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种种，应当到了清理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要建设的是一个和谐社会。
驻村的日子
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之后，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提出大干快上，计划生育也被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人多力量大”，“人多干劲高”，所以对很多干部群众来说，计划生育是一个崭新的名词，是一项陌生的工作。当时，对农村计划生育的要求是一对夫妻只准生二胎，杜绝三胎，提倡和鼓励只生一个孩子。公社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事，抽调了一些干部到计生办工作，我是被抽调人员之一。
中国人的传统意识是多子多福、儿女双全，一下想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真是难上加难。公社计生办的同志都感到压力很大。一个同事私下对我说：“在农村让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工作太难做了。”我听了也有同感。
我们历来有一个好的经验，就是每开展一项工作之前，先大造舆论，凡是能动用的宣传工具，都一拥而上，有线广播、墙报、黑板报、标语、口号、传单等等，让人满日皆是；与此同时就是搞个试点，也叫树典型，“典型引路”。经过公社革委会认真研究，决定把“独生子女”工作的试点放在一个先进村。领导在动员时反复强调，这个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过去曾是本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地下支部的诞生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村里出了许多烈士；新中国成立以后，本地区第一个农村合作社是这个村建立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本地区第一个村级“革命委员会”也在这个村诞生……让人听了，对这个先进村充满了敬仰和向往，同时也增加了自信心。
当时，计划生育已经摆到了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公社的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到那个先进村驻村，每人包一个生产队。我包了路南的一个生产队。驻村工作队领导给包队干部定了任务，一周内必须让包队的“独生子女证”的领证率达到80%以上。谁包的队先完成任务，就给谁披红挂花，立功授奖。
我包的那个生产队的队长是个不到三十岁的汉子。他本身也只有一个孩子，而且是个女孩。所以，他自身就有抵触情绪。我第一次到他家找他时，他连面电没给我见，让他媳妇几句话把我打发了：“你要领独生子女证没人拦你，俺家不稀罕缎子被面和50元钱！”
队长媳妇说的缎子被面和50元钱，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只要报名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奖给一条锻子被面和50元钱现金。这在当时来说，不算一个小数目。苏北农村农民一年劳作下来，人均也不一定达到50元钱。而且国家还规定，“独生子女”每月可以领取补助金。
我当时十分奇怪：不是说这是个先进村吗？为什么先进村的生产队干部思想都这样落后呢？
离开生产队长家，我又去找妇女队长。妇女队长已经50多岁，是做奶奶的人了。她人很实在，性格也很开朗，开门见山地说：咱们农村不同城里，城里人退休了有国家的退休金养活，农村人老了，只能靠儿女养活，让只有一个女孩子的不再生儿子，那可说不通。再说，马上要学安徽那边搞分田单干了，没儿子的更担心……
我说咱们怎么也得开个动员会吧？
妇女队长说这会没法开，除了队长说话，谁不开会扣谁家的工分和口粮，才能有人听。
这等于又拒绝了我。
一天下来，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有些灰心。晚上回到公社，我甚至不敢去食堂吃饭，怕见到领导没法开口。可是到了食堂，见了计生办的一位同志，他说他包的队也一天没有进展。我的心里才有了稍许的安慰。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又出了更麻烦的事。
乡村一角。
我刚到队里，就有人告诉我，队长的媳妇已怀了第二胎。也就是说，队长夫妇已经失去了领取“独生子女证”的资格，如果队长夫妇不带头报名申请领取“独生子女证”，全队的工作都将陷入困境。我一下子没了主意。生产队长的媳妇就怀着二胎，怎么动员别人？
公社一位领导昨天告诉我，说我包的队里有一位老奶奶，是一个老先进。50年代曾是省劳动模范，当过妇女主任，大队党支部委员，让我可以先到她那里做做工作。我向妇女队长一说，妇女对长笑了，笑得让我感到奇妙。她当即带我到那个老奶奶家去。老奶奶抱着小孙子，正在门前玩耍，看到妇女队长带着我去了，十分热情，又是搬凳子又是倒茶。这是我到了队里两天来遇到最热情的一家。我心里想，果然是老先进，就是和普通农民思想不一样。
