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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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是对纵横家游说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战国时期纵横学派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子书。同中国古代许多著名典籍一样,《鬼谷子》一书长期真伪莫辨,现在仍然处于扑朔迷离之中。《鬼谷子》虽然在两汉时已为刘向《说苑·善说》征引,西晋时已有皇甫谧为之注释,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难免辗转传抄,删改附益,以致衍脱错讹,甚而篇章亡佚。《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
现存《鬼谷子》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含《捭阖》、《反应》、《内揵》、《抵巇》四篇。中卷含《飞钳》、《忤合》、《揣》、《摩》、《权》、《谋》、《决》、《符言》八篇,另有《转丸》、《肱乱》二篇,亡佚已久。上中卷共十四篇,实存十二篇,主要讲纵横术的预测术、说辩术、决策术及哲学原理。下卷(又称“外篇”)包括《本经阴符》七篇:《盛神》、《养志》、《实意》、《分威》、《散势》、《转圆》、《损兑》,另有《持枢》、《中经》,共九篇。这九篇无论体制与内容,都有异于上、中两卷,并且杂有较为浓厚的道家及道教色彩,还有佛家语的引用,当为后人伪作窜入,大约出现于佛教盛行之后的东汉末至西晋初。下卷主要讲纵横术的练养方法和人际相处、相争的权术。
《鬼谷子》为纵横家提供了一套理论和方法,铸就了纵横家的基本思想,有“纵横元典”之称。《鬼谷子》以“变动阴阳”、“万物纵横”之“道”为总原则,具体论述了游说、权谋、为君、用人、处世等方面的策略和技巧。《鬼谷子》吸收了道家的“道”、“无为”、“反”等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改造,把道家的“贵柔”原则逐步改造成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主阴”的原则,即在隐秘之中,强调人为、强调主动、强调“有为”和进取,鼓吹通过人为努力,可以改换事物的阴阳形态,改变事物的发展方向,进而左右社会局面。鬼谷子崇尚权谋,主张君臣上下之间相互都可以运用权术,主张可以择主而事,甚至主张下级可以取代君主。《鬼谷子》对游说言辞的修辞探索,对策士的内心修养论述,对天道人道合一的见解,对于纵横家心法技巧的阐述,对纵横谋略的精妙诠释,都显示了鬼谷学说的奇妙智慧。《鬼谷子》一书立论高深幽玄,在思想领域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二)思想内容
1.捭阖之道
“捭”是打开的意思,“阖”是闭合的意思。《鬼谷子》阐述“捭阖”之道,借用道的学说和“阴阳”概念,作为纵横谋略的哲学依据,并系统推广和运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游说论辩。《捭阖》开篇说:“粤若稽古,圣人之在天地间也,为众生之先。观阴阳之开阖以命物,知存亡之门户,筹策万类之终始,达人心之理,见变化之眹焉,而守司其门户。”意即圣人作为阴阳开阖之道的体现者,通过观察阴阳的变化来对事物做出判断,揭示事物变化的征兆。鬼谷子还说,“阳动而行,阴止而藏;阳动而出,阴随而入;阳还始终,阴极反阳”,“益损、去就、倍反,皆以阴阳御其事”。以阴阳理念来统率万物,鬼谷子根据阴阳之道而推演出捭阖之道,“捭阖者,天地之道。捭阖者,以变动阴阳,四时开闭以化万物;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这就是说,一切阳刚的进取的举动和事物,都称为“捭”,即哲学上的“阳”;一切阴柔的退让的举动和事物,都称为“阖”,即哲学上的“阴”;开启闭合是天地自然法则,开启闭合促使阴阳变动转化。
捭阖之道是《鬼谷子》一书的核心。天地阴阳的道理,就是纵横游说的法则,其他如《反应》、《内揵》、《抵巇》、《飞钳》、《忤合》、《揣》、《摩》、《权》、《谋》诸篇,都是阴阳开合原则的体现,游说的言说、沉默,世间的富贵荣耀、贫穷低贱等,都是因阴阳开合而表现其始终的:“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故言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爱好、财利、得意、喜欲,为‘阳’,曰‘始’。故言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弃损、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诛罚,为‘阴’,曰‘终’。诸言法阳之类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诸言法阴之类者,皆曰‘终’,言恶以终其谋。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从游说的角度看,“捭”就是公开说出自己的意见,并引发对方说出意见;“阖”就是保持沉默,让对方先说出他的意见。
