是有正面意义的。
就经济增长来讲，尽管通货膨胀因素影响了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质量和个人财产价值，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到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连续5年（2003-2007年）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率，达到了13％的增速；而在2008年，GDP虽然6年来首次跌破10％的增速，依然保持着9.0％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经济增速回落至个位数，与5月开始通胀压力逐渐消减，4季度通缩压力开始显现不无关联。2008年2季度中期至4季度前期，我国通胀处于消减阶段。5月份CPI涨幅虽然仍在7.7％的高位，但已呈现稳步下降趋势，10月份后CPI涨幅回落至3％以内，本轮通胀结束。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加深，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09年的发展目标定调为“保增长、扩内需”。
从就业方面来讲，“2007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99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9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29350万人，净增加1040万人，新增加1204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比上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200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48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90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0210万人，净增加860万人，新增加1113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上升0.2个百分点。”在通货膨胀消退的2008年4季度，失业率也开始呈上升趋势。
可见，通胀问题具有客观复杂性，关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加之现实议程与政策议程之间显著的互动关系，故而政策议程的设置需慎重对待。
（二）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互动反馈
公众议程是议程设置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参照物”，能够检验舆论调控的现实表现。这是因为围绕通货膨胀议题，公众议程以现实议程作为客观依据，跟随通胀压力从呈现、发展、高涨到趋缓的走势而变化的同时，也与政策议程发生着互动。一方面政策议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议程。针对公众对物价上涨的不满，宏观调控政策及时做出反应，相关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并贯彻实施。另一方面公众议程评价、检验政策议程。因为舆论在社会公共管理决策中具有设立社会目标及效果反馈的功能，因此公众议程可评价、检验政策议程。首先，公众认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具有客观性原因，并在经济增长重要性的认识上与政策议程保持一致。其次，随着宏观调控政策起效、现实经济情况变化，公众减轻了对通胀压力的担心，同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经济增长减缓，产生新的期待。
（三）政策议程与媒介议程的互动
“在政策过程中，西方国家，媒介更多地是作为议程创建时的要求通道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各方进行博弈时的议题游说者，而一旦政策出台，媒介往往也不站在政府一方为其进行宣传鼓动。”而在我国，媒介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有着自己的特色。
一方面，政策议程决定媒介议程。
在2007—2008年《人民日报》对通货膨胀主题的报道中，涉及政策议题的报道占到了7成（94/134），包含政策、政策解读及政策建议等各个方面。媒介紧紧围绕宏观调控政策议题，报道来自政府会议或文件发布的新闻，邀请、采访权威人士或专家学者解读政策，刊发直接表明媒体态度的评论员文章，并在报纸重要版面进行持续关注。
紧随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媒介议程做了集中的关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人民日报》随即紧扣“双防”议题，在一个月内刊发了16条主题报道。而在此前的2007年11月，以通胀为主题的报道仅有7条。
2008年6月，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由“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后，《人民日报》随后刊登了《寻求稳定增长与抑制通胀的平衡》等多篇重要文章，分析经济形势变化，解读政策走向，引导公众认同，接受并贯彻政策议题。
另一方面，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有宣传、动员作用。
特别是在政策出台后，通过媒介议程的设置，能够展现党和政府正在对通胀问题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能够传播主流声音、正面引导舆论，增强公众信心和社会凝聚力。在政策制定出台前，媒介则发挥社会守望功能，密切关注现实世界的变化，通过访问权威人士、专家学者或者记者自己发表见解，对政策提出前瞻性的建议，为新政策的出台做好铺垫与宣传。
通过解读政策议题，帮助政策议程得到舆论的认同与支持。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两篇“2007年经济述评”，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为即将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做动员。而2008年3季度开始，由于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增加，通胀压力逐渐减小，宏观调控政策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做了调整。《人民日报》在2008年10月1日刊发《“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记温家宝总理与美国经济金融界人士座谈美国金融危机》一文，谈及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的冲击，并首次提出信心对于面对考验的重要意义，为11月份调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打下伏笔。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则推出“怎样看待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系列时评。