落坐以后，妇女队长把我向老奶奶作了介绍。妇女队长刚说完“他是公社派来驻队搞独生子女试点的”这句话，老奶奶脸色马上由晴转阴，笑容瞬间消失，抱着小孙子进了屋，不一会，屋里跑出一条大黄狗，冲着我叫起来。妇女队长拉着我，狼狈地离开了老奶奶家。
这时，我才明白来之前妇女队长笑中的含义。
妇女队长说会开不起来，我给你找一个喇叭，你就把文件念一遍，也算做宣传了。
喇叭是农村生产队长用来喊人出工的。妇女队长把喇叭交给我，又带找到了村中心的一个石碾子前，让我站在上边念文件。因为公社机关按时间吃早饭，早饭后我就到了队里，而队里的农民正是吃早饭的时候。我刚刚念了几句，就有一些人端着饭碗围了过来，其中年轻人和孩子为多。他们或蹲或站，眼睛都看着我，好像我是一个杂技演员。
我快要念完的时候，听到两个年轻人在议论。—个说：你他妈的真笨，还不赶快报名。我要是有媳妇早报名了。先领了那50元钱和被面再说。什么时候想生孩子了，再让你媳妇把环取出来。
我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他赶忙端着碗走了。我一方面感叹农民的智慧，他们在生活中学会了一套套对付政策的办法，一方面我也为他的这个主意叫绝。事实也的确如此，刚刚拨乱反正，提出这样的目标太高，农民根本无法接受。再说，还搞了个自愿中请领取“独生子女证”，岂不是愚弄人？
我经过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下定了决心。于是，我去找了生产队长，用那个年轻人的话，给他说了一遍。我开始以为他不会同意，没想到他一听高兴地答应了，并且给我说他早有这个主意，只是不敢对我说，怕我报告公社领导，给他一个处分。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他说：“弄虚作假的事，我们村过去就有，而且还是‘先进’。”
我听了他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
生产队长又说：“小王，你放心吧，保证让你完成任务。”
当晚，生产队召开了孕龄夫妇会议。第二天，几十个孕龄夫妇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申请书就送到了我的手里。初步统计一下，领证率达到了90%以上。
公社领导听了，也很高兴，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表扬。于是，我包的那个队选了几个代表，敲锣打鼓，披红挂花，在附近几个村进行宣传。
三年后，我已招工同城。有一天下班，正在厂门前聊天，一对夫妇走过来打招呼，男的怀里抱着一个男孩子。那男人就是我驻队村的，他当时有一个女孩，报名领取了独生子女光荣证。我问他怀里的孩子是谁的，他笑着说去年刚生的，是个男孩子。
我哑然无声。
再后来，我见到当年一起在公社计生办工作的同事，很惭愧地向他说起了这件事。他笑了，说当时公社几位领导和计生办的同志都明白怎么回事，但没有点破。
我问他为什么。
他笑着反问：你说呢？
我无言以对。
枯萎的誓言
刚刚下乡时，我们都曾立下过誓言。一些知青朋友找我帮助写过决心书，决心书里都有铿锵誓言：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等等。
誓言的改变，是在一次集体斗殴之后。
小时候，我曾在家乡亲眼目睹“两派”斗殴。那还是“文革”初期，两派为了夺权，经常发生斗殴。有一同，在我的家乡的一座山坡上，两派狭路相逢，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当时，各方都有几百个人。那些几近疯狂的农民，怀着“忠心”，不顾一切，有的高举着铁锹、铁镐，有的举着铡刀，一时间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斗殴下来，双方均有受伤。我和几个同龄的孩子，吓得躲在大人的后边，偷偷地看着。有个孩子吓得嚎啕大哭。没想剑，这样的场面在几年后到了我们身上。
那是我们下乡插队的第一年夏天，苹果熟了的时候。满园的苹果，红得灿烂夺目，绿得生机蓬勃，让人看了十分喜欢。知青中有一部分人，被分配看护果园。实事求是地说，我们那一代人从小受爱国家、爱集体的教育，思想觉悟比较高，因而深深懂得，果园里的每一个苹果都是旧家财产，偷吃一个苹果，就是让国家和集体受一定的损失。所以，在果园里干活的时候，苹果就在头顶上，没人敢摘。就是掉在地上土里的，也要捡起来，用自己的衣服擦干净，放在公家的果篓里。那些从事看护工作的知青，责任心都很强，只要是接班的人没到，一步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岗位，相反，只要到了交班的时间，还没吃饭，拿了个馒头，边吃边向岗位跑。我同宿舍知青小平就是被分配看护果园，每天早出晚归。果园里晚上蚊子又多又猛，为了防止蚊子叮咬，他每天晚上值班时都穿一件雨衣。有一天下雨，他半夜时回到宿舍，浑身上下淋透了，雨衣却抱在怀里。原来，下雨的时候，有些熟透了的苹果会掉下来。他在值班时随手捡了一些，没有地方放，就放在了雨衣里。看到那些苹果，我和同宿舍的朋友想吃，他不同意，说是第二天还要交公。
我们的豪言壮语在这片废黄河故道上慢慢地枯萎。