遵循捭阖之道,首先应区别对待各种人,各投其好、各致其喜、各顺其欲,以得其意、御其情、制其心。这就需要把握游说对象的有无与虚实,分析各自的嗜好和欲望,以“审定有无,以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从而灵活决定自己的策略,做到“离合有守,先从其志”。同时,还必须做到周详而隐秘,“即欲捭之贵周,即欲阖之贵密”。其次,要把握开启和闭合的适度和统一,《捭阖》篇说:“捭阖者,道之大化,说之变也。必豫审其变化。口者,心之门户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虑智谋,此皆由门户出入。故关之捭阖,制之以出入。”就是说,捭阖体现出万物运行的规律,人们必须首先慎重地考察这些变化,做到“阴阳其和,终始其义”。此外,采取捭阖手段,必须针对不同的对象,鬼谷子依品性把人分为阴、阳两种:“夫贤不肖、智愚、勇怯、仁义有差,乃可捭,乃可阖,乃可进,乃可退,乃可贱,乃可贵,无为以牧之。人之品性贤、智、勇、仁义者为阳,不肖、愚、怯、不仁义者为阴。”游说品性为“阳”的对象时要注意多用阳言,以致崇高之辞,阐崇高之意;而游说品性为“阴”的对象时要注意多用阴言,以用卑小之辞、言卑小之意,即“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
2.游说之技
《反应》、《内揵》、《飞钳》三篇分析游说的方法,是捭阖之道的具体体现。
《反应》篇主要讲如何通过反复观察、了解、辩说,准确地掌握对方的反应,以便紧紧抓住对方。“反”的本义是把一个东西翻转过来,引申为“返回”、“反复”、“反面”、“反而”等含义;“应”的含义是应和。《反应》篇说:“古之大化者,乃与无形俱生。反以观往,覆以验来;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大化”是指一种混沌世界的演化机制,即由“无形”经“大化”而为“有形”世界。类似于道家的“有生于无”的世界本源论。“反”用以观察过去、知晓古代、知悉对方,“覆”用以验知未来、了解当今、知察自身。在游说中,如果言辞与对方不合,可以以反复之术的运用,探求对方的反应,“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这种通过历史与现实、主体与对象的位置互换的所谓“反覆”方法,是一种典型的经验思维模式,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运用“反覆”之术,要注意以下几点:
(1)“因其言,听其辞。”《反应》篇说:“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意思是说,要善于诱导对方发言,静听对方的发言,反复推敲,掌握真实情况。至于如何诱导对方,《反应》篇提出用象征之类的具体形象的语言去阐述抽象的事理,所谓“象其事”;也可以通过可供类比的先例使对方信服,所谓“比其辞”。借助于这种“象”、“比”方式,可以不露痕迹、恰当地诱导对方说出实情(“钓语”)。
(2)欲擒故纵,以柔克刚。《反应》篇说:“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即想要讲话,反而先沉默;想要敞开,反而先收敛;想要升高,反而先下降;想要获取,反而先给予。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游说方法。
(3)“自知而后知人”。《反应》篇说:“故知之始己,自知而后知人也。”意思是说,善于审己度人,知己觉人。要了解别人,首先必须了解自己,只有自己首先确定策略,并使策略不暴露,让旁人摸不着头脑,方能达到为所欲为的境界。这就是说,“己不先定,牧人不正,是用不巧,是谓忘情失道。己审先定以牧人,策而无形容,莫见其门,是谓天神”。
纵横家游说的主要对象是国君,所以如何取得国君的宠信极为重要。《内揵》篇讲的就是向君主进献说辞,内结于君,求得固宠与坚信,君臣关系就像门栓和门、钥匙和锁一样紧密无间。所谓“内”,是指从内心与君主沟通;“揵”通“楗”(门栓)、“键”(钥匙),是紧密结合的意思。君臣之间的关系复杂微妙,耐人寻味。有的“远而亲,近而疏”,即距离遥远却很亲密,距离近却很疏远;有的“就之不用,去之反求”,即主动积极地去投靠国君,却不得重用,可是离开之后,国君反而产生了渴求;有的“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即有的臣子天天在君主眼前却不被信任,而有的距离君主遥远却被思念。因此,君臣关系的融洽与否,是有原因的:“故远而亲者有阴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中来也;日进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闻声而相思者合于谋,待决事也。”