媒介作为信息发布平台以及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纽带，在帮助公众释疑解惑、认清形势、理解与支持政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媒介议程对政策议程发挥了宣传、解读与动员的作用。
二、舆论调控的现实空间
（一）现实议程与公众议程的错位
一方面，在不易受其他因素干扰的事实性议题上，公众议程与现实议程相一致；另一方面，在易受其他因素干扰的动态性议题上，公众议程与现实议程往往会出现偏差。例如，在经济发展出现过热风险、通胀压力显现以及股市产生泡沫的现实议题下，公众议题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谨慎，公众反而对股市普遍持乐观态度，纷纷入市，这集中反映在股市开户数、市值与居民储蓄呈反比变化上。
股市涨，则居民存款额下降；股市跌，居民存款额增加。实际上，急涨急跌的股市，既是通货膨胀现象出现、持续、消退的表征之一，又是受通货膨胀因素传导的结果；而居民储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公众对未来经济的信心。因此，尽管面对通胀压力，除了考虑到利息收益减少，公众更愿意将存款取出，投入股市，是出于对经济形势具有较为乐观的预期。
然而，现实情况与公众的期待并不相符。大量普通公众受当时股市乐观情绪的影响，盲目入市，随着股市急剧震荡，又没有及时抽身，往往被套牢，数额巨大的个人财产蒸发，损失惨重。但是，导致公众议程与现实议程出现偏差的干扰因素十分复杂，既有经济现象瞬息万变、经济规律难以把握的客观性，又有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影响的滞后性，以及媒介议程、政策议程构建过程中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
（二）媒介议程设置的反思
《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2007—2008年通货膨胀议题的媒介议程设置中，显示了“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的力量，起到了“宣传员、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也印证了我国媒介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政策宣传和动员上。
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互动过程中，媒介议程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解读政策议题，帮助政策议程得到舆论的认同与支持，但也存在不足：
首先，媒介呈现政策议程的滞后性。2007年5月份，通胀议题开始进入现实议程，相应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及时展开，媒介议程也予以重视。但是，直至2007年10月底，官方对于“防通胀”的明确表态才正式出现在中央权威媒体上。
其次，将公众的意见、建议反馈给政策议程时，存在不足。《人民日报》在2007—2008年通货膨胀议题的设置中，以“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以及“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为原则，《人民日报》主要通过经济形势解读、未来发展预期及关注民生等方面的报道，对公众议程进行呈现。但由于对公众存在“刻板成见”，担心公众“闻通胀色变”，而忽略了公众对于通货膨胀有着自己的理性认识，在呈现“公众更为关注经济增长”方面失语。例如在主题分布上，民众反应方面，只有6条报道是从百姓角度呈现通胀问题，其中1条还是关于香港市民应对涨价的良好心态。《人民日报》尽管有其定位的特殊性，但在反映现实经济热点问题方面还是比较保守的，没有过多地报道群众对于涨价的感受与态度。在报道公众对现实问题的反应时，消息来源相对单一，缺乏直接来自普通百姓的声音。
再次，媒介议程对于政策议程的呈现，宣传任务多，建议、反思少。在传播学议程设置过程理论中，是议题先进入媒介议程，媒介可以直接对政策议程有影响；同时，媒介议程通过影响公众议程，又可以间接来影响政策议程。在我国，在完成宣传任务之外，媒介议程要对政策议程产生间接影响，应当更好地肩负起舆论监督的责任，同时做好传达公众呼声与要求的工作，这正是改善通货膨胀等社会问题舆论调控的空间所在。
三、相关建议
（一）正视现实议程客观复杂性
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通胀压力的变化等现实议题，始终是调整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具体措施等政策议题的主要依据。同时，通货膨胀议题自从进入现实议程，便进入了媒介的报道周期，即现实议程是构建媒介议程的客观依据。
但CPI稳定、就业充分及GDP增长三者综合起来，才能构成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因此当政策议程做出反应、媒介议程评价经济形势时，不能以单一的通货膨胀水平做依据。同时，食品价格上涨对于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一定的通胀率对于保持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等，都是有益的。可见，通胀问题具有客观复杂性，关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在议程设置过程中需要慎重对待。
（二）改善媒介议程的引导观念
首先，打破对“公众闻通胀色变”的刻板印象，呈现公众“更为关注经济增长”的一面：扩展消息来源，让更多采自群众的新闻见报，敢于传达公众的声音与反馈、体现舆论的监督，而不只依靠权威发布、统计数据、专家分析与记者点评。
其次，真正贴近公众议程，有效引导舆论。如果说通胀问题的呈现应该客观、谨慎，从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恐慌、“帮倒忙”，那么在形势解读、应对政策、政策效果及未来预期的报道中，则应该将“三贴近”原则落到实处，增加对普通群众的采访，使报道更加生动、真实、可信，有助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贯彻落实有群众参与，体现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的监督与检验。
再次，重视网络舆论的影响力。当经济形势变化，宏观调控政策开始调整的时期，网络平台能够聚集公众对于政策的建议，媒介借助网络汇集的公众议题来配合政策议程，做法十分可取。尽管网络舆论对政策议程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媒介议程已经越来越重视来自网络的声音。媒介应当重视借助网络平台汇集公众议题，从而配合政策议程。
（三）提升媒介议程的引导方法
在媒介议程设置过程中，舆论引导需要通过同类信息传播的积累来发挥作用。“公众议程往往受最近时间内接受的媒介信息的影响较大，媒介信息的流动性决定了公众对这类信息的选择和记忆的特点：暂时性，不断对未来信息的期待。”因此，在对通货膨胀问题进行舆论调控时，我国媒介应当重视利用媒介对舆论的近期影响力，启动对议程设置最佳效果时间的研究。同时，把握舆论形成的脉络，找准舆论引导的切入时机，不能过分依赖“形成舆论压力”，要重视深层次舆论（信念）等。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新情况和新课题。能否解决好这些经济问题，关乎我们的国计民生。然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我们不仅需要经济学家的理论指导和社会学家的忧虑与反思，同时还需要传播学者建言献策，进行有关经济问题舆论调控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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