果园当地的职工告诉我们，一到苹果熟了的时候，周边村子里就有人来偷苹果。那时，农民比较穷，靠山吃山，靠果园就偷苹果，有些人成了职业。常偷苹果的人，有了经验，一是凌晨人比较困倦时来；二是摘苹果有学问，直接摘，容易发出声音，很远就能听见，所以，用手托住苹果，轻轻旋转一圈，无声无息就掉在于上。每年夏天，看护苹果成了果园的一大任务，就像林场夏天防火期。果园原来职工少，遇上成群结队来偷苹果的，敢怒而不敢问，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人抢苹果。果园职工的收入低，有的职工充当邻村村民的“内应”。每年果园都要损失不少苹果。领导安排知青看护苹果。一是知青都是来自城里，与当地农民不熟悉，不能勾结，可以拉下脸，不怕得罪人；二是知青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血气方刚，正义感强；三是知青受过教育，爱护国家财产的观念比较坚定。我同宿舍的小平就是看护苹果的，早山晚归，十分负责。但是，他有时也发几句牢骚，说当地的职工中，有的人自己看苹果，带头吃，吃了不说，还朝家拿。说实话，那时也只有我们这些知青循规蹈矩，老老实实。
记得有一天，正在吃中午饭时，一个知青很着急地跑来，说是看护果园的知青被邻村吴楼村来偷苹果的人打了。当时，家中的知青不多，但所有的人扔下手中的饭碗，不约而同地向出事地点跑。出事地点在南边的一个果区。我们到了那里，看见那几个农民还围着两个知青争吵。后来才知道，那几个农民过去经常来果园偷苹果，当地的职工不敢惹他们，睁一只限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他们以为，知青是城里来的，人生地不熟，肯定怕事，更不会挺身而出。所以，当护园知青上前阻拦他们时，他们一方而感到惊奇，一方面感到气愤，争吵之间，对护园知青动了手。我们赶到以后，一拥而上，把那几个农民打了一顿。在我们心中，那几个农民偷盗苹果就是损害国家利益，又出手打知青，完全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应当以牙还牙，就应当毫不留情。因此，我们把那几个农民打跑了，然后，抬着他们丢下的苹果，以胜利者的姿态，神采飞扬地回到园部去邀功。没想到，一位领导听了，不但没有表扬我们，还批评我们冲动，弄得大伙心里老大不痛快。当地的职工悄悄告诉我们，果园四周都是农村，整个果园就像一个孤岛，过去曾经出现过路被封的情况，所以，果园的领导也不敢得罪当地的农民，再说，领导也是出于对知青爱护。
没想到，那几个被打的农民回去后，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通。当地的农民从没因为偷几个苹果受如此委屈，于是，村里来了几十个持着棍棒的人，围着果园领导，吵嚷着让把打人的交出来。果园领导暗中保护知青，没有交。那些农民骂骂咧咧走了，并扬言还要来找。
这件事在知青们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晚，知青在一起商量对策，有人提议先下手为强，打击农民的气焰，不能让那些农民吓倒，否则今后在这块土地上无法混了。更多的是感到正义在胸，不理解。当天夜里，有人开始准备棍棒等用具。第二天，全园知青几乎全部出动，气势汹汹地到了吴楼村，呼喊着口号，要誓死保卫国家财产，坚决和偷盗国家财产的坏人斗争到底。
当时，农民们很冷静，没有与知青发生冲突。知青也因找不到发泄对象回来了。但毕竟出了一口恶气，大家都很高兴。
没想到，知青走后不久，数百名村民高举各种工具（农用工具）向果园涌来。果园领导当机立断，让知青躲一躲。吴楼村在南边，不能向南逃。七八十个知青，一起向北逃。当时，正值黄河故道在放水，河水齐腰深。大家跳到水里，男同志有的扶着女同志，有的背着女同志，过了黄河。若干年后，有人回忆起那一情景，仍历历在目。
知青们从黄河故道涉水过河，连夜“逃”往徐州。
过了黄河，大家决定到徐州市委上访。天已黑了，步行到了一个叫大湖的地方，想上火车，但车上人多，而且没有车票，不让上，只好凑了几个钱，让几个女同志上了车。其他人步行，到了徐州市已是夜间，人家都堵在市委大门前，要求市委出面，处理吴楼村民，惹得很多市民围观。但是，那个时候地市没有合并，徐州市不能直接处理铜山县的人。所以，第二天，知青们推荐代表到省委上访。那个时候，涉及到知青的事情比较敏感，所以，省委很重视，立即责成地方处理……
可是，到省里上访的几个同志回来后受到了批评。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领导的批评是对的，是从关心和保护知青出发的。但是，当时我们很不理解，感到受了委屈。为此，一些人的心凉了。
不久，我们所在的果园又发生了一件事，对知青的打击很大。有一个雨夜，附近村里的农民来偷苹果，几个看护果园的人一拥而上，抡起棍子，把那人痛打了一顿。那人因流血过多，死在了果园的医务室里。后来，一位姓张的知青因此被捕。
知青们想为那个被捕的知青讨个说法，比如是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而失手打死人，但没有人肯定知青的行动。知青们感到失望，同时也开始冷静下来，认识到苹果的价值毕竟不能与生命相比。我们也深深地理解了周围那些村庄来偷苹果的人。他们并不是为了回去自己品尝，而是去卖掉，换一些生活必须的油盐酱醋，或者给孩子上学交学费。人，但凡有一点办法，一条出路，谁愿意铤而走险，或者丢人现眼？从此，知青们的责任心开始冷淡，誓言开始枯萎。有的看到偷苹果的也不管不问，或者装聋作哑。再后来，知青们自己开始偷苹果。
誓言枯萎了，同时枯萎的还有我们的一片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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