因此,要想取得君主的信任,首先,要做到“得其情”,即知晓君主的意图。如果所办的事情不合君主之意,那是因为对君主的意图还有不了解的地方。如果与君主的意见一致而仍不能密切结合,那是因为只停留于表面。如果与君主的意见很难吻合,那是很难为其进行谋划的。因此,在情况还没有明朗之前就去游说,必定会事与愿违;在还未掌握实情的时候就去游说,定要受到非议:“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得其情而说之者,见非。”其次,要“揣切时宜”,即“方来应时,以合其谋”。这就是说,以纵横之术向国君“进说辞”,务必顺应时宜,合于君心。如果有所不合,就决不可勉强施行,而应当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再加揣量切摩,以求合乎时宜的计谋,从方便处入手,通过改变自己去迎合国君,这就是“夫内有不合者,不可施行也,乃揣切时宜,从便所为,以求其变”。最后,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要做到像圆环一样灵活转动,顺应对方情势的变化,使旁人看不出您想要干什么,“环转因化,莫之所为”。
纵横家捭阖之术,还有“飞钳”之法,即利用赞扬、褒奖的方式,让对方得意飞扬,取得对方的信任,以便于钳制、控制对方。“飞”即“飞扬”,指为对方制造声誉,使之美名远扬,以讨其欢心,得其信任。“钳”即“钳制”,指将对方牢牢地控制住,让他乖乖地为自己服务。
运用“飞钳”术时,要善于揣度人的智谋和测量人的才干,以招揽远近的人才。为此,度权量能,“立势而制事,必先察同异,别是非之语,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这就是说,树立权势,要先分析异同、分别是非、决定安危、明辨亲疏等,然后权量比较。“飞钳”之术,重要的是“钳”。要想引诱控制对方,在交谈之时,要忽而表示相同,忽而表示不合,以便了解对方的真情。在任用人才时,可以用金钱、珍宝、珠玉、美女来试探他是否廉洁;或者放出空洞的赞扬之辞,然后研究他话语中的真意,以牢牢控制住他;或者根据他的才能,让其担负某种职位,考察其是否有智谋;或者抓住其弱点错误,进一步进行钳制。“飞钳”成功了,可以牵着对方的鼻子走,使对方“可钳而从,可钳而横,可引而东,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
3.揣摩之术
《揣篇》、《摩篇》研究游说的心理战术。“揣”就是揣度对方的真实情况和心里内情。《揣篇》开宗明义:“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就是说,善于统治天下的人,必须衡量天下各种力量的轻重(“量权”),并揣猜诸侯深藏在内心的思想感情(“揣情”)。量权重点在于:权量财物的有无,民众的多少,富余与不足;察辨地形的险易、利弊,计谋的优劣,君臣的亲疏、贤佞;知悉客卿智慧的高低;观察天象的变化,祸福吉凶;掌握诸侯间亲疏关系,是否可利用;了解百姓心理的向背,他们的安全险恶,他们的好恶爱憎。揣情重点在于:了解对方情感与欲望的变化,把握“揣情”的时机。“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时,往而极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隐其情。必以其甚惧之时,往而极其恶也,其有恶也,不能隐其情。情欲必知其变。”就是说,一个人在大喜、大惧的时候,往往不能“隐其情”,因而是揣测对方的最好时机,应想方设法使其进入这种大喜、大惧的状态。“揣情”还可以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找到与其亲近的人去了解。此所谓“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乃且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所亲,知其所安”。此外,要经常深入了解内心隐藏的思想感情。此所谓:“夫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见者而知其隐者。”
“摩”就是摩探、刺激对方,使对方的内在心情表现于外。“摩”要遵循隐秘的规则,古代善于摩探的人,就像临深渊投钩钓鱼,使鱼比较容易上钩。《摩篇》说:“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圣人的成绩人人都能看到,但人们却不知道这些事情究竟是怎样谋划出来的。摩探的方法各种各样,“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有以平和进攻的,有用正义责难的,有用娱乐讨好的,有用愤怒激励的,有用名声引诱的,有用行为逼迫的,有用廉洁感化的,有用信誉说服的,有用利益诱惑的,有用谦卑套取的。平和就是镇静,正直就是直率;欢喜就是叫他高兴,发怒就是叫他激动;使用名声是为了启发他,采取行动是为了促成他;讲廉洁是为了保持高洁,讲信用是为了明白真情;讲利益是为了让他追求,讲谦卑是为了迎合对方。摩探要考虑周密,要选择关系紧密、能沟通的人进行游说,“情合者听”,游说成功在于道数与时相偶,把握规则、技巧和时机的统一。摩探之术,还要做到“摩之以其类,摩之以其欲”。用同类的想法去触摩试探,必然会得到呼应;顺着对方的欲望去触摩试探,必然会使其听从:“摩之以其类,焉有不相应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听者?”
《中经》篇也探讨了如何揣摩对方心理,然后采用不同的手段去笼络控制对方。该篇首先阐述了“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的道理,进而指出游说之士的行为方略——应顺应对方的表情举止,以取得他的欢心;通过分析对方的话语,再加以应和,达到彼此感情融洽、语言投机;解除弱小者对自己的仇恨,以减少敌对力量;窥视并抓住对方的把柄;跟善人结合,广泛地施行恩惠;联络离开自己的人,使彼此关系不断;救助处于困境和地位低下的人,使其听从使唤;反过来,这些受到救助的人,定会知恩图报。
4.谋略为上
鬼谷子认为,一个成功的策士在游说之前必须“定计”,“定计”前必须“知情”。《谋篇》开篇即说:“凡谋有道,比得其所因,以求其情。”这就是说,凡是计谋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度,先要弄清缘由,以探究其实情,根据实情,以制定上、中、下三种策略,比较三种策略,然后确定,就可以谋划出奇妙的计谋,而奇妙之计是所向无敌的,自古到今都是如此。“知情”的要旨在于掌握对方的隐情,包括诸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诸侯间的关系,民心的向背和政治家本人的心性、能力、品质、憎恶喜怒等,以便采取正确的策略。
鬼谷子认为,任何计谋的实施都必须遵循这种程序和规律,《谋篇》对于谋略程序作了说明:“故变生于事,事生谋,谋生计,计生议,议生说,说生进,进生退,退生制,因以制于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数也。”即变化是从事件中发生的,有事态,就要有谋略;要谋略,就必须计划考虑;计划考虑,就必须商讨议论;商讨议论就产生了游说的言辞;游说是为了实施计谋;发现不完善的地方,再进行修正,经过修正后再进而实施。
《谋篇》对游说中用计施谋的基本原则和常用技巧作了概括:“故外亲而内疏者”,说内;“内亲而外疏者”,说外;“故因其疑以变之,因其见以然之,因其说以要之,因其势以成之,因其恶以权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动之,微而证之,符而应之,拥而塞之,乱而惑之,是谓计谋”。这就是说,要随着对方的变化而应变,顺着对方的说法来结交他,顺着对方的形势来成就他,根据对方所厌恶的东西,为他出谋划策。对外表亲近而内心疏远的,要抓住内心进行游说;对内心亲近而外表疏远的,要针对其外部表现进行游说;对有疑问的要消除疑惑改变他的看法;对有见解的要给以肯定;对能说会道的要给以总结;对有势力的要帮助其成功;对有憎恶的人要加以变通;对有忧虑的要帮助排除。
在游说之时,要抓住对方的弱点予以处置:“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不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惧也,贪者易诱也,是因事而裁之。”如有仁爱之心的人轻视钱财,不能以利益去诱惑,反而要晓以大义,使其拿出钱财,做仁义之事;有勇之士淡视患难,不能以患难去恐吓,应发挥其勇敢,使其守险要之地;有智慧的人精通事理方略,不能以不诚实的方式欺骗他,而要讲道理,使其立功。而愚蠢的人容易蒙蔽,懦弱者容易被吓住,贪婪的人容易被诱惑,要具体事情具体对待。
《谋篇》认为,计谋的运用,公开不如保密,秘密不如结成攻守同盟,这样就不会有破绽。同时,正统的计策不如奇谋妙策,奇谋妙策的实施可以无往不胜,“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出人意料的奇谋是变化不定的,所以游说君主一定要跟他讲奇特的谋略;向人臣游说时,必须与他谈论私情。虽然是亲近的人,但如果说有利于外人的话,就容易疏远。如果外人知道内情太多,就会产生危险,即“其身内,其言外者,疏;其身外,其言深者,危”。《谋篇》说道要顺对方之意,避对方之讳:“无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强之于人,无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于人。人之有好也,学而顺之;人之有恶也,避而讳之。故阴道而阳取之也。”这就是说,不要把别人不情愿的事强加给他;也不要把别人无法了解的事勉强教导他。别人有什么爱好,要学习仿效,要顺从;别人有什么厌恶,要避开,为他隐讳。《谋篇》还要求隐藏自己的主张和思想,认为圣人的谋略隐蔽,不露声色;愚人的谋略公开,大肆张扬;有智慧的人成事容易,没有智慧的人成事困难。古语也说,天地的造化在于高与深,圣人的治道在于“陷”与“匿”,所以,智慧用在众人不知道的地方,用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
5.注重言辞修饰
鬼谷子认为,进行游说要注重修饰言辞,使之富于文采和感染力。《权篇》的主旨便是要根据游说对象的特点来反复衡量、修饰游说的言辞,以达到游说的目的。“权”的本义是秤锤,引申为对游说之辞要反复思量,善于变化。《权篇》说:“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也,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验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这就是说,游说的目的是说服对方,而说服的目的则是向对方有所资取,因此,要把握游说的要义:“饰言”,修饰言辞,对言辞加以斟酌,有所增减;“应对”,回答应对,需要流利的说辞;“成义”,需要遵循义理,使言语符合事实、经得起考验;“难言”,反驳别人的意见需要用诘难的言辞,以引诱对方说出心中隐秘的打算。如此,要善于辨别和使用各种言辞:“佞言者,谄而于忠;谀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决而于勇;戚言者,权而于信;静言者,反而于胜。”所谓“谄”,是指预先揣摩对方的意愿,顺承他的欲望,以博取欢心;所谓“博”,是指堆砌辞藻,以炫耀自己;所谓“决”,是指说话时要斩钉截铁,毫不犹豫;所谓“权”,是指开口说话前要善于选择谋略;所谓“反”,就是转变到反面,改正原来的不足,堵塞错误,以图胜利。对于言辞的运用,还要避免“病”、“恐”、“忧”、“怒”、“喜”五种弊病。“病”是“感衰气而不神”,即指气势衰弱、神情恍惚而言辞缺乏神采;“恐”是“肠绝而无主”,即指内心惊恐、胆裂肠断而言辞凌乱无主;“忧”是“闭塞而不泄”,即指忧闷抑郁,脑子不清晰而言辞滞涩不畅;“怒”是“妄动而不治”,即指情绪激愤,胡乱行动而言辞不加修饰;“喜”是“宣散而无要”,即指心欢意畅,情灵摇荡而言辞分散失要。
鬼谷子认为,游说之士要认真权衡,严加选择,出言也务必谨慎小心。对没有视力的人不能显示颜色,对没有听力的人不能告诉他音乐,对思想闭塞的人不必理会。总之,说话不要触犯忌讳,更要明白“众口铄金”的道理。在言谈中,要善于扬长避短。《权篇》说:“人之情,出言则欲听,举事则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虫之捍也,必以坚厚。螫虫之动也,必以毒螫。故禽兽知用其所长,而谈者知用其用也。”游说者做到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就能够“出言必见听”而“举事必有成功”。
“权”术的运用,还要根据不同的游说对象而选择不同的态度、方式和内容,“对症下药”。“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拙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过者言,依于锐。”跟聪明人说话,要显示渊博;跟笨拙的人说话,要清楚易懂;跟能言善辩的人说话,要简单扼要;跟有地位的人说话,要不卑不亢;跟有钱的人说话,要显得高雅廉洁;跟贫穷的人说话,要注意结合实际利益;跟地位低的人说话,要谦逊有礼;跟勇敢的人说话,要果敢决断;跟有过失的人说话,要直率尖锐。
6.决断之法
《决篇》讲决断的重要性和决断的原则、技巧。人有疑难,就要做出决断,决断是为了避免灾祸,获得有利的结果,因此决断很重要,“故夫决情定疑,万事之基,以正治乱,决成败,难为者”。决断事情与消除疑虑,是办好各种事务的关键,关系到社会治乱和事业成败,要认真对待。给王公大人谋划事情,如果事情崇高又能获得美好声誉,又能实行,就马上决断;如果不花大力气而容易成功的,就马上决断;如果事情办起来费力气又艰难辛苦,但又不能不做,只要能实行,也要马上决断;能排除祸患的事,只要能实行,就马上决断;能追求到幸福的事,只要能实行,就马上决断。
决断是解决疑难的关键,也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而决断要“趋利避害”,善于诱导,消除疑惑和偏颇。《决篇》说:“为人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害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其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决定奇谋的根据,是对方希望获得某种利益,所以游说之时,不要从厌恶方面切入,否则必然招致疏远,造成决断事情的失误。
此外,《鬼谷子》中还具体讨论了游说之士的处世态度,认为要针对社会所出现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而采取相应的手段,必要时,甚至对君主取而代之;选择君主时,一定要事先衡量情况,只要看准哪位君主办事能够成功,计谋相合,就跟他配合,为他谋划大事。但是,自己与一方配合,必然会背离另一方,因此计谋不可能对双方都忠诚:“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有反忤。反于此,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忤合》)这种“计谋不两忠”的思想,为游说之士的“朝秦暮楚”的政治活动提供了依据。同时,要衡量自己的才能智慧,“非至圣人达奥,不能御世;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见情,不能成名;材质不惠,不能用兵;忠实无真,不能知人”。《符言》篇讲述的是为君之道,认为作为君主要做到善守其位、保持明察、虚心纳谏、赏罚必信、多方咨询、驾驭官吏、通晓事理、洞察奸邪、把握名分九个方面。这实际上是讨论游说之士选择君主的标准。《本经阴符》七篇则着重讨论了游说之士应具备的素质及其修养。前三篇说明如何涵养精神、培养志向、充实思想。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
(三)评价及影响
《鬼谷子》一书推崇权谋策略,讲求名利与进取,因其相当程度上是讲臣下如何对付君主、无权者如何对付有权者、布衣之士如何对付各级长官的办法,教人如何窥测对方的心理,与以儒家为精神圭臬的封建正统观念大相径庭,因而历来经受讥诋者极多。西汉扬雄指责鬼谷术是诈人之术。他在《法言·渊骞》中说:“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有十余年。是夫?’曰:‘诈人也,圣人恶诸。’”唐柳宗元认为《鬼谷子》乖戾刻薄,怪谬异常,在《辨鬼谷子》中说:“《鬼谷子》后出,而险盩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其言益奇,而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明宋濂视《鬼谷子》为蛇鼠的雕虫小技,在《鬼谷子辨》中说:“大抵其书皆捭阖、钩钳、揣摩之术。……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
客观看来,《鬼谷子》一书崇尚智谋权术、变谲辞谈,立论高深幽玄,除饱含谋略机智、论辩技巧之外,还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治国治军之道、修身养性等思想内容,在思想领域独树一帜,堪称一部“旷世奇书”。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高度评价纵横家,并对《鬼谷子》的《转丸》和《飞钳》作了精到的评论:“暨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宋代高似孙《子略》论《鬼谷子》一书云:“《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捭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鬼谷之术,往往有得于捭阖张翕之外,神而明之,益至于自放溃裂而不可御。予尝观诸《阴符》矣,穷天之用,贼人之私,而阴谋诡秘,有《金匮》韬略之所不可赅者,而《鬼谷子》尽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
此外,由于《鬼谷子》一书集中讨论了修辞的定义、内容、作用、目的等问题,因而有研究者又将其视为中国修辞学著作的滥觞。更可贵的是,《鬼谷子》的文本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辞范例,它广泛使用排比、对偶、顶真等修辞方法,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有力促进了战国时代纵横文风的形成。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纵横学虽然走向衰落,但其慷慨陈词、纵横恣肆的文风却被继承发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骚客文人,如司马迁、扬雄、苏洵、苏轼、李白等。
《鬼谷子》立意宏深广博,不断被后世多角度解读。例如,道教成立不久,就把《鬼谷子》列为道教的经典而收入《道藏》。阴阳家不仅挪用《鬼谷子》学说,并把其中的一些方法,用于相面推命活动,后来占卜家和算命先生都把鬼谷子作为祖师爷。同时,《鬼谷子》崇尚权谋,这与《孙子兵法》等兵家思想不谋而合,且涉及大量的军事气象学、军事心理学以及布阵法等,因而也被当做一部兵书。法家、兵家等借鉴它的权谋、为君、用人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政治理论和虚实权变的军事理论。如今,该书被广泛应用到了政治、军事、外交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等领域,并流传到世界各地。凡此种种,都彰显出《鬼谷子》一书在今日